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场三国》羽书迟

65、为什么是三国鼎立而不是统一

　　熟知中国历史的人一定可以发现中国历史呈现出很多规律性，这些规律性被《三国演义》的作者一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概括。按我的理解，中国历史的规律性应该由中国的几个特点决定：
　　一、中国是世界上农业文明的典范。如果说研究商品经济、市场经济必定要研究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那么研究古代自然经济、农业文明绕不开中国。古代中国把封建社会及其代表的自然经济时代的农业文明推向了极致。无论从封建制度代表性，经济总量还是制度建设方面，中国都是最具代表性的。说完完善性和代表性之后，回到话题。中国的规律性，其实就是农业生产的规律性。从表面看农业生产只是一年内的事情，从播种到插秧到收获，中间有一些农业生产工序，但过程就是这样。农业生产承载太多东西，首先要养活劳动者及其家人，其次要供养国家机器。随后，耕种者因各种因素，如土地兼并、徭役太重、赋税太高、生病等，反而养不活自己，一场颠覆性运动以农民起义或军阀分立等形式爆发。秦、汉、隋、唐、元、明等朝代末年以农民起义的方式，而另外几个一统的朝代则以内乱和外患的方式结束。自秦统一全国，如何管理这庞大的国家，一方面无可借鉴的经验可循，另一方面自身必须进行变革，类似的王朝有隋、元，然而变革因面临巨大阻力而付出代价。秦、隋、元就成了变革的牺牲品，以王朝的灭亡为代价，迎接一个更加强大的大一统王朝，尽管他们的变革绝大多数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是代表进步的。短命的大一统王朝，他们的变革成果不会因王朝的灭亡而被抛弃，反而会加以改进，沿用下来。因为其改革实则顺应了历史的潮流，故而在新朝中很受用，新朝往往会勃发生机，就能延续更长的时间。随着再一轮土地兼并引发社会供养危机。中国历史就这么在大框架下循环。
　　所以理清一下，农业文明最重要的两个要素是人和土地，看起来一代人往往是二十年时间，而土地产出则是一年时间，但人从乱世到治世再到衰世有必然规律，直接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天灾人祸、土地兼并、战乱，综合下来，可以对整个国家的走向形成稳定而持续的作用力，就让中国历史呈现出很规律性的一面。
　　二、中国王朝的主体区域基本固定。从春秋战国到唐朝，中国无论政治和经济，其重心在北方，南方虽然也有过六朝这样与北方对峙的王朝，实际上却处于边缘化地位，各个因素与中国农业文明的各种因素综合下来，中国历史更加呈现规律性。后来南方得到开发，经济重心南移，中国历史的规律有所调整而不是颠覆。我们可以看出自宋以来，中国社会的稳定性远超从前，与南方的开发有很大的关系。宋以前，中国王朝的主体区域为关中-中原。从元开始为北京-江右一线，政治经济上核心区域基本一致的情况下，关中-中原一线以平原为主，消化战乱的能力差，故而一旦进入乱世，破坏性太大，以人口为标志的封建社会基本要素减损太重。举例，秦朝人口曾经超过两千万，到汉初，激烈战乱约八年，造成人口丧失一半以上。而汉朝，在西汉时期鼎盛时人口达五千万，到东汉初年剩下一千多万，东汉人口最多达六千万，到三国末期人口不到七百万。隋朝人口曾经达六千万，到了唐朝贞观之治时只有不到两千万。唐朝最盛的开元年间，人口也曾达六千万，安史之乱后，剩下一千多万。所以中国历史以关中-中原为主线时，人口在七百万-六千万之间盛衰更替，规律性很强。三国正是在这规律之中。随着宋以后中央集权的加强，统治者内部的变乱更少了，且大多可以控制。
　　三、秦始皇统一中国和汉武帝独尊儒术思想的统合。中国从此把国家统一作为自觉行为。先是汉族中形成理念，后又影响到少数民族。秦始皇统一中国给了我们疆域（版图意识），实现了民族性和国家性的统一。汉武帝独尊儒术是对秦始皇法家治国的修正，是巩固封建专制的必要举措。与西方国家封建专制受到宗教制约不同，儒学本身不形成制约专制的势力，纯粹为专制服务。所以就很能理解，为什么很多人喜欢控制皇帝，哪怕皇帝没有任何权力，也可以看到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所谓禅让的鬼把戏。
　　三国之前是东汉，东汉王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第一个豪强兴盛的王朝，从和帝开始，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东汉总体上表现出上层不稳，下层稳定的形态。很快一个王朝的周期律也到了，下层起火了，公元184年，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爆发。这次起义有两个重要的特点，一是规模很大，二是一次有组织的农民起义，还带有宗教色彩。承平已久的东汉王朝被这次起义冲击下，中央威权不再，割据四起。黄巾起义不到一年就被镇压，但其长期影响种下了。可以从两方面分析其影响。
　　一、东汉王朝的基础动摇了。黄巾起义沉重打击了东汉的统治，为了镇压起义，不得不允许地方势力壮大起来，反过来影响中央的权威，只是需要催化剂，共有两剂，一剂是汉灵帝去世，新的外戚势力不再象和平时期一样顺利掌握国家，另一剂是董卓专权，中央和地方矛盾空前对立，各地割据走向实质化、公开化。
　　二、豪强政治的基本形态没有变。我们可以看到黄巾起义虽然冲击了东汉社会，但豪强们并没有受很大影响，反而利用这种冲击形成割据势力或影响割据势力，只不过豪强本身也在变化之中。以董卓死的那年为界点，当时割据势力，刘焉据益州，刘表据荆州，他们都是宗族的代表，袁绍据河北，袁术据淮南，他们都是豪门的代表，其他如陶谦、张邈这些朝廷官员，公孙瓒、孙坚也是官宦之家，几乎没有纯粹的清流、寒门。没有单独立门户的如荀彧一族，杨彪一族依附曹操，而江东顾、陆、朱、张等豪门依附孙权。
　　正因为作为中央的东汉朝廷权威不再，而地方豪强势力又四方林立，故而全国格局有一个类似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过程。最先灭亡的是哪些割据势力？以曹操赢得官渡之战为界限：
　　一、曹操灭了袁术、陶谦、张邈、吕布等势力，收降了张绣等势力，接管了刘岱的兖州。
　　二、袁绍灭了公孙瓒，吞并了韩馥。
　　三、孙策灭了王朗、刘繇、严白虎、刘勋等势力。
　　这些势力为什么先灭亡，有的因为实力不济，有的是战略战术不当，也充分说明春秋时期一城一县也是一个诸侯的历史不复重演。
　　相对偏远的割据势力，如刘焉父子、刘表、张鲁、马腾、韩遂等人因远离中原的兼并潮而得以存在较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多年。但要来的终归会来。袁绍和曹操不管哪一个胜出者都会继续统一全国的事业，即使他本人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他的子孙也会这么做，因为这已深入到中国人的血液中去了。
　　三国时期，既有决定统一的战争，如袁曹官渡之战，曹操胜利了，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也有决定分裂的战争，如孙刘联军击败曹操的赤壁之战。
　　那么，为什么是三国鼎立而不是统一呢？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一、曹操虽然挟天子以令诸侯，但没有被普遍认同。这既与曹操的出生相关，又与曹操不重视豪强利益相关。曹操本身不是豪门，他并没有打击豪强，豪强在军事高压下会屈从你，但不会认同你。所以曹操的江山是实实在在打下来的，即便代表中央，也少有传檄而定的。一城一城打下来，一则时间要很长，二则会消耗不少实力，回头一看有的已经尾大不掉，如孙权。
　　二、东汉王朝的积重难返以及其矛盾爆发带来战乱分裂割据局面有延续下去的惯性。如果说东汉王朝屡演不绝的外戚、宦官乱政局面及其酿就的两次“党锢之祸”只是造成上层建筑的动荡，那么黄巾起义则造成了基层建筑的动荡。这是一个加剧割裂的社会。无论是高层，还是底层，既体现在政治上，也体现在地缘上。同时，一方面从汉灵帝到何进的死，意味着一个个被认可的权威人物倒下，新的威权人物产生往往需要通过战争确认，而这又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乱世造成的破坏导致人口锐减，经济倒退，即便产生了新的威权人物如曹操，也没有绝对优势来实现统一。我们可以看到曹操不是不想做皇帝，也不是不想建立统一全国的功业，的确是因为，孙权、刘备等人可以利用地形险要团结一批人与之形成鼎立局面。
　　三、豪强的分化加剧了分裂局面，形成稳定对峙关系。汉灵帝之前，汉朝高层再怎么折腾，豪强仍然认定它，无论地域远近。黄巾起义之后，中央的权威动摇了，取而代之的是军阀割据。豪强必须就近依附或与军事强人形成共生关系，在此基础上彼此争战。只要军事强人可以保持他们的利益，他们绝不会舍近求远投靠别的势力。如果地方割据者本身是纸老虎，就另当别论，他们翻脸比翻书还快。有很好的例子，就是荆州的豪强在刘表死后，几乎没有忠于其子的，要么跟曹操，要么跟刘备或孙权。益州的豪强也是一样，发现刘备强于刘璋，都转投刘备。正是在割据者强大军事实力及豪强的支持下，刘备和孙权才有与曹操抗衡的底气。豪强的分化结合东汉中后期形成的“部曲”现象，使得分裂也能被人们接受。部曲相当于军队中的“私人武装”，说它是独立王国也不为过。孙权的基业就离不开孙坚时期的部曲。刘备带着关、张等一大批走南闯北，从未被割裂。这些人天王老子都不认，只认他们的头。
　　当然社会从政治的割裂到地缘的割裂，再到价值观的割裂，让在一定时间内分裂反而比统一更得人心。另外一些偶然因素也会导致历史的走向出现偏位，比如说赤壁之战出现的瘟疫是曹操兵败的重要因素。
　　之前三国战略红利期的分析中讲到分裂一旦时间超过了一代人，即二十年左右，就有延续较长时间的惯性，毕竟除了军事实力、政治、经济因素外，民心向背也至关重要。所以曹操要统一应该在二十年以内实现，否则将遥遥无期，而曹魏政权本身面临周期律的考验。曹操夺取徐州花费了五年时间，彻底消灭袁氏用了七年时间，等统一了北方，孙权已强大起来，经过赤壁之战的失败后，曹操自己也认识到统一无望。
　　还是《三国演义》引用的一首诗说的好：
　　山高月小水茫茫，追叹前朝割据忙。
　　南士无心迎魏武，东风有意便周郎。
　　天时、地利、人和各个因素缺一不可，不管怎么说曹操还是为后来的统一局面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好应了那句话“成功不必在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