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水残阳》广开言路

7、第 7 章 第七章裴庄

　　第七章裴庄东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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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树贵在一个地方待不住。
　　他在寿光待了两个月，天天挨张景月的白眼。三成军饷，一个月发一次，发一半还拖欠。他去催，张景月的副官说："李营长，旅座说了，你昌邑有摊派，先自己解决。"
　　李树贵回到营部，把桌子拍了一下，桌子是旧的，拍塌了一个角。
　　罗荫堂在旁边抽大烟，抽完一口，说："当家的，你在这儿，就是个要饭的。回昌邑，你还是个当家的。"
　　李树贵说："昌邑有日本人。"
　　罗荫堂说："昌邑也有四纵队。"
　　李树贵说："四纵队在东边，日本人在县城。两边中间，有一块空地。"
　　"那块空地，就是二区。"
　　李树贵抬起头，看着罗荫堂。
　　罗荫堂把烟枪放下，说："当家的，你想想。王尚志的四纵队，驻在双台裴庄。裴庄离县城二十里。日本人早晚要打他。他一打，就得往东撤。他一撤，二区就空了。"
　　李树贵说："你算得真准。"
　　罗荫堂说："我算了二十年了。"
　　民国二十八年腊月，消息来了。
　　日军从潍县、昌邑、安丘三路出兵，合击双台裴庄。四纵队司令部在裴庄，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往东撤，一路撤到胶莱河边。
　　二区空了。
　　李树贵从寿光带着三百多人往东走。走到昌邑边境，他停下来，让人去打听。
　　打听回来的人说："裴庄烧了。四纵队跑了。二区没有兵。"
　　李树贵站在土坡上，看了很久。
　　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天上有雪，不大，落在肩上就化。
　　他说："回家。"
　　他这支队伍，三百多人，走了三天，回到王耨。
　　王耨的三官庙被日本人烧了一半，正殿的顶塌了，三官的泥像剩了半截。东墙上那张十九个人的名单，烧得只剩一个角。
　　李树贵站在殿里，看着那个角。
　　他伸手把那张纸揭下来，纸已经脆了，一碰就碎。
　　他把碎片揣进怀里，说："重写。"
　　罗荫堂说："人都不在了。名字我记得。"
　　李树贵说："你记得就好。"
　　那天晚上，他们在王耨过小年。没有肉，吃的是地瓜和高粱饼子。李树贵让人把庙里的破桌子拼起来，摆了一桌，把剩下的酒倒在一只碗里，自己喝了一口。
　　他把碗举起来，对着东墙，说：
　　"弟兄们，俺回来了。"
　　一屋子人都不出声。
　　过了年，队伍开始扩。
　　扩的法子，李树贵这回改了。他不再等人来投，他派人去"收"。
　　二区、三区一带，那两年冒出的小股武装有二十多股。有的是溃兵，有的是土匪，有的是村里自己凑的护村队，还有的是打着抗日旗号混饭吃的。每股几十人，十几支枪。
　　李树贵派人一股一股地谈。谈的条件很简单：人编进来，枪交上来，头目给个连长、排长，本人留在队伍里，家属给粮。
　　不答应的，就围。
　　围村的法子很土：把人围住，不打，断水断粮，围三天。三天以后村里自己会出来谈。
　　用这个法子，他收了十七股，一千一百多人。
　　一千一百人，这个数，是他这辈子最大的场面。
　　那年三月，他在王耨的土台上检阅队伍。土台是临时搭的，用的是庙里拆下来的梁木。他站在台上，穿军装，戴军帽，腰里别着那支比利时造的枪。
　　一千一百人站在台下，站得歪歪扭扭，但是人多，人多就有声势。
　　他讲话，讲了很长。这是他这辈子讲得最长的一次话。
　　他说："俺李树贵，西马埠看坡的出身。俺不识字，俺不会说大话。今天俺就说三句。第一句，跟着俺，有饭吃。第二句，跟着俺，不受人欺负。第三句，日本人来了，俺在头里。"
　　台下一千人喊："跟着当家的！"
　　喊声很大。喊声过后，李树贵看见台底下有一张脸。
　　那是一张年轻的脸，站在队伍最边上，没喊，只是看着他。
　　那张脸叫侯小顺，是个刚收编的，原来在双台给一个土匪头子牵马。他后来在五团当了警卫班长，跟了李树贵五年，最后死在葛庄。
　　李树贵当时没注意他。他注意的是另一件事：
　　一千一百人里，有三百多个是他不认识的。
　　这三百多人，跟着他，不是因为"抗日保家"，是因为有饭吃。他知道这一点。
　　那天晚上他跟罗荫堂说："先生，俺这队伍，一千一百人，俺认识的有八百。"
　　罗荫堂说："那三百个，迟早要出事。"
　　李树贵说："不光是那三百个。那八百个，也是因为俺给饭。"
　　罗荫堂说："当家的，你别想这个。想了就睡不着。"
　　李树贵说："俺已经睡不着了。"
　　一九三九年这一年，日本人在昌邑修了七个据点，四纵队在昌邑东边扎了根，八路军在昌邑北边瓦城一带活动，李树贵在二区盘着。
　　三方中间，还夹着一个山东省府。
　　省府在鲁南，隔着几百里，管不了昌邑的事。但省府手里有一样东西，比枪值钱：
　　名分。
　　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省府下来一道命令。
　　保安第五旅成立，旅长是原来的一个区长，叫徐子明。李树贵的队伍编为第五旅五团，李树贵任团长。
　　这道命令，是罗荫堂跑了三趟才跑来的。
　　罗荫堂跑第一趟，带着二十块大洋和一包烟土。跑第二趟，带着李树贵的一封信，信是罗荫堂写的，写了"愿为党国效命"六个字。跑第三趟，带着一张李树贵按了手印的空白纸。
　　第三次回来，罗荫堂把委任状摊在李树贵面前。
　　李树贵不会看，但他认得那枚红印。红印盖得很大，占了半张纸。
　　他伸手摸了摸那个印，指头在上面按了一下。
　　然后他做了一件让罗荫堂很意外的事。
　　他站起来，往后退了三步，对着那张纸，鞠了一个躬。
　　罗荫堂愣住了。
　　李树贵直起身，说："先生，俺这辈子，从看坡的，到团长。俺得给这个恩磕个头。"
　　罗荫堂说："这不是恩。"
　　李树贵说："这是恩。俺知道这是恩。俺也知道这恩是拿啥换的。"
　　他说完，把委任状卷起来，交给侯三，说："裱起来，挂在团部正屋。"
　　那张委任状，后来挂在渔桐埠团部的正屋里，挂了四年。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春天，四纵队打进渔桐埠，把它从墙上撕下来，踩在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