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典籍要览》张广明

2、经部

　　概述
　　经学本来是泛指各家学说要义的学问，但在中国汉代独尊儒术后，成为特指研究儒家经典，解释其字面意义，阐明其蕴含义理的学问。经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1773部、20427卷。经学中蕴藏了丰富而深刻的思想，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是儒家学说的核心部分。
　　所谓儒家经典，现在一般是指儒学十三经，也就是《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这十三部经典著作。但早期的儒家经典并不是这十三经。
　　春秋末年（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在长期的政治活动失败后，返回了故乡鲁国，编订和整理了一些传统文献，形成了“六经”。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里指出，孔子编辑了《书》，删定了《诗》，编订了《礼》和《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并根据鲁国的史料创作了《春秋》。自此以后，儒生们就以“六经”为课本学习儒家思想。在春秋战国时期，“六经”就已经被人们公认为宝典。
　　经学产生于西汉。秦代即设有博士官，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项羽的焚烧咸阳，使得大量先秦的典籍被焚毁。致使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它几乎未能幸免于难。
　　西汉兴起之初，汉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二帝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的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以及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暴秦时期冒险隐藏的典籍献出，使之传世。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在版本上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
　　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拆毁孔子旧宅，结果意外地从旧宅墙中发现了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期，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这批古典文献都收入了当时的皇家图书馆——“秘府”；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拆老屋时得到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时期的古文字书写的，与当时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的差异，此后被统称为古文经。
　　汉武帝即位以后，为了适应大一统的□□面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统治，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改变原有的博士制度，增设弟子员，有五经博士之说。从此儒学独尊，由于六经中的《乐》已无书，《诗》《书》《易》《礼》《春秋》五经的地位远超出一般典籍之上，成为崇高无比的法定经典，也成为了士子们必读的经典。
　　此后，汉代儒生们即以传习、解释五经为主业，自此经学正式宣告诞生。
　　汉武帝时立五经博士，每一经都置若干博士，博士下又有弟子。博士与弟子传习经书，分成若干“师说”，也就是若干流派。武帝时的五经博士共有七家。武帝以后经学日益兴盛，博士的数量也逐渐增加。到了东汉光武帝时期，确定了十四家博士。据《后汉书•儒林列传》记载：“于是立五经博士，各以家法教授，《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书》欧阳、大、小夏侯，《诗》齐、鲁、韩，《礼》，大、小戴，《春秋》严、颜，凡十四博士。”这十四家都属于今文经学，其官学地位一直保持到东汉末年。
　　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今文经学以《春秋》为孔子为万世立法的“元经”，其主流就是“春秋公羊学”。公羊学即为《春秋公羊传》里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主要包括大一统、大居正、大复仇、通三统、统三世、更化改制、兴礼诛贼等。汉武帝时期出现了为大一统政治提供了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和善于把公羊学理论运用于现实政治中的政治家公孙弘，经过一代代古今文经学学者的推阐与实践，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深受汉朝皇帝的重视，始终在汉朝政治中处于主导地位。
　　今文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由于董仲舒对于公羊学中灾异、符瑞、天人感应的阐发，今文经学由此发展的后果是谶纬泛滥，再加上统治者的迷信与提倡，经学逐渐神学化；另一方面由于今文经学继承了较多的原初儒学的色彩，其理论内在地包含着对现实的批判，从而越来越不能为逐渐加强的君主专制所容忍。
　　在这种情况下，自西汉中期开始就已经在民间传授的古文经学兴起。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并不仅仅是文字篇章的差异，主要在于它们对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不同。今文经学认为孔子是“为汉制法”的“素王”，而古文经学认为孔子只是古典文献的整理保存者，是一位“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先师；今文经学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是孔子政治思想所托，其中有许多微言大义，而古文经学则认为六经是上古文化典章制度与圣君贤相政治格言的记录；今文经学注重微言大义，古文经学注重对经文本义的理解和典章制度的阐明。如果说今文经学关注的重心在于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的话，那么自西汉后期开始与之针锋相对的古文经学所关注的重心就是历史史料学与语言学。
　　古文经学的兴起最早起自《春秋谷梁传》，西汉后期曾被立为博士。在王莽当政时期，刘歆极力鼓吹古文经学，并使之立为新朝的博士。东汉时期，古文经学虽然一直没有被立为博士，属于民间学说，但是其影响力越来越大，逐步超出并压倒了今文经学。由于今文经学发展后期日趋繁琐，例如“曰若稽古”四个字可以解释十万字，又有所谓“师法”“家法”的束缚，再加之其与谶纬纠缠过深，使得人们逐渐遗弃了今文经学。而古文经学一来较少受“师法”“家法”的制约，较为自由也较为简明；二来与谶纬瓜葛较少，较为理性；三来其放弃了今文经学的批判性，对君主专制的维护更有优势，所以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斗争中，古文经学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东汉的古文经学大师有贾逵、许慎、马融、服虔、卢植等，弟子众多，影响很大。而今文经学只有何休取得较大的成就，他的《春秋公羊解诂》是唯一一部完整流传至今的今文经。
　　在今古文经学的长期争辩过程中，互相也在逐渐地渗透，互相融合。东汉初年（公元79年）召开的白虎观会议就是一个官方召开的企图弥合今古文经学异同的重要的学术会议。会议的成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简称《白虎通》一书。《白虎通》是以今文经学为基础，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集大成者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全面总结，自成一家之言。郑玄以古文经学为基础，但又能吸收今文经学中的优点，态度严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从而超过了前人。自此以后郑学兴盛，这不仅标志着今古文经学之争的终结，也标志着汉代经学的衰亡，之后今文经学也随之消失。
　　汉朝是经学最为昌盛的时代，朝野内外诵读经书蔚然成风，《汉书•韦贤传》引邹鲁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汉朝的“以经义决狱”是汉朝经学与王朝政治相结合的一大特色，也是汉朝经学繁盛的一大标志。儒生通过司法实践并官学私学教育，移风易俗，把经学思想深深地植入了普通的民众之中。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经学由衰落走向分离的时期。在曹魏时期，出现了王学与郑学之争。王学，是指王肃所创立的经学体系。王肃是司马昭的外祖父，所以王学获得了司马氏的支持，他注解的《尚书》、《诗》、《论语》、三《礼》和《左氏春秋》以及其父所作的《易传》都被列为官学。王学和郑学之间的纷争，并不是纯粹的学术争论，而带有强烈的政治斗争的意味。这场纷争同时也标志着两汉经学的衰落。
　　魏晋时期在经学取得成就较大的还有王弼、何晏等。王弼注《周易》，摆脱了汉代用“象数”和谶纬解说《周易》的老路，开创了用义理、思辨哲学解说《周易》的新路，这是经学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何晏所作《论语集解》收集了汉以来各家之说，对后世影响很大。这一时期经学的特点是经学逐渐玄学化。
　　南北朝时期经学也随着政治上的南北对立而分立为南学和北学。据《北史•儒林传》记载，南学《周易》尊王弼，摒弃象数、发挥义理，《尚书》流行《孔传古文尚书》，《左传》盛行杜预撰《春秋左传集解》；北学《周易》、《尚书》主郑玄，《左传》主服虔。“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从学术风格上讲，南学受玄学和佛学影响比较大，能博取众家之长，又喜标新立异，反映了其哲学思辨能力的提高，而北学受北方游牧民族质朴风尚的影响，保持了汉朝经学以章句训诂为宗的特点。
　　经学由汉而唐，有古今文学，郑学、王学，南学、北学之争。唐代则基于取士的需要，以国家的力量来推行经学，孔颖达的五经正义是这时代的代表著作，同时也是郑玄以来汉学的总结与高峰。它的编纂一方面成为士人的教科书，另一方面则象征着政府在圣统上的合法性建立，影响了后来明代的《五经大全》《永乐大典》以及清代的《四库全书》等等政府主导下的经典编辑，至唐后五代之世，宋代晁迥之前，无人异词。这个时期的经学也进入了韩国以及日本，成为诸国所仿效的法典，日本天皇更是运用经学确立了他的政治法统地位。
　　宋代理学兴起，自晁迥之后，理学家们以重新诠释古代经典的方式，以疑经、改经、删经来进行回归先秦经典的活动，阐发他们的主张，或保守、或激进。这一时期，出现了以《论语》、《孟子》加上从礼记中抽出的《大学》《中庸》合称的《四书》，因为被界定为还原圣人思想的著作，因此成为超越五经地位的著作。
　　明代延续了宋代的理学路线，一方面政府编纂官方版经典文本，另一方面南方的经学力量逐渐抬头，例如王阳明就是最为重要的明代理学家。明末经学家几乎都带有王阳明式的豪气，纷纷组织学社，发动朝野清议、舆论、弹劾，与腐败的政府、宦官对抗，形成激烈的流血党争，种下了明朝灭亡的内部因子。
　　另外一部份的明朝流亡者、海盗、商人与士人，以日本为重要根据地，进行活动，连带将日本的经学进一步推展，例如朱舜水以《春秋》为核心的“尊王”、“攘夷”思想，影响了水户学派的政治论调，进而在明治维新引起了重大的思想浪潮。
　　清朝实施文字狱、通过编纂《四库全书》、《明史》等手段对士人进行思想控制，致使经学中较不介入政治的实学与考据路线特别发达。清末基于时代的需求，主张激进改革的公羊家大盛，其中又以常州学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最为有力活跃。两广总督阮元所辑的《皇清经解》，收七十三家，记书一百八十八种，凡一千四百卷。此书是汇集儒家经学经解之大成，是对乾嘉学术的一次全面总结。
　　进入民国后，由于大量的西学、政治运动取代了原来的经学思想，两者的冲击之中，产生了诸多主张，一般而言，全面排斥西学的想法已经不复存在，但仍存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与全面西化的路线争执。胡适就曾说：“儒家经典中，除《论孟》及《礼记》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胡适把《诗经》之类当成文学作品，而不再作为经典。古代经书的权威性逐渐下降，于是经学逐渐式微。
　　此外还必须要提到新儒学。广义的新儒学可以上溯到鸦片战争以来关于儒学变革的所有学说。狭义的新儒学，则是指梁漱溟、张君励、熊十力等人提倡的新儒学。五四运动后梁溯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开始在“新儒学”旗帜下进行儒学研究。
　　目前一般认为，新儒家可分为三代，第一代是1921年至1949年，代表人物为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张君劢、冯友兰、钱穆；1950年至1979年为第二代，代表人物为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第三代是1980年至今，代表人物有成中英、刘述先、杜维明、余英时等。
　　总的说来，新儒学基本上是以儒学的“内圣外王”为立宗之本的，新儒学在思想研究领域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

　　易
　　《易经》究竟产生于什么时候，目前的观点还没有统一，一部分学者考证说，应该是在五千年前，也有的学者认为是在七千年前，而成书的年代则是在商末周初。
　　关于《易经》的起源，传统上则一般认为《易经》起源自“河图、洛书”。传说在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伏羲因此画出了“先天八卦”。
　　殷商末年，周文王被囚禁在羑里，又根据伏羲的“先天八卦”演绎出了“后天八卦”，也就是“文王八卦”，并进一步推演出了六十四卦，并作了卦辞和爻辞。而《易传》是春秋时期的孔子所作。所以《易经》又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意思是说：《易经》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
　　历史上的《易经》，据说本来是有三种，即所谓的“三易”：一曰《连山》，产生于神农时代的《连山易》，是首先从“艮卦”开始的，象征“山之出云，连绵不绝”。二曰《归藏》，产生于黄帝时代的《归藏易》，则是从“坤卦”开始的，象征“万物莫不归藏于其中”，表示万物皆生于地，终又归藏于地，一切以大地为主。三曰《周易》，产生于殷商末年的《周易》，是从“乾、坤”两卦开始，表示天地之间，以及“天人之际”的学问不同。
　　如今，《连山易》和《归藏易》早已经失传，我们现在看到的《易经》也就只有《周易》一种了。
　　关于《易经》的成书时代主要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成书于春秋时期，郭沫若认为，天地对立观念，在中国思想史上出现的很晚；周金文中并无八卦的痕迹，甚至无“地”字；乾坤等字在古书中很晚才出现，足见《易经》不可能早于春秋时期。第二种说法认为成书于西周初年，张岱年根据卦爻辞中的一些故事，如“丧牛于易”，“丧羊于易”，“高宗讨鬼方”，和“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等，推断说，这些故事大都是商和西周的故事，而周成王以后的故事都没有引用，因此，《易经》成书不可能晚于周成王时代。第三种说法认为成书于殷周之际，金景芳等学者认为，《易经》是殷周之际的作品。因为“卦出于筮”，古之巫史逐年总结占筮活动的大量记录，经过筛选整理，最终形成了《易经》。还有的学者从中国思想发展的逻辑进程和殷周之际的社会矛盾中考察《易经》的成书时代，也认为应该是成书于殷周之际。
　　《易经》包括《经》和《传》两大部分。
　　《经》分为《上经》和《下经》。《上经》三十卦，《下经》三十四卦，总共是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是由乾、坎、艮、震、巽、离、坤、兑这八卦重叠演变而来的。每一卦由卦画、标题、卦辞、爻辞所组成。每个卦画都有六爻，爻又分为阳爻和阴爻。阳性称为“九”，阴性称为“六”。从下向上排列成六行，依次叫做初、二、三、四、五、上。六十四个卦画共有三百八十四爻。标题与卦辞、爻辞的内容有关。卦辞在爻辞之前，一般起说明题义的作用；爻辞是每卦内容的主要部分，根据有关内容按六爻的先后层次安排。
　　《传》一共有七种十篇，分别是：《彖》上下篇、《象》上下篇、《文言》、《系辞》上下篇、《说卦》、《杂卦》和《序卦》。古人把这十篇“传”叫做“十翼”，意思是说“传”是附属于“经”的羽翼，即用来解说“经”的内容的。
　　《彖》是专门对《易经》卦名和卦辞的注释。《象》是对《易经》卦名及爻辞的注释。《文言》则专门对乾、坤二卦作了进一步的解释。《系辞》与《彖》、《象》不同，它不是对《易经》的卦辞、爻辞的逐项注释，而是对《易经》的整体评说。它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对《易》的产生、原理、意义、及易卦占法等等方面，全面、系统的说明。它阐发了许多从《易经》本义中看不到的思想，是《易经》的哲学纲领。其内容博大精深，是学《易》的必读之篇。《说卦》是对八卦卦象的具体说明，是研究术数的理论基础之一。《杂卦》则是将六十四卦，以相反或相错的形态、两两相对的综卦和错卦，从卦形中来看卦与卦之间的联系。 　　《序卦》则讲述了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
　　“易”就是“生”，而“生生”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生成过程，没有一刻停息。它并没有由一个“主宰者”来创造生命，而是由自然界本身来不断地生成、不断地创造。天地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以“生生”为基本的存在方式。“易”的这个生成过程，表现的就是宇宙的生生化化。宇宙是从混沌未分的“太极”发生出来的，而后有“阴”、“阳”，再由阴阳两种性质分化出“太阴”、“太阳”、“少阴”、“少阳”等四象，四象又分化为八卦。八卦的八组符号代表着万物不同的性质，据《说卦》的解释：“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说也。” 这八种性质又可以用“天、地、风、山、水、火、雷、泽”的特征来表示。由八卦又分出六十四卦，但并非说到了六十四卦，这个宇宙的生成过程就完结了，实际上仍然可以展开。所以六十四卦最后两卦为“既济”和“未济”，这说明事物发展到最后必然有一个终结，但此一终结却又是另一个新的开始。
　　《易经》是一种人工编码系统。它由阴阳通码卦符组成了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三个不同水平的系统层次，同时配以卦辞和爻辞进行文字说明，有着严密、完美的内码数理结构，是目前所知的上古文明中层次最强、结构最严密的符号系统，也是最早运用系统论的典型。《易经》系统的开放性和兼容性为后世系统论应用树立了典范。
　　《易经》编码遵循严密的相似论、相应论、相关论、相对论规律，运用简单卦符系统对宇宙万物发展演化规律进行摹拟，找到了事物间的抽相关联，比之研究具象关联的现代科学可谓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其中的奥妙至今仍值得深入研究。
　　《易经》编码的阴阳学说及其极变规律、先后天八卦思想对道家影响深远，是道家学说的思想根基，被道家崇为“三玄之一”。
　　《易经》也是儒家中庸之道、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等思想的重要来源，被儒家尊为“群经之首”。
　　《易经》阴阳学说是中医阴阳学说的基础。《易经》的实时定位思想、与时偕行等思想对中医有着至为重要的影响，一人一方、因病成方的治疗原则皆源于此。同时对子午流注、八纲辨证、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等学说的形成都有重要影响。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受《易经》的影响很大。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运用八卦取象的观念，明确了中医用药原则。张仲景《伤寒论》把阴阳学说和太极含三为一发展为六经学说，创立了六经辨证的原则，奠定了临床医学的基础。
　　《易经》对军事理论有直接影响。宋代王应麟在《通鉴答问》中称：“盖易之为书，兵法尽备。”《易经》六十四卦，适合战争机动战略的选择，历史上著名的军事家孙膑、吴起、诸葛亮等，都是根据《易经》的原理来排兵布阵。历史上戚继光抗倭，在创立阵法时也是参考了《易经》的原理。
　　《易经》对武术发展也有很大的启发。《易经》中有“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的辞，说“君子应整治兵器，以防不测”，对习武健身、防身观念的形成有直接影响。八卦掌、太极拳等拳种的理论基础，都直接来自于《易经》的理论。
　　《易经》对建筑学的影响主要和“风水”学说紧密相关，古代的城建布局、建筑设置等都要以《易经》理论为指导，四合院就是阴阳平衡、和谐观念建筑的典型。传统建筑中的“九梁十八柱”等都是从《易经》中获得的灵感，故宫角楼就是这种风格的典型。
　　围棋也是根据《易经》的原理演变而来的游戏，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复杂的游戏之一，当国际象棋大师被电脑击败的今天，计算机在围棋领域甚至无法达到初学者的水平。此外，《易经》在园林、养生、环保、农业等方面都产生过巨大影响，有的至今仍是重要的参考文献。《易经》编码独特的实时定位系统论思想，从根本上打破了现代科学可以“重复”的神话，强调了事物矛盾的特殊性一面，具有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随着科学的发展，其深远意义将日益被证明。
　　《易经》强调的与时偕行的变易思想，是和谐文化、与时俱进等国学传统思想的主要来源。《易经》编码的序结构思想，是已知最早研究事物序结构的典范，比现在的基因排序早了五千多年。同样的卦符，由于序结构不同而有《连山》《归藏》《周易》和《邵氏易》之别。
　　《易经》的实时定位思想，是形成“天人合一”思想的根源，至今对环保，保健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易经》编码的模糊观念，是后世的模糊数学的先躯。《易经》编码所依据的四论对中国文字造字、用字的“六书”有着直接的影响，象形、会意、指事、形声、转注、假借都可以在《易经》的相似论、相应论、相关论、相对论中找到相应的依据。
　　《易经》回答了诸多哲学、天文、预测等方面的问题，是真正的一分为二的观点，比马克思的学说早了几千年。它注重推理和条件约束，没有任何宗教色彩，通过象、数、理的推演，展示了独特的宇宙观，回答了物质、能量、信息、质量转换、辩证法则、整体运动变化、人的意志等纯哲学命题，具有世界观和方法论方面的重要意义。其辩证观念是唯物辩证法的先躯。《易经》预测所利用的偶合律，最早找到偶然性和必然性的完美结合点，是探讨偶然和必然哲学范畴的先声；其二元世界统一论思想，揭示了我们目前所处的宇宙空间的真象，暗示了二元世界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法门。
　　《易经》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非常广泛，可以说是无处不在。对儒家、道家、中医、政治、军事、文化、民俗等诸多文化领域的影响是相当深广，是世界上传承完整、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文化活化石。

　　书
　　《书经》又称《尚书》，《书》，是一部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人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史书。
　　《尚书》记载的内容，上起尧、舜，下至春秋时期的秦穆公，包括了夏、商、周三代。它的内容可分为典、训、诰、誓、命等部分。《尚书》是孔子收集夏商周三代的政治文献后分门别类，从所得的三千多篇中，删削选择了一百二十篇，然后成书的。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在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郡的伏生。伏生本来是秦代的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经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尚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但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抄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的《今尚书》或《今文尚书》。
　　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到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为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也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是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殆尽了。
　　到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到“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的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了十六篇；这被称为《古文尚书》。
　　唐太宗时,孔颖达奉诏撰《尚书正义》,就是用古今文真伪混合的本子。南宋吴棫以后，对其中真伪颇有疑议。明代梅赜作《尚书考异》,清代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等，才将《古文尚书》和孔安国《尚书传》乃属伪造的性质断实。
　　现在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的合编本。
　　《书经》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
　　自汉以来，《书经》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就文学而言，《书经》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这些书都没有流传下来，《汉书•艺文志》已不见著录。叙先秦散文当从《书经》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
　　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到《书经》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书经》。
　　《书经》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三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无逸》篇中周公劝告成王：“呜乎！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写秦穆公打了败仗后，检讨自己没有接受蹇叔的意见时说：“古人有言曰：‘民讫自若是多盘，责人斯无难，惟受责俾如流，是惟艰哉！’我心之忧，日月逾迈,若弗云来!”话语中流露出诚恳真切的态度。
　　此外,《尧典》《皋陶谟》等篇中，还带有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因此，《尚书》在语言方面虽被后人认为“佶屈聱牙”，古奥难读，而实际上历代散文家都从中取得一定的借鉴。
　　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代蔡沈的《书集传》,清代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等。

　　诗
　　《诗经》共收集了三百一十一篇诗歌，其中六篇为笙诗，只有标题，而没有内容，既有标题又有文辞的现存三百零五篇。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大量乐谱都失传了，仅存的歌词则编入了《诗经》。先秦称之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后，才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
　　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只剩下歌词了。
　　《诗经》所录，均为曾经入乐的歌词。《诗经》的体例是按照音乐性质的不同来划分的 ，分为风 、 雅、颂三个部分。《风》是不同地区的地方音乐，多为民间的歌谣。《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十五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共一百六十篇 。根据十五国风的名称及诗的内容大致可推断出这部分诗产生于现在的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和湖北北部等。《雅》是朝廷之乐，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 ，大部分为贵族的作品，即所谓正声雅乐 。《雅》诗是宫廷宴享或朝会时的乐歌，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三十一篇，《小雅》七十四篇，共一百零五篇 。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颂》是宗庙祭祀的乐歌和史诗，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三十一篇，《鲁颂》四篇 ，《商颂》五篇 ，共四十篇 ，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当产生在西周后期至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当产生于春秋时期。从思想性和艺术价值上来看，“三颂”不如“二雅”，“二雅”不如“十五国风”。
　　关于《诗经》的编集，汉代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行人采诗说。《汉书•艺文志》载：“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诗经》三百零五篇的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和诗歌形式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它包括的时间长、地域广，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互异的情况下，如果不是经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产生这样一部诗歌总集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采诗说是可信的。
　　第二种说法是孔子删诗说。《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明代朱彝尊、清代魏源等对此说均持怀疑态度。《诗经》大约成书于公元前六世纪，此时孔子尚未出生；公元前544年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鲁乐工为他所奏的风诗次序与今本《诗经》基本相同，说明那时已有了一部《诗》，此时孔子年仅八岁 。因此近代学者一般认为删诗说不可信。但根据《论语》中孔子所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可知孔子确曾为《诗》正过乐。只不过至春秋后期新声兴起，古乐失传，《诗三百》便只有歌诗流传下来 ，成为今之所见的诗歌总集。
　　第三种说法是献诗说。在周代的时候公卿列士献诗、陈诗，以颂美或讽刺，是有史籍考正的。当时因为天子为了“听政”和“考其俗尚之美恶”，而命诸侯百官献诗。《国语•周语》中说：“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师箴，瞍赋，曚诵。”这主要是为了反映民情，考察政治得失，最终用来维持自己的统治，这也正是《汉书•文艺志》所里说的：“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朱熹在《诗集传》中也认为：“诗”是“诸侯采之贡于天子”。在《汉书•食货志》《礼记•王制》《晋语六》等典籍中也有类似的记载。
　　《诗经》全面地展示了中国周代时期的社会生活，真实地反映了中国奴隶社会从兴盛到衰败时期的历史面貌。其中有些诗，如《大雅》中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等，记载了后稷降生到武王伐纣，是周部族起源、发展和立国的历史叙事诗。
　　有些诗，如《魏风•硕鼠》、《魏风•伐檀》等，以冷嘲热讽的笔调形象地揭示出了奴隶主贪婪成性、不劳而获的寄生本性，唱出了人民反抗的呼声和对理想生活的向往，显示了奴隶制崩溃时期奴隶们的觉醒。
　　有些诗，如《小雅•何草不黄》、《豳风•东山》、《唐风•鸨羽》、《小雅•采薇》等写征夫思家恋土和对战争的哀怨；《王风•君子于役 》、《卫风•伯兮》等则表现了思妇对征人的怀念。它们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西周时期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无穷痛苦和灾难。
　　有些诗，如《周南•芣苢》完整地刻画了妇女们采集车前子的劳动过程；《豳风•七月》记叙了奴隶一年四季的劳动生活；《小雅•无羊》反映了奴隶们的牧羊生活。
　　还有不少诗表现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如《秦风•兼葭》表现了男女之间如梦的追求；《郑风•溱洧》《邶风•静女》表现了男女之间戏谑的欢会；《王风•采葛》表现了男女之间痛苦的相思；《卫风•木瓜》《召南•摽有梅 》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相互馈赠；《庸风•柏舟》《郑风•将仲子》则反映了家长的干涉和社会舆论给青年男女带来的痛苦；另如《邶风•谷风》、《卫风》还抒写了弃妇的哀怨，愤怒谴责了男子的忘恩负义，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
　　《周礼•春官•大师》中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六诗在《毛诗序》中又作六义。其中，风、雅、颂，是指体例分类来说的；赋、比、兴，是就表现手法而言的。
　　关于赋、比、兴，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做了比较确切的解释：“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例如《豳风•七月》、《卫风•氓》都是赋体：前者铺叙了奴隶春耕、采桑、纺织、田猎、造酒、贮藏和准备过冬等一年四季的全部劳动生活，表现了阶级的对立和奴隶们的悲愤之情；后者倒叙了弃妇与氓由恋爱到结婚直至被氓遗弃的悲惨遭遇，表现了弃妇的哀怨和决绝。又如《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都是比体，前者把剥削者比作贪婪的大老鼠；后者把□□无耻的卫宣公比作大癞蛤蟆；二者都寄寓了极大的讽刺之意。另如《周南•关雎 》、《魏风•伐檀》都是兴体：前者以贞鸟雎鸠的“关关”叫声起兴，联想起人的男女之情；后者以奴隶们的“坎坎”伐木声起兴，联想到奴隶主阶级的不劳而获。在《诗经》中，赋、比、兴手法常常是交替使用的，有“赋而比也”，有“比而兴也”，还有“兴而比也”。如《卫风•氓》是赋体，但诗中“桑之未落，其叶沃若，吁嗟鸠兮，无食桑葚”又显然是“兴而比也”。另如《卫风•硕人》，用铺陈的手法描写庄姜美貌，但其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齿如瓠犀，螓首蛾眉 ”传神地表现出庄姜的天生丽质 ，这显然又是“ 赋而比也”。赋、比、兴手法的成功运用，是构成《诗经》民歌浓厚风土气息的重要原因。
　　《诗经》以四言为主，兼有杂言。在结构上多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加强抒情效果。每一章只变换几个字，却能收到回旋跌宕的艺术效果。在语言上多采用双声叠韵、叠字连绵词来状物、拟声、穷貌。“以少总多，情貌无遗”。此外 ，《诗经》在押韵上有的句句押韵，有的隔句押韵，有的一韵到底，有的中途转韵，现代诗歌的用韵规律在《诗经》中几乎都已经具备了。
　　《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光辉起点，在中国以至世界文化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开创了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诗经》的影响还越出中国的国界而走向世界，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很早就传入汉文版的《诗经》。从18世纪开始，又出现了法文、德文、英文、俄文等译本。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的主要用途，一是作为各种典礼仪的一部分，二是娱乐，三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美化语言的作用，特别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摘引《诗经》中的诗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这就是所谓的“赋《诗》言志”。其具体情况在《左传》中多有记载。《论语》记孔子的话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由此可以看出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以及准备进入上层社会的人士，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诗经》的教育还具有政治、道德意义。《礼记•经解》中引用孔子的话说，经过“诗教”，可以导致人“温柔敦厚”。《论语》里记载孔子的话，也说学了《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即学到事奉君主和长辈的道理。按照孔子的意见，“《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就是说，《诗经》中的作品，全部是符合于当时社会公认道德原则的。否则不可能用以“教化”。孔子言其“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就孔子所论来推测当时人对《诗经》的看法，他们所定的“无邪”的范围还是相当宽广的。许多斥责统治黑暗、表现男女爱情的诗歌，只要不超出一定限度，仍可认为是“无邪”即正当的感情流露。第二，尽管如此，《诗经》毕竟不是一部单纯的诗集，它既是周王朝的一项文化积累，又是贵族们日常诵习的对象。所以，虽然其中收录了不少民间的歌谣，但恐怕不可能包含正面地、直接地与社会公认的政治与道德原则相冲突的内容。
　　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是易于记诵和士人普遍熟悉的书，所以到了汉代又得到流传。
　　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齐、鲁、韩三家属今文经学，是官方承认的学派，毛诗属古文经学，是民间学派。但到了东汉以后，毛诗反而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了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

　　三礼
　　礼在中国古代用于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释名》中说：“礼，体也。言得事之体也。”《礼器》中说：“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礼是一个人为人处事的根本。也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标准。所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
　　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在孔子以前已有夏礼、殷礼、周礼。夏、殷、周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已比较完善。
　　在封建时代，礼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礼既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公制礼,典章制度较前代更为完备,发展到了“郁郁乎文哉”的程度，使孔子赞叹不已，宣称“吾从周”。周人本以“尊礼”著称，到了春秋时代,王室衰微，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陪臣执国命,等级制度破坏，统治者内部对于礼任意僭用，礼崩乐坏，所以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但由于周代礼制非常完善、周密，仍为士大夫所向往，力图予以恢复。春秋时代,孔子以前的人，如师服、内史过等，与孔子同时的人，如叔向、晏婴、游吉等，论礼的很多。但论礼最多，并自成体系的首推孔子。礼与仁义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儒家鼓吹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礼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差别性。所以古人指出礼的特征为“别异”或“辨异”。春秋、战国和汉代论礼的人，一致强调礼的作用在于维持建立在等级制度和亲属关系上的社会差异，这点最能说明礼的涵义和本质。荀子说：“人道莫不有辨，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还说：“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礼记》中说：“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又云：“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韩非子说：“礼者……君臣父子之交也，贵贱贤不肖之所以别也。”董仲舒说：礼者“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外内远近新故之级者也。”《白虎通德论》中说：礼所以“序上下、正人道也。”这些话都证明礼是有差别性的行为规范，决非普遍适用于一切人的一般规范。
　　礼既是富于差别性、因人而异的行为规范,所以“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每个人必须按照他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去选择相当于其身份的礼,符合这条件的为有礼,否则就是非礼。举例来说，八佾舞是天子的礼,卿大夫只许使用四佾,鲁季氏以卿行天子之礼,八佾舞于庭,孔子认为非礼,愤慨地说:“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树塞门和反坫是国君所用的礼,管仲采用，孔子批评他不知礼。历代冠、婚、丧、祭、乡饮等礼，都是按照当事人的爵位、品级、有官、无官等身份而制定的，对于所用衣饰器物以及仪式都有繁琐的规定，不能僭用。在家族中，父子、夫妇、兄弟之礼各不相同。夜晚为父母安放枕席，早晨向父母问安，出门必面告,回来必面告,不住在尊者所居的室的西南角，不坐在席的中央,不走正中的道路，不立在门的中央,不蓄私财，是人子之礼。只有通过不同的礼，才能确定家族内和社会上各种人的身份和行为，使人人各尽其本分。“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
　　统治阶级内部和庶人都受礼的约束。所谓“礼不下庶人”，并非庶人无礼，只是说庶人限于财力、物力和时间，不能备礼，更重要的是贵族和大夫的礼不适用于庶人。例如庶人无庙祭而祭于寝。
　　礼的内容繁多，范围广泛，涉及人类各种行为和国家各种活动。《礼记》中说“以之居处有礼故长幼辨也，以之闺门之内有礼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礼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猎有礼故戎事闲也，以之军旅有礼故武功成也。是故宫室得其度……鬼神得其飨，丧纪得其哀，辨说得其党，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可见其范围之广，“君子无物而不在礼矣”。
　　儒家认为，人人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便“礼达而分定”，达到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境地，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的理想社会秩序便可维持了，国家便可以长治久安了。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将如周内史过所说的：“礼不行则上下昏”，而儒家所鼓吹的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了，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因此儒家极端重视礼在治理国家上的作用，提出礼治的口号。孔子说：“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记》说：“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可见礼是封建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的重要工具。“为政先礼，礼其政之本欤！”儒家认为推行礼治即是为政。师服云：“礼以体政”；孔子说：“为国以礼”；晏婴说：“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左传》引君子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女叔齐说：“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荀子说：“国之命在礼”。从这些话里可以充分看出礼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国之治乱系于礼之兴废。所以荀子说：“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王公由之所以得天下也,不由所以陨社稷也”；《礼记》说：治国以礼则“官得其体,政事得其施”，治国无礼则“官失其体,政事失其施”，结论是：“礼之所兴，众之所治也；礼之所废，众之所乱也”。显而易见，放弃礼和礼治，儒家心目中的理想封建社会便无法建立和维持了。

　　仪礼
　　《仪礼》是中国古代记载典礼仪节的书。原来就叫《礼》，汉朝人称为《士礼》，对《礼记》而言，又叫《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仪礼》，比如《晋书•荀崧传》就有请立郑玄《仪礼》博士的话。其实，改称《仪礼》也不无道理，因为《仪礼》十七篇，全是礼仪的详细记录，这书一般光记仪节，不讲礼的意义。
　　《仪礼》是儒家传习最早的一部书。以前人们说这书是周公姬旦做的，不太可信。《史记》和《汉书》都认为出于孔子。《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述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汉书•儒林传》上说孔子“论《诗》则首《周甫》，缀周之礼”。司马迁说《礼》记自孔氏，班固说孔子把周代残留的礼采缀成书。《礼记•杂记下》上也说：“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显然，《仪礼》成书于东周时代。
　　孔子本人是位礼学大家，《史记》上说孔子从小就好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他特别留意各代各国的礼，曾“适周问礼”，注意采辑搜访，《论语•八佾篇》上说“子入太庙每事问”，他时刻是注意礼事的。他编辑的《礼》，是传授弟子们的一项重要课程。这门课程不光是讲授，尤其重视实习。《礼记•射义》上说“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这是在演习《乡饮酒礼》。他在鲁国是这样，周游列国也是这样，《史记•孔子世家》上说，“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于大树下”。可见他颠沛造次都不忘《礼》。
　　《仪礼》一书形诸文字是在东周时期，而其中所记录的礼仪活动，在成书以前早就有了。这些繁缛的登降之礼，趋详之节，不是孔子凭空编造的，而是他采辑周鲁各国即将失传的礼仪而加以整理记录的。宋代学者朱熹说：“《仪礼》不是古人预作一书如此，初间只是以义起，渐渐相袭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极细密周致处，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以成书。”达话是相当精辟圆通的。朱熹这段话的中心意思是：《仪礼》中记载的礼仪的具体细节，早在成书以前就有了，经过长期行用，逐渐充实完善而定型，后来才整理成书。也就是说，《仪礼》一书所反映的礼节形式，不仅有东周时代周鲁各国的，也含有更早一些时候的。因为礼仪也好，礼俗也好，都有很大的因袭性。就拿跪拜礼节来说，它起源于原始社会，盛行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它并没有随封建社会的结束而绝迹。
　　据《孔子世家》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授弟子有好几千人，身通六艺的有七十二人。孔子死后，“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年不绝”。甚至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里，孔门的儒生弟子们对于诗书礼乐的学习也没有中断。《史记•儒林列传》上说，楚汉相争时，刘邦“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秦始皇焚书坑儒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第一次厄运，但这种野蛮措施并没有也不能阻止住诗书礼乐的流传。
　　西汉的史学家司马迁，说他自己亲眼看到“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的情景，而留连忘返。
　　《汉书•儒林传》上说，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而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事萧奋，以授后仓、闾丘卿。仓授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从此传授不断，《汉书》、《后汉书》上都记录了传授关系。到东汉时，学者郑玄给这十七篇礼文作了精当的注解，达既更有助于此书的广泛传习了。
　　现存《仪礼》的篇次，是郑玄采用刘向《别录》所定的次序，即士冠礼第一，士婚礼第二，士相见礼第三，乡饮酒礼第四，乡射礼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礼第七，聘扎第八，公食大夫礼第九，觐礼第十，丧服第十一，士丧礼第十二，既夕第十三，士虞礼第十四，特牲馈食礼第十五，少牢馈食礼第十六，有司彻第十七。
　　据郑玄的《三礼目录》记载，西汉礼家戴德、戴圣传本的篇次都跟刘向所定的篇次不同。有些学者认为，比较起来，戴德传本的篇次更为合理。大戴所传十七篇的顺序是：士冠礼一，婚礼二，土相见三，士丧礼四，既夕五，士虞礼六，特牲馈食礼七，少牢馈食礼八，有司彻九，乡饮酒礼十，乡射礼十一，燕礼十二，大射仪十三，聘礼十四，公食大夫礼十五，觐礼十六，丧服十七。为什么说戴德传本的篇次更为合理呢？《礼记•昏义》上说；“夫礼始于冠，本于昏，重于丧祭，奠于朝聘，和于射乡，此礼之大体也。”戴德传本的篇次大体上就合乎《昏义》上所说的次序。
　　清代学者邵懿辰在他的《礼经通论》里说：“冠昏丧祭射乡朝聘八者，礼之经也。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丧以仁父子，祭以严鬼神，乡饮以合乡里，燕射以成宾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觐以辨上下。”也是赞同戴德传本篇次的。罗振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中着录一石，首行作“乡饮酒第十”，跟郑玄《三礼目录》中所举戴德的篇次吻合，可见汉朝礼学博士们的读本，就是用戴德传本篇次的。不过，郑玄采用的刘向所编定的篇次，也不能说杂乱不合理，这个篇次是用三条线贯穿着的，从成人、成婚到社交活动，从低级贵族到高级贵族，从生到死。排法尽管与大戴不同，系统性也是很鲜明的。
　　《仪礼》一书，记载的是先秦的礼仪制度，时过境迁，它是否已经没有任何价值可言了呢？当然不是。
　　首先，《仪礼》作为一部上古的经典，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此书材料，来源甚古，内容也比较可靠，而且涉及面广，从冠婚飨射到朝聘丧葬，无所不备，犹如一幅古代社会生活的长卷，是研究古代社会生活的重要史料之一。书中记载的古代宫室、车旗、服饰、饮食、丧葬之制，以及各种礼乐器的形制、组合方式等等尤其详尽，考古学家在研究上古遗址及出土器物时，每每要质正于《仪礼》。《仪礼》还保存了相当丰富的上古语汇，为语言、文献学的研究提供了价值很高的资料。《仪礼》对于上古史的研究几乎是不可或缺的，古代中国是宗法制社，大到政治制度，小到一家一族，无不浸润于其中。《仪礼》对宗法制度的的阐述，是封建宗法制的理论形态，要深刻把握古代中国的特质，就不能不求于此。此外，《仪礼》所记各种礼典，对于研究古人的伦理思想、生活方式、社会风尚等，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其次，尽管宋代以后，《仪礼》一书在学术界受到冷落，但在皇室的礼仪制度中，《仪礼》始终是作为圣人之典而受到尊重的。从唐代的开元礼到宋代的《政和五礼新仪》、《大明集礼》，乃至《大清会典》，皇室主要成员的冠礼、婚礼、丧礼、祭礼，以及聘礼、觐礼等，都是以《仪礼》作为蓝本，加以损益而成的。
　　再次，由于佛教的传入，使民间的传统生活习惯发生很大变化，如果听之任之，则中国的传统文化将有全面佛教化的可能。宋代的有识之士如司马光、朱熹等，意识到《仪礼》中的礼制是中国儒家文化的典型，如果它从中国社会彻底消失，那将是儒家文化的彻底消失。他们顺应时势、对《仪礼》进行删繁就简，取精用弘的改革，摘取其中最能体现儒家人文精神的冠、婚、丧、祭诸礼，率先实行，并在士大夫阶层中加以提倡，收到了比较积极的成效。可见，《仪礼》在宋代时还起过捍卫民族文化的作用。
　　最后，《仪礼》在今天还有没有价值可言呢？回答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要恢复《仪礼》的制度，而是说应该利用《仪礼》礼义中的合理内核。《仪礼》中的许多礼仪，是儒家精心研究的结晶，有许多思想至今没有过时。对于这一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应该保持应有的尊重，并以科学的态度加以总结，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所用。今礼之中有古义，人们不自知罢了；古礼也可以今用，这正是我们应该象王安石、朱熹那样认真研究的课题。
　　《仪礼》所记的仪节制度，对后世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冠婚丧祭各种礼节一般都为后世承袭，只是细节上略有增减而已，乡饮酒礼一直到清朝道光年间才因经费问题而废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仪礼》中的丧服篇。从魏晋以迄清末，礼制介入了法制，各个王朝的法典，都是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和立法根据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根据丧服篇中的“五服制度”规定，实行了“准五服以治罪”的原则（《晋书•刑法志》）。可以说，《丧服》是篇极为特殊的历史文献，从干预生活的直接性、深刻性、广泛性、持久性这些方面来讲，简直是无与伦比的。
　　近代学者张洪之曾称，“象传两语，可括《仪礼》全书。礼云：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防患也。”上下之辨，之所以可以概括《仪礼》全书，在于它关乎个体各自的位与德，也是人们谨守各自的职分与修养德业的根据，礼正是通过尊卑上下原则来使社会中的众多个体各安其分的。司马光在对“辨上下”的阐释中，称“履者，人之所履也。民生有欲，喜进务得而不可厌者也，不以礼节之，则贪侈无穷。是故先王作，为礼以治之，使尊卑自等，长幼有伦，然后上下各安其分，而无觊觎之心，此先王制世御俗之方也。”如果说履卦的象辞所阐明是“辨上下”的尊卑原则，那么，是《序卦》所阐明的则是履卦对礼的践履原则。《序卦》称：“物畜然后有礼，故受之以《履》，《履》者，礼也。”这就明确地将履与礼对应起来，《荀子》称“礼者人之所履也”，也正强调了礼的践履原则。
　　随着封建制度的覆灭，《仪礼》及其派生礼典所记录的一系列仪节就失去了社会凭借，从而剥夺了它实践的可能性，但《仪礼》一书的仍然有教高的史料价值。

　　礼记
　　《礼记》是战国至秦汉年间儒家学者解释说明经书《仪礼》的文章选集，是一部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名高足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它典籍。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一百三十一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八十五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四十九篇，称为《小戴礼记》。东汉后期大戴本不流行，以小戴本专称《礼记》而且和《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作了注，于是地位上升为经。
　　《礼记》的内容主要是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实际上，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到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是研究先秦社会的重要资料。
　　《礼记》所包含的儒家思想的史料相当丰富。如果研究早期的儒家思想，需要读《论语》，而如果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儒家思想，就不能不读《礼记》了。读《论语》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确立，读《孟子》《荀子》《礼记》则能够看到儒家学派的发展。从《礼记》这部书里，可以看到儒家对人生的一系列的见解和态度。《王制》《礼运》谈到了儒家对国家、社会制度的设想。如《礼运》展示的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谓大同。”这类光辉的语言，并不因为年长日久而失去亮度，它极为精炼地反映了我们祖先对美满而公正的社会的强烈向往。
　　《礼记》有不少篇章是讲修身做人的，像《大学》《中庸》《儒行》等篇就是研究儒家人生哲学的重要资料。专讲教育理论的《学记》，专讲音乐理论的《乐记》，至今仍然有研读的价值。
　　《曲礼》《少仪》《内则》等篇记录了许多生活上的细小仪节，从中我们可以了解古代贵族家庭成员之间彼此相处的关系。今天看来，这些细节极为繁琐、迂腐、呆板、缺乏生气，不过有些地方，还是可以借鉴的。读了这些篇章，我们可以知道，说中国是个文明礼义之邦，绝不只是个空泛的赞语。
　　《礼记》关于丧祭之类的篇章占了很大的比重。这类文字有四大特点：琐碎、枯燥、难懂、远离今天的生活。可是对于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特别是研究中国宗法制度的人们来说，实在是珍贵的文字资料。其中有很多地方是对《仪礼•丧服》的补充和说明。
　　《礼记》中还有不少专篇是探讨制礼深义的。这类文章是研究儒家礼治思想的重要依据。举例来说，《昏义》是解释《昏礼》制定意义的专篇。一开始就解释为什么要重视婚礼，说“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所以要在家长主持下搞一套隆重礼节。从而得知，结婚一事之所以重要，因为结婚更是家族中的一件庄重的事，而不只是个人的美事。
　　此外，儒家对各种祭礼、丧礼、冠礼、乡饮酒礼、射礼、聘礼等等都有一套解释，也都在《礼记》中有所体现。显然，研究这些有助于全面理解儒家的思想体系。
　　《礼记》全书用记叙文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划，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对中国文化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各个时代的人都从中寻找思想资源。因而，历代为《礼记》作注释的书很多，当代学者在这方面也有一些新的研究成果。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礼记》又名《小戴礼记》，东汉郑玄的《六艺论》、晋代陈邵的《周礼论叙》和《隋书•经籍志》都认为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这是传统的说法。
　　经近代学者研究，断定这种说法有问题。西汉时期立于学官的五经是《易》《书》《诗》《礼》《春秋》。所谓《礼》，指的是《士礼》，也就是晋代以来所称的《仪礼》。先秦礼学家们传习《仪礼》的同时，都附带传习一些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叫做“记”。所谓学所记也。”西汉礼学家们传授《仪礼》的时候，也各自选辑一些“记”，作为辅助材料。它们共同的特点是：一、都是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抄写的；二、附《仪礼》而传习，没有独立成书；三、因为是附带传习的资料，往往随个人兴趣而有所删益，即使是一个较好的选辑本，它的篇数、编次也没有绝对的固定性。
　　西汉的礼学纯属今文学派，尽管礼学家们彼此的学术观点也存在着歧异，但是他们都排斥古文经记，再说当时一些古文经记都藏在皇家秘府，一般人也见不到。西汉末期，掌管校理古文经籍的刘歆，建议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列为官学，结果遭到学官博士们的一致反对，刘歆斥责他们“抱残守缺”。内此可以推知，西汉礼学家们各自选辑的“记”，不会也不可能收进他们所排斥的而当时尚未行世的古文经记。可是由东汉中期传留至今的《礼记》中，就羼进了古文学派的文字。比如“记”，就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这种记，累世相传原是很多的，不是一人一时之作。到了西汉时期，礼家传抄的记就不多了。东汉史学家班固在他的《汉书•艺文志》礼家项目中说：“《记》百三十一篇。“《奔丧》《投壶》就是逸《礼》中的两篇。因此，不能说今天所见的这部《礼记》是西汉礼学家戴圣编定的。
　　西汉平帝时期，王莽当政，把《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立于学官，此后大力推行古文经学二十多年。东汉王朝建立后，立经十四博士，都是今文经学，《礼》的方面，立的是大戴、小戴两家，把王莽时期所立的各种古文经学再次排斥在官学之外。虽然如此，由于古文经学已大兴于世，从总的情况来看，今文古文两个学派日趋混同。东汉时期的大多数今文学派的礼学家，为了适应皇朝的礼制需要，为了自己的功名利禄，不再甘心“抱残守缺”地传习《士礼》，而致力于“博学洽闻”，从而在资料的汇辑上也趋向并蓄兼收。因此西汉经师们选编传抄下来的各种选辑本，经过东汉经师之手，自然不免羼进了一些已经行世的古文记。
　　经过长时期的流传删益，到东汉中期大多数“记”的选辑本先后被淘汰，而形成和保留了八十五篇本和四十九篇本。前者篇数多，遂名之为《大戴礼记》；后者篇数少，遂名之为《小戴礼记》。其实这两个“记”的选辑本，都不是大戴（戴德）小戴（戴圣）各自附《仪记》而传习的“记”的选辑本的原貌。
　　东汉学者郑玄给东汉中期定型的收有四十九篇的“记”的选辑本——《礼记》做了出色的注解，这样一来，使它摆脱了从属《仪礼》的地位而独立成书，渐渐地得到了一般士人的尊信和传习。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关《礼记》的著作。到了唐朝，国家设科取士，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近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所以即使它比《仪礼》的字数多近一倍，还是攻习《礼记》的人多。到了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被提高，汉朝的五经里有《仪礼》而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有《礼记》而没有《仪礼》。于是《仪礼》日趋衰落了。
　　从西汉到明清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礼记》越来越受重视，而《仪礼》越来越被漠视呢？因为《仪礼》记的是一大堆礼节单子，枯燥乏味，难读难懂，又离现实生活较远，社会的发展使它日益憔悴而丧失了吸引力。而《礼记》呢？它不仅记载了许多生活中实用性较大的细仪末节，而且详尽地论述了各种典礼的意义和制礼的精神，相当透彻地宣扬了儒家的礼治主义。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使封建统治阶级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是维护统治秩序和获得“长治久安”的不容忽视的大政方针。这就是《礼记》所以受到历代王朝的青睐，以至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
　　《礼记》由多人撰写，采自多种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采用归类方法进行研究。东汉郑玄将49篇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分为五类：一通论礼仪和学术，有《礼运》《经解》《乐记》《学记》《大学》《中庸》《儒行》《坊记》《表记》《缁衣》等篇。二解释《仪礼》17篇，有《冠义》《昏义》《乡饮酒义》《射义》《燕义》《聘义》《丧服四制》等篇。三记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杂事，有《孔子闲居》《孔子燕居》《檀弓》《曾子问》等。四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有《王制》《曲礼》《玉藻》《明堂位》《月令》《礼器》《郊特牲》《祭统》《祭法》《大传》《丧大记》《丧服大记》《奔丧》《问丧》《文王世子》《内则》《少仪》等篇。五为《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

　　周礼
　　《周礼》是一部通过官制来表达治国方案的著作，内容极为丰富。《周礼》六官的分工大致为：天官主管宫廷，地官主管民政，春官主管宗族，夏官主管军事，秋官主管刑罚，冬官主管营造，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上古文献中实属罕见。
　　《周礼》所记载的礼的体系最为系统，既有祭祀、朝觐、封国、巡狩、丧葬等等的国家大典，也有如用鼎制度、乐悬制度、车骑制度、服饰制度、礼玉制度等等的具体规制，还有各种礼器的等级、组合、形制、度数的记载。许多制度仅见于此书，因而尤其宝贵。
　　《周礼》面世之初，不知什么原因，连一些身份很高的儒者都没见到就被藏入秘府，从此无人知晓。直到汉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府所藏的文献，才重又发现此书，并加以著录。刘歆十分推崇此书，认为出自周公手作，是“周公致太平之迹”。东汉初，刘歆的门人杜子春传授《周礼》之学，郑众、贾逵、马融等鸿儒皆仰承其说，一时注家蜂起，歆学大盛。
　　遗憾的是，如此重要的一部著作，却无法确定它是哪朝哪代的典制。此书名为《周官》，刘歆说是西周的官制，但书中没有直接的证明。更为麻烦的是，西汉立于学官的《易》《诗》《书》《仪礼》《春秋》等儒家经典，都有师承关系可考，《汉书》的《艺文志》、《儒林传》都有明确的记载，无可置喙。而《周礼》在西汉突然被发现，没有授受端绪可寻，而且先秦文献也没有提到此书，所以，其真伪和成书年代问题成为聚讼千年的一大公案。历代学者为此进行了旷代持久的争论，至少形成了西周说、春秋说、战国说、秦汉之际说、汉初说、王莽伪作说等六种说法。古代名家大儒，以及近代的梁启超、胡适、顾颉刚、钱穆、钱玄同、郭沫若、徐复观、杜国庠、杨向奎等著名学者都介入了这场讨论，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作为主流派的意见，古今判若两途。古代学者大多宗刘歆、郑玄之说，认为是周公之典。清代著名学者孙诒让认为，《周礼》一书，是自黄帝、颛顼以来的典制，“斟酌损益，因袭积累，以集于文武，其经世大法，咸稡于是”，是五帝至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经世大法的集粹。古代学者以五帝、三代为圣明之世、至治之极，其后则是衰世。周公是五帝三代的集大成者，古人将《周礼》的著作权归之于周公是十分自然的事。
　　近代学者大多反对古人的这种历史观。从文献来看，比较集中地记载先秦官制的有《尚书》的《周官》篇和《荀子》的《王制》篇，《周官》已经亡佚。最初曾有人认为，《周礼》原名《周官》，应当就是《尚书》的《周官》篇。但是，《尚书》二十八篇，每篇不过一、二千字，而《周礼》有四万余字，完全不像是其中的一篇。《荀子•王制》所记官制，大体可以反映战国后期列国官制的发达程度，但是总共只有七十多个官名，约为《周礼》的五分之一，而且没有《周礼》那样的六官体系。《春秋》《左传》《国语》中有不少东周职官记载，但没有一国的官制与《周礼》相同。从西周到西汉的每一个时期都可以找到若干与《周礼》相同的官名，但谁也无法指认出与《周礼》职官体系一致的王朝或侯国。
　　近代学者在文献学研究的基础上辅之以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研究等手段，对《周礼》进行更为广泛、深入的研究。目前，多数学者认为《周礼》成书年代偏晚，约作于战国后期。持其它意见的学者也不少，彼此争论很激烈。争论的实质，是对于古代社会的认识，即《周礼》所描述的是怎样一种性质的社会？它的发展水平究竟与西周、春秋、战国、秦、西汉的千年历史中的哪一段相当？由于涉及的问题太复杂，所以《周礼》的成书年代问题至今没有定论。
　　《周礼》作者的立意，并非要实录某朝某代的典制，而是要为千秋万世立法则。作者希冀透过此书来表达自己对社会、对天人关系的哲学思考，全书的谋篇布局，无不受此左右。儒家认为，人和社会都不过是自然精神的复制品。战国时期，阴阳五行的思想勃兴，学术界盛行以人法天之风，讲求人与自然的联系，主张社会组织仿效自然法则，因而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之说。《周礼》作者正是“以人法天”思想的积极奉行者。
　　《周礼》以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等六篇为间架。天、地、春、夏、秋、冬即天地四方六合，就是古人所说的宇宙。《周礼》六官即六卿，根据作者的安排，每卿统领六十官职。所以，六卿的职官总数为三百六十个。众所周知，三百六十正是周天的度数。《周礼》原名《周官》，此书名其实就是“周天之官”的意思。作者以“周官”为书名，暗含了该书的宇宙框架和周天度数的布局，以及“以人法天”的原则。其后，刘歆将《周官》更名为《周礼》，虽然有抬高其地位的用心，但却是歪曲了作者的本意。
　　在儒家的传统理念中，阴、阳是最基本的一对哲学范畴，天下万物，非阴即阳。《周礼》作者将这一本属于思想领域的概念，充分运用到了政治机制的层面。《周礼》中的阴阳，几乎无处不在。《天官•内小臣》说政令有阳令、阴令；《天官•内宰》说礼仪有阳礼、阴礼；《地官•牧人》说祭祀有阳祀、阴祀等等。王城中“面朝后市”、 “左祖右社”的布局，也是阴阳思想的体现。南为阳，故天子南面听朝；北为阴，故王后北面治市。左为阳，是人道之所向，故祖庙在左；右为阴，是地道之所尊，故社稷在右。如前所述，《周礼》王城的选址也是在阴阳之中。所以，钱穆先生说，《周礼》“把整个宇宙，全部人生，都阴阳配偶化了”
　　战国又是五行思想盛行的时代。阴、阳二气相互摩荡，产生金、木、水、火、土五行。世间万事万物，都得纳入以五行作为间架的体系，如东南西北中等五方，宫商角徵羽等五声，青赤白黑黄等五色，酸苦辛咸甘等五味，等等。五行思想在《周礼》中也得到了重要的体现。在《周礼》的国家重大祭祀中，地官奉牛牲、春官奉鸡牲、夏官奉羊牲、秋官奉犬牲、冬官奉豕牲。众所周知，在五行体系中，鸡为木畜，羊为火畜、犬为金畜、豕为水畜、牛为土畜。《周礼》五官所奉五牲，与五行思想中五畜与五方的对应关系完全一致，具有明显的五行象类的思想。与此相呼应，地官有“牛人”一职，春官有“鸡人”一职，夏官有“羊人”一职，秋官有“犬人”一职，冬官有“豕人”一职。
　　综上所述，《周礼》是一部以人法天的理想国的蓝图。这样说，丝毫不意味着《周礼》中没有先秦礼制的基础。恰恰相反，作者对前代的史料作了很多吸收，但并不是简单地移用，而是按照其哲学理念进行某些改造，然后与作者创新的材料糅合，构成新的体系。
　　蕴涵于《周礼》内部的思想体系，有着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战国时代百家争鸣，诸家本各为畛域，《易》家言阴阳而不及五行，《洪范》言五行而不及阴阳；儒家讳论法治，法家讥谈儒学。阴阳与五行，经由邹衍方始结合；儒与法，经由荀子才相交融。儒、法、阴阳、五行的结合，肇于战国末期的《吕氏春秋》。《周礼》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法、阴阳、五行诸家，呈现出“多元一体”的特点。其精致的程度，超过《吕氏春秋》，因而其成书年代有可能在《吕氏春秋》之后，而晚至西汉初年。

　　三传
　　《春秋》，又称《麟经》，《麟史》。是鲁国的编年史，经过了孔子的修订。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一书的史料价值很高，但不完备，王安石甚至说《春秋》是“断烂朝报”。
　　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
　　《春秋》中的文字非常简练，事件的记载很简略，但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它所记鲁国十二代的世次年代，完全正确，所载日食与西方学者所著《蚀经》比较，互相符合的有30多次，足证《春秋》并非古人凭空虚撰，可以定为信史。然而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它在文字上难免有论脱增窜之类的问题。
　　《春秋》最初原文仅只18000多字，现存版本则只有16000多字。在语言上极为精练，遣词井然有序。
　　就因为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公羊高的《春秋公羊传》，谷梁赤的《春秋谷梁传》合称为《春秋三传》，并被列入儒家经典。现在的《春秋》原文一般合编入《左传》作为“经”，《左传》新增的内容作为“传”。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为春秋作传者共有五家：《左氏传》30卷；《公羊传》11卷；《谷梁传》11篇；《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其中后两种已经失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与左传有很大的不同。公羊传和谷梁传讲“微言大义”，希望试图阐述清楚孔子的本意，有人认为有些内容有牵强附会的嫌疑。左传以史实为主，补充了《春秋》中没有记录的大事，一些纪录和《春秋》有出入，所以有些人认为左传的史料价值大于公羊传和谷梁传。
　　至迟自西周起，就有太史记载国家大事；在每一季的开始，一般要写“春”到“秋”四季的季节。但古人重视春季和秋季，因此把国史记载叫做《春秋》，这可能是“春秋”作为史书名的缘由。现存的《春秋》，从鲁隐公记述到鲁哀公，历十二代君主，计二百四十四年（依《公羊传》和《谷梁传》载至哀公十四年止，为二百四十二年，《左传》多二年），它基本上是鲁国史书的原文。
　　相传《春秋》之书出于孔子之手，旧时有“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之说。但后世亦有不同说法，清人袁谷芳《春秋书法论》说：《春秋》者，鲁史也。鲁史氏书之，孔子录而藏之，以传信于后世者也。石韫玉《独学庐初稿•春秋论》也说：《春秋》者，鲁史之旧文也。《春秋》共十二公之事，历二百四十年之久，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此数十人者，家自为师，人自为学，则其书法，岂能尽同？虽然春秋之作者有争议，但其经过孔子之手修而改之，则无大异。
　　事实上，春秋作为一鲁国的史书，其作用早已超出史书范围，春秋用词遣句“字字针贬”成为独特的文风，被称为春秋笔法，为历代史家奉为经典。《春秋》所记，是二百四十多年的春秋各国大事，目前所存全文，不过一万六千多字，但据曹魏时的张晏和晚唐时人徐彦引《春秋说》，都说是一万八千字（张说见《史记•太史公自序•集解》引，徐说见《公羊传•昭公十二年疏》引），可见《春秋》原文，从三国以后脱落了一千多字。
　　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一部蕴涵着作者深刻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这是从先秦孟、荀史书到两汉马、班诸家一致的正确看法。两汉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学者多受古文经学门户之见的影响，错误地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并由此引发了长期以来聚讼纷纭的《春秋》性质之争。
　　围绕《春秋》是历史学著作还是政治学著作这一问题，千余年来先后形成了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春秋》为政治学著作，持此说者如清人皮锡瑞，近人徐复观、吕思勉、胡适等；第二种观点认为《春秋》是历史学著作，古文经学家如晋人杜预，近人钱玄同、顾颉刚、刘节等人坚持这种看法；第三种观点认为《春秋》“亦经亦史”，持此说者如钱穆、雷戈。就“亦经亦史”的说法，钱穆认为《春秋》是一部“亦经亦史的一家言”，理由是古无经、史的区别，经、史之分是后代才有的观念，“若我们定要说《春秋》是经非史，这实在只见其为后代人意见，据之以争古代之著作，未免搔不着痛痒”。
　　关于孔子“作春秋”的原因，史记中是这样记载的：“余（太史公）闻董生曰：‘周道衰废，孔子为鲁司寇，诸侯害之，大夫壅之。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 子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司马迁对《春秋》极为推崇：“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学术界对于《春秋》的史学价值存在质疑。胡适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实事的评判。”徐复观先生也说：“可以断定孔子修《春秋》的动机、目的，不在今日所谓‘史学’，而是发挥古代良史，以史的审判代替神的审判的庄严使命。可以说，这是史学以上的使命，所以它是经而不是史。”
　　然而史料记载中并没有对《春秋》的历史记载产生过怀疑。杜预在《春秋左传集解•序》中说：“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朱熹说：“圣人作《春秋》，不过直书其事，善恶自见。”
　　春秋记史的笔法与史记不同。司马迁明确指出：”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而君比之于春秋，谬矣。”但春秋的“微言大义”并不意味着其“言”是失实的。张京华有这样的评价：“如果说‘良史’、‘实录’代表了古代史学的基本原则，‘微言大义’则是代表了古代史学的最高境界。”也许正因如此，《左传》才会说：”《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
　　《春秋》虽然不是历史学著作，但却是可贵的史料著作，因而对于研究先秦历史、尤其对于研究儒家学说以及孔子的思想意义重大。因此，从史料学的角度利用《春秋》不仅符合《春秋》性质的本来，而且比将它视为“断烂朝报”的历史学著作更具价值。先秦诸子著作无一属于史学著作，却都是今人研究古史所必需的史料，《春秋》的史实和大义因“三传”而明，这实在是它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左传
　　《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说：“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但并无任何依据。此后，有些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叶梦得认为作者为战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认为是战国时的楚人；朱熹认为是楚左史倚相之后；项安世认为是魏人所作；程端学认为是伪书。清朝的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仍然以严谨的史料为依据，认为是左丘明所著。清末康有为断言它是西汉末刘歆伪造。但在刘歆以前《左传》已被许多人抄撮或征引过，故康氏之说也难成立。今人童书业则认为是吴起所作，但吴起的性情与左传截然不同；赵光贤认为是战国时鲁国人左氏所作。但当代学者多认为是战国初年左丘明所作。现在一般认为《左传》非一时一人所作，成书时间大约在战国中期（公元前4世纪中叶），是由战国时的一些学者编撰而成，其中的主要部分可能是左丘明所写。
　　左丘明，姓左丘，名明（一说姓丘，名明，左乃尊称），春秋末期鲁国人。左丘明知识渊博，品德高尚，孔子曾言与其同耻。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太史司马迁称其为“鲁之君子”。左丘明出身的家族世代为史官，曾与孔子一起“乘如周，观书于周史”，据有鲁国以及其他封侯各国大量的史料，所以依《春秋》著成了中国古代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史《左传》，和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别史《国语》，成为史家的开山鼻祖。《左传》重记事，《国语》则重记言。
　　《左传》记事年代大体与《春秋》相当，只是后面多出了十七年。与《春秋》的大纲形式不同，其内容记述了这一时期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大事件和有关言论，以及天道、鬼神、占卜、占梦之事等；作者对凡是可以借鉴和劝诫的都进行了记载。
　　《左传》是记录春秋时期社会状况的重要典籍。取材于王室档案、鲁史策书、诸侯国史等。记事基本以《春秋》鲁十二公为次序，内容包括诸侯国之间的聘问、会盟、征伐、婚丧、篡弑等，对后世史学、文学都有重要影响。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
　　《左传》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它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它补充并丰富了《春秋》的内容，不但记鲁国一国的史实，而且还兼记各国历史；不但记政治大事，还广泛涉及社会各个领域的“小事”；一改《春秋》流水账式的记史方法，代之以有系统、有组织的史书编纂方法；不但记春秋时史实，而且引征了许多古代史实。这就大大提高了《左传》的史料价值。
　　《左传》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经学通论•春秋》评论说：左氏叙事之工，文采之富，即以史论，亦当在司马迁、班固之上，不必依傍经书，可以独有千古。
　　《左传》有鲜明的政治与道德倾向。其观念较接近于儒家，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可以看出这是春秋战国时代一种重要的思想进步。 　　作者要求担负有领导国家责任的统治者，不可逞一己之私欲，而要从整个统治集团和他们所拥有的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问题，这些地方都反映出儒家的政治理想。《左传》本不是儒家经典，但自从它立于学官，后来又附在《春秋》之后，于是逐渐被儒者当成经典。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和文学的最高成就，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
　　《左传》是一部集大成式的史学巨著。不仅是历史著作，也是一部非常优秀的文学著作，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相斫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其声律兼有诗歌之美，言辞婉转，情理深入，描写入微，是中国最为优秀的史书之一。
　　《左传》受到学界重视是在魏晋时期，先后有服虔、杜预为其作注解，以后成为研究《春秋》的重要典籍。
　　《左传》虽不是文学著作，但从广义上看，仍可说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表现出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其中关于战争的描写，尤其写得出色。作者善于将每一战役都放在大国争霸的背景下展开，对于战争的远因近因，各国关系的组合变化，战前策划，交锋过程，战争影响，以简练而不乏文采的文笔写出，且行文精炼、严密而有力。这种叙事能力，无论对后来的历史著作还是文学著作，都是具有极重要意义的。且注重故事的生动有趣，常常以较为细致生动的情节，表现人物的形象。《左传》对后世的《战国策》《史记》的写作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形成了后来文史结合的史学传统。

　　公羊传
　　《春秋公羊传》，又称《公羊春秋》，简称《公羊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撰。据何休《公羊传序》、徐彦《疏》引戴宏《序》说，该书系由孔子弟子子夏传给公羊高，公羊高子孙继续口耳相传，到汉景帝时始由公羊寿与胡毋生(子都)写定。该书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多牵强附会之处，因董仲舒的宣扬而较流行，是研究战国至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公羊传》作为儒家经典，备受历代统治者的推崇，长期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教科书和科举取士的考试内容。在唐代被定为小经，在宋代被定为中经。并被列入十三经中。
　　《公羊传》的主要精神是宣扬儒家思想中拨乱反正、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要无情镇压的一面，为强化中央专制集权和大一统服务。《公羊传》尤为今文经学派所推崇，是今文经学的重要典籍，历代今文经学家都常用它作为议论政治的工具。它也是研究战国、秦、汉间儒家思想的重要资料。
　　《公羊传》作为今文学派的中坚，有独特的理论色彩。主要有三项：一、政治性。讲“改制”，宣扬“大一统”，拨乱反正，为后王立法。二、变易性。它形成了一套“三世说”历史哲学理论体系。《公羊传》讲“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是其雏形。董仲舒加以发挥，划分春秋十二公为“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表明春秋时期242年不是铁板一块，或凝固不变，而是可按一定标准划分为不同的阶段的。
　　《公羊传》的“三世说”：“所传闻世”是“据乱世”，“内其国外其夏”；“所闻世”是“升平世”，“内诸夏外夷狄”；“所见世”是“太平世”，“夷狄进至于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
　　今文家的这种认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们所“描述”的历史运动，并不符合史实但却符合“理想”。从春秋“本然”的历史来看，“三世说”的诬妄显而易见。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中即指出：“此三世之说殊难稽信也。事实上春秋时愈降则愈不太平，政乱民苦无可告诉，可谓太平乎？”
　　至少从汉代起，今文公羊家已经对于人类历史运动的规律性进行了富有想象力的探讨。根据公羊家的论述，人类历史的演进，从“据乱世”进入相对平和稳定的“升平世”，再到“太平世”，是一条“理想”的社会发展轨迹。在这套理论中，蕴涵着“历史的运动是有规律的”这样一种可贵的思想胚芽。第二，“三世说”在本质的规定性上是循环论的。但在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三世”循环的范围内，又存在着一个不断“向前”发展的序列，因而也就是一个“进化”的序列。
　　何休注《公羊传》，更糅合了《礼记•礼运》关于大同、小康的描绘，发展成为具有一定系统性的“三世说”历史哲学，论证历史是进化的，变易和变革是历史的普遍法则。何休进一步发挥为：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於所传闻之世，见治起於衰乱之中，用心尚粗糙，故内其国而外诸夏；……於所闻之世，见治升平，内诸夏而外夷狄；……至所见之世，著治太平，夷狄进至於爵，天下远近大小若一。……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
　　照何休的解释，春秋242年的历史，经过了所传闻的衰乱世、所闻的升平世，和所见的太平世这样三个阶段。而所以会是三个阶段者，盖由于“礼”是尚三的等等。这是何休的历史进化论，公羊传本身并没有这么多意思。自东汉以后，封建社会结构趋于稳定，主张“尊古”的古文经学更适于作为政治指导思想，取代了主张“改制”、“变易”的今文学说的尊崇地位。今文公羊学说从此消沉一千多年，迄清中叶方被重新提起。
　　《公羊传》写定于汉初，系用汉代通行的隶字书写，它是今文经学中富有理论色彩的代表性典籍。公羊学者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借春秋242年史事以表示自己的政治观点，处处包含着“微言大义”。这同古文学派认为《春秋经》是一部历史著作不同。
　　汉初传《公羊》有三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公孙弘亦颇受焉。”在这三家中，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即他对《公羊》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但始终只是《公羊学》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学的唯一宗师。特别是，东汉《公羊》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著《公羊解诂》中，明确胡毋生是《公羊》宗师，而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
　　西汉初期，时代需要封建大一统的政治思想。《公羊春秋》就是齐学学者对孔子《春秋》改造的结果，因而受到了汉武帝的重视。汉景帝时，胡毋生和董仲舒被招为博士。二人同业《公羊春秋》，董仲舒曾著书称其德。正是董仲舒、胡毋生为代表的齐学学者将儒学理论改造成了符合大一统需要的新儒学，才取得汉武帝欣赏，获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学术统治地位。
　　胡毋生弟子众多，有名的除公孙弘外，还有兰陵褚大、东平嬴公、广川段仲、温之吕步舒。后来，又有齐人任公、贡禹、管路、左咸、鲁眭孟、颜安乐、严彭祖等均以治《春秋公羊传》得显。
　　《公羊春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东汉的何休、唐代的徐彦、清代中后期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直到近代维新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是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
　　《公羊传》的历史思想比《谷梁传》更为丰富，其影响也更深远。在汉代，公羊学大显于世。魏晋以后虽经一千多年的消沉，至鸦片战争前后却重新复兴，而且风靡一时，成为近代维新运动的思想武器，并且是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思想界接受西方进化论的思想基础。
　　总括来说，《公羊传》的历史哲学具有政治性、变易性和可比附性三大特点，在儒家经典中并不多见。其中的“大一统”主张，对统一封建社会起了促进作用。
　　今本《公羊传》的体裁特点，是经传合并，传文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大义，与《左传》以记载史实为主不同。《公羊传》的特点是重在释经。所谓释经，就是研究《春秋》的用词、造句，探求经文中隐含的“微言大义”，探寻孔子在编撰《春秋》时的思想感情。《公羊传》在释经时，从《春秋》所载的各条大事出发，引申开去，阐释经义，但也不完全紧扣经文，有时是以发表自己的见解为主，这些见解就构成《公羊传》的主要内容。

　　谷梁传
　　《谷梁传》是《谷梁春秋》或者《春秋谷梁传》的简称，是为《春秋》作注解所著，起于鲁隐公元年，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其作者相传是子夏的弟子，战国时鲁人谷梁赤（赤或作喜、嘉、俶、寘）。起初也为口头传授，至西汉时才成书。东晋范宁撰《春秋谷梁传集解》，唐朝杨士勋作《春秋谷梁传疏》，清朝钟文烝所撰《谷梁补注》为清代学者注解《春秋谷梁传》的较好注本。
　　《春秋谷梁传》一般认为属于“今文经”。全书正文两万三千多字，采用问答体解说《春秋》，重点在阐述经义即《春秋》的政治意义，与《公羊传》大抵同调，但在个别具体问题上也有歧异。如鲁僖公四年《春秋》记：齐桓公伐楚，“楚屈完来盟于师”。《公羊传》称：“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主也。……与桓公为主，序绩也。”肯定了齐桓公取得的重大成绩。《春秋谷梁传》却说：“来者何？内桓师也。……于召陵，得志乎桓公也。得志者，不得志也，以桓公得志为仅矣。”认为齐桓公成就有限，楚仍桀骜不驯，所论很不相同。
　　由于《春秋》言辞隐晦，表述过于简约，给后人学习带来诸多不便。为了更好地表现《春秋》经文的内容大义，很多学者为其著文诠释，以补原书之不足。据《汉书•文艺志》记载，汉代传注《春秋》的有五家。后来《邹氏传》11卷，《夹氏传》11卷亡佚，只有《左氏传》、《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流传至今，所以被称为“《春秋》三传”。
　　《谷梁传》在战国时一直是口耳相传的。据唐朝人的说法，最初传授《春秋谷梁传》的，是一个名叫谷梁俶的人，他一名赤，字元始，说是曾受经于孔子的弟子子夏。但据后人考证，《春秋谷梁传》中曾引“谷梁子曰”，竟然自己称引自己；又引“尸子曰”，尸子是战国中期一位思想家，可见唐人说法不一定可靠。书中还有引用公羊子的话并加以辩驳的情况，因此有人认为它成书要较《公羊传》为晚。
　　同样解释《春秋》，《左传》主要是阐述史事，是一部史书，《谷梁》则与《公羊》体例相同，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解说《春秋》的旨意，是阐明儒家思想的一部经书。《公羊》着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强调尊王攘夷、大一统的思想，与现实政治配合较密切；《谷梁》则主要以文义阐发《春秋》经文，较为谨慎，认为应该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主张贵义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邪，成人之美而不成人之恶。因此宋代的《春秋》学家胡安国曾说：“其事莫备于《左氏》，例莫明于《公羊》，义莫精于《谷梁》。”
　　《谷梁传》与《左传》、《公羊传》一样，最初与《春秋》也是“别本单行”的。到晋朝范宁作集解，就把经传合为一书。后来唐朝杨士勋又进一步为之作疏，称《春秋谷梁传注疏》，共二十卷。清代也有好几家为《春秋谷梁传》作注的。较通行的本子是清代中期阮元的《十三经注疏》。
　　《谷梁传》解释《春秋》的用辞和书法，体现出一种准确、凝炼的文风。例如，《谷梁传》庄公七年，对经文“夏四月辛卯，昔，恒星不见”，有细致的解释，反映了中国史学史上的好传统。
　　同《公羊传》相比较，《谷梁传》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它强调礼乐教化，力主仁德之治，而这恰恰适应了西汉后期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汉武帝死后，随着战争机制的解体和人民要求安居乐业的呼声高涨，与《公羊》有密切关系的刑名法术之士遭到朝野上下的普遍反对和斥责。昭帝时，议盐铁而罢榷酤，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生产得到迅速恢复，社会矛盾趋于缓和。宣帝即位后，要求“稽古礼文”，实行礼乐教化和仁德之治，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态，成了大夫众口一辞的呼声和为政治民的准则。
　　在《谷梁传》中，称引古礼之处比比皆是，如《隐公元年》载：“礼，赗人之母则可，娼人之妾则不可。”《隐公二年》云：“礼，妇人谓嫁曰归，反曰来归，从人者也。”《桓公三年》：“礼，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门，诸母兄弟，不出阙门。”《谷梁传》屡屡高扬传统礼仪，倡导礼乐教化，贬斥非礼行为。清代钟文说：“《谷梁》多特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与夫贵礼贱兵，内夏外夷之旨。”
　　从重民的思想出发，《谷梁传》力主仁德之治。它明确指出，“民者，君之本也“，认为那些昏君暴主败亡出奔，“民如释重负”。对那些爱护百姓，在志民生的圣主明君，《谷梁传》认为《春秋》是予以褒美的。在《僖公三年》，它连连称道鲁禧公“有志乎民”，表明经文有赞扬之意。同时，《谷梁传》又认为对那些只顾个人享乐，不顾百姓死活的君主，《春秋》是予以讥斥的。《春秋•成公十八年》：“筑鹿囿。”《谷梁传》说：“筑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薮泽之利，所以与民共也，虞之，非正也。”就是说，鲁成公筑囿以为虞猎之地，是夺民利，是不正确的。
　　汉宣帝在《谷梁》学的兴盛中起了重要作用。宣帝喜欢读《申子•君臣篇》，“颇修武帝故事”，曾拒绝王吉“述旧礼，明王制”的建议，反对太子刘奭专用德教儒术，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因而后世常以武宣帝并称。但另一方面，宣帝“贝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注意采取措施抚恤百姓，济贫救难，多次颁布假民公田、减免租税、赈贷种食的诏令，要求地方官“谨牧养民而风德化”，并革除弊政，澄清吏治，平理弄狱，废除了武帝时的许多严刑峻法。宣帝意识到礼乐教化的重要作用，注意加强传统礼仪对社会的控制力量，使“海内兴于礼让”。
　　在力主礼治的同时，《谷梁传》还强调宗法情谊，这可以利用来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刘汉宗室内部的矛盾。这是《谷梁》学在汉代一度兴盛的又一原因。
　　《公羊传》虽有强调宗法伦常的内容，但它更多地是要求大义灭亲，对乱臣贼子进行毫不留情的镇压。《谷梁传》则不然。在解释《春秋•昭公八年》“陈侯之弟招杀陈世子偃师”时，《谷梁传》认为，称招为弟，不合王朝礼制，但《春秋》为显其恶，特意如此，以说明招对骨肉之亲的极端残忍。这些内容，在宣帝之世有着某种现实意义。
　　对汉宣帝这样以较疏远宗法关系入继大统的皇帝来说，要长期稳住自己的宝座。在注重宗法情谊的同时，又要强调尊王思想。《谷梁传》中尊王思想的存在，也是《谷梁》学兴盛一时的一个原因。
　　在史实记载上，《谷梁传》远不及《左传》丰富，但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反映春秋时期社会情况的宝贵史料。其他可与《左传》相补充的史实还有不少，诸如：《谷梁传》僖公二年记虞师晋师灭夏阳，僖公十九年记“梁伯湎于酒，淫于色，心昏，耳目塞”，最后导致梁亡，等等。
　　《谷梁传》对于史学发展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思想方面所产生的影响。《谷梁传》主张“著以传著，疑以传疑”，指出历史家应遵从忠实记载史实的原则，并能够将这一原则贯彻到自己的著作之中。如谴责宋襄公拘守成说，“失民”，“以其不教民战，则是弃其师也”等等，体现了上述忠实于历史的原则。

　　论语
　　《论语》是由孔子的弟子及其再传弟子编撰而成的。它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记录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集中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论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通行本的《论语》共二十篇。
　　《论语》首创语录之体。汉语文章的典范性也发源于此。《论语》一书比较真实地记述了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仁”、“礼”和“中庸”。
　　《论语》的语言简洁精炼,含义深刻,其中有许多言论至今仍被世人视为至理。 　　《论语》以记言为主,“论”是论纂的意思，“语”是话语，经典语句，箴言，“论语”即是论纂先师孔子的语言。《论语》成于众手,记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传弟子,也有孔门以外的人,但以孔门弟子为主。《论语》是记录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
　　作为一部优秀的语录体散文集，它以言简意赅、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述了孔子的言论。《论语》中所记的孔子的教诲之言，或简单应答，点到即止；或启发论辩，侃侃而谈；都富于变化，娓娓动人。
　　《论语》又善于通过神情语态的描写，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论语》描述的中心，正像《文心雕龙•征圣》中所说的：“夫子风采，溢于格言”。书中不仅有关于他的仪态举止的静态描写，而且有关于他的个性气质的传神刻画。此外，围绕孔子这一中心，《论语》还成功地刻画了一些孔门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鲁莽，颜回的温雅贤良，子贡的聪颖善辩，曾皙的潇洒脱俗等等，都称得上个性鲜明，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不同的对象，考虑其不同的素质、优点和缺点、进德修业的具体情况，给予不同的教诲。表现了诲人不倦的可贵精神。据《颜渊》载，同是弟子问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颜渊“克己复礼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所欲慎施于人”，答司马中“仁者其言也讱”。颜渊学养高深，故答以“仁”学纲领，对仲弓和司马中则答以细目。又如，同是问“闻斯行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因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闻斯行之。”因为“求也退，故进之。”这不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问题，其中还饱含了孔子对弟子的高度责任心。
　　《论语》成书于战国初期。因秦始皇焚书坑儒，到西汉时期仅有口头传授及从孔子住宅夹壁中所得的本子，计有：鲁人口头传授的《鲁论语》20篇，齐人口头传授的《齐论语》22篇，从孔子住宅夹壁中发现的《古论语》21篇。西汉末年，帝师张禹精治《论语》，并根据《鲁论语》，参照《齐论语》，另成一论，称为《张侯论》。此本成为当时的权威读本，据《汉书•张禹传》记载：“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东汉末年，郑玄以《张侯论》为依据，参考《齐论语》《古论语》，作《论语注》，是为今本《论语》。

　　孝经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学著作。有人说是孔子自作，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纪盷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现在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的。全书共分18章。

　　《孝经》是一部重要的儒家经典，在中国社会流传极广，影响至巨。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由于统治者的曲解和利用，《孝经》中许多有价值的的内涵被冲淡或掩盖了，因此有必要对其加以重新认识。
　　《孝经》是儒家十三经中篇幅最短的一部。《孝经》的成书时间不晚于战国，是先秦古籍。孔子门人子夏的弟子魏文侯曾作过《孝经传》；此外《吕氏春秋》中的《孝行》、《察微》二篇均引用过《孝经》里的句子。因此，《四库全书总目》说：“蔡邕《明堂》引魏文侯《孝经传》，《吕览•察微篇》亦引《孝经•诸侯章》，则其来古矣。”儒家经典如五经之《易》、《尚书》、《春秋》等，在先秦均不称“经”，只有《孝经》在书名内有“经”字。因此，《孝经》是儒典中称“经”最早的一部。
　　《孝经》以孔子与其门人曾参谈话的形式，对孝的含义、作用等问题加以阐述。依其内容，十八章大致可分为四部分。自《开宗明义章》至《庶人章》为第一部分，共6章，对孝加以概括性论述，并分别对不同地位的人的孝的不同表现形式进行阐述。这是全篇的宗旨所在，内容重要；自《三才章》至《五刑章》为第二部分，共5章，主要讲述孝与治国的关系，强调孝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其中的《纪孝行章》则专论孝子应做之事，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孝的解说；自《广至德章》至《广扬名章》为第三部分，共3章，是对《开宗明义章》中提到的“至德”、“要道”、“扬名”的引申和发挥。因此，这一部分可视为《开宗明义章》的继续；自《谏争章》至《丧亲章》为第四部分，共4章。这部分各章之间内在联系不紧密，而是分别以不同题目，对前三部分内容进行发挥和补充。其中，《丧亲章》可视为全篇的总结。《孝经》篇幅虽短，文字不满二千，但内容很丰富，也很深刻。后世言孝之书，其旨很少有能超出《孝经》的。
　　《孝经》通篇谈孝，那么，《孝经》之孝是什么呢？“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是自然规律的体现，是人类行为的准则，是国家政治的根本。这是《孝经》的基本观点，也是全篇的基石。
　　对于生活在家庭中的人来说，孝主要体现在事亲上，即对父母的奉养上。那么怎样奉养才算孝呢？“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其亲”。也就是要以爱敬之心奉养健在的父母，要以哀戚诚敬之心祭奉亡故的父母。子有爱敬之心，则父母乐；子有哀戚诚敬之心，则在天之灵安。这就是孝。
　　除了直接奉养父母以表爱敬之心外，作为个人，事亲者应具有怎样的修养和品行呢？首先，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这是父母所给，不能损伤，即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其次，要立身行道，树立自己的良好形象，用扬名天下后世、光耀父母来体现自己的孝，这也是孝的最佳表现形式，是“孝之终也”。再次，对待父母以外的人，也要尊重，不能得罪。即“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第四，不论环境怎样，都要不骄、不乱、不争，即所谓“居上不骄，为下不乱，在丑（同类）不争”。只有这样，才可以避免祸患。具备了上述四条，能够使自己不受伤害，使奉养父母成为可能；同时，还可以为父母增光，从精神上对父母进行安慰并使之快乐。
　　实际上，《孝经》是在告诫人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协调好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这是对当时社会动荡、战乱频仍的现实的一种曲折的反映和批判。
　　有孝就有不孝。《孝经》倡导孝，在一定意义上讲是针对不孝而言的。《孝经》所说的不孝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只重视物质供养，而不重视对亲人精神上的安慰，犯上作乱，骄横妄为，最后导致自身罹祸，即“居上而骄则亡，为下而乱则刑，在丑而争则兵。三者不除，虽日用三牲之养，犹为不孝也”。此外，还包括对父母的一味顺从。面对父母的错误主张或行为，如果不去劝阻或制止，必会使父母陷于不义之地，这也是不孝，如文中所说：“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故当不义则争之，从父之令又焉得为孝乎？”在这里，《孝经》用辨证的观点，对孝的内涵做了更全面的阐发，使人对孝的理解更加深刻。

　　尔雅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书，是中国古代的词典。
　　《尔雅》也是儒家的经典之一，列入十三经之中。其中“尔”是近正的意思；“雅”是“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 《尔雅》是后代考证古代词语的一部著作。
　　《尔雅》被认为是中国训诂学的开山之作，在训诂学、音韵学、词源学、方言学、古文字学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
　　《尔雅》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是疏通包括五经在内的上古文献中词语古文的重要工具书。
　　关于《尔雅》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认为是孔子门人所作，有人认为是周公所作而经后人增益所成的。现在一般认为是秦汉时人所作，经过代代相传，各有增益，在西汉时被整理加工而成。作者大约是秦汉间的学者，缀缉春秋战国秦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的。
　　《尔雅》在先秦并未被看作“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尔雅》3卷20篇。唐朝以后始将它列入“经部”，成为了儒家经典之一。
　　现存的《尔雅》为19篇，与班固所说的20篇不同。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分篇的方法不同造成的，而清朝的宋翔凤则认为是由于原来有一篇“序”的失落而造成的。

　　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89），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周烈王四年，约卒于周赧王二十六年。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相传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裔，幼年丧父，家庭贫困，曾受业于子思的学生。学成以后，以士的身份游说诸侯，企图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到过梁（魏）国、齐国、宋国、滕国、鲁国。当时几个大国都致力于富国强兵，争取通过暴力的手段实现统一。孟子的仁政学说被认为是“迂远而阔于事情”，没有得到实行的机会。著作有《孟子》。被认为孔子的学说的继承者，有“亚圣”之称。
　　孟子是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孟子的地位在宋代以前并不是很高。自中唐的韩愈著《原道》，把孟子列为先秦儒家中唯一继承孔子“道统”的人物开始，出现了一个孟子的“升格运动”，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逐渐上升。《孟子》一书，在汉代就被认为是辅翼“经书”的“传”，和孔子的《论语》并列。至五代，后蜀主孟昶下令将《易》《书》《诗》《礼》《周礼》《仪记》《公羊传》《谷梁传》《左传》《论语》《孟子》十一经书写刻石。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孟子》一书首次被列入科举考试科目之中。元丰六年（1083年），孟子首次被官方追封为“邹国公”，翌年被批准配享孔庙。以后《孟子》一书升格为儒家经典，南宋朱熹又把《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大学》和《中庸》被认为是孔子弟子曾参和孔子之孙子思的著作，这样，《孟子》一书便与孔子及孔子嫡系的著作平起平坐了，其实际地位更在“五经”之上。元朝至顺元年（公元1330），孟子被加封为“亚圣公”，以后就称为“亚圣”，地位仅次于孔子。在明清两代，官方规定，科举考试的八股文题目必须从《四书》中选取，要“代圣人立言”。于是，《孟子》一书便成了明清两代士子们的必读书了。
　　《史记》中说孟子时,秦、齐诸国用商鞅、田忌等人，以富国强兵和攻伐为事，而孟子所述乃“唐虞三代之德”，各国君主因其“迂远而阔于事情”而不能用，故孟子与其门徒万章等人著书立说。但据《孟子》所记，孟子到魏，受到魏惠王的礼遇，并向孟子请教治国之道。孟子在齐，宣王任之为上卿，“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则齐必能采用其部分学说和主张，故能显赫一时。
　　《史记》中说孟子有著述七篇传数世，《汉书•艺文志》说有十一篇。东汉末赵岐说孟子有《性善辩》、《文说》、《孝经》、《为政》四篇外书，则十一篇当是在七篇外又加外书四篇。赵岐认为外书四篇内容肤浅，与内篇不合，当是后人所作。流传至今的《孟子》，即赵岐所说的内篇。全书虽非孟子手笔，但为孟子弟子所记，皆为孟子言行无疑。从书中看出孟子有如下一些言论和思想：在人性方面,主张性善论。以为人生来就具备仁、义、礼、智四种品德。人可以通过内省去保持和扩充它，否则将会丧失这些善的品质。因而他要求人们重视内省的作用。
　　在社会政治观点方面，孟子突出仁政、王道的理论。仁政就是对人民“省刑罚，薄税敛。”他从历史经验总结出“暴其民甚，则以身弑国亡，”又说三代得天下都因为仁，由于不仁而失天下。他又提出民贵君轻的主张，认为君主必须重视人民，“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君主如有大过，臣下则谏之，如谏而不听可以易其位。至于象桀、纣一样的暴君，臣民可以起来诛灭之。
　　他反对实行霸道，即用兼并战争去征服别的国家；而应该行仁政，争取民心的归附，以不战而服，也即他所说的“仁者无敌”，实行王道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孟子的文章说理畅达，气势充沛并长于论辩。

　　四书
　　《四书》分别出于早期儒家的四位代表性人物孔子（《论语》）、孟子（《孟子》）、子思（《中庸》）、曾参（《大学》），所以称为《四子书》，简称为《四书》。
　　1190年（南宋光宗绍熙元年），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在福建漳州将《礼记》中《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单独成书，和《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并汇集起作为一套经书刊刻问世。这位儒家大学者认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定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并曾说“《四子》（是）《六经》之阶梯”。
　　朱熹著《四书章句集注》，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汉唐时代是《五经》（《易经》《尚书》《诗经》《礼记》《春秋》）的时代，宋朝以后则是《四书》的时代。
　　作为儒家学派的经书，《四书》不仅保存了儒家先哲的思想和智慧，也体现出早期儒学形成的嬗递轨迹。它蕴含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因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这其中有许多优秀的思想精髓，是华夏无数先贤实践的思考的结晶，堪称是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精华。
　　其中的《大学》原本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传为孔子的弟子曾参（公元前505—前434）所作。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大学》（与《中庸》），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称“《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大学》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中庸》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
　　按朱熹和宋代另一位著名学者程颐的看法，《大学》是孔子及其门徒留下来的遗书，是儒学的入门读物。所以，朱熹把它列为“四书”之首。
　　另一本《中庸》原来也是《礼记》中一篇，在南宋前从未单独刊印。一般认为它出于孔子的孙子子思（公元前483—前402）之手，《史记•孔子世家》称“子思作《中庸》”。自唐代韩愈、李翱维护道统而推崇《中庸》（与《大学》），至北宋二程百般褒奖宣扬，甚至认为《中庸》是“孔门心法”，再到南宋朱熹继承二程思想，便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大学》并列，到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时，便成了《四书》之一。
　　从《中庸》和《孟子》的基本观点来看，也大体上相同的。现存的《中庸》，已经经过秦代儒者的修改，大致写定于秦统一全国后不久。所以每篇方式已不同于《大学》，不是取正文开头的两个字为题，而是提取文章的中心内容为题了。
　　《四书》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也是中华文化的宝典。《论语》在汉代即是妇孺必读的书，《四书》自宋代以来是中国人必读的书，作为当时人们的基本信仰与信念，成为其安身立命之道，是家传户诵之学，哪怕是乡间识字不多甚至不识字的劳动者，也是通过口耳相传。蒙学读物与民间文艺，接受并自觉实践其中做人的道理。其中的“仁爱”“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格言，不仅是中国人做人的根本，而且是全人类文明中最光辉、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该书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到汉安帝建光元年（公元100—121年）。《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
　　作者许慎 （约公元58年—约147年），字叔重，东汉汝南召陵（现河南郾城县）人，有“五经无双许叔重”之赞赏。是汉代有名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是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
　　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五百四十个部首，将九千三百五十三字分别归入五百四十部。五百四十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十四大类。字典正文就按这十四大类分为十四篇，卷末叙目别为一篇，全书共有十五篇。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说文解字》的体例是先列出小篆，如果古文和籀文不同，则在后面列出。然后解释这个字的本义，再解释字形与字义或字音之间的关系。《说文解字》还开创了部首检字的先河，后世的字典大多采用这个方式。段玉裁称这部书“此前古未有之书，许君之所独创”。
　　历代对于《说文解字》都有许多学者研究，清朝时研究最为兴盛。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释例》、《说文句读》尤被推崇，四人也获尊称为“说文四大家”。
　　在造字法上提出了 “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 的“六书”学说。并在《说文解字•叙》里对“六书”做了全面的、权威性的解释。从此，“六书”成为专门之学。
　　《说文》之学是根柢之学，它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词典学以及文化史上都占有显著的地位。它与词义的关系尤其密切。我们解释古书上的疑难字词之所以离不开《说文》，因为《说文》训释的是词的本义，而本义是词义引申的起点。我们了解了词的本义，就可以根据本义的特点进一步了解引申义、以及和本义毫无关系的假借义。我们了解了哪个字是本字，就可以进而确定通假字，并且掌握文字用法的古今之变。
　　《说文解字》对后世的影响至大，“汉文字的一切规律，全部表现在小篆形体之中，这是自绘画文字进而为甲文金文以后的最后阶段，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姜亮夫语）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说文》，后人才得以认识秦汉的小篆，并进而辨认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与战国的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