《五千年华夏演义》逍遥烟客

11、第11章：周帝国的鼎盛——成康之治 第11章：

　　第11章：周帝国的鼎盛——成康之治
　　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死，太子姬诵继立，是为周成王（公元前1042年—公元前1021年在位）。成王年幼，由曾经辅佐克商的文王四子、武王之弟周公旦摄政，周公旦是一个大政治家，他依据周国原有制度，参酌殷礼，有所损益，定出一套巩固封建统治的制度来，这就是后世儒家极力称颂和推崇的“周公礼乐”或“周典”。
　　武王的另两个弟弟管叔、蔡叔怀疑周公将篡夺王位，诋毁周公，并与武庚为首的殷遗民联络，一时朝野流言四起。武庚本人也认为有机可乘，便积极图谋复国。于是，他们勾结在一起，并纠集了徐、奄、薄姑和熊、盈等方国部落起兵反周。周公旦一时处在内外交困的地位，他首先向召公解释，寻求帮助，随后毅然地率领军队，进行东征。经过三年的艰苦作战，周公旦杀武庚，黜管蔡，攻灭奄徐等十七国，俘反叛的商贵族及遗民，因为这些商遗民顽固地反抗周的统治，被周成王称为顽民或殷顽。
　　成王在位时正式营建东都洛邑，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城方一千七百二十丈，外城方七十里。城内宫殿富丽堂皇，新都叫“新邑’’或“新洛邑”；因此地原有鄂邑，北有郏山，故又称“郏郫（Jiá pí）”。新都为周王所居，又叫“王城”，原来的镐京就称作“宗周”了。新洛邑建成之后，成王把曾经反对周朝的“殷顽民”迁徙到新邑东郊，湛水以东地区，严加控制。殷民住地叫“成周”，意思是成就周道。
　　周成王还封一直顺服西周的纣王兄微子启于商朝故都，成立宋国，管理殷商之后；封武王的弟弟康叔于纣都，成立卫国，赐以殷民七族；封周公旦的儿子伯禽以奄国旧地，成立鲁国，赐以殷民六族。这样，殷商余遗民遂被分而治之，天下局势大体太平。
　　公元前1021年，周成王死后，儿子康王继位，由周公旦、召公奭和毕公高辅佐。成王、康王在位年间（公元前1020年——公元前996年），对内推行周公“以德慎罚”的主张，务从节俭，用以缓和阶级矛盾；对外方面，向东不断攻伐淮夷，用武力控制东方少数民族地区；向西用兵鬼方，将鬼方驱逐至远离镐京的汫陇和岐周以西，使周西北边境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得到安定。
　　康王重视笼络近亲诸候。当时，楚国国君熊绎与鲁国国君伯禽、卫国国君卫康伯、晋国国君晋侯燮（xiè）、齐国国君齐丁公一起辅佐周康王。由于齐、晋、鲁、卫四国与周康王亲缘较近，因此都得到周康王赐予宝器，而楚国与周康王无亲缘关系，所以没有得赐宝器。
　　成康时期，是周最为强盛的阶段。史家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余年不用”，后世康王时期和成王末年的统治誉称为“成康之治”。康王后期沉湎女色、征伐不断、刑罚不慎，西周出现衰落迹象。公元前996年，周康王死，子昭王继位。
　　周昭王时期（公元前995年—公元前977年），欲继承成康事业，继续扩大周的疆域，从公元前974年开始，昭王亲率大军南征荆楚，直至江汉地区，大获财宝，铸器铭功。公元前977年，昭王再次亲帅六师伐荆楚，结果全军覆没，死于汉水之滨。
　　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周昭王所伐之“楚”并非“楚国（楚子）”，而是西周时期和楚国并立于楚地的“楚蛮”。不过，楚子因为与周王关系较疏远，可能没有给周昭王必要的协助，楚子对周昭王的兵败还是有一定责任的。
　　关于昭王之死的历史记载多有出入。皇甫谧（mì）《帝王世纪》称：“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这一说法似乎很难站得住脚，更多学者认为应该是遇到突发洪水，导致昭王全军覆没。此事后来被春秋时期的晋国利用，将其作为兴兵讨伐楚国的一个“理由”。
　　早期的史家对周昭王的评价褒贬不一。司马贞《史记索隐》：“南巡不还，西服莫附。”但1970年在周原出土的《史墙盘》，却给周昭王姬瑕正面评价。铭文载：“弘鲁昭王，广批荆楚，唯狩南行”，对昭王南征作了完全肯定的评价。从后世周穆王的表现来看，虽然昭王身死楚地，但周王朝对南方的拓展，已由周昭王完成。
　　继昭王而立的是其子周穆王，在位长达55年（公元前976年—前922年在位)。他制定刑律，减轻刑罚，以加强对臣民的控制，施善政于天下。穆王即位后东征西讨。东至九江，西抵昆仑，北达流沙，南伐荆楚。传说穆王以诸侯进献的八骏神马为御驾，一路西征，抵达昆仑之丘。西王母出来阻止他，请他观黄帝之宫，迎他上瑶池，设宴款待，两人诗歌相和。西王母回访，穆王在昭宫款待西王母。据现代学者考证，周穆王西游之地应是里海、黑海之间的旷原。

　　【析梦】
　　在王位继承方面，周朝一改商朝兄终弟及的做法，逐步建立一整套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严密的宗法制度。这一制度的优点在于从理论上解决了王位之争可能出现的分歧，但实际执行过程中仍不能完全保证它顺利实施，此外，继位者可能因年幼，不得不由老臣辅政，王权也难保不被架空，甚至篡夺。国家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辅政者的“道德修养”。幸好，周初的辅政者都很“贤良”，再加上继任者自身的努力，终于开创了“盛世”。
　　后世不同的史书对昭王、穆王的评价似乎存在很大差异。写史者一方面可能由于信息来源的局限，另一方面也会受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影响，或从自己个人的好恶出发而有所取舍或偏向。这也是我们难以完全了解历史真相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