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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里原来的维希政府被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取代,原来的很多条例都已经被废止。这当然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只不过在这种过渡阶段,我们也只能花费很多时间重新办理好各种繁琐的手续才能返回巴黎。
几天之后,在加瑞尔神父的帮助下,我们终于将一切办理妥当。而在此期间,奥黛丽也已经将行李收拾好,只等铁路恢复通车我们就可以动身。
等待的时间似乎总是显得十分漫长,但是我们仍然非常有耐心。从1939年夏天的波兰,到1944年秋天的法国,5年的时间都已经熬过去了,我更加不会在乎这短短的几天时间。而奥黛丽,更像是是还没做好回到巴黎面对父母的准备,这多出来的几天更像是一种安慰,让她的情绪得到一个缓冲。
离开圣格尔莱诺的前一天,加瑞尔神父来到伊莎贝尔姨妈家为我们送行。奥黛丽虔诚地和他一起进行了祷告,接着他又为小皮埃尔念了福音。在回教堂前,将我叫到一边。
“孩子,能请你帮个忙吗?”他客气地询问着我。
我虽然不知道能帮上什么忙,但仍然点头答应着。
“你知道,法国的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却还有很多后续的事情。我们这几天奉教会的命令,到城里的监狱去给那些已经投降的或者被直接逮捕的德国人,以及在占领期政府中工作的某些法国人做忏悔。我不知道这有没有意义,又能起到什么作用,但是大概下命令的人也有自己的考量。顺便说一下,不知道他们早前干什么去了。”他说着摇了摇头,又划了一个十字,“愿主原谅我发牢骚。总之,现在法国的一部分神职人员正在干这样的事情。南特这边的人手已经足够,教会来信希望我到巴黎去帮忙。”
说着,他用一种饱含期盼的目光看着我。其实我没太抓住神父这一大段话的重点,他是想作为旅伴和我们一起去巴黎吗?
“您的意思是?”
他抬手放在嘴边掩饰性地咳嗽了一下,看起来是在为自己接下里要说的话感到有些为难。
“虽然教会十分认真诚挚地召唤我们到巴黎去,但是却没有为我们做出适当的安排。按照信中的意思,我需要自己找寻一个翻译……我听说,你会德语。”
他说得很笃定,完全不是询问的语气,而且小心地向奥黛丽的方向看了一眼,似乎是在暗示他的消息来源。
看起来大概已经容不得我否认:“我倒是会一些。”
“啊,我果然没猜错!”
我愕然地看着神父脸上那狡黠的笑容和得逞的兴奋,好半天才回味过来。
“神父是不能说谎的!”
“我已经提前做过了忏悔。”
这明显就是耍赖。面对着这样一个带着一丝得意的老小孩,一个完全没有将古板和教条放在心上的神父,倒是将我在这一阶段产生的低落带走了一些。
“您怎么知道我会德语?”
“大概是主给我了一些灵感。”
我无奈地笑出了声,惹得伊莎贝尔姨妈她们向这里张望着。
他不在意地眨了眨下垂的眼睛,也和我一样笑了出来,使得他脸上的肉都颤动着。
几声过后,我们都逐渐收住了笑意,变得严肃起来。
“那些人,主会原谅他们的错误,却无法赦免他们的罪过以及需要为此受到的惩罚。我曾经说过,人生之中最重要的是人性,而人性总会有许许多多的弱点。有些曾经被迫害过的人,在反击过后总会控制不住报复的欲望,迫切的程度有时候甚至会超出想象。主同样不想看到那些原本的受害者,又变为加害者。我年纪大了,本已经没有精力去管这些事,但是在去见主之前,也许应该再尽自己的一点力。即使最后没有成功,当站到主面前的那一天,也能够坦然的面对他的责问。”
我听着他的话,其实很受触动,但是我仍然犹豫着。我不愿意卷进那些说不清楚对错的是非之中,只想安静地等待二战结束。但是如果和神父一起去探访那些被关押着的人员,会不会找寻到和海因里希有关的消息?战争后期,各个部队都有大量伤亡,许多都重新进行了整编,根据已知的历史,我只知道他原来所属的部队去了哪里,却不能完全确定他现在一定就在什么地方,也不能排除他在法国被俘的可能性。面对着神父诚恳的话语,我压下心中的羞愧,不停权衡着利弊,最后终于下定决心。
“您能保证那些政府人员不会因为我无意中知道了什么秘密,而对我做出一些强制措施吗?”
“当然,”他郑重地向我保证着,“以我在南特的经验来看,我们做的最多的,恐怕只是向那些被关押的人念上一段圣经。如果他们想要表现得深有悔意的话,大概也只是会如实向那些审讯人员招供。等他们真的需要忏悔的时候,估计就是……以后的事情了。”
以后的事情?我在心里重复着,突然琢磨过来是行刑前的意思,赶忙闭上嘴没有吭声。过了一会儿,我再次开口:“我答应您。”
第二天,卡塞尔先生开着他那辆老旧的卡车,将我们送到南特车站,就和我们来时一样。伊莎贝尔姨妈不复原来的洒脱,抱着小皮埃尔不愿松手,好半天才小心地交到奥黛丽怀里。而在告别后却又不断催促着我们赶快往车站那边去,以免错过火车。等我们到了马路对面并且走远了一些时,我回头看去,见她低着头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正在接过卡塞尔先生递过来的手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