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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二章 青年才俊 今年三十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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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三十岁的杨加翰,春风得意,他是乃达历史上最年轻的合伙人,就像他十四岁考取他所在的那个小城的中考状元一样。从十四岁到三十岁,再次尝到事业上拔得头筹的感觉他用了十六年。他高中学习不错,却再没考过第一,高考也没有考上K大,全家费劲心思将他压线送上了C大,学习法律。C大毕业之后杨加翰去美国读了一年硕士后幸运地进入了乃达。在二十二岁之前,杨加翰对自己的事业并不满意,上C大法学院,去美国留学,每一次外人看来的成功对于他来说只是在失望中得到的偶尔的满足。直到二十二岁进入乃达,杨加翰看着周围二十五、六岁的实习生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跑得快,也是一种“成功”。但是他的野心不止于此,他希望三十岁当上合伙人,去读博士当教授,去投资一家唱片公司。
现在杨加翰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第一个野心。在乃达这种年轻姑娘远远多于年轻男人,且年轻姑娘大多单身,年轻男人基本已婚的地方,杨加翰这样的三十岁单身合伙人是众人盯着的“钻石王老五”,年轻的姑娘们一定会记住这个名字。中年合伙人们也开始向杨加翰渗透七大姑八大姨的女儿们。杨加翰也绝不是一个冷冰冰的人,他不工作的时候和谁都嬉皮笑脸的,没个正形。只是一谈结婚就闭口不言。时间长了,想象力丰富的乃达律师们免会得到一个无法证实却不容推翻的结论“杨律师不喜欢女人”。
杨加翰带领着三个人的小团队。从法院挖来的郝盟,因为名字“好萌”,不甘于坚守法院的严肃庄严的氛围,在老婆的鼓励下,决定海阔鱼跃,下海捞金;从杨加翰老板老陈团队分出来的律师何帷;以及已经跟着杨加翰实习了一年刚刚入职的C大师妹张桐。团队四个人三个是单身,带领大家吃吃喝喝娱乐解闷的重任就落到杨加翰身上了。
这天杨加翰带众人吃喝结束回来加班,手机收到了群发给各合伙人的邮件。“特穆尔苏日娜”,杨加翰心里一揪。“是那个特穆尔苏日娜吗?”,杨加翰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世界上还能有几个特穆尔苏日娜?”,他猛地拧了一下大腿。再看标题:“新合伙人加盟通知”。杨加翰的心仿佛被锤子砸了一锤,一时喘不上气来。“她要回来了。这么多年她去哪儿了?她现在过得怎么样?她还恨我吗?”杨加翰脑子转得飞快。特穆尔估计不会再次向他敞开心扉,所以这么多年她去哪儿了,他不得而知。她现在回到乃达,说明过得还不错。还恨不恨自己,那就更不知道了。杨加翰想,顺其自然吧,如果责怪自己当年的放荡不羁,忘不了她,那这七年岂不是时时难捱。还不如努力工作,省的自己瞎想。
七年前,杨加翰疯狂地爱着那个姓名奇特的姑娘。杨加翰进入社会早,长相老成。姑娘进入社会晚,长相稚嫩。杨加翰知道这个姑娘比自己大几岁,但是不知道她究竟比自己大几岁。那个姑娘看似平凡低调,却不知道隐藏着多少秘密和故事。恋爱初期,杨加翰曾经试图告诉姑娘,自己的真实年龄可能比姑娘预想的还要小一岁。没想到姑娘的眼神一下黯然了,杨加翰马上改口,说比姑娘只小一岁,绝不是两岁。直到特穆尔离职后三年后,杨加翰在人力资源部看到了姑娘当年应聘的材料。才知道原来姑娘也向他隐瞒了一岁。当年他们想给彼此只相差一岁的印象,各自认为相差两岁,实际却相差三岁。站在人力资源部的杨加翰,不禁捂着嘴笑出声来,两个幼稚乃至愚蠢的年轻人。人离开了才知道真相,如果姑娘还在自己身边的话,相差三岁又怎样,相差六岁又如何。杨加翰长叹一口气。“杨律师这又喜又悲的,演的哪出儿呀?”人力的刘欣打趣他。小刘号称“乃达第一长腿”,且肤白貌美锥子脸,人也开朗活泼,在年会上曾被安排为杨加翰他们几个唱rap的伴舞,两人也认识。只不过那是杨加翰入职的第二年,他依然是个不名一文的小伙子。“大长腿”自然不会看上他。杨加翰心里清楚,走入社会后像特穆尔这样单纯得如一汪泉水,在恋爱中不讲物质的小姑娘实在不多。所以“小姑娘”这个词,在特穆尔走后他再也没有用来称呼过别人。可那时在小刘面前的杨加翰不一样了,他升了两级,薪水翻了两番,自信心爆棚,可以彰显所谓的“男子汉气概”了。“喜的是晚饭时间马上就到了,悲的是担心不能约到刘大美女共进晚餐,简直痛不欲生,”杨加翰撩拨女孩子向来不用准备。小刘眉毛一挑,说:“请大美女吃饭不挑家米其林餐厅可不行。”杨加翰笑着说:“谦虚,太谦虚。我送你回家换条裙子,咱今晚去金茂威斯汀吃。
那一夜,杨加翰结束了长达三年的空窗期。成为了“乃达第一大长腿”的男朋友。
周五中午特穆尔请TB亚太投行部的新任主席助理吃饭,在秘书周二报来这位新任高管名字的时候,特穆尔还有点不敢相信。Stefanie Keller。疑是故人来。不过这个姓氏和名字在瑞士都算常见。特穆尔给Daniel打电话:“你近年来和Stefanie还有联系吗?”“我回到美国后一年就断了联系。怎么了?”“哦,我还不确定,如果真的是她的话,我再告诉你吧。”“嗯,好。”特穆尔又拿起电话给在香港的章师兄打电话:“TB亚太投行部新晋的主席助理是不是精通日语呀?”“咦,你怎么晓得哟?”章师兄卖弄自己精通的四川话。“好啦,你告诉我嘛,用普通话说,”特穆尔现在这个年龄,也就能在这个年近五十的老顽童面前撒一次娇。“特穆尔律师,我正式地通知你,这位Frau Keller就是你当年在日本的同学,她上周来香港述职的时候,我在饭局上向她求证过了。我没告诉她你在北京,打算给你们留一个惊喜。好啦,我现在要挂电话去开会了。”
放下电话,特穆尔将椅子转向窗外笑了。北京就是这样一个神奇的城市,旧友新交都可再见。
收到特穆尔入伙的通知邮件后,杨加翰在内网系统里查到了她的履历和她的办公室位置。“她果然实现了当初的理想,”杨加翰把椅子背想象成特穆尔的肩膀,一边拍一边哈哈大笑。他有一阵子没有这么开心过了。作为一个承接商事大案的诉讼律师,杨加翰为了胜诉经常要经过长达两三年的层层扒皮,对媒体宣传的“大获全胜”大多也不过是为了能接下一个案子往自己脸上贴金。赢一个官司被各方抽掉半条命,面对胜利真的也高兴不起来,只剩虚弱地大口喘气了。但是特穆尔的成功对他来说意义非凡,他和特穆尔曾经有同一个理想,他很清楚实现这理想需要多强大的内心,付出多少的努力。七年了,特穆尔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独自走完了这条路。他没有见证到她的努力、她的挣扎,此刻却隔着通过电脑屏幕偷偷分享特穆尔得偿所愿的喜悦。这样一个女人,这样一个漂亮女人,这样一个坚强漂亮的女人。杨加翰三年来第一次想哭,他上一次哭还是他遭到别人背叛的时候。
之后的几天,杨加翰没有去找特穆尔,甚至刻意回避特穆尔。他知道他和特穆尔迟早会再见面,与其见面处理不妥一下子僵掉,还不如慢慢来,晚点见。他无数次想过再见特穆尔要跟她说什么。最后,杨加翰运用了诉讼方法上的以静制动,什么都不说。“先见一面,什么都不说。”杨加翰在自己的台历上刻下了什么“什么都不说”五个大字,脑子里却想:“但是……至少……我要再叫一次她的名字,我要再叫一次我无数次加班时看着窗外叫出的那个名字。”
于是就有了在电梯里的第一次相遇。看着特穆尔被叫出名字后,略显慌乱地蹦出电梯,那一刻杨加翰觉得自己特别幸福,觉得那个疲惫时向他怀里钻、用额头蹭他下巴上的胡茬、向他倒苦水求安慰的小姑娘又回来了。杨加翰觉得这七年间发生的其他事情都可以剪掉,觉得自己在这七年间受过的苦也都烟消云散了。
之后的几天,杨加翰特别乐呵。本科学心理学的助手张桐从他办公室门口经过,说:“杨律师,是不是我这几天工作做的特别好,您这么高兴?”杨加翰故作深沉地说:“小张,咱们年轻人就应该天天这么开开心心的。”
然而好景不长,杨加翰那天跟诉讼对手进行和解谈判,不仅没有占到便宜,还被看穿了一步棋。回来的时候杨加翰垂头丧气,在大厅还看到那个叫什么Daniel的老外,来接特穆尔下班。他们拿着一黑一红两把雨伞,这不是让人误解的关系也是故意让人误解的关系了!自己怀里的那个小姑娘终究已经悄悄地变成别人的妻子了?杨加翰觉得自己的脑袋像一个烤热了的炭盆,哗啦被浇上冰凉的水,简直要炸掉了。他装作面无表情已经是最大限度的克制。但是在特穆尔转身要走的那一刹那,家乡话还是脱口而出:
“你终究还是还是找了个老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