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潍水残阳》广开言路

8、第 8 章 第八章五团

　　第八章五团
　　团部设在渔桐埠。
　　渔桐埠在昌邑二区的西边，离潍河五里，村后头是一片洼地，长芦苇。村前头是一条土路，往南通王侯，往北通家庄。
　　李树贵第一次到渔桐埠，是民国二十九年春天。他在村里走了一圈，站在村西头的一个土岗上，看了半个钟头。
　　他说："就这儿。"
　　马连升问："为啥？"
　　李树贵指着四面："北边是洼地，坦克进不来，人马也难走。南边是王侯，东边是远东庄，西边是中裴，四个点一站，中间的渔桐埠就是心。谁要打俺，得先破这四个点。"
　　罗荫堂在旁边说："当家的，你这套，是从哪儿学的？"
　　李树贵说："看坡学的。看坡得知道哪块地能藏人，哪块地能跑。"
　　他在渔桐埠修了两年工事。
　　圩墙是拿土夯的，夯了三丈高，墙外挖了一道壕，壕宽两丈，深一丈，壕底插了削尖的柳木桩。圩墙四角起了四个炮楼，炮楼是砖的，二层，每层有枪眼。圩子里挖了地道，地道通到村外的坟地，一共三条。
　　王侯、家庄、远东庄、中裴，四个据点照着渔桐埠的样子修，小一点，但都有圩墙、壕沟、炮楼。四个据点之间修了电话线，线是从县城的电报局拆来的，拆的时候给了那个局长二十块大洋。
　　一九四〇年秋天，五团的工事修完那天，李树贵站在渔桐埠的圩墙上，往四下看。
　　看出去，是昌邑二区的一片平原，秋天的庄稼割了，地是黄的，一块一块，一直铺到天边。潍河在远处，看不见水，只看见一条绿带子。再远处，什么也看不见。
　　他站在那儿，忽然说了一句：
　　"俺这辈子，站得最高，就是站在这儿了。"
　　旁边的侯三说："当家的，这才哪儿到哪儿。往后还得往高处走。"
　　李树贵说："俺不走高了。俺就在这儿。俺要在这儿立个规矩。"
　　他要立的规矩，是"三合成"。
　　"三合成"是罗荫堂的主意。
　　罗荫堂说："当家的，你这队伍一千多人，一个月要吃粮六十万斤。张景月给三成，剩下七成得你自己想办法。你光靠摊派，摊到第三年，老百姓就反了。"
　　李树贵说："那咋办？"
　　罗荫堂说："印票子。"
　　李树贵愣了："印票子？俺又不是银行。"
　　罗荫堂说："这年头，有枪就是银行。"
　　他在渔桐埠找了一间空屋，找来一个会刻木版的老匠人，刻了三块版，一块印一元，一块印五角，一块印一角。票子是黄麻纸，正面印着"三合成"三个字，三个字是罗荫堂写的，颜体，很端正。背面印着一行小字："昌邑五团发行，凭票兑粮"。
　　底下盖一个印：李树贵的私章。
　　李树贵不会刻章。那个章是他让侯三去潍县刻的，刻的是一个"李"字，篆书，他看不懂，但他喜欢那个样子，红红的，按在纸上，像官。
　　"三合成"票子印了三十万。
　　发下去的办法，是拿票子顶军饷、顶粮款、顶工程款。老百姓拿到票子，能到五团的粮库兑粮，能到五团的办事处抵捐，能在五团控制的集市上买东西。
　　前两年，这票子还真管用。因为李树贵有粮，有枪，他的粮库是满的，他的枪是硬的。老百姓认的不是那张纸，是那张纸后头的枪。
　　李树贵自己也知道这一点。他跟罗荫堂说过："这票子，是拿枪撑着的。枪倒了，票子就是废纸。"
　　罗荫堂说："当家的，你比我想的明白。"
　　李树贵说："俺明白，可俺还是要印。为啥？因为印了票子，俺就不用天天去老百姓家里抢粮了。俺就可以说，俺这是'发饷'，不是'抢'。"
　　罗荫堂看了他一眼，说："当家的，你这个人，心里有一杆秤。"
　　李树贵说："啥秤？"
　　罗荫堂说："良心的秤。可这秤，你不敢让它响。"
　　五团底下设了八个办事处。
　　办事处管什么？管捐，管粮，管丁，管案子，管集市，管学堂。一个办事处三个人：一个主任，一个账房，一个带枪的。主任多是当地人，有的是原来的乡长，有的是读过几年书的富户子弟，有的是罗荫堂的学生。
　　八个办事处，把昌邑二区切成了八块。每一块，都是一个小的衙门。
　　捐的名目，一共十七种。
　　田赋，按亩。枪捐，按户。鞋袜捐，按人。柴草捐，按灶。过路捐，按牲口。还有"冬防捐"、"春耕捐"、"救国捐"、"劳军捐"、"修圩捐"、"电话捐"、"学堂捐"、"烟土捐"、"骡马捐"、"年节捐"、"枪械捐"、"慰劳捐"。
　　十七种捐，一年收四次。
　　这些捐，五团的人上门收。收不上来的，先牵牲口，再搬门板，再拆房梁，最后带人。
　　带人的地方，是渔桐埠圩子西北角的一个院子。院子有三间屋，一间关人，一间审人，一间是看守住的。院子里有一棵枣树，枣树上吊过绳子。
　　那地方，当地老百姓叫"西院"。
　　西院在五团四年里，关过多少人，没有人算得清。死过多少人，也没有人算得清。
　　李树贵去过西院三次。
　　第一次是民国二十九年冬天，一个办事处的主任把一个老农吊在枣树上，吊了一夜，老农死了。李树贵去了，站在院子里，看着那具尸体，看了很久，然后转身把那个主任打了两个耳光，撤了职。
　　第二次是民国三十年春天，他在西院审一个"通八路"的嫌疑。那人是个货郎，走过北瓦城，给八路军送过盐。李树贵问他："你送了几回？"
　　货郎说："三回。"
　　"为啥送？"
　　"他们给钱。"
　　李树贵说："给多少？"
　　"比市价高两成。"
　　李树贵沉默了一会儿，说："放了吧。"
　　侯三说："当家的，放了他，别人也去送。"
　　李树贵说："他送盐，是因为他家有五个孩子。你要把他杀了，他那五个孩子就得去要饭，长大了就得来投俺，投了俺，再学坏，再被俺杀。这条链子，俺看得见。"
　　他把货郎放了，还给了他两块钱。
　　第三次是民国三十二年，一个办事处送来十七个"通匪"的，李树贵看了一眼名单，说："留三个，剩下的放。"
　　侯三说："当家的，你这放法，上边要怪。"
　　李树贵说："上边怪，俺担着。俺这队伍一千多人，要是天天杀人，杀到最后，谁给俺种地？"
　　他这套"放"，不是善。是算。
　　这一点他自己清楚。他跟罗荫堂说过："俺不是心软。俺是知道，人杀光了，俺就没饭吃了。"
　　罗荫堂说："当家的，你能把话说得这么难听，说明你心里还有一点干净。"
　　李树贵说："干净？俺身上最脏。"
　　团部驻在渔桐埠村东头的一处院子，原是村里一个财主的宅子，五间正房，两厢，一个天井。李树贵住正房东间，罗荫堂住西间，马连升住厢房，警卫班住门房。
　　正屋的墙上，挂着那张裱起来的委任状。
　　李树贵的日子，从外表看，是威风了。他出门带一个排，骑马，前头有自行车开道，后头有扛机枪的。他走到哪个村，村里得摆桌子，桌上得有茶，有烟。
　　但从里头看，他是个囚犯。
　　他睡觉换地方。今天睡正房，明天睡厢房，后天睡炮楼。他睡觉的时候，枕头底下压着那支比利时的枪，床边放着一双鞋，鞋尖朝外。
　　他吃饭有人先尝。他走路不看两边，只看路。
　　有一回侯三问他："当家的，你怕啥？"
　　李树贵说："俺怕的东西多了。"
　　"怕日本人？"
　　"日本人俺不怕。日本人来了，俺能跑。"
　　"怕四纵队？"
　　"四纵队俺也不怕。四纵队要俺的枪，俺给他一半，还能活。"
　　"那你怕啥？"
　　李树贵沉默了很久，说："俺怕有一天，俺手底下的人，不听俺的了。"
　　侯三说："当家的，你想多了。"
　　李树贵说："你记住俺这句话。俺这队伍，是拿钱拿粮拿枪拴住的。这三样，只要有一样断了，人就不是俺的了。"
　　民国三十年冬天，李树贵回了一趟西马埠。
　　他是去给他娘上坟。
　　他娘的坟在西马埠村北的一片地里，坟头不高，长满了枯草。他跪下去，把一个食盒打开，里头是四个菜，一碗酒。
　　他跪了很久，没说话。
　　马连升在旁边站着，看见他的肩膀在抖。
　　过了好久，李树贵说话了。他说：
　　"娘，俺现在有人了。"
　　他说完这句，把头磕在坟前的土上，磕了三个。
　　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脸上有土，也有水。
　　他抹了一把，说："走吧。"
　　回渔桐埠的路上，他忽然问马连升："连升，你说俺娘要是活着，看见俺现在这个样子，她高兴不？"
　　马连升想了想，说："高兴。你有出息了。"
　　李树贵说："俺觉得她不会高兴。俺娘活着的时候，最怕俺做坏事。俺小时候偷了邻家一个瓜，她拿扫帚打了俺半个钟头。"
　　他说完，就不再说话了。
　　那一年冬天，渔桐埠下了一场大雪。雪把圩墙盖住了，把炮楼盖住了，把壕沟盖住了。站在圩墙上往外看，一片白，什么也看不见。
　　李树贵站在圩墙上，看了很久，忽然对罗荫堂说：
　　"先生，你说俺这一千多人，是干啥的？"
　　罗荫堂说："保境安民。"
　　李树贵说："保谁的境？安谁的民？"
　　罗荫堂不说话了。
　　李树贵说："俺昨天夜里想了一夜。俺想明白了。俺这一千多人，是俺的一条命。俺拿这条命，换了一千多人的饭碗。可这一千多人，又拿俺当饭碗。俺跟他们，是互相吃。"
　　罗荫堂抽了一口烟，慢慢吐出来，说："当家的，你这话，比读书人说得还透。"
　　李树贵说："俺不识字，可俺会想。"
　　罗荫堂说："想得越透，越睡不着。"
　　李树贵说："俺已经三年没睡好觉了。"
　　民国三十年九月，日本人来扫荡过一次。
　　那一次，昌邑的日军、潍县的日军，加上伪军，一共两千多人，从县城、从双台、从南流三个方向合围二区。合围的口袋，最后收在渔桐埠。
　　消息是前一天夜里到的。侯三的表舅从双台车站跑来，跑得满身是汗，说："明天天亮，日本人要来，两千多。"
　　李树贵听完，坐在椅子上，抽了一袋烟。
　　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圩子不要了。"
　　侯三愣了："当家的，这圩子修了一年半。"
　　李树贵说："修了一年半，也挡不住两千人。挡不住的东西，就得丢。"
　　他站起来，开始下命令。
　　"粮，全部分给老百姓，一家一份，藏到地里去。"
　　"枪，带得走的带走，带不走的埋。"
　　"人，天亮以前全部出圩，往北，进洼地。"
　　"圩门大开，不留一个人。"
　　侯三说："圩子空了，日本人一把火烧了，白修了。"
　　李树贵说："烧了再修。人烧了就修不回来了。"
　　那天夜里，渔桐埠的圩子里乱了半夜。
　　分粮的时候，老百姓不肯要，说："团长，这是你的粮。"
　　李树贵站在粮库门口，说："这是俺的粮，也是你们的粮。你们藏好了，俺回来还要吃。"
　　天亮以前，圩子里的人走光了。
　　六百多个兵，加上圩子里的七百多口老百姓，一起往北，进了洼地。洼地里是芦苇，芦苇一人多高，人在里头蹲着，外头看不见。
　　李树贵最后一个走。他站在圩门口，回头看了一遍。
　　圩墙、炮楼、中街、戏台、学校的汽灯。
　　他把圩门带上，说："走吧。"
　　那天上午，日军进了渔桐埠。
　　空的。
　　他们搜了半天，搜出三样东西：一口没搬走的锅，一只跑丢的鸡，还有圩墙上贴着的一张告示。
　　告示是罗荫堂写的，写着"五团驻地，闲人免进"。
　　日本人把告示撕了，放了一把火。
　　渔桐埠的圩子，烧了半天。炮楼塌了，圩墙烧黑了一片，中街上十七家铺子，烧了十一家。
　　日军在圩子里住了一夜，第二天往北搜。
　　搜到洼地边上，伪军不敢进去，说："芦苇里有埋伏。"
　　日军的指挥官站在洼地边，看了看，也没进去。他让人朝芦苇里打了两炮，打完了，走了。
　　那两炮，打死了一个人。
　　是个老太太，七十三岁，是渔桐埠的，躲在芦苇里，没蹲稳。炮弹片削在她腰上，人当时就没气了。
　　第二天下午，李树贵带着人从洼地里出来。
　　他走到渔桐埠的圩门口，看着烧黑的墙，看着塌了的炮楼，看着中街上烧掉的十一家铺子。
　　他没有说话。
　　他走到学校的院子里。
　　教室烧了一半。那盏汽灯还在，掉在地上，玻璃碎了。
　　他把汽灯捡起来，捧在手里。
　　他跟身边的人说："这个，修一修，还能用。"
　　那天晚上，他让人清点损失。
　　死七个人，伤十一个。房子烧了三百多间。粮丢了两万斤。
　　他听完，说："人呢？"
　　"人都还在。"
　　李树贵说："人在就好。"
　　那天夜里，他坐在烧了一半的团部里，跟罗荫堂说：
　　"先生，俺今天想明白一件事。"
　　"啥事？"
　　"俺这四年修的工事，一炮就没了。俺这四年攒的粮，一把火就没了。俺这四年攒的枪，一仗就打光。"
　　他说："俺这四年，到底攒下了啥？"
　　罗荫堂说："攒下了一千多人。"
　　李树贵说："一千多人，也能散。"
　　罗荫堂说："那就攒别的。"
　　"攒啥？"
　　罗荫堂没有答。
　　过了很久，李树贵说："俺知道你想说啥。你想说，攒人心。"
　　罗荫堂说："当家的，你自己说出来了。"
　　李树贵说："人心这个东西，俺不会攒。俺只会拿粮拿枪换。"
　　他说："拿粮拿枪换来的，日本人一来，就没了。"
　　那天夜里，他没有睡。
　　他让人把西马埠小学的张瑞记请来。
　　张瑞记来了，看见烧了一半的圩子，说："你还要办学？"
　　李树贵说："办。"
　　张瑞记说："房子烧了。"
　　李树贵说："修。"
　　张瑞记说："先生跑了两个。"
　　李树贵说："俺再请。"
　　张瑞记站在烧焦的院子里，看了他一会儿，说："李树贵，你这个人，怪。"
　　李树贵说："咋怪？"
　　张瑞记说："你杀人像杀鸡，办学像办学。"
　　李树贵说："先生，俺这两样，都是真心的。"
　　张瑞记说："我知道。这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