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辉见闻录》爱情抗体

22、平静的隐忍

　　小三拎着沉沉的大皮箱走在前面，几乎一步一回头，而我低着头，硬着心肠不去看身后的送行的人们，耳边传来一阵阵喊声，甚至夹杂着小仲文的几声哽咽，小三憋着一张大黑脸，泫然欲泣的表情有效地缓解了我酸涩的双眼，只是仍然紧紧握住箱子的把手，我不敢回头说再见，生怕自己会犹豫。原来以为自己足够潇洒，临到头，还是牵挂太多。

　　埋头忙活了2个月，终于将手头的事情理清楚了。药厂的股份，我除了留有半成分子，定期存进我的银行账户以外，余下的全部赠给师兄，其实这也是师傅留下的东西，他应得的。考虑到他一直负责□□的物资筹取，不管这批东西他怎么用，都不亏，甚至还有可能开辟一个新的物资通道---毕竟我们的药品都是走军用专线。一看见师兄惊喜万分的笑容，我就知道，还算OK。只是当我想把几处房产也转赠的时候，师兄却坚决推辞了。

　　对于我突然远行的决定，他非常不理解，我只好把周家拿出来当一个说辞，另外的藉口就是要跟着教授去游学，巡诊。这第二个说法倒是让他深信不疑，毕竟学医的人有机会长本事，多见识，是件有造化的事情。他甚至为了自己不能继续做个医生，突然有点小小的遗憾，也因此鼓励我一定要继承师傅的衣钵。

　　肖掌柜和朱大爷虽然很不高兴，很不理解我的“短暂出行“，但是我答应给他们联系军火商，争取把药厂开到香港的承诺，总算缓解了二人的不快，还主动答应照顾我的诊所和几处在重庆置下的房产。维持诊所一方面是给原来的几个小伙计继续工作的机会，另一方面不让人察觉我是要彻底离开这个地方消息。因此对外，一直是说我跟着教授去巡诊，小三跟着我，有个照应。

　　说起选谁来做我的随从，五个小子一直在争，朱大爷甚至决定要把机灵的春伢子送给我，可最后，还是肖掌柜拍板，老实，耿直的小三。明面上的原因是他颇有几分拳脚功夫，可能是考虑到我一个单身女子原因吧，只有肖掌柜明里暗里挑明，出门在外，有时候心眼实的伴当更加可靠，太机灵的人反而容易生出歪心思。
　　最让我头疼的是小仲文，小家伙不能理解为什么我说走就走，能对大人作出的解释，对他反而不好用了，看着他清澈纯真的眼神，我说不出口了。最后还是肖掌柜出马，哄走了他。我整晚都不敢面对小仲文的直视，只能将收拾出来的一大包东西交给林嫂子，请求她转交。

　　重庆到香港的航行，我们搭的是德国的客轮“明天号“，船上设备很全，舱房设计的也很舒服，床，衣柜，房角是一张三角形的书桌，对着床，是一个双人沙发，带着一张小茶几，对着门是一间小小的盥洗室，淋浴，面池，还有马桶，很有后世的欧洲平价旅馆的感觉，虽然小了点，可是贵在方便。小三住在我隔壁，齐教授夫妇住我对面，也许是离开重庆觉得轻松了，教授对海上的旅行显得格外兴致勃勃，连连邀请我的和小三一起共进中晚餐。

　　如果说最高兴的是教授，那么最不开心的就是小三。不仅要改穿西装，还要吃西餐，刚进舱房时，到处找人问厕所在哪里，最后憋得脸通红，在我的指引下解决问题，臊的他差不多一天都猫在屋里不肯出来，等我端饭过去给他，结果人家正在自在地啃行李中偷夹的卤猪蹄。郁闷。。。。。。为了他以后的助手身份更加真实，我不得不耐住性子开始教他所谓”体面人“的生活方式。

　　当然，首先要改掉小三的称呼，原本叫陈大有的小三，再次有了一个新的代号---陈海。看着外面的大海，小三挠挠头，傻笑地问我，“叶医生，海比江大吗？“

　　“。。。“ 我扯着嘴角，肯定地点点头，无奈地点点他赖在后脑勺的手，咳嗽了一声，”我们从坐姿开始吧。“

　　陈海小伙子很实在，尽管他觉得体面人的生活一点都不让人觉得痛快，可还是耐住性子慢慢地学，他可以拿着蔑刀灵巧地把竹子劈成一般粗细的几十条，却很难把一块牛扒切的稍微入目一些，至于静静地喝汤，发声的不要，暂且我不做要求了，只是不住地鼓励他继续和生活做斗争。

　　齐教授每每在我稍有沮丧的时候，好笑地安慰我，主动提起在香港的朋友一些情况，我是作为他的学生跟去的，一旦教授在大学的执教资格审批下来，倒是可以给我混个博士的学位。说起我没有学位，没有文凭，这一直是教授深以为憾的事情，每当和我一起谈起中医的博大精深，总是为着没有正规的中医大学感到扼腕。如我这样学中医，有着一定技艺，却囿于没有文凭无法进入西式的医院，某种程度上，是患者，也是医院的损失。他甚至想着，到香港后，和他的朋友---一位私立医院的院长---商量，能不能在那里先聘一些技术不错的中医，试着中西医结合的疗法。

　　看着眉宇日渐疏朗的教授兴奋的模样，我由衷感到一种尊敬和幸运。古人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诚如教授这种学者，当名气地位和财富都已拥有的时候，还能执着为着理想努力，真是很多人该学的榜样，说到幸运，那是教授能出色完成自己的物质积累后，还有精力追求自己的理想。

　　后世里，我认识很多有名的教授，中间有着总是西装笔挺漫步在媒体闪光灯前的所谓”行政教授“，更多的是拿着高薪，却不修边幅，甚至胡子邋遢的一幅路人装扮，唯有在接触到自己的专业时，才会明亮耀眼的“实务教授”，而后者是科技力量的中流砥柱。西方的科研和教育体系有自成一套的模式，实务教授们可以没有一点后顾之忧地投身科研，只要有才华和本事，自有其所服务的机构为其操持一切琐碎的事情，很有点电视广告里经常宣传的“服务外包 ”的意思。

　　我想齐教授有着二者的兼容，处在中国这个处处仰仗关系学的国度里，要想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实力和关系，缺一不可。

　　和上次孤零零一个人来香港相比，如今我有底气多了。至少我有了工作和收入，有了可以依靠的老师。去周家，也可以大大方方地拜会。不知道兰爸爸一家怎么样，张家叔叔婶婶还好吗？还有，还有老爹，我这个不孝女儿已经有两年没有来了。

　　看着越来越近的港口，我才感觉到，原来还有那么多牵挂在眼前这座即将登陆的城市。

　　1937年的香港，还是繁华的，只是比起号称“远东中心”的上海，仍然逊色不少，生生地少了几分摩登。但是依照历史的车轮，上海这颗明珠很快会因为战争的硝烟终结自己的光彩，从而成就了香港的花样年华。大批大批的资金，设备和源源不断的劳动力，都会因即将发生的战争而涌入香港。不仅如此，香港更加成为一批批进步文人，学者，艺术家的避难地，将香港开辟为自由的思想地。

　　某种程度上，上海的繁华投射在了香港的土地上。尽管41年底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香港沦陷3年多，但是谁都不能否认，这个城市已经借着历史的契机腾飞起来。
　　安置在一家旅馆后，我带着陈海出去走走，看惯山城幽丽的家乡，走在霓虹夜下时，刚刚被我强行打造的陈海先生，又瞪圆了那双牛眼，张开了那张惊讶的大嘴。幸好，夜市的小吃挽救了他的失态，习惯了辣味的舌头，对着当地的美食仍然赞不绝口，鱼蛋粉，萝卜牛腩，云吞面，虾饺，肠粉，半条街吃下来，小伙子已经从容下来，稳当当地陪在我身旁，扶着肚子，很有风度地拎着几大包战利品。

　　和教授一家约好明天一起去对面酒楼吃早茶后，我们就告辞了。我领着陈海去了他的房间，交代了明天的行程后，才回了房间。

　　真累啊，想着陈海刚刚偷偷咂巴嘴的样子，后悔没有多说一声，带回来的东西少吃点，免得闹肚子。

　　6月初，香港已经挺热了，我换了身橙底白色碎花的及膝薄绸裙，橘色的软皮布鞋，梳好了齐耳短发，再戴一顶白色软帽遮阳。大衣镜前左右照照，不错，颇有几分摩登女学生的气派。刚一出门，就碰见教授一家，大家都有些意外，毕竟我在重庆一直是长衣裤，或者中式衫裙的打扮，装扮走的是成熟稳重路线，可今天换了这一身，仿佛换了一个人，显得年轻很多，人也娇俏了。齐教授和夫人不住地点头称赞，夫人更是鼓励我以后要多作此打扮。陈海则是黑脸泛红，瞄了几眼我露出的小腿，马上老老实实地站在我身边，目不斜视。

　　在重庆过惯了雾蒙蒙的天，有一天能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下，我觉得浑身暖洋洋的，这里不仅有阳光，还“有山、有树、有漫山遍野的鲜花和婉声的鸟语，更有澎湃的泛白的浪潮，碧澄的海水”。

　　随着齐教授在新建的玛丽医院任职后，很快的地被香港大学医学院特聘为教授，当年招收了连我在内一共3个博士生，共同参与“中西医结合”的课题。其余两个均是新任的玛丽医院外科的医生，是教授的朋友介绍而来的，年轻热情，勇于尝试新事物。教授每周会有2次大课，3次专业讨论课，我因有着教授助手的兼职，便可以和另两个同学，随时在教授的办公室，查房中，甚至手术前会议中进行小课讨论。两位同学，见识过我协助教授手术，进行针灸麻醉后，一改对我的冷淡，抓住时间和我交流心得经验。

　　在教授的建议下，我将在重庆整理好的中西医治疗病例报告拿出来，果然引起了他们的兴趣，自发地为我寻找药源，积极参加我们的课题计划，绝大部分的案头工作都被他们承担了。我则专心借着和检验科合作，培养病原菌的机会，悄悄地继续着我的青霉素试验。

　　有机会读到国外的杂志和报道，青霉素的存在和效用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问题是大家都在尝试工业化的操作。按历史记载，弗莱明已经将他交给另外几个科学家，在更好的设备环境中开始试验了。我只求，能在至少从战争前期开始，中国人，能用到便宜有效的药品，挽救更多的伤员。

　　这似乎是我重生以来，面对不可抗拒的历史脚步，唯一能尝试做的事情。所以，我拿出以前泡实验室的劲头，在教授的掩护下，废寝忘食的工作。俩位同学敢于我的投入，也自发地给自己加了很多工作，玛丽医院的外科在短短1个月内就建起了自己的科室资料馆，各种病例报告，相关杂志和论文搜集，井井有条地归置着慢慢地不仅憋得科室竞相模仿，连港大的另一所教学医院也常有人来查资料。

　　陈海每天雷打不动负责我的三餐和接送，偶尔也换上白大褂，充当我的助手，专门负责我的检验结果的运送。夜里不回去的时候，就睡在我隔壁的医生休息室，务必保护我的安全。护士们见多了，开始都以为是我的男朋友，后来看着他一幅生人勿近的气势，纷纷断定他是我的保镖，顺便也再度神秘化了我的来历，从一个孤单的来港女学生，变成了千里求学的富家女，至于齐教授的含混应对，也成立一种无声的印证。

　　日子过得飞快，刚进入7月的那天，压抑不住的烦躁不安让我不得不停下一切工作，请了半天假。教授的心情也有点糟，因为国内的气氛越来越紧张，仅仅半个月，他就收到了数十位国内的同僚和友人的求助，帮助他们来港安居。不断向香港涌来的逃难者也使得街头嘈杂了很多，治安明显差了很多，于是巡捕房开始不停增派人手，维护本地的稳定。

　　我曾给肖掌柜和朱大爷写信，安慰他们，不要贸然跑到任何地方，稳住自己的宅院。肖掌柜则是一封短短的电报回复，“罗嗦，家里甚好，勿念！”

　　“太酷了！”我喃喃自语道。

　　陈海对于我的父亲葬在香港很是意外，却什么都不问，默默地抱着香烛，黄纸和元宝站在一旁。

　　我认真的清理着碑前的树叶，小草，午后的阳光很烈，我的手却冰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