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典籍要览》张广明

3、史部

　　概述
　　在中国原始社会，先民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同时口耳相授，传颂着一些故事，可以说是历史的源泉。商代或商代以前，已经有了文字，可用以记录。商代出现了史官。“史”字原为手执简册之形，但史官起初并不是专司记事，而首先是负责主持祭祀，占卜吉凶，沟通神与王的意志。同时讲说故事，记录时事，编次和保管文献简册。再进而分工，有记言之史与记事之史之别。今天保存在《尚书》中的，即商周时代的历史文献。
　　《春秋》是中国传世最早的一部按年月日顺序记录的编年体史书。它原是鲁国的国史，全书一万八千余字，出自鲁国史官之手，经过孔子的整理。以后相继出现了一些叙述春秋战国时期史事的典籍，体裁不同，各有特色。如编年体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略具国别断代史性质的《国语》、《战国策》；最早的谱牒之书《世本》；以地理为主兼有神话传说的《山海经》以及发抒哲学思想、政见和史观的诸子百家之书。其中《左传》叙事详备，文笔生动，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学名著，也是先秦史学中最高的成就。战国时期诸子争鸣，往往运用历史知识，针对现实，发表政见。
　　秦汉至唐初时期秦汉时期出现了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两部史学巨著。《史》、《汉》两部著作各有所长，思想上倾向不同，文风上各有特色，在中国史学史上都有突出的地位和深远的影响。
　　继《史》、《汉》之后，汉唐之际产生了不少纪传体史书，其中有《三国志》、《后汉书》等名著。唐初百年内有八史问世（官修的正史有：《晋书》、《梁书》、《陈书》、《周书》、《北齐书》和《隋书》；私人修成的有《南史》、《北史》）。从此纪传体史书代代续修，其体例也大致定型。编年体和其他体裁史书也有发展。荀悦撰《汉纪》，以编年体叙述西汉历史，《后汉纪》等编年史继踵产生。还有传记体的国别史《十六国春秋》，最早的地方志《华阳国志》以及《佛国记》、《高僧传》、《世说新语》、《颜氏家训》、《洛阳伽蓝记》、《水经注》等与历史有关的各种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汉代至隋代的史书达数百部，反映了史学发展的盛况。
　　这时文献整理工作已经展开。刘向、刘歆父子奉命校书，著有《别录》、《七略》，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贡献。唐初也重视文献整理工作，所修《隋书•经籍志》在历史文献学上有很大作用。
　　秦汉至唐初的史学，与先秦的史学相比，有显著的特点。首先是史学由附属地位而逐渐独立。东汉之前，史籍比较少，《别录》与《七略》的分类中均无史部。《汉书•艺文志》将史书著录于《六艺略》“春秋家”，以史附从于经。自东汉之后，史籍大量涌现，史书种类增多，史学日益受到社会重视，朝廷设立史官和史馆，目录中也列出了史部，这些都标明史学已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个时期的历史著述，有官修，有私修，有奉诏私修等几种情况，而趋势则是官修日占上风。
　　随着士族地主势力的兴起和门阀制度的盛行，史学上的士族烙印突出，最显著的是谱牒著作与谱学大为发展，有家谱、宗谱、族谱和姓氏谱等。东晋南朝精于谱学者，以贾、王两氏为巨擘。同时家传和正史纪传中也反映出当时崇尚门第的世风习俗。
　　各少数族在史学中也占有地位。除正史中有记载各族史的专传外，还出现了记述各族史的专书，同时民族问题也在史学中有所反映。
　　关于史学的评论，司马迁曾说《春秋》是“礼义之大宗”，“采善贬恶”，指出史书的教育作用和政治意义。同时，他表明自己志在“继《春秋》”而写史，以“成一家之言”，表现了他以史学为己任的自觉性。班彪的《前史略论》是评论史学的专篇，谈到古来的史官和史籍，着重评论了司马迁与《史记》，既肯定其有“良史之才”，又指责其“大敝伤道”，表明了马、班史学思想之分歧。班彪这个思想，为其子班固所继承。
　　两汉以后，史学评论渐多，梁代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史评专文，探讨了古代史官的建置与职守，叙述了史书的源流、派别及其得失，议论了撰史的功用、目的与态度。《隋书•经籍志》史部分十三类，各类之序叙述各类史书的源流，并加以评论。史部十三类的序加在一起，就是较全面的史学总结。
　　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所著《史通》，对古代史学作了系统性的评论，在史书编撰、书事曲直、史家修养以及史馆监修等方面都提出很重要的看法。他主张直书，反对曲笔；主张一家独断，反对官府垄断；主张实事求是，反对附会臆说。这些都是进步的思想。
　　中唐至乾嘉时期封建王朝设置史馆，并形成修史制度。首先是纂修实录，即以编年体记录每一帝王在位时的大事。唐代和宋代的实录已散佚，明清两代实录基本上保存完整。实录虽不完全真实，但保存了丰富的比较原始的史料。史馆还修“国史”即当代史，但历代国史随着王朝的更替，多已湮没无闻。其次，历代史馆都纂修前代的历史，如《旧唐书》、《旧五代史》等等。直到清代修《明史》，完成了一套纪传体的后称为“正史”的“二十四史”。
　　自司马迁提出“通古今之变”以后，有些史学家从不同角度着眼，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这个思想，考察与研究历史的各种变化，编成分门别类、综观全局的史书。中唐以后，开始出现了这种旨在“通变”、“致用”的通史：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马端临的《文献通考》，还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它们是这个时期通史和史学的代表作。
　　上述“三通”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后来有“续三通”、“清三通”等，合称为“九通”。加上清人刘锦藻的《清朝续文献通考》，称为“十通”。十通再加上汇编某一朝代各项经济、政治、社会制度的会要，如《唐会要》、《西汉会要》等，统称为典志。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自战国初年叙至五代末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司马光邀请刘恕、刘攽、范祖禹等参加编写，分工明确。他们先作目录，继成长编，又就史料互相歧异的问题作了考异，最后修撰定稿。全书体例严谨，取材审慎，内容翔实，文字简洁。司马光在序中称该书“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重点在有关国计民生的政治史。他从封建正统思想出发，常借历史宣扬封建礼教，强调尊君法祖。
　　《通鉴》在史学上产生了很大影响。问世之后，不仅有注释，如胡三省的《通鉴音注》；有补正，如严衍的《资治通鉴补》；还有续作、改编、仿制等相继出现。袁枢根据《通鉴》，编成《通鉴纪事本末》，既是《通鉴》的一个支流，又首创了将史事分别立目，独立成篇，各篇按时间顺序编写的纪事本末体。朱熹亦编成《通鉴纲目》，首创了纲以大字提要，目以小字叙事的纲目体。
　　中唐以来，出现了不少专史，包括典章史（如会要）、学术史（如学案）、传记、族谱等等。虽然唐之前已产生一些专史，但只是在中唐之后才有所发展。
　　中唐后出现不少地理著作，其中包括丰富的历史内容。记载全国风土人情的全国性地志，有《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以及元、明、清三朝的一统志等（见《大元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著名地理著作有《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等。这时期的地方志现在尚存者有七八千种。清代纂修方志之风特盛，其成果几乎占了现存方志总数之半。
　　唐代以来，契丹、女真、蒙古等族曾先后进入中原，建立了辽、金、元等王朝，关于他们的历史有《辽史》、《金史》、《契丹国志》、《大金国志》、《元朝秘史》、《元史》等著作。
　　明代前期中期，撰史、考史和论史几方面的成就，都不及唐宋。明末清初，社会矛盾激化，动乱频仍，史学出现生气。李贽主张经史相为表里，以史经世，反对脱离现实而空言义理，对史学上有一定贡献。以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明确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治史方针，要从历史研究中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总结解决社会矛盾的办法。
　　明清之际的史学著作，值得注意的还有茅元仪的《武备志》、谈迁的《国榷》、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唐甄的《潜书》等。
　　清朝统治者强化封建专制、笼络知识分子，大量地编书和修史，以示“稽古右文”，为其统治服务。不少学者钻进考据圈子里去。乾嘉时期，历史撰述与评论、历史文献学等方面，都有成绩。但当时史学家往往博古而不通今，言事而不论理，考史之功虽勤，多不能自成一家之言。乾嘉考史著作，可以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为代表，而三书各有特点。《考异》是清代历史考据的最高水平，《札记》在史料基础上发挥议论，《商榷》体裁则兼有二者，但精审不及钱赵二家。
　　近代前期面对封建制度的衰落及西方资本主义势力侵入的民族危机，近代学者及史学家运用今文经学的变易思想和历史进化观点等思想武器，讲究“经世致用”，注意研究近代史和外国史，兴起了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龚自珍批判“衰世”，主张改革，强调学以致用，实开一代新的学风。魏源重在研究当代史，编写了《圣武记》、《道光洋艘征抚记》、《海国图志》等著作，总结中外历史经验，寻求反抗侵略、变法图强的办法。有些学者深感民族危机，注意研究边疆史地，以及元史和蒙古史。
　　这时西方史学著作也传来中国。王韬、黄遵宪、康有为、唐才常等介绍和利用西方史学，否定封建顽固派“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反动史观，大力宣传救亡图强和变法维新。在戊戌变法的高潮时期，康有为是运动的领导者，宣传历史必变的思想尤为用力。他的理论根据是其历史进化观，即《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论语注》等书中所阐述的“公羊三世说”。但他主张渐变，反对突变和革命，本质上是反对革命的庸俗进化论。
　　戊戌变法失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大量引述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宣传用暴力手段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理论。陈天华和章炳麟（即章太炎）等人，往往引用历史证明革命是历史之必然，对辛亥革命的思想准备起了作用。孙中山在其革命实践中，常常引证和论述一些历史事实，以宣传革命学说。
　　这时的史学思潮，反映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社会矛盾和时代要求，对于当时的反帝反封建起了促进作用，同时也促进史学本身的发展。旧史学已日益受到冲击和批判，资产阶级的新史学活跃起来。
　　旧史学指编撰史书的思想、内容和形式仍属陈旧格调，基本上是封建性的史学。如仍然编纂清朝实录，甚至入民国后在编修《清史稿》时，借歌颂“大清”，诋毁革命。这种史学，在“五四”以后未完全绝迹。
　　新史学主要指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的具有爱国主义史学思想，批判“君史”，提倡“民史”的资产阶级史学。严复、黄遵宪、梁启超等都对封建主义的旧史学进行了批判。梁启超还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以后章太炎、夏曾佑等也对提创新史学起了作用。
　　五四运动以后，历史研究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昔日以帝王将相和某些名人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时开始扩大到研究社会各方面，撰写的史书有通史、断代史以及各种专史和专题论著。论著的形式也不同以往，主要是章节体的著述和专篇的论文。同时出现不少专门性的历史刊物，如《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各大学的学报等。这些成绩，很多都为以后史学工作者所继承和利用。在古代史和近代史的研究方面，傅斯年和蒋廷黻起了倡导和推动作用。
　　这个时期有一些以考据为主要研究手段的学者，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他们对史学某些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国史学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在30、40年代，还有一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在通史、社会史、思想史、近代史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通史方面，吕振羽著有《简明中国通史》，范文澜主编了《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著有《中国史纲》。

　　正史
　　史记
　　《史记》原名《太史公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作者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是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史记》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为“前四史”。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司马迁以其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完成了该书。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壁”。

　　汉书
　　《汉书》，又称《前汉书》，由我国东汉时期的历史学家班固编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二十四史”之一。
　　《汉书》是继《史记》之后我国古代又一部重要史书，与《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西汉的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至新朝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共230年的史事。《汉书》包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共八十万字。
　　作者班固（公元32年—公元92年），是东汉历史学家班彪之子，字孟坚，扶风安陵人（今陕西咸阳）。生于东汉光武帝建武八年，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四年，年六十一岁。班固自幼聪敏，“九岁能属文，诵诗赋”，成年后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著有《白虎通德论》六卷，《汉书》一百二十卷，《集》十七卷。
　　由于《史记》只写到汉武帝的太初年间，因此，当时有不少人为其编写续篇。据《史通•正义》记载，写过《史记》续篇的人就有刘向、刘歆、冯商、扬雄等十多人，书名仍称《史记》。班固的父亲班彪（公元3年～公元54年）对这些续篇感到很不满意，遂“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为《史记》“作《后传》六十五篇”。班彪死后，年仅22岁的班固，动手整理父亲的遗稿，决心继承父业，完成这部接续巨作。
　　不料，工作开始几年，有人上书汉明帝，告发班固“私作国史”。班固被捕入狱，书稿也被全部查抄。他的弟弟班超上书汉明帝说明班固修《汉书》的目的是颂扬汉德，让后人了解历史，从中获取教训，并无毁谤朝廷之意。后来无罪开释，汉明帝更给了班家一些钱财，帮助他们写下去。
　　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年），窦宪率兵伐匈奴，班固随其出征，任中护军，行中郎将事，大破匈奴后，勒石燕然山的铭文，即出自班固手笔。
　　班固“不教学诸子，诸子多不遵法度”，洛阳令种竞被班固的家奴醉骂，怀恨未忘。汉和帝永元四年窦宪失势自杀，班固受牵连而被免官职，种竞利用窦宪事败之机，逮捕班固，日加笞辱。班固死在狱中，年六十一岁。此时所著《汉书》，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班固著《汉书》未完成而卒，汉和帝命其妹班昭就东观藏书阁所存资料，续写班固遗作，然尚未完毕，班昭便卒。同郡的马续是班昭的门生，博览古今，汉和帝召其补成七“表”及“天文志”。
　　此外，班固也是东汉时期最著名的辞赋家之一，著有《两都赋》、《答宾戏》、《幽通赋》等。
　　《汉书》的语言庄严工整，多用排偶、古字古词，遣辞造句典雅远奥，与《史记》平畅的口语化文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汉书》开创了我国断代纪传表志体史书，奠定了修正史的编例。史学家章学诚曾在《文史通义》中说过：“迁史不可为定法，固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焉。”历来，“史之良，首推迁、固”，“史风汉”、史班或班马并称。两书各有所长，同为中华史学名著，为治文史者必读之史籍。
　　《汉书》尤以史料丰富、闻见博洽著称，“整齐一代之书，文赡事详，要非后世史官所能及”。可见，《汉书》在史学史上有重要的价值和地位。

　　后汉书
　　《后汉书》由我国南朝刘宋时期的历史学家范晔编撰，是一部记载东汉历史的纪传体史书，“二十四史”之一。
　　《后汉书》是继《史记》、《汉书》之后又一部私人撰写的重要史籍。与《史记》《汉书》《三国志》并称为“前四史”。
　　范晔（公元398年—公元445年），字蔚宗，南朝宋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官至左卫将军，太子詹事。宋文帝元嘉九年（432年），范晔因为“左迁宣城太守，不得志，乃删众家《后汉书》为一家之作”，开始撰写《后汉书》，至元嘉二十二年（445年）以谋反罪被杀止，写成了十纪，八十列传。原计划作的十志，未及完成。今本《后汉书》中的八志三十卷，是南朝梁刘昭从司马彪的《续汉书》中抽出来补进去的。
　　《后汉书》全书主要记述了上起东汉的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公元25年），下至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共一百九十六年间的史事。
　　《后汉书》纪十卷和列传八十卷的作者是范晔，此书综合当时流传的七部后汉史料，并参考袁宏所著的《后汉纪》，简明周详，叙事生动，所以取代了以前各家的后汉史。
　　《后汉书》大部分沿袭《史记》《汉书》的现成体例，但在成书过程中，范晔根据东汉一代历史的具体特点，又有所创新，有所变动。首先，他在帝纪之后添置了皇后纪。东汉从和帝开始，连续有六个太后临朝。把她们的活动写成纪的形式，既名正言顺，又能准确地反映这一时期的政治特点。其次，《后汉书》新增加了《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方术传》、《逸民传》、《列女传》七个类传。范晔是第一位在纪传体史书中专为妇女作传的史学家。尤为可贵的是，《列女传》所收集的十七位杰出女性，并不都是贞女节妇，还包括并不符合礼教道德标准的才女蔡琰。
　　《后汉书》结构严谨，编排有序。如八十列传，大体是按照时代的先后进行排列的。最初的三卷为两汉之际的风云人物。其后的九卷是光武时代的宗室王侯和重要将领。《后汉书》的进步性还体现在勇于暴露黑暗政治，同情和歌颂正义的行为方面。在《王充、王符、仲长统传》中，范晔详细地收录了八篇抨击时政的论文。《后汉书》一方面揭露鱼肉人民的权贵，另一方面又表彰那些刚强正直、不畏□□的中下层人士。
　　司马彪，字绍统，晋高阳王司马睦的长子。从小好学，然而好色薄行,不得为嗣。司马彪因此闭门读书，博览群籍。初官拜骑都尉，泰始中任秘书郎，转丞。司马彪鉴于汉氏中兴，忠臣义士昭著，而时无良史，记述烦杂，遂“讨论众书，缀其所闻，起于世祖，终于孝献，编年二百，录世十二，通综上下，旁贯庶事，为纪、志、传凡八十篇，号曰《续汉书》。”范晔的《后汉书》出，司马彪的《续汉书》渐被淘汰，惟有八志因为补入范书而保留下来。司马彪的八志中，《百官志》和《舆服志》是新创，但没有《食货志》却是一大缺欠。
　　范晔在撰写《后汉书》以前，已经有许多后汉书流传。其中，主要的有东汉刘珍等奉命官修的《东观汉记》、三国时吴国人谢承的《后汉书》、晋司马彪的《续汉书》、华峤的《后汉书》、谢沈的《后汉书》、袁山松的《后汉书》，还有薛莹的《后汉记》，张莹的《后汉南记》、张璠的《后汉记》、袁宏的《后汉记》等。范晔的《后汉书》，就是在这些后汉书的基础上撰写出来的。
　　《后汉书》虽然只有本纪、列传和志，而没有表，但范晔文笔较好，善于剪裁，叙事连贯而不重复，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无表的缺陷。另外，因为记载东汉史实的其他史书多数已不存在，所以，《后汉书》的史料价值就更为珍贵。

　　三国志
　　《三国志》是西晋陈寿编写的一部主要记载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的纪传体国别史，详细记载了从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到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六十年的历史，受到后人推崇。
　　陈寿（公元233—297年），字承祚，西晋巴西安汉（今四川南充北）人。他少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在蜀汉时任观阁令史。当时，宦官黄皓专权，大臣都曲意附从。陈寿因为不肯屈从黄皓，所以屡遭遣黜。入晋以后，历任著作郎、治书侍御史等职。公元280年，西晋灭东吴，结束了分裂局面。陈寿当时四十八岁，开始撰写《三国志》。
　　陈寿写《三国志》以前，已出现一些有关魏、吴的史作，如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韦昭的《吴书》等。《三国志》中的《魏书》、《吴书》，主要取材于这些史书。蜀政权没有设置史官，无专人负责搜集材料，编写蜀史。《蜀书》的材料是由陈寿采集和编次的。
　　陈寿写书的时代靠近三国，可资利用的他人成果并不多，加上他是私人著述，没有条件获得大量的文献档案。阅读《三国志》时，就会发现陈寿有史料不足的困难，内容显得不够充实。
　　陈寿没有编写志，了解三国时代的典章制度，只好借助于《晋书》。
　　《三国志》全书一共六十五卷，《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陈寿是晋朝朝臣，晋承魏而得天下，所以《三国志》尊魏为正统。《三国志》为曹操写了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则记刘备为《先主传》，记孙权称《吴主传》，均只有传，没有纪。《三国志》位列中国古代二十四史记载时间顺序第四位，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
　　《三国志》不仅是一部史学巨著，更是一部文学巨著。陈寿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以简练、优美的语言为我们绘制了一幅幅三国人物肖像图。人物塑造得非常生动。
　　《三国志》取材精审，作者对史实经过认真的考订，慎重的选择，对于不可靠的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审核，不妄加评论和编写，慎重的选择取材之源。这虽然使《三国志》拥有了文辞简约的特点，但也造成了史料不足的缺点。
　　《三国志》还有其他不足之处，不可不注意。如在叙事时，除了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有矛盾之处外，其最大的缺点，就是对曹魏和司马氏多有回护、溢美之词，受到了历代史学家的批评。另外，全书只有纪和传，而无志和表，这是一大缺欠。
　　《三国志》成书之后，由于叙事过于简要，到了南朝宋文帝时，著名史学家裴松之便为其作注，又增补了大量材料。
　　别史
　　国语
　　《国语》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国别史著作。记录了周朝王室和鲁国、齐国、晋国、郑国、楚国、吴国、越国等诸侯国的历史。上起周穆王十二年（公元前990年）西征犬戎（约公元前947年），下至智伯被灭（公元前453年）。包括各国贵族间朝聘、宴飨、讽谏、辩说、应对之辞以及部分历史事件与传说。
　　关于国语的作者是谁，自古至今学界多有争论，到现在也没有形成定论。司马迁最早提到国语的作者是左丘明（“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其后班固、李昂等都认为是左丘明所著，还把国语称为《春秋外传》或《左氏外传》。但是在晋朝以后，许多学者开始怀疑国语不是左丘明所著。
　　直到现在，学界仍然争论不休，一般都否认左丘明是国语的作者，但是缺少确凿的证据。普遍的看法是，《国语》是战国初期一些熟悉各国历史的人，根据当时周朝王室和各诸侯国的史料，经过整理加工汇编而成。
　　国语按照一定顺序分国排列，在内容上偏重于记述历史人物的言论。这是国语体例上最大的特点。
　　《国语》共有二十一卷，其中《周语》三卷，《鲁语》二卷，《齐语》一卷，《晋语》九卷，《郑语》一卷，《楚语》二卷，《吴语》一卷，《越语》二卷。
　　《国语》在内容上有很强的伦理倾向，弘扬德的精神，尊崇礼的规范，认为“礼”是治国之本。而且非常突出忠君思想。
　　《国语》的政治观比较进步，反对专制和腐败，重视民意，重视人才，具有浓重的民本思想。
　　《国语》记录了春秋时期的经济、财政、军事、兵法、外交、教育、法律、婚姻等各种内容，对研究先秦时期的历史非常重要。

　　战国策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的一部史学名著。它是一部国别体史书。全书按东周、西周、秦国、齐国、楚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中山国依次分国编写，共三十三卷，约十二万字。
　　《战国策》主要记述了战国时的纵横家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战国策》的作者直到现在也没有确定，原有《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修书》等名称。西汉末年，刘向校录群书时在皇家藏书中发现了六种记录纵横家的写本，但是内容混乱，文字残缺。于是刘向按照国别编订了《战国策》。因此，战国策显然不是一时一人所作，刘向只是战国策的校订者和编订者。因其书所记录的多是战国时纵横家为其所辅之国的政治主张和外交策略，因此刘向把这本书定名为《战国策》。
　　到北宋时，《战国策》散佚颇多，经曾巩校补，是为今本《战国策》。
　　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一部类似于今本《战国策》，整理后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该书共二十七篇，其中十一篇内容和文字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体相同。
　　今本《战国策》共三十三卷，其中《东周策》一卷，《西周策》一卷，《秦策》五卷，《齐策》六卷，《楚策》四卷，《赵策》四卷，《魏策》四卷，《韩策》三卷，
　　《燕策》三卷，《宋卫策》一卷，《中山策》一卷，共四百九十七篇。所记载的历史，上起公元前490年知伯灭范氏，下至公元前221年高渐离以筑击秦始皇。
　　《战国策》一书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社会风貌和当时士人的精神风采，不仅是一部历史著作，同时也是一部非常好的历史散文。它作为一部反映战国历史的历史资料，比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是战国历史的生动写照。它详细地记录了当时纵横家的言论和事迹，展示了这些人的精神风貌和思想才干，另外也记录了一些义勇志士的人生风采。
　　《战国策》的文学成就也非常突出，在中国文学史上，它标志着中国古代散文发展的一个新时期，文学性非常突出，尤其在人物形象地刻画，语言文字的运用，寓言故事等方面具有非常鲜明的艺术特色。
　　《战国策》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主体上体现了纵横家的思想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了战国时期思想活跃，文化多元的历史特点。《战国策》的政治观比较进步，最突出的是体现了重视人才的政治思想。
　　《战国策》一书对司马迁的《史记》的纪传体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战国策》的文学价值历来为研究者们所称赞，但是对它的思想却是众说纷纭。这是由于该书与后世的儒家思想不符，过于追逐名利。而且过于夸大纵横家的历史作用，降低了史学价值。

　　杂史
　　穆天子传
　　《穆天子传》，又名《周穆王游行记》，是西周的历史神话典籍之一。西晋初年（太康二年），在今河南汲县发现一座战国时期魏国墓葬，出土一大批竹简，均为重要文化典籍，通称“汲冢竹书”，竹简长二尺四寸（古尺），每简四十字，用墨书写。其中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后合并为至今流传的《穆天子传》。由荀勖校订全书六卷。
　　《穆天子传》初经荀勖校分五篇，东晋郭璞注此书时，又把《周穆王盛姬死事》一篇加入，成为六卷，这是古本。今本乃宋人修编，相较古本有所残缺。周穆王西游在《春秋左氏传》、《竹书纪年》、《史记》中均有记载。虽然《穆天子传》在文字上可能有些夸张，有些神话传说的内容杂入，但基本事实是应该肯定的。它对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有较大影响，在地理学史上有一席之地，不能抹杀。
　　《穆天子传》是一部记录周穆王西巡史事的著作，书中详载周穆王在位五十五年率师南征北战的盛况，有日月可寻。名为传，实际上属于编年，其体例大致与后世的起居注同。所以，《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都把它列入史部起居注门。
　　关于《穆天子传》的真伪问题，几经争辩，仍是个不解之谜。
　　《穆天子传》主要记载周穆王率领七萃之士，驾上赤骥﹑盗骊﹑白义﹑逾轮﹑山子﹑渠黄﹑骅骝﹑绿耳等骏马，由造父赶车，伯夭作向导，从宗周出发，越过漳水，经由河宗﹑阳纡之山﹑群玉山等地，西至于西王母之邦，和西王母宴饮酬酢的神话故事。其中的宗周，经学者研究，认为是指洛邑(今河南洛阳)；穆王的西行路线，当是从洛邑出发，北行越太行山，经由河套，然后折而向西，穿越今甘肃﹑青海﹑新疆，到达帕米尔地区(西王母之邦)。
　　周穆王姬满西游，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旅行探险活动。姬满是我国最早的旅行家，《穆天子传》则是我国最早的游记。
　　六卷《穆天子传》，前四卷记述姬满的西方远游，自洛阳渡黄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抵包头，过贺兰山，穿鄂尔图期沙漠，经凉州至天山东麓的巴里坤湖，又走天山南路，到新疆和田河、叶尔羌河一带。又北行1000余公里，到“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中亚地区。回国时走天山北路。这是我国东西陆路交通史上的大事，是我国旅游的开拓者。五、六两卷，则叙述姬满两次向东的旅游经历。穆天子西游时，与沿途各民族进行频繁的物资交流，如：珠泽人“献白玉石……食马三百，牛羊二千”。穆天子赐“黄金环三五，朱带贝饰三十，工布之四”等。从这些记载中，可以看到当时物资交换的规模、方式、品种。
　　《穆天子传》所提供的材料，除去神话传说和夸张的成份，有助于了解古代各族分布、迁徙的历史和他们之间的友好交往，及先秦时期中西交通径路以及文化交流的情况。它说明远在汉武帝刘彻派张骞通西域以前，中国内地和中亚之间就已有个人和团体的交往接触。这一点已有不少考古材料可资证明。
　　《穆天子传》中有大量的神话传说。传说虽不尽可信，但此书为丰富人们的西北地理知识，拓展人们的视野空间，起到了重要作用。其中地形的描述和沙漠中的游人用牲畜血解渴的记载，也都有它的地理价值。

　　贞观政要
　　《贞观政要》是一部政论性的史书。这部书以记言为主，所记基本上是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与臣下魏征、王珪、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关于施政问题的对话以及一些大臣的谏议和劝谏奏疏。此外也记载了一些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措施。
　　作者吴兢（公元670—749年），一生经历了高宗、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五朝，因“励志勤学，博通经史”而受到人们的钦佩，从武则天长安年间起任史职。吴兢的文学风格一是叙事简赅，一是秉笔直收，被人称为“良史”。
　　唐太宗李世民，在位二十三年（公元626—649 年），年号“贞观”，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有才能有作为的皇帝。他的治绩，被历代史家称颂为“贞观之治”。
　　《贞观政要》共有十卷，四十篇，精心勾画出了贞观年间君臣决策运筹、治国安邦的政治全景图，以历史经验、历史智慧再现了“贞观之治”的面貌和唐太宗君臣论政的风采，是唐太宗建立空前强大的帝国的历史记录，全方位展示了贞观之治的成功实践。书中所阐述的治国安民的诸多观点至今仍颇具借鉴价值。
　　《贞观政要》虽记载史实，但不按时间顺序组织全书，而是从总结唐太宗治国施政经验，告诫当今皇上的意图出发，将君臣问答、奏书、方略等材料，按照为君之道、任贤纳谏、君臣鉴戒、教戒太子、道德伦理、正身修德、崇尚儒术、固本宽刑、征伐安边、善始慎终等一系列专题内容归类排列，使这部著作既有史实，又有很强的政论色彩；既是唐太宗贞观之治的历史记录，又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民的政治观点和成功的施政经验。
　　这部书是对中国史学史上古老记言体裁加以改造更新而创作出来的，是一部独具特色，对人富有启发的历史著作。
　　《贞观政要》写作于开元、天宝之际。当时的社会仍呈现着兴旺的景象，但社会危机已露端倪，政治上颇为敏感的吴兢已感受到衰颓的趋势。为了保证唐皇朝的长治久安，他深感有必要总结唐太宗君臣相得、励精图治的成功经验，为当时的帝王树立起施政的楷模。《贞观政要》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政治目的而写成的，所以它一直以其具有治国安民的重大参考价值，而得到历代的珍视。
　　书中所记述的封建政治问题是全面而详备的。吴兢把君主作为封建政权的关键，他在开卷的第一篇《君道》中，首先探讨了为君之道。他列举唐太宗的言论说明：要想当好君主，必先安定百姓，要想安定天下，必须先正自身。把安民与修养自身当作为君的两个要素，对于封建政治来说，是抓到了点子上的。对于君主的个人修养，他以唐太宗为例，说明清心寡欲和虚心纳谏是相当重要的。做到这两点，是唐太宗成功的关键，从历代统治者的施政实践上看，这两条对于政权安危具有普遍意义。
　　在书中，吴兢还重点记述了人才使用问题。书中介绍了唐太宗知人善任、任人唯贤的事迹。唐太宗对用人有较深刻的认识，他一再强调“为政之要，唯在得人。”（《贞观政要•崇儒》）对于人才，他提出了必须具有高尚品德，能够克己恭俭，正直廉洁等要求。为此，他不但采取了一系列选拔人才的措施，而且非常重视对官员的考核和赏罚。通过唐太宗的努力，一批人才集中于初唐政坛，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大批人才的出现，也在巩固封建政权，组织民众生产，安定民众生活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正是君明臣贤，上下一心，才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出现。吴兢在此似乎同意魏征的观点：“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隋书》卷六十六“后论”）知贤用贤一直是古代政治家非常重视的问题，唐太宗君臣相得的实践，为此提供了一个成功的佐证。《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则把这一问题的讨论引向了深入。
　　吴兢在书中还对太宗朝的大政方针进行了归纳和概述，其中做得成功的有偃武修文、崇尚儒学、加强礼治、执法宽弛、休养生息、安定民众，采取怀柔政策，安抚周边少数民族等等。农业是安定民心、治理国家的根本，这是历代有识统治者的共识，但真正能抓住这一环节不放，取得实际效果的，却不多见。唐太宗也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夫不失时者，在人君简静乃可致耳，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而欲不夺农时，其可得乎？”（《贞观政要•务农》）这个说法比之前代政论家的言论，应该说没有太多新意。但作为一个执政者本身，有了这个认识，又能把它贯彻到自己的政策方针中去，其作用就难以估量了。唐太宗在兵戈扰攘之后，把自己的简静无为，推广为对天下民众实行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很快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贞观后期天下丰足，可以上比汉初的文景盛况。对此，历代统治者都心往神追，可通过努力把它变为现实，却是相当大的难题，《贞观政要》对此的记述，很有理论指导意义。
　　《贞观政要》在史料学方面也具有重要价值。现在唐代起居注、实录、国史已不存，《贞观政要》是现存记载太宗朝历史较早的一部史书。书中保存了较多的重要史实，比它晚出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书所记贞观年间史实，有些方面也不如它详尽。

　　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我国南朝宋时期（公元420—581年）产生的一部主要记述魏晋人物言谈轶事的笔记小说。是由南朝刘宋宗室临川王刘义庆组织一批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
　　刘义庆（公元403—444年），南朝宋彭城（现江苏徐州）人，曾任荆州刺史，爱好文学。他本是宋武帝刘裕之弟长沙王刘道怜的儿子，13岁时被封为南郡公，后来过继给叔父临川王刘道规，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刘义庆自幼聪敏过人，深得宋武帝、宋文帝的信任，备受礼遇。
　　全书原八卷，刘孝标注本分为十卷，今传本皆作三卷，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门，全书共一千多则，记述自汉末到刘宋时名士贵族的遗闻轶事，主要为有关人物评论、清谈玄言和机智应对的故事。
　　《世说新语》是一部笔记小说集，此书不仅记载了自汉魏至东晋士族阶层言谈、轶事，反映了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生活和清谈放诞的风气，而且其语言简练，文字生动鲜活，因此自问世以来，便受到文人的喜爱和重视，戏剧、小说如关汉卿的杂剧《玉镜台》、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等也常常从中寻找素材。
　　当然，因为刘义庆当时人在扬州，听说了不少当地的人物故事、民间传说，所以在《世说新语》中，也记载了一些发生在当时扬州的故事。如我们熟悉的成语“咄咄怪事”，就是源自于曾担任建武将军、扬州刺史的中军将军殷浩被废为平民后，从来不说一句抱怨的话，每天只是用手指在空中写写画画。扬州的吏民顺着他的笔划暗中观察，看出他仅仅是在写“咄咄怪事”四个字而已。大家这才知道，他是借这种方法来表示心中的不平。
　　可惜的是，《世说》一书刚刚撰成，刘义庆就因病离开扬州，回到京城不久便英年早逝，时年仅41岁，宋文帝哀痛不已，赠其谥号为“康王”。
　　《世说新语》在流传过程中出现了多个书名，如《世说》《世说新书》《新语》《世说新语》等。《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皆作《世说》，这是该书的最早称谓，及至唐代，《世说新书》等书名皆可见于史籍。宋代以降，此书经晏殊删定以后，便通称为《世说新语》了。
　　《世说新语》是研究魏晋时期历史的极好的辅助材料。其中关于魏晋名士的种种活动如清谈、品题，种种性格特征如栖逸、任诞、简傲，种种人生的追求，以及种种嗜好，都有生动的描写。综观全书，可以得到魏晋时期几代士人的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形象，可以进而了解那个时代上层社会的风尚。
　　《世说新语》的语言简约传神，含蓄隽永。正如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十三中所说：“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有许多广泛应用的成语便是出自此书，例如：难兄难弟、拾人牙慧、咄咄怪事、一往情深，等等。
　　《世说新语》对后世有着十分深刻的影响，不仅模仿它的小说不断出现，而且不少戏剧、小说也都取材于它。

　　编年
　　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相传为战国时魏国史官所作，记载自夏商周至战国时期的历史。据《晋书•卷五十一》可知原书十三篇。《竹书纪年》是编年体史书，记载先秦时期的历史，与传统正史记载多有不同，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竹书纪年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相类，可见其史料价值。
　　自西晋时期出土以后，《竹书纪年》有先后经历晋人荀勗﹑和峤考订释义的“初释本”，卫恒、束皙考正整理的“考正本”，宋明时期的“今本”，清代的“古本”。原文竹简亡佚，而初释本、考正本也渐渐散佚，今本被清儒斥为伪书。现今较为精准的是方诗铭的《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根据《晋书•卷五十一》（《列传第二十一•束皙》）记载，在晋武帝太康二年，名叫不准的汲郡人盗墓，得到墓冢的竹简数十车，皆以古文（比当时通用的文字还要古的战国文字，或说“蝌蚪文”，或说“古文”，或说“小篆”，不一而足）记载，史称“汲冢书”。其中有记载夏商周年间的史书十三篇，晋人初名之“纪年”（又称“汲冢纪年”）。
　　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奉命将散乱的竹简排定次序，并用当时通用的文字考订释文，遂有初释本《竹书纪年》，又称“荀和本”。凡十三篇，按年编次，叙夏、商、周三代，接以晋国、魏国排次，而周平王东迁后以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以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止”。初释本认为竹简所记的今王应该是魏襄王，汲郡所盗的墓冢应该是魏襄王的。
　　当时和峤认为竹书纪年起自黄帝，但是这个意见未被采纳，或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附编收录。
　　由于竹简散乱，而战国文字当时已经不能尽识，因此争议很大。到了晋惠帝时期，秘书丞卫恒奉命考正竹简，以定众议。但是八王夺位，永嘉之乱爆发。卫恒被杀害。其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遂有考正本《竹书纪年》，又称“卫束本”。考正本认为竹简所记的今王应该是魏安釐王，汲郡所盗墓冢应该是魏安釐王的。永嘉之乱后，《竹书纪年》的竹简亡佚，而初释本、考正本传世。《隋书•经籍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或是后人据此两种本子所作的校记。
　　历经安史之乱、五代十国，初释本、考正本渐渐散佚无存。宋代目录书，诸如《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
　　元末明初乃至于明代中期，出现了竹书纪年刻本，其春秋战国部分以周王室纪年记事，与初释本、考正本不同，是为今本《竹书纪年》。清代学者钱大昕等人指斥其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代嘉靖年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
　　南宋初年，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据此推断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年出现。
　　清代学者热衷于训诂考究，其中研究《竹书纪年》的甚多。嘉庆年间，朱右曾辑录《竹书纪年》的佚文，加以考证，编成《汲冢纪年存真》 ，是为古本《竹书纪年》。王国维在这个基础上，再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进一步编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1981年，方诗铭综合清代朱、王、范三家著述，重加编次，广为搜集，细致考证，与王修龄等人辑录成《古竹书纪年辑证》，随书收录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是现今较为完备的本子。
　　竹书纪年的内容有与传统正史记载不同处，如“(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可见竹书纪年的史料价值甚高。

　　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长篇编年体史书，记载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起，一直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史学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作者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北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北宋陕州夏县涑水乡（今山西夏县）人，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自幼嗜学，尤喜《春秋左氏传》。
　　司马光的主要成就反映在学术上。其中最大的贡献，就是主持编写了《资治通鉴》。司马光一生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奉敕编撰《资治通鉴》上，共费时十九年。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熙宁四年（1071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在这段悠游的岁月里，司马光和他的助手刘攽、刘恕、范祖禹、司马康等人历时十九年编纂了这部规模空前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
　　《资治通鉴》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共记载了十六个朝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历经十九年编辑完成。该书详近略远，隋唐五代371年，占全书的40%，史料价值最高。很明显的他多次着墨在其中的贤明政治时期，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等。他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二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君实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
　　《资治通鉴》全书二百九十四卷，约三百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资治通鉴》所记历史断限，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下迄后周显德六年（959年），前后共1362年。全书按朝代分为十六纪，即《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
　　《资治通鉴》的内容以政治、军事和民族关系为主，兼及经济、文化和历史人物评价，目的是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统治阶级政策的描述，以警示后人。
　　司马光书名的由来,就是宋神宗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而钦赐此名的。由此可见,《资治通鉴》的得名,既是史家治史以资政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也是封建帝王利用史学为政治服务自觉意识增强的表现。

　　史评
　　史通
　　《史通》是中国及全世界首部系统性的史学理论专著，作者是唐朝的刘知几。全书内容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以及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包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基本上可以概括为史学理论和史学批评两大类。史学理论指有关史学体例、编纂方法以及史官制度的论述；史学批评则包括评论史事、研讨史籍得失、考订史事正误异同等。由于《史通》总结唐以前史学的全部问题，因而拥有极高史学地位，对后世影响深远。此书的编著时间始于唐代武后长安二年，至唐中宗景龙四年成书，花了九年时间。
　　刘知几（公元661-721年），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生于唐代名门，父、兄都是唐高宗和唐玄宗时的官僚，并以词章知名于世。刘知几因家学渊源，自幼博览群书，攻读史学，后又致力于文学。他二十岁时中进士，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年），迁为秘书少监，又掌修史之事。当时，由于权贵控制史馆，史官无著述自由，凡事皆需仰承监修旨意，刘知几颇不得志。因此只好“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并以一家独创之学，对于史馆垄断史学表示抗议。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史通》撰成。此后，刘知几名声大扬。
　　《史通》共二十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各为十卷。内篇有三十九篇，外篇有十三篇，合计五十二篇。其中，属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等三篇，大约在北宋时已亡佚，今存仅有四十九篇。另有《序录》一篇，为全书的序文。
　　《史通》内篇之开卷，即以《六家》、《二体》两篇，根据唐代以前史学的体裁，对我国古代史学的源流进行了总结。首先，它将古代史学分叙六家，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总归二体，即纪传体和编年体。然后，对六家、二体的优点和缺点，进行评述。
　　《本纪》、《世家》、《列传》、《表历》、《书志》、《论赞》、《序传》、《序例》诸篇，以具体史籍为例，对纪传史各组成部分的特点、功用都详细论述。《史通》反对作“表历”，以为“表历”往往与史传重复，“成其烦费，岂非缪乎？”对于纪传史的志书，《史通》主张删除天文、艺文、五行三种，而增加都邑、方物、氏族等志。又以为“每卷立论，其烦已多，而嗣论以赞，为黩弥甚”，对各史的“论赞”则多持批评的态度。
　　在编纂方法方面，《史通》牵涉范围广泛，包括叙事、言语、题目、模拟、断限、书法、人物、编次、称谓、烦省等十多种问题，均属于撰史方法和写作技巧的内容，有的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史通》既总结前史在叙事方面的好经验，又批评各史存在冗句烦词、雕饰词藻的病例，尤其反对骈文入史的做法。
　　他例举三传不学《尚书》之语，两汉多违《战策》之词的例证，反对撰史因袭古人词句，以记述后世言语，而提出使用“当世口语”撰史，以使“方言世语，由此毕彰”的要求。这些主张都有借鉴的价值。
　　此外，关于史料的搜集和鉴别问题，刘知几在《采撰》篇作了专门的探讨，以为史家撰述历史，如同“珍裘以众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需要“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成为“不朽”之作。
　　《史通》将唐代以前的历史文献，分为“正史”和“杂史”两大类。所谓“正史”，指先秦经、传，唐以前的纪传史和编年史，以及唐代官修诸史；而“杂史”则分为偏记、小录、逸事、琐言、郡书、家史、别传、杂记、地理书、都邑簿等10种。他在《古今正史》中，先叙述唐以前正史的源流，从《尚书》至唐修诸史，逐一介绍各史的作者、成书经过、体例卷帙、后人注补的内容。然后，在《疑古》、《惑经》、《申左》、《杂说》诸篇中，对唐以前的历史文献，进行全面而具体的评述，并指出其矛盾、疏略之处。
　　应当肯定的是，《史通》对我国古代史学作出了全面的总结，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史学理论，成为唐代以前我国史论的集大成。

　　文史通义
　　《文史通义》是一部纵论文史，品评古今学术的著作。它不仅是史学园地里的奇葩，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园地里不可多得的佳作。
　　作者章学诚（公元1738—1801年），字实斋，号少岩，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我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位杰出的史学评论家。他的代表作《文史通义》和刘知几的《史通》一直被视作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刘知几的《史通》问世之后，对于后世史论的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因此，宋元期间，相继产生了如郑樵的《通志》、范祖禹的《唐鉴》和吴缜的《新唐书纠谬》等。继宋元之后，明清两代评史论史之风更盛，而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堪称能与《史通》匹敌的第二部史学理论巨著。章氏在《文史通义》中，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他对编纂史书的具体做法，又表现在他所修的诸种地方志之中。
　　章学诚少年时酷爱文史书籍，且能举其得失。后寓居北京，游于内阁学士朱筠之门，得以遍览群书，并与钱大昕、邵晋涵、戴震诸名流往还甚密，讨论学术源流及异同。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中进士，其后历主保定莲池、归德文正等书院讲席，纂修和州、永清、亳州等方志。晚年，得到湖广总督毕沅的器重，入其幕参与《续资治通鉴》的纂修，又主修《湖北通志》。章氏还著有《史籍考》《校雠通义》等。
　　章学诚为什么撰写《文史通义》呢？由于他对刘知几、郑樵、曾巩等人的史学成就，不是全部肯定，而是吸收他们有益的东西。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余《文史通义》所为作也。”在章氏看来，刘知几、郑樵、曾巩在史学上各有优点，但却不全面，所以他才写《文史通义》，吸前人之长，加以补充发挥。应该说，章氏的史学观点，正是发展了刘知几等人史学思想而形成的封建社会末期比较完整的史学体系。
　　《文史通义》共八卷，包括内篇和外篇两部分，内篇五卷，外篇三卷。但是，由于该书版本很多，内容不尽一致。1921年，吴兴刘承干所刻《章氏遗书》本，《文史通义》内篇增一卷，又增《补遗》八篇。解放后，中华书局据刘刻本排印，又附增《补遗续》五篇。另外，旧本《文史通义》卷前刊有章学诚次子华绂写的序文一篇，刘刻本未载，解放后排印本补入。
　　章氏撰写《文史通义》，大约始于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至嘉庆六年（公元1801年）为止，历时二十余年。
　　章学诚在学术贡献上最能体现其“成一家之言”精神的有三个方面；一是史学理论上的突破，二是方志学的奠基，三是校雠学的系统与完善。而一二两大方面的内容则全在《文史通义》之中。他那丰富的史学理论，在许多方面都确实做到了后来居上，而这许多方面也确实都超过了刘知几。
　　首先重视史义的研究，并从理论上强调其重要性，这在古代史家当中章学诚是第一人。孔子作《春秋》，记齐桓、晋文争霸之事，通过事实体现孔子的观点和目的。孔子也曾讲过通过史事实现史义，但并未作理论上的论述。杰出史学评论家刘知几的论述重点则是历史编纂学的史学方法论，因而理论上论述史义的重要性便落在章氏身上。正如他自己所言：“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他所以要重视史义，是因为“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他认为事是对历史事实的记载，文则是观点与事实的表现形式，而观点又是反映作史者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立场，因此，“史义”的重要就可想而知了。史家编写历史，必须用明确的观点记载历史，总结经验。
　　其次，提出史家必须具备史德，刘知几提出良史必备才、学、识三长，千百年来一直成为衡量优秀史家标准，章氏在《史德》篇中对此首先加以肯定，又指出根据他的研究，单具“三长”还不足以称良史，作为史家，还必须具备“史德”。什么是“史德”？就是著书者之心术，指史家作史，能否忠实于客观事实，做到“善恶必书，务求公正”的一种品德。他说：“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籍人力以成之”，“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特别是“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的要求把我国古代史学领域“据事直书”传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的杰出思想，正是对古往今来历史经验的大总结。
　　再者，对“六经皆史”思想的大发挥。“六经皆史”说不是章氏首先提出，但他对这一思想发挥得最全面、最彻底。他指出《六经》原来也都是先王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况且古代并无经史之分，把儒家六部著作推上神圣经书宝座，那是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之事，从此《六经》就成为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思想基础。
　　最后，为我国方志学奠基。该书外篇四至六都是方志论文。章氏虽长于史学，但从未得到清政府的重用。因此他把自己的史学理论，用于编修方志的实践中。编修方志在他一生活动中占有相当重要地位，并使他成为方志学建立的极关重要人物。梁启超把他誉为我国“方志之祖”、“方志之圣”。上世纪80年代全国修志热潮兴起后，他的方志学说还被用来当作启蒙理论学习，《文史通义》也成为非谈不可、非读不行的热门了。
　　由于章学诚是封建社会末期的史家，在《文史通义》中，有其高于前人的评论，但也摆脱不了宣扬纲常礼教之例，对于历代史学名著的评论，其观点仍有值得商榷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