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录人生八十年》西风话夜凉

3、开篇：孩提时代那个家

　　曾祖父是这个家庭的一家之长，且是说一不二的一家之主。他名李廷芳，字凤川。生于清朝咸丰年间的1859年，卒于解放前夕的1948年，享年虚岁90。他在兄弟三人中名列老三，在李姓族人中属于长辈，多数人尊称他“李三爷”或“李三公”。在我略知世事时，他已是年过古稀，接近80高龄了。印象中的他，中等偏高个头，瘦削身材，留山羊胡须，常着土布长衫。逢场天，肩上总挂着一褡裢，场场光顾集市。他平时不苟言笑，气度威严，但若有宾客临门，则精神矍铄，讲起话来声如洪钟，滔滔不绝。关于他那颇有传奇色彩的人生阅历，最早就是从他与亲朋的侃侃而谈中略知一二，再经长辈们的一再传述而留下深深的烙印，形成而今可供记述的一些片段。
　　曾祖父少年家贫，青年独立成家。先娶妻彭氏，未育身亡；续娶王氏，仅生一子，即我的祖父李文斌。其时的三口之家，光靠祖上遗留的薄田为生，食不果腹，常常处于等米下锅的状态。下锅的米是等不来的，得挣钱去买。于是，曾祖父另辟生财之道。他选择的是经营挂面。制作挂面，是当地气候温热条件下特有的一门传统食品加工业。从磨麦取粉开始到精制成比棉纱稍粗的面条而后包装上市，生产流程要三四天才能完成，其间半夜入睡、鸡鸣起早是必须承受的煎熬，非常辛苦。如此成年累月，周而复始，到中年的时候，曾祖父不仅解决了家中的温饱问题，而且颇有盈余开始买田置地，成为李家塆的首富。
　　可惜，正当这个家庭如日中天、蒸蒸日上之时，命运又给它沉重一击。1920年，祖父李文斌不幸英年早逝，年仅34岁。哲人说，人生的最大悲痛莫过于老年丧子、中年丧偶、少年丧父。这一家庭顶梁柱的折损，骤然使三大悲情同时降临。其时，曾祖父、曾祖母均已年过古稀，他们只有祖父这个独生儿子。祖父正当年富力强，在事业上是老人的左膀右臂，在亲情上是老人的肺腑心肝。祖父的离去，怎能不叫老人悲痛欲绝。据长辈们述说，曾祖母为此哭瞎了双眼，从此精神一蹶不振，遂不久于人世，曾祖父又增加了丧妻之痛。祖母其时刚年过三十，她与祖父爱侣情深。在他们共同生活的岁月里，生育了四个儿子，均未成年，还有最小的儿子胎动腹中。后半辈子寡居的凄凉和抚育一群孩子的重担一下沉重地压在心上，常常以泪洗面，痛感无助。叔叔们后来回忆，他们那时虽然年幼无知，也因失去父亲的慈祥教诲和日常生活照料，长时间感到孤独和沮丧。然而，痛定思痛以后，两代老人都意识到，振兴家业的唯一出路，只能是很快从悲痛中振作起来，再一次与命运抗争。从此，曾祖父不再言娶，祖母也不言嫁，齐心协力发展经济、抚育后代。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十数年之后，这个家渐次步入了外人称许的人财两旺的鼎盛时期。其标志是，父辈五弟兄均已抚育成人，个个完成婚配，且有了我们第四代。随着人力资源的不断充实，家庭财富也有进一步的增长。据后来分到各户的土地和曾祖父的提留推测，那时这个家大约有三十多石谷物的田产，年产谷物两万余斤，可供全家十多口人食用有余。另外，曾祖父手中还掌控着相当数量的流动资金，专供小商小贩周转借贷，坐收红利以敷它用。此时，家里已完全告别辛劳做面的苦力营生，表明在致富的道路上又上了一级台阶。
　　由穷变富的这个大家庭，始终保持着勤劳简朴、自给自足的传统农家本色。家里数十石田产全是自耕自收，没有佃户，也未曾雇佣长工。成年人中，男人耕田放牧，妇女烧饭种菜，没有吃闲饭的，只在收种两忙季节请些零工来帮助。不吸烟不喝酒，似乎是这个家庭不成文的家规。曾祖父时常现身说法，说他年轻时也有过抽烟的经历，一次不小心，被烟锅巴把新缝制的衣服烧了一个洞，便从此弃烟不抽，直至终老，以此说明抽烟有害，抽烟不值，且戒烟不难。曾祖父还把“醉酒误事、醉酒伤身”作为家训。在他的示范和带动下，全家人没有一个吸烟喝酒的。
　　比之当地殷实人家，这个家的住房是最简陋不过的。那是一幢俗称“长五间”带厨房、畜圈兼厕所的祖传百年老屋，其中两间为瓦木结构，其余均为茅草盖顶。农村房屋布局，居中的一间称为堂屋，是供奉“天地国亲师”牌位的，一般不可住人。由此，合府十多口人就只能蜗居在四进出八小隔屋子里。然而，住房虽然狭窄拥挤，周围的环境却培植得清新可人。曾祖父喜欢种树，房前屋后种满了果木和家居适用的树种。东边有两棵高大的核桃和几株枣子，西边有两株大木柑，前面有柑橘、梨、樱桃、石榴，屋后是一大排李子。此外，房屋四周的田边地角还栽满了蚕桑、棬子。竹林、棕树、香椿、梧桐也散杂其间。这些树木把低矮的老屋掩映在绿荫丛中，组成一个和谐共生的优美环境，感觉非常舒适温馨。对于我们这些小孩子来说，因常年有鲜花鲜果攀摘，实在增添了不少乐趣。曾祖父惜树如宝，有件事为我亲眼所见，如今仍然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一次暴雨倾盆，陡涨的山洪把屋后的田埂冲毁，田埂上一棵成年挂果的柑橘连根倒伏，日后干枯至死，但残留在泥土里的根须却慢慢生出一棵嫩绿的枝条，曾祖父视如珍宝。常见他手握锄头、粪罐，佝偻着身躯，迈着龙钟的步伐，绕过房侧，爬上田埂，为小苗培土、浇水、施肥。在他的精心呵护下，这棵树苗日渐长成，挂满了橙黄的果实。
　　我不曾见过曾祖父看过书、写过字，家里也没有见过他留下的任何墨迹。听他的谈吐也都直来直去，难有“子曰”“诗云”之类。由此想见，因少年家贫，曾祖父可能读书很少，甚至没有进过学堂。或许他在事业上遇到缺少文化的难题，甚至吃过没有文化的大亏。因此，他特别尊重文化人，更重视后辈的文化教育。说他尊重文化人，有个典型的例证。在我前述的十多口家庭成员中，有一个非血统也非至亲的特殊成员。此人姓高名君普，是一个道家的掌坛师，以替人家做道场操法事谋生。但其上无父母、下无妻儿，三无住所。没有道场法事可做时就四处漂泊，无家可归。曾祖父仰慕其有文化，能写会算，就把他招募来家，无偿提供食宿，任其自由出入，待遇与家人一律平等，类似春秋战国时的门客。其人感怀知遇之恩，也常替老人记个帐、书写点合约文书之类。久而久之，他就跟家庭融为一体了，终死也没离开这个家。当然，最能引为骄傲的是曾祖父把我的二叔李荫先（字郁苍）送到叙永县去读初中，使之成为这个家庭乃至整个族群第一个有较高学历的文化人，日后成为当地一名知名度较高的教书先生。如今，国家全面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生无处不在，哪怕是偏远乡村、平头百姓，从中走出几个大学生也不足为奇。可是把时间往后推移80多年，在边远的农村出个初中生就非同小可。那时，新式的国民教育还十分落后，高等小学是古蔺县城的最高学府。传说，邻近有一位向姓的学子从县城高小毕业，族人敲锣打鼓放鞭炮在十里之外把他迎接归来。一个高小生尚能获得如此这般的荣耀，一个初中生自然就身价倍增了。因为古蔺县未办初中，必须远去200多里的叙永县就读。那时没有公路通车，更无水路行船，背上行囊足足要步行3天才能抵达。其时的费用也十分昂贵，学费、伙食、寄宿，加上必须的日常开销，据说，一学年的费用可折合5000斤大米。非一般家庭能够承受得起。说到这里，我才对曾祖父迟迟未能改善住居的做法有了更深的理解。显然，在宜家发展的轻重缓急上，他是把教育放在优先位置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