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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花圈 一个周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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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一,曹宁没来。
第一节是语文课。陈老师走进来,把书放在讲台上,站了一会儿,看了看我和赵夏这边,没说话,叹了口气后便开始上课
我不禁楞了愣神,难道是没交语文作业被发现了?
那节课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下课以后,走廊尽头,赵夏突然把我们几个叫过去。她站在窗边,背对着操场,声音压得很低。
“曹宁她妈妈走了。”
“你怎么知道。”蒋越问。
“我妈认识她们家小区的。”赵夏说,“周日晚上的事。”
没人说话。
走廊里有人在打闹,笑声从另一头传过来,很远。
“我们去不去。”张遥问。
她问得很平,像在问“中午吃什么”。
“去啊。”赵夏说,“能不去吗。”
“什么时候去。”
“今天放学。”
“空手去?”蒋越说。
“当然不能空手。”赵夏皱着眉,“得买点什么。”
“花圈。”张遥说。
三个人一起看她。
“白事要送花圈。”她说,“我奶奶走的时候,家里摆了一屋子。”
她说这话的语气跟平时没什么两样。我后来想,她大概是六个人里唯一知道该做什么的人——因为她经历过一次。
放学以后,我们六个人去了后门那条街上的花圈店。
店很小,门口摆着两个样品,一个写着“沉痛悼念”,一个写着“一路走好”。店里有股味道,说不上来,像纸,又像香。
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在给一个花圈绑白花。
“几个小朋友,什么事。”
“我们同学家里……”赵夏说了一半,停住了。
“哦。”老板点点头,放下手里的活,“谁家的。”
“曹宁。”
“曹宁是谁。”
“我们同学。”赵夏说,“她妈妈去世了。”
老板“哦”了一声,拿起笔:“逝者怎么称呼。”
六个人站在那儿,谁都没说话。
我忽然发现一件事:我们认识曹宁三个多月了,一起吃过饭,一起走过路,一起过过生日,可我们谁都不知道她妈妈叫什么。
蒋越小声说:“不知道。”
老板抬头看了我们一眼,没说什么,把笔搁下:“那就写‘曹宁同学母亲’。”
“行。”赵夏说。
“挽联要写什么。”
“写……”赵夏想了想,“写‘曹宁,我们都在’。”
“这个不合规矩。”老板说。
“那就按规矩来。”
最后挽联是老板写的,上联“沉痛悼念”,下联“小饭桌全体成员敬挽”。
花圈一百二,五个人凑的,一人二十四。
曹宁家在红砖小区,五楼,没有电梯。
楼道里有人在抽烟,看见我们上来,把烟掐了,往边上让了让。门口摆着一张桌子,桌上放着签到簿和一叠白花。张遥先上去,拿起笔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把笔递给我。
我签完,她把白花一个一个分给我们,教我们别在哪儿。
“别在左边。”她说,“靠胸口。”
我们别好了,一个一个进去。
客厅不大,正中间摆着遗像,前面一张小桌,香炉,水果,一盏长明灯。墙上挂着黑纱。人很多,坐着的,站着的,说话的声音都很低。
曹宁站在遗像旁边。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衣服,脸有些白。看见我们,她愣了一下。
“你们怎么来了。”
“来看看你。”赵夏说。
“不用来的。”她说,“真的不用。”
她说话的时候声音很稳,一点也不像哭过。
花圈是后来抬进来的。两个工人抬着,从门口一直抬到遗像旁边,放下。
曹宁转过头去看,看了很久。
那天下午我们在她家客厅坐了两个多小时。
没有人哭,也没有人说话。
电视开着,在放一部很老的电视剧,声音很小,谁也听不清在说什么。遗像就在电视柜旁边,她妈妈在照片里笑着,很年轻。
曹宁的爸爸坐在角落里,一直没说话。有人过来跟他握手,他就站起来,握一下,坐下。
中间蒋越忽然开口,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他大概是想说点轻松的,让气氛缓和一下。
他自己笑了两下,发现没有人笑。
然后就停了。
他低下头,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喝完又放下,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蒋越平时那么能说,是因为大多数时候,说话是有用的。而这一次,说什么都没用。
曹宁给我们倒了水。倒到我的时候,她把杯子放在我手边,说:“李昭,你别坐着不说话,随便说点什么。”
我说:“我不知道说什么。”
她说:“那就不说。”
然后她笑了一下。
那个笑我到现在还记得。不是勉强的那种笑,是真的觉得有点好笑——她大概也没想到,会有五个高中同学坐在她家客厅里,看一部听不清在说什么的电视剧。
五点多的时候我们走了。曹宁送我们到楼下。
楼道口那盏灯是坏的,她站在门里,我们站在门外。
“你们回去吧。”她说。
“你……有事给我们发消息。”赵夏说。
“嗯。”
“真的,什么事都行。”
“嗯。”她点点头,“我没事。”
“曹宁。”
“嗯?”
“你别硬撑。”
她愣了一下,然后说:“我没硬撑。”
回去的路上,六个人一起走,谁都没说话。走到路口,蒋越忽然说:“她刚才一次都没哭。”
“嗯。”张遥说。
“我妈说,这种时候不哭的人最麻烦。”
“什么意思。”
“不知道。”蒋越说,“我妈就说了这么一句。”
我们在路口分开。
我一个人走回去的那十五分钟,第一次觉得有点长。
过了几天,班里传开了。
不是谁特意说的。是有人在群里问“曹宁什么时候回来”,有人回了一句“她妈病了很久了,好像有两年了”。
三年。
我看到那三个字的时候,正在食堂排队。排在前面的赵夏回过头,说你怎么了。我说没事。
那天下午上课,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我们认识曹宁三个多月。三个多月里,她坐在最后一排靠窗,收作业收到我这儿,我们一起走那条路,一起吃过麻辣烫,一起给她过生日。
我们一个都没看出来。
我开始想那些我以为很正常的事。
九月底有一次她没来上课,第二天来了,说是感冒。她那天声音确实有点哑。
十月中她连着三天中午不吃饭。我问她怎么不吃,她说减肥。我说你减什么肥,她说女生都要减的。
还有一次,很普通的一个下午,她在厕所待了很久。出来的时候眼睛是红的,我说你怎么了,她说洗手液溅的。
我信了。
我们全都信了。
因为她说话的时候很平静。因为她一直是那个样子的——动作很轻,不催人,也不出声。
后来我又想起来一件更小的事。她的书包侧兜里一直有一张纸,折了很多次,边角都磨软了。我有一次看见了,以为是成绩单。
我没问。
我那时候觉得,别人的东西,不该问。
张遥是唯一一个说过什么的。
那天放学我们在路口等车,她忽然说:“她书包里一直有医院的单子。”
“你怎么知道。”蒋越问。
“看见过。”
“看见了你怎么不说。”
张遥沉默了一会儿,说:“她不想让人知道。”
“你怎么知道她不想。”
“她藏在最里面那层。”张遥说,“谁都能看见,可谁都看不见。”
那几天我一直在想一句话。
我们不是不关心她。
我们是太相信她了。
她说没事,我们就信没事。她说减肥,我们就信减肥。她说洗手液溅的,我们就信洗手液。
她太会让人放心了。
而让人放心这件事,是要付代价的。
那天晚上,群里很安静。
十点多的时候,曹宁发了一条消息:
「谢谢你们今天来」
过了大概三秒,撤回了。
我看见了。
我盯着那条“对方撤回了一条消息”,看了很久。
我想回点什么。
想了半个钟头。
最后我什么都没发。
但那天晚上我偷偷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