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探道德修养与推理基础》松鼠带鱼

6、架起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 第一次接受

　　最近两周，我发现数学试点班班花和她的朋友们下课后来找我聊天的次数明显增多了。
　　“聊天可以，不过我可不透题啊，”我说，“今年的卷子不是我出，我也不知道都有什么题。”
　　“那哪个知识点要考哪个不考能告诉我们吗？”女生们笑着缠着我问。
　　“期末大家一起画范围，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反正就算现在告诉你们也没什么用，我知道思修这种科目你们都是到考试前一周才开始复习的，”我说，“说起来你们每节课都来找我聊天，男朋友不会吃醋吗？”
　　“老师是那个嘛，一点都不用担心，”班花笑着回答，“而且T大下星期期中考试，他们这一阵正忙着复习呢。”
　　“还有期中考试？”我吃了一惊，“都已经大学了……我还以为只有中学才有期中考试。”
　　“老师您在N大有10年了吧，居然不知道隔壁的T大有期中考试吗？”班花也惊讶地看着我，“不光有期中考试，他们晚上还断网断电呢。我在其他学校的同学也有不少要期中考试，甚至还有人要上早读和晚自习，还有需要打卡、记学分的晨跑。这么一想在N大读书真是太轻松了。”
　　“不轻松的日子都放在当初考N大的时候了吧。”一个短头发的女生笑道。
　　“不过真没想到老师您会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那种人，”另一个戴红框眼镜的女生说，“居然连隔壁的学校都不了解。老师您不会真的这么多年都不问世事，一心钻研真理吧？”
　　“我上学时其实和你们也没什么区别，”我苦笑着回答，“只是不太在意与自己无关的事而已，而且我进马列学院也是被调剂进来的。倒是你们，数学试点班的同学应该都是自己选择的这个专业吧？女生学理科不好就业，你们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学数学？”
　　“我从小就喜欢数学，”短发女生回答，“而且老师您的观念太落后了，现在谁都不好就业，不分男女。”
　　戴红框眼镜的女生笑了笑，答道：“我没什么特别的爱好，不过高中时参加数学奥赛拿了奖，正好有个保送N大数学试点班的机会，就来学数学了。”
　　“我差不多是正好反过来，爱好很多，但没有特别热衷的，”班花回答，“因为数学学得比较好，就报了这个专业。”
　　“现在的年轻人都没什么远大志向了啊，”我说，“大学期间正好是认识自己，树立志向的好机会，趁着这个时候认清理想，努力架起通往理想彼岸的桥梁吧！”
　　女生们看着我，都笑了。
　　“老师您明明比我们没大多少，每次说这种冠冕堂皇的话时都像个老头一样，”班花模仿着我的口气问我，“老师您自己读大学时就已经认清了自己，树立了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伟人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理念的伟大理想吗？”
　　“唔……你们猜呢？哈哈……”
　　我不想在学生面前撒谎，干笑了几声，没有回答。班花张了张嘴，好像还想再问点别的，幸好这时上课铃响了，不然如果她真的当众问出来——我从她的眼神里看出了她一定是要问这个问题——我成为侦探的志向，那可就尴尬了。其实倒也不是不能说，只不过把小学生不切实际的梦想一直保持二十年这种事不管怎么看也不像一个成熟的成年人所为，要是让学生们知道就太丢脸了。
　　晚上我和助手通了一次电话，确认彼此下周的时间安排。助手表示他一整周都有空，如果我也不忙，就可以接委托。
　　“你们学校下星期不是期中考试吗？”我惊讶地问他，“你不用监考？不用看卷子？”
　　“我把笔试换成了小论文，”助手回答，“所以下星期我没事。再过一个星期，等论文都收上来，我就该开始忙了。”
　　“教授真随便啊，像我们这种公共课的普通讲师都只能听学院统一安排。”我有些不满地挖苦他。
　　“其实当教授也就那样，也挺累的。”助手一如既往地没听出我的讽刺，过了一会儿才好像终于会了意一样地问我：“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最近不想接委托？”
　　“啊？我能有什么心事？”我对助手的理解能力感到十分无奈，“我想接。我下星期的安排跟平时一样，正好明天没课，我去侦探协会问问有没有短期委托吧。你等我通知。”
　　“哦……”助手愣愣地回了一句，挂了电话。
　　不知道是侦探协会的故意安排还是单纯的凑巧，我们很快接到了一个寻人委托，委托人是全市高校文学社团联合会。
　　和委托人见面时，我被对方的阵势吓了一跳。我原本以为委托人应该就是联合会的会长，最多加上几个干部，撑死了也就是四五个人，结果除了T大和个别几个有期中考试的学校以外，差不多全市高校文学社的社长都来了，挤挤茬茬地坐了一片，看起来像是我和助手要开什么新闻发布会，也有好几个N大的学生坐在旁边，据说是以个人名义参与进来的。
　　“你们学校怎么来了这么多人？”助手偷偷地问我。
　　“我们学校没有文学社，没有统一组织，所以只能用个人身份参加这种活动吧。”我回答。
　　幸好T大没有人来，N大来的几个人又都没上过我的课，我和助手的身份暂时还没有暴露的风险，不然如果他们知道委托的侦探就是自己学校的老师，我们就要被学生牵着鼻子走了。
　　学生们向我们说明了委托的内容：找到一个笔名叫“钱孙理”的作家，不需要调查个人信息，就只问他一个问题。
　　“如果只是问问题的话你们自己去问也可以吧？”我说，“给杂志社写信，请编辑转交给作家，或者和编辑联系，让编辑转述给作家，不是都可以吗？而且现在很多作家都开通了网络平台账号，微博、公众号、知乎、小红书，甚至是博客，总会有办法联系到本人，有什么想问的直接去给他留言或者发私信不就行了，何必花钱来委托侦探？”
　　“我们联系不到那个作家，就是因为他消失了，”H工业大学文学社的社长说，“他已经有一年多没在任何杂志上发表过文章，微博账号也在一年前注销了。”
　　我原本想说你们以为上杂志很容易吗，一年没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岂不是很正常，又听见她说作家的微博账号也注销了，就闭了嘴。
　　她继续说下去：“我们之前给杂志社打过电话，问过编辑，编辑也说很长时间没有接到过他的稿子，而且用各种方式都联系不上他。所以我们才想找专业的侦探来帮忙。”
　　“你们怀疑编辑没说实话，所以认为找专业的侦探去问，就能问出实情了，对吧？”我说，“我们去调查倒是没问题，不过请我们出马的委托费怎么办？对学生来说可不是个小数目，你们打算让谁来出钱？”
　　“这个我们商量过了，”师范大学文学社的社长说，“委托费由我们各个社团分摊，虽然总数目可能不小，不过平摊到每一个社团头上就没有那么多了，我们的社团经费应该能负担得起。”
　　来自N大的几个学生也纷纷表示：“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分担费用。”
　　“总之，考虑到你们都还只是学生，我们会想办法控制支出，不过还不知道会不会需要去外地，也不知道那位作家住在哪里，所以我们也不能保证真能省得下来钱。另外我还有几个问题，”我不解地问学生们，“能让你们这么多社团都愿意拿出经费聘请侦探寻找他，那个作家到底是个什么人物？你们要问他的又是什么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涉及隐私或者有攻击性，我们是不会受理的。”
　　“这一点你们放心，”坐在我正对面、来自外国语大学的联合会会长回答，“我们想问的是：他为什么不再写作了？”
　　他说着和两个副会长一起从书包里拿出几本杂志，摆在我们面前，是几本往年的《小说季刊》，还有《公民文学》和《丰收》。
　　“我不知道你们之前有没有看过这些杂志，”会长继续说，“现在的年轻人里看这种纯文学杂志的人已经不多了。我们因为爱好文学，所以订阅了很多纯文学杂志，也看过了很多作家的文章。现在的作家，要么只聚焦个人的生活，缺乏对社会的观察与关心，要么执着于塑造奇观，以猎奇的笔法书写他们想象中愚昧落后的所谓‘社会真实’，要么就是脱离现实，写出来的东西既与时代脱节，也与社会现实脱钩。但钱孙理不同，他的文章不是出自想象，而是发于真实，他着眼的是当时当刻，书写的是诚挚的心声，他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而是有理有据地针砭时弊，每一篇文章都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切中属于这个时代和这个环境的病灶。我们从他的文章中感受到了共鸣，看到了希望，只有他的文学才是我们理想中的青年文学，他是我们理想中的青年作家。”
　　“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怀疑他被人封杀了，”T工业大学文学社的社长接过话头，“我们想知道钱孙理消失的真相，我们想知道他为什么不再写作。或者不如说，我们想请你们帮忙传达我们的心声：我们希望他能继续写作，我们希望他重新拿起他的刀和枪。”
　　我被学生们的回答震惊了。我原以为现在的大学生要么每天混日子，要么专注于在大学期间刷绩点、考证、拓展人脉，为未来就业积攒资本，我以为过去在书上看到过的五四时期那种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现在应该都已经绝迹了，却没想到在意外的场合中听到了似曾相识的话语。看着学生们热情真挚的面孔，连我都仿佛被他们感染了，想要为找到那位作家出自己的一份力。
　　我正在思考要怎么答复他们，眼神瞥向身边，发现发现助手正在盯着我看。
　　“我想帮他们。”助手一脸认真地说。
　　“好吧，”我点了点头，“这个任务我们接了。不过你们也要做好心理准备，结果未必会是什么好消息。”
　　之所以一开始就给学生们泼了一盆冷水，是因为从大人的角度来说，我其实不是很相信学生推测的所谓“封杀”，相反，从作家注销微博账号这一点上来看，我更倾向于认为他是主动消失的。顺着这条线索来推断，现在恐怕已经是凶多吉少了。但既然答应了要帮学生们找人，必要的调查工作还是得做，正好《小说季刊》的编辑部就在市内，于是我和助手就趁着星期一上午没课，去拜访了杂志社的编辑。
　　看到我们亮明身份，说清来意，对方露出了为难的神色。
　　“我可以理解年轻人出了什么事就爱往上面怀疑的想法，”编辑一脸无奈地说，“但这个人真的只是联系不上了。”
　　“真的不是杂志接到上面的指示说不许刊登这个作家的文章了吗？”我笑着问，一边观察编辑的反应。
　　“真不是，”编辑回答，“我们从来没有接到过任何要求撤下这个作家作品的指示。大概去年年中吧——您知道我们都是提前收好稿才安排后续杂志的，有时甚至会提前半年排刊——我们发现钱老师没有来稿，当时还很奇怪来着，因为他以前几乎是每个月都会投稿的。”
　　据我观察，编辑似乎没有在说谎。
　　“那您当时就找过他吗？”
　　“我们和钱老师平时都是通过网络联系，来稿也是直接把文档发到编辑部的邮箱，所以我们对钱老师的个人信息其实并不是很了解，”编辑回答，“发现他不再供稿之后，我给他发了邮件，也在他平时用的网络社交平台和社交软件上留过言，但都没有收到回复。我们平时向他支付稿酬都是通过网上转账，样刊也都是通过邮政邮寄，收件人写的是笔名，所以我们也不知道钱老师的真名和电话号码，就只知道他当时收样刊的地址。那个地址也在市里，我去找过一次，是一间出租房，房东说原来的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而且房东也不知道原住户现在的住址和联系方式。我倒是问到了钱老师的真名，不过只有一个名字也找不到人，再说作者不再投稿我们也不能逼人家，所以就放弃了。”
　　“您试过和作协联系，询问他的联系方式吗？”
　　“他没加入作协。”
　　“您觉得这位作家是失踪了吗？”我问。
　　“对读者来说应该就算是失踪了吧，”编辑说，“钱老师不光不在我们杂志发表文章，其他同类杂志上也看不到这个名字了。不过我个人觉得也可能他现在有了新的生活，已经不需要靠写作糊口了。虽然这么说好像对不起我的职业，也对不起我自己年轻时候坚持过的文学救世的理想，不过编辑和作家的收入确实都太低了，除非能写出畅销书，拿大笔的版税，否则也只能算是勉强糊口，而且现在也已经不是纯文学能畅销的时代了。人年纪大了，总归还是会现实一点的。”
　　告别了编辑，离开编辑部时，助手悄悄地问我：“编辑已经有了作家的真名和曾用住址，不是就可以查出来他现在在哪儿了吗？为什么不继续调查了呢？而且编辑那么快就放弃了寻找，学生们到现在还在想着把作家找出来，为什么两边的态度差别会这么大呢？”
　　“如果每个人都能调查，咱们这侦探当得不就没有意义了嘛，”我回答，“至于编辑和学生的差别……对杂志来说钱孙理只是众多作家里的一个，而且也不是什么名家大家，有他固然好，少了他其实也没什么，而对于天真可爱的学生们来说，他是想象中的知心朋友，可能也是人生导师，是精神支柱，大概就是这种程度的差别吧。”
　　拿着编辑给的地址，我们找到了作家过去的房东。
　　听说我们来调查那个作家的行踪，房东大爷显得有些惊讶。
　　“从上次杂志社的编辑来找人，已经过去一年了啊，”他感叹，“真没想到现在还会有人过来打听他。”
　　“可以简单介绍一下您对他的印象吗？”我示意助手做笔记，一面问房东，“比方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平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惯？他从您这里搬出去之前说没说过什么特别的话？或者有没有什么人和他来往比较密切？”
　　“要说印象嘛，其实就是一个挺普通的人，”房东回答，“挺乖，不怎么说话，有点腼腆，看着挺文静的一个小姑娘。要不是有编辑过来找，我都不知道她还是个作家，早知道就跟她要个签名……”
　　助手记笔记的手停了下来，我也停下了动作，瞪大了眼睛张着嘴看着房东。房东似乎也注意到了我们两个的动作，闭了嘴也看着我们。
　　“是女的？！”过了一会儿助手终于说。
　　“女的啊，怎么了？”房东似乎对我们的反应感到很奇怪，“你们都不知道吗？”
　　何止是我们不知道，之前和我们谈过话的人里没有一个提过钱孙理是女性。性别也属于个人信息的一种，如果在寻人时故意不交代目标人物的性别就太奇怪了，之前所有人都说不知道作家的个人信息，估计是她自己没有公开过性别，编辑之前来打听时也没有谈到过这种话题，很可能现在除了我和助手以外所有人都还以为她是男的呢。
　　“我早就知道了，之前忘了告诉助手，您别见怪，”我很快恢复了镇定，赶紧控制住自己的面部表情，在助手钦佩的目光中装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您继续说，关于她，您能想起来的事，不管是多不起眼的小事，都请告诉我们。”
　　“她搬进来大概是在三四年前，”房东想了想，开始叙述，“当时好像是刚大学毕业，还没找着工作，我说小姑娘家一个人在外面多不安全，不如先回家，在家找工作，守着父母也稳当，以后也好找对象，生了孩子还能有人帮着照顾，但她死活不回去，说想留在大城市，就住在这儿慢慢地找工作。”
　　“后来找到工作了吗？”助手问。
　　“找着了，”房东回答，“是给房地产公司做电话广告的工作，就是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你的号码，打电话问你买不买房的那种。一个月工资才1800，也就够付个房租加上来回的交通费，我都不知道她吃饭的钱到底是从哪儿省出来的。以前我也觉着那种电话挺烦人，只要听见对面说某某公司就立马挂电话，有时还会骂人家两句，不过后来看这个小姑娘每天上班起早贪黑的，才觉得年轻人出来挣生活，干哪一行的都不容易。”
　　我留意到房东提及的时间，问他：“您知道她每天起早贪黑，是因为经常碰见她吗？”
　　“也不太经常，”房东回答，“不过我们住上下楼，出租的房子就在我家楼下，所以碰上过几次。”
　　“她后来是为什么搬走了呢？”
　　“她自己说是找到了新工作，比打电话挣得多，就搬到新单位附近住去了。”
　　“她搬走的时候没有留下任何消息吗？比方说电话啊，新地址啊，新公司的名字还有职位之类的？”
　　“公司名字和地址没说过，职位好像提过一次，说是秘书一类的，不过具体我也没问，”房东说，“之前她在我这儿住的时候留过一个电话，不过其实楼上楼下的，我有什么事都是直接下楼去找她，所以没怎么打过，而且她也没那么多事，不像别人家的租客那样三天两头有事找房东。后来编辑来找她的时候我打过一次那个电话，已经停机了。”
　　“她过去住在您这儿时租金都是怎么付的？您有她的微信或者支付宝吗？”
　　“没有，我学不会手机上那些东西，我这儿的租金都是拿现金付的。”
　　“除了编辑和我们来的这两次以外，您后来就没再听说过关于她的事了是吧？”我问。
　　“对，”房东点头，“我觉得她换了个好工作搬到别处去住也挺好的，虽然后来搬进来的新住户都不如她省心，不过也没什么。就只有我家外孙女跟我提过几次她，问我楼下的那个姐姐去哪儿了。”
　　“您外孙女和她关系很好吗？”
　　“挺好的吧，”房东回答，“我外孙女那时候还在上初中，差不多每次来这儿都会下去找她玩，说在她那儿能看见很多有意思的书。你这么一说，去年她搬走之前我进过一次她的房间，里面有一个大书架上摆了好几排花花绿绿的书，估计我外孙女看的就是那个。”
　　“您注意过书架上都有什么书吗？”
　　“我哪有心思注意哪些小孩子的玩意？我就只看见花里胡哨的一片。”
　　我想了想，又问房东：“我们能不能和您的外孙女谈谈？我想问她几个关于那位作家的问题。”看见房东似乎有些犹豫，我又补充道：“我们两个都是有执照的正规侦探，不会问什么出格的问题，更不会对小姑娘做什么奇怪的事，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让她在别人的陪同下接受我们的询问。”
　　房东思考了一会儿，拿起老年机去隔壁房间打了一通电话。握着手机回来时，他朝我们点了点头：“她同意了。她说学校上周末刚考完期中考试，正好今天明天休息，明天她过来吃饭，你们明天中午再来吧。”
　　第二天午饭过后，我们在房东家里见到了他正在读高中的外孙女。
　　“你还记得之前在楼下那个姐姐家里都看到过什么杂志吗？”我开门见山地问。
　　“诶？你不该问这个吧？”女孩一副失落的样子，“侦探不是应该问姐姐搬走之前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举动，或者是有没有说过什么奇怪的话吗？亏我昨天想了一晚上呢！”
　　看来这个小姑娘还为今天的谈话做过了功课，我无奈地笑着看了看助手，可惜她准备的方向完全错了。
　　“好吧，既然你想让我们问，那就先问你一下：楼下那个姐姐在搬走之前有没有过什么奇怪的举动？”
　　“现在这个时代的人书架上摆着一堆新出版的杂志本身就已经很奇怪了。”
　　“你怎么不说现在的高中生在别人家里看杂志也很奇怪。”
　　“我这不是回归传统嘛，”女孩撇撇嘴，“姥爷家没wifi，姐姐那些杂志上的故事也都挺有意思的，而且我发现杂志上连载的那些小说网上都搜不到，一点资源也没有，所以想知道后续就只能来她这儿看了。”
　　“你为什么不自己买杂志来看呢？”助手问。
　　“买不如借啊！而且我本来就没多少零花钱，当然得花在刀刃上。”
　　我看助手张开嘴，推测他要接着问什么是刀刃，就赶紧截下了话头：“现在奇怪的举动已经清楚了，除此之外你还注意到她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比方说她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奇怪的话？”
　　“没有！”女孩干脆地回答。
　　“那就回到我最开始提的问题上来，”我说，“你之前在她那儿看过不少书对吧？里面都有什么？”
　　女孩眼神滑向侧上方，似乎是在思考。
　　“我印象里在姐姐那儿看得最多的是《古今传说》，还有《春芽100》和《男孩女孩》，这三种都比较齐，差不多期期都有，剩下的还有《破土》、《不小说》和《跃·幻想世界》，这几本就都是零零散散的了……我还记得当时的《古今传说》缺了一本12月的下半月，缺了一本2月的上半月，然后从3月开始就都是齐的了。”
　　“过了这么长时间，你还能这么清楚地记得缺了哪一期吗？”我惊讶地问。
　　“当然能，”女孩一脸理所当然，“一看你们就是平时不看杂志，那些杂志里都是既有短篇又有长篇连载，一部长篇小说如果情节突然断了一截，再看后续就得想办法猜测前面漏掉了什么，所以肯定会印象深刻呀。我记得《古今传说》上连载的《红凤凰粉凤凰》正好是在前年的年底完结，12月下半月那一期上刊登的是大结局，但姐姐那儿没有，我还专门拿零花钱买了一本。去年2月上半月那期的《宝塔玲珑》里有一个角色死了，我因为漏看了所以不知道，后来过了好久才明白过来为什么他没再出过场，我还很喜欢他呢。后来从3月开始的杂志姐姐就每期都买了，《蓝鲤鱼绿鲤鱼》和《侍色呼福湖》我都在她那儿从头追到了尾。”
　　“除了这些书以外，你还在她那儿看到过什么别的杂志吗？”我问她，“比方说《小说季刊》？”
　　“好像没印象……”女孩想了想，“啊，姐姐书架上好像是有一排不太一样的杂志，封面特别没劲，让人看了就不想翻开。我有一次拿出来一本翻了两页，觉得没意思，就又放回去了。那个没准就是你说的那什么《小说季刊》。”
　　“她搬走的时候把所有书都带走了吗？”
　　“对。”
　　“你听说过‘钱孙理’这个名字吗？”
　　“没听过，”女孩回答，“那是什么？百家姓吗？”
　　我在脑子里快速地过了一遍女孩的证词，从助手手中抽出笔记本和笔，翻开一个新的空白页，把本子平摊在女孩面前：“我们要问的都已经问完了，谢谢你的配合，最后能不能请你回忆一下当时那个姐姐书架上的杂志都有哪一期，把刊名和发刊年月列下来？”
　　从房东家里出来，助手去取车，我给文学社团联合会的会长打了电话，问清了刊登钱孙理作品的纯文学杂志的刊名和发刊年月，顺便在路过小区门口的报亭时停下来看了一眼。
　　报亭的门窗都关着，敲了敲窗户也没人应答。想着会不会是里面的人没听见，我又用力敲了几下。
　　“小伙子，别敲了，”旁边路过的一个阿姨指指那座报刊亭，“过几天就要拆了。”
　　我放弃了这座报刊亭，转而问阿姨附近有没有其他还在营业的。按照她指的路线找到一家还开着门的报亭，我向老板询问还有没有去年的旧刊。
　　狭小的报亭里乱糟糟的，老板从一堆书报中把自己刨出来，戴上老花镜，开始翻一个用白纸钉成的大本：“我这报亭别看还没拆，下一拨也该轮到了。现在这里就只剩着些以前没卖完的旧杂志，你要想找新出版的还没有呢。我看看啊……”
　　他说着从书堆里左摸右摸，拽出了一本两《古今传说》和一本《男孩女孩》，用手扇着空气中飘扬起的尘土，呼了口气：“以前这些杂志都是畅销书，周围的大中小学生都来买，每次发刊都是一上架就都卖光了，有时候想买还得先登记，再想办法从其他地方调货。谁能想到这些书也会有剩下的一天呢？”
　　“是呢，”我随口附和了一句，“老板，《小说季刊》还有吗？”
　　“没有，”他没翻记录就直接摇了摇头，“那种杂志没什么人买，我这儿从来就没进过货。”
　　在报亭买下那几本杂志，助手的车也正好到了，我钻进车里，系上了安全带。
　　“接下来去哪儿？”助手问我，“回学校？回家？还是要去哪儿调查？”
　　“接下来咱们要去一个本地人都未必认路的地方。”
　　“哪儿？”助手掏出手机，开始找导航。
　　“邮局报刊订阅中心。”
　　按照导航的指示在老街里七拐八拐，我和助手终于找到了报刊订阅中心。等助手停好车，我就带着他走进了订阅中心的大门。
　　我们到的时候，距离报刊订阅中心下班还有一个半小时。工作人员看到我手中列得长长的书单，皱着眉斥责了我几句，然后把我们领进仓库，指了一下不同年份旧刊的摆放位置，让我们自己找。
　　《古今传说》、《春芽100》、《破土》和《不小说》这几个当年的热销杂志剩得已经不多了，时间早一点的有些甚至连一本都不剩，比较近期的则是基本还有剩余，而《小说季刊》一类的杂志则剩下了不少。我和助手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从书堆里刨出了三十多本杂志，在工作人员不耐烦的催促声中出来结账。临出仓库时，我眼疾手快地带上了两张包杂志用的大牛皮纸。
　　虽然事先表示过会尽量给委托我们调查的学生们省钱，但有些钱还是不得不花。我央求工作人员把书包起来，然后抱着两包沉甸甸的杂志，兜里揣着一张薄薄的发票，回到了助手的车上。
　　在后座上放下书，我回到副驾驶的位置上，系好安全带，陷进了靠背里。
　　“我饿了。”我说。
　　“在附近找个地方吃饭？”助手问。
　　“可是我这个月剩下的所有钱今天都花完了，”我说，“倒是可以用公务卡借债吃饭，但总感觉怪怪的。”
　　“那我请你吃饭？”助手回答。
　　“不要，”我说，“今天跑了一天，吃完饭再抱着后面这些书回去，想想都没动力了。你家里有吃的吗？我那儿断粮了。”
　　“有速冻饺子。”助手回答。
　　“速冻饺子也行，”我坐直身子，诚恳地盯着助手，“去你家。”
　　吃完晚饭，我和助手收拾干净餐桌，助手去洗碗，我把买回来的杂志按照刊名和时间在餐桌上分类放好，侧着脸趴在花花绿绿的书堆上。
　　“现在可以告诉我了吧，侦探先生？”助手一边洗着碗一边问我。
　　“告诉你什么？”
　　“咱们为什么要买这些杂志？”
　　“自己动动你那聪明的脑子啊刘教授，”我用脸贴着凉凉的杂志封面，换了个方便说话的姿势，“我来给你梳理一遍目前的线索吧。首先房东说作家以前的月薪是1800。”
　　“嗯。”
　　“你这房子租金是多少？”
　　“没有租金，”助手回答，“这房子是我买的，现在还在按月还房贷。”
　　“大款啊你！”我惊呼，“居然能在大城市里买得起房子，教授跟讲师就是不一样。”
　　“然后呢？”
　　“根据作家房东的说法，1800这个数目只够付房租和上班来回的路费，”我继续说，“那你觉得她吃饭的钱和买日用品的钱从哪儿来？”
　　助手想了想：“稿费？”
　　“对。然后你来算一下，《公民文学》是一个月一期，《丰收》是双月刊，两个月一期，《小说季刊》是三个月一期，假设她在每种杂志的每一期上都能刊登一篇5000字的文章，稿酬是千字50块钱，你觉得她能靠稿费吃得饱饭吗？”
　　“不能。”助手摇头。
　　“既然她可能都吃不饱饭，你觉得她会拿出有限的资金大量购买以青少年为目标读者的通俗文学杂志吗？”我继续说，“这个可能性不是完全不存在，但她为什么要买那些杂志？你想一想那个小姑娘说过的话，作家收藏的每一种杂志都不全，甚至有的漏掉了连载中最关键的大结局，但从去年3月开始，她的杂志就一期都不差了。如果她是杂志的忠实读者，这种情况是很不合理的，但如果她只是在有闲钱时偶尔买来看看，又和3月之后一期不差的事实互相矛盾。综合以上的所有信息，最合理的解释就是……”
　　“那些书不是她自己买的，而是杂志社给的样刊。”
　　“就是这么回事，”我点头，“她出于某种原因——应该就是为了维持生计——同时在给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两类杂志供稿，并且大概是不希望被人认出来，在两边使用了不同的笔名，所以那个小姑娘才会不知道钱孙理这个名字。不过在同类杂志之间应该没有必要掩盖身份，所以我猜她在这些通俗文学杂志里用的笔名都是一样的。”
　　“所以只要找到这些杂志里重合的作者，就能知道哪个是她，然后拿着那个名字去问这些杂志的编辑，就可以打听到她的消息了是吧？”助手洗好了碗，刷好了锅，擦干了手，在我对面坐下。
　　“你这不是挺聪明的嘛！”我说着把几摞杂志从桌子上推到他面前，“拿一根铅笔，翻开这些杂志的目录，看到相同的作者名字就画下来，麻烦你了。”
　　助手乖乖地接过杂志，开始对比目录上的人名，与此同时我也没闲着，我拿出买来的几本纯文学杂志，把署名钱孙理的文章都看了一遍。
　　看完那位作家的文章，我大致理解了学生们为什么会喜欢她的作品，还有为什么大家都误以为她是男性。她的作品虽然在文笔上少有修饰，不像其他作家那样文辞优美，但也正是这种直接的表达方式让她的文章看起来辛辣直爽，针砭时弊，行文间还隐约透露出一股年轻人特有的朝气与热情，几篇文章读下来，能感觉到她确实是一位优秀的青年作者，也难怪学生们会把她视为理想中的青年作家。
　　正在我这么想的时候，助手已经统计好了人名：“确实像你说的一样，这些杂志里都有重复的作者，不过咱们手头的样本容量太小，没法把所有错误选项全部排除。除《不小说》以外，剩下的这些杂志里每一期都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作者，并且这两个人碰巧在《古今传说》的前几期里都同时刊登了短篇，在3月的上半月刊里同时开始连载，并且两个连载也是同时结束。”
　　“哪两个连载？”
　　助手把几本杂志摆在我面前，用笔圈着目录上的作者名字给我看：“一个是《蓝鲤鱼绿鲤鱼》，作者叫泡冰冰湃泡，一个是《侍色呼福湖》，作者叫花飞挥飞花。另外这几本《不小说》里虽然没有这两个人，但也有一个每本都出现了的作者，就是这个炖冻豆腐。”
　　看来这个炖冻豆腐也和钱孙理是同一个人吧，我想，不过只在这一本杂志里专门换了笔名，也就是说唯独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登上了这本杂志，那位作家到底有多不待见《不小说》啊。
　　“咱们现在已经把范围缩小到了两个人，明天给编辑部打电话问一下这两个人的信息，应该就能知道哪个是咱们要找的人了吧？”助手一脸大功告成地笑着看着我。
　　“不要，”我回答，“《不小说》里的那个作者先不说，如果在两个人里都确定不了哪个是目标，就太对不起侦探的名声了，我要用自己的推理来确定到底哪一个才是她。”
　　“这要怎么推？”助手露出一副茫然的表情，“你打算怎么做？”
　　“给你解释清楚太麻烦了，这个我要自己来，你就不用管了，”我抓起助手用过的铅笔，递给他两本《小说季刊》，“你拿着这个，再拿上两本《不小说》和两本别的书，把钱孙理、炖冻豆腐和那两个作者的文章都看一遍，然后告诉我你觉得这几个人里谁和钱孙理的文章最像。”
　　“好。”助手点点头，像接到了作业一样抱着书跑去沙发上看了。我握着笔，一面仔细地看着杂志上的文字，一面在上面勾勾画画，旁边不时传来助手“哎？”、“啊！”、“怎么能这样？”还有“太好了！终于和好了！”一类的声音。
　　助手这家伙，看个恋爱小说，为什么能这么投入啊。
　　“啊，这本杂志中间有作者访谈，”助手忽然叫起来，“还说有‘本刊主打的美女作家照片集锦’，要看吗？”
　　“看看，”我回答，“有那两个人吗？”
　　助手沉默地翻了一会儿：“那两个人都没有照片，只有给读者的话。”
　　“给读者的话里能看出什么个人信息吗？”我问。
　　“嗯……看不出来，都是感谢读者的支持，介绍连载的进度，还有希望读者继续支持这类的。”
　　“那就算了，”我回答，“你继续吧。”
　　继续各自忙活了一段时间，我听见助手打了个哈欠。
　　“我看完了，”助手说，“现在告诉你结论吗？我觉得是……”
　　“先别说！”我马上制止了他，“等我得出结论来再说。现在说了只会影响我的判断。等我得出结论之后，我要让你对我的推理心服口服。”
　　说完我自己也打了个哈欠。
　　“要不先睡觉吧，”助手看了看表，“已经11点半了，明天再继续。”
　　“你去睡吧，我要继续，已经做完一半了，今天晚上不弄出个结果我不安心。”
　　“我建议你去床上继续，”助手想了想，然后对我说，“我睡得死，夜里也很少起来，你要是半夜在桌子上睡着了，可没人像上次那样把你搬到床上去。”
　　我下意识地想反驳，但想了想又觉得助手说得也有道理，就接受了他的提议，把杂志搬去了卧室。
　　助手的家是一间两居室的公寓，他自己睡在主卧，我睡在据说是给未来的孩子准备的次卧，两间卧室分别在公寓的两头。进了卧室，我打开床头的台灯，把杂志摊在床上，握着笔趴在上面，继续我的工作。
　　恢复意识时，周围已经完全亮了，床头的台灯还开着，我的脸贴在书页上，眉头被铅笔硌得生疼。我动了一下，粘在脸上的书页发出轻微的“嘶啦”声，铅笔也像嵌进了眉头里一样，拔出来时发出了轻微的“嘣”的声音。
　　我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找到昨天没完成的部分，给昨晚的统计工作收了收尾，就抱起杂志，摆出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走出了卧室。
　　助手正在做早饭，看见我出来，他一脸惊讶地问我：“你这是练了什么神功了吗？”
　　“啊？”我没明白他的意思，看到助手给我比划，指着他自己的眉头，我才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伸手摸了一下。
　　我的眉头被铅笔压出了一道印子，是竖着的一道，大概有一公分长，位置不偏不倚，恰好在眉头的正中心。助手不知道最近又看了什么电视剧，大概是以为眉心有凹痕就是得道成仙了。
　　吃完早饭，我对助手说：“现在可以告诉我你昨天的结论了，我说‘一、二’，咱们两个就一起说出自己判断里钱孙理的另一个身份是谁，来，一，二——”
　　“花飞挥飞花。”/“花飞挥飞发。”
　　两个人异口同声地说出了同一个名字，只不过我中途舌头绊了一下，说错了一个字。
　　“太厉害了！”助手惊呼，“你怎么知道我要说什么的？”
　　“不是我猜到了你要说什么，”我看助手似乎没意识到我说错了字，马上糊弄了过去，“而是你的感觉对了。花飞挥飞花就是那个作家在通俗文学杂志上用的笔名。”
　　“可是你怎么知道那就是她呢？我昨天看过她们的文章，我觉得每个人的作品都不是很像，炖冻豆腐和那两个作者的文风也不像，只不过你要求我二选一，我只能说在那两个人里花飞挥飞花给我的感觉和钱孙理相对更像一点。”
　　“你觉得她们相像是有原因的，”我说，“不过直接说你不一定能明白，我就从头开始讲了。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写作习惯，有些比较明显，比方说经常使用某个标点符号，或者是喜欢用某个符号来表达感情，或者是用‘我：……’来表示角色沉默，或者是故意把‘一边……一边……’这类前后照应的句子里的指示词去掉一个，或者是喜欢使用某种修辞手法，或者是有某些惯用的形容，或者是有惯用的词语和句式。”
　　“嗯，这个我懂，”助手说，“就好像有些人说话会有口头禅吧？发消息的时候也是有人喜欢集中起来发一大段，有人喜欢连续发很多短句。”
　　“差不多，”我点头，“你会觉得这几个作者的风格不一样，不光是因为她们的作品题材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她们的作品里没有明显的相同特征，比方说钱孙理惯用破折号，用词简练干脆，花飞挥飞花的文章里大量使用形容词和比喻句，泡冰冰湃泡喜欢用省略号来表示角色沉默或者是分割场景，炖冻豆腐的文章几乎是一句一段，用词的偏好也和署另外几个名字的文章不同。不过这些区别显然都是作者故意为之。你想，她既然在不同的杂志之间换了笔名，肯定也不希望有人凭借行文的特点认出她来对不对？所以她在使用不同的笔名时也故意使用了不同的写法。”
　　“嗯，有道理，”助手点点头，“那你到底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我是从虚词的用法里看出来的，”我回答，“‘的’、‘了’、‘着’、‘也’、‘并’、‘去’、‘过’等等这些词，虽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但几乎在每一句话里都是必不可少的成分，不同人使用它们的频率和用法也各不相同。刚才说的那些修辞啊标点啊之类的写作习惯都是非常明显的、可以意识到的习惯，只要你发现了，就能提醒自己换成其他说法，而使用虚词是一种自然的、无意识的习惯，即使你用了，自己也很难发现，更别说更换用别的词了。你会觉得哪些作品给人感觉像、哪些作品给人感觉不像也正是因为这些虚词的不同。”
　　我说着拿出自己统计的数据给助手看：“在钱孙理、花飞挥飞花和炖冻豆腐的文章里，‘的’字和‘了’字的出现频率都相当高，即使排除花飞挥飞花文章里大量使用形容词导致‘的’字数量增多这个因素，‘了’字的使用也是一个很有力的证据，并且在这三个人的作品里，‘过’字的用法也都及其相似，相反，泡冰冰湃泡的作品里就看不到这几种趋势，反而是‘着’字和‘去’字的使用频率比另外三个人的作品里高了许多，而且她会使用‘去’字和动词的组合，还有使用不含实际意义的‘是’字的习惯，这两点也是另外三个人的作品里看不到的。以前曾经有人凭借虚词的使用断定某本书是某个作家遗失的著作，咱们这次虽然样本容量远远不够，不过要从两个备选答案里排除一个错误选项也已经绰绰有余了。”
　　助手听完我的分析，点了点头：“所以说结论就是……”
　　“纯文学杂志里的钱孙理、通俗文学杂志里的花飞挥飞花，还有《不小说》里的炖冻豆腐，这三个笔名都属于同一个作者，她就是咱们这次任务的目标，也就是学生们委托咱们寻找的人。”
　　我们给《古今传说》杂志的编辑部打了电话，确认了花飞挥飞花现在仍然在给杂志供稿，经过一番交涉，问出了她现在的样刊邮寄地址。
　　新的地址在市郊的开发区，我们联系到了她现在的房东，从房东那里问到了她的电话。我给她打电话，说明我们是侦探，要找她询问一些问题，她同意了，我们约定周五下午下班之后我和助手去她家里找她。
　　周五下午，在她说的公司下班时间左右，我和助手到达了她现在住的出租房门口。我敲了敲门，没有人来开。
　　“不会是忘了吧？”助手说。
　　我给作家打了个电话，没人接。
　　“可能是有事绊住了，”我说，“现在市里正是晚高峰，不管是先回去，等她通知再过来，还是直接回去，都太费时间了，不如先等一会儿，至少把堵车的时间错过去。反正这儿是她家，她早晚也得回来。”
　　我刚说完最后一句话，就看到有人从我们身边的楼梯走上楼去，路过我身旁时，那人用奇怪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我连忙掏出侦探证，对着那个人上楼的背影大喊：“我们不是坏人！是正规的侦探！侦探！”
　　于是周围其他路过的人也都开始用奇怪的眼神看我们了。
　　我和助手站在门口傻等了将近一个小时，一直等到楼上楼下的邻居都回了家，楼道里只剩下我和助手两个人时，一个女孩才气喘吁吁地跑上楼来，上气不接下气地对我们喊道：“不好意思！公司突然加班，我回来晚了！”
　　给作家看过证件后，我和助手被作家请进了家门。走进窄小的一居室出租房，迎面就看到了贴墙立着的大书架，上面摆满了花花绿绿的书。
　　趁着作家去厨房里烧水的工夫，我凑过去看了看书架上的书。书架中间最显眼的几排都是彩色的书脊，果然和那个小姑娘说的一样，有《古今传说》，有《春芽100》，有《男孩女孩》，也有明显比前几种数量少了一些的《破土》、《跃·幻想世界》和《不小说》，而且《古今传说》确实缺了12月的下半和2月的上半。书架的最上层，以作家的身高来说可能不太容易够到的地方摆着一排素色书脊的书，我踮起脚来看了看，是《小说季刊》、《公民文学》和《丰收》等纯文学杂志，最新的一期发刊时间是一年前。和纯文学杂志同一层的是一套大学教材，有《高等数学》、《大学英语》和《大学计算机基础》，有一套工程地质学专业的教材，有一套公务员考试的教材，还有我自己教的《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那一套思政课教材，不过意外的没有党课教材。一排教材中间夹着几个红色的薄本子，不知道是奖状还是证书。
　　她把用过的书都留着，看来是一个细心的人，我想。
　　作家给我和助手一人倒了一杯热水，在我们对面坐下。
　　“那个牌儿，不摘下来吗？”助手忽然指着作家说。
　　“啊？”我和作家同时看向她胸前，套在她脖子上的一根蓝色带子下面挂着一张工作证。作家马上把工作证摘下来放在了茶几上：“不好意思，刚才一进门就忙着去烧水，把这个都给忘了。”
　　我偷瞄了一眼作家的工作证，上面的名字确实是我们知道的那个真名，职务是内勤。
　　“您是本市的大学毕业的吗？”我忽然很好奇这个问题，就开口问她。
　　“不用那么客气地称呼‘您’，我看咱们年纪差不多，直接叫‘你’就可以，”作家说，“我是T大毕业的。”
　　我有点意外。
　　“是你的学妹诶。”我用手肘捅了捅助手。
　　“啊，其实我不是T大毕业的，”助手回答，“我本硕都是在另一个城市的另一所T大。”
　　“怪不得有种优等生的感觉呢，”作家笑了，“你给人的感觉和我大学班里的男生很像。”
　　“然后呢？”助手问。
　　“然后啊，”作家说，“然后他们都找到很好的工作，成家立业了。”
　　助手低下头，似乎是在思考作家牛头不对马嘴的答复，我清了清嗓子，展开助手的笔记本塞到他手里，示意他别想了，开始干活。
　　“现在也不早了，就不耽误你太多时间了，”我说，“咱们长话短说，直入主题。有人委托我们做两件事，其中第一件是找到你，这个我们已经做到了，第二件是替委托人问你一个问题。”
　　“我先问清楚，我有权利不回答这个问题是吧？”作家问我。
　　“当然。如果你不想回答就可以不回答，”我说，“我们的任务只是对你提出那个问题，然后记住你的答复——当然不是录像或者录音，如果你不喜欢的话——回去复述给委托人听，不管你回答还是不回答我们都可以算是完成任务。”
　　“不许录音，也不许录像，”作家说，“文字记录可以，但不许透露我的任何个人信息。”
　　“没问题。要检查一下我们随身带的东西吗？”我和助手把身上带的东西都拿出来，摆在茶几上，也脱掉外套抖了抖，让作家确认里面没有其他东西。
　　作家确认了我们没有问题，也确认了手机并未开启录音或录像功能，才问我们：“你们要问的是什么问题？”
　　“你为什么不再写作了？”
　　听到我的问题，作家愣了一下，然后反问我：“谁说我停止写作了？我现在还在杂志上连载小说呢。”
　　我盯着她的眼睛：“你应该知道我要问的是什么。委托人托我们问的问题是，作家钱孙理为什么不再写作了？”
　　作家避开我的视线，沉默了一会儿。
　　“我能问下你的委托人是谁吗？是编辑？还是我……我是说钱孙理的读者？”
　　“根据保密条款的规定，我们不能随便泄露委托人的信息。”助手说。
　　“不过既然你想知道，也不是完全不能告诉你，”我示意助手不要插话，接着他的话说下去，“委托我们的是某家杂志社的编辑，编辑说这么有才华的年轻作者忽然不再创作了，对杂志和文学界来说都是一大损失，所以才委托我们来问你这个问题。钱老师，你愿意回答吗？”
　　“已经没有‘钱老师’了……”作家轻声回答。
　　“这话怎么讲？”
　　“作家钱孙理已经不存在了，”她说，“你们就当她已经死了吧。”
　　“为什么？”我追问，“你可别告诉我因为内勤比电话推销工资高所以不需要写纯文学来挣钱了。”
　　“你知道什么！”作家忽然提高了声音，站起身瞪着眼睛盯着我，助手慌忙放下手里的笔记本，跑过去安抚她。
　　“你可以嘲笑我，但你不能侮辱文学是挣钱的工具！”她激动地说，“虽然我确实需要靠写作来挣钱维持生活，但文学对我来说不是单纯的工具，更是我人生的理想！”
　　“所以你才说，要贯彻文以载道的信念，用自己的文字化为警钟，敲响在迷雾中沉睡的人们？”
　　听到我的话，作家安静了下来。
　　“你看过了？”她问我。
　　“看过了，”我点头，“我也很喜欢你的文章，我也期待再次看到你挥舞笔墨战斗的样子，但你为什么不继续写作了呢？”
　　过了很久，作家才终于再次坐下：“不是我不想写，是因为写不出来了。”
　　“写不出来了？”我和助手惊讶地重复了一遍。
　　“对，是写不出来了，”作家说，“既然你看过了我的文章，应该已经发现了吧？我的文章里只有揭露，却没有提供任何解决问题的方法。以前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还能凭着一腔热血写作，觉得我自己站在制高点上，作为作家只需要批判就够了。但后来渐渐地有人来找我商量问题，问我一些事应该怎么解决，那时我才意识到，我其实并不知道解决问题的方法。我被人当成了老师，但我并没有任何能教给别人的东西，我被人当成了灯塔，但我自己也不知道应该把他们引向哪个方向。我越是思考这些问题，就越觉得这个无解的世界是如此的黑暗，越是对这种毫无出路的困境感到绝望，下笔就越沉重。等到我打开文档，一边构思一边不停地陷入自我矛盾时，我才意识到，我已经写不出来了。”
　　“这就是钻牛角尖了，”我说，“你只是在心理上给自己设了个坎而已。不是都说作家只需要揭露现实就够了吗？”
　　“大家都说作家揭露现实，那么谁来改变现实呢？”作家问我们，“其实作家也只是用这句话来自我安慰，逃避现实而已。我刚开始绝望时，听说了有一首诗叫《有人问我公理与正义的问题》，我那时很高兴，以为终于找到了作家前辈的先例，马上找到了那首诗，想看一看前辈给出的答案，但那首诗从头到尾都没有做出一个正面的答复。公理和正义的问题，那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什么？公理和正义真的存在吗？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回答。我觉得文学救世是我的理想，但那个理想背叛了我，同时我也背叛了它。自己也不知道正确做法的人，不配指责别人的过失，我失去了批判别人的资格，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再像以前那样写作了，还不如就不看，不说，把自己和原来的那个世界隔开，虽然明知道这么一来，我自己也变成了在迷雾中沉睡的一分子，但我觉得这样至少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如果不知道怎么改正就不揭露，虽然你觉得这样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你自己觉得安心了，但问题还是问题啊，”之前一直沉默的助手忽然说，“你不看，不说，不揭露，问题就会消失吗？你这是在逃避问题。”
　　“逃避问题又如何呢？直面问题就能解答吗？”
　　“我不知道直面问题能不能解答，”助手说，“但我知道只要有问题，在逻辑上就存在着有解答的可能性。古往今来有许多数学家花费一生的时间尝试证明某个猜想，就是在把人类的科学向着存在解答的那个可能性不断地推进。一个人的力量往往不足以抓住那种可能性，但还会有后来人继续这项事业，可如果不试一试，就连找出这个可能性的机会都没有了。”
　　作家怔怔地看了他一会儿，蜷起身体抱住膝盖，哭了起来。
　　离开作家的家回去的路上，我透过车窗看着郊区的树林和漆黑的夜。
　　“你觉得她以后还会继续写作吗？”助手问我，“她在那些文学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虽然不是全懂，但能感觉到她还是很热爱生活的，而且她写的恋爱故事也很感人。”
　　“我不知道。”我回答。
　　“你打算把她的话原封不动地转述给学生们听吗？”助手又问。
　　“有可能吧……”我回答。
　　“我觉得那样对学生们太残忍了。”助手说。
　　“我也觉得，”我回答，“不过既然他们想听事实，我就把事实转告给他们。当然考虑到他们的接受能力，还是下周再说吧，等期中考试过去。”
　　“好，”助手回答，“论文收上来之后，我会抽一天陪你一起去的。”
　　“说起来，你不觉得她和咱们很像吗？”我问助手，“作家和教师都是会被人当成引路人的职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教的这个科目，有时候也会有学生来找我探讨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所以她的那种无力感我其实也稍微有一点体会。作家揭露问题，没有人要求他们解决问题，教师却是被大家要求着既要教人做学问，又要教人做人。你说，现在的社会瞬息万变，你我也都不是能很好地在社会上立足的人，像咱们这样的人当老师，到底该教给学生些什么呢？”
　　“我不知道，”助手回答，“没有学生来找我问过关于人生的问题，不过也可能是因为我在这方面比较迟钝，你比我聪明，以后应该慢慢会想出答案来吧？”
　　“但愿吧……”
　　我看着汽车开进市区，窗外的黑影向后退去，四周灯光闪烁，夜晚亮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