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典籍要览》张广明

6、蒙学

　　概述
　　所谓蒙学就是中国传统的启蒙教育。中国古代以蒙书进行启蒙教育，上至周秦两汉，下讫民国初年，其间长达数千年之久。在这古道漫长的数千年间，蒙学相传相袭，其书逐渐增多，内容亦不断总结完善，至汉唐基本趋于成熟。蒙养教育开始多推行于宫廷内部和显贵缙绅之家，宋、元之后广泛发展，庶民子弟也多可受其教化，从此启蒙教育普及于社会，并成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吸取知识营养、增长聪明智慧、规范道德行为、取得文明进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思想基础。
　　中国古代蒙学蒙书，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古代蒙学教育的基本目标是对儿童传授文化知识，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即所谓“蒙以养正”，使儿童树立一种符合社会要求的道德规范，从而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宗法制度。蒙学蒙书伴随着社会进步与发展，不断批判扬弃，总结提高，已成为人类文化宝库中的珍贵财富。其中有不少蒙书包含博大精深的历史知识和思想内容，已远远超出了童蒙教育的樊篱，因此说古代蒙书不仅是儿童的教科书、是促进儿童成长与进步的一块知识田园，也是更多人丰富知识、修身励志、完善自我的重要传统读物。中华蒙书之所以能源远流长、历久不衰，其根本原因就是它的本身具有强大雄勃的生命力，它独具特色的优秀精华部分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所受益，并孕育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儿女。再就是它具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和学术研究价值，其中有不少蕴含灵光、精彩动人的蒙书篇章，可谓是句句精当、字字珠玑，令人惊叹不已。可以说，中华蒙书在文学、史学、哲学、语言学、教育学等方面，为整个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中国古代的蒙学课本是从字书发轫的。早在周代就有了供学童识字、习字用的字书。《汉书•艺文志》载：“《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史籀篇》是著录于史册的最早的蒙学课本。
　　秦代为统一文字，曾由李斯、赵高、胡毋敬分别用小篆编写了字书《苍颉》七章、《爰历》六章、《博学》七章，“文字多取 《史籀篇》”。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为一本，统称《苍颉篇》。1977年安徽阜阳出土的汉简中，有《苍颉篇》五百四十一个字，这是《苍颉篇》亡佚近千年后最大的一次发现。残简 《苍颉篇》用隶书，为四言韵语，常将同义、近义或反义词编排一起,如“黯黝、赫赧、赤白黄”。这种“以类相从”的编法,对后代蒙学字书的编纂很有启发。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也编过不少蒙学字书,《汉书•艺文志》“小学”类著录的即有十家三十五篇，内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隋书•经籍志》著录的还有贾鲂《滂喜篇》的，张揖的《埤苍》，蔡邕的《劝学》、《圣皇篇》、《黄初篇》、《女史篇》,班固的《太甲篇》《在昔篇》，崔瑗的《飞龙篇》，朱育的《幼学》，樊恭的《广苍》，陆机的《吴章》，周兴嗣的《千字文》，束皙的《发蒙记》，顾恺之《启蒙记》等，其中 《滂喜》与 《苍颉》、《训纂》合称“三苍”。但这些蒙书多已亡佚，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有《急就篇》和《千字文》。
　　唐宋以后,随着蒙学教育的发展和印刷术的发明,出现了分门别类的蒙学专书，逐渐形成包括识字教育、封建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比较完整的体系。体裁上，不仅有韵语读本，还有看图识字、散文故事和诗歌集。
　　有以识字教育为主的综合性识字课本，这类课本主要有《开蒙要训》、《百家姓》、《三字经》、《对相识字》、《文字蒙求》和“杂字”书。
　　有以封建道德教育为主的蒙学伦理课本，太公家教是现存的最早的这一类课本，撰者佚名，多用韵语杂述封建社会日常生活的道德要求和待人处世的格言。唐中叶至北宋初年颇流行。后来《三字经》、《百家姓》出现，中原地区渐少流传，而北方及东北地区少数民族则转多采用，曾先后译成女真文和满文。
　　宋代朱熹编的《小学》是最受理学家推崇的一本蒙学伦理书。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分别编写的《小儿语》《续小儿语》是明清时期广泛流行的蒙学伦理课本。以社会、自然常识教育为主的知识性课本这类课本滥觞于唐代的《兔园册》，创始于李翰的《蒙求》，最后发展为明清时期广泛流传的《幼学琼林》。
　　还有以提高阅读能力为主要目的的故事读本，宋代胡继宗编的《书言故事》是此类课本较早的一本，以介绍常用的典故、成语的出处为主。元代虞韶编，经后人多次修订的《日记故事》，则是以介绍历史人物故事为主的课本。书中有不少以儿童为主人公的小故事，如“称象”、“司马光破瓮救小儿”以及“灌水浮球”等，颇能启发儿童智慧。
　　明代萧良友编的《蒙养故事》是用韵语编撰的故事书，经杨臣诤增订改名为《龙文鞭影》，分上、下两卷。“龙文，良马也，见鞭则疾驰，不俟驱策”，喻此书能使儿童自觉学习，迅速掌握知识。清代李晖吉、徐曾续编《龙文鞭影二集》。
　　明代陶赞廷编用白话解说的《蒙养图说》，清代丁有美编的《童蒙观鉴》，清代刊本《二十四孝图说》等，则是以封建伦常故事为主的蒙学故事读本。
　　此外还有用以陶冶儿童性情的诗歌读本，古代蒙学教育十分重视用咏歌古诗“以养其性情”。唐宋以后，诗歌成了蒙学教学中固定的教学内容。唐胡曾的《咏史诗》是较早为学童编写的诗歌集，包括一百余首以历史为题材的七言绝句,流传于五代至宋后与《千字文》、《蒙求》合注刻印，称《释文三注》，并传至日本，复刊称《明本排字增广附音释文三注》。
　　宋以后在蒙学中流传较广的是《神童诗》、《千家诗》和《唐诗三百首》。
　　长时间的历史发展中，蒙学读本随着时代历史条件的演变而不断变化，但在其基本内容、形式和风格上保持了以一贯之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就必然有助于建立起人们对读本的信任感，从而更进一步加强了它的影响。

　　三字经
　　《三字经》是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学习中华传统文化不可多得的儿童启蒙读物。它短小精悍、琅琅上口，千百年来，家喻户晓。其内容涵盖了历史、天文、地理、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所以说熟读《三字经》可知天下事。基于历史原因，《三字经》不可避免的含有糟粕，但其独特的思想价值和文化魅力为人们所公认，被历代人们奉为经典而不断流传。
　　关于《三字经》的作者主要有四种说法：一、宋末区适子撰；二、明代黎贞撰；三、区适子撰，黎贞增广之；四、南宋王应麟撰。
　　《三字经》自南宋以来，已有七百多年历史，共一千多字，可谓家喻户晓，脍炙人口。三字一句的韵文极易成诵，内容包括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历史、天文、地理、伦理和道德以及一些民间传说，广泛生动而又言简意赅。《三字经》早就不仅仅属于汉民族了，它有满文、蒙文译本。《三字经》也不再仅仅属于中国，它的英文、法文译本也已经问世。1990年新加坡出版的英文新译本更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加以世界范围的推广，也是儿童的必背读物。
　　已经有一千多年历史的《三字经》依然有着巨大的生命力。在过去，包括章太炎在内的有识见的学者，多有致力于《三字经》的注释和续补者。模拟《三字经》形式的读物，如《女三字经》、《地理三字经》、《医学三字经》、《西学三字经》、《工农三字经》、《军人三字经》、《佛教三字经》、《道教三字经》层出不穷，风靡天下。近期，□□原常务副部长高占祥先生还创作了《新三字经》，同样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百家姓
　　《百家姓》是中国流行最长，流传最广的一种蒙学教材。它的成书和普及要早于《三字经》。该书是一本关于中文姓氏的书，成书于北宋初。原收集姓氏四百一十一个，后增补到五百零四个，其中单姓四百四十四个，复姓六十个。 《百家姓》的次序不是依各姓氏人口实际排列，而是因为读来顺口，易学好记。《百家姓》与《三字经》、《千字文》并称“三百千”，是中国古代幼儿的启蒙读物。
　　据南宋学者王明清考证，《百家姓》是宋朝初年钱塘的一个老儒编的。宋朝的皇帝姓赵，赵便为国姓。钱塘属浙江，当时占据江浙一带的是吴王钱俶，孙是他正妃的姓。李是南唐李后主的姓。于是“赵钱孙李”便成为了开头的一句。他判断《百家姓》“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所谓“有国”，据史书记载，吴越在宋太祖开国后，还存在一段时间，至宋太宗兴国二年才率土归降。可见这本书是北宋初年问世的。
　　《百家姓》采用四言体例，句句押韵，虽然它的内容没有文理，但读来顺口，易学好记，与《三字经》《千字文》相配合，成为中国古代蒙学中的固定教材，该书颇具实用性，熟悉它，于古于今都是有裨益的。
　　《百家姓》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流传至今，影响极深。它所辑录的五百多个姓氏，体现了中国人对宗脉与血缘的强烈认同感。
　　姓氏或谱牒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是世界上“寻根意识”最重的族群。《百家姓》在历史的衍化中，为人们寻找宗脉源流，建立血亲意义上的归属感，帮助人们认识传统的血亲情结，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它是中国人认识自我与家族来龙去脉不可缺少的文化文献基础蓝本。
　　有些专家、学者认为，中国的百家姓，有些是由图腾演变而来的，如：熊、马、牛、羊、龙、凤、百家姓山、水、花、叶等。但可惜这只是一些推测。由于年代久远，史前无据可考，到底哪些姓氏源于图腾崇拜，已不得而知。因为当今的‘熊”“马”“牛”、“龙”、“花”、等姓氏，于史书收及传说中均可查出源出，但并不与图腾有什么联系。
　　目前发现的最早的印刷体《百家姓》是在元朝(公元十四世纪初)出版的，它根据汉字和蒙古字的语音、笔画对应而成。但是元朝的版本并不完整，流传已久的《百家姓》直到明朝才算收录完整。
　　现存的清朝版本的百家姓既有文字又有图画，每页上方除了记录历史名人的名字和其所属家族外，旁边还有他的图像；每页下半部是由四个字或姓氏组成的短句，读起来很像古时的四句诗词。

　　千字文
　　《千字文》是我国早期的蒙学课本，相传为南朝人周兴嗣所作。它是四言长文，句句押韵，文笔优美，辞藻华丽，朗朗上口，涵盖了天文、地理、自然、社会、历史等多方面的知识。
　　《千字文》在中国古代的童蒙读物中，是一篇承上启下的作品，它不仅是启蒙和教育儿童的最佳读物，更是一部生动优秀的小百科。
　　《千字文》的作者，相传是梁武帝时代官拜散骑员外郎的周兴嗣。周兴嗣（公元？— 521年），字思纂，南朝“齐”属的“陈郡项人”。是西汉太子太傅周堪的后代，曾祖父周凝，曾任西晋征西府参军、宜都太守。
　　据《梁史》记载：“上以王羲之书千字，使兴嗣韵为文。奏之，称善，加赐金帛。”唐代的《尚书故实》对此事进行了艺术加工，该书说：梁武帝萧衍为了教诸王书法，让殷铁石从王羲之的作品中拓出了一千个不同的字，每个字一张纸。然后把这些无次序的拓片交给周兴嗣，让他编成有内容的韵文。周兴嗣用了一夜的时间将其编完，累得须发皆白。这件事在唐宋两代多有记载，如《刘公嘉话录》、《太平广记》等书都曾加以记录，其内容与《尚书故实》基本相同。
　　《尚书故实》并非正史，只是唐人笔记小说，文中难免有神异虚诞之处，而《刘公嘉话录》、《太平广记》也只是唐宋文人消遣之作，因此周兴嗣“一夜成文”“须发皆白”之说，并不可信。
　　《千字文》问世一千四百多年来的流传表明，它既是一部流传广泛的童蒙读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千字文》在中国古代的童蒙读物中，是一篇承上启下的作品。它那优美的文笔，华丽的辞藻，使得众多童蒙读物都无法望其项背。
　　本来，周兴嗣奉皇命从王羲之书法中选取一千个字，编纂成文，是为《千字文》。文中的一千个字是要求不得有所重复的，但周兴嗣在编纂文章时，却重复了一个“洁”字（洁、絜为同义异体字）。因此，《千字文》实际上只运用了九百九十九个字。
　　除周兴嗣版《千字文》之外，另有《续千字文》《新千字文》等不同版本的《千字文》传世，但都无法取代周版《千字文》的地位。

　　弟子规
　　《弟子规》是儒家的基础，人性的基础。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公元1662—1722年）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学而篇”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余力学文为中心。分为五个部分，具体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来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训蒙文》，并改名《弟子规》，是启蒙养正，教育子弟敦伦尽份防邪存诚，养成忠厚家风的最佳读物。
　　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废经废伦，治安败坏根由。贪瞋痴慢，人心堕落原因，欲致天下太平，须从根本着手。图挽犯罪狂澜，唯有明伦教孝。误根本为枝末，认枝末为根本。为求解决问题，反倒制造问题。君子唯有务本，本务邦国自宁。
　　俗云：“教儿初孩，教妇初来”，儿童天性未染污前，善言易入；先入为主，及其长而不易变；故人之善心、信心，须在幼小时培养；凡为人父母者，在其子女幼小时，即当教以读诵经典，以培养其根本智慧及定力；更晓以因果报应之理，敦伦尽分之道；若幼小时不教，待其长大，则习性已成，无能为力矣！
　　三字经曰：“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教之道，贵以专。”，而非博与杂；故一部经典，宜读诵百至千遍，苏东坡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现在教学，坏在博与杂，且不重因果道德及学生读经、定力之培养，至有今日之苦果。企盼贤明父母师长，深体斯旨；此乃中华文化之命脉所系，中华子孙能否长享太平之关键，有慧眼者，当见于此。
　　几百年来，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一直坚信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小孩子在他年少时(0—13岁)，记忆力非常好，应该把前辈的人生经验、生活智慧记忆下来，牢牢地背记，并烂熟于心中。尽管此时他还不理解其深刻含义，但是先记住，好比牛先把草吃下去，有时机再反刍一样，孩子随着年龄的增长，理解能力也在成长，到了一定年龄自然酝酿发酵，必然有更深的理解和领悟。如果在孩子该记忆、记忆力强的时候，不给他一些经典的东西储存到脑子里，没有“厚积”，怎么能“薄发”呢怎么能融会贯通、触类旁通呢？
　　《弟子规》这本书，影响之大，读诵之广，仅次于《三字经》。“弟子”是指一切圣贤人的弟子，“规”“夫见”意思是大丈夫的见解。所以是每个人，每一个学习圣贤经典，效仿圣贤的人都应该学的。
　　假如《弟子规》上所讲的没有做到，学习别的经典就很难得到真智慧。《弟子规》共三百六十句，一千零八十字，概述简介，以精练的语言对儿童进行早期启蒙教育，灌输儒家文化的精髓。是在是难得的启蒙读物。
　　总之，《弟子规》是人们的生活规范，依据至圣先师孔子的教诲编写而成，教导学生为人处世的规范，做到与经典同行为友。

　　朱子家训
　　《朱子家训》又名《朱子治家格言》或者《朱柏庐治家格言》，是以家庭道德为主的启蒙教材。
　　《朱子家训》只有五百二十二字，精辟地阐明了修身治家之道，是一篇家教名著。其中，许多内容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特点，比如尊敬师长，勤俭持家，邻里和睦等，直到今天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作者朱用纯（公元1617－1688年）字致一，自号柏庐，江苏省昆山县人，生于明万历四十五年（公元1617年）。其父朱集璜是明末的学者。朱柏庐自幼致力读书，曾考取秀才。清入关明亡，遂不再求取功名，居乡教授学生。并潜心程朱理学主张知行并进，一时颇负盛名。康熙年间有人要推荐他参加朝廷博学鸿词科的考试，固辞乃免。著有《删补易经蒙引》《四书讲义》《劝言》《耻耕堂诗文集》和《愧讷集》。其中以《朱子家训》最有影响，三百年来脍炙人口，家喻户晓。
　　《朱子家训》以“修身”、“齐家”为宗旨，集儒家做人处世方法之大成,思想植根深厚,含义博大精深。通篇意在劝人要勤俭持家安分守己。讲述中国几千年形成的道德教育思想，以名言警句的形式表达出来，文字通俗易懂，内容简明赅备 ，对仗工整，朗朗上口，问世以来，不胫而走，成为有清一代家喻户晓、脍炙人口的教子治家的经典家训。其中一些警句，如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 宜未雨而绸缪,毋临渴而掘井 ” 等，在今天仍然具有教育意义。这些内容既可以口头传训，也可以写成对联条幅挂在大门、厅堂和居室，作为治理家庭和教育子女的座右铭，因此，很为官宦、士绅和书香门第乐道，自问世以来流传甚广，被历代士大夫尊为“治家之经”，清至民国年间一度成为童蒙必读课本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此《朱子家训》实际应为《朱子治家格言》，与宋朝朱熹的《朱子家训》是不同的，应该分清楚。

　　龙文鞭影
　　《龙文鞭影》原名《蒙养故事》，是中国古代非常有名的儿童启蒙读物，最初由明人萧良有编撰，后来杨臣诤进行了增补修订，并更名为《龙文鞭影》。所谓“龙文”，是说古代有一种千里马叫作“龙文”，它只要看见鞭子的影子就会奔跑驰骋。作者的寓意是，今天看了这本《龙文鞭影》的青少年，明天就有可能成为“千里马”。
　　萧良有，字以占，号汉冲，汉阳人。自幼聪颖异常，有神童之誉。明万历八年（公元1508年）会试第一，进修撰，任国子监祭酒，在当时声望极高。
　　该书内容主要来自二十四史中的人物典故，同时又从《庄子》和古代神话、小说、笔记如《搜神记》《列仙传》《世说新语》等书中广泛收集故事。辑录了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如孔子、诸葛亮、司马迁、李白、杜甫、朱熹等人的轶闻趣事。全书共收辑了包括孟母断机、毛遂自荐、荆轲刺秦、鹬蚌相争、董永卖身、红叶题诗等两千多个典故，文字简练扼要，而能阐明故事梗概，可称之为一本典故大全。
　　该书全文都用四言，成一短句，上下两句对偶，各讲一个典故。逐联押韵，全书按韵编排，是一本重要的蒙学读物。
　　《龙文鞭影》成书的年代较《三字经》等要晚，是在明朝万历年间才出现的。李氏《蒙求》以掌故内容开其先河，以后陆续出现了一大批掌故、知识蒙书，《龙文鞭影》就是在这种影响下产生的比较完善的一部蒙学书。
　　到了清末，丹徒人李恩绶认为这本书虽风行已久，但有谬误之处，于是又经过了一番校对增删，于光绪年间付梓刊行。
　　后来又有清人李晖吉、徐瓒，仿照《龙文鞭影》的体例，合编了一部《龙文鞭影二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龙文鞭影》多半是经过了上述一些人的不断增补、订正、充实后的本子，应该说是比萧的原作要更完美。
　　《龙文鞭影》在传统蒙学中起着承前启后、由浅入深的作用，在完成了集中识字两千来个之后，为进一步读《四书》、《五经》和作文打下基础。它和初读的《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几种蒙书比较起来，有个显著的特点，这就是它广泛地汲取了前人的若干蒙书的材料，溶入了二十四史的不少人物典故和神话、小说、笔记，是一部集自然知识、历史掌故于一体的骈文读物。这对后来的《幼学琼林》起了催生作用。

　　幼学琼林
　　《幼学琼林》是中国古代儿童的启蒙读物。该书最初叫《幼学须知》，又称《成语考》《故事寻源》。是我国明清以来广泛流传的蒙学读物，在明清两代的乡塾蒙学教育中起到积极作用。
　　一般认为，最初的编著者是明末的西昌人程登吉（字允升），也有的意见认为是明景泰年间的进士邱睿。在清朝的嘉靖年间由邹圣脉作了一些补充，并且更名为《幼学故事琼林》。后来民国时人费有容、叶浦荪和蔡东藩等又进行了增补。全书共分四卷。
　　《幼学琼林》是骈体文写成的，全书全部用对偶句写成，容易诵读，便于记忆。全书内容广博、包罗万象，被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人称“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
　　书中对许多的成语出处作了介绍，读者可借此书掌握不少的成语典故，此外还可以了解中国古代的著名人物、天文地理、典章制度、风俗礼仪、生老病死、婚丧嫁娶、鸟兽花木、朝廷文武、饮食器用、宫室珍宝、文事科第、释道鬼神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书中的许多警句、格言，到现在仍然传诵不绝。但是书中也有一些属于封建时代的观点，对于现代人来说难以认同。
　　《幼学求源》在旧时的乡塾中颇为流行，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内容上材料丰富，知识面广，诸如天文地理、人情世故、婚姻家庭、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制作技艺、鸟兽花木、神话传说等等，无所不包，几乎囊括了过去人们日常生活中较常用的知识与词汇，象一部微型百科辞书。其次，形式上采用对偶句式，句子有四言、五言、七言等，一般都文字简炼，对仗工整，读起来琅琅上口，易学易懂易记。
　　本书在过去颇为流行，很多著名人物都是通过阅读《幼学琼林》，而掌握大量的历史故事和成语典故的。

　　增广贤文
　　《增广贤文》又名《昔时贤文》《古今贤文》，是著名的中国古代儿童启蒙读物。书名最早见之于明代万历年间的戏曲《牡丹亭》，据此可推知此书最迟写成于万历年间。后来，经过明、清两代文人的不断增补，才改成现在这个模样，称《增广昔时贤文》，通称《增广贤文》。
　　该书的作者一直未见任何书载，只知道清代同治年间的儒生周希陶曾对其进行过重订，由此推断，该书很可能是民间创作的结晶。
　　《增广贤文》的内容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谈人及人际关系，二是谈命运，三是谈如何处世，四是表达对读书的看法。在《增广贤文》描述的世界里，人是虚伪的，人们为了一己之私变化无常，嫌贫爱富，趋炎附势，从而使世界布满了陷阱和危机。文中有很多强调命运和报应的内容，认为人的一切都是命运安排的，人应行善，才会有好的际遇。这些内容有其消极的一面，但它倡导行善做好事，则是值得肯定的。《增广贤文》里有大量篇幅叙述如何待人接物，这部分内容是全文的核心。文中对忍让多有描述，认为忍让是消除烦恼祸患的方法。在主张自我保护、谨慎忍让的同时，也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认为这是做事的原则。
　　《增广贤文》从表面上看似乎杂乱无章，但只要认真通读全书，不难发现有其内在的逻辑。该书对人性的认识以“性本恶”为前提，以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认为亲情被金钱污染：“贫居闹世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友情只是一句谎言：“有酒有肉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尊卑由金钱来决定：“不信但看筵中酒，杯杯先敬有钱人”。法律和正义为金钱所操纵：“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人性被利益扭曲：“山中有直树，世上无直人”。世故导致人心叵测：“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人言善恶难辩：“入山不怕伤人虎，只怕人情两面刀”，等等。
　　《增广贤文》把社会诸多方面的阴暗现象高度概括，冷冰冰地陈列在读者面前。《增广贤文》中的绝大多数句子都来自经史子集，诗词曲赋、戏剧小说以及文人杂记，其思想观念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儒释道各家的经典，从广义上来说，它是雅俗共赏的“经”的普及本。
　　《增广贤文》虽以道家思想为主，但对儒家的说教并不排斥。文中强调了读书的重要、孝义的可贵。这些观点体现了正统的儒家精神，与全书所弥漫的道家思想有所不合。但也正是由于这种庞杂，不同思想的人都可以从中看到自己认可的格言，使之具有了广泛的代表性。

　　千家诗
　　《千家诗》一般认为是由宋代谢枋得的《重定千家诗》（皆七言律诗）和明代王相所选的《五言千家诗》合并而成的。
　　康熙四十五年，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刊行的《楝亭十二种》中收有《分门篹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署作“后村先生编集”。“后村先生”即南宋刘克庄，字潜夫，自称后村居士。不过也有人认为诗集为坊间选家假名而作。
　　后来坊间又出现了两种千家诗，即署作宋谢枋得选、明王相注的《重定千家诗》（皆七言律诗）和王相选注的《新镌五言千家诗》。于是书坊将两者合刊，即现在通行版本的《千家诗》了。
　　《千家诗》是我国旧时带有启蒙性质的格律诗选本。因为它所选的诗歌大多是唐宋时期的名家名篇，易学好懂，题材多样：山水田园、赠友送别、思乡怀人、吊古伤今、咏物题画、侍宴应制，较为广泛地反映了唐宋时代的社会现实，所以在民间流传广泛，影响极其深远。
　　《千家诗》虽然号称千家，但实际上只录有一百二十二家。按朝代分：唐代六十五家，宋代宋代家，五代一家，明代二家，无从查考年代的无名氏作者二家。其中选诗最多的是杜甫，共二十五首，其次是李白，共八首；女诗人只选了宋代朱淑真的两首七绝。
　　《千家诗》从一开始就受到广大读者的青睐，而“千家诗”这个书名更是广被采用，例如清代有《国朝千家诗》《续千家诗》，民国年间有《醒世千家诗》，当代又出现了《官厅湖畔千家诗》《岭南千家诗》《当代江苏千家诗》《五朝千家诗》《少儿现代千家诗》《中国现代千家诗》《中日友好千家诗》《外国千家诗》等等，不一而足，蔚为大观，足见《千家诗》的影响之大。

　　神童诗
　　《神童诗》一卷，旧传是宋代的汪洙所撰。
　　汪洙，字德温，鄞县人。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进士，官至观文殿大学士。其幼颖异，九岁能诗，号称汪神童。
　　后人以汪洙的部分诗为基础，再加进其他人的诗，而编成《神童诗》。
　　全书辑诗三十四首，皆为五言绝句，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前十四首，都是劝学诗，极力宣扬读书可以做官；第二部分为从《状元》到《四喜》五首，表现科举及第的得意；第三部分为从《早春》到《除夜》，通过四时景致的描写，表达读书人的喜悦心情。
　　学习和读书无论是古是今，都是应大力提倡的。但书中标榜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思想，在今天显然已经不合时宜，而诗中所洋溢出的春风得意自以为是的思想，则是为今天所不取的。

　　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是一部流传很广的唐诗选集。唐朝（公元618—907年）二百九十年间，是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可谓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保存下来的唐诗的数量更是多达五万余首。正如孙琴安在《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自序》中指出的那样：“唐诗选本经大量散佚，至今尚存三百余种。当中最流行而家传户晓的，要算《唐诗三百首》。”
　　《唐诗三百首》的编选者蘅塘退士(公元1711—1778年)，原名孙洙，字临西，江苏无锡人。他自幼家贫，性敏好学，乾隆九年(公元1745年)他考中顺天举人，授景山官学教习，出任上元县教谕。乾隆十六年(公元1752年)他得中进士，历任卢龙、大城知县。后遭人谗陷罢官，平复后任山东邹平知县。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1年)、二十七年(公元1763年)两次主持乡试，推掖名士。他为官清廉如水，爱民如子，又勤勉好学，书似欧阳询，诗宗杜工部，著有《蘅塘漫稿》。
　　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4年)春，孙洙与他的继室夫人徐兰英相互商榷，开始编选《唐诗三百首》。编选这本书是有感于《千家诗》的选诗标准不严，体裁不备，体例不一，希望以新的选本取而代之，成为合适的、流传不废的家塾课本。
　　他们的选诗标准是“因专就唐诗中脍炙人口之作，择其尤要者”。既好又易诵，以体裁为经，以时间为纬。《唐诗三百首》于清乾隆二十九年(公元1765年)编辑完成，书的题目有的说脱胎于民谚“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有的说取自“诗三百”，说法各不相同。
　　今天，《唐诗三百首》已经被公认为中国流传最广的诗词选集。
　　《唐诗三百首》共选入唐代诗人七十七位，计三百一十首诗，其中五言古诗三十三首，乐府四十六首，七言古诗二十八首，七言律诗五十首，五言绝句二十九首，七言绝句五十一首，诸诗配有注释和评点。
　　五言古诗简称五古，是唐代诗坛较为流行的体裁。唐人五古笔力豪纵，气象万千，直接用于叙事、抒情、议论、写景，使其功能得到了空前的发挥，其代表作家有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韦应物等。七言古诗简称七古，起源于战国时期，甚至更早。现在公认最早的、最完整的七古是曹丕的《燕歌行》。南北朝时期，鲍照致力于七古创作，将之衍变成一种充满活力的诗体。唐代七古显示出大唐宏放的气象，手法多样，深沉开阔，代表诗人有李白、杜甫、韩愈。五言律诗简称五律，是律诗的一种。五律源于五言古体，风格峻整，音律雄浑，含蓄深厚，成为唐人应制、应试以及日常生活中普遍采用的诗歌题材。唐代五律名家数不胜数，以王昌龄、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刘长卿成就为大。七言律诗简称七律，是近体诗的一种，格律要求与五律相同。七律源于七言古体，在初唐时期渐成规模，至杜甫臻至炉火纯青。有唐一代，七律圣手有王维、杜甫、李商隐、杜牧、罗隐等，风华绝代，辉映古今。五七言绝句简称五绝和七绝，都是古典诗体中绝句的一种。五绝起源于汉，七绝起源于六朝，两者都在齐梁时期成型，初唐阶段成熟。唐代绝句气象高远，率真自然，达到了吟诵自由化的最高峰，名家有李白、王维、王昌龄、韦应物、杜牧、刘禹锡等人。
　　中国是诗的国度，唐朝是中国诗歌的巅峰，巅峰时期的那个黄金时代令人神往。诗歌是当时文学的最高代表，成为中国传统文学坚实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华文明靓丽的风景线。唐诗与宋词、元曲并称，题材宽泛，众体兼备，格调高雅，是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奇迹。唐诗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极为深远。历朝历代的文人视唐诗为圭臬，奉唐人为典范。公元7世纪，孙季良开始编纂唐诗选本，至辛亥革命前，一千二百余年间，每二年即有一本唐诗选本问世。众多选本中以《唐诗三百首》流传最广、影响最大，风行海内，老幼皆宜，雅俗共赏，成为屡印不止的最经典的选本之一。
　　《唐诗三百首》以成功务实的编法、简易适中的篇幅、通俗大众的观点、入选的精美诗歌打动着读者，成为儿童最成功的启蒙教材、了解中国文化的模范读本，对中国诗歌选编学、中国人的心理构成都有很大的影响。

　　笠翁对韵
　　《笠翁对韵》的作者李渔号笠翁，他仿照《声律启蒙》写作了这本旨在作诗的韵书，因此叫《笠翁对韵》。
　　李渔（公元1611—1680年），原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中年改名李渔，字笠鸿，号笠翁。江苏如皋人，明末清初著名的文学家、戏曲家。著有《凰求凤》、《玉搔头》等戏剧，《肉蒲团》、《觉世名言十二楼》、《无声戏》、《连城壁》等小说，与《闲情偶寄》等书。
　　李渔祖籍浙江兰溪。李渔出生时，由于其祖辈在如皋创业已久，此时“家素饶，其园亭罗绮甲邑内”，故他一出生就享受了富足生活。其后由于在科举中失利，使肩负以仕途腾达为家庭光耀门户重任的李渔放弃了这一追求，毅然改走 “人间大隐”之道。康熙五年（公元1666年）和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先后获得乔复生、王再来二姬，李渔在对其进行细心调教后组建了以二姬为台柱的家庭戏班，常年巡回于各地，为达官贵人作娱情之乐，收入颇丰，这也是李渔一生中生活得最得意的一个阶段，同时也是李渔文学创作中最丰产的一个时期，《闲情偶寄》一书就是在这一段内完成并付梓的。公元1672年、公元1673年，随着乔、王二姬的先后离世，支撑李渔富足生活的家庭戏班也土崩瓦解了，李渔的生活从此转入了捉襟见肘的困顿之中，经常靠举贷度日，公元1680 年，古稀之年的李渔于贫病交加中泯然于世。
　　李渔曾经居住于南京，把居所命名为“芥子园”，并开设书铺，编刻图籍，广交达官贵人、文坛名流。
　　李渔编写《笠翁对韵》的目的是训练儿童应对，掌握声韵格律。该书从单字对到双字对，三字对、五字对、七字对到十一字对，声韵协调，琅琅上口，从中可以得到语音、词汇、修辞的训练。
　　《笠翁对韵》是人们学习写作近体诗、词，用来熟悉对仗、用韵、组织词语的启蒙读物。该书以平水韵的三十个韵部为目，把常见的字都组织进了韵语，这些韵语又都是富有文采的符合格律的对子。
　　该书的特点是词藻丰富、优美，典故故众多。熟读《笠翁对韵》对遣词造句、作诗、对对子都有很大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