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辉见闻录》爱情抗体

21、我是一片云

　　从1937年后的春节开始，我的生活如此简单的重复着，家里到诊所，诊所到朱大爷家，再回诊所，再回家。晚上就抱着脑袋关在屋子里拼命回忆历史。越是感觉到乌云压顶，越是急躁起来，看着那些活跃在街头的年轻学子，偶尔穿过市区的一辆辆军车，突然认定自己必须要做点什么，漫步在重庆街头，我头一次开始烦恼起来，除了做医生，卖药，挖一些小小的防空洞，自己还能做什么？

　　现在的中国是很落后，贫弱，混乱，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正是这些激起了更多的中国人起来努力。当外辱欺进国门的时候，无论选择了那种信仰，红色的，还是蓝色的，此时只应感到一种更广阔的澎湃，超越信仰，超越恩仇。

　　阳春3月，绿意盎然，在一阵噼里啪啦的10000响鞭炮声中，我们的第三所药厂建好了，为了最大限度的获得支持，我和肖掌柜，朱大爷商量后，决定把药厂的4成股捐给川军，新的药厂，除了之前的热销的大力丸，大力酒，我还投进了消炎止血粉，止痛贴，红药水，紫药水，及胶布，药用绷带等。为了以后不留问题，我留了个心眼，建议二老私下捐，免得咱们的部队以后被名言正顺的克扣物资。想着自1936年来中央系在四川的所作所为，两位老人家连连称好。
　　对于我们支持本土军队的义举，刘将军给予了很高评价。我照常隐身在后面，肖掌柜和朱大爷在台后高兴地领回了一个裹着红绸的大匾，郑重地供在家里的正堂上。自从刘将军宣布要合作抗日后，南京政府只是象征性地拨了一些钱。不知是谁在报纸上登出了川军装备简陋，物资不全的文章后，大量学生走向街头，为川军募款。

　　很多纺织厂，被服厂，鞋厂等的老板也纷纷地动起了脑筋，既要表示心意，又要赚点微利。在商会的牵头下，最后以成本价接下所有物资订单。当看到报纸上宣扬重庆工商界的义举后，整个四川似乎都动起来了，到处是一种无法遏制的兴奋。我心里的担心更加浓重，突然想起了很多人，香港的周府，兰爸爸，兰兰，天天，还有张叔叔一家，南京的小姐，小少爷和姑爷，还有北京的张二哥，江副官，陈亮，还有我那个神秘的师兄。不知在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中，你我会怎样呢？

　　对着徒弟的教学突然紧凑起来，每天晚上给甲乙三丁戊上的课也越来越和当初给陈亮讲课的内容一样了。以往我的要求很宽松，记不住可以再背，可现在，我觉得时间不够用，所以每当有人背不上来功课时候，都会被我严厉的批评和打手心。看着半大小伙子难堪的面容，我故意视而不见。5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希望你们永远不会上战场。如果不幸有万一，我希望每个人都尽可能地活下来。

　　林嫂子在我的百般鼓动下，终于红着脸，吞吞吐吐地说出了对肖掌柜的感激，对我极力支持她和肖掌柜再成个家，却吓得之摇手，一连躲了我好几天。肖掌柜和小仲文在我的煽动下，倒是沉默了，但是对我开玩笑说两家并一家，也没有抗拒。其实若不是小仲文时时念叨肖伯伯的好处，我也不会起了这个心思。看着这未来的别扭的一家三口，尤其是一向贼溜溜的肖掌柜，突然一副臊红了脸的模样，真让我受不了。我光顾着抱着小仲文偷笑，心里欢呼着，终于有件可以让人高兴的事情了。可我却没发现，身后的肖掌柜却慢慢凝住了脸，开始若有所思地打量我的背影。

　　4月份的时候，齐教授终于回来了，那天我正准备要回家，诊所的电话响了。听见那略有疲惫的淳厚男低音的一瞬间，我憋了很久的气终于能撒出来一股。笨嘴笨舌地不知道一下子说什么好，只是对他的一连串“还好”径自傻笑着。挂了电话，约好次日在同茂旅馆会面，在回家的路上，轻快地感觉足尖似乎在轻舞。

　　第二天下午，我一身浅绿色长裙，墨绿色夹克，蹬着自制的白色牛皮布鞋，兴冲冲地迈进同茂旅馆的大门，一身灰色短打的春伢子正在颠着一壶热水给客人续杯，看见我，眼睛一亮，笑眯眯地冲我走来，小声说，“天字号房，“ 我转手塞给他一张小票，习惯地露出一个大家明了的微笑。说实话，这个春伢子极为擅长察言观色，插科打诨，在肖掌柜的治下，那可是头一号的小滑头。

　　齐教授看上去有点憔悴，但是整体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好像真的出去做了几台大手术一样。我恭敬地为对面的老者续杯，简单问候了彼此，他就兴致勃勃地拿出一个大硬皮本子，娓娓道来这些日子在外巡诊和手术的经历。尤其特地挑了很多能与我中医结合的细节点，详尽而有条理，听得我不住的点头，偶尔也打断对方，反问几句。一老一少，又开始以往两人见面后的小小辩证会，共同的专业热情让彼此聊的不亦乐乎。原本心里的疑问暂且被压下，我专心地在随身的小本子上记着齐教授着重提出的几个问题和推测。我想现在还没有多少人敢把中西医结合的思路提出来，并实践它。而对这一新奇有趣的思路的探讨，是我和齐教授逐渐惺惺相惜的根本，虽然结论有限，但是理论上，病例中，我们确实看到了一个前景喜人的未来。

　　谈论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真的很愉快，我想这应该是我为数不多的几个乐趣了吧。不知道为什么，齐教授总让我觉得很安心，这种感觉甚于所有我认识的人，包括我的老爹和师傅。一年来的相处中，我逐渐了解，他满腹经纶，专业才华出众，是早期留洋后回国效力的那批留学生中一员。作为医生，他品德过人，宁可推却高官达人的约诊，也要坚持到附近小医院进行巡诊，每个月都要利用假日开两天义诊；作为学者，其眼界和心胸也极为让人钦佩。从病人口中知道我的针灸麻醉后，他从未打过我这门手艺的主意，反而自己出面和院方协议，争取合作，得知我的中西医思路，在观察一段动物实验后，慢慢在临床改变治疗方案，亲自监督和记录，兢兢业业地参与病例搜集和整理（这也是我钦佩他的一个地方，有着医生的良心，总是在确认有效，没有伤害的前提下慢慢换药，从来没有在未知情况下给任何人试验什么治疗的方案）；对于我的暗中实验，更是打了十足的掩护，丝毫没有掺和的意思。

　　应该说，他对我不仅是老师，同事，还是朋友和亲人，他以自己的方式爱护和保护着我。

　　愉快的交谈总要结束，看着教授长长呼了口气，手指无意识地敲着桌面，微笑的脸上，浓浓地散发着意犹未尽的遗憾。再续了一杯水，他慢慢收起笑容，严肃起来。

　　“以后，不要去医院做实验了，我科里的一个医生不知道和院长说了什么，有人在查实验室日志了。 “

　　心蓦然被捏了一下似的，让我结结实实地憋了一口气，迟疑地问道，“那，那查的怎么样？“ 我默默回忆着实验室日志的内容，除了高压灭菌稍微有点疑问以外，其他所有的内容都是严格按照化验标本的步骤填写的。由于前期培育的菌种不纯，在纯化培养中花费了很多时间，自然废弃的东西也多，这些废弃物必须经过灭菌后才能扔进垃圾。

　　“没有查到什么，如果不是专业的微生物学家来检测的话，一般医生还是察觉不到什么的，毕竟我们的联合实践是得到院方批准的。“齐教授微微抿了一下嘴角，眉头还是紧皱着，犹豫了半天，还是补充了一句，”就怕他们不稳什么证据，直接抓人。“

　　我瞪大了眼睛，半天没有缓过神，“抓人“，什么意思？想起教授临走之前的那个电话，不禁倒吸一口冷气，”您是说，上次，抓了您？“

　　看着我震惊的样子，教授倒笑了，“可不是嘛，不过幸亏这一抓，我倒是知道了他们的想法，也因为我有几个后台强硬的病人给我撑腰，反倒是公费旅游了一趟。“

　　我没有因为教授的微笑而觉得轻松，除了劫后余生的庆幸之外，心里慢慢泛出一股寒意，“如果，被绑架的是我呢？谁能救我？”

　　显然教授也意识到了这个假设的高度可靠性，可是这种运气能有多少次呢？本身我的药厂已经是块肥肉了，尽管已经尽量隐身在后面，时间久了，总有有心人会慢慢注意到这点，，特别是战争疑云越来越中的情况下，不管是来自官方，军方还是民间的觊觎，我都无力抵抗。如果再被有心人发现我做的事情，结果不堪设想。青霉素是二战期间被澳大利亚的几个科学家共同完成提纯的，及时的工业化更是挽救了数不尽的士兵的姓名。我只是凭着记忆，试图一点点复制，碍于设备和条件的简陋，发现青霉素的弗莱明都没有完成的事，我同样无法做到。

　　我现在可以说不缺钱，但是我缺后台，缺靠山，尤其是卷进这个要命的实验后。青霉素的发现已经被发表了，没人保证会不会泄露出去什么。一旦出事，齐教授，袍哥会，都不会是我最后的凭仗。我曾想过去美国，但是我没有能力保住这一成果，更不能容忍自己出力的发明最后由外国人拿去牟暴利，而我贫穷落后的祖国去买单。交给国府，我不相信他们的品性，暴利同样能让黄皮的同胞拿来冒险；若交给新生的红色政权，他们和我一样，未必有能力去经营这些，高端的实验设备器材，专门的人才间的合作分工，每一样都必不可少，更何况他们现在自身都岌岌可危 。

　　想起远在上海的冻干机，我惆怅地叹了口气：“要命的生物工程专业，这个时代，这样的环境，我还是酿酒，做酱油，卖啤酒比较实际吧。”

　　和教授分别前，我们约定了暂时停下所有的研究，我只要负责把粗提纯的菌种保存下来。其他的，等时机成熟，再谈。先后隔着半个钟头的时间，我们分别从前后门走出了同茂旅馆。

　　晚上吃完饭，打发了来上晚课的5个伙计，简单地和小仲文说了几句后，我就回屋了。突然觉得浑身软绵绵地，一点脑子都不想动，一句话都不想说，仿佛回到了师傅刚刚走后的那些日子里，我也是撑着打理玩师傅的身后事后，筋疲力尽地把任自己砸在床上，昏昏沉沉了好几天。现在，我有钱，有朋友，有徒弟，甚至还有师兄，为什么还会觉得无助和孤单呢？虽然我一直用不想连累别人做藉口，事实上，身边确实没有人能真正有能力帮助我，可直到这种同样的孤独感再次席卷我时，才不得不承认：自己从来没有信任过任何人。即使是身边的人，即使再尽心的对待他们，可是从来没有担负起别人人生的意思。甚至不知不觉中，我总是做好了随时抽身走人的准备。

　　我默默计算着最后提纯菌种所需要的培养时间和培养基的配比，只要通过我试验出的配方，我的流程，能得到固定的纯化菌种，那么我可以在任何地方复制出这一切。至于药厂，如果他们能给我保留一分子的钱，我感激，如果不能，就不要了。

　　我决定要离开这里，随着齐教授到香港去。在同茂的时候，我其实很意外教授的决定，据说是他在香港的同学邀请他过去，自从出了“出诊”这件事情后，多多少少动摇了他留下的决心。至于是不是还想有继续实验的想法，我就不得知了。至少，从这个决定中，我感到了教授的不安和无奈。

　　我想劝说他留在这里，因为至少未来8年里，这个地方没有侵略者的存在。可是怎么能说出口呢？可转念一想，如果转道香港，真的能让实验继续下去，我应该赌一把，1937年离香港沦陷至少还有4年，大不了，我们再回来，作为医生，这个世道下，倒是不愁生计。

　　躺在床上一夜未眠的我，终于在一声鸡啼后，蔫巴起来，昏昏欲睡，“明天应该是个好天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