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典籍要览》张广明

4、子部

　　概述
　　西周的灭亡促使人们更多地转向对天下兴亡的思考，打破了“庶人不议”的观念，取而代之的是“处士横议”的活跃风气。在对人、事及社会的广泛探讨中，人们不再崇信“天道”，进而在如何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等方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学派。这些学派的创立者和代表人物被合称为“诸子”， “百家”则指这些学派。最有影响的主要是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各学派的人物针对一些社会问题四处游说，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或著书立说，人们的思想空前活跃，在中国文化史上形成了一个百家争鸣的空前繁荣的局面。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反映在他们的文学作品中也随之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和文学派别。诸子散文大都观点鲜明，言辞犀利，感情充沛，表达方式灵活多样，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所以诸子百家散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同时也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
　　诸子百家中，儒家创始人孔子因继承三代中原文化正统，在诸子百家中脱颖而出。以致儒家学说不仅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显著，而且还成为传统文化的主流、核心内容，对中民民族精神形成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它已渗透传统文化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中，极大地影响着中国文化的每一个领域。凡是从中国土壤里产生的学说思想、宗教派别，甚至是外来文化、外来宗教，都不能避免带上儒家文化的痕迹。于今而言，犹不止此。儒家思想亦对世界文化还产生了永久的影响。关于对诸子百家的派别归类，司马谈列举了六家，“乃论六家之要指曰：易大传： “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刘歆《七略》的诸子略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除去小说家不谈，所以称“九流十家”。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 ”，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及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
　　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
　　《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
　　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
　　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目的时，怎么样去使用武力。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
　　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穣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
　　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诸子所以说是政治学派的总称，是因为其各家的基本宗旨大都是为国君提供政治方略。儒家主张以德化民；道家主张无为而治；法家主张信赏必罚；墨家主张兼爱尚同；名家主张去尊偃兵。汉代以后，墨家和名家成为绝学，农家独立成一门技术性学科，阴阳家演化为神秘的方术。因此对后来大一统王朝政治产生影响的只有儒、道、法。
　　诸子百家的许多思想给后代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如儒家的“仁政”、“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孟子的古代民主思想；道家的辩证法；墨家的科学思想；法家的唯物思想；兵家的军事思想等，在今天依然闪烁光芒。便是那“诡辩”的名家，也开创了中国哲学史上的逻辑学领域。我们可以、也应该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己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己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己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法家的“废私立公”等等思想。

　　儒家
　　儒家概说
　　儒家思想，又称儒学，也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宗教而称之为儒教。儒家思想是奉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为宗师的，所以又称为孔子学说，是对中国以及远东文明发生过重大影响并持续至今的意识形态。儒家的经典形成于孔子时代，但是不同时代对儒家经典的解读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很难对儒家思想下一个面面俱到的定义。
　　从十四世纪下半叶起，明清两代朝廷将宋代形成的程朱理学定为官学，形成流传至今的儒家主流。儒家思想对中国，东亚、东南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奉儒学为官学的最后一个王朝大清帝国被民国取代以后，儒家思想受到了外来新文化最大限度的冲击，不过在历经多种冲击、浩劫乃至官方政权试图彻底铲除儒家思想之后，儒家思想依然是中国社会一般民众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儒家思想也是东亚地区的基本文化信仰。
　　先秦时，儒家学派也只是诸子之一，与其它诸子一样地位本无所谓主从关系。儒家学派的思想由春秋末期的思想家孔子所创立。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教育家和思想家，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载于语录体散文集《论语》。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尊尊,亲亲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基本分为“内圣”与“外王”，即个人修养与政治主张两类。随着学科的细分，主要从以下角度对其进行解析。
　　在伦理学上儒家注重自身修养，其中心思想是“仁”，意谓人与人之间应注重和谐的关系。对待长辈要尊敬尊重；朋友之间要言而有信；为官者要清廉爱民；做人有自知之明，尽份内事，“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统治者要仁政爱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对待其他人要博爱，“幼吾幼，及人之幼。老吾老，及人之老”。对待上司要忠诚，“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对待父母亲属要孝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人要有抱负而有毅力，“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尊重知识，“朝闻道，夕死可矣”，善于吸取别人的长处，“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以及“君子远庖厨”推己及人的思想。
　　儒家的政治思想是“仁政”、“王道”以及“礼制”，其理想是“大同”、“大一统”，其政治学主要阐述君臣关系、官民关系。孔子“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孟子“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荀子“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是儒家政治学的代表性主张。
　　在现实政治的问题上，儒家要求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都要承担义务，从理论上说，被统治者有权利反抗不正常承担义务的统治者。“仁政易行”则提倡分清“不能”与“不为”之间的区别，即“不去做”与“做不到”之间的差异。而其“无恒产，因无恒心”也体现了民本思想。
　　在国际政治方面，儒家主张“华夷之辨”。华夷之辨在古代促进了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近代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障碍。
　　儒家有重视编修历史的悠久传统。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但是孔子编修《春秋》，不单纯记载史事，而且也通过遣词用字的方法，体现出一套褒贬倾向，借此以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称之为“微言大义”。由于历代儒家学者的努力，中国的编年史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开始，一直到今天，一年也没有中断过。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盗墓人在魏国古墓发现一部书简书，是魏国人写的编年史，被称为“竹书纪年”，内容有些地方与孔子春秋相同，但是也有一些重要内容完全不同，因此后世有人怀疑儒家记载历史的真实性。
　　儒家重义轻利，重官轻商，重本抑末，与现代商品经济不相适应。儒家典籍《礼记》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儒家思想大道之行的描述。也就是说，儒家思想的经济学，是为了人类理想社会而服务。
　　儒家不重视分科领域专业知识的研究。子曰： “君子不器。”朱熹的解读是：“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这是儒家轻视专门人才的思想根源。明代撰写《天工开物》的宋应星，也是六次科举不中，才转而研究科技专业知识的。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由于社会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引起的深重危机摇撼了传统文化的权威性，对传统文化的怀疑与批判精神与日俱增，就连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孔子也不能不把当时所处的时代精神注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并对传统文化加以适当的改造，以便在社会实践中建立一种新的和谐秩序和心理平衡，这种情况到了大变革的战国时代显得尤为突出，因为人们在崩塌的旧世界废墟上已经依稀看到了冲破旧尊卑等级束缚的新时代的曙光。
　　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社会模式，就成了举世关注的大问题，并在思想界引起了一场百家争鸣式的大辩论。当时代表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利益的诸子百家，纷纷提出各自的主张，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争论焦点就是如何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而进行的思想交锋，儒、法两大思想流派最有代表性。他们旗鼓相当，针锋相对，应者云集，皆为显学。另外还有墨家、道家、阴阳家等等学派，可谓学派林立，是中国历史上学术与言论的开明时代。
　　儒学的形成
　　儒家学派之前，古代社会贵族和自由民通过“师”与“儒”接受传统的六德(智、信、圣、仁、义、忠)，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的社会化教育。从施教的内容看，中国古代的社会教育完全是基于华夏族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价值观、习惯、惯例、行为规范和准则等文化要素之上而进行的。儒家学派全盘吸收这些文化要素并上升到系统的理论高度。
　　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第一次打破了旧日统治阶级垄断教育的局面，一变“学在官府”而为“有教无类”，使传统文化教育播及到整个民族。这样儒家思想就有了坚实的民族心理基础，为全社会所接受并逐步儒化全社会。但是儒家学派固守“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荀子•王制》)。
　　儒家思想的内涵丰富复杂，封建皇权逐步发展出基础理论和思想，即讲大一统、讲君臣父子和讲华夷之辨。
　　秦始皇消灭六国，建立秦朝，推行中央集权郡县制，以淳于越为代表的秦儒主张地方自制分封制，后来遭到秦始皇的残酷镇压，史称“焚书坑儒”。汉代之后，儒家基本上主张维护中央集权，与秦代儒家有很大的不同。
　　在汉武帝之前，秦朝是以法家思想为政权的统治思想。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加之汉字尚处于雏形，不具备准确表达的功能，正统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在汉初，当时的主流思想是道家思想，所谓黄老道行无为之治。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的根本。鉴于秦朝苛政的覆灭，统治阶层意识到仁政对于维持王朝稳定统治的必要性，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此时，孔子已死三百余年。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君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术，作为独尊儒术的基础学说。
　　在汉朝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得到解决。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董仲舒还强调“天”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如果君王施政不仁，天就会有所表示，称之为“天人感应”，这意味着君权之上还有一个神权，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对君王有一定的制衡作用。这是汉儒的一个特点。
　　秦焚书坑儒之后，除易经外，儒书基本绝迹，靠儒生的记忆背诵才流传下来。汉朝独尊儒术以后，五经通过年迈的儒者得到复原，以汉隶书写，称今文经学。但后来在孔子故居发现隐藏了一部分儒经，以孔子时代的蝌蚪文记载，刘歆做了很大整理，称古文经学。两者在流传文本和经典解读方法上均有差异，但其后经学家郑玄基本统一了今古文，今古之争渐息，儒经在文本上的争议被平息，至宋朝，朱熹对《大学》文本作了修正，但被其后明朝的王阳明所反对，并推崇古本《大学》，于是又开始流传古本。明太祖朱元璋曾欲对《孟子》进行删节，但因遭到臣属以死要挟的强烈反对而放弃。直至清末，时局动荡，人心思变，疑古之风日盛，今古文之争又起。康有为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是新莽一朝之学，非孔子之经。但又被其后的学者所驳斥。今天所看到的儒经，大多源自汉儒的流传，而解读上，则承袭了宋明儒的思想。
　　唐代韩愈提出道统之说，《原道》认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韩愈又说：“孟轲师子思，子思之学，盖出曾子。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轲氏之传得其宗。”韩愈本人则以孟子继承者自居，并自谦说：“韩愈之贤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于未亡之前，而韩愈乃欲全之于已坏之后。”。李翱说：“孔氏去远，杨朱恣行，孟轲拒之，乃坏于成。戎风混华，异学魁横，兄尝辨之，孔道益明。”皮日休说：“千世之后，独有一昌黎先生，露臂瞋视，诟于千百人内。其言虽行，其道不胜。苟轩裳之士，世世有昌黎先生，则吾以为孟子矣。”
　　自汉以来至今，儒家思想在绝大部分历史时期是中国的主流价值观，但是也有低迷时期。魏晋时期儒学的地位被道教玄学替代。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宋朝时程朱理学为儒学主流，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后取得官方地位，但陆九渊与程朱理学不同，另有一套“明心见性”、“心即是理”的哲学观点，经明朝王阳明又发展为心学。
　　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相当部分是来自宋朝的解读。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民国以后，儒家从思想到形式的系统体系在民间和官方的存在转为主要保存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在中国人思想中的主流地位。
　　在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尽管政府当局曾经带头“打倒孔老二”，但儒家思想在国人价值观中的主流地位并不可能去除，改革开放以后，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华文化的恢复、发展越来越得到人们的重视。
　　中国宋明时期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流派。南宋时，陆九渊倡言心即理，针对朱熹等人的“理”在人心之外、“即物”才可“穷理”的理论，提出“发明本心”、“收其放心”的“简易”、“直捷”主张。他还同朱熹辩论过“无极”、“太极”等问题，成为与朱熹一派理学相持对立的一家，被称为“心学”。陆九渊弟子很多，著名的有杨简、袁燮等人 ，杨简将“心即理”进一步发展成为“万物唯我”的唯我主义。宋代以后，由于程朱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陆学影响不如朱学大。到明代中期，陈献章由朱学转向陆学。王守仁更是集心学之大成，并提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即是理”的命题 ，在认识论上推行“致良知”的方法，认为“良知”就是“天理”，“致良知”就是“明明德”同时提出“知行合一”的革命性观点，反对宋儒知先行后的说法或知而不行的做法。王守仁是陆九渊以后影响最大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明代后期，王学大盛，出现了众多流派，其中以王艮为代表的泰州学派和李贽等人影响较大。泰州学派内部各人思想不尽相同，但有个共同的趋势，就是强调儒家的“圣”、“贤”是人人可成的，即便是“农工商贾”也可以成圣成贤，声称“人人天地性，个个圣贤心”。李贽还提出“是非无定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禁锢。
　　在程朱理学发展的同时，还兴起过一个强调“以利和义”，反对义利对立的儒家学派，成为事功学派。不过没有成为主流。
　　1644年，明朝灭亡，这是以汉人为统治者的中国第二次亡国。明亡之后，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一些儒家学者对历史进行了反思，认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清代中期，戴震批判朱熹理学“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
　　明清以来，西学东渐。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面对西学的压力，清代儒家开明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改良主张。
　　近代以来，中国的落后致使人们对中国文化作出反思，儒学内部龚自珍、魏源等，以汉学批宋学，主张改革，成为近代儒学中的异端。之后，又有三次对儒家思想的较大冲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中，草根阶层对儒学的冲击。第二次是戊戌变法时代，变法派思想家对儒学的冲击。第三次是民国成立之后的五四运动，各类激进主义新思潮对儒学的冲击。
　　面对冲击，儒学也作出反应。康有为陈焕章创立孔教，将儒学宗教化。而学衡派的学人对孔子和儒家思想在现代社会的地位做出了深刻的研判，产生了新儒家。
　　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很深，几千年来的社会，所传授的不外《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思想，节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连同当代在内的主流思想。

　　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是西汉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年）所撰，共十七卷。
　　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哲学家，今文经学大师，专治《春秋公羊传》；曾任博士、江都相和胶西王相，汉武帝时，举贤良文学之士，他对策建议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此建议被武帝所采纳，开此后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以儒学为正统的先声。
　　本书为作者阐释儒家经典《春秋》之书，书名为“繁露”，《四库全书总目》云：繁或作蕃，盖古字相通，其立名之义不可解。《中兴馆阁书目》谓“繁露”冕之所垂，有联贯之象；《春秋》比事属辞，立名或取诸此，亦以意为说也。此书篇名与《汉书•艺文志》及《双书•董仲舒传》的记载不尽相同；《汉书•艺文志》只言《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汉书•董仲舒传》所载“《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皆为所著书名，数十篇，十余万言；今存《玉杯》、《竹林》则为《春秋繁露》中之篇名，因此，后人疑其不尽出董仲舒一人之手，宋儒程大昌攻之尤力，但《四库全书总目》却认为，书虽未必全出自董仲舒，但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
　　董仲舒在书中极力推祟《公羊传》的见解，阐发“春秋大一统”的宗旨，把封建统一说成是天经地义而不可改变的。他认为自然界的天就是超自然的有意志的人格神，并且建立起了一套神学目的论学说，把人世间的一切包括封建王权的统治都说成是上天有目的安排，将天上神权与地上王权沟通起来，为“王权神授”制造了理论根据。同时，又以阴阳五行学说将自然界和社会人事神密化，理论化，作出各种牵强比附，建立“天人感应”论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神学体系。如董仲舒创造的“人副天数”说，将人身的骨节、五脏、四肢等等，比附为一年的日数、月数，以至五行、四时之数，人身五脏与五行符、外有四肢与四时符，从而得出“为人者，天也”的理论，认为人类自身的一切都由天所给予。用天有阴阳来比附人性，谓“天两有阴阳之施，身亦两有贪仁之性”，意即天道兼备着阴阳两种作用，人身也兼备着贪仁两种本性等等。
　　概括而言，董仲舒的神学体系包括“三纲”、“五常”、“三统”、“三正”、“性三品”诸说。在《基义》篇里，谓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之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是故仁义制度之数，尽取之天。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综合前论，即是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并把“仁、义、礼、智、信”五种封建道德伦理规范，与金、木、水、火、土之五行相比附，则为“五常”。“三统”与“三正”实际上是仲舒的历史观。秦汉以前古书记载有夏、商、周三代，仲舒遂认为夏是黑统，商是白统，周是赤统，改朝换代只不过是“三统”的依次循环，只是“改正朔，易服色”，在历法和礼仪上作形式上的改换。夏以寅月为正月，商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子月为正月，三代的正月在历法上规定不同，故被其称作“三正”，在仲舒看来，一个新王朝出现，无非在历法上有所改变，衣服旗号有所变化，此即为“新王必改制”，表示一新个王朝重新享有天命。从“三统”、“三正”论中不难看出，仲舒否认历史的发展，王朝的更迭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实质上却是绝对不变的。所谓的“性三品”，即是圣人生来性善，小人生来性恶，中人之性，则可善可恶，性善圣人则是天生的统治者，中人之性则可以教化，逐渐变善，至于小人则是“斗筲之性”，只能接受圣人的统治。
　　总之，此书内容反映了作者的整个哲学思想体系，这种以儒家宗法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的思想体系，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作用与影响。
　　传本很多，主要有清《四库全书》本，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定州王氏谦德堂刻《畿辅丛书》本，附张驹贤《校正》十七卷，又有《四部备要》本及1975年中华书局铅印本。

　　盐铁论

　　《盐铁论》是中国西汉的桓宽根据汉昭帝时所召开的盐铁会议记录“推衍”整理而成的一部著作。
　　作者桓宽，生卒年不详。字次公。汝南(今河南上蔡西南)人。是西汉后期的散文家。汉宣帝时被举为郎，后任庐江太守丞。著有《盐铁论》十卷六十篇。《盐铁论》原为汉昭帝时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丞相田千秋为一方，以各地贤良、文学为另一方，就盐铁官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举行辩论的会议纪要，后经桓宽推演整理而成此书。
　　《盐铁论》以对话形式，生动地记载了这场辩论的情况。全书体例统一，风格一致，结构严密，通晓畅达，在经济思想史和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价值。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始元六年）旧历二月，朝廷从全国各地召集贤良文学六十多人到京城长安，与以御史大夫桑弘羊为首的政府官员共同讨论民生疾苦问题，后人把这次会议称为盐铁会议。会上，双方对盐铁官营、酒类专卖、均输、平准、统一铸币等财经政策，以至屯田戍边、对匈奴和战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这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次规模较大的关于国家大政方针的辩论会。
　　在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全面抨击了汉武帝时制定的政治、经济政策。在经济方面要求“罢盐铁、酒榷、均输”。他们以儒家思想为武器，讲道德，说仁义，反对“言利”，认为实行盐铁等官营政策是“与民争利”，违背了古代圣贤“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的信条，败坏了古代淳朴的社会风尚，引诱人民走“背义而趋利”的道路。他们提出了战国以来法家的重本抑末说，认为官营工商业“非治国之本务”，主张“进本退末，广利农业”，指责官府经营工商业是“与商贾争市利”。贤良文学还提出“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的放任主张。他们的重本抑末说，实际上是要抑官营工商业，而为私人工商业争取利权，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一种方式。
　　会议结果，废除了全国的酒类专卖和关内铁官。事过三十年，桓宽根据这次会议的官方记录,加以“推衍”整理，增广条目，把双方互相责难的问题详尽地记述出来，写成《盐铁论》。
　　《盐铁论》全书分为十卷六十篇。前四十一篇是写盐铁会议上的正式辩论，自第四十二篇至五十九篇是写会后的余谈，最后一篇“杂论”是作者写的后序。篇各标目，前后联成一气，采用对话文体，以生动的语言真实反映当时的辩论情景，保存了不少西汉中叶的经济史料和丰富的经济思想资料。
　　书中记述，在汉昭帝下诏调集的这次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们提出，盐铁官府垄断专营和“平准均输”等经济政策是造成百姓疾苦的主要原因，所以请求废除盐、铁和酒的官府专营，并取消均输官。
　　均输和平准是汉武帝时期的政策，其最初目的是利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和调剂物价的两种措施，均输就是在各地设置均输官，负责征收、买卖和运输货物，地方应交纳的贡物，折合成钱交给均输官，均输官再在各地之间贱买贵卖，调节物价，同时也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平准则是官府负责京师和大城市的平抑物价工作，贱时国家收买，贵时国家抛售，抑制奸商的投机倒把行为，稳定物价。但是由于理论的过于理想化，造成了百姓买什么什么贵的恶性循环。
　　书中的御史大夫即桑弘羊，站在封建中央政府的立场，强调法治，崇尚功利，坚持国家干涉经济的政策，对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重大政策措施采取坚决维护的态度，认为它“有益于国，无害于人”，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佐助边费”，又有发展农业生产,“离朋党，禁淫侈，绝并兼之路”的作用，因而决不可废止。他在为盐铁官营等政策辩护时，全面地提出了他对工商业的看法。他接受了范蠡、白圭的重商思想和《管子》中有关国家经营工商业的思想，认为工商业在人民经济生活中是不可少的，人民生活所需的“养生送终之具”均“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所以，他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商交易，以利本末”。但他认为工商业应该由政府控制，发展官营工商业。这样既可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又可以“排富商大贾”，抑制他们的兼并掠夺，有利于“使民务本，不营于末”，有利于“建本抑末”。[
　　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在辩论中所阐述的当时的儒家经济思想，经过《盐铁论》的“推衍”，更为全面系统，形成中国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盐铁论》的作者桓宽，服膺儒家思想，在政治上站在反对桑弘羊的立场，但他把盐铁会议辩论双方的思想、言论比较忠实地整理出来，因而使《盐铁论》这部著作，不仅保存了西汉中期较丰富的经济史料，也把桑弘羊这一封建社会杰出理财家的概略生平、思想和言论相当完整地保留了下来，成为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特别是西汉经济思想史的一部重要著作。
　　公元1487年（明朝成化二十三年）的涂祯刊本是较好的版本，现代的参考版本有郭沫若的《盐铁论读本》和王利器的《盐铁论校注》。

　　白虎通义
　　《白虎通义》又称《白虎通》。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公元32—92年）所撰，共四卷。
　　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皇帝亲自主持和召集当时著名的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在白虎观讨论五经之同异。参加者有贾逵、丁鸿、杨终、班固、李育、楼望、成封、桓郁等数十人，既有今文经学家，也有古文经学家。这场大讨论的由来，一是由于古文经学出现之后，在文字、思想、师说各方面都同今文经学派发生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自西汉武帝时占统治地位的今文经学派，为保住自己的地位，急需利用皇帝的权威制成定论，以压倒对方。二是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提出一整套"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后，用神学解释经学之风便愈刮愈烈，到西汉末年，封建神学和庸俗经学的混合物谶纬迷信盛行起来，由于封建统治者的支持和提倡，迅速弥漫于学术思想领域。为了巩固封建统治的需要，封建皇帝也乐于出面，组织一场大讨论，以便使谶纬迷信和封建经典更好地结合起来，使神学经学化，经学神学化。
　　在白虎观，博士、儒生纷纷陈述见解，章帝亲自裁决其经义奏议，当时撰有《白虎议奏》，统名《白虎通德论》，后又命班固撰成此书。这部书是今文经学的政治学说提要，广泛解释了封建社会一切政治制度和道德观念，成为当时封建统治阶级的神学、伦理学法典。
　　《白虎议奏》亡于隋唐时期，《通德论》亦渐废不存，独以此书传世。《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六卷，不载作者名氏；《新唐书•艺文志》亦载为六卷，始题班固之名；《崇文总目》载作十卷，凡十四篇；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作十卷，凡四十四门。今传本为元代大德年间刘世常所藏，共四十四篇，与陈氏《解题》同。但卷数却为四卷，与宋及其以前各家书目并不相同，盖历代有所分合所致。
　　此书为作者集两汉今文经学大成之作，主要内容为记述白虎观会议关于经学之议论，大部分为复述董仲舒的学说及基本观点，并有所发挥。
　　关于天地万物生成，书中引图《易纬乾凿度》所说：“太初者，气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质之始也；阳唱阴和，男行女随也。”编造出了一套唯心主义的神学世界起源说；把传统的阴阳五行学说神学化，在这一神学世界观中。天地、阴阳、五行都是有意志的东西，“天之为言镇也，居高临下，为人镇也”；“地之言施也，谤也”，“元气之所生，万物之祖也”。五行“言行者，欲言为天行气之义也，地之承天，犹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亲事，故自周于-行。尊于天也”。很显然，天是最高神，地是它的“妻子”，五行是它们生万物的材料，整个宇宙发展过程都是由最高的神安排的。如此，自然现象之间的关系也就具有了封建伦理的性质。天造就了人，人就事事模仿天、指出“王者父天母地”，“天覆地载”，“上法斗极”；其对朝廷的事务。大到礼与刑，小到吃饭，都作了“王者法天”、“天人合一”的神学解释：由于天人是合一的，人坤是一体的，所以天与人就互相感应。
　　《白虎通义》在董仲舒的基础上，对三统说作了更详尽的发挥，认为“三统”是“本于天”的，“正朔有三。伺本？天有三统，谓三微之月也。明王者当奉顺而成之，故受命各统一正也”，指出“三统”循环，变的只是形式，旧王朝灭亡了，新王朝成立了。正朔、服色、都城等可以改变，但“三纲”、“五常”的大道却不能改，肯定“王者有改道之文，无改道之质”，三统循环论实际不止是封建一统不变论。关于性命论，书中认为，人是天研生，是“天之贵物”，，人体象八封。人性生于阳，人情生于阴，人的寿命分为“寿命”、“遭命”、“随命”，三命均为天定：并提出了“二纲”、“六纪”的伦理金条，“三纲”是“署为数纲。父为于纲。夫为妻纲”，“六纪”为“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认为“三纲法天地人，六纪法六合”，“六纪”是从“三纲”而来，是“三纲”之纪，把封建社会的伦理关系说成合乎天意的、永恒的自然关系。
　　关于学习，书中亦十分强调，但其所讲的“学”，不是学习客观世界的知识，而是学“圣人之道”，它把圣人描绘成无所不通，无所不晓、能与天地鬼神交通的人，所以，它对“学”的阐述，实际上是“神学知识论”：同时，又把《五经》神学化，指出“《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何以要学《五经》？“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如此，圣人为天的代言人，《五经》也就成了“天书”、“圣经”。
　　全书大量引述纬书为论断根据，把神学、经学合为一炉，在董仲舒改造孔子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附加谶纬迷信成分，把儒学改造为神学，把孔子改造为学者与教主的双重身份，把儒家著作改造为《圣经》，给孔孟传统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增加了更多的神学内容。
　　传本较多，主要有《四库全书》本，清卢文绍抱经堂校刻本，《四部丛刊》本等。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收录(清)陈立《白虎通疏证》点校本。
　　《白虎通义》自问世以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它是由皇帝钦定的，内容又包罗万象，在政治、思想、伦理等各个方面，都为人们规定了行为规范。使之成为人们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从而成为一种思维的模式和定式，这对学术的更新、思想的解放无疑是一种致命的桎梏。

　　孔子家语
　　《孔子家语》一书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凡二十七卷，孔子门人所撰，其书早佚。
　　唐代颜师古注《汉书》时，曾指出二十七卷本“非今所有家语”。颜师古所说的今本《孔子家语》，是三国魏时王肃收集并撰写的十卷本。
　　王肃（公元195—256年），字子雍，东海郡郯 (今山东郯城西南)人。三国魏儒家学者，著名经学家。曾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意加以综合；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借鉴《礼记》、《左传》、《国语》等名著，编撰《孔子家语》等书以宣扬道德价值，并以身为司马昭岳父之尊，将其精神理念纳入官学，其所注经学在魏晋时期被称作“王学”。他主张微言大意，综合治经，反对郑玄不谈内容的文字训诂学派。王肃杂取秦汉诸书所载孔子遗文逸事，又取《论语》《左传》《国语》《荀子》《小戴礼》《大戴礼》《礼记》《说苑》等书中关于婚姻、丧葬、郊禘、庙祧等制度与郑玄所论之不同处，综合成篇，借孔子之名加以阐发，假托古人以自重，用来驳难郑学。
　　对《孔子家语》，历来颇多争议。宋王柏《家语考》、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范家相《家语证伪》、孙志祖《家语疏证》均认为是伪书。宋朱熹《朱子语录》、清陈士珂和钱馥的《孔子家语疏证》序跋，黄震的《黄氏日抄》等则持有异议。
　　然而一千多年来，该书广为流传，《四库全书总目》曾精辟论述说：“其书流传已久，且遗文轶事，往往多见于其中。故自唐以来，知其伪而不能废也。”晚近以来，学界疑古之风盛行，《家语》乃王肃伪作的观点几成定论。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西汉墓出土的竹简《儒家者言》，内容与今本《家语》相近。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墓也出土了篇题与《儒家者言》相应的简牍，内容同样和《家语》有关。这些考古发现说明，今本《孔子家语》是有来历的，早在西汉即已有原型存在和流传，并非伪书，更不能直接说成是王肃所撰著。它陆续成于孔安国以及与王肃同时的孔猛等孔氏学者之手，经历了一个很长的编纂、改动、增补过程，是孔氏家学的产物。应当承认它在有关孔子和孔门弟子及古代儒家思想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王肃在《孔子家语》中，详细记录了孔子与其弟子门生的问对诘答和言谈行事，生动塑造了孔子的人格形象，对研究儒家学派(主要是创始人孔子)的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有巨大的价值。同时，由于该书保存了不少古书中的有关记载，这对考证上古遗文，校勘先秦典籍，有着巨大的文献价值。

　　孔子集语
　　《孔子集语》是关于孔子言行事事迹的文字汇编，传世有两种：一是宋朝薛据辑的两卷本，二是清朝孙星衍辑的十七卷本。薛氏辑本被收入《四库全书》，孙氏辑本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后者不但从文字数量上超出前者六七倍，而且从编辑品质上也大大超过前者。
　　孙星衍（公元1753—1818年），字伯渊，一字渊如，号季仇、微隐、芳茂山人，江苏阳湖（今江苏常州）人，是清朝著名的考据学家、金石学家、训诂学家。孙星衍历官山东兖沂曹济道兼管黄河兵备道，山东督粮道权布政使。
　　作为一个著名的藏书家和学者，他对薛氏辑本很不满意，于是在晚年引疾归田后，与其族弟星海、侄婿龚庆一起检阅群籍，从《易十翼》《小戴礼记》《春秋左氏传》《孝经》《论语》《孟子》《孔子家语》《孔丛子》《史记•孔子世家》《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以外的八十三种典籍中采辑了八百一十三条孔子言行记录。
　　他仿照《说苑》的体裁按类编排，共分十四篇十七卷，前十篇反映孔子的基本思想，后四篇多属于孔子的生平事迹和寓言故事。初稿纂成之后，他又请著名学者严可均进行审校，前后历时六年才成书。
　　值得注意的是，孙氏辑本不止重视材料的收集，还注明每一条材料的出处，并把内容相同或相近的材料排列在一起，而且对疑文脱句加以按语进行校勘，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当然，此书是从浩繁的古籍中逐条查阅辑录而成，难免仍有所缺失。后来王仁俊作《孔子集语补遗》增补七十七条，李滋然作《孔子集语补遗商正》，再补八十九条。今人郭沂将这三部书进行了校点和整理，并补入了《论语》《孔子家语》《孔丛子》以外该书未收录的材料以及新出土的马王堆帛书《易传》和八角廊竹简《儒家者言》中的材料。
　　孙氏辑本《孔子集语》首刊于嘉庆二十年，收入《平津馆丛书》，扉页题有“冶城山馆藏版”。因该版为孙星衍组织编撰刻印，故通称“阳湖孙氏本”，又因收入《平津馆丛书》，亦称“平津馆原本”。
　　光绪三年，以校刻精良著称的浙江书局据平津馆原本重新校刻《孔子集语》，汪诒寿任总校，收入《二十二子》，通称“二十二子本”或“浙江书局本”。
　　光绪十年，江苏吴县朱记荣重新校刻《平津馆丛书》，他亲自校勘了《孔子集语》。此版纠正了平津馆原本的衍损之处，刻工精美。但在编排上把《孔子集语表》放在了《篇目》之后。由于这是重校本，而扉页题有“光绪乙酉夏白堤八字桥朱氏槐庐家塾珍藏”，所以此本又称“重校平津馆丛书本”或“朱氏槐庐本”。
　　另外，依据阳湖孙氏本校刊的《孔子集语》分别有：光绪十九年上海鸿文书局刊本，编入《二十二子》和《二十五子汇函》；光绪二十三年上海文瑞楼刊本，收入《子书二十二种》《子书二十三种》和《子书二十八种》；同年，湖南新化三味书局刊本，收入《二十二子》；民国九年上海五凤楼石印本，收入《子书四十八种》；民国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收入《三十六子全书》。

　　近思录
　　《近思录》是朱熹（公元1130—1200年）和吕祖谦（公元1137—1181年）为初学者把握北宋四子的思想理论而编辑的理学基础读本。
　　《近思录》融汇了北宋四子的理学思想，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各篇之间意脉清晰，弥补了各家各派散而难举的缺陷。书中先谈有关宇宙生成的本体论。卷首收录四子关于“道”为世界本体和“性”的本原的论述，高屋建瓴，纲举目张。次谈“格物致知”的方法论，为学要“尊德性而道问学”，读书须“致知而穷理”，由浅入深，示人门径。再谈立身处世的修养论。道德存养的功夫贯穿于知行之中，以存养为基础，推已及人，修身齐家则可以出仕，进而治国平天下，全面概括了儒家内圣外王的学说。最后谈教学，辨异端，明道统，在引导辨的基础上，推出了道德修养的理想境界——圣贤气象。
　　淳熙二年（公元1175年），吕祖谦从浙江到福建与朱熹会晤，两人在寒泉精舍相与读北宋四子—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的著作，感其“广大闳博，若无津涯”，初学者不易把握其要义，于是精选六百二十二条，辑成《近思录》。
　　《近思录》共分十四卷。“近思”二字取自《论语》：“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朱熹取此书名的用意是把《近思录》当作学习四子著作的阶梯，四子著作又为学习《六经》的阶梯，以正“厌卑近而骛高远”之失。
　　《近思录》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文化发展成熟的理论形态，代表着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水平；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四子的读经方法，对我们今天读经仍然很有启发借鉴意义：科学的治学次序、方法；治学当行与不当行之事，对当今的教育者、读经者均有指导意义、借鉴价值；读经当然不应舍弃之。
　　《近思录》是依朱、吕二人的理学思想体系编排的，从宇宙生成的世界本体到孔颜乐处的圣人气象，循着格物穷理，存养而意诚，正心而迁善，修身而复礼，齐家而正伦理，以至治国平天下及古圣王的礼法制度，然后批异端而明圣贤道统。全面阐述了理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故此书实可谓囊括了北宋五子及朱吕一派学术的主体。
　　《近思录》一书，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为确立儒家道统，传播理学思想起过重要作用。清代学者江永（公元1681年－1762年）称：“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盖自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国学大师钱穆也说：“后人治宋代理学，无不首读《近思录》。
　　《近思录》在长期的传刻流布中，并不是单纯以白文本的形式式传播的，它在传播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注释本、续编本、仿编本、补编本、心得本等，形成一种《近思录》系列的辐射传播，充分显示了《近思录》在理学传播与接受中的巨大影响作用。其中，清朝学者江永撰有《近思录集注》较为流行。
　　宋以来《近思录》不仅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而且传播到国外，特别在东亚文化圈国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这些国家也形成了自己的《近思录》系列著作。如朝鲜郑晔《近思录释疑》姜必孝《近思后录》李珥《近思录口诀》李汉膺《续近思录》等。

　　[BT3]传习录
　　《传习录》是王阳明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是一部儒家简明而有代表性的哲学著作。该书包含了王阳明的主要哲学思想，是研究王阳明思想及心学发展的重要资料。
　　作者王守仁（公元1472—1529年），浙江余姚人。字伯安，号阳明子，世称阳明先生，故又称王阳明。中国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非但精通儒家、佛家、道家，而且能够统军征战，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全能大儒。封“先儒”，奉祀孔庙东庑第五十八位。
　　《传习录》上卷经王阳明本人审阅，中卷里的书信出自王阳明的亲笔，是他晚年的著述，下卷虽未经本人审阅，但较为具体地解说了他晚年的思想，并记载了王阳明提出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继承了程颢和陆九渊的心学传统，并在陆九渊的基础上进一步批判了朱熹的理学。《传习录》中的思想明显地表现了这些立场和观点。
　　“心即理”本来是陆九渊的命题，《传习录》对此作了发挥。王阳明批评朱熹的修养方法是去心外求理、求外事外物之合天理与至善。王阳明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 “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他这样说是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从这个原则出发，他对《大学》的解释与朱熹迥异。朱子认为《大学》之“格物致知”是要求学子通过认识外物最终明了人心之“全体大用”。王阳明认为“格物”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 “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 “知”是人心本有的，不是认识了外物才有的。这个知是“良知”。他说：“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在他看来，朱子的格物穷理说恰恰是析心与理为二的。由此可见，王阳明的“心即理”的命题主要是为其修养论服务的。致良知说是对陆九渊心即理思想的发展。王阳明的心即理的思想也有我们一般意义上的本体论的含义。然而，如果偏重从本体论研究它，就会忽视它在王阳明修养论中的基础意义。
　　知行问题是《传习录》中讨论的重要问题，也反映了王阳明对朱熹以来宋明道学关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进一步研究。
　　朱子主张知先行后、行重知轻。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虽然继续了朱子重行的传统，但是批判了朱子割裂知行。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乃是由心即理立基，批评朱子也是指出他根本上是析心与理为二。他说：“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知行合一”的含意是说知行是一件事的两个方面。知是心之本体的良知；良知充塞流行、发而为客观具体的行动或事物，就是行。由这个认识出发，如果知而不行那只是不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行本是紧密相联的，因此有知行合一之说。在当时社会上、在理学发展中的确有知而不行的情况存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对时弊有纠偏的意义。但是他强调知行合一说不是仅仅针对时弊提出的，它首先是要说明“知行之本体”。知行合一说强调道德意识本来就存在于人心中，这是道德的自觉性。它也强调道德的实践性，认为道德方面的知不是关于对象的知识，而是道德的实现。知行合一也有一般认识论方面的意义，但它首先讲的是道德修养，对于后者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没有深入研究。
　　王阳明的“心即理”、 “致良知”、 “知行合一”都是要强调道德的自觉和主宰性。他说：“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人心能够知晓行为的善恶，也能自觉地去为善，这就是本心的“明觉”，这是对程颢思想的发展。《传习录》中对人心的“虚灵明觉”有很多讨论。若要全面正确地把握王阳明“心外无理”及其他学说，深入地研究他的这些讨论是十分必要的。正因为人心的本质是理，并且人能自觉到这种道德意识，所以人不需通过外物去认识本心之理，外物之理只是人心的表现。格致的工夫不是去认识外物，而是去掉本心的私欲之蔽。人心的明觉在程颢和朱熹处都有论述。读者在读《传习录》时应明了王阳明和他们的联系与区别。
　　应该承认王阳明以上的这些思想的确为人性善作了本体论的说明，有其历史意义。但也一定要看到，他的学说对人性恶的原因研究不够。虽然他的学说在明代下层人民中亦有影响，但仍不能说它有较大的普泛性。王阳明也注意到过“利根”和“钝根”之人要区别对待，但他的思想只适于利根之人。后人批评他"近禅"正在于此。这也是他不如朱学的所在，王阳明的这一偏失开始受到现代学者的注意，但是在当代新儒学的大家中，除梁漱溟以外，其他人对此尚注意不够。
　　《传习录》不但全面阐述了王阳明的思想，也体现了他辩证的授课方法，以及生动活泼、善于用譬、常带机锋的语言艺术。
　　《传习录》包括了王学所有的重要观点。上卷阐述了知行合一、心即理、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意之所在即是物、格物是诚意的功夫等观点，强调圣人之学为身心之学，要领在于体悟实行，切不可把它当作纯知识，仅仅讲论于口耳之间。中卷有书信八篇。回答了对于知行合一、格物说的问难之外，还谈了王学的根本内容、意义与创立王学的良苦用心；讲解致良知大意的同时，也精彩地解释了王学宗旨；回答了他们关于本体的质疑并且针对各人具体情况指点功夫切要。另有两篇短文，阐发阳明的教育思想。下卷的主要内容是致良知，阳明结合自己纯熟的修养功夫，提出本体功夫合一、满街都是圣人等观点，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四句教，它使王学体系更加齐备了。
　　《传习录》最早是由王阳明的学生徐爱自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开始，陆续记录下的王阳明论学的一些谈话片段而名之曰《传习录》。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王阳明的另一学生薛侃将徐爱所录残稿及陆澄与他新录的部分一起汇编出版，仍名为《传习录》。嘉靖三年（1524年），南大吉增收王阳明论学书信若干篇，仍以原名出版。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遗言录》加以删削，与他和王畿所录编成的《传习续录》出版。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钱德洪又增收黄直所录。隆庆六年（1572年），谢廷杰在浙江出版《王文成公全书》，以薛侃所编《传习录》为上卷，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八篇为中卷，以《传习续录》为下卷，附入王阳明所编《朱子晚年定论》。这就是《王文成公全书》本的《传习录》。
　　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影印隆庆六年《王文成公全书》作为四部丛刊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出版了叶绍钧的校注本。
　　《传习录》集中反映了王阳明的心性之学，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直到今天，王阳明的思想在当代新儒家中仍有其深刻的影响。

　　道家
　　道家概说
　　道家是中国春秋时期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
　　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前471年），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安徽涡阳）人，曾为中国周代守藏史，因见周德日衰，退隐西游，不知所终。但是，关于老子其人的传说还有三种：一说老子是老莱子；二说太史儋即老子；三说老子是隐君子。后人对这几种说法皆有不同的观点，引起了长期的争论。
　　老子是我国人民熟知的一位古代伟大思想家，他所撰述的《道德经》开创了我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先河。他的哲学思想和由他创立的道家学派，不但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我国两千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道家思想虽然起始于春秋末期的老子，但一直到秦朝时期并没有道家这一名称。用“道”一词来概括由老子开创的这个学派是由汉朝初年开始的。这时，道家也被称为德家。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曾写过名为《论六家要旨》的文章，把秦的学派概括为道德、儒、墨、名、法、阴阳六家，并阐述了六家的要旨和得失，汉初道家思想普遍流行，加之司马谈是道家思想的信徒，所以他给予了道家最高的评价。他指出道家兼有其他五家之长，同时避免了它们的短处。用来治国修身，有事半功倍的效果。汉代淮王因谋反而自杀，谋反者使用的理论武器是黄老之学，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使道家思想逐渐走向没落。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道家从此不再是中国的主流思想。
　　之后道家思想渗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中，魏晋玄学是最明显的复兴思潮。先秦各家内，一般都可以区分出众多派别，道家也不例外。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艺文志》中，共列有道家的著作三十七种，九百三十三篇，他们大多作于先秦时期。
　　道家思想的主要流派有：老子、庄子、黄老学派，此外杨朱思潮可能影响了老子和庄子，同时又会于两者之中。不同学派之间的思想重点也不相同，或偏于治国，或偏于治身。司马谈所说的道家，主要是指黄老学派。
　　道家”与“道教”二词，常被不加区别地加以使用。从历史上来看，这两个词指称过很多不同的内容，也曾被混为一谈；现在也仍然有人主张将二者等同起来。然而，如果将道家理解为由老子、庄子开创，并在魏晋被重新发明的哲学思想流派，将道教理解为于两汉逐渐形成，后又有若干发展分化的宗教，那么，虽然道教在理论上汲取了道家思想的大量因素，甚至奉老子为教主，但是二者还是不能混为一谈，也不能说道教理论就是道家思想，试举一例：道教所谓长生不老，成仙通神，老、庄并未言及，也不能视为老、庄思想的合理引申，甚至可以说，与自然之道也有悖逆之处。
　　道家的理论奠定于老子，老子《道德经》一书上下五千言，字字珠玑，书中广论道的形上学义、人生智慧义，提出一种有物混成且独立自存之自然宇宙起源论，也提出世界存在与运行原理是“反者道之动”的本体论思想，对于存活于其中的人类而言，其应学习的就是处世的智慧，于是老子也提出了众多的政治、社会与人生哲学观点出来，但重点都在保身修身而不在文明的开创，可以说他是以一套宗本于智慧之道的社会哲学与理论来应对混乱的世局，而无意制造社会的新气象，因为那些都不是大道之本。
　　庄子是老子之后道家理论最重要开创者，道家哲学基本上也就是老庄二型而已。庄子的道家学不同于老学之处，在于庄子更详尽地处理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可开创能力，包括智慧上、认识能力上、身体能量上等等。
　　庄子同样站在天道自然的命题基础上，提出了从人的自我修养到面对整个社会国家的处世之道，庄子书内七篇之作，就是他从世界观到知识论到社会哲学的内圣外王之道的理论。
　　列子，战国时期人。现存的《列子》八篇是东晋张湛所辑的，一般认为该书反映了战国至魏晋间的思想。
　　《列子》从道家思想出发，并对道家思想中无为的人生观有所改造，强调人在自然天地间的积极作用。并认为人在一种不任强使力的生存状态下，不忧天，不畏天，才是最好的生存状态。
　　王弼，三国时代人。当两汉经学的发展已到尾声，社会政治一直在动乱与不义的情境中时，知识分子转向玄学清谈的风气，王弼以其对老子哲学的深切体悟，注解老子《道德经》一书，重体用之分，有无之别，不但发展出诠释老学的宗旨：“贵无”的精神，并以此原理注解《易经》，甚至还因此改变了从汉易以来言象数易学的气化宇宙论。而将《易经》的研究方向代之以纯粹的玄学思想，使中国易学史走向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郭象，西晋时期人，以《庄子注》而闻名，主张“独化”理论，是一种从高度抽象思维当中所发展出来的的玄学式概念理论。认为宇宙万物都生于偶然的“玄冥”境界因此提倡一种物无大小，各顺其适的精神和平等尊重每一个生命的人生观。
　　道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与儒家同等重要，只是在政治思想上一为表显，一为裹藏而已。而道家在理论能力上的深厚度与辩证性，则为中国哲学思想中所有其它传统提供了创造力的泉源。
　　至于道家文化在中国艺术、绘画、文学、雕刻等各方面的影响，则是占据绝对性的优势主导地位，即便说中国艺术的表现即为道家艺术的表现亦不为过。当然，道家哲学为中国的政治活动也提供了活络的空间，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会因为有太强的儒家本位的政治理想而执着于官场的追逐与性命的投入，而能更轻松地发现进退之道，理解出入之间的智慧。

　　老子
　　《老子》，又名《道德经》或《道德真经》。老子生活在春秋时期，曾在周朝的国都洛邑任藏室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馆长）。他博学多才，孔子周游列国时曾经向他请教关于礼的问题。老子晚年乘青牛西去，在函谷关（位于今河南灵宝）写成了五千字左右的《老子》。
　　《老子》含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老子哲学与古希腊哲学一起构成了人类哲学的两个源头，老子也因其深邃的哲学思想而被尊为“中国哲学之父”。老子的思想被庄子所传承，并与儒家和后来的佛家思想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核。《老子》的国外版本有一千多种，是被翻译成最多种语言的中国书籍。
　　《老子》、《易经》和《论语》被认为是对中国人影响最为深远的三部思想巨著。《老子》分为上下两册，共八十一章，前三十七章为上篇道经，第三十八章以下属下篇德经，全书的思想结构是：道是德的“体”，德是道的“用”。上下共五千字左右。
　　《道德经》是后来的称谓，最初老子书称为《老子》而无《道德经》之名。其成书年代过去多有争论，至今仍无法确定，不过根据1993年出土的郭店楚简“老子”年代推算，成书年代至少在战国中前期。
　　《老子》以“道”解释宇宙万物的演变，以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乃“夫莫之命（命令）而常自然”，因而“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为客观自然规律，同时又具有“独立不改，周行而不殆”的永恒意义。《
　　老子》书中包括大量朴素辩证法观点，如以为一切事物均具有正反两面，“反者道之动”，并能由对立而转化，“正复为奇，善复为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又以为世间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有、无相生”，而“无”为基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
　　此外，书中也有大量的民本思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馀”；“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其学说对中国哲学发展具深刻影响。
　　在道教中老子被尊为道祖。从《列仙传》开始，把老子列为神仙，还说老子重视房中术。东汉时期，成都人王阜撰《老子圣母碑》，把老子和道合而为一，视老子为化生天地的神灵。成为了道教创世说的雏形。而在汉桓帝时，汉桓帝更是亲自祭祀老子，把老子作为仙道之祖。其道教尊称老子为“太上老君”，亦被尊称为“混元皇帝” ，也是道教三清道祖中的道德天尊。
　　老子的著作、思想早已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宝贵财富。欧洲从十九世纪初就开始了对《道德经》的研究，到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欧洲共有六十多种《道德经》译文，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尼采，俄罗斯文豪托尔斯泰等世界著名学者对《道德经》都有深入的研究，并都有专著或专论问世。黑格尔说：“中国哲学中另有一个特异的宗派……是以思辨作为它的特性。这派的主要概念是‘道’，这就是理性。这派哲学及与哲学密切联系的生活方式的发挥者是老子。”尼采曾经说：“老子的《道德经》就像一个永不枯竭的井泉，满载宝藏，放下汲桶，唾手可得。”
　　前苏联汉学家李谢维奇说，“老子是国际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一生研究中国，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著有多卷本《中国科技史》专著。他说，中国文化就像一棵参天大树，而这棵参天大树的根在道家。李约瑟越研究中国，越认识老子及道家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就越发相信老子学说的正确，也就越来越按照老子说的去做，他晚年干脆自称是“名誉道家”、“十宿道人”。李约瑟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研究很有成就，是上个世纪国际上知名的汉学家，而他的最大贡献是他发现了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从而为上个世纪后半叶世界“老子热”的形成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在现时的德国、法国、英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继兴起了“老子热”，《老子》一书在这些国家被一版再版。2007年，在已有多种英文译本的情况下，一种新的《道德经》译本的出版权在美国又被8个出版商所争夺，最后哈泼公司以13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出版权。
　　上世纪80年代，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在世界文化名著中，译成外国文字出版发行量最大的是《圣经》，其次就是《道德经》。

　　庄子
　　《庄子》，又名《南华经》或《南华真经》。是庄子和他的门人以及后学者编著的。《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留下来的只有三十三篇。其中内篇七篇，一般定为庄子著；外篇和杂篇可能掺杂有他的门人和后来道家的作品。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前286年），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今安徽亳州）人。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老子哲学思想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先秦庄子学派的创始人。曾作过漆园吏。生活贫穷困顿，却鄙弃荣华富贵、权势名利，力图在乱世保持独立的人格，追求逍遥无待的精神自由。他的学说涵盖着当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根本精神还是归依于老子的哲学。后世将他与老子并称为“老庄”，把他们的哲学称为“老庄哲学”。
　　《庄子》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主要思想是“天道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道未始有封，认为自然的比人为的要好。提倡无用，认为大无用就是有用，主张“无为”，放弃一切妄为。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因此他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极力否定现实，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摈弃一切文化知识。
　　庄子所持的宇宙与人的关系是“天人合一”的，是物我两忘的，所以他有着通达的生死观；庄子认为是道给了我们形貌，天给予了我们形体，我们要做的是不要因为好恶而损害自己的本性。他以人的完整生命为起点来思考人应当度过一个怎样的生活旅程。
　　他超越了任何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限制，站在天道的环中和人生边上来反思人生，他的哲学是一种生命的哲学，他的思考也具有终极的意义。而且还有很多思想十分超前，比如“一尺之捶，日截其半，万世不竭”，就是数学里的极限思想。
　　《庄子》的想像力很强，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其超常的想象和变幻莫测的寓言故事，构成了庄子特有的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尘外，怪生笔端。”
　　《庄子》在哲学、文学上都有较高研究价值。研究中国哲学，不能不读《庄子》；研究中国文学，也不能不读《庄子》。鲁迅先生说过：“其文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名篇有《逍遥游》、《齐物论》、《养生主》等，《养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为后世所传诵。
　　《庄子》共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杂篇”三个部分，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肯定是庄子所写的，“外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或者说是庄子与他的弟子一起合作写成的，它反映的是庄子真实的思想；“杂篇”十一篇的情形就要复杂些，应当是庄子学派或者后来的学者所写，有一些篇幅就认为肯定不是庄子学派所有的思想，如《盗跖》、《说剑》等。
　　《庄子》的出现，标志着在战国时代，我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平，是我国古代典籍中的瑰宝。因此，庄子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予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我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列子
　　《列子》又名《冲虚经》或《冲虚真经》。于公元前450至前375年所撰，是道家的重要典籍。《汉书•艺文志》著录《列子》八卷，早佚。今本《列子》八卷，从思想内容和语言使用上看，可能是后人根据古代资料编著的。全书共载民间故事寓言、神话传说等一百三十四则，是东晋人张湛所辑录增补的，题材广泛，颇富教育意义。
　　列子是战国前期思想家，是老子和庄子之外的又一位道家思想代表人物，与郑缪公同时。其学本于黄帝老子，主张清静无为。列子终生致力于道德学问，曾师从关尹子、壶丘子、老商氏、支伯高子等。隐居郑国四十年，不求名利，清静修道。主张循名责实，无为而治。先后著书二十篇，十万多字，今存《天瑞》、《仲尼》、《汤问》、《杨朱》、《说符》、《黄帝》、《周穆王》、《力命》等八篇，共成《列子》一书，均已失传。其中寓言故事百余篇，如《黄帝神游》、《愚公移山》、《夸父追日》、《杞人忧天》等，篇篇珠玉，读来妙趣横生，隽永味长，发人深思。后被道教尊奉为“冲虚真人”。
　　庄子在《庄子•逍遥游》中，就提到过列子可以“御风而行，泠然善也”，似乎练就了一身卓绝的轻功。因为庄子书中常常虚构一些子虚乌有的人物，如“无名人”、“天根”，故有人怀疑列子也是“假人”。不过《战国策》、《尸子》、《吕氏春秋》等诸多文献中也都提及列子，而这些书都以严肃著称，而不像《庄子》那样语涉荒诞。所以列子应该实有其人。
　　列子的学说，刘向认为：“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尔雅•释诂》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及《吕氏春秋•不二》说：“子列子贵虚”。《战国策•韩策》有：“史疾为使楚，楚王问曰：‘客何与所循？’曰：‘治列子圄寇之言。’曰：‘何贵？’曰：‘贵正’。”张湛《列子•序》认为：“其书大略明群有以至虚为宗，万品以终灭为验，神惠以凝寂常全，想念以著物为表，生觉与化梦等情。巨细不限一域，穷达无假智力，治身贵于肆仕，顺性则所至皆适，水火可蹈。忘怀则无幽不照，此其旨也。”
　　列子认为“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他因为穷而常常面有饥色，却拒绝郑国暴虐的执政者子阳馈赠的粮食。其弟子严讳问之曰：“所有闻道者为富乎”列子曰：“桀纣唯轻道而重利是以亡！”列子还主张应摆脱人世间贵贱、名利的羁绊，顺应大道，淡泊名利，清静修道。
　　《列子》里面的先秦寓言故事和神话传说中不乏有教益的作品。如《列子学射》（《列子•说符》）、《纪昌学射》（《列子•汤问》）和《薛谭学讴》（《列子•汤问》）三个故事分别强调了这样的道理：在学习上，不但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真正的本领是从勤学苦练中得来的；知识技能是没有尽头的，不能只学到一点就满足了。又如《承蜩犹掇》（《列子•黄帝》）强调了这样的道理：曲背老人捕蝉的如神技艺源于他的勤学苦练。还有情节更离奇的《妻不识夫》（《列子•汤问》）说明一个人是可以移心易性的。
　　《列子》（包括他的弟子参加编写），有旧本二十篇，西汉刘向、刘歆父子去其重复，存者八篇，《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有“刘向说......列子八篇。名圄寇，先庄子，庄子称之” 句，应该是刘向、刘歆父子，或同时代其他人整理的八篇。但不知何时已佚失。
　　今本《列子》版本不下几十种，书前大多存有刘向所撰的《序》或张湛（东晋时人）所作的《序》，各版本内容相差不远，有大量寓言、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书中旨意大致归同于老、庄。
　　今人杨伯竣先生的《列子集释》，征引了历代主要注疏，又附录了《张湛事迹辑略》及刘向、张湛、卢重玄、陈景元等的序文，和柳宗元、朱熹、高似孙、叶大庆、陈三立、梁启超、马叙伦、杨伯峻等的考校辨伪文字，可称善本。

　　抱朴子
　　《抱朴子》是东晋道家的理论著作。它总结了战国以来神仙家的理论，从此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的体系；又继承魏伯阳炼丹理论，集魏晋炼丹术之大成；它是研究我国晋代以前道教史及思想史的宝贵材料。
　　作者葛洪（公元284—364年），字稚川，两晋时学者、文学家。丹阳句容(今属江苏)人。曾为司徒王导主簿，又被征为散骑常侍、大著作，不就。后赴广州，在罗浮山炼丹。
　　《抱朴子》今存《内篇》20篇。论述神仙、炼丹、符箓等事，自称“属道家”； 《外篇》50篇，论述“时政得失,人事臧否”,自称“属儒家”。 《外篇》中《钧世》、《尚博》、《辞义》、《文行》等篇有关于文学理论批评的内容。
　　《抱朴子》在道家体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而葛洪本人也被认为是道家的重要人物。对道家学派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抱朴子•内篇》主要讲述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灾却病，属于道家。其内容可以具体概括为：论述宇宙本体、论证神仙的确实存在、 论述金丹和仙药的制作方法及应用、讨论各种方术的学习应用、论述道经的各种书目，说明世人修炼的广泛性。
　　《抱朴子•外篇》则主要谈论社会上的各种事情，属于儒家的范畴，也显示了作者先儒后道的思想发展轨迹。其内容可具体概括为：论人间得失，讥刺世俗，讲治民之法；评世事臧否，主张藏器待时，克己思君；论谏君主任贤能，爱民节欲，独掌权柄；论超俗出世，修身著书等。总之，《抱朴子》将玄学与道教神学，方术与金丹、丹鼎与符、儒学与仙学统统纳为一体之中，从而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
　　葛洪提出了修仙必须积累善行，建立功德，慈善为怀。《抱朴子》中强调人不能单纯地从修炼方术入手，人生的抱负也不能仅仅是遁隐山林，要想真正修炼成仙还要建功立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主张在现实社会生活中获得精神解脱和炼得□□飞升，既做到立时济世，又得超凡入圣。如他说：“上士得道于三军，中士得道于都市，下士得道于山林。”他认为修炼既可以保德致长生，也可以治世致太平。通过修炼还可以获得长生，身体不伤，是最大的孝道。
　　葛洪在《抱朴子》一书中，将玄学与道教纳为一体，将神学与道学纳为一体，将方术与金丹纳为一体，将丹鼎与符炁纳为一体，将儒学与仙学纳为一体，从而确立了道教的神仙理论体系。
　　《抱朴子•内篇》有宋本，今存辽宁省图书馆。《道藏》本亦为古本。明刊单行本以鲁藩本为善。清代刊本以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为佳。

　　太上感应篇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的经典著作之一，旨在劝善，简称《感应篇》，作者不详，内容融合了较多的佛、儒思想，许多内容至今仍然具有积极意义。
　　太上，就是太上老君，原名李耳，又称老子，著作有《道德经》。是我国道教始祖。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劝善书，作者不详。《宋史•艺文志》收录“李昌龄《感应篇》一卷”，《正统道藏》太清部有《感应篇》三十卷，题“李昌龄传，郑清之赞。”《重刊道藏辑要》有《太上感应篇集注》等，《道藏精华录百种》有《太上感应篇樾义》二卷。该文思想可上溯至《玉钤经》《道戒》和《抱朴子•内篇•微旨》转引的《易内戒》《赤松子传》和《河图记命符》等书。
　　《太上感应篇》篇幅不长，计一千二百多字。主要借太上之名，阐述“天人感应”和“因果报应”。
　　《太上感应篇》认为，“大地有司过之神，依人所犯轻重以夺人算”，“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头上，录人罪恶，夺其纪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辄上诣天曹言人罪过”，于是人们的作为通过天地鬼神来裁决。当人非义而动、背理而行时，就会“大则夺纪、小则夺算”，而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最终“算尽则死”，人就离开了人世；如果死有余辜，还将殃及子孙。所谓“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则“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避之，神灵卫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翼。”若改恶从善，则将转祸为福。
　　《太上感应篇》虽是道教书，却融合了较多的佛、儒思想。它提倡“积德累功，慈心于物”，类似于佛教多善积德、慈悲为怀的精神，强调“忠孝友悌，正己化人，矜孤恤寡，敬老怀幼”，则体现了儒家伦理。在儒家学说中，尤其强调五伦纲常，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的等级界限分明，而在《太上感应篇》中亦以“扰乱国政”，“违逆上命”、“用妻妾语”、“违父母训”、“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和其事，不敬其夫”作为恶行的准则。可以说，《太上感应篇》实际上建立的是，以儒家道德规范和道释宗教规戒为标准的立身处世准则，显示出北宋时期道、佛、儒三教合流的趋向。
　　《太上感应篇》最初只在民间流传，南宋时始获官方重视，历经宋、元、明、清而久盛不衰。它不再局限于虚无的说教，而是建立了现实的封建伦理准则，有利于规范人们的言行，特别是有助于保证国家、社会、家庭的严谨秩序，故而博得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同时，那些诚心修道者也推崇它，因为它不同于一味要求人们凝神思道，清心静虑的心灵修炼术，而是具体、现实地提出了行善得道的方式，这使得世俗道教从精神道教中分离出来，满足了人们渴望通过现实的生活方式也能到达得道成仙的人生境界的愿望。
　　宋理宗在卷首亲题“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八字。此后，为之作序、作注者代不乏人，影响十分广泛，乃至日本、朝鲜等国，皆有此书的流布。

　　释家
　　释家概说
　　释家又被称作释教，即佛教，由释迦牟尼创立，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一般意义上所说的释教是指的汉传佛教，是现存佛教的三大分支之一（另外两个为藏传佛教与上座部佛教）。佛教经由两条路径传入中国，一支由古印度经西域传入中原地区，尔后传入朝鲜半岛、越南、日本等处，故汉传佛教又称北传佛教。另一支则由南印度经海路传至中国南方，为“南传佛教”。
　　大乘佛教的主要发扬传系，为现代的汉传佛教。因为中国的影响，汉传佛教将大乘佛教的教义传播至朝鲜半岛、日本与越南等地，并且影响了藏传佛教。在实质上，汉传佛教可以说是形塑大乘佛教面貌的主要力量之一，但有别于藏传佛教之显密并重，汉传佛教的宗派以显宗为多。
　　有一种说法，佛教最早是在孔子时传入中国的，也有说是在秦朝以前传入的。但是这些说法现在一般认为不可信，因为按照一般的说法，释迦牟尼只比孔子大十几岁。现在一般认为，佛教是在大约西汉末年，东汉初年时由印度从西域传入的。
　　根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出使大月氏，其王使人口授《浮屠经》。到了东汉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梦见金人，于是派人去西域，迎来迦叶摩腾与竺法兰两位高僧，并且带来了许多佛像和佛经，用白马驮回首都洛阳，皇帝命人修建房屋供其居住，以翻译《四十二章经》。所修建的房屋就是现在的白马寺。因此，在中国佛教史上，多以汉明帝永平十年作为佛教传入之年。而白马寺则成为中国的第一座佛寺。《四十二章经》，也成为中国的第一部汉译佛经。
　　佛教在中国经长期传播发展，形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中国佛教。由于传入的时间、途径不同和民族文化、社会历史背影的不同，中国佛教形成三大系，即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云南傣族等地区的上座部佛教（巴利语系）。
　　佛教虽然早在东汉初期即传入中国，但当时儒学兴盛，发展不大，至三国后方有发展。三国时期的佛教重镇，北方以洛阳为主，南方则为建业。曹魏魏明帝大兴佛寺，曹植也喜读佛经，并创作梵呗。孙吴地区，当支谦、康僧会先后入吴，受孙权推崇。孙皓称帝时，本要毁坏佛寺，因康僧会说法感化，终而放弃。在蜀汉，佛教不是很兴盛。
　　当时大乘佛教受贵霜帝国影响而传播四周。西域受其影响，于阗、龟兹等地佛教兴盛。之后又有天竺昙柯迦罗、安息昙谛和康居康僧铠等僧侣到洛阳翻译经典，将大乘佛教传至中国。昙柯迦罗推广戒律，这是中国僧侣有戒律受戒之始，后世以其为律宗的始祖。昙谛所译的《昙无德羯磨》受朱士行等人戒守，一般以此为中国僧侣出家之始。由于当时经文翻译未善，朱士行为求原经研读，于公元260年自雍州出发至于阗，成为首位西行求法的中国僧侣。他写的《大品般若经》的梵本，后由弟子于公元282年送回洛阳，最后由竺叔兰译成《放光经》。
　　西晋年间，官方与民间的佛教信仰，逐渐普遍。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之说。
　　佛教在东晋时代形成南北区域。北方有匈奴、羯、鲜卑、氐、羌等民族所建立的十六国。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多数提倡佛教，以后赵、前秦、后秦、北凉均盛，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极重要的地位，其代表人物为道安和鸠摩罗什。南方的东晋王朝也随着当时名僧不断地南移，形成了庐山和建康两地的佛教盛况，其代表人物为慧远和佛陀跋陀罗。
　　北朝佛教起于西域僧侣佛图澄（公元232—348年）在后赵的弘传。佛图澄于西晋永嘉四年（310年）来到洛阳。其时后赵石勒在葛陂（今河南新蔡县）屯军，专用杀戮来壮大声威。佛图澄和他相见，用道术感化，阻止其残杀，从此中州（今河南地区）人民逐渐奉佛。后石虎即位，迁都邺城（今河北邯郸市临漳县、磁县），尊崇佛图澄，一时人民多营寺庙，争先出家。和佛图澄同时在后赵的，还有敦煌人单道开，襄阳羊叔子寺竺法慧和中山帛法桥等。
　　继后赵之后，北地佛教最盛的区域是前秦。前秦苻坚笃好佛教，道安得到推崇。
　　佛教在后秦尤盛。后秦统治者姚兴，笃好佛教，又因得鸠摩罗什，译经讲习都超越前代。当时北方凿窟造像之风兴起，后秦沙门乐僔于建元二年（公元366年），在敦煌东南鸣沙山麓，开凿石窟，镌造佛像，这就是著名的莫高窟。但后期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进行大规模的灭佛活动，对佛教的发展造成严重破坏。
　　南北朝时期，南朝佛教以慧远主持的庐山东林寺为中心。其他中心，还有建康道场寺。建康为东晋王朝首都，佛教非常隆盛。佛陀跋陀罗、法显、慧观、慧严等都以道场寺作根据，宣扬佛教。
　　南梁王朝梁武帝萧衍提倡尊儒崇佛，并曾多次舍身出家。其提倡的佛教僧侣必须恪守素食，成为汉传佛教所有僧侣的独特的基本戒律。该时期佛教文学，经过历代译人的努力，创造了一种融冶华梵的新体裁。佛教也渐次渗入一般文学的领域，以佛典的理趣、风格、词句及故实入诗文的渐多。
　　南朝期间，佛教艺术开始兴盛。佛像塑造极盛，著名作品有道安在襄阳檀溪寺铸造的丈六释迦金像，竺道邻在山阴昌原寺铸造的无量寿像，竺道壹在山阴嘉祥寺铸造的金牒千像，支慧护在吴郡绍灵寺铸造的丈六释迦金像，特别是处士戴逵和他的次子戴颙在山阴灵宝寺制作的弥陀及夹侍二菩萨木像、在招隐寺制作的五夹纻像和在瓦官寺制作的夹纻行像等。这时并有从外国输入的造像，如苻坚致送道安的佛像中有高七尺的外国金箔倚像。画像方面，顾恺之和吴曹不兴、晋卫协并称中国最初的三大佛画家。
　　北周隋国公杨坚于公元581年取代北周，建立隋朝。隋文帝在位期间，大兴佛教，并招请隐居僧侣出山，号召佛徒“为国行道”，使佛教再度兴盛于世，也使社会得到安定。隋文帝在治国上，采用并容儒教、佛教、道教相辅治国的政策，调和三教的关系。并下令在儒教崇拜的五岳建造佛教寺庙。
　　隋炀帝杨广在位时，朝庭对佛教也是采取积极扶持的政策。隋炀帝本人是佛教菩萨戒弟子。其在位时，下令装补故经，并写新本，修治和铸刻佛像很多，同时，也对佛教严加控制，把江南佛教有影响的名士集中在扬州，以便支配，并下令沙门致敬王者。
　　唐朝虽以道教为国教，但佛教依然受到推崇，先后有唐高宗、武则天、唐中宗、唐肃宗、唐德宗、唐宪宗、唐懿宗和唐僖宗八位皇帝六迎二送供养佛指舍利。每次迎送声势浩大，朝野轰动，皇帝顶礼膜拜，等级之高，绝无仅有。
　　唐高祖于帝业初创时，曾奉佛求福，即位后，更设十大德以统摄僧尼□。唐太宗在清除南方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少林寺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他还在玄奘西行求法归国后，于慈恩寺组织大规模的译场，法相唯识宗即在太宗的支持下创立。武则天更是崇信佛法，她实行了一连串的佛教措施：开沙门的封爵赐紫，诏令僧尼于道士、女冠之前，于寺院中设立悲田养病坊，组织译场，开凿龙门石窟。其中以对神秀大师的礼遇，使禅宗大盛，而诏令新译《八十华严》，更是直接促成法藏创立华严宗。
　　盛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汉传佛教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盛唐中国的影响，不久即传播海外。
　　禅宗的巨著《六祖坛经》，是中国第一部佛教白话文学作品，在中国佛学思想上具有承先启后的作用。中国佛教著作尊称为“经”的，仅此一部。
　　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动荡、经济衰退、道教盛行的原因，唐朝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唐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至晚唐之后，十大宗派名存实亡，三论宗、唯识宗、成实宗、俱舍宗等各宗几乎都已无人研究，传承断绝。密宗在宋代之曾短暂复兴，期间雕刻了著名的大足石窟，但不久逐渐消亡。天台、华严二宗勉强维持，南山律宗若存若亡。十大宗派，只剩禅宗、净土宗二家，其中又以禅宗发展最盛。
　　禅宗，自六祖惠能大师以降，晚唐至北宋初之间，先分出五大支派，盛极一时，后只剩临济及曹洞二派。大慧宗杲禅师的看话禅与宏智正觉禅师的默照禅是南宋时最主要的两个流派，其中又以看话禅的影响最大。
　　建于盛唐和中唐，位于今中国四川省乐山市的乐山大佛，高71米，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现成为一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工程浩大，耗时九十年才完成。
　　五代十国时期，由于时局分裂及战乱纠纷。南方地区相对稳定，区域佛教文化兴盛；北方则战乱频繁，佛教遭到严重限制和破坏。北方后周世宗柴荣显德二年（公元955年）废天下佛寺，以佛寺铜材铸行“周元通宝”，钱质与铸量均居五代之冠，其毁佛行为，史称“三武一宗” 。
　　南方吴越国佛教发展兴盛，统治者钱缪、钱弘俶十分崇尚佛教，大建寺院刻印佛经，阿育王寺，湖州天宁寺所藏《宝箧印经》、杭州雷峰塔的金铜十六罗汉像即是该时期作品。后晋时任瓜州节度使的曹元忠崇尚佛教，他于开运四年（947年）组织刻印了一批佛像，大量散发。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宋太祖建国后，马上废止后周世宗的毁佛诏令，让佛教复兴，派遣使者西行求佛法。随着僧侣人数众多，又修订了出家的考试制度。
　　宋朝管理佛教事务的中央机构是左右街僧录事，隶属于鸿胪寺。各州府或大刹设僧政司，管理一境或一寺事务。宋朝沿用唐朝的度牒制度，度牒相当于出家许可证，没有度牒就属于不合法的“私度”。度牒制度原本是为了控制僧尼人数，限制寺院的规模。但是自神宗朝起，为解决财政短缺，政府开始将度牒货币化，度牒沦为国家的敛财手段。其后度牒买卖始终参与国家财政运转，徽宗时期和绍兴年间尤为严重。宋徽宗时期，因为他笃信道教，佛教遭到破坏，烧经毁像，并将道士地位放在僧尼之上。佛教严重受挫，除禅、净二宗外，其余则多被湮灭。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儒家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
　　辽代耶律王朝佛教发展强盛，辽太祖有意吸收中原文化，曾建天雄寺宣传佛教；辽太宗取得了燕云十六州后，对佛教特加保护。山西大同的上华严寺为现今保存最大最完善的辽代寺庙，北京房山云居寺也是辽代始建。辽代最受推崇的是华严宗，其次是密宗，再次为净土宗以及律宗、唯识宗、俱舍宗等，而民间则流行信仰祈愿往生弥陀或弥勒净土。
　　西夏王朝，历代诸王均崇信佛教，除自宋朝请经及翻译、雕印佛经之外，并致力于寺塔的建设，故境内寺院林立。
　　金代女真族在开国以前已有佛教信仰，是从它邻境奉行佛教的高丽、渤海等国传入的，其所受佛教影响亦深，禅宗盛行，净土宗与华严宗也比较流行。金代在经书刊刻上有举世闻名的《赵城金藏》，于1933年在山西赵城县广胜寺发现，现存于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为该馆“四大镇馆之宝之一”（其余三者为《永乐大典》、《敦煌遗书》和《四库全书》）。《金藏》是收录了唐朝玄奘法师从印度取回的佛经的稀世孤本，为无价之宝。
　　蒙元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传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 。佛教中的禅宗、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众多，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太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至明代，在禅净双修、三教合一的潮流下，著名的明末四大高僧（紫柏真可、莲池祩宏、憨山德清、藕益智旭），虽然将禅宗的修行方法引入净土宗，以禅宗的心态修行净土，但是仍然是以净土为依归，与禅宗特重智慧开悟的风格已截然不同。净土宗在佛门及民间成为信仰主流。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金陵天界寺设善世院，命令慧昙（1304 —1371）主持管理全国佛教。在他的职位之下又设置了统领、副统领、赞教、纪化等宗教职位，以实施对佛教教团的管理。从总体上来看，虽然明代佛教以仍然流行禅宗和净土宗，可是佛教思想上的发展则甚少。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清朝对于佛教的政策基本上是继承明代的僧官制度，在北京设立了僧录司，所有宗教官员都经礼部考试轮选，最后由吏部委任。所有僧官的职别名称，和明代无异。
　　从整体来说，清代的佛教宗派，都是继承着明朝，当中以禅宗为最流行。民间则更为流传，在许多民间文艺作品中普遍存在。
　　清代汉地的僧侣，除参禅、念佛之外，几乎无事可做，佛教僧侣中无有杰出人物，居士之中仅有乾隆时的彭绍升较为特出，他所偏重的也是净土一宗。太虚大师曾经感慨：“迨乎前清，其（佛教）衰也始真衰矣。迨乎近今，其衰也，始衰而濒于亡矣。从全球运开，泰西文明过渡东亚，我国之政教学术莫不瞠焉其后，而佛教实后而尤后者。”
　　晚清至民国肇建之际，鉴于佛教之衰微，先有杨仁山居士创建金陵刻经处，精印佛典，大量流通。许多在中国失传的佛教典籍，又陆续由日韩传回中国，原先失传的许多宗派，开始又复活了起来。金陵刻经处同时又有教育的功能，太虚大师的武昌佛学院，是起源于金陵印经处的。
　　民国初年，诸教内大德如太虚大师、印光大师 、虚云大师 、弘一大师等出世，大力倡导与推动复兴佛教。太虚大师力倡佛教的现代化运动，有改革佛教的思想与举措。对内整合佛教的现代思维：主八宗并弘外，将汉传佛教分为法相唯识、法性空慧、法界圆觉三大系。印光大师的《印光法师文抄》被龙天推出后，更是广为传播，道风所播，遐迩景从，法化广被，名遍远近，一本印祖文抄，度化众生无以计数。赵朴初等佛学大居士也相继涌现，也为汉传佛教复兴立下汗马功劳。

　　大藏经
　　大藏经为佛教经典的总集，简称为藏经，又称为一切经，契经、藏经或三藏。有多个版本，比如乾隆藏、嘉兴藏等。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巴利语三大体系。这些大藏经又被翻译成西夏文、日文、蒙文、满文等。
　　《大藏经》的内容包括经（释迦牟尼在世时的说教以及后来增入的少数佛教徒——阿罗汉或菩萨的说教在内）、律（释迦牟尼为信徒制定必须遵守的仪轨规则）、论（关于佛教教理的阐述或解释）。
　　大藏经的编纂，始于释迦牟尼涅槃不久，弟子们为保存他的说教，统一信徒的见解和认识，通过会议方式的结集，形成一致公认的经、律、论内容。其后又增加了有关经、律、论的注释和疏解等“藏外典籍”，成为卷帙浩繁的四大部类。原始佛教分裂以后，各大派别大多按照自己的观点编有本派的藏经，但只有上座部的三藏比较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他部派的典籍除了在汉文译本中保存一部分外，基本上都已散佚。早期的梵文经典只剩下少数零散贝叶本或纸写本至今尚存，全部三藏已难窥全貌。
　　现存的大藏经，按文字的不同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厦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七大系统。此外还有过契丹文大藏经的刻造，但尚未发现传世的刻本。
　　汉文大藏经为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丛书。佛教传入中国内地以后的千余年间，仅经录即近五十种之多，流传至今尚有二十余种，收录的经籍数量不等。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形式和内容互有不同。除房山石经外，宋代以前的基本上都是卷轴装帧的书写本。
　　北宋开宝（公元968—975年）年间，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经问世后，历元、明、清至民国，共出版过木放慢和排印本大藏经二十种（一说二十一种）。
　　佛教由中国东传至朝鲜和日本后，高丽和日本王朝均依汉文大藏经进行抄写刻印或排印。
　　《开宝藏》首刻本于宋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传入日本，端拱（公元988—989年）年间传到高丽。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和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又分别将天禧修订本和熙宁修订本传到契丹和高丽。辽清宁九年（公元1063年），契丹还把新刻就的《契丹藏》印本送给高丽。
　　六世纪中叶，部分汉译佛典通过朝鲜南部的百济国流传到日本。七世纪初，佛教在日本有了很大的发展，各种汉译佛经的写本和历代官私刻本的各版大藏经大量传入日本各大寺院。
　　自十三世纪末叶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七百多年间，日本佛教界曾依据汉文本的各版大藏经，编纂、雕造、复刻或排印过《弘安藏》、《天海藏》、《黄檗藏》、《弘教藏》、《卍正藏经》、《卍续藏经》和《大正新修大藏经》等七种版本的汉文大藏经。
　　二十世纪初，日本佛学界还将小乘上座部三藏译为日文本的《南传大藏经》六十五卷，并编辑出版《国译大藏经》、《国译一切经》和《日本大藏经》，这三种藏经的内容除中国著述外，还收录了大量的日本章疏及杂著等。

　　金刚经
　　《金刚经》于公元前994年（约当中国周穆王时期）成书于古印度。是如来世尊释迦牟尼在世时与长老须菩提等众弟子的对话纪录，由弟子阿傩所记载。
　　阿傩（？—公元前463年）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他原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后跟随佛陀出家，佛陀五十五岁时，选阿傩为常随侍者，当侍者达二十五年。因为他专注地服侍佛陀，谨记无误佛的一言一语，因此被称为“多闻第一”。佛灭后第一结集由阿傩诵出三藏中的经藏。
　　佛祖涅槃后,大迦叶尊者成为“初祖”，统领广大佛家弟子。大迦叶圆寂后，阿傩尊者继承迦叶率领徒众宏扬佛法，被后世尊成为“二祖”。
　　“金刚”，指金中最坚硬的刚，是坚固的意思。经论中常以“金刚”比喻武器或宝石。以“金刚”比喻武器，乃因其坚固、锐利，而能摧毁一切，且不被万物所破坏。如帝释天及密迹力士所持之法器，称为金刚杵，它不会被任何物所摧破损坏，还能摧破一切物。
　　在中国文化中，金刚经是影响非常大的一部佛经。千余年来，不晓得有多少人研究金刚经，念诵金刚经，因金刚经而得到感应，因金刚经而悟道成道。金刚经是佛教经典中很特殊的一部，他最伟大之处，在于超越了一切宗教性，但也包含了一切宗教性。因此在理解金刚经时，不能将它局限于佛教的范围，佛在金刚经里说：“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这就是说，佛认为古往今来一切圣贤，一切宗教成就的教主，都是得道成道的；只因个人程度深浅不同，因时、地的不同，所传化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
　　《金刚经》是佛教重要经典。根据不同译本，全名略有不同，鸠摩罗什所译的全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唐玄奘译本则为《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金刚经》传入中国后，自东晋到唐朝共有六个译本，以鸠摩罗什所译《金刚般若波罗蜜经》最为流行。唐玄奘译的《能断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为鸠摩罗什译本的一个重要补充。其他译本则流传不广。
　　金刚指最为坚硬之物，喻指勇猛的突破各种关卡，让自己能够顺利的修行证道；般若为梵语妙智慧一词的音译，意为“通达世间法和出世间法，圆融无碍，恰到好处，绝对完全的大智慧”。“波罗蜜”，意指超越生死而度达解脱的彼岸。经者径也，学佛成佛之路。
　　经题的意义，指以金刚一样无坚不摧的大智慧，破除一切烦恼执著，脱离欲界、□□、无□□三界而完成智慧（到达苦海彼岸）。
　　经文开始，由号称佛陀十大弟子中“解空第一”的须菩提发问：当众生立定志向要达到无上圆满的佛陀觉智时，应该将发心的目标定在哪里？如果在实践过程中心不能安住，应该如何降伏？即如何使心灵平和地安住在终极关怀，如何在走向终极目标的过程中，对各种错误认识和患得患失心理进行克服？《金刚经》就是围绕佛陀对此问题的解答而展开的。
　　在梵文中，佛陀是觉悟者的意思。小乘以自觉为终极，而大乘的菩萨不仅要自觉，更要“觉他”，故其终极目标是让一切众生成就佛果。根据佛教的哲学基础—缘起论，凡因条件关系而形成的事物，都不存在绝对不变的实体（自性）。因此，要以空观的智慧，破除在“我”、“他”、“众生”、“佛”之间的人为分别。故要尽己所能广度众生，但不要执著于“我”帮助众生的功德。唯心量大者，才有大格局，方能成就大事业。
　　《金刚经》是彻底解放烦恼心灵的大智慧，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由于该经文字简洁、思想深奥，一般人很难全面透彻地理解其本来含义和价值指向。因此，历史上佛教各派祖师多为此经作注讲解，流传最为普及的就是禅宗惠能的《六祖坛经》。

　　坛经
　　《坛经》，又名《六祖法宝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创始者、禅宗六祖慧能（一作惠能）的传法记录。因为是在法坛上宣讲的经教，所以称为《坛经》。这是中国唯一被尊为经的佛书。
　　慧能大师，唐代高僧，中国佛教禅宗六祖，著有六祖《坛经》流传于世，至今仍有不腐肉身舍利久存于世，成为佛法修行之见证。慧能俗姓卢。幼随父流放岭南新州（今广东新兴）。父亡随母移居南海，艰辛贫困，以卖柴为生。二十四岁时，得人资助，北上参学。唐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在黄梅谒见禅宗五祖弘忍。
　　《坛经》记载慧能一生得法传宗的事迹和启导门徒的言教，内容丰富，文字通俗，是研究禅宗思想渊源的重要依据。由于历代辗转传抄，因而版本较多，体例互异，内容详略不同。据流通较广的金陵刻经处本，其品目为自序、般若、决疑、定慧、妙行、忏悔、机缘、顿渐、护法、付嘱等十品。
　　其中心思想是“见性成佛”，即所谓“唯传见性法，出世破邪宗”。性，指众生本具之成佛可能性。即“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及“人虽有南北，佛性本无南北”。这一思想与《涅盘经》“一切众生悉有佛性”之说一脉相承。其诱导禅者修禅的实践方法是“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无念即“于诸境上心不染”；无相为体，即“于相而离相”，以把握诸法的体性；无住为本，即“于诸法上念念不住”，无所系缚。又主张顿悟说，认为“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万法尽在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同时也强调：“法即无顿渐，迷悟有迟疾”；“迷闻经累劫，悟在刹那间”。指出“法即一种，见有迟疾”，“法无顿渐，人有利钝”。
　　《坛经》还发挥净土思想。认为“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又说：“心地但无不善，西方去此不遥；若怀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难到。”同时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指出：“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
　　《坛经》的思想对禅宗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中国哲学史上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四十二章经
　　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开始有了汉译本的佛经出现，名为《四十二章经》，是中印度人竺法兰所译的。他在永平初和另一高僧迦叶摩腾相偕来中国。迦叶摩腾自然也参加了这项翻译工作。经凡四十二章，故以之为名。
　　内容是连缀大小乘佛法而成，虽不精微，但确是佛经汉译的开始。《四十二章经》一卷。包含四十二篇短短的经文。一般认为是最早的汉译佛经。收在《大正藏》第十七册。
　　有关本经传译的记载，与汉明帝求法传说有密切关系，因此有关本经传译的记载也有许多异说。
　　本经的传来，最早的记载是《四十二章经序》。经序说，后汉明帝梦金人，因遣张骞、等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但不载年月。西晋•王浮撰《老子化胡经》说是永平七年（公元64年）遣使，永平十八年（公元75年）还。《历代三宝纪》以后的记载则都说是十年还汉。根据这些记载，本经的初传当在公元64年至75年之间。
　　经序仅说从大月支国写取此经，未说翻译。《出三藏记集》卷二始说张骞、秦景等于月支国遇沙门竺摩腾，译写此经还洛阳，肯定此经译于月支。《高僧传》卷一又说此经于洛阳译出。由此可见，此经翻译地点，自梁以来尚无定说。
　　至于译者，《出三藏记集》说竺摩腾译写，《历代三宝纪》所引《宝唱录》，又以为竺法兰所译。《高僧传》卷一云：“腾译四十二章经一卷，初藏在兰台石室第十四间中。”后又说竺法兰译经五部，唯《四十二章经》现存。似乎并存以上两种说法。因之，后来本经通行本，遂皆题迦叶摩腾共竺法兰译。
　　《历代三宝纪》载本经前后有两译本，即：(1)迦叶摩腾于白马寺译，(2)吴•支谦译，与摩腾译者少异；又谓支译“文义允正，辞句可观”。今人有说现存本经《丽藏》本，虽题汉译，实系支谦所译。汉译文或因朴拙早佚，后人乃误以支译当之云。
　　本经有多种异本，现存主要的有五种：(1)《丽藏》本，(2)宋真宗注本，(3)唐《宝林传》本，(4)宋六和塔本，(5)明•了童补注、宋•守遂注本。
　　有不少人怀疑本经是东晋时的中国人撰述，又因《出三藏记集》说本经为《道安录》所不载，故疑此经非汉时译。但《历代三宝纪》引《旧录》明说“本是外国经抄”，《出三藏记集》也说本经见于《旧录》。《旧录》为晋成帝时（公元326—342年）支敏度所作，约与道安同时，当出于翻译，而且流行很早，在安世高译经以前，有这样的一种简单说明佛教基本修道的经典。
　　也就因为它是最早的一部汉译佛经，文字简短而又包含了佛教修道纲领，所以直到现在它仍为佛教徒所重视。

　　心经
　　《心经》全称是《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简称《般若(bō rě)心经》或《心经》。唐玄奘译，知仁笔受。一卷。为般若经类的精要之作。是佛经中字数最少的一部经典著作。
　　玄奘所译为通常流行本。全经共二百六十字，阐述五蕴、三科、四谛、十二因缘等皆空的佛教义理，而归于“无所得”（不可得），认为般若能度一切苦，得究竟涅槃，证得菩提果。
　　由于经文短小精粹，便于持诵，在中国内地和西藏均甚流行。近代又被译为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流传。
　　玄奘所译《心经》收于《大正藏》第八册。心（梵文hrdaya ），指心脏，含有精要、心髓等意。本经系将内容庞大之般若经浓缩，成为表现“般若皆空”精神之简洁经典。“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一语，即是出自本经。
　　在玄奘译出前有失译本《摩诃般若波罗密神咒》（旧题《摩诃般若波罗蜜大明咒经》）一卷，旧传鸠摩罗什译。
　　现存异译本六种：(1)唐法月译《普遍智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2)唐般若、利言等译《般若波罗密多心经》；(3)唐智慧轮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4)唐法成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5)敦煌发现译本《唐梵翻对字音般若波罗蜜多心经》；（6）宋施护译《圣佛母般若波罗蜜多经》。
　　其中玄奘译本、失译本和敦煌本为“小本”，只有正文；其余为“广本”，有序、正、流通三分。
　　此经现存梵本有尼泊尔发现的广本和日本保存的各种传写摩刻小本两种。
　　日本手抄贝叶梵本，约在公元609年以后制作。
　　另外，在敦煌还发现《心经》的七种译本，其中广本与藏文大藏经所收录的《心经》相同，而与小本不同。
　　相传《心经》有注疏二百多种。据记载，仅中国撰述即有四十余种。最著名的有印度提婆《心经注》一卷；中国有唐新罗僧人圆测《心经赞》一卷，明旷《心经略疏》一卷，慧净《心经疏》一卷（敦煌发现），窥基《心经幽赞》二卷，法藏《心经略疏》一卷，宋智圆《心经疏》一卷等；日本有空海《心经秘键》二卷，最澄《心经释》一卷，真兴《心经略释》一卷，宗纯《心经注》一卷等。

　　墨家
　　墨家概说
　　墨家是中国古代主要哲学派别之一，约产生于战国时期。创始人为墨翟。墨家是一个纪律严密的学术团体，其首领称“矩子”，其成员到各国为官必须推行墨家主张，所得俸禄亦须向团体奉献。墨家学派有前后期之分，前期思想主要涉及社会政治、伦理及认识论问题；后期墨家在逻辑学方面有重要贡献。
　　墨者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教育目的，“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重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孟子•尽心上》）。“以裘褐为衣，以跂蹻（草鞋）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清苦。墨者可以“赴汤蹈刃，死不旋踵”，意思是说至死也不后转脚跟后退。墨者中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墨者必须服从巨子的领导，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例如巨子腹的儿子杀了人，虽得到秦惠王的宽恕，但仍坚持“杀人者死”的“墨者之法”。
　　按墨家的规定，被派往各国做官的墨者，必须推行墨家的政治主张；行不通时宁可辞职。另外，做官的墨者要向团体捐献俸禄，做到“有财相分”。当首领的要以身作则。
　　墨家是一个有领袖、有学说、有组织的学派，他们有强烈的社会实践精神。墨者们吃苦耐劳、严于律己，把维护公理与道义看作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墨者大多是有知识的劳动者。
　　前期墨家在战国初即有很大影响，与杨朱学派并称显学。它的社会伦理思想以兼爱为核心，提倡“兼以易别”，反对儒家所强调的社会等级观念。它提出“兼相爱，交相利”，以尚贤、尚同、节用、节葬作为治国方法。它还反对当时的兼并战争，提出非攻的主张。它主张非命、天志、明鬼，一方面否定天命，同时又承认鬼神的存在。前期墨家在认识论方面提出了以经验为基础的认识方法 ，主张“闻之见之”、“取实与名”。它提出三表作为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方法。
　　后期墨家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几何学、几何光学、静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前者对前期墨家的社会伦理主张多有继承，在认识论、逻辑学方面成就颇丰。后期墨家除肯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外，也承认理性思维在认识中的作用，对前期墨家的经验主义倾向有所克服。它还对“故”、“理”、“类”等古代逻辑的基本范畴作了明确的定义，区分了“达”、“类”、“私”等三类概念，对判断、推理的形式也进行了研究，在中国古代逻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达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以及高尚思想，墨家在西汉之后基本消失。
　　《墨子》一书是墨子讲学时由弟子们记录后整理而成的。文字质朴无华，缺乏文学性，但逻辑性很强，善于运用具体事例进行说理，使说理文章有了很大发展，对后代议论文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墨家的著作据《汉书•艺文志》中记载，到东汉时墨家著作尚存有八十六篇： 《墨子》七十一篇，《胡非子》三篇，《随巢子》六篇，《我子》一篇，《田俅子》三篇，《尹佚》二篇。
　　墨家著作在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代所传的《墨子》只剩下五十三篇，这些篇幅只是因为被道家著作《道藏》所收录，才得以留传下来。

　　墨子
　　《墨子》是墨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对墨子言行的记录。
　　墨子，名翟。生卒年不详，大概是在公元前479年—前381年以内。是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提出“兼爱”“非攻”等观点，创立墨家学说，有《墨子》一书传世。
　　《墨子》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记载墨子言行，阐述墨子思想，主要反映了前期墨家的思想；另一部分《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大取》《小取》等六篇，一般称作墨辩或墨经，着重阐述墨家的认识论和逻辑思想，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在逻辑史上被称为后期墨家逻辑或墨辩逻辑（古代世界三大逻辑体系之一，另两个为古希腊的逻辑体系和佛教中的因明学）；其中还包含许多自然科学的内容，特别是天文学、几何光学和静力学。
　　《墨子》在西汉时刘向整理成七十一篇，但六朝以后逐渐流失，现在所传的《道藏》本共五十三篇，原来都写墨翟著，但其中也有墨子弟子以及后期墨家的著述资料，这是现在研究墨家学派的主要史籍。按内容，《墨子》一书可分五组：从《亲士》到《三辩》七篇为墨子早期著作，其中前三篇掺杂有儒家的理论，应当是墨子早年"习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的痕迹；后四篇主要是尚贤、尚同、天志、节用、非乐等理论。从《尚贤上》到《非儒下》二十四篇为一组，系统地反映出墨子“兼爱”、“非攻”、“尚贤”、“尚同”、 “节用”、“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十大命题，是《墨子》一书的主体部分，《经》上、下，《经说》上、下及《大取》、《小取》六篇，专说名辩和物理、光学等内容，前人因其称"经"，定为墨翟自著，实际是后期墨家作品，这是研究墨家逻辑思想和科学技术成就的珍贵资料。《耕柱》至《公输》五篇是墨子言行记录，体例与《论语》相近，是墨子弟子们辑录的，也是研究墨子事迹的第一手资料。《备城门》以下到末二十篇(含已佚九篇)，专讲守城技巧与城防制度，其制度与秦相近，是战国时期秦国墨者所作，这是研究墨家军事学术的重要资料。
　　《墨子》内容广博，包括了政治、军事、哲学、伦理、逻辑、科技等方面，是研究墨子及其后学的重要史料。西晋鲁胜、乐壹都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可惜已经散失。现在的通行本有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以及《诸子集成》所收录的版本。
　　自秦以后，墨子及其弟子的言论，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如见于《新序》、《尸子》、《晏子春秋》、《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列子》、《战国策》、《诸宫旧事》、《神仙传》等等。西汉刘向的《汉书•艺文志》将散见各篇著录成《墨子》共七十一篇。经历代亡佚，到宋时，只存六十篇，目前只存五十三篇，已亡佚十八篇。其中已亡佚的有：《节用》下篇，《节葬》上、中篇，《明鬼》上中篇，《非乐》中、下篇，《非儒》上篇，除此八篇外，另十篇连篇目皆亡佚，在这十篇中，只有《诗正义》曾提到过《备卫》此篇目，其余无可考。
　　《墨子》文风朴实无华，但部分内容诘屈聱牙，以致两千来年，很少有人问津。直到近代，才有学者认真解读这本古书，才发现早在二千多年前墨家便已有对光学（光沿直线前进，并讨论了平面镜、凹面镜、球面镜成像的一些情况，尤以说明光线通过针孔能形成倒像的理论为著）、数学（已科学地论述了圆的定义）、力学（提出了力和重量的关系）等自然科学的探讨，可惜的是，这一科学传统也因此书在古代未得到重视而没能结出硕果。但这一发现，震动了当今学术界，使近代人对墨家乃至诸子百家更为刮目相看。
　　《墨子》的哲学思想反映了从宗法奴隶制下解放出来的小生产者阶层的二重性，他的思想中的合理因素为后来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所继承和发展，其神秘主义的糟粕也为秦汉以后的神学目的论者所吸收和利用。墨子作为先秦墨家的创始人，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

　　法家
　　法家概说
　　法家是指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个学派。是以法治为思想核心的重要学派。其思想先驱可追溯到春秋时的子产，实际创始者是战国前期的李悝、商鞅、慎到、申不害等。战国末期的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建立了完整的法治理论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法家思想同中国封建土地关系的产生与发展相联系，是地主阶级取代奴隶主贵族统治的理论表现。在奴隶社会中，“礼”是奴隶主贵族统治的政治体系和道德规范。春秋以来，周礼逐步失去了原有的威力，旧有的典章制度随之衰落。为适应封建土地关系发展的需要，奴隶主贵族中出现了一批改革家，如齐国的管仲、晋国的郭偃、郑国的子产等人。他们颁布法令与刑书，改革田赋制度，促进封建化过程，成为战国时期法家学派的思想先驱。管仲和子产既强调法制，又重视道德教化。在哲学上，他们表述了一些唯物主义的观点，管仲及其后继者提出“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的观点，子产则提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命题，承认自然界有其客观的规律，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观念。
　　战国初期,封建制在各诸侯国相继建立,应经济、政治、思想领域全面变革奴隶制的需要，产生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法家学派。这一学派的思想家在理论上各有特色，在方策上亦各有别，但都主张以“法”治国。讲学于稷下学宫的齐国法家，继承发展了管仲的思想，汲取了黄老之学，主张法礼并重，先德后刑，因道生法，形成了一套较为温和的法治理论。《管子》中的有关篇章和帛书《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等是他们的代表作。
　　而秦晋两国的法家则主张严刑峻罚，反对礼义说教，专重于法、术、势，奖励耕战,富国强兵,力并天下。他们是法家中激烈而彻底的一派，政绩显著。历史上通常把秦晋法家视为先秦法家学派的主要代表。
　　秦晋法家的创始人之一李悝,任魏文侯相,提倡“尽地力之教”，主张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调整租谷,创“平籴”法，兼顾农人与市民的利益。他还收集当时诸国刑律,编成《法经》 6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法经》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较为完整的法典。与李悝同时期的吴起先在魏国进行兵制改革，后又在楚国进行政治改革,“明法审会,损不急之官”，“使封君之子孙三世而收爵禄”，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禄制，强迫旧贵族徙边垦荒，奖励“战斗之士”。后来，商鞅在秦实行两次变法,主要内容是：开阡陌封疆,废除井田制度;承认土地私有,奖励农战,凡勤于耕织而多缴粟帛者可改变原来身份；有军功者可授以爵位;实行郡县制;主张用严刑重罚以杜绝犯罪。但是他排斥道德教化，轻视知识文化的作用。他用发展观点看待历史，提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商鞅重“法”，申不害则重“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韩非子•定法》）。为了防备大臣操纵权力、玩弄法柄，申不害建议最高统治者必须用术，君主应以“独视”、“独听”、“独断”的手段来实行统治。他认为，“独视者谓明，独听者谓。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君主“方寸之机正而天下治，故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君主个人的言论和主张可以决定国家的兴亡，表明了专制独裁主义的思想。
　　慎到是法家中强调 “势” 治的一派，主张君主可以“握法处势”，“无为而治天下”。他从“弃知去己”的观点出发，提出“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矣”。他以法为最高准则，提倡“官不私亲，法不遗爱，上下无事,唯法所在”（《君臣》）,强调“法”必须和“势”相结合，把君主的权势看作行法的力量，所谓“贤智未足以服众，而势位足以缶贤者”，但他又认为国家的存亡并非全由君主一人的力量所决定。“亡国之君非一人之罪也，治国之君非一人之力也”。他承认“法”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提出“守法而不变则衰”。
　　战国末期的韩非集秦晋法家思想之大成，将“法”、“术”、“势”三者糅合为一,又吸收道家思想,将法治理论系统化。他主张加强君主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以法为教”，厉行赏罚，奖励耕战。在历史观方面，他提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的观点,把历史的发展分为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之世。在哲学上，用唯物主义观点改造老子关于“道”的学说，指出“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认为道是万物发展的总规律，理是个别事物的特殊规律。强调人必须遵循客观的规律进行活动。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参验”的方法，以“功用”的实际效果检验人的言行，认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这种把“参验”作为判别知识真伪的思想，对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法家学派的法治理论对春秋战国之际进行封建化的改革以至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专制的封建国家起了重大的作用，并成为秦王朝的统治思想。到了西汉以后，独立的法家学派逐渐消失，其法治思想被吸收到儒学的体系中，德刑并用，成为维护地主阶级专政的有力工具。但对以后的一些唯物主义者和进步思想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商君书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二十四篇，是战国时期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商鞅（约公元前395年—前338年），汉族，卫国（今河南安阳市内黄梁庄镇一带）人。战国时期政治家、思想家，先秦法家代表人物。姬姓，卫氏。又称卫鞅、公孙鞅。商鞅应秦孝公求贤令入秦，说服秦孝公变法图强。孝公死后，受到秦贵族诬害以及秦惠文王的猜忌，车裂而死。其在秦执政二十余年，秦国大治，史称“商鞅变法”，并使秦国长期凌驾于山东六国之上，但最后还是死在自己的法上。
　　《商君书》的文体多样。议论体有《农战》《开塞》《划策》等十数篇，或先综合后分析，或先分析后综合，兼用归纳演绎，首尾呼应。有时也运用比喻、排比、对比、借代等修辞手法。《徕民》篇运用了“齐人有东郭敞者”的寓言，以增强说理的效果和形象性。
　　说明体有《垦令》《靳令》《境内》等篇，是对秦政令的诠释。
　　辩难体有《更法》，通过人物对话相互驳辩来阐述中心论点，被司马迁录入《史记•商君列传》(文字有改动)，用以表明商鞅的主张。
　　关于《商君书》的作者，学术界频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商君书》基本是伪书，持这种看法的有郭沫若、黄云眉、顾实、刘汝霖等。另一种意见是基本肯定《商君书》的作者是商鞅，持这种看法的除史志的编著者外，还有吕思勉、谭献等人。第三种意见认为，《商君书》是商鞅遗著与其他法家遗著的合编，此书非作于一人，也非写于一时，持这种看法的有高亨等人。一般的看法是，前两种意见有些牵强，第三种意见有一定道理。
　　《韩非子•五蠹》篇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这说明商鞅确实有此书。
　　《韩非子•内储说上七》引公孙鞅曰：“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至，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这与《商君书•靳令》《说民》篇文字大致相同。司马迁在《史记•商君列传》的最后说：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商君书》正好有《开塞》《农战》篇，这说明韩非、司马迁所见到的商鞅的著作，基本都在《商君书》中。
　　但此书在后人编纂或流传过程中，难免搀入一些其他法家的言论，这也是不可辩驳的事实。

　　韩非子
　　《韩非子》是战国末期法家学说集大成者韩非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
　　韩非（约公元前281—前233年），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后世称“韩子”或“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
　　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子》一书，重点宣扬了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理论。韩非“法”、“术”、“势”相结合的理论，达到了先秦法家理论的最高峰，为秦统一六国提供了理论武器，同时，也为以后的封建专制制度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子》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韩非子•五蠹》），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韩非子》吸收了荀子的“性本恶”理论，认为民众的本性是“恶劳而好逸”，要以法来约束民众，施刑于民，才可“禁奸于为萌”。因此他认为施刑法恰恰是爱民的表现。（《韩非子•心度》）。容易让人忽视的是韩非是主张减轻人民的徭役和赋税的。他认为严重的徭役和赋税只会让臣下强大起来，不利于君王统治。
　　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
　　对于君主，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物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韩非子•主道》）；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子•显学》）。
　　《韩非子》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比较突出，书中提出了矛盾学说，用矛和盾的寓言故事，说明“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的道理。值得一提的是，《韩非子》书中记载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最著名的有“自相矛盾”、“守株待兔”、“讳疾忌医”、“滥竽充数”、“老马识途”等等。这些生动的寓言故事，蕴含着深隽的哲理，凭着它们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
　　《韩非子》说理精密，文锋犀利，议论透辟，推证事理，切中要害。比如《亡征》一篇，分析国家可亡之道达47条之多，实属罕见。《难言》《说难》二篇，无微不至地揣摩所说者的心理，以及如何趋避投合，周密细致，无以复加。
　　《韩非子》构思精巧，描写大胆，语言幽默，于平实中见奇妙，具有耐人寻味、警策世人的艺术效果。
　　《韩非子》善于用大量浅显的寓言故事和丰富的历史知识作为论证资料，说明抽象的道理，形象化地体现他的法家思想和他对社会人生的深刻认识。书中文章中出现的很多寓言故事，因其丰富的内涵，生动的故事，成为脍炙人口的成语典故，至今为人们广泛运用。

　　兵家
　　兵家概说
　　兵家是中国先秦、汉初研究军事理论，从事军事活动的学派，是诸子百家之一。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兵家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时期的孙武、司马穰苴，战国时期的孙膑、吴起、尉缭、公孙鞅、赵奢、白起，汉初的张良、韩信等。传至今日的兵家著作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等。兵家著作中含有丰富的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之间不断爆发战争，从事军事的智谋有识之士，总结军事方面的经验教训，研究制胜的规律，这一类学者，古称之为兵家。凡论述军事的兵家著作，称为兵书。
　　《汉书•艺文志•兵书略》著录汉以前兵家著作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图四十三卷，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
　　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兵家》中说：“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凡。大约兵阴阳家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凡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
　　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是我国古代宝贵的军事思想遗产。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简称《孙子》，是春秋末期孙武所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兵书之一，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是宋朝宫廷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
　　该书由孙武草创，后经其弟子后学整理而成，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原书十三篇。孙武，生卒年月不详，字长卿，约与孔子同一时期。春秋末年齐国人，他因齐国政局动荡不安，而由齐国到了吴国。经过伍子胥的引荐，以自著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阖庐，得到了吴王的重用，任为将军，帮助吴王经国治军，“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
　　《孙子兵法》约五千九百字，共十三篇：第一《计篇》，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通过战略运筹和主观指导能力的分析，以求得对战争胜负的预见，提出了“五事”“七计”、“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军事原则；第二《作战篇》，主要讨论物力、财力、人力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和“因粮于敌”的原则；第三《谋攻篇》，主要论述“上兵伐谋”的“全胜”思想，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军事规律；第四《形篇》，主要论述战争必须具备客观物质力量即军事实力，中心讲“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第五《势篇》，主要论述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正确实行作战指挥问题，通过灵活地变换战术和正确地使用兵力，造成锐不可挡的有利态势；第六《虚实篇》，主要论述作战指挥中要“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因敌而制胜”，中心讲用“示形”欺骗敌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第七《军争篇》，主要论述争取战场主动权的问题，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军事原则；第八《九变篇》，主要论述根据各种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军事原则的问题，提出了“必杂于利害”、“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第九《行军篇》，主要论述行军、宿营和作战的组织指挥及利用地形地物、侦察判断敌情的问题；第十《地形篇》，主要论述地形的种类与作战的关系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动原则，还提出了“视卒如爱子”的观点；第十一《九地篇》，主要论述九种不同作战地区及其用兵原则，提出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第十二《火攻篇》，主要论述火攻的种类、条件和实施方法。第十三《用间篇》，从战略的高度论述了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及其各种间谍的使用方法，提出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孙子兵法》词约意丰，内容博大精深，揭示了战争的一些一般规律。在军事哲理方面，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十分强调政治、经济在战争中的作用；贯穿于全书始终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仍是科学真理。
　　《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到日本，十八世纪传到了欧洲，相继出现了法、英、德、俄等译本，目前世界各国大都有自己的译本。《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孙子兵法》饮誉千年，传抄翻刻者历代不断，自曹操开注《孙子》先河之后，更是注家蜂起，产生了众多的版本，有抄本、印本、纸本、竹简本、白文本、注解本、单行本、丛书本、汉文本、少数民族文本(如满文本、西夏文本)等。据现存有关书目粗略统计，中国历代注解批校《孙子》者有二百一十家，各种版本近四百种。现存最早的版本是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墓竹简本。

　　六韬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旧题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普遍认为是后人依托，作者已不可考。
　　现在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此书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兵家类中不见著录，但在“道家”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其中《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儒家类著录有《国史六》“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字与韬同也。”《隋书•经籍志》明确记载：“《太公六韬》五卷，周文王师姜望撰。”但从南宋开始，《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然而，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古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六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六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对它的怀疑与否定也就不攻自破了。
　　《六韬》一书，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彼知己”，“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指挥机关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方法，即所谓“八徵”。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板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思想，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必折，太张必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六韬》是一部集先秦军事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对后代的军事思想有很大的影响，被誉为是兵家权谋类的始祖。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称：“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北宋神宗元丰年间，《六韬》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为武学必读之书。《六韬》在16世纪传入日本，18世纪传入欧洲，现今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
　　《六韬》虽然从总体水平来说赶不上《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但也有其独特的价值。

　　纵横家
　　纵横家概说
　　纵横即合纵连横。是战国时以从事政治外交活动为主的一派，是诸子百家之一。《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韩非子》说：“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他们朝秦暮楚，事无定主，反复无常，设第划谋多从主观的政治要求出发。合纵派的主要代表是苏秦，连横派的主要代表是张仪。苏秦为赵国相位，“合纵抗秦”，并兼六国相印，威风八面。但好景不长，其“合纵”即刻瓦解，苏秦死于齐闵王车裂极刑。张仪受苏秦“提携”，做了秦国大夫，而当苏秦死后，立刻推行他的“连横”术，使苏秦的合纵坦荡无存。也为秦国最后统一国家奠定了理论基础。
　　纵横家出现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多为策辩之士，可称为中国五千年中最早也最特殊的外交政治家。他们的出现主要是因为当时割据分争，王权不能稳固统一，需要在国力富足的基础上利用联合、排斥、危逼、利诱或辅之以兵之法不战而胜，或以较少的损失获得最大的收益。他们的智谋、思想、手段、策略基本上是当时处理国与国之间问题的最好办法，是世界史上独一无二的历史阶段，其在历史条件下所创造的智慧是后世任何一个朝代都无法超越的。纵横家人物多出身贫贱，在最艰苦的投机倒把下是一种人类智慧的超常解放、创造和发挥，他们以布衣之身庭说诸侯，可以以三寸之舌退百万雄师，也可以以纵横之术解不测之危。苏秦佩六国相印，连六国逼秦废弃帝位；张仪雄才大略，以片言得楚六百里；唐雎机智勇敢，直斥秦王存孟尝封地；蔺相如虽非武将，但浩然正气直逼秦王，不仅完璧归赵，而且未曾使赵受辱。纵横之士智能双全，有不乏仁义之辈，其人其事若鉴于当代，亦必可使受益者非唯浅耳。
　　纵横家代表人物是鬼谷子，姓王名诩，战国时代卫国（今河南鹤壁市淇县）人。其长于持身养性和纵横术、精通兵法、武术、奇门八卦，著有《鬼谷子》兵书十四篇传世。民间称其为王禅老祖，是中国春秋战国史上一代显赫人物。因隐居清溪鬼谷，所以称为鬼谷子先生。
　　他曾授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四大弟子，皆战国时风云人物。其后习鬼谷纵横术者甚多，著名者十余人，如苏秦、张仪、甘茂、司马错、乐毅、范雎、蔡泽、邹忌、毛遂、郦食其、蒯通、孙膑等，事皆详于《战国策》。
　　纵横家的主要著作今仅存《鬼谷子》十二篇、《战国策》三十三篇（非其门徒著，主要是纵横谋士之言行，也可以为纵横家实战演习）、《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鬼谷子后附《本经阴符》七篇乃修身养性之法，本经意为基本纲领，阴符为隐秘的符言，非常神秘。

　　鬼谷子
　　《鬼谷子》，又名《捭阖策》。据传是由鬼谷先生后学者根据先生言论整理而成。该书侧重于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技巧。《鬼谷子》共有十四篇，其中第十三、十四篇已失传。
　　鬼谷子，姓王名诩，又名王禅，春秋时卫国朝歌人。常入云梦山采药修道。因隐居周阳城清溪之鬼谷，故自称鬼谷先生。“王禅老祖”是后人对鬼谷子的称呼，是先秦诸子之一。
　　鬼谷子为纵横家之鼻祖，苏秦与张仪为其最杰出的两个弟子。另有孙膑与庞涓亦为其弟子之说。他通天彻地，兼顾数家学问，人不能及。一是神学：日星象纬，占卜八卦，预算世故，十分精确；二是兵学，六韬三略，变化无穷，布阵行军，鬼神莫测；三是游学，广记多闻，明理审势，出口成章，万人难当；四是出世学，修身养性，祛病延寿，学究精深。
　　鬼谷子先生曾任楚国宰相，后归隐卫国授徒，鬼谷位于江西省贵溪境内，因鬼谷子先生在此授徒为名。道教认为鬼谷先生为“古之真仙”，曾在人间活了百余岁，而后不知去向。
　　《鬼谷子》一书是其后学者根据其言论整理而成，被完整地保留在道家的经典《道藏》中。内容十分丰富，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主要讲述有关谋略的理论。
　　《鬼谷子》一书，从主要内容来看，是针对谈判游说活动而言的，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到大量的谋略问题，与军事问题触类旁通，也被称为兵书。书以功利主义思想，认为一切合理手段都可以运用。它讲述了作为弱者的一无所有的纵横家们，运用谋略口才如何进行游说，进而控制作为强者，握有一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的诸侯国君主。
　　《鬼谷子》的版本，常见者有道藏本及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
　　《鬼谷子》是一部研究社会政治斗争谋略权术的书，因此可以说，《鬼谷子》的智慧也就是一部“治人兵法”。
　　纵横家所崇尚的是权谋策略及言谈辩论之技巧，其指导思想与儒家所推崇之仁义道德大相径庭。因此，历来学者对《鬼谷子》一书推崇者甚少，而讥诋者极多。
　　其实《鬼谷子》不是一部等闲之作，它曾对社会尤其是战国时期纵横家的理论起过重要的指导作用。外交战术之得益与否，关系国家之安危兴衰；而生意谈判与竞争之策略是否得当，则关系到经济上之成败得失。
　　即使在日常生活中，言谈技巧也关系到一人之处世为人之得体与否。当年苏秦凭其三寸不烂之舌，合纵六国，配六国相印，统领六国共同抗秦，显赫一时。而张仪又凭其谋略与游说技巧，将六国合纵土崩瓦解，为秦国立下不朽功劳。
　　所谓“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潜谋于无形，常胜于不争不费，此为《鬼谷子》之精髓所在。《孙子兵法》侧重于总体战略，而《鬼谷子》则专于具体技巧，两者可以说是相辅相成。

　　杂家
　　杂家概说
　　杂家是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中的一家，其内容很多与方术有关。杂家的代表是吕不韦和刘安。杂家在历史上并未如何显赫，虽然号称“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实际上流传下来的思想不多，在思想史上也没有多少痕迹。
　　杂家以博采各家之说见长。以“兼儒墨，合名法”为特点，“于百家之道无不贯通”。《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为“九流”之一。
　　杂家的出现是统一的封建国家建立过程中思想文化融合的结果。杂家著作以秦代《吕氏春秋》、西汉《淮南子》为代表，分别为秦相吕不韦和汉淮南王刘安招集门客所集，对诸子百家兼收并蓄，但略嫌庞杂。又因杂家著作含有道家思想，故有人认为杂家实为新道家学派。“杂家”并不是一门有意识、有传承的学派，所以他们也并不自命为“杂家”。自从《汉书•艺文志》第一次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后，这个学派才正式被定名。
　　杂家，列于诸子中，是很鲜明的一派，因为它是战国末至汉初兼采各家之学的综合学派。赵蕤著《反经》时综述杂家。
　　战国末期，经过激烈的社会变革，封建制国家纷纷出现，新兴地主阶级便要求在政治上、思想上的统一。在这种呼声下，学术思想上出现了把各派思想融合为一的杂家，杂家的产生，大体上反映了战国末学术文化融合的趋势。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先生在其《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认为：“杂家是道家的前身，道家是杂家的新名。汉以前的道家可叫做杂家，秦以后的杂家应叫做道家。研究先秦汉之间的思想史的人，不可不认清这一件重要事实。”
　　杂家的特点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杂家虽只是集合众说，兼收并蓄，然而通过采集各家言论，贯彻其政治意图和学术主张，所以也可称为一家。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各家都有自己的对策与治国主张。为了打败其他流派，各学派或多或少的吸收其他流派的学说，或以攻诘对方，或以补自己学说的缺陷。然而，任何一个流派也都有其特色与长处，而“杂家”便是充分的利用这个特点，博采众议，成为一套在思想上兼容并蓄，却又切实可行的治国方针。
　　杂家著作现在只留下《吕氏春秋》、《淮南子》、《尸子》（原书已佚，今仅有后人辑本）三书。

　　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主编的一部古代类百科全书似的传世巨著，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言。《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撰的杂家（儒、法、道等等）著作，又名《吕览》。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十二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在公元前239年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夕。吕不韦是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秦国。吕不韦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秦昭王孙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后来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丞相。
　　在那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把不如他们当成一件令人羞愧的事，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文章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遴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为了慎重起见，成书后，吕不韦又让门人修改了几遍，直到确实感到满意为止。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对十二世纪的论述也可见一斑：“凡十二世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
　　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咸阳的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威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书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吕氏春秋》汇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故史称“杂家”。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

　　淮南子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刘安子》，是我国西汉时期创作的一部论文集，由西汉皇族淮南王刘安主持撰写，故而得名。该书在继承先秦道家思想的基础上，综合了诸子百家学说中的精华部分，对后世研究秦汉时期文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全书内容庞杂，它将道、阴阳、墨、法和一部分儒家思想糅合起来，但主要的宗旨倾向于道家。《汉书•艺文志》则将它列入杂家。
　　关于《淮南子》的作者，有比较含混和比较明确的不同说法。比较含混的说法是，《淮南子》是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共同撰著的。但是史称淮南王“招致宾客方术之人数千人”，这些人不可能都是《淮南子》的作者。淮南王的门人宾客中究竟有哪些人参与了《淮南子》的撰著于是又有一种比较明确的说法，认为是淮南王刘安“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指出了淮南王以外的另一些作者的名字。再后来，这里出现的八个名字又被统称为“八公”，于是《淮南子》的作者就成为淮南王刘安和八公了。
　　此书撰著于景帝一朝的后期，而于汉武帝刘彻即位之初的建元二年进献于朝廷。
　　淮南王刘安是当时皇室贵族中学术修养较为深厚的人，他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著书立说，“作《内篇》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为《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汉书•淮南厉王刘长传》）。然而这部涉及范围十分广泛的文化巨著，留传下来的只有《内书》二十一篇，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淮南子》。
　　刘安有心在天下一旦发生变乱时取得政治主动，积极制作战争装备，集聚金钱，贿赂汉王朝的地方实力派。又日夜研究军事地图，暗中进行作战部署。淮南国贵族违法的事件逐渐有所败露，在朝廷予以追查时，刘安终于发起叛乱。然而叛乱迅速被汉王朝成功平定。刘安被判定“大逆不道，谋反”罪，自杀。淮南国被废除。汉武帝在淮南国旧址设立了九江郡。
　　《淮南子》今存内二十一篇。以道家思想为主，糅合了儒法阴阳等家。实际上，该书是以道家思想为指导，吸收诸子百家学说，融会贯通而成，是战国至汉初黄老之学理论体系的代表作。
　　《淮南子》在阐明哲理时，旁涉奇物异类、鬼神灵怪，保存了一部分神话材料，像“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共工怒触不周山”“精卫填海”等古代神话，就主要靠本书得以流传。

　　颜氏家训
　　《颜氏家训》是南北朝时期记述个人经历、思想、学识以告诫子孙的著作。共七卷，二十篇。
　　作者颜之推（公元531—591年以后），字介，原籍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北），先世随东晋渡江，寓居建康。侯景之乱，梁元帝萧绎自立于江陵，之推任散骑侍郎。承圣三年（公元554年），西魏破江陵，颜之推被俘西去。他为回江南，乘黄河水涨，从弘农（今河南三门峡西南）偷渡，经砥柱之险，先逃奔北齐。但南方陈朝代替了梁朝，颜之推南归之愿未遂，于是留居北齐，官至黄门侍郎。公元577年齐亡入周。隋代周后，又仕于隋。家训一书在隋灭陈（公元589年）以后完成。
　　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典范教材，《颜氏家训》直接开后世“家训”的先河，是我国古代家庭教育理论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颜之推并无赫赫之功，也未列显官之位，却因一部《颜氏家训》而享千秋盛名，由此可见其家训的影响深远。
　　《颜氏家训》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部重要典籍，这不仅表现在该书“质而明，详而要，平而不诡”的文章风格上，以及“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的内容方面，而且还表现在该书“述立身治家之法，辨正时俗之谬”的现世精神上。因此，历代学者对该书推崇备至，视之为垂训子孙以及家庭教育的典范。纵观历史，颜氏子孙在操守与才学方面都有惊世表现，仅以唐朝而言，像注解《汉书》的颜思古，书法为世楷模、笼罩千年的颜真卿，凛然大节震烁千古、以身殉国的颜杲卿等人，都令人对颜家有不同凡响的深刻印象，更足证其祖所立家训之效用的彰著。即使到了宋元两朝，颜氏族人也仍然入仕不断，尤其令以后明清两代的人们钦羡不已。
　　从总体上看，《颜氏家训》是一部有着丰富文化内蕴的作品，不失为我国古代优秀文化的一种，它不仅在家庭伦理、道德修养方面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而且对研究古文献学，研究南北朝历史、文化有着很高的学术价值；同时，作者在特殊政治氛围（乱世）中所表现出的明哲思辨，对后人有着宝贵的认识价值。
　　《颜氏家训》一书不仅对当时诸如“玄风之复扇、佛教之流行、鲜卑之传播、俗文字之盛兴”等多方面作了较为翔实的纪录，为后人保留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历史文献，还在它的《文章》篇中，通过论述南北朝时的作家作品，反映了当时的文学观点和他自己的文学主张。颜之推很重视文学。他批评扬雄视文学为雕虫小技的说法，并从个人立身修养的角度说明文学(包括学问、口辩、作文等文化修养)的重要性。对于文学的功用，颜之推不狭隘地仅仅把它归结为服务于政治教化和实用，而且也肯定文学具有愉悦耳目、陶冶性灵的审美功能，同时也在自己的写作实践中表现出了较强的文学审美能力。他的文章内容真实，文笔平易近人，具有一种独特的朴质风格，对后世的影响颇为深远。
　　颜之推以学问广博著称。《颜氏家训》中《书证》篇考据名物，讨论语词训诂，《音辞》篇辨析声韵，“斟酌古今，掎摭利病”，都颇具精义，反映出颜氏广博的学识和较深的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