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典籍要览》张广明

5、集部

　　概述
　　“集部”是我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经史子集)中的第四大类。“集部”收历代作家的散文、骈文、诗、词、散曲集子和文学评论、戏曲著作等。《四库全书》把“集部”细分为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类。
　　“集部”由于历代作家地不断更新和填充而蔚为大观，如宋人著书就有数万卷，而在江陵焚书之后天下藏书不过才两三万卷。“集部”与经学中“小学”（音韵训诂等）多有关联，如《佩文诗韵》等，其实，不通“小学”，不解平仄及古音等就不能吟诗填词作赋属文，今人文章不济多半还是因为小学功底不够扎实，对汉字本身的感悟不深所致，又不能通其他几门语言与汉语对比，更显语言能力之单薄。
　　集部文章可作三不朽之“立言”者，也是文章的精华所在。
　　总集是中国古代对多人著作合集的称呼。中国最早的总集是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总集保存了很多古代文献(其中不少原著已散佚)，并对文学研究和校勘有重要参考价值。
　　总集编辑体例,可分为网罗宏富的“全集式”总集，如清代严可均编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择优选精而辑成的“选集式”总集，如梁代萧统编的 《文选》。按收录时代范围,可分为通代总集，如明代张溥编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断代总集，如宋代姚铉编的《唐文粹》。按所收录作品的体裁,可分为专辑历代同一体裁作品的总集，如清代陈元龙等编的《历代赋汇》；专辑一个朝代某一种体裁作品的总集，如清代董浩等编的《全唐文》；汇集各种体裁作品的总集，如宋代李昉﹑徐铉等编的《文苑英华》。
　　别集是指个人的诗文汇编。如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和苏轼的《东坡七集》，都是别集。先秦时无别集，但诸子论文结为一集，号称《荀子》《庄子》《墨子》之类，与后代文集相似。到汉代，文学创作发展，西汉刘向《七略》有“诗赋略”，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六篇至《左冯翊路恭赋》八篇，共六十六家，皆以作家为单位，汇集赋作，实为后代目录家别集类之始。至东汉末年后别集渐繁，汉魏六朝别集见于《隋书•经籍志》有八百八十六部。以后历代相沿不替，清人文集可考者多达三万余家，文人学者几乎人人有集。
　　别集的编集是有诸多讲究的。作者生前所定，基本上属于选集，就是说基本上要删汰一些作品。而后人所编，则大多属于全集，片语只字也不遗漏，这是因为编者往往是作者的子孙或学生，或者是乡后辈，或者是作者的研究者，爱好者。
　　有的别集单收诗，称为诗集。有的单收文，称为文集。兼收诗文的往往也被称为文集。
　　别集往往有附件。首先是他人所撰序跋，有当代人作的，也有后人编集或重刻时加的，有的序文甚多，连篇累牍。另一种附件是作者的传、墓碑、墓志铭、年谱，都是作者的传记资料。
　　别集集中保存某一作家的诗、词、曲、散文作品，这是认识和研究这位作家文学成就的主要材料，一部中国文学史，实际是作家作品及文学流派史，作家是因其作品而传的，文学流派也是同样靠同一风格或创作倾向的作品得以成立，所以别集保存作品，这是首要的文献价值。
　　别集因系统收集了某一作者的著作，为研究该作者的生平和创作等提供了基本材料。别集对保存历史文献具有重要作用，也是编辑总集的主要依据。
　　在我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之外，还有如《西厢记》、《牡丹亭》之类的作品也可归之集部，它们既是艺术门类，也是国粹内容，在国学中也占有一席之地，但已非主体脉络，今日发扬光大可以，但对于国学而言，其实已是末业闲流矣。

　　楚辞
　　楚辞又称“楚辞”，是战国时代的伟大诗人屈原创造的一种诗体。作品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声韵，叙写楚地的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具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汉代时，刘向把屈原的作品及宋玉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编辑成集，名为《楚辞》。并成为继《诗经》以后，对我国文学具有深远影响的一部诗歌总集。并且是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
　　楚辞，其本义是指楚地的言辞，后来逐渐固定为两种含义：一是诗歌的体裁，一是诗歌总集的名称（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了楚国文学）。从诗歌体裁来说，它是战国后期以屈原为代表的诗人，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开创的一种新诗体。从总集名称来说，它是西汉刘向在前人基础上辑录的一部“楚辞”体的诗歌总集，收入战国楚人屈原、宋玉的作品以及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严忌、东方朔、王褒、刘向诸人的仿骚作品。
　　“楚辞”之名首见于《史记•张汤传》。可见至迟在汉代前期已有这一名称。其本义，当是泛指楚地的歌辞，以后才成为专称，指以战国时楚国屈原的创作为代表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具有浓厚的地域文化色彩，如宋人黄伯思所说，“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东观余论》）。西汉末，刘向辑录屈原、宋玉的作品，及汉代人模仿这种诗体的作品，书名即题作《楚辞》。这是《诗经》以后，我国古代又一部具有深远影响的诗歌总集。另外，由于屈原的《离骚》是楚辞的代表作，所以楚辞又被称为“骚”或“骚体”。汉代人还普遍把楚辞称为“赋”。《史记》中已说屈原“作《怀沙》之赋”《汉书•艺文志》中也列有“屈原赋”、“宋玉赋”等名目。
　　楚辞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经过加工、提炼而发展起来的，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由于地理、语言环境的差异，楚国一带自古就有它独特的地方音乐，古称南风、南音；也有它独特的土风歌谣，如《说苑》中记载的《楚人歌》、《越人歌》、《沧浪歌》；更重要的是楚国有悠久的历史，楚地巫风盛行，楚人以歌舞娱神，使神话大量保存，诗歌音乐迅速发展，使楚地民歌中充满了原始的宗教气氛。所有这些影响使得楚辞具有楚国特有的音调音韵，同时具有深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和浓厚的巫文化色彩。可以说，楚辞的产生是和楚国地方民歌以及楚地文化传统的熏陶分不开的。
　　同时，楚辞又是南方楚国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春秋战国以后，一向被称为荆蛮的楚国日益强大。它在问鼎中原、争霸诸侯的过程中与北方各国频繁接触，促进了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楚国也受到北方中原文化的深刻影响。正是这种南北文化的汇合，孕育了屈原这样伟大的诗人和《楚辞》这样异彩纷呈的伟大诗篇。
　　《楚辞》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出现，打破了《诗经》以后两三个世纪的沉寂而在诗坛上大放异彩。后人也因此将《诗经》与《楚辞》并称为风、骚。风指十五国风，代表《诗经》，充满着现实主义精神；骚指《离骚》，代表《楚辞》，充满着浪漫主义气息。风、骚成为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创作的两大流派。
　　刘向编定的《楚辞》16卷原本已佚。注本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该书以刘向《楚辞》为底本，它除了对楚辞做了较完整的训释之外，还提供了有关原本的情况。在《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南宋洪兴祖又作了《楚辞补注》。此后，南宋朱熹著有《楚辞集注》，清初王夫之撰有《楚辞通释》，清代蒋骥有《山带阁注楚辞》等。

　　乐府诗集
　　《乐府诗集》是继《诗经•风》之后，一部总括我国古代乐府歌辞的著名诗歌总集，由宋代郭茂倩所编。现存100卷，是现存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主要辑录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兼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五千多首。它搜集广泛，各类有总序，每曲有题解。
　　郭茂倩，字德粲，生卒年不详，郓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时为河南府法曹参军。编有《乐府诗集》百卷传世。
　　“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最早设立于汉武帝时，南北朝也有乐府机关。其具体任务是制作乐谱，收集歌词和训练音乐人才。歌词的来源有二：一部分是文人专门创作的；一部分是从民间收集的。后来，人们将乐府机关采集的诗篇称为乐府，或称乐府诗、乐府歌辞，于是乐府便由官府名称变成了诗体名称。
　　《乐府诗集》把乐府诗分为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和新乐府辞等十二大类﹔其中又分若干小类，如横吹曲辞下又分汉横吹曲﹑梁鼓角横吹曲等类﹔相和歌辞又分为相和六引﹑相和曲﹑吟叹曲﹑平调曲﹑清调曲﹑瑟调曲﹑楚调曲和大曲等类﹔清商曲辞中又分为吴声歌与西曲歌等类。在这些不同的乐曲中，郊庙歌辞和燕射歌辞属于朝廷所用的乐章，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都较少可取成分。鼓吹曲辞和舞曲歌辞中也有一部分作品艺术价值较差。但总的来说，它所收诗歌，多数是优秀的民歌和文人用乐府旧题所作的诗歌。在现存的诗歌总集中，《乐府诗集》是成书较早，收集历代各种乐府诗最为完备的一部重要书籍。
　　《乐府诗集》的重要贡献是把历代歌曲按其曲调收集分类，使许多作品得以汇编成书。这对乐府诗歌的整理和研究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例如汉代一些优秀民歌《陌上桑》《东门行》等见于《宋书‧乐志》。《孔雀东南飞》见于《玉台新咏》，还有一些则散见于《艺文类聚》等类书及其他典籍中，经编者收集加以著录，得以广泛流传。《木兰诗》和《孔雀东南飞》被合称为“乐府双璧”。
　　《乐府诗集》以音乐曲调分类著录诗歌，对一些古辞业已亡佚，而其曲调对后人有过影响的乐曲，都作了说明。如“汉横吹曲”中的《梅花落》，“杂曲歌辞”中的《行路难》，都只有鲍照的拟作为最早，但编者仍把《梅花落》归入“汉横吹曲”，并在《行路难》的说明中引证了《陈武别传》，指出这个曲调在魏晋以前，就在北方牧民中流行，说明它早在汉代可能已经产生。它反映了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以及音乐和诗歌的关系，对各种乐曲的相同题目，它指出了前代乐曲与后代乐曲的继承关系。如“梁鼓角横吹曲”中的《黄淡思》，编者就引用陈释智匠的《古今乐录》，认为即“汉横吹曲”的《黄覃子》。
　　《乐府诗集》也存在较多的缺点。例如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就曾指出本书把某些文人诗列入乐府题目之中不太恰当。此外，由于它重在曲调，致使所录歌辞往往与关于曲调的叙述不太一致，如近代曲辞中的《水调歌》，编者认为是隋炀帝游江都时制，而书中所录“唐曲”，并未注明作者。其实这些曲辞，恐怕是杂取唐人作品而成，如其中“入破”第二首，显然是杜甫的诗。
　　《乐府诗集》的版本，有明末汲古阁刊本，清翻刻本和《四部丛刊》影印本。

　　昭明文选
　　中国现存最早的诗文总集。南朝梁萧统编著。
　　萧统(公元501—531年)，字德施。梁武帝萧衍长子。天监元年(公元502年)立为皇太子，未及即位而卒。谥号昭明。故后人也习称《文选》为《昭明文选》。
　　由魏﹑晋到齐﹑梁，是中国文学史上各种文学形式发展并趋于定型成熟的时期，作家和作品数量之多远远超过前代。与之相适应的是文艺理论中对文学概念的探讨和文学体制的辨析日益精密。宋文帝刘义隆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刘彧分儒﹑道﹑文﹑史﹑阴阳五科，都可以标志文学已经取得了正式的独立地位。
　　文学作品的数量众多，对它们进行品鉴别裁﹑芟繁剪芜，就成为广大阅读者的需要，选录优秀作品的文学总集乃应运而生。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以迄陈﹑隋，总集共有二百四十九部，五千二百二十四卷，其中著名的有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论》﹑宋代刘义庆的《集林》，但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也是影响最大的总集，就是《文选》。
　　南朝的统治阶级上层，大多爱好文学，并以此作为门第和身份的一种标志，因而奖励提倡，颇多建树。萧统就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据《梁书‧昭明太子传》记载，他的门下有许多文人，经常和他们在一起讨论篇籍，商榷古今，并从事文章著述。当时东宫有书近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所著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诰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文章英华》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根据封建社会的一般情况，达官贵人主编的书籍多出于门下文人之手或至少有门下文人的参预。萧统以太子之尊，引纳文士，当时负有重名的刘孝绰﹑王筠﹑殷芸﹑陆倕﹑到洽以及《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都曾做过东宫的属官或为萧统所赏接，这些文士中极可能有人参加过《文选》的编定。
　　《文选》三十卷，共收录作家一百三十家，上起子夏﹑屈原，下迄当时，唯不录生人。书中所收的作家，最晚的陆倕卒于普通七年(公元526年)，而萧统卒于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年)，所以《文选》的编成当在普通七年以后的几年间。全书收录作品五百一十四题。编排的标准是“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
　　从分类的实际情况来看，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三大类，又分列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三十八小类。赋﹑诗所占比重最多，又按内容把赋分为京都﹑郊祀﹑耕籍等十五门，把诗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二十三门，这样的分类体现了萧统对古代文学发展﹑尤其是对文体分类及源流的理论观点，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的阶段。但由于分类过于碎杂，因而也遭到后世一些学者如章学诚﹑俞樾等人的批评。
　　《文选》的选录标准，以词人才子的名篇为主，以“文为本”。因此，凡“姬公之籍，孔父之书”，“老庄之作，管孟之流”，“谋夫之话，辩士之端”，“记事之史，系年之书”，这几类后来习称为经﹑史﹑子的著作一律不选。但是史传中的赞论序述部分却可以收录，因为“赞论之综辑辞采，序述之错比文华，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合乎“能文”的选录标准。这一标准的着重点显然不在思想内容而在于讲究辞藻华美﹑声律和谐以及对偶﹑用事切当这样的艺术形式，但它为文学划定了范畴，是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对文学的独立发展有促进作用。
　　《文选》仅仅用30卷的篇幅，就大体上包罗了先秦至梁代初叶的重要作品，反映了各种文体发展的轮廓，为后人研究这七﹑八百年的文学史保存了重要的资料。
　　从选录的技术角度来说，《文选》也存在缺陷。书中入选了一些伪作，例如李陵的《答苏武书》和苏﹑李的赠答诗，南朝宋人颜延之已经怀疑，刘知几﹑苏轼决其为赝品，至近代而成定论。
　　由于《文选》本身所具有的优点，比起同类型的其他诗文总集来，其影响远为深广。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甚至与经传并列。宋初承唐代制度，亦以诗赋取士，《文选》仍然是士人的必读书，甚至有“《文选》烂，秀才半”的谚语(陆游《老学菴笔记》)。王安石当国，以新经学取士，此后《文选》才不再成为士人的课本。然而作为一部文学作品的精粹选本，其历史价值和资料价值则依然不废。
　　隋﹑唐以来，学者文人对《文选》从各种角度作了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今天还可以见到的专著即有九十种左右，其他散见的有关考据﹑训诂﹑评论更难数计。研治《文选》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以致从唐初开始就有了“文选学”这一名称。
　　宋代的“文选学”渐趋衰微，有关的专著大都是摘录排比辞语典故。明代文选学成就无多，张凤翼《文选纂注》杂采前人众说，稍有可取。清代朴学大兴，学者在专攻经﹑史﹑子部之外，发其余力于《文选》，不论校勘﹑音韵﹑训诂﹑考订各方面，都取得了空前的成绩。
　　今天所见的《文选》版本，除唐写本《文选集注》外，尚有唐写本《文选》白文﹑《文选》李善注﹑《文选音》，均敦煌残卷，有一部分曾收入《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和《敦煌秘籍留真新编》，影印行世。
　　刻本最早的为北宋明道本，已残。传世宋刻的影印本，有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所收影宋刻六臣注本和中华书局影印淳熙八年(公元1181年)尤袤刻李善注本。通行本为清代胡克家翻刻尤本，中华书局在1977年曾把胡刻本缩印，并附《文选考异》于卷末。

　　玉台新咏
　　《玉台新咏》是继《诗经》、《楚辞》之后中国古代的又一部诗歌总集。除第九卷中的《越人歌》相传作于春秋战国之间外，其余所收录的作品上至西汉、下迄南朝梁代。全书收录汉魏六朝一百余位作家共七百六十九篇作品，分为十卷：第一卷为乐府诗，第二卷至第八卷为五言诗，第九卷为七言、杂言诗，第十卷为绝句。
　　作者是南朝陈代时的徐陵（公元507—583年）。此书在流传过程中，曾经一些人窜乱，所以有人怀疑此书非徐陵所编，而出于稍后的人之手。
　　此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题徐陵撰。但是《陈书•徐陵传》却未著录此书。加之现存诸版本所收徐陵诗，作者均题作“徐孝穆”，徐陵，字孝穆。如果《玉台新咏》确系徐陵所编，似不应称字。因此有人怀疑《玉台新咏》非徐陵所著。但是，《艺文类聚》卷五十五也题此书为徐陵所撰。故此说尚不足以成为定论。
　　据徐陵《玉台新咏序》说，本书编纂的宗旨是“选录艳歌”，即主要收男女闺情之作。从内容的广泛性看，它不如成书略早的《文选》。但它和“以文为本”作为收录标准的《文选》比较，也有独自的特色。如它不如《文选》那样选录歌功颂德的庙堂诗。入选各篇，皆取语言明白，而弃深奥典重者，所录汉时童谣歌，晋惠帝时童谣等，都属这一类。
　　《玉台新咏》还比较重视民间文学，如中国古代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就首见于此书。它重视南朝时兴起的五言四句的短歌句，收录达一卷之多，对于唐代五言绝句这一诗体的发展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它不如《文选》那样不录在世人物的作品，选录了梁中叶以后不少诗人的作品。这些诗作比“永明体”更讲究声律和对仗，可以较清楚地看出“近体诗”的成熟过程。书中收录了沈约《八咏》一类的杂言诗，也可以据此了解南朝末年诗和赋的融合以及隋唐歌行体的形成。《玉台新咏》所选诗篇又有可资考证﹑补阙佚的，如所收曹植的《弃妇诗》，庾信的《七夕诗》，为他们的集子所阙如，班婕妤﹑鲍令晖﹑刘令娴等女作家的作品，也赖此书得以保存和流传。
　　《玉台新咏》虽有一些情调不大健康的作品，但是表现出真挚爱情和妇女痛苦的作品也不少。如《上山采蘼芜》﹑《陌上桑》﹑《羽林郎》等作品，都反映了一定的社会现实。《孔雀东南飞》详尽地写出一个封建家庭悲剧的全部过程。这都说明《玉台新咏》所录诗作并非全是艳情诗。
　　现存的版本以明无锡孙氏活字本为早，《四部丛刊》有影印本。

　　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为古代文学理论著作。成书于南朝齐和帝中兴元﹑二年(501—502)间。它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第一部有严密体系的，“体大而虑周”的文学理论专著。魏晋时期，中国的文学理论有了很大的发展。到南北朝，逐渐形成繁荣的局面。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批评在其历史发展中所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既为《文心雕龙》的出现准备了条件，也在《文心雕龙》中得到了反映。
　　作者刘勰（约公元465—520年），字彦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祖籍山东莒县。刘勰早年家境贫寒，笃志好学，终生未娶，曾寄居江苏镇江，在钟山的南定林寺里，跟随僧佑研读佛书及儒家经典，三十二岁时开始写作《文心雕龙》，历时五年，终于完成这部我国最早的文学评论巨著，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和文学批评史上不可或缺的地位。
　　《文心雕龙》共十卷，五十篇。原分上﹑下部，各二十五篇。全书包括四个重要方面。上部，从《原道》至《辨骚》的五篇，是全书的纲领，而其核心则是《原道》《征圣》《宗经》三篇，要求一切要本之于道，稽诸于圣，宗之于经。从《明诗》到《书记》的二十篇，以“论文序笔”为中心，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以有韵文为对象的“论文”部分中，以《明诗》《乐府》《诠赋》等篇较重要﹔以无韵文为对象的“序笔”部分中，则以《史传》《诸子》《论说》等篇意义较大。下部，从《神思》到《物色》的二十篇，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是创作论。《时序》《才略》《知音》《程器》等四篇，则主要是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下部的这两个部分，是全书最主要的精华所在。以上四个方面共四十九篇，加上最后叙述作者写作此书的动机﹑态度﹑原则，共五十篇。
　　儒家中庸原则是贯穿《文心雕龙》全书的基调。刘勰提出的主要的美学范畴都是成对的，矛盾的双方虽有一方为主导，但他强调两面，而不偏执一端。文中提出“擘肌分理，唯务折衷”，在对道与文、情与采、真与奇、华与实、情与志、风与骨、隐与秀的论述中，无不遵守这一准则，体现了把各种艺术因素和谐统一起来的古典美学理想。刘勰特别强调同儒家思想相联系的阳刚之美，表现出企图对齐、梁柔靡文风进行矫正的倾向。他关于“风骨”的论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对后世发生了重要影响。
　　《文心雕龙》是部“体大思精”“深得文理”的文章写作理论巨著。全书内容丰富，见解卓越，皆“言为文之用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写作上的各种问题。尤为难得的是对应用写作也多有论评。粗略统计，全书论及的文体计有五十九种，而其中属于应用文范畴的文体竟达四十四种，占文体总数的四分之三。
　　《文心雕龙》虽然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特别是“宗经”﹑“徵圣”等儒家思想对于他的文学理论有不少消极影响﹔但是，这并不妨碍它成为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一部名副其实的“体大而虑周”﹑“笼罩群言”﹑富有卓识的专著，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一份十分宝贵的遗产，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理论工作者越来越多的注意和重视。
　　在中国，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现存最早写本为唐写本残卷(藏北京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元至正本为最早版本，并有《四部丛刊》影印明嘉靖本。通行本有清人黄叔琳本，今人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及《文心雕龙校注拾遗》﹑周振甫《文心雕龙注释》﹑王利器《文心雕龙校证》等。

　　文赋
　　《文赋》是中国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的论著。全文以赋的形式写成。作者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
　　陆机（公元261—303年）字士衡，吴郡华亭人（今上海松江），西晋文学家、书法家，与其弟陆云合称“二陆”。曾历任平原内史、祭酒、著作郎等职，世称“陆平原”。后死于“八王之乱”，被夷三族。他“少有奇才，文章冠世”，与弟陆云俱为我国西晋时期著名文学家。
　　两汉以来，由于汉武帝对儒家文艺思想的“专尊”，使得儒家思想在整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儒家学派论诗，十分讲究、重视诗的教化作用，他们着重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毛诗序》说：“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曹丕也在《典论》中把文章看作“经国之大业”。
　　这些文艺思想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过多的强调了文艺的社会作用，相对地忽视了文艺的艺术特点。魏晋时期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变，使得文学走进自觉地时代。随着儒家思想的衰微，人的思想的解放，人道价值重新得到肯定，文学的地位日益提高，在文学理论上也一扫两汉沉闷凝滞的气氛。对文学的本质特征的认识更加深入，对文学艺术规律的研究全面展开。
　　《文赋》的出现，正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而得到独立发展之后，在大量创作实践的基础上产生的理论结晶。《文赋》首次把创作过程、写作方法、修辞技巧等问题提上文学批评的议程。陆机写《文赋》的宗旨是为了解决创作中“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的矛盾，所以以创作构思为中心，主要论述“作文利害之所由”，即文章写作的方法技巧和艺术性的问题。自然，这样做难免会从中流露出“形式主义”的痕迹，但是这显然不能影响陆机在《文赋》中的贡献。
　　陆机在《文赋》中用他的文学实践的亲身体会，生动地描述和分析了创作的心理特征和过程，表达了他的美学美育思想。主要包括：（1）“情因物感，文以情生”。《文赋》认为，情感是文学创作冲动的来由和起点。在艺术想象过程中，许多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情、理、物象，文辞纷至沓来，所要创造的艺术形象也愈加清晰鲜明。在这过程中，作者的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所谓“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2）“宠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笑端”。《文赋》充分肯定了艺术想象的作用，认为在构思阶段，则“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情骛八极，公游成仞”，“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表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完全沉入艺术想象过程中。（3）“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文赋》强调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指出艺术创作成就的取得同“应感之会，通塞之纪。即灵感问题有密切关系。认为灵感具有“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的特征。（4）“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奸”。《文赋》在艺术风格上，崇尚华丽之美，强调“丽辞”。这反映了六朝时期讲求形式美的新时尚。（5）《文赋》将文体区分为十种，简明概述了各体的特征。可以说，《文赋》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整个艺术创作思维的规律。
　　《文赋》是我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特点的最早的一篇专论，在美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诗品
　　《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
　　钟嵘，生卒年不详，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他在齐梁时代曾作过参军、记室一类的小官。他的《诗品》是公元513年（梁武帝天监十二年）以后于今南京写成的。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馀，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衅衅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钟嵘《诗品》是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敖陶孙，明代胡应麟，清代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都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

　　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是宋代人编的一部大书。全书五百卷，目录十卷，取材于汉代至宋初的野史小说及释藏﹑道经等和以小说家为主的杂著,属于类书。宋代李昉﹑扈蒙﹑李穆、徐铉、赵邻几、王克贞、宋白、吕文仲等12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开始於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次年完成。因成书于宋太平兴国年间，和《太平御览》同时编纂，所以叫做《太平广记》。
　　全书按题材分为九十二类，又分一百五十余细目。神怪故事所占比重最大，如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报应三十三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可见其取材重点所在。此书基本上是一部按类编纂的古代小说总集。许多已失传的书，仅在本书内存有佚文，有些六朝志怪﹑唐代传奇作品，全赖此书而得以流传。书中最值得重视的是杂传记九卷，《李娃传》﹑《柳氏传》﹑《无双传》﹑《霍小玉传》﹑《莺莺传》等传奇名篇，多数仅见于本书。还有收入器玩类的《古镜记》，收入鬼类的《李章武传》﹑收入神魂类的《离魂记》，收入龙类的《柳毅传》，收入狐类的《任氏传》，收入昆虫类的《南柯太守传》等，也都是现存最早的本子。
　　《太平广记》的分类，的确便于检查，也很有研究的价值。书中神怪故事占的比重最大，如神仙五十五卷，女仙十五卷，神二十五卷，鬼四十卷，再加上道术、方士、异人、异僧、释证和草木鸟兽的精怪等等，基本上都属于志怪性质的故事，代表了中国文言小说的主流。直到清代《聊斋志异》系列的拟古派小说，都跳不出这个范围。书中神仙加上女仙的故事，共计七十卷，又排在全书的开头，可以看出唐五代小说题材的重点所在，也可以看出宋初文化学术的一种倾向。唐代道教和佛教竞争很激烈，道教虽然不占上风，然而由道士和信奉道教的文人编造出来的神仙故事却影响很大，产生了不少优美动人的小说。例如写方士上天入地寻找杨贵妃的《长恨歌传》就是一篇代表作。唐代小说中的名篇如《柳毅传》、《无双传》、《虬髯客传》以及《杜子春》、《张老》、《裴航》等，也都和道教有关。晚唐五代神仙家的思想更是弥漫一时，杜光庭就是一个神仙传记的大作家，《太平广记》里收了不少他的著作。宋初的小说还保留着这种风气。但是《太平广记》的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如讲精怪的《东阳夜怪录》、讲龙女的《灵应传》，都收在杂传记类，按类别就一时不容易找到。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宋初人把一部分唐代传奇称作“杂传记”，还没有用“传奇”这一名称。
　　《太平广记》引书较广，有些篇幅较小的书几乎全部收录，失传的书可据以辑集，有传本的书也可据其异文互校。书中引文比较完整，不像其他类书引文多加删节。分类较细，也便於按题材索检资料，因而对校辑﹑研究古代小说极有价值。鲁迅曾指出：“我以为《太平广记》的好处有二，一是从六朝到宋初的小说几乎全收在内，倘若大略的研究，即可以不必别买许多书。二是精怪，鬼神，和尚，道士，一类一类的分得很清楚，聚得很多，可以使我们看到厌而又厌，对於现在谈狐鬼的《太平广记》的子孙，再没有拜读的勇气。”他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也充分利用了此书。
　　《太平广记》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很大。宋代以后，唐人小说单行本已逐渐散失，话本﹑杂剧﹑诸宫调等多从《太平广记》一书中选取题材﹑转引故事，加以敷演﹔说话人至以“幼习《太平广记》”为标榜(《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宋人蔡蕃曾节取书中的资料，编为《鹿革事类》﹑《鹿革文类》各三十卷。明人冯梦龙又据本书改编为《太平广记钞》八十卷。明清人编的《古今说海》﹑《五朝小说》﹑《说郛》(陶珽重编本)﹑《唐人说荟》等书，则往往转引《太平广记》而改题篇目，假托作者，研究者亦可据此书加以考订。
　　《太平广记》明代以前很少刻本流传，原书已有缺佚舛误。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谈恺据传钞本加以校补，刻板重印，成为现存最早的版本，以后的几种刻本多从谈刻本出。另有沈与文野竹斋钞本和陈鳣校宋本。通行的版本是经过汪绍楹校点的排印本，1959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61年中华书局重印新一版。

　　李太白集
　　李白（公元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中国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被后人尊称为“诗仙”。他的诗大多以描写山水和抒发内心的情感为主。与杜甫并称为“李杜”。李白出生于安西都护府碎叶城，幼年迁居四川绵州昌隆县。二十岁时只身出川，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安陆、应山。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拜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李白不愿应试做官，希望依靠自身才华，通过他人举荐走向仕途，但一直未得人赏识。他曾给当朝名士韩荆州写过一篇《与韩荆州书》，以此自荐，但未得回复。直到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因道士吴筠的推荐，李白被召至长安，供奉翰林，文章风采，名震天下 。李白初因才气为玄宗所赏识，后因不能见容于权贵，在京仅三年，就弃官而去，仍然继续他那飘荡四方的流浪生活。安史之乱发生的第二年（公元756年），他感愤时艰，曾参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不幸，永王与肃宗发生了争夺帝位的斗争，兵败之后，李白受牵累 ，流放夜郎，途中遇赦。晚年漂泊东南一带，依当涂县令李阳冰，不久即病卒。李白的诗风格豪放飘逸洒脱，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被韩愈称赞为：“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李白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诗歌作品，流传至今的有九百多首，主要有《蜀道难》、《行路难》、《将进酒》、《静夜思》等，有《李太白集》。他的诗歌创作涉及的中国古典诗歌的题材非常广泛，而且在不少题材上都有名作出现。他所钟好的体裁主要是古体诗，包括古风和乐府诗，但他在近体诗体裁如律诗、绝句中往往也有绝唱留存。在唐代尚未普及的词，有两首被认为是李白的作品，即被南宋人黄升称为“百代词曲之祖”的《菩萨蛮》与《忆秦娥》。也有少数人怀疑它们不是李白所作。
　　李白为盛唐浪漫诗派的代表，把中国诗歌的浪漫主义推向高峰。正是如此，才取得了“诗仙”的美誉。
　　李白无论在内容或形式上都有创作性的发展。他的作品内涵丰富，想像超绝而且取材宏富。李白曾批评诗歌：“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因此，他的作品明朗自然，一扫六朝以来的浮靡诗风。
　　李白的思想和诗歌具有典型的盛唐时代的特征，即昂扬奋发的进取精神和追求自由理想的思想意识。李白广泛吸取了历史文化遗产，融合百家之说，形成了他复杂独特的思想面貌。儒家仁民爱物的思想，使他的诗歌充满了热爱人民关心百姓的高尚情感。如《丁都护歌》、《秋浦歌》等。道家的批判意识和变化观，使他透过社会繁盛的外表看出了大唐盛世由盛变衰的种种迹象和隐藏的弊病。在长安的一系列诗歌都体现了他的这种忧虑。墨家任侠的博爱精神，使他仗义疏财，乐于助人，他的《侠客行》、《少年行》就是李白自己任侠精神的写照。
　　杜甫对李白的评价甚高，称赞他的诗“惊风雨”、“泣鬼神”，而且无敌于世、卓然不群。

　　杜工部集
　　《杜工部集》是我国古代最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文集，现存诗一千四百余首，文三十余篇。在世界文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杜甫与李白齐名，并称为“李杜”。他的诗歌立足于忠厚，其风格雄浑高古，自成一家，被尊称为“诗圣”。他的诗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最高峰。
　　杜甫（公元712—770年），字子美，又自称少陵野老，故世亦称杜少陵，他曾任检校工部员外郎，故又称杜工部。杜甫的祖籍是襄阳，生于河南巩县。杜甫出身于为官世家，其先祖杜预是晋代名将、大儒。祖父杜审言曾任修文馆直学士，为当时的“文章四友”之一，是初唐的著名诗人。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的青少年时代正逢唐代的开元盛世，社会安定，文化繁荣。由于家学渊源，杜甫在少年时代就对诗歌有浓厚的兴趣，经常吟诗做赋，交游于文人雅士之间。
　　杜甫在二十岁时，走向社会，开始到各地漫游。他首先来到吴越等地，到过金陵、苏州、杭州和浙东一带，江南的山光水色，名胜古迹，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扩大了他的视野。唐玄宗天宝五年（公元746年），杜甫三十五岁，他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次年，又一次参加进士考试，但又失败了。
　　天宝十四年，杜甫四十四岁时被初次任命为河西县尉的小官，但是他没有赴任。同年十一月又任命他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是一个看守兵器、管理门禁的微末官职。杜甫迫于生计，接受了。这期间，写出了震撼千古的长篇杰作《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这篇长诗既是当时社会生活的缩影，也是杜甫走上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标志。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逃出长安奔往凤翔，得以谒见肃宗，被授任左拾遗。这是在皇帝身边供职的人，是从八品的谏官。他就任后不久，因营救房琯。而忤怒肃宗。皇帝为疏远他，批准他回鄜州探亲。杜甫在回家路上亲眼看见了村镇遭受战争破坏的惨状，他写了著名的《北征》、《羌村三首》等诗篇。
　　杜甫从四十八到成都，中间几度迁移，到五十七岁离开夔州，期间的十年中是杜甫创作精力最旺盛的时期，他现存的一千四百多首诗中大部分写于此时，其中有很多是流传千古的名篇，这些诗，有的反映了现实生活，有的抒发感怀，有的咏叹古迹，有的怀念故人……内容丰富，艺术上乘，如著名的诗篇《剑门》《蜀相》《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戏为六绝句》、《春夜喜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等等。
　　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杜甫在奔波于湘江的客舟中，贫病而死，终年五十九岁。继李白之后，中国文学史上又一颗灿烂的巨星陨落了，而他诗歌的光辉却永远地照耀着中国和世界的诗坛。
　　杜甫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伟大诗人。一千多年以来，无数诗人继承他的传统，学习他的作品，从中汲取营养，不断丰富着中国文学史上的新篇章。杜甫的《杜工部集》，注本有清人仇兆鳌《杜诗详注》、钱谦益《杜工部集笺注》、杨伦《杜诗镜铨》等。

　　全唐诗
　　《全唐诗》是清朝初年编修的汇集唐一代诗歌的总集，是清曹寅、彭定求等奉敕编纂。共收录唐代诗人二千五百二十九人的诗作四万二千八百六三首，共计九百卷。
　　康熙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清帝玄烨即考虑编纂此书，至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三月，他第五次南巡至苏州时，将主持修书的任务交给江宁织造曹寅，并将内府所藏季振宜的《唐诗》一部发下，作为校刊底本。同年五月，由曹寅主持，在扬州开局修书，参加校刊编修的有赋闲江南的在籍翰林官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綋，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等十人。至次年十月，全书即编成奏上。
　　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能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内编成，主要是充分利用了季振宜编的《唐诗》和胡震亨编的《唐音统签》。在充分利用季胡二书的基础上，编修诸臣作了以下几方面的校订补遗工作。一、增补诗什，《全唐诗》卷八八二以下补遗七卷，系据季胡二人未用的《唐百家诗选》、《分门纂类唐歌诗》残本、《古今岁时杂咏》等书及石刻资料编成，正编各家诗亦有少量增补。二、考订辨误，包括六朝人误作唐人如陈昭、卫敬瑜妻等，六朝诗误归唐人，如吴均、刘孝胜诗误归曹邺；误将诗题中人名视作撰者，如上官仪《高密公主挽词》作高密诗，皆一一作了订正。三、据所见善本唐人诗集，增加了部分校语。季胡二书校记皆注明出处，诸臣将出处全部抹去，仅注为“一作某”。四、重新调整了小传。删繁就简，并将二书所附作者生平资料删去。五、删去胡书末之“道家章咒、释氏偈颂二十八卷”。六、重新安排全书序次，“首诸帝，次后妃，次宗室诸王，次公主，……次臣工，次闺秀，次释道，”末附神仙、鬼怪、嘲谑、歌谣谚语、词等类作品。
　　《全唐诗》将有唐一代的诗歌汇为一帙，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由于成书仓促，存在问题也很多。其主要有如下数端：一、未及广检群书，故缺漏甚多；二、考订粗疏，多有误收，今人考订其误收他朝诗即达数百首之多，唐人张冠李戴、重收复出之作亦不少，三、小传较疏舛，作者先后次第亦多混乱；四、诸诗皆不注出处，征引者难以覆按；五、校勘不精，诗题及诗句错误较多。
　　玄烨为《全唐诗》所作序中，谓全书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后人多从其说。其实，玄烨所举数并不精确，近年有学者将《全唐诗》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编号作了统计，结论是：该书共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这个数字比较可靠。
　　该书编成的次年，即由内府精刻行世，后又有扬州诗局本，二本皆为一百二十册，分装十函。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归并成三十二卷。1960年，中华书局据扬州诗局本断句排印，并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　　今人张忱石编有《全唐诗作者索引》，由中华书局出版，对读者很是方便。

　　《唐诗别裁集》
　　《唐诗别裁集》是唐诗选集。清代沈德潜编选。共二十卷,选有作家二百七十余人,诗作一千九百余首,分体编排。因杜甫《戏为六绝句》中有“别裁伪体亲风雅”语，故名“别裁”。
　　沈德潜（公元1673—1769年）字确士，号归愚，长洲（今江苏苏州）人，清代诗人。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荐举博学鸿词科，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成进士，曾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叶燮门人，论诗主格调，提倡温柔敦厚的诗教。其诗多歌功颂德之作，少数篇章对民间疾苦有所反映。所著有《沈归愚诗文全集》。又选有《古诗源》、《唐诗别裁》、《明诗别裁》、《清诗别裁》等，流传颇广。
　　此书为旧时较有影响的唐诗选本。清代王士禛倡导神韵说,所选《唐贤三昧集》排斥那些雄奇壮阔之作,沈德潜编选此书为“使人知唐诗中有‘鲸鱼碧海’、‘巨刃摩天’之观”，并在凡例中说明“是集以李、杜为宗”。他主张“备一代之诗，取其宏博”，在重点选录王维、李白、杜甫、岑参、韦应物、韩愈、白居易、李商隐等大家名家的诗外，也选录不少小家的作品。由于门庭比较宽广，能注重到不同时期、不同流派和不同体裁的作品，入选的题材和风格较为丰富多彩，大致反映了唐代诗歌创作的基本面貌。
　　书中还附有简要的评注，有助于理解诗意。但是，由于沈氏信奉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不敢多选那些大胆抨击时政、揭露封建社会矛盾的作品，并还选录了一定数量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的应制诗和试帖诗。
　　《唐诗别裁集》初刻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增补重刻于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有乾隆间刻本和扫叶山房石印本、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等。上海古籍出版社据重刻本加以校勘标点的排印本，较为通行。清人俞汝昌曾撰《唐诗别裁集引典备注》二十卷，有道光间刻本。

　　全宋词
　　《全宋词》是宋词的总集。
　　宋人词集的编纂，在宋代本朝就开始了。在北宋，词虽然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体，但似乎还没有被普遍承认为“正统”文学，所以北宋人的词一般不收入文集。宋人词集丛刻，宋代有长沙书坊的《百家词》（今佚）、闽刻《琴趣外编》（今存五种）、《六十家词》（今佚）等。
　　明末毛晋汲古阁刊《宋名家词》六集六十一家，为宋以后大规模刊刻词集之始，其书流传最广。其后，清代侯文灿刻有《十名家词集》，秦恩复刻有《词学丛书》。
　　晚清刊刻词集之风更盛，规模也更大。王鹏运刻有《四印斋所刻词》及《宋元三十一家词》，江标刻有《宋元名家词》，吴重熹刻有《山左人词》，吴昌绶刻有《双照楼景刊宋元本词》，朱祖谋刻有《彊村丛书》，陶湘刻有《续刊景宋金元明本词》。1931年，赵万里又补诸家丛刻之遗，编成《校辑宋金元人词》七十三卷，搜采校订，水平超过前人。嗣后周泳先有《唐宋金元词钩沉》，较之赵辑，又多出不少新的资料。但诸家所刻，于孤篇断句概置不录，不足以探求一代词作的全貌。
　　今人唐圭璋在综合诸家辑刻的基础上，广泛搜采，凡宋人文集中所附﹑宋人词选中所选﹑宋人笔记中所载词作，俱一并采录，更旁求类书﹑方志﹑金石﹑题跋﹑花木谱等诸书中所载之词，统汇於一处，编为《全宋词》。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线装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者对此书进行重编，并经王仲闻订补加工，1965年由中华书局重印出版。
　　新版《全宋词》在材料和体例方面较旧版均有很大提高：以善本代替从前的底本，增补词人二百四十余家，词作一千四百余首；删去可以考得的唐五代、金元明词人词作；重新考订词人行实和改写小传；在体例上调整旧版以“帝王”﹑“宗室”等分类的编排方式，改为按词人年代先后排列。全书共计辑两宋词人一千三百三十余家，词作约两万首，引用书目达五百三十余种。近年来，编者又续作修订补正，写成《订补续记》，附于1979年重印本卷末。
　　此书收录齐备，考订也比较精审，改正了不少前人的承谬踵误之处，为研究宋词的重要参考书。
　　此书新版问世后，今人孔凡礼又从明抄本《诗渊》及其他书中辑录遗佚，编为《全宋词补辑》，收录作家一百四十余人(其中四十一人，已见《全宋词》)，词作四百三十余首，1981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六一诗话
　　《六一诗话》原题《诗话》，后人改称《六一诗话》，是最早用“诗话”为书名的著作。主要评论北宋及唐人的诗作。
　　作者欧阳修（公元1007－1073年），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吉安永丰（今属江西）人。谥号文忠，世称欧阳文忠公，北宋卓越的文学家、史学家。
　　《六一诗话》是中国第一部以诗话为名的著作，开创后代诗歌理论著作的新体裁。原书只称《诗话》，因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后人称引时名之为《六一诗话》《六一居士诗话》《欧公诗话》《欧阳永叔诗话》《欧阳文忠公诗话》等。
　　全书共二十八条，各则诗话条目之间的排列并没有逻辑联系，以漫谈随笔形式评论诗歌，记录轶闻趣事和瞬间感想所得，篇幅虽小，内容颇丰，有对诗歌规律、特性的探求，有佳句赏析，有掌故轶事介绍、谬说更正等等。
　　书中提出的“诗穷而后工”、“意新语工”等论点，体现出欧阳修追求冲淡雅正、天然和平之美的美学思想。
　　在内容上，欧阳修主张应当事理真实，即所谓“事信”，艺术的真实应当与生活的真实相一致，反对只求好句而不顾事理是否真实可信。如谓：“诗人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语病也。如‘袖中谏草朝天去，头上宫花侍宴归’，诚佳句也，但进谏必以章疏，无直用稿草之理。唐人有诗云：‘姑苏台下寒山寺，半夜钟声到客船’，说者亦云句则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钟时。如贾岛《哭僧》云：‘写留行道影，焚却坐禅声’，时谓烧杀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随青山影，坐学白骨塔’，‘独行潭底影，数息树边身’，皆岛诗，何精粗顿异也”作者连举数例，说明诗句虽佳，但理有不通；更以贾岛优劣诗句正反对比，说明事理通达与否正是诗之精粗的一条重要标准。本此观点，欧阳修于《诗话》中第一则便辨析李方“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楼三度纳降王”一联是否符合客观事实。又于第三则讨论“卖花担上看桃李，拍酒楼头听管弦”及“正梦寐中行十里，不言语处吃三杯”两联，认为“其语虽浅近，皆两京之实事也”，故有其可取之处。而作为欣赏者，要真正弄懂诗歌所表达的生活真实，也必须弄清诗句中每一词的具体含义。所以他考证了李白《戏杜甫》中“借问别来太瘦生”之“太瘦生”一词为语助；而对陶谷“尖檐帽子卑凡厮，短幼靴儿末厥兵”中之“末厥”一词，王建《霓裳词》中“听风听水作霓裳”之“听风听水”一语，以不得其解而深感遗憾，并录之以俟后来能知者。《六一诗话》的考证字句，实是为了求得事理之通“信”。?欧阳修曾为北宋诗坛盟主，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对创作甘苦有深切体会，其诗话多能点到艺术奥妙之处，其中对人物典故的记叙，为珍贵之史料；对诗人的品评，大多准确中肯，足资借鉴。
　　此书在北宋已广为流传，主要版本有《历代诗话》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六一诗话》《白石诗说》《滹南诗话》合订本。

　　东坡七集
　　《东坡七集》是苏东坡的诗文集，共110卷。包括《东坡集》40卷，《东坡后集》20卷，《东坡奏议》15卷，《东坡外制集》3卷附乐语，《东坡内制集》10卷,《东坡应诏集》10卷,《东坡续集》12卷附校记。
　　从文学的角度看,价值较高的在前,后续三集,基本上包括了他的诗,词,散文,书简,序论等。前后两集编定时间较早,比较可靠。今存较早的七集本,是明成化四年(1468)江西吉安府程宗刻本.清光绪年间,有缪荃孙校刊本。民国年间有《四部备要》本。
　　苏轼（公元1037—1101年）字子瞻，又名苏东坡，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文家、诗人、词人，豪放派词人代表。他与他的父亲苏洵（公元1009—1066年）、弟弟苏辙（公元1039—1112年）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刺新法下御史狱，遭贬。卒后追谥文忠。北宋中期的文坛领袖，文学巨匠，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纵横恣肆，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
　　苏轼文集在宋代有所谓‘七集’之编，由於宋刻无全本传世，其内容只有通过目录考知。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九：‘苏子瞻《东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和陶诗》四卷、《应诏集》十卷。’共一百二卷。此本亦为七集，为成化年间江西吉州府知府程宗所刊，与《读书志》所录略同，惟《内制集》附《乐语》，无《和陶诗》，而有《续集》十二卷。书前有《宋赠苏文公太师制》、成化四年春二月李绍《重刊苏文忠公全集序》、《宋孝宗御制文忠苏轼文集赞并序》、《宋史》本传、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等。据李绍序：明仁宗洪熙时，尝命令刊刻欧阳修、苏轼文集，欧集刻成以赐二三大臣，苏集则刻未毕工而仁宗崩，故在明代欲寻苏集已是不易。及至成化四年，程宗自刑部侍郎守吉州，‘谓欧吉人，吉学古文者以之为宗师也，尝求欧公大全集刻之郡黉，以幸教吉之人矣。既以文忠苏公学於欧者，又其全集世所未有，复遍求之，得宋时曹训所刻旧本及仁庙所刻未完新本，重加校阅。仍依旧本卷帙。旧本无而新本有者，则为《续集》并刻之，以与欧集并传於世。’是亦‘七集’。皆各自立目，单独成书，共一百一十卷。无宋本所谓《和陶诗》四卷，而于《续集》卷三收录《和陶诗》一百二十首。
　　?此本曾经缪荃孙收藏，缪氏曾用嘉靖本校勘，後有校记一卷。文内有异同即作眉批，卷末间注校阅时间。傅增湘亦有收藏，其《藏园群书经眼录》卷十三有此版著录，谓‘此书镌梓精良，字体古逸，宛有松雪之风，肆估多撤去李绍序，以冒元刊。’傅氏先时所藏即无李序。後得此缪氏藏本，始获全帙。然说‘此七集之名所由始也’，则殊非事实。盖‘七集’之编自宋已有，此集特易其《和陶诗》为《续集》耳。然‘七集’之完整传世者，以此为早，不得宋本，得此明刻亦可矣。尤其是《续集》广收南行诗、东坡书柬等《前》、《後集》未收之诗文，内容远比宋世‘七集’广泛，虽其间多有与《前》、《後集》内容重复者，仍不失为保留苏氏诗文之善本，故为後世苏集翻刻、编刊所本。此编《东坡内制集》卷七等末有‘双流刘咸炘鉴泉藏书印’，是其书又经四川著名学者‘推十’主人刘咸炘所藏，历经名家，洵为文物。明成化吉州刻、缪荃孙批校本。
　　苏东坡一生著作甚丰，他著作集子的情况比较复杂。早在苏东坡生前就有《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内制集》十卷、《外制集》三卷、《奏议》十五卷、《和陶集》四卷等六种集子刊行，其中《东坡集》是作者亲自编定。这些集子在宋徽宗崇宁二年下诏禁毁。另有《应诏集》十卷，在当时是否刊行，不得而知。至宣和五年，人们以为崇宁时的禁书令已经时过境迁，不再生效了，于是福建重新印行苏轼的著作集，宋徽宗再次下诏禁毁。这次刊行的集子略有不同，是将苏轼的著作全部汇总、分类，取消《东坡集》、《后集》等名称，而将这些集子中的同类作品编在一起。属于这个系统的苏轼著作集子有《东坡大全集》、《东坡备成集》等，所收作品比上述六种集子再加《应诏集》的总和还多，但也有伪作羼入。至于宣和五年刊行而被禁的，到底是《大全集》或是《备成集》，现无从查考。《备成集》今已亡佚。

　　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北宋的沈括所著的笔记体著作，大约成书于公元1086年—1093年，收录了沈括一生的所见所闻和见解。被西方学者称为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已有多种外语译本。
　　沈括（公元1031—1095年），字存中，杭州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科学家、政治家。一岁时南迁至福建的武夷山、建阳一代，后隐居于福建的尤溪一代。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进士。神宗时参与王安石变法运动。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提举司天监，次年赴两浙考察水利、差役。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出使辽国，驳斥辽的争地要求。次年任翰林学士，权三司使，整顿陕西盐政。后知延州（今陕西延安），加强对西夏的防御。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以宋军于永乐城之战中为西夏所败，连累被贬。晚年以平生见闻，在镇江梦溪园撰写了《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包括《笔谈》、《补笔谈》、《续笔谈》三部分。《笔谈》二十六卷，分为十七门，依次为“故事、辩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补笔谈》三卷，包括上述内容中十一门。《续笔谈》一卷，不分门。全书共六百零九条（不同版本稍有出入），内容涉及天文、历法、气象、地质、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农业、水利、建筑、医药、历史、文学、艺术、人事、军事、法律等诸多领域。
　　就性质而言，《梦溪笔谈》属于笔记类。从内容上说，它以多于三分之一的篇幅记述并阐发自然科学知识，这在笔记类著述中是少见的。因为沈括本人具有很高的科学素养，他所记述的科技知识，也就具有极高价值，基本上反映了北宋的科学发展水平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因而被现代人誉为“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梦溪笔谈》问世后，受到学界重视，不久即被刊刻印行。《梦溪笔谈》最初刻的三十卷本，内容比今本要多，但早已散佚，仅二十六卷本经宋元明清刊刻，流传下来。宋代有扬州刻本，乾道二年又曾重刻行世，惜宋刻今皆不存，所以目前最古的版本就是现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元代大德九年(公元1305年)陈仁子东山书院刻本。1956年，上海出版公司出版了胡道静的《梦溪笔谈校证》，考据精详。1957年，中华书局又出版了胡道静的《新校正梦溪笔谈》，很便于阅读。
　　《梦溪笔谈》在国外也很有影响，早在19世纪，它就因为其活字印刷术的记载而闻名于世。本世纪以来，法、德、英、美、意等国都有人对《梦溪笔谈》进行系统而又深入的研究，并向社会公众加以介绍。

　　容斋随笔
　　《容斋随笔》是南宋洪迈著的史料笔记，被历史学家公认为研究宋代历史必读之书。该书与沈括的《梦溪笔谈》、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是南宋三大最有学术价值的笔记。洪迈在《容斋随笔》卷首说明道：“余老去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纪录，因其先后，无复全次，故目之曰随笔。”
　　洪迈（公元1123—1202年），南宋饶州鄱阳（今江西省上饶市鄱阳县）人，字景卢，号容斋，洪皓第三子。南宋著名的文学家。洪迈学识渊博，著书极多，文集《野处类稿》、志怪笔记小说《夷坚志》，编纂的《万首唐人绝句》、笔记《容斋随笔》等等，都是流传至今的名作。
　　作为一个勤奋博学的士大夫，洪迈一生涉猎了大量的书籍，并养成了作笔记的习惯。读书之际，每有心得，便随手记下来，集四十余年的成果，形成了《容斋随笔》五集，共七十四卷。
　　《容斋随笔》内容丰富包罗万象，大致包括下列几个方面：历史事件评论、历史人物评论,史料、典章、物产考察、宋代专著评介、天文、历算、星相等。
　　《容斋随笔》是全书的总名，分为《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随笔》先后用了十八年的精力，《续笔》用了十三年，《三笔》五年，《四笔》不到一年；洪迈没有说《五笔》写了多少年，因为还没有按原计划写完十六卷，只写到十卷便去世了。他为《四笔》写序时，是宋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九月，那么，自此以后至其嘉泰二年（公元1202年）去世中的五年左右时间，应当就是他写作《五笔》的时间。
　　《容斋随笔》内容繁富，议论精当。有对宋代典章制度、官场见闻、社会风尚的记述；对宋以前王朝废兴、人物轶事、制度沿革的记述；还有去伪存真的考订，如情如理的分析。其中对一些历史经验的总结颇有见地，许多资料为官方史志所不载，是我国古代笔记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珍品。该书一经问世，在朝野引起强烈反响。明人李翰说：洪迈聚天下之书而遍阅之，搜悉异闻，考核经史，捃拾典故，值言之最者必札之，遇事之奇者必摘之，虽诗词、文翰、历谶、卜医，钩纂不遗，从而评之。”《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容斋随笔》：“南宋说部当以此为首”。《容斋随笔》中有关诗歌部分，后人曾辑为《容斋诗话》。
　　读这部书，就象是在书林中穿行，在文海中畅游，在史坛上俯瞰，在政界中视察。明代河南巡抚、监察御史李瀚在弘治十一年（公元1498年）十月十六日对此书评价说：“此书可以劝人为善，可以戒人为恶；可使人欣喜，可使人惊愕；可以增广见闻，可以澄清谬误；可以消除怀疑，明确事理；对于世俗教化颇有裨益！”

　　沧浪诗话
　　《沧浪诗话》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也是中国著名的诗歌理论著作。全书系统性、理论性较强，对诗歌的形象思维特征和艺术性方面的探讨，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有很大贡献。
　　作者严羽（公元1198—1241年），字仪卿，一字丹邱，号“沧浪逋客”，福建邵武人。因为他居于邵武樵川莒溪，与沧浪水合流处，所以自称“沧浪逋客”。据学者推断，他常有忧时念国之思，因当时政治环境的不兼容，他才走上隐居不仕之路。
　　严羽的作品有一百四十六首诗，而词只有两首。在这些作品中，既有忧国伤时的作品，也有描述隐逸生活以及赠答的作品。他的诗作及文评作品被收辑录为《沧浪吟卷》三篇。
　　《沧浪诗话》是严羽所著关于诗的理论批评著作，约写成于南宋理宗绍定、淳化间。它的系统性、理论性较强，是宋代最负盛名、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诗话。全书分为《诗辨》、《诗体》、《诗法》、《诗评》和《考证》五篇，末附《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其中“诗辨”是全书的总纲，是严羽对诗歌的基本见解与理论。“诗体”是记述历代诗体，并按体裁、时代和风气对诗体作出分类。“诗法”是讲述诗歌的创作方法。“诗评”是对古今诗歌和诗人的评论。“考证”是对诗歌的文字与作者的辨析。“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是写给吴陵的回信，信中对《沧浪诗话》的理论、写作背景，作出说明和补充，并就吴陵给他的意见作出响应。
　　该书中的“诗辨”部分最为重要, “诗评”、 “诗法”和“诗证”亦多有可取之处。全书主旨是为了反对宋代存在的违背艺术规律的诗风，反对“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强调诗与议论、说理文字的区别，即诗不同于理性思维的审美特征。作者对此书甚为自负，认为是“自家实证实悟”之作，“乃断千百年公案,诚惊世绝俗之谈,至当归一之论”。
　　《诗辨》一门是全书总纲，鲜明地提出了论诗宗旨，大要在一“识”字。因为“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以“学诗者以识为主”。“识”的内涵,即是当时人常用的“禅”、“悟”。由有识而得妙悟，又有妙悟而通于禅道。具体说来，便是以汉魏盛唐为第一义的效法对象，加以深刻透彻的领悟，才能达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羚羊挂角，无迹可求”、“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最高艺术境界。从中可以明显看出，严羽论诗的基本方法是借禅理以喻诗、说诗。
　　《沧浪诗话》阐述了诗歌的学习门径、写作方法、创作要求及各种体制特点，并依此对诗歌作出评论与考证，使整部作品成为一个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这在古代的诗歌理论作品中是少见的。
　　总之，《沧浪诗话》的影响很大：一方面,它推动了后世特别是明代诗歌的发展,明胡应麟认为明诗能“上追汉唐”,就是靠严羽的提倡；另方面,它又造成了以后特别是明代“七子”和竟陵派以及清初王士祯的诗论脱离现实的不良风气。

　　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编撰于明永乐年间，初名《文献大成》，是中国的百科全书式的文献集，全书目录六十卷，正文两万两千八百七十七卷，装成一万一千零九十五册，约三亿七千万字，这一古代文化宝库汇集了古今图书七八千种。《永乐大典》常遭浩劫，大多亡于战火，今存不到八百卷。
　　《永乐大典》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它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为后世留下许多丰富的故事和难解之谜。《永乐大典》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保存了十四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百科文献。
　　说到《永乐大典》，不能不提到主持编纂这部典籍的两大功臣：解缙和姚广孝。解缙生于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正是明太祖朱元璋刚刚推翻元朝统治，建立明王朝的时候。明成祖朱棣很赏识他的才华，任用他主持过《太祖实录》和《列女传》的编纂。不过最让他名垂青史的，还是他主持编纂《永乐大典》的经历。姚广孝生於元元统三年（公元1335年），苏州长洲人，比谢缙年长三十四岁。姚广孝十四岁就出家当了和尚，法名道衍。姚广孝被明成祖朱棣请出来主持纂修《永乐大典》一则是因为解缙编纂的《文献大成》（《永乐大典》的前身）还是遵循儒家正统，没有兼收佛道之书；另一则是朱棣听说建文帝隐姓埋名在佛寺中，要通过姚广孝主持《永乐大典》编纂的机会，拉拢佛道信徒，以找到建文帝，根绝后患。解缙等人在明成祖的全力支援下，果然不负嘱托，成功编纂出了《永乐大典》。
　　《永乐大典》前后编纂过两次，第一次编纂开始於明成祖永乐元年（公元1403年），由解缙、胡广、胡俨、杨士奇等人负责，召集了一百四十七人，于次年完成了编纂工作。
　　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成祖再命姚广孝、解缙等人重纂，这次因为采选的书籍众多，参与的朝臣文士、宿学老儒达到两千一百六十九人。
　　《永乐大典》完成后，明廷又在各地征召了大批缮书人进行描栏、清抄、绘图和圈点工作，人员数量现在已经无法统计了。
　　参与编修《永乐大典》人员的生活条件优裕，他们居住在离皇家藏书处文渊阁不远的崇里坊等地，由光禄寺早晚供给酒肴、茗果，还发给膏火费，官员参与编修的可以免朝，待遇十分优厚。当时有人就以“天下文艺之英，济济乎咸集於京师”来形容《永乐大典》编纂的盛况。
　　《永乐大典》是一部类书，它编纂纂於明朝永乐年间，历时六年（公元1403—1408年）编修完成。它保存了十四世纪以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和其他百科文献，与法国狄德罗编纂的百科全书和英国的《大英百科全书》相比，都要早三百多年，堪称世界文化遗产的珍品，也是中国最著名的一部大型古代典籍。
　　《永乐大典》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前代编纂的所有类书，即使是清代编纂的规模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也只有1万卷、1亿6千万字，不到《永乐大典》的一半。《永乐大典》的规模更是西方同时代的典籍所望尘莫及的。
　　据粗略统计，《永乐大典》采择和保存的古代典籍有七、八千种之多，数量是前代《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书的五、六倍，就是清代编纂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收书也不过三千多种。

　　呻吟语
　　《呻吟语》是明朝晚期著名思想家、哲学家吕坤所著的探讨人生哲理的一部著作。作者针对明朝后期由盛转衰出现的各种社会弊病，提出了兴利除弊、励精图治的种种主张，并阐述了自己对修身养性、人情世故等方面的心得体会和见解，对当今世人颇有借鉴意义。
　　吕坤（公元1536—1618年），字叔简、卑心吾、新吴，自号抱独居士，商丘宁陵县人。明万历二年（1574年）进士，历官右佥都御史，巡抚山西。因不满朝政，遂称疾乞休，家居凡二十年，以著述、讲学为务。他指斥言行不一，空谈天道性命之道学家为“伪”，为“腐”，提倡“于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有用之实学。时人称其著述“多出新意”，其精华在于博宗百家，通其大意，穷其旨趣，而自得为宗，除诸家之“偏见”，而达于“一中”。自称“不儒不道不禅，亦儒亦道亦禅”。著述甚多，有《去伪斋集》、《呻吟语》、《阴符经注》、《四礼疑》、《四礼翼》、《实政录》等。
　　《呻吟语》全书共六卷，前三卷为内篇，后三卷为外篇，分为性命、存心、伦理、谈道、修身、问学、应务、养生、天地、世运、圣贤、品藻、治道、人情、物理、广喻、词章等十七篇。涉猎广泛，体悟性强。反映出他对社会、政治、世情的体验，对真理的不懈求索。其中闪烁着哲理的火花和对当时衰落的政治、社会风气的痛恶。表现出其权变、实用，融通诸家的思想。
　　《呻吟语》是吕坤积三十年心血写成的著述，他在原序中称：“呻吟，病声也，呻吟语，病时疾痛语也。”“三十年来，所志《呻吟语》凡若干卷，携以自药”“择其狂而未甚者存之。”全书于明万历癸已（万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才完成。

　　小窗幽记
　　《小窗幽记》，一名《醉古堂剑扫》，十二卷，格言警句类小品文。一说是明人陈继儒撰。陈继儒（公元1558—1639年），字仲醇，号眉公，又号麋公，松江华亭人。诸生，隐居昆山之阳，后筑室东佘山，杜门著述。工诗能文，书法苏米，兼能绘事，名重一时。屡奉诏征用，皆以疾辞。其所作“或刺取琐言僻事，诠次成书，远近竞相购写”。今存著，除《小窗幽记》外，尚有《见闻录》、《六合同春》、《陈眉公诗余》、《虎荟》、《眉公杂著》等。另一说是明代陆绍珩所著（约1624年前后在世）：生平不详。明天启年间曾流寓北京，编撰有《醉古堂剑扫》。
　　全书始于“醒”，终于“倩”，虽混迹尘中，却高视物外；在对浇漓世风的批判中，透露出哲人式的冷隽，其格言玲珑剔透，短小精美，促人警省，益人心智。它自问世以来，不胫而走，一再为读者所关注，其蕴藏的文化魅力，正越来越为广大读者所认识。
　　《小窗幽记》分为醒、情、峭、灵、素、景、韵、奇、绮、豪、法、倩十二集，内容主要阐明涵养心性及处世之首，表现了隐逸文人淡泊名利，乐处山林的陶然超脱之情，文字清雅，格调超拔，论事析理，独中肯綮，为明代清言的代表作之一。作者工书善画，与董其昌齐名，其文今日读来，颇有风致，清赏美文外，于处世修身，砥砺操守或有启发。
　　此书与《菜根谭》、《围炉夜话》并称为修身养性的三大奇书，从问世以来一直备受推崇，对于读者感悟中国文化、修养心性都有不小助益。

　　围炉夜话
　　《围炉夜话》，是明清时期著名的文学品评著作，对于当时以及以前的文坛掌故，人、事、文章等分段作评价议论。
　　这本书是作者王永彬“于清咸丰甲寅二月，于桥西馆”的 “一经堂完成的。作者虚拟了一个冬日拥着火炉，至交好友畅谈文艺的情境，使本书语言亲切、自然、易读，并由于其独到见解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传统文人是快乐是超俗，亦或痛苦、压抑，现在难以说得清楚。那代文人即使在生活安逸、仕途得意时，心中也常存为天地立心为万民请命的忧患意识，而在陡遭不测，倾家荡产时，又能常常保持一份无怨无悔的淡然心态。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底蕴，因其博大，受其滋润的中国文人的心胸也是宽广大度的，其精神世界更是丰富多彩。
　　《围炉夜话》分为二百二十一则，以“安身立业”为总话题，分别从道德、修身、读书、安贫乐道、教子、忠孝、勤俭等十个方面，揭示了“立德、立功、立言”皆以 “立业”为本的深刻含义。
　　与《菜根谭》、《小窗幽记》并称处世三大奇书。

　　菜根谭
　　《菜根谭》是明代还初道人洪应明收集编著的一部论述修养、人生、处世、出世的语录世集。具有三教真理的结晶，和万古不易的教人传世之道，为旷古稀世的奇珍宝训。
　　《菜根谭》对于人的正心修身，养性育德，有不可思议的潜移默化的力量。其文字简炼明隽，兼采雅俗。似语录，而有语录所没有的趣味；似随笔，而有随笔所不易及的整饬；似训诫，而有训诫所缺乏的亲切醒豁；且有雨余山色，夜静钟声，点染其间，其所言清霏有味，风月无边。
　　《菜根谭》是以处世思想为主的格言式小品文集，采用语录体，揉合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和释家的出世思想的人生处世哲学的表白。
　　《菜根谭》文辞优美，对仗工整，含义深邃，耐人寻味。是一部有益于人们陶冶情操、磨炼意志、奋发向上的通俗读物。作者以“菜根”为本书命名，意谓“人的才智和修养只有经过艰苦磨炼才能获得”。正所谓”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菜根谭》现存有大体两种不同的版本——清刻版与明刻版，明刻版来自三峰主人于孔兼的题词，系日本内阁文库昌平坂学问所的藏本，据说当初刊载于明代高濂编辑的《雅尚斋遵生八笺》中。书分前后两集，前集二百二十五条，后集一百三十五条，共三百六十条。清刻版，有光绪丁亥年扬州藏经院木刻本。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家书》是曾国藩的书信集，成书于清咸丰年间。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十年前后达三十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一千五百封。所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尽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了“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曾国藩（公元1811—1872年），初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谥文正，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人。晚清重臣，湘军的创立者和统帅者。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
　　曾国藩的家书，上自祖父母至父辈，中对诸弟，下及儿辈。他一生强调立志，常说：“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他为自己写下座右铭道：“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在其家书家教中，立志之论甚多。立志之后，据此求过，自律自勉。他说：“余身旁须有一胸襟恬淡者，时时伺吾之短，以相箴规，庶不使‘矜心’生于不自觉。”曾国藩原先嗜好吸水烟，后来他要戒绝，但也不太容易，他对其弟说：“自戒潮烟以来，心神彷徨几若无主。遏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挟破釜沉舟之势，讵有济哉？”曾国藩硬是凭律己的毅力将烟戒绝。
　　在为人处世上，曾国藩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他在致其弟信中说：“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便把自家学坏了！……贤弟此刻在外，亦急需将笃实复还，万不可走入机巧一路，日趋日下也。”至于坚忍功夫，曾国藩可算修炼到了极点。他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二语，是余生平咬牙立志之诀。余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盖打脱牙之时多矣，无一次不和血吞之。”曾国藩崇尚坚忍实干，不仅在得意时埋头苦干，尤其是在失意时绝不灰心，他在安慰其弟曾国荃连吃两次败仗的信中说：“另起炉灶，重开世界，安知此两番之大败，非天之磨炼英雄，使弟大有长进乎？谚云：‘吃一堑，长一智。’吾生平长进，全在受挫辱之时。务须咬牙励志，费其气而长其智，切不可徒然自馁也。”
　　在持家教子方面，曾国藩主张勤俭持家，努力治学，睦邻友好，读书明理。他在家书中写道：“余教儿女辈惟以勤俭谦三字为主。……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诸弟在家，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弟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他希望后代兢兢业业，努力治学。他常对子女说，只要有学问，就不怕没饭吃。他还说，门第太盛则会出事端，主张不把财产留给子孙，子孙不肖留亦无用，子孙图强，也不愁没饭吃，这就是他所谓的盈虚消长的道理。
　　曾国藩一生经历了中国衰朽的过程。就其本人而言，早年专精学问，学做圣贤，着实取得不小成绩，后从戎理政，也大有所成。他的门人李鸿章曾感叹地说：“吾师道德功业，固不待言，即文章学问，亦卓绝一世。”曾国藩关于治学修身齐家和立志立功立德的论述，对后人仍有研究和弘扬的价值。

　　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三千五百零三种、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的图书，故称“全书”。
　　《四库全书》的内容是十分丰富的。按照内容分类，包括四部四十四类六十六属。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经部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十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六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三属；史部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十五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二属，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五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十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二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六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二属；子部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农家类、医家类、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十四大类，其中天文算法类又分推步、算书二属，术数类又分数学、占侯、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杂技术七属，艺术类又分书画、琴谱、篆刻、杂技四属，谱录类又分器物、食谱、草木鸟兽虫鱼三属，杂家类又分杂学、杂考、杂说、杂品、杂纂、杂编六属，小说家类又分杂事、异闻、琐语三属；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五个大类，其中词曲类又分词集、词选、词话、词谱词韵、南北曲五属。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就著者而言，包括妇女，僧人、道家、宦官、军人、帝王、外国人等在内的各类人物的著作。
　　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也就是寓禁于征的过程，也就是大兴文字狱的过程。据统计，在长达十余年的修书过程中，禁毁图书三千一百多种、十五万部以上。在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中，也有不少删节或挖改。在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中，还编了《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这几种书可以看作编纂《四库全书》的副产品。《四库全书荟要》是《四库全书》的精华，收书四百七十三种、一万九千九百三十一卷。开本大小和装帧形式与《四库全书》相同。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共抄两部：一部放在宫中御花园的摛藻堂，一部放在圆明园东墙外长春园内的味腴书屋。《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是《四库全书》收录书和存目书的总目录。该目录前有“凡例”，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冠以总序，大类之前又有小序，每书之下都有著者介绍、内容提要、版本源流等考证文字。由于这些考证文字出于纪昀、戴震、姚鼎、邵晋涵等著名学者之手，因而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二十卷是《四库全书总目》的简编本，它不列存目书，只列《四库全书》收录的图书，每种书的提要也写得比较简单。《四库全书考证》一百卷是四库馆臣对应抄，应刻各书校勘字句的记录汇编，该书对于校订古籍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是用木活字印成的。它包括《四库全书》中一百三十八种“应刻”之书。该丛书在刻印四种之后，主持人金简通过比较，认为木活字花钱少，实用价值高，改为木活字印刷出版。金简把木活字印刷过程写成《钦定武英殿聚珍版程式》一书，并收入《四库全书》，它是古代印刷史上的重要文献，已被译成德文、英文等流传世界。
　　《四库全书》是我国现存最大的一部官修丛书，是清乾隆皇帝诏谕编修的我国乃至世界最大的文化工程。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约十亿字。相当于同时期法国狄德罗主编《百科全书》的四十四倍。清乾隆以前的中国重要典籍，许多都收载其中。由于编纂人员都是当时的著名学者，因而代表了当时学术的最高水平。客观上整理、保存了一大批重要典籍，开创了中国书目学，确立了汉学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具有无与伦比的文献价值、史料价值、文物价值与版本价值。

　　古文观止
　　《古文观止》是自清代以来最为流行的古代散文选本之一。是清人吴楚材、吴调侯于康熙三十三年（公元1694年）选定的。
　　《古文观止》的编选者吴楚材(名乘权)、吴调侯(名大职)为叔侄二人，生于浙江山阴(今绍兴市)。清吴兴祚在《古文观止序》中说：“会稽章子、习子，以古文课余子于三山之凌云处；维时从子楚材实左右之。楚材天性孝友，潜心力学，工举业，尤好读经史，于寻常讲贯之外，别有会心。与从孙调侯，日以古学相砥砺。调侯奇伟倜傥，敦尚气谊。本其家学，每思继序前人而光大之。二子才器过人，下笔洒洒数千言无懈漫，盖其得力于古者深矣。”二人的情况现在只能于此序中窥见一斑。“观止”二字，出自《左传•襄公十九年》：吴季札在鲁国赏周乐，至《韶》舞，赞叹：“德至矣哉！大矣”，认为无美不具，于是说：“观止矣。”书名为观止，意在力图选编达到尽善尽美，无以超越。
　　《古文观止》全书一共有十二卷，收入上起周代下讫明末的历代文章二百二十二篇，论说抒情，写景状物，众体兼备。书中西汉以前的文章以左丘明的《左传》为突出点，选录三十四篇，占全书的六分之一以上；《国语》、《战国策》、《公羊传》、《谷梁传》、《礼记》的文章选录有三十六篇，两者汇总计七十篇，占《古文观止》全书的三分之一。编者有意强化对汉代以前文章的份量，是为了使读者更清晰、更全面、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代散文的源本，以便打好根基。对两汉的文章，编者比较重视司马迁的《史记》，汉文三十一篇，《史记》有十四篇。唐代文章以“唐宋八大家”中的韩愈、柳宗元为主，分别选入二十四篇和十一篇；宋文以欧阳修、苏轼为侧重点，分别选入十三篇和十二篇。秦文仅选李斯一篇，六朝文章选六篇，元代一篇未选，明代选入十八篇。编者在文章的选择上轻重得宜，取舍有据，集中反映了汉文及唐宋八大家文，有轻有重，便于阅读。
　　《古文观止》篇幅适当，所选的文章以汉唐二代为多，以散文为主，兼顾骈韵二体，既有长篇大论，又有精短美文，反映出编者眼光的细致和周到。它本身的鲜明特点与突出优势使它在问世后的三百多年里，成为最流行、最通俗、最广为人知、最有影响的初学古文选本，常作为私塾及学堂的启蒙读本，几乎家家备一本，海内风行。那么，它最突出的特点和优势是什么呢 《古文观止》之前的古文选本，大多依据昭明太子萧统《文选》的体例，分类繁琐，常以条目为主线，阅读使用时都很不简便。《古文观止》则以时代为纲，作者为目，将作者的各类文体的作品集粹于一处，阅读方便，查看快捷，使读者对清代之前的散文史认识清楚，印象深刻。所以，《古文观止》的流行性与通俗性、权威性至今难以动摇，仍影响巨大，是青年首选的普及性古文选本，一版再版，依旧常售不衰。

　　西厢记
　　《西厢记》全名为《崔莺莺待月西厢记》。它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
　　作者王实甫，元代著名杂剧作家，今保定定兴县人。他一生写作了十四种剧本，《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公元1295—1307年）是他的代表作。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
　　历史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
　　故事的原型与唐朝大诗人元稹有关。据说唐朝晚期的大诗人元稹出生在河内县清化镇的赵后村，赵后村的邻村是崔庄村，崔庄里有一女崔小迎，两人从小一起玩耍，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元稹八岁时父亲逝世，小迎一家更把他当亲人看待。小迎十岁那年，父亲去烟粉作坊做工，举家搬迁。于是便跟随小迎的父亲一起前往。两人经常在斑竹林里逗耍，过家家，拜天地，称公道婆，并在沁园内结识了很多文人过客，如著名的文学家令狐楚，韩愈，白居易，李绛等。受其熏陶，学习诗文，十五岁就以明两经擢第。小迎也长得如出水芙蓉，美丽超群，两人私定终生。元贞十七年春，元稹赴考从政，后深受当时太子少保韦夏卿赏识，权势之下与韦夏卿之女韦丛婚配。从此一生再也未见小迎一面，其妻早逝后，曾多次回家寻找，却杳无音讯。小迎的聪慧美丽，清纯质朴的音容笑貌，缠绕了他一生的梦魂，于是写《会真记》以表衷情，文中将自己化做张生，把小迎化为莺莺。“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是元稹把对小迎的感情升华到了最高点。然而元稹在《会真记》中的结尾却是悲剧的，剧中的张生“始乱终弃”，最终抛弃了莺莺。
　　唐代以后，这个爱情故事的结局，令许多人感到遗憾和不满，斥责张生为“薄情年少如飞絮”。逐渐在民间流传并将结局改变，宋代以后，由于北方游牧民族不断入侵并和汉族同化，封建礼法观念在普通人民的中间逐渐淡化，金代出现了董良（一说为董琅）所写的诸宫词《西厢记》，诸宫词是当时的一种说唱艺术，类似现代的评弹，用琵琶和筝伴奏，边说边唱。这本《西厢记》将内容大为增加，加入许多人物和场景，最后结局改为张生和莺莺不顾老夫人之命，双双出走投奔白马将军，由其做主完婚。
　　元代时，王实甫基本根据这部诸宫调将《西厢记》改编成多人演出的戏剧剧本，使故事情节更加紧凑，融合了古典诗词，文学性大大提高，但将结尾改成老夫人妥协，答应其婚事，大团圆结局。
　　对于这部剧本的作者说法不一，出现过一些争议，如有人说是关汉卿所作，也有人说是关作王续，或王作关续，但认为是王实甫所作的说法比较为世人所公认。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会真记》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和戏剧创作的影响很大，《牡丹亭》《红楼梦》等作品都曾从它那里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

　　六朝文絜
　　《六朝文絜》，清代许梿编选。
　　许梿，生卒不详，字叔夏，号珊林，浙江海宁人，清道光进士，于道光五年编成《六朝文絜》一书。
　　《六朝文絜》为六朝骈文选集。文絜，取自刘勰“析词尚絜”之说。
　　骈体文素以句式严整，词藻华丽著称，句式严正，多用排比对偶。全书选入上起晋宋，下讫陈隋骈文七十二篇，合为赋、铭、诏、策、令等十八类，收入作家三十六人。名为六朝，实际晋代仅选陆机一人一篇，其余都是南北朝作家。以全篇构思精练和修辞简洁为选文标准，所选文章多篇幅短小，文笔优美，写景抒情的骈文，也有部分梁元帝等人轻巧靡艳的作品，作为骈文读本，此集基本上能体现各家特点和六朝骈文发展的面貌。许梿的评语颇能穷源竟委，抉发精华，因此很受读者欢迎。
　　骈体文选以《文选》和李兆洛《骈体文钞》最著名，而《六朝文絜》则以短小精悍得行于世。
　　六朝在文人心目中是烟波浩淼而又华丽奢靡、余香缭绕的时代，“江山三秋后，风月六朝余”，风月的六朝一直生活在诗人的梦中，直至近代诗僧曼殊，仍在延续这样的梦：“谁知词客蓬山里，烟雨楼台梦六朝。”
　　实际上，六朝可谓“乱世”，朝荣夕败，命不在我，生亦何艰！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使人开始更加关注自己的内心，关注文字本身给自己带来的审美享受，文学开始走上自觉，出现了中国文学“缘情而绮靡”的代表——骈体文的高峰时期.“黯然销魂者”，不仅仅是离别，还有在《文絜》中寻绎遥远的、活色声香的六朝。
　　清代有黎经诰的《六朝文絜笺注》，其注征引详赡，还作了精密的校雠工作，1962年中华书局据此排印出书。

　　浮生六记
　　《浮生六记》是清朝长洲人沈复著于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的自传体散文。
　　沈复（公元1763—1825年），字三白，号梅逸，长洲（现在江苏苏州）人，清代文学家。工诗画、散文。至今未发现有关他生平的文字记载。据其所著的《浮生六记》来看，他出身于幕僚家庭，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曾以卖画维持生计。妻死后，他去四川充幕僚。此后情况不明。
　　清朝王韬的妻兄杨引传在苏州的旧书摊上发现《浮生六记》的残稿，只有四卷，交给当时在上海主持申报闻尊阁的王韬，以活字板刊行于1877年。“浮生”二字典出李白诗《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中“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浮生六记》以作者夫妇的生活为主线，叙述了平凡而又充满情趣的居家生活的浪游各地的所见所闻。作品描述了作者和妻子陈芸情投意合，想要过一种布衣蔬食而从事艺术的生活，由于封建礼教的压迫与贫困生活的煎熬，终至理想破灭。本书文字清新真率，无雕琢藻饰痕迹，情节则伉俪情深，至死不渝；始于欢乐，终于忧患，漂零他乡，悲切动人。
　　闻尊阁版《浮生六记》是最早的铅印版，有杨引传序和“尊闻阁王”（王韬）跋。杨引传序言中说“六记已缺其二”。王韬曾说少时(公元1847年前）曾读过这本书，可惜没有抄写副本，流亡香港时，常常怀念它。王韬在1877年为尊闻阁版所写的的跋中没有说少时曾见过全本。
　　1936年林语堂将《浮生六记》这前四篇翻译成英文，分期连载於《天下》月刊。后来又出版汉英对照单行本，并作长序言。林语堂在序言中写道“芸，我想，是中国文学上一个最可爱的女人。”还猜想“在苏州家藏或旧书铺一定还有一本全本”。
　　过后不久苏州旧书摊上便出现了“全抄本”，其中就有卷五、卷六，其实是后人的伪作。
　　《浮生六记》是一部水平极高影响颇大的自传体随笔，在清代笔记体文学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
　　该书的特点在于真纯率真，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富有创造性。这种创造性，首先体现在其题材和描写对象上。在书中，作者以深情直率的笔调叙了夫妻闺房之乐，写出了夫妻间至诚至爱的真情。在中国文学史上，描写情爱的诗文很多，但大多或写宫廷艳史，或写权势礼法淫威下的爱情悲剧，或写风尘知己及少男少女之间的缠绵，很少涉及夫妻之情。
　　别具慧眼的陈寅恪指出：“吾国文学，自来以礼法顾忌之故，不敢多言男女间关系，而于正式男女关系如夫妇者，尤少涉及。盖闺房燕昵之情意，家庭迷盐之琐屑，大抵不列于篇章，惟以笼统之词，概括言之而已。此后来沈三白《浮生六记》之《闺房记乐》，所以为例外创作。”

　　人间词话
　　《人间词话》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所著的一部文学批评著作。作于公元1908—1910年。此书是接受了西洋美学思想之洗礼后，以崭新的眼光对中国旧文学所作的评论。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
　　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的确很是深远。可以这样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王国维（公元1877年—1927年），字伯隅、静安，号观堂、永观，汉族，浙江海宁盐官镇人。清末秀才。是我国近现代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各方面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国学大师。
　　《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
　　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
　　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词末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
　　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他指出：“若屯田之《八声甘州》，东坡之《水调歌头》，则伫兴之作，格高千古，不能以常调论也。”并引牛峤等词，称为“专作情语而绝妙者”。他认为，伫兴之作，写情语，写景物，只要真切不隔，有境界，便是好词。这种观点有利于纠正常州派词偏于追求寄托的狭隘见解。
　　王国维是中国近代最后一位重要的美学和文学思想家。他第一个试图把西方美学，文学理论融于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学理论中，构成新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既集中国古典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大成，又开中国现代美学和文学理论之先河。在中国美学和文学思想史上，他是从古代向现代过渡的桥梁，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