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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弃于荒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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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屏幕在渐暗的天色里反复亮起,又暗下。于金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桑梓更是直接挂断。一种冰冷的感觉从脚底蔓延上来——不是恐惧,是那种被彻底遗忘、被无形之手推入角落的钝痛。委屈和愤怒交织,逼得眼眶发热。我用力眨了眨眼,把湿意逼回去。
不能慌。我对自己说。深吸一口气,拨通了孙俊卿的号码。
响了很久,就在我以为又要无人接听时,电话通了。那头背景音嘈杂,是喧闹的人声和流水声。
“师姐?”孙俊卿的声音带着一丝不确定,“你在哪呢?”
我的心猛地一沉。“我在登山口。你们在哪儿?”
“我们在水镇啊!”他的语气理所当然,甚至带着点游玩后的轻松,“师姐你到住处了吗?”
“水镇?”我声音拔高,几乎破音,“你们没从原路下山?”
“啊?”孙俊卿显然愣了一下,“桑梓师姐说收到你的短信,你先回住处休息了,所以我们从另一边下山,直接来水镇逛了。于老师还说……”
后面的话我听不清了。耳边嗡嗡作响,血液一股脑冲上头顶。我猛地站起身,一阵剧烈的眩晕袭来,眼前发黑,差点栽倒。我死死抓住旁边一根探出的树枝,粗糙的树皮硌进掌心,尖锐的痛感让我勉强站稳。
桑梓。
这两个字像淬了毒的针,扎进我心里。她怎么敢?她怎么能?一条捏造的短信,就让所有人心安理得地把我扔在这荒山野岭?
“师姐?师姐你还在山下吗?”孙俊卿的声音带着迟疑和一丝慌乱传来。
我咬着牙,口腔里弥漫开铁锈味。愤怒烧干了最后一点水分,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把电话给于金。现在。”
电话那头静默了几秒,隐约传来孙俊卿喊“于老师”的声音,背景里的欢声笑语更加清晰,刺痛我的耳膜。那热闹是他们的,与我无关。我像个彻头彻尾的局外人,不,是个被精心策划遗弃的累赘。
上辈子我到底造了什么孽?要这样被桑梓阴魂不散地纠缠、算计?
“卫桑?”于金平静无波的声音传来,听不出丝毫情绪,“你没有回住处?”
这轻描淡写的一句,像最后一块冰,砸碎了我强撑的镇定。我几乎能听到自己牙齿摩擦的声音:“你们有谁,告诉过我‘不用等了’?还是于老师你觉得,我能徒步走回几十公里外的住处?”
电话那头是短暂的沉默。我想象着他此刻或许微微蹙眉,或许嘴角还挂着一丝惯常的、无懈可击的抱歉笑意。我的心一点点冷下去,冷到发硬。
“抱歉,是我的疏忽。”他语气依旧平稳,甚至带着恰到好处的歉意。
“疏忽?”我嗤笑出声,冰冷的嘲讽几乎要溢出听筒,“于老师这疏忽,可真是及时又巧妙。”
他似乎无意纠缠我的态度,直接给出解决方案:“这样,你走到国道上,拦一辆车回住处。车费我给你报销。”
走到国道?拦车?报销?
每一个词都像一记耳光,抽在我脸上。荒郊野岭,天色将晚,一个发着烧的单身女性,走去国道拦车?他把我当什么了?一件可以随意处置、只要最后贴上“已报销”标签就无需在意的行李吗?
我想哭,可眼泪早在极致的荒谬和冰冷面前冻住了。我还想质问,还想嘶吼,可所有的言语在那一刻都失去了力量。面对一个根本不在意你处境、甚至可能乐见你狼狈的人,任何控诉都是徒劳。
我挂断了电话。动作很轻,却用尽了全身力气。
抬头,暮色四合,群山成了黑沉沉的剪影,像巨兽匍匐,沉默地俯瞰着我这个渺小又可笑的迷途者。陌生的天空,讨厌的山峦。我深吸一口带着夜露寒意的空气,迈开沉重的双腿,走向那条看不见的、所谓的“国道”。
身上一阵冷,一阵热。额头的温度烫得吓人,手脚却冰凉。发烧了。在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被同伴“疏忽”遗弃的荒郊野岭,我竟然可悲地发起了高烧。真是讽刺得让人想笑。
摸出手机,指尖在王沭阳的名字上停留。冰冷的屏幕映出我狼狈的倒影。眼泪终于失控地滚落,不是因为委屈,而是因为一种深切的无力。告诉他有什么用呢?隔着千山万水,除了让他徒增焦虑、彻夜难眠,又能改变什么?他此刻或许正在备课,或许在和同事讨论问题,他的世界秩序井然,阳光普照。而我这里,只有渐浓的夜色、冰冷的山风,和一场精心策划的“遗忘”。
算了。我狠狠抹了把脸,将手机塞回口袋。
不知走了多久,或许并没有多久,只是生病的身体让时间变得粘稠而漫长。终于看到零星的灯火,是坐落在国道旁的村庄。心里那根紧绷的弦稍稍一松,但随即又被更深的不安取代——这里,真的有车吗?
我站在路边,努力挥手。一辆又一辆私家车飞驰而过,尾灯划出冷漠的红线,没有一辆为我停留。出租车?在这远离城市的山野,简直是奢望。
绝望像冰冷的藤蔓,慢慢缠紧心脏。
直到,一辆破旧的电动三轮车“突突”地停在我面前。开车的是个带着孩子的年轻妈妈,面孔被山风吹得微红,眼神干净。“妹子,去哪?捎你一段?”她的口音带着浓重的本地腔调,在此刻听来却宛如天籁。
我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用干哑的嗓子报出农家乐的名字。精疲力尽,头晕目眩,所有警惕和防备都在高烧和绝望中土崩瓦解。爬上那辆颠簸的三轮车后斗时,我脑子里闪过一个荒诞的念头:如果醒来是在某个老光棍的破房子里,那大概就是我卫桑时运不济,命该如此了。
再次恢复意识,首先感知到的不是预想中的土炕霉味,而是消毒水特有的、略显刺鼻的气息。视线模糊聚焦,映入眼帘的是诊所简陋的白墙,和手背上微微刺痛的输液针。
我还活着。没被卖掉。这个认知让紧绷的神经骤然一松。
“妹子,你可算醒了!”带着口音的、关切的女声响起。是那个好心的妈妈,她怀里还抱着熟睡的孩子,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旁边站着的光头农家乐老板,搓着手,一脸忧色。
“你晕过去了,可把大姐吓坏了!”老板补充道,语气里带着后怕,“赶紧就给送这儿来了。”
我张了张嘴,喉咙干痛,只能发出气音:“谢谢……谢谢大姐,谢谢老板。”
我想掏钱给她路费,被她连连摆手拒绝。“顺路的事,不值当!你好生歇着,把病养好!”她抱着孩子,又叮嘱了老板几句,便匆匆走了,背影很快消失在门外渐浓的夜色里。
老板摸了摸我的额头,愁眉不展:“哎,姑娘,你这烧得不轻啊!诊所大夫说可能是急性炎症,这荒村野店的,条件有限……”
我明白他的未尽之言。他是怕担责任。能把我送来,已是仁至义尽。
“没事,”我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稳些,“我……我打电话叫朋友来接我。给您添麻烦了。”
老板显然松了口气,连连说“应该的,应该的”,又念叨了几句“我们这地方偏,就怕照顾不周”。
手机握在手里,却重若千斤。打给谁?
王沭阳的名字再次浮现。可隔着屏幕,我几乎能想象他接到电话后焦急、自责却又无能为力的样子。告诉他,除了让他痛苦,让我自己更软弱,于事无补。如果早知道这趟毕业旅行会落得如此境地,当初他提出回来陪我一起时,我绝不会那般矫情地拒绝。可这世上,哪有如果。
指尖在通讯录上滑动,最终,停在那个名字上——李A君。犹豫只有一瞬,电话便拨了出去。几乎在接通的同时,我才猛然记起,他今天该飞往深圳入职。
“哟,卫桑?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才分开一天就想我想得主动打电话了?”他惯常的、带着戏谑的声音传来,此刻却奇异地抚平了一丝心头的惶然。
我哽住,不知该如何开口,只能含糊地“嗯”了一声。
电话那头的A君敏锐地捕捉到了异常:“不对,你声音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我不想说,尤其是在这种时候,对着即将远行、开启新生活的人。可旁边的老板眼巴巴地看着,焦急几乎化为实质。
“……我发烧了,在诊所。”我最终低声说,语速很快,仿佛这样就能减轻话语里的狼狈。
“什么?!”A君的声音陡然拔高,“你现在在哪儿?于金他们呢?死了吗?!”
“他们……去水镇了。”我避重就轻,“我……找不到车去医院。”
短暂的沉默后,A君的声音压抑着怒火:“于金呢?车呢?!他就把你一个人扔那儿了?!”
我不想复述那令人齿冷的对话,那会让我觉得自己更加可悲。我沉默着。
电话那头传来A君低低的、模糊的咒骂,似乎在骂于金,又似乎在骂桑梓,最后,我听到他清晰地说:“等着!我去接你!”
“你不是去深圳了吗?”我急道,“我自己能回去,你别……”
“深圳明天也能去!”他打断我,语气不容置疑,“你要是烧傻了,我可赔不起!”
“你才烧傻了!”习惯性的回嘴脱口而出,带着连自己都未察觉的依赖。
“还能顶嘴,看来没傻透。”他似乎松了口气,但语气依旧硬邦邦,“发定位给我,老实待着别动!”
电话挂断。我看着暗下去的屏幕,心头沉甸甸的。这情分,太重了。
输液将尽,诊所里兼任护士的医生利索地拔了针。疼痛让我瞬间清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