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王的重生》和光同辰

14、实干兴邦

　　明绰以富国强兵为宗旨大力推行新法，想要扭转启朝积贫积弱的局面。

　　新法在财政方面抑制了豪强地主的兼并势力，限制了官僚和豪绅大地主的漏税行为，打击了大商人对市场的操纵和垄断，大力兴建农田水利工程。

　　明绰在军事方面也希望做出一些改变，他建立了全国性的军事储备，节约了大量训练费用，提高士兵素质，强化了军器监法，军队战斗力大大提升。

　　在新法实施的这几年里，社会经济发展，人民负担减轻，大启呈现了百年来不曾有过的繁荣景象。

　　不过上层阶级和下层阶级的财富指数向来是成反比的，新法中有很多部分直接触动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为此招来的讨伐不可胜数。

　　明绰那时为此承受的压力，常人难以想像。

　　这也是年少的启郁最敬佩他的一点。他望着男人修长削瘦的身形，知道那其中有如铁般的心志和一种无法撼动的力量。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这三句话是对这个男人最好的注解。

　　新法实施以来，在发展生产、均平赋税的基础上，财政收入有了明显的增加，如今国库储蓄可供朝廷二十年财政支出，足以支撑几场大的战事，使启国在三国竞争中具有足够的底气。

　　不过明绰自己也承认，屁股决定脑袋，当初推行新制的主要目的说白了就是钱，立身不正，说多少大道理都掩藏不了此中的弊端。

　　其弊病在推行时显露无疑。

　　总体上“强国”的目的实现了，“富民”还弗如远甚。

　　不过明绰并没有什么后悔之意。

　　事总要一步一步干。

　　要增加财政收入本身就要付出代价，有时，这个代价必须付。

　　不过现在可以松一口气了，既然国库里的钱基本上够折腾了，那就可以改改新政中的某些弊端。

　　明绰的计划是以募役法作为开端，潜移默化地进行一些细节上的改良。

　　但其实大家心里都知道，制度本身其实没有什么好大改的地方，新法的弊病主要来自官吏个人因素、地区差异、腐败等等因素。

　　说白了就是执行上有很大的问题。

　　这些一旦要动，绝对不是“潜移默化”能做到的。

　　明绰看似不想大动干戈，实际上已经利剑出鞘，只待东风。

　　这种杀伐之气为许多文官所深恶痛绝，他们认为丞相如此看重庶务，有违圣人之道，也失了明净淡泊的风度。最根本的，明绰冒犯了读书人的尊严与立身之本，如果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在明绰眼里是无甚用处的，那他们这些凭恩科晋身的读书人又该如何自处呢？

　　政策变更下，朝臣对明绰的态度鲜明地两极分化，在文臣中尤其是言官中的口碑尤其可憎。为什么明绰这样令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置于他个人之下，从能力到品行，并且凭个人的标准任命，这不能不威胁到或是忠于个人利益或是忠于皇帝权威之人，换而言之，也就是所有人。

　　与这样普遍被压抑的感觉相反，武将们感到全所未有的自豪与安全。也许是鉴于前朝军阀的跋扈，各国不约而同地向重武轻文的趋势发展，从来是文人领兵，武将们只不过是一勇之夫，当然就需要文官来指挥调度，然而一旦发生事故，他们又可以轻松地把一切推给将领们。

　　所谓外行指挥内行，自然冲突不断。如果是个标准的官僚，因为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他就不可能也没必要设身处地替武官着想，而是横加议论，无理指责。

　　这种根深蒂固且无可奈何的轻视在明绰执政之后有了改变，明绰的态度就是让内行人做自己的事，这种信任使将领们掌握了兵权，也为他获得了拥戴，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可谓一举两得。

　　现在想来，明绰在这方面的策略是温水煮青蛙加出其不意。他尚未晋升到如今的地位时，虽然不动声色地把责任转移给了办事不力的督官，但并没有展露出明显的偏向。后来在战事一片混乱之中，众人都还没有能力反应复杂的军事情况的时候，明绰在重要位置上安派了他自己希望的人，以至于十几年了，他当初规划的格局至今没有大变，且越发稳妥。

　　朝堂上的矛盾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加深，以至于明绰作为百官之首处于一个很尴尬的地位，即是手下的官员们并不欣赏他的为官之道。

　　一位贤相应当是以德服人，在各方关系中找到平衡，而不是靠计谋取胜。

　　明绰不可能按照他们的心意改变行事作风，双方对垒愈发分明。

　　明绰出任宰执的时候，启朝已经有了三百年的历史。开国时的理想和所倡导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自明绰掌权以来，凡事以务实为重，有些有才无德，或者有才无资历的能吏在人才紧缺的时候也被破格提拔。且看如今朝上那些青年俊才，让辛辛苦苦才熬出头来的清流们可不是不爽嘛。

　　况且他本来就不是科举考了功名晋身的，在儒林里本就饱受鄙视。同样，对于说则挥洒万言，实际工作低能儿的纯粹的文人，明绰也是打心眼儿里不喜欢用，也不能用。一来二去，这梁子就算彻底结下了。

　　两任皇帝努力调停都无果，也只能就这样了。

　　他虽是百官之首，文臣的领袖，却被清流言官集体排挤，贬低驳斥层出不穷，也算是启国一道奇景。

　　御史言官们的嘴实在厉害，连皇帝都不敢直接掠其锋芒。

　　以前有一任皇帝登基时还年少，好玩了些，他还是皇子时养了条猎犬，极是聪明漂亮，又忠诚护主。

　　不过言官们就看不惯了，君王玩狗传出去太不像样，有玩物丧志之嫌，更何况还是条凶猛的猎犬，甚至有人上书指责皇帝生性佷戾，心浮气躁，要求他斩杀此狗以正视听。

　　小皇帝觉得自己很无辜啊，他养狗又没有耽误政事，他那条爱犬更是无辜，一条狗而已也用不了什么民脂民膏，怎么就要杀了它呢，作为帝王连养条狗的权力都没有吗？

　　皇帝很不服，他就顶了回去，把那上书的臣子骂得狗血淋头。

　　这一下可捅了马蜂窝。

　　所有言官纷纷上奏，群臣指责皇帝为了一条狗辱骂大臣 。

　　皇帝头很大，火气也上来了，就想斩一两个人让他耳根子清静清静。

　　可左右近侍拼命拉住他，不行啊，还有祖宗家法压在上头呢。

　　这开国皇帝虽然自己不喜欢文人，不知为什么却又订下不得无罪斩杀言官的祖训。历代惯例是无论言官骂了皇帝多少代祖宗，皇帝就算气得快要爆炸了，都不能杀言官的。

　　无数御史言官扛着这面大旗前赴后继地作死，还保住了性命。

　　比如现在，严格上来说这就是言官们为了匡扶人君，直言劝谏，非但无过，而且有功嘞。

　　小皇帝想一想，还是忍了没发作。

　　但事情不是你想停，就能停下来的，皇帝的不闻不问助长了言官们的气焰，就对他进行群狼式的围攻、暴雨式的谩骂，轰轰烈烈又闹了许久。

　　直到后来，还是最开始那个上书的，大概是嫌上回骂得不够狠，事儿闹得不够大，于是他又写了一份，几乎就是对小皇帝指着鼻子破口大骂，说他贪婪、残暴、昏庸、无能、懒惰，等等，总而言之五毒俱全、一无是处。

　　这不是进谏，简直就是人身攻击啊。

　　甚至还将他比作夏桀、商纣一样的亡国暴虐之君，小皇帝被骂得晕头转向，清醒过来以后简直暴跳如雷。

　　给你三分颜色，你还开染坊了哈。

　　将那小小的七品言官押来讯问，人家却毫不畏惧，站在他面前，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

　　皇帝这才意识到，要是杀了他，不但会让自己背上昏君的骂名，反而还会让这个微不足道的末流小官名垂青史，光宗耀祖。

　　于是只能叹了一口气，“算你狠，老子不上这个当。”，将那小官放了。

　　由此可见，启国的舆论气氛可谓宽松，言官尽管大多数品阶不高，但责任大，机构独立，人数众多，他们没有任何顾忌，敢于辱骂朝廷大员甚至皇帝。

　　这也是启国区别与其它两国的地方，这个国家从开国之初定下的基调，就是广开言路，言论最为开放，建立了最为完备的监察制度——言官制度。

　　开国皇帝启均建立启朝后，鉴于前朝灭亡的教训，十分重视舆论监督，创造条件让人们批评与监督政府。建立了一套极为完备的监察制度，御史台光明正大地监督臣子和皇帝，这个机构直接对皇帝负责，可以参加讨论军事、人事、重大案件、干部考察考核等等国家重大事物。

　　政府的核心是这帮读书人，而大部分读书人在乎自己的名誉胜过性命，为了所谓的名誉什么都能抛弃。

　　这就有了前赴后继敢于冒死上谏，抬棺进言，甚至金殿触柱的清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