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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异常(上) 三番五次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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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李智博下楼来到客厅的时候,欧阳剑平已经在厨房忙碌起来,马云飞和何坚也正好从房门中出来。
“智博,早啊。”马云飞捏着肩膀向他打了个招呼。何坚拉伸着自己的身体,也向他打了个招呼,转头就出门跑步去了。
“早。”李智博回应了声,四下看看问:“高寒呢,还没起床?”
“指不定在瞎磨蹭什么呢,我去叫她。”马云飞擦着李智博而过,正要上楼,李智博一把拽住他的手臂。
“怎么了?”马云飞正疑惑,但见李智博的眼神示意,他便立刻反应过来,笑了两声,伸脖子朝厨房看了看,一手从口袋里掏出包烟塞进他手里。李智博挑挑眉,朝他抱以谢意,这才放他上楼。
他走到门前左手从烟盒里抖出一根烟叼进嘴里,右手掏出打火机点燃,狠狠吸了一口,烟草入肺才让他感觉舒服些。李智博自问,除了抽烟,他应该再没有其他的恶习。他极度自律、自控、自知,从来都清楚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外人看来他活得叫一个风轻云淡、随遇而安,是个能在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人物。
可唯一就是这抽烟的毛病,他不是没试过戒了,即便自我控制能力如他,三番五次竟还是戒不掉这一口烟草。李智博觉得讽刺,也觉得合理。
人就是人,总有放不下的东西。
李智博的烟瘾不是在军校的时候染上的,也不是在李敬堂牺牲后的那段时间染上的,哪怕那五年的压力和心魔困着他,他也自制不肯放纵自己通过抽烟酗酒来发泄。真正让他染上烟瘾的,是在1933年后发生的一切。他的所见、所闻、所做,直叫他心灰意冷,烦躁难安。
1932年3月,□□为加强情治工作,先组织三民主义力行社。后又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民族复兴社,戴笠任复兴社特务处处长,与CC系的中央情报处各别独立,戴笠借由力行社等机构开始发展情报网络。这个复兴社,是三民主义革命同志力行社的外围组织。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推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加强□□嫡系对军队军官的思想控制。是以黄埔系精英军人为核心所组成的一个带有情报性质的军事性质团体。
李智博作为戴笠手中的所谓王牌特工,势必会被编入复兴社,他很快发现,这个所谓的什么“中华民族复兴社”不过是一群效仿意大利黑衫军和纳粹德国褐衫军,穿着蓝衣黄裤,宣传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领袖与组织思想的黄埔激进学生。
复兴社的主要工作包括抗日备战,对地方军阀割据势力的消藩情报工作,对各军事集团进行团结或瓦解工作,□□反苏宣传。最后一点,同胞相残正是为李智博所不能容忍的。他清楚地看到□□所推行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已经带着国民党走向背弃三民主义思想的道路。
1934年,复兴社不断壮大,李智博突然顿悟,自己和所有人说穿了只不过是一群听从命令的杀手而已。这些所谓的同袍,不过是些“二如”匹夫——挥金如土,杀人如麻。为达目的,复兴社的手段凶狠毒辣,一个小小的理由,就可以不惜牺牲自己同伴的性命。在一次任务中,配合李智博行动的有两个人,其中一个在他的搭档丧失行动能力后,为了避免暴露拖累自己,毫不犹豫举枪就杀,也正是这一枪,重重打在了李智博的心上。
对共产党的围剿加害,灌输错误思想让同胞手足之间互相残杀,他不得不承认,国民党的实质是真剿共,消极抗日。那日以后,李智博便抽起了烟,一支接一支,越抽越多。
烟这种东西,谁都知道对身体百害而无一利,可那时他顾不上。每日看着镜子里那个双手染满了鲜血、双眸沁透了血色的自己,李智博觉得从心里厌恶。那是他真正意义上往嘴里送的第一支烟,尼古丁入口的滋味并不舒服,丝毫不能给他解忧的感觉,甚至有些恶心。
也是,倘若一口就能叫人舒坦放下一切,那只能是磕了药。
随着他越抽越多,烟草的滋味慢慢变得像久旱甘霖,像春雨如油。李智博开始迷上烟草,直到演变成如今烟不离手的地步,根本停不下来。他心里清楚,手里这支烟,其实一半是瘾,一半是习惯,烟抽到像他这般地步,就如江南没完没了的阴雨天。
1935年,身心俱疲的他递交了□□申请,毫不犹豫返回英国,带着芬妮搬至考文垂,重新找了一份高级工程师的工作和芬妮稳定生活。很快,他们有了自己的孩子,是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继承了他和芬妮相貌的所有优点,彻底软了李智博的心。他给儿子取名叫,虎子。
一次,李智博因为工作到德国出差时,意外得知了高寒正在德国慕尼黑就读。于是,两人时隔多年,抽空在咖啡馆见了一面,李智博也从高寒口中证实了欧阳仲文的确是为救她父亲而牺牲。高寒询问起李智博军校毕业后的动向,然而此时的李智博已不想再提及往事,只是隐去了种种过往,笑言自己拿下了爱丁堡化学博士学位,现在已经娶妻生子、安稳度日了。
那日李智博的时间很紧,高寒来不及细问,互相留了联系方式两人的见面便匆匆作罢。不过,从军校建立起的兄妹之情倒是在异国他乡得以重新延续下去。
1936年,从国内传来的情报和战事消息不曾间断,戴笠希望以此打动他让他回国继续为党国做事。李智博从心底告诉自己,已经□□就不再是党国人,他知道戴笠在试图挽回他,可无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罢,关乎信仰和同胞相残的政治,他再也不想去参与。
于是,李智博狠着心不去理会国内的一切,可梦里总会出现枪林弹雨。
事与愿违,随着时间的推移,中日战事越来越严重,他虽然对背弃了三民主义思想的国民党大为失望,但在国难当前,连得芬妮都看出李智博开始动摇,开始犹豫回国之事。心中虽还在踌躇,可他实际已经暗暗做起了准备,重新将自己职业特工的本性唤醒。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自此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国民党的情报第一时间传到了李智博手中,不久后,一封来自欧阳剑平的信也寄到了他面前。信中她诉尽殷切希望和铁血救国之情,声声呼唤着期望他尽快回国,并且明确表示无关国共,是一同为国家效力而不会成为某个政治团队的工具。
这一封信像最后一根稻草,时隔十年的故人情和一直压抑的爱国情彻底爆发。
于是,李智博下定决心,在黑市顺利完成爱格玛的交易后,提起行李毅然告别妻儿,坐上了飞往上海虹桥机场的飞机。
在他的印象中,那天的飞机仿佛飞得特别慢,也特别快。像是眨眼飞越了十年的光阴,又像是一点点穿梭过脑海中有些泛黄模糊的回忆,载着他时隔近三年后再次重返故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