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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紫色蝴蝶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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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9时10分,我叩响妻子的卧室门。
“是我。”
“请进。”
这是结婚八年以来,我第一次进妻子的卧室。
她坐在梳妆台前,头发一丝不苟地盘起来,肩膀上搭着纱披肩——像往常一样。
我从怀里摸出一份电报。因为被我叠了几次又打开,薄薄的纸页快要沿着折痕烂开。她看了我一眼,视线落回梳妆台桌面。
那里也放着一份电报。
所以她也知道了。
我们都知道了。
房间里的气氛变得令我无法忍受。她缓缓地转过头来看我,神情依然平静,也没有哭过的迹象。唯一的异常是她几乎不眨眼。她以告诉我晚餐吃什么的口吻说:“所以,这就是结局了。”
我来回摸着电报,感受着铅字在薄纸上刻下的纹路。这一串线条组成字母、词语和短句,宣告那个人——我曾经的挚友、敌人,她曾经的爱人——在伦敦时间昨晚11时28分结束了他的一生。
可这浅浅的、墨水行走的痕迹与那个人相比太单薄了。哪怕是现在,我也依然难以相信他真的死了。
一直以来,不论是寄宿学校里的拉丁语希腊语考试、还是三一学院的答辩,甚至是登报发文,赢家都是他。如果我有什么能压他一头,也就只有我的父亲有爵位,而他父亲没有。当然,是我与她走进婚姻殿堂、交换戒指与誓言;但我不认为这是个胜利。那只是我一生最惨痛的失败的结果。
两个男人,一个女人,挚友到情敌。我们的故事太过烂俗,世间这样的关系大都这样开始、这样收场。她成为了我的妻子,但我和他都清楚,竞赛才刚刚开始。谁活过谁,谁才是最后的赢家。
那次大战,我们都上了前线。我在索姆河永远地失去了我的右眼,他安然无恙地归来,却在昨晚死了。电报没有说死因,但我猜、我知道是自杀。
“胆小鬼。”我不禁低声咒骂。
她的脸色瞬间变得煞白,晃了晃才站起来,披肩滑到地上。她瞪着我,好像恨不得能撕开我的胸膛。她这眼神让我想起第一次见她的时候。也是这样燃烧似的眼神击中了我,令我无条件投降。
“路易莎,”我轻轻唤她,“你不觉得,最后赢的只有他么?”
她像座大理石塑像,苍白而静止,一言不发。
我将电报展开,读了不知道第几遍,笑出声来:“现在他死了,而我们要一辈子记着他。我多嫉妒他。”
“查尔斯!”
我在发抖。那只早已什么都看不见、也感觉不到的右眼竟然隐隐作痛。
她也在打着颤。如果有人这时闯进来,看到的情形定然滑稽极了——一对夫妇像两只冰天雪地里的刺猬,不停地颤抖着,却没法靠近。对,两只发抖的刺猬,我们的八年婚姻就是这样;平时我们装作身上的刺并不存在,但从未消弭的最后那点距离是最好的证明。
她忘不了他,我也从没一刻不想起他。
而从今天开始,这永恒的地狱张开了大口,让我们活在它的齿缝里,一直存续下去。
“路易莎,哪怕只有小指头指甲盖那么点,你有没有爱过我?”我终于将这问出口。
她没有立刻回答,只是以我不懂得、像妻子又像母亲的目光注视我。她忽然别开脸:“比这还要多一点。”
我感到头晕目眩:“什么……”
“我不会和一个我痛恨的男人共同生活八年。”她将披肩拾起来,重新绕在肩头。
“但——”
“查尔斯,你爱他吗?”
我苦涩地回答:“我无法不爱他。”
她微微笑起来,眼里有湿润的闪光:“我们又多了一个共同点。”
在我与路易莎的这几步距离间,仿佛还站了一个人。他双手插兜,领口一如既往别了一朵紫色的蝴蝶兰。他看了看她,又看了看我,笑着摇摇头,拖着步子往窗边走,一脚踏入晨光。
窗帘被风卷起来。
“之后,我们一起去看他吧。”我听见她这么说,“带一束蝴蝶兰。”
“当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