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装者之一枕黄粱》不作乐

68、辞岁迎新别申城 辞岁迎新别

　　正月初一，新年第一天。
　　陈静起了个大早，把绣庄里里外外打扫了一遍。王姐不在，她一个人把柜台擦得锃亮，把丝线重新理了一遍，把未完成的绣品一件件摆好。这是她在上海过的最后一个年，她想把一切都收拾得干干净净的。
　　午后，周叔来了。
　　他穿着一件半新的灰布棉袍，手里提着一包点心，像是来拜年的寻常街坊。进门后四下看了看，确认没有旁人，才压低声音说：“情报已经送到了。上面很满意。”
　　陈静点了点头。
　　“还有一件事。”周叔看着她，“上面决定，让你撤离上海。”
　　陈静的心猛地一沉。
　　“什么时候？”
　　“明天。”
　　“去哪里？”
　　“长沙。”周叔说，“你兄嫂还在那里。你先回长沙，等下一步通知。”
　　陈静的手指微微收紧。她等这一天等了很久，可当它真的来了，她却没有想象中的轻松。
　　“桂姨呢？”
　　“桂姨暂时不走。”周叔说，“她的身份还没暴露，日本人还需要她。她留在上海，对组织更有用。”
　　“明家呢？”
　　周叔沉默了片刻，说：“明家的事，你不必再管了。你已经完成了你的任务。”
　　陈静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可她还是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有什么东西被挖走了。
　　周叔走后，陈静一个人坐在绣庄里，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明天，她就要走了。离开这座城市，离开明镜，离开阿诚，离开那个只见过几次面的明台。她来的时候是一个人，走的时候还是一个人。可她不再是当初那个陈静了。
　　正月初二，晚上九点钟。
　　法租界的灯火在寒风中瑟缩，霓虹的光晕被雾气揉碎，洒在湿漉漉的霞飞路上，像一地碎金。陈静提着藤箱，站在荣顺绣庄门口，最后看了一眼这间她住了大半年的小屋。门板紧闭，窗台上的针插已经收走，案板上压着留给王姐的纸条和绣庄钥匙。
　　她没有多留，转身走进夜色里。
　　按照周叔的指示，她不能从北站走——那里盘查太严，日伪军警日夜值守，每一个出站旅客都要被搜身、查行李、核对身份文牒。陈静这个名字虽然没有被通缉，但她在明家出入的记录、与李妍的接触，都可能在日方特高课留下痕迹。走北站，等于自投罗网。
　　撤离路线是组织提前半个月就规划好的。
　　周叔在前一天，已经把整条路线详细交代了一遍：先从法租界乘电车到南市，换乘安排好的黄包车，在十六铺码头附近的一处隐蔽商铺等候，由地下交通员用小渔船送她出吴淞口，在长江口换乘往来于上海与宁波之间的货船，到宁波后再转内河小火轮去金华，从金华上火车，经南昌、长沙，一路向西。
　　“快则半个月，慢则二十天。”周叔说，“路上要换七八次交通工具，每换一次，就换一个身份。你记住，从离开绣庄那一刻起，你不再是陈静。”
　　“那我是什么？”
　　“你是从宁波乡下去长沙投亲的农妇，姓周，叫周秀英。不识字，没出过远门，第一次坐火车。”
　　陈静点了点头。她不识字——这在当时的中国农村妇女中再常见不过。这个身份的好处是，不需要应付盘问，不需要写字填表，只需要低头、沉默、装怯。
　　“如果遇到盘查怎么办？”她问。
　　“哭。”周叔说，“越害怕越好。日本人和伪军最不耐烦哭哭啼啼的女人，问两句就赶你走了。”
　　陈静把这个字记在心里。哭，她擅长。前世在军统训练班，教官教过她怎么在十秒钟内哭出来，眼泪鼻涕一起流，连自己都信以为真。
　　正月初三两点钟，陈静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灰布棉袄，头上包着一条褪色的蓝布头巾，脚上蹬着一双沾满泥渍的旧布鞋，提着藤箱，在南市十六铺码头附近的一家小商铺里等到了接应的人。
　　那是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瘦削，沉默，脸上被江风吹得粗糙黝黑。他没有说话，只朝陈静点了点头，转身就走。陈静跟在他身后，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过一片低矮的棚户区，空气中弥漫着煤灰、鱼腥和潮湿的霉味。脚下是泥泞的小路，两侧是低矮的窝棚，偶尔传来几声狗吠，很快又被江风的呼啸吞没。
　　走了大约半个时辰，他们到了江边。
　　一条小渔船泊在芦苇丛中，船身乌黑，船头挂着一盏遮了布的马灯，只透出一线微光。船夫是个老头，佝偻着背，嘴里叼着一根旱烟，眯着眼打量了陈静一眼，吐出一口烟雾，用宁波话说了句什么。接应的人点了点头，把陈静扶上船，低声说：“到了吴淞口，有人接你。别出声，别站起来。”
　　陈静钻进船舱，缩在角落里。船舱里堆着渔网和几只空桶，散发着浓烈的鱼腥味。她把藤箱抱在怀里，闭上眼睛。小船在芦苇丛中悄无声息地滑出，船夫用竹篙轻轻一点岸边的泥地，船身微微一震，便驶入了黑暗的江面。
　　江风刺骨，带着咸腥的水汽，打在脸上像刀子割。陈静把棉袄裹紧，缩成一团。远处，吴淞口方向有几束探照灯的光柱在夜空中扫来扫去，那是日军的哨卡。她屏住呼吸，把身子压得更低。
　　船夫熄了马灯，在一片漆黑中凭着记忆和潮水的流向，驾着小船在江面上缓缓前行。远处传来日舰低沉的引擎声，探照灯的光柱从船身上方掠过，离得最近时，几乎能听见甲板上哨兵的咳嗽声。
　　陈静的指尖死死掐进掌心，心跳声在耳膜里擂鼓一样响。但船夫的手稳得像铁铸的，竹篙入水无声，小船像一片落叶，在黑暗中飘过封锁线，飘进长江口的茫茫夜色。
　　天快亮的时候，小船靠上了一艘停在江心的货船。船夫用竹篙在船帮上轻轻敲了三下，货船上放下绳梯。陈静把藤箱绑在背上，攀着冰冷的绳梯，一级一级爬上去。她的手指冻得发僵，指节发白，几次险些滑脱，可她不敢出声，不敢停下，只是死死攥住每一级绳梯，一寸一寸往上挪。
　　接应她的是货船上的水手长，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看了她一眼，指了指船尾的一个小舱室，说：“进去，别出来。有人问，就说你是船老大的远房侄女，去宁波投亲。”
　　陈静点了点头，钻进那个只有两平米的小舱。舱里没有窗，只有一盏昏黄的油灯，空气中弥漫着柴油和霉味。她坐在一张窄小的铺位上，抱着藤箱，听着船体在海浪中摇晃的嘎吱声，闭上眼睛。
　　货船在长江口等了半天，午后起锚，向宁波方向驶去。
　　接下来的十几天，陈静在不断的换乘、等待、伪装中度过。
　　从宁波下船，她换了一身装束——蓝布旗袍，黑布鞋，头发梳成乡下妇人的圆髻，手里挽着一个蓝印花布包袱，像极了走亲戚的寻常农妇。她坐上一艘内河小火轮，在拥挤嘈杂的船舱里，和一群同样衣衫朴素的百姓挤在一起。有人问她去哪里，她用刚学来的宁波话含混地答了一句“长沙”。对方没再问，她也就不再说。
　　小火轮在江南水网中穿行了两天，在金华靠岸。
　　从金华上火车，是整条路线上最危险的一段。火车站在城郊，日伪军警把守，对每一个上车的旅客反复盘查。陈静按照周叔的吩咐，排在队伍中间，不前不后，不引人注目。轮到她时，她把身份文牒递上去，低着头，不说话，浑身微微发抖——不是装的，是真的紧张。
　　伪军看了一眼文牒，又看了她一眼：“周秀英？宁波人？去长沙做什么？”
　　陈静抬起头，眼眶已经红了，嘴唇哆嗦了几下，眼泪就掉了下来。她用手背抹了一把眼泪，抽抽噎噎地说：“我……我男人在长沙当兵，打仗受伤了，我去看他……”
　　伪军皱了皱眉，把文牒还给她，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走走走，别挡道。”
　　陈静抱着包袱，踉踉跄跄地上了火车，找到自己的座位，把脸埋进包袱里，继续哭。不是装的，是真的在哭。她哭的不是害怕，是屈辱。一个中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行走，却要像贼一样躲躲藏藏，要低声下气、要装疯卖傻、要用眼泪来换取一张通行的车票。
　　火车在浙赣线上缓慢行驶，走走停停，有时一停就是半天，等前方的铁路修好，等日军的飞机飞走，等信号灯亮起。车厢里挤满了人，有军人，有难民，有学生，有商人，各种口音混在一起，吵吵嚷嚷，可谁的脸上都没有笑容。有人在低声议论前线的战况，有人在默默流泪，有人靠着车窗睡着了，嘴角还挂着一丝干涸的涎水。
　　陈静靠着车窗，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她知道，这条路，有千千万万个人在走。他们从北平来，从上海来，从南京来，从每一个被战火吞没的城市来。他们有的去重庆，有的去昆明，有的去延安，有的去长沙。他们要去的地方不同，可他们离开的原因是一样的——离开那片被战火烧焦的土地，去一个能活下去的地方。
　　第十一天，火车到达南昌。她在南昌换乘了开往长沙的列车。
　　第十八天，湘江的波光终于出现在车窗外。
　　陈静靠在座位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她瘦了，黑了，眼眶深深地凹下去，手上被绳梯勒出的伤痕还没结痂。可她的眼睛是亮的，比离开上海时更亮。
　　因为她知道，她不是一个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