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合唱》非茗

11、烟花易冷1 睁开眼，4

　　睁开眼，4点多的阳光正好，火车还是轰隆轰隆的慢慢摇晃，王田甜枕在随身的小包上，还没有醒，而我，在断断续续的沉睡中，无意间捡起了过去30年的点点时光，我好像一个旁观者，用更高的角度看着一个女孩的成长、欢乐和无助。

　　雪竹的弟弟举着牌子在出站口等我们，他们长得很像，人群中，一眼我就能看见他，不是因为他有鹤立鸡群的风度，而是无以复加的熟悉感。大学时会开玩笑，跟宿舍的人说：“你们要对我负责的，我们都同居4年了。”4年里，我们熟悉了脾性，口味，爱好，乃至荷尔蒙，因为我们的大姨妈几乎都一个时间段来。对面的男孩很普通，他可能是一个医生，一个工程师，一个早餐店店老板，一名环卫工人，他可能是我每天碰见的任何一个普通又特别的人，我能看见他，完全是因为他身上的熟悉感，他的脸型，他的眉眼之间，都是老五的影子。

　　“你们好，我是严一，你们是我姐姐同学吧，李洛，王田甜，谢谢你们能过来，路上辛苦了，我没开车，去外面打车吧”说完还递过来两瓶水，接过田甜的包出站打车。

　　凭借我八卦细胞的记忆，这个严一小我5岁，现在的他一米八以上，一身运动装加懒人鞋，白白净净，以前的他却是个满脸痘痘黑黑胖胖的书呆子，因为雪竹每次给他打电话都叫他赤豆粽子，简称粽子。此时他正滔滔不绝地在后座和王田甜说着他的医学院生活，我南京的女性好友无一例外都是学医，经常面不改色地讲着让男生都会面红心跳的有色笑话，所以我一看到学医的积极阳光的男生，都会想到他们是衣冠禽兽，斯文败类，就是前一秒尸解了女朋友后，下一秒就收拾干净系上领带去上班，期间还不忘给门口的大爷打个招呼的那种人。

　　言语中，我听出了雪竹的病情并不像我想象得严重，切片检查显示的是单侧的良性肿瘤，眼下他不止开着他姐姐的玩笑还撺掇我们带雪竹出去旅游散心，忘记前男友，是啊，他是学医的，就算不是妇科，也会大体知道些。以前我对于卵巢囊肿没有一点了解，我以为某个部位发炎了，肿了，发现了就能治好，我在手机上谷歌了一下，一个个专业而冰冷的名词一直刺痛着我，我不相信这是某种惩罚或者天意，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权利，她没有伤害别人，一直在以爱的名义伤害自己，她傻，盲目，连飞蛾都比她理智，它们至少发光发热，死得其所，而她，是一点点死于寒冷。

　　老式的小区，灰灰的色调，私家车拥堵在窄窄的过道上，楼下有石桌石凳，老头老太太在大声聊天斗鸟下棋打牌，严一带我们往里面走，最里面的门口有竹架子，种的丝瓜南瓜之类的作物吧，后面就是矮矮的围墙，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个小区和其他地方隔开来。

　　楼道昏暗，塞满杂物和植物，台阶窄而高，没有扶手，让人走得胆颤，严一提着箱子走在最前面，王田甜跟在后面，所幸是平底鞋，不然真是步步惊心了。三楼是个老人和孩子都能接受的高度，严阿姨出来开的门：“快进来，”染着银霜的卷发，印着广告宣传语的围裙，挡住了里面的短袖的大部分面积，花短裤配上居家的塑料拖鞋，我不知道一个50出头的家庭主妇应该是什么样子，但是阿姨不笑的时候，眼角一样有深深的皱纹，仔细看，才发现，可能是太阳太大的时候，眯着眼睛记录下的表情。
　　雪竹的爸爸还没下班，房子一百余平方，显得有点空，顶有点低，感觉有点陈旧，墙壁黄黄的，更衬得了无生气，特别是墙角，灰蒙蒙的一片。
　　换上拖鞋，阿姨把我们安排进严一的房间，他现在住校，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用作客房，雪竹还在睡觉，我们没有让阿姨去打扰她，窝在房间里整理好了东西，王田甜坐在床边跟我商量着该给老五多少钱，做手术具体多少钱我们也不知道，给多了显得做作，给少了心里过意不去。

　　老五一直是贫困生，那个时候学校每个月补助200块，家里会给300，也许你觉得一个月500对于一个8年前的大学生来说足够了，可是你一人在外不止要温饱，你要乘车，你会生病，学些课本以外的东西，你要跟家里打电话，你要跟新朋友出去逛街，吃些没吃过的东西，偶尔试一些漂亮的衣服，北京城这么大，每个地方，每段历史，都是全新的体验。那时候我只要没有钱了，就会跟家里要钱，想回家了直接买票逃课说走就走，工作日好好学习，周末收拾心情逛街一直是我的大学节奏，那时候握着李珩或者王田甜的手，不管走在雪地还是马路上，头顶都是光亮亮的晴天。怀念那个时候，走过月末的那天，我们会把剩下的钱凑起来去吃烤串儿，喝扎啤，叫上李珩和杜晔已经工作的男友，顺便让他们出大头，我跟老五不喝酒，一直都不用出钱，也许这也是其她三人最低调的默契，我们希望她开心，以最小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