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军统问题》李朝元

7、第七章 第七章

　　第七章
　　父亲就这样懵里懵懂，瞎走误撞，来到了台湾高雄。
　　高雄是台湾南部的港口城市。气候湿热，街道宽阔，车马往来，比父亲见过的县城不知繁华多少倍。父亲和一群新兵驻扎在军营里，过着与家乡截然不同的生活。
　　在这里，新兵们使用的军械全部是美式装备：□□、汤姆逊冲锋枪、钢盔、刺刀，样样锃亮。很多战术战法都以美国的战例作案例教学。军营里多数教官都是美国籍，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比划着讲解。
　　军营的生活和家里完全是两码事。天不亮，哨子就响了。一长两短，那是紧急集合。新兵们从硬板床上弹起来，手忙脚乱地穿衣裳、打绑腿、戴军帽，然后冲到操场上站队列。早晨的高雄空气潮湿，草叶上全是露水，跑一圈下来，军装就湿透了。
　　白天，不是出操，就是上课。出操练队列、练刺杀、练投弹。上课讲战术、讲兵器、讲地形。教官里有美国人，也有中国人。美国教官高鼻子蓝眼睛，说话像打机关枪，叽里咕噜的，翻译跟在后头一句一句地翻。父亲头一回见这么多外国人，心里好奇，又有些发怵。
　　父亲第一次摸到那些美式枪械时，心里又是新奇，又是紧张。他抚着枪身，想起在瑶山里那一杆缴来的老枪，想起自己说过的那句“总有一天，我们要有枪”。如今枪是有了，可它们握在手里究竟是干什么用的，父亲心里其实还是糊涂的。
　　那天，父亲和几个同连队的同乡趁着休假，上市里去看景。
　　高雄的街道整齐宽敞。道路两边高楼参差错落，霓虹灯闪闪烁烁，五颜六色的招牌一个挨着一个。楼底下是一家连着一家的商店、饭店、小吃店，还有气派的百货大楼。父亲和同伴们看得目不暇接。
　　街上跑着汽车，有黑色的轿车，也有黄色的三轮车。人行道上，穿旗袍的女人，穿西装的男人，挑担子的小贩，来来往往。空气里飘着一股烤香肠和咖喱鱼丸混合的香味。父亲深吸一口气，觉得这味道和对门镇桂花树下的味道完全不同——那是一种新鲜的、陌生的、带着海腥味的味道。
　　同乡里有个叫莫点点的，是父亲的广西老乡，也是这批新兵里年纪最小的一个。他胆子小，性子怯，跟在父亲身后东张西望，一路啧啧称奇：“我的天，这楼，比咱县衙还高！”
　　父亲笑着说：“人家这是高楼，县衙哪能比。”
　　几个人走累了，便进了一间小吃店，点了几个地方小吃坐下吃。高雄的小吃跟桂西北的吃食大不相同，有蚵仔煎、担仔面、肉燥饭，香气扑鼻。父亲头一回尝这些，吃得正香。
　　正吃着，忽然听见外边乱哄哄的，一阵嘈杂。
　　吃完，几个人抹抹嘴出了门，循着声音走去。前面围了一堆人，吵吵闹闹。他们凑上前去看，只见几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正和几个着长官服的军官搂腰亲嘴，摇摇晃晃往楼里走。那楼的门额上，几个一闪一闪的红黄绿灯光，把个“×××夜总会”烘托得格外刺眼。
　　大概是那些长官的警卫兵们，正和几个形貌凶煞的本地人在那里争吵，还不时动手推搡。
　　父亲和同伴们挤在人群里看景。莫点点胆小，看了一会儿心里发怵，低声提议道：“耀书哥，这地方乱，咱还是回营吧。”
　　父亲正要点头，却见那几个本地人大概是听见了莫点点的话，误以为他要回去叫人。一个满脸横肉的本地人踉踉跄跄走过来，一把揪住正转身的莫点点，把他撂倒在地。
　　“干你娘！”那人嘴里喷出一股酒气，连同几句闽南语呜呜啦啦骂了出来。
　　莫点点被摔在地上，吓得直叫唤。父亲见状，二话不说，一个箭步上前，一个推掌把那本地人推了个趔趄，扯起莫点点就要往外走。
　　那几个本地人见同伴被推，登时围了上来，揪住父亲他们，出手就打。
　　可他们哪里是父亲的对手。
　　父亲那一身瑶拳，在瑶山里是练出来打鬼子的。几个酒色之徒，拳脚虚浮，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只见父亲左格右挡，三两下便把那几个本地人打得东倒西歪。再加上那几个警卫兵从旁相助，两面夹击，不一会儿，本地人便败下阵来，骂骂咧咧地溜走了。
　　“走！”父亲拉着莫点点，和同伴们一起，快步离开了那个是非之地。
　　几个人一路小跑，拐了两条街，确认后头没人追来，才停下来喘气。莫点点的脸白得像一张纸，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他的军装被扯破了一道口子，膝盖上蹭破了皮，渗着血。父亲蹲下身，看了看他的伤，从自己衣襟上撕了一条布，给他包扎上。
　　“点点，没事了。”父亲拍了拍他的肩膀，“别怕。有我在。”
　　莫点点点了点头，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比父亲还小，是被他爹硬送来当兵的，从来没打过架，更没见过这种阵仗。父亲看着他那副惊魂未定的样子，想起自己头一回在米厂看见警察抓学生时的心情。
　　回到军营，莫点点对父亲千恩万谢：“耀书哥，要不是你，我今天可就惨了。你那拳，真厉害！”
　　父亲笑笑，没说什么。
　　夜里，父亲躺在营房的硬板床上，听着外面隐隐约约的汽笛声，常常睡不着。他想对门镇的老榕树，想裁缝铺门前的桂花树，想祖母熬的米粥，想祖父那一声声“耀书”。他提笔想给家里写信，可铺开纸，又不知从何写起。思来想去，只写了几行平安话：娘，我在这里很好，勿念。
　　信纸是军营里发的，粗糙的黄纸，铅笔写的。他写了划，划了写，一张纸改得稀烂。他想写高雄的海，想写美式的枪，想写夜总会门口那一场架。可他不能写。军营里的信都要经过检查，写多了惹麻烦。他只能写“平安”两个字，写了又写，写了满满一页。
　　信封上的地址，他不会写。他只知道“广西峄山县对门镇”，再往下就不知道了。他问班长，班长告诉他，要写“广西省桂西北专区峄山县对门镇李耀书祖母收”。他一笔一划地写，写得极慢，像在刻石碑。
　　他把信纸叠好，塞进信封。又摸出那面贴身的小铜鼓，就着窗外透进来的月光，看了又看。那三只小小的蚂拐在暗处泛着幽光。
　　“韦叔，”父亲在心里默默地说，“您放心。您托付的事，我记着呢。”
　　军营里的日子单调而枯燥。每天不是操练，便是擦枪。父亲却从不懈怠。他想着，既然当了兵，就要当好这个兵。他把每一项训练都练到最好。
　　擦枪是每天的功课。吃完晚饭，全班人马坐在营房门口的小板凳上，拆枪、擦油、组装、试射。父亲的枪永远是最亮的。他把枪机拆下来，用棉布蘸了枪油，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擦，擦到能照见人影。班长看了，常常说：“李耀书的枪，是全连最干净的。”
　　除了擦枪，父亲还喜欢一个人琢磨。他把□□的结构画在纸上，一笔一笔，像画地图。哪个零件管什么，哪个弹簧起什么作用，他都记得清清楚楚。有一回枪出了故障，班长修了半天没修好。父亲拿过来拆开看了看，原来是弹簧卡了一粒沙子。他用一根细铁丝把沙子挑出来，枪就好了。班长看得目瞪口呆。
　　只有一点，让他隐隐不安。这军营里的一切，都透着一种说不出的诡秘。那些长官说话总是藏着掖着；那些同袍眼神里总带着几分警觉。父亲说不上哪里不对，只是觉得，这地方不像他想象的那样“保家卫国”。
　　日子就这样过着。
　　那天，正在操练，连长领着两个长官来到操场边，站在一旁观看。
　　操练结束，连长双手举过头顶拍着手：“列队！列队！听长官训话！”
　　队伍迅速集结成列。那两个长官缓步走过来。为首的一个，身材挺拔，目光锐利，一看便是个有来头的。他从队列这头走到那头，走了两个来回，一句话都没有“训”。
　　忽然，他停下脚步，用拳头点在第一排第四个、第七个士兵的胸前：“你。你。出列。”
　　那两个士兵一愣，慌忙出列，立正站好。
　　长官又走到第二排，停在父亲面前，也是用拳头点在他胸前：“还有你，出列。”
　　父亲的心，猛地一跳。他下意识地挺了挺胸，把背挺直，把下巴收住。他不敢回头看，只盯着长官的风纪扣，那枚铜扣子擦得锃亮。
　　父亲心头一跳，本能地敬了一个军礼：“是，长官。”随即出列，站好。
　　长官打量着他，嘴角微微一勾：“我们认识。”
　　父亲怔了怔。其实自长官走进训练场那一刻，他就已经认出了他——正是那晚在夜总会门口，和父亲并肩作战的那几个警卫兵里的军官。
　　“身手不简单呐，小伙子。”长官说。
　　父亲低着头，没有应声。他不知道这位长官找他究竟是为了什么。
　　过了几日，父亲和来自青年军25师的十多名士兵被调离了原来的连队，住进了另外一处军营。
　　他们大多数都不知道自己被长官挑选出来是要去干什么，只是隐约觉得这事情有些不同寻常。
　　直到有一天，他们被带进了一所学校。
　　学校的大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中华民国陆军军官学校台湾分校”。
　　校门是铁的，两根石柱，上面刻着对联。进门是一条长长的甬道，两旁种着椰子树，叶子在海风里沙沙地响。甬道尽头是一栋灰色的三层楼房，屋顶上飘着青天白日旗。操场上有人在跑，有人在练刺杀，喊杀声震天。空气里除了海腥味，还多了一股机油和枪油混合的味道。
　　父亲跟着队伍走进那栋楼房。楼道里铺着木地板，踩上去咚咚响。墙上挂着孙中山的像，还有一些标语：“亲爱精诚”“服从命令”“杀身成仁”。父亲看着那些字，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滋味。他想起吴先生在黑板上写的那些字，想起韦老板床席底下那本红皮书。两种字，两种意思，可写在墙上都是一样的方方正正。
　　父亲这才知道，他们是被送到这所学校深造来了。他既惊讶，又有些期待。深造？深什么造？
　　开班的时候，那个挑选他们的长官开始训话。所有的谜底，这才解开。
　　父亲和这十多名士兵，自本日起，加入了“军统”——当时他们改称“保密局”，进入了“青年军励志训练班”，成了那罪名累累、为国人所唾弃的“军统人”。
　　父亲当时并不知道“军统”意味着什么。他只是个从大山里走出来的少年，只晓得服从命令，好好当兵。他隐隐觉得，这“励志训练班”的名字透着些说不清的东西，可究竟哪里不对，他也说不上来。
　　那位长官姓黄。他既是管理他们的长官，也是教官。
　　黄教官年约三十上下，中等身材，面容沉静，话不多，却极有威严。他操着一口带着广西口音的官话，讲课条理分明。父亲听他的口音，总觉得有几分亲切，却又说不上来。
　　青年军励志训练班的课程繁重而神秘。父亲他们在陆军官校台湾分校，系统地学习了：情报搜集与分析、情报传递、密码基础、密信识别、摆脱跟踪、盯梢与反跟踪、伪装术、邮电材料检查、毒药与炸药的基础使用、基础格斗与武器使用。
　　训练班的营房和普通营房不同。四周围墙加高了，门口双岗，出入都要查证件。营房里头，一间教室，一间宿舍，一间小小的靶场。学员一共十几个人，都是从各师里挑出来的，年纪轻轻，眼神里都带着几分警觉。谁也不打听谁的来历，谁也不说自己从前的事。吃饭的时候，大家围着一张长桌，低头扒饭，偶尔碰一下眼神，又很快移开。
　　每天天不亮，先跑五千米，跑完了紧接着格斗训练。教官教的不是战场上的拼刺，而是一招制敌的近身搏杀——锁喉、击裆、折腕、卸关节。每一招都又狠又准。父亲在瑶山里练过瑶拳，底子好，学起来快。可那些招式比瑶拳阴狠得多。他练的时候心里隐隐觉得，这些招数不是用来打战场上的敌人的，是用来对付人的。
　　这些科目五花八门，有些甚至有些诡异。父亲一样样地学着，心里却越来越疑惑。他不明白，一个当兵的为什么要学这些？这些本事究竟是用来对付谁的？
　　可他没有问。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他只是埋着头，把那些本领一样一样都记进了心里。
　　射击课在军营后面的小靶场。父亲第一次实弹射击，趴在地上，枪托抵着肩窝，心跳得像打鼓。教官趴在旁边，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喊：“瞄准——扣扳机——轻轻的，不要猛！”父亲照做，枪响了，后坐力震得肩膀发麻。他跑过去看靶，三发子弹，两环。教官摇了摇头。
　　他不服气。别人休息的时候，他留在靶场一遍一遍地练。跪射、卧射、立射，一枪一枪地打。打到后来，他的肩膀被枪托抵得青了一块，手指扣扳机扣得发麻。可他的环数也一环一环地涨了。到毕业的时候，他的射击成绩在全班排第二。
　　有一堂课，黄教官讲情报的搜集与分析。
　　“情报是什么？”黄教官站在黑板前，目光扫过台下，“情报，是战场上的眼睛。没有眼睛，再壮的汉子也是瞎子。你们记住一句话——打仗，打的就是情报。情报差一寸，战线偏十里。”
　　父亲坐在台下，听到这句话，心里莫名地动了一下。他想起了吴先生，想起吴先生讲的那些关于“知彼”的道理。他觉得这位黄教官虽然身处这样的地方，可他讲的许多话竟和吴先生有些暗合。
　　“情报，首先要分辨真伪。”黄教官继续道，“一条情报是真是假，直接关系千百人的性命。所以，做情报的人，心里要有一杆秤，不能偏，不能糊。”
　　父亲听着，若有所思。他觉得黄教官的话里似乎还藏着别的意思。
　　还有一堂课，是密信识别。
　　黄教官拿来几封密信，让学员们辨别真伪。父亲凭着当年跟韦老板学的那点底子，又加上天生的细致，竟辨认得又快又准。黄教官看了他一眼，赞许地点了点头。
　　那些密信，有的写在普通的信纸里，有的藏在书本的夹缝里，有的甚至写在衣领的内衬上。黄教官教他们用碘酒擦、用火烤、用明矾水显影。父亲学得极快。他想起在韦老板的杂货店里，韦老板教他认账本、辨真假银子的那些日子。他没想到，那些生意人的本事，到了这里竟成了情报课的基础。
　　有一封信写得极普通，就是一封家常信——“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儿在台安好，勿念。”黄教官让他们找破绽。别人找了半天没找出来。父亲把信翻过来，对着窗户的光看了又看，忽然发现信纸的右下角有几个字写得特别用力，透到了纸背。他指着那几个字说：“教官，这几个字，是后写的。”
　　黄教官走过来，看了一眼，嘴角微微一勾：“不错。这就是密写。”
　　课后，黄教官叫住父亲：“李耀书，你过来。”
　　父亲走过去，立正站好：“教官。”
　　黄教官打量着他，缓缓道：“你悟性不错。好好学。这些本事，将来，或许有大用处。”
　　父亲张了张嘴，想问，却终究没有问出口。
　　黄教官对父亲似乎格外留意几分。
　　有一回，教官到营房检查内务。他走到父亲床铺前，随手掀开枕头，忽然看见枕头底下压着一面小铜鼓。
　　那是一个下午，太阳从窗户斜斜地照进来，照见营房里一排排整齐的床铺。黄教官穿着皮鞋，走在木地板上，发出咯噔咯噔的声响。他走到一张铺前，伸手摸了摸被子——被子叠得方方正正，像豆腐干。他点了点头，又走到下一张。
　　走到父亲铺前的时候，他停了一下。父亲的被子叠得最齐，床单拉得最平，连枕头都摆得端端正正。黄教官伸手掀开枕头——这是内务检查的规矩，看看有没有藏私人物品。他就看见了那面小铜鼓。
　　黄教官的手顿了一下。他拿起那面铜鼓，翻来覆去地看了看，又放下，随手放回原处，什么话都没有说。
　　父亲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想起韦老板临别时的叮嘱：“保管好，有机会，我们联系，以它为暗号。”他不敢去看黄教官的脸，只觉得背上冷汗涔涔而下。
　　可黄教官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
　　又有一次，父亲到黄教官的宿舍去聊天。教官让他坐，自己转身去开抽屉，取茶叶泡茶。就在他拉开抽屉的一瞬间，父亲猛地瞥见，那抽屉里竟也放着一面小铜鼓！
　　那铜鼓放在抽屉的角落，旁边是一包茶叶、一沓信纸、一盒火柴。铜鼓不大，和韦老板送他的那一面几乎一模一样。乌黑的鼓身，錾着细密的纹饰。父亲的目光死死钉在那面鼓上，想看清鼓面上的蛙形图案，想数清楚到底是几只。可抽屉只开了一条缝，黄教官的手已经伸进去，把茶叶拿了出来。抽屉“啪”地一声关上了。
　　父亲的呼吸骤然一滞。
　　那铜鼓和韦老板送他的那一面何其相似！只是父亲没能看清，那鼓上的纹饰究竟是几只蚂拐。
　　黄教官似乎没有留意父亲的失态，转身沏了茶，递给父亲。父亲接过茶碗，手心里全是汗。
　　他强作镇定，试了一句：“教官，您是广西人？桂系？”
　　黄教官端起茶碗，慢悠悠喝了一口，反问道：“怎么，不像？”
　　父亲忙道：“听教官的口音，不太像。”
　　黄教官笑了：“不像，就对了。”
　　父亲心里一动，却不好意思再追问下去，更没有胆量去问那面铜鼓的事。广西的壮族人家都好铜鼓，或许这并没有什么特别。父亲这样想着，安慰自己。
　　可韦老板临行前给他铜鼓时的嘱咐，又在他耳边回响。他很想仔细看一眼，教官那面铜鼓上面的饰纹是不是三只蚂拐。可自此之后，父亲再也没有机会见到那面铜鼓。
　　这件事，成了父亲心头一根隐隐约约的刺。
　　北平战事越来越吃紧了。
　　那时候，傅作义坐镇北平，非蒋嫡系，也非中央军。抗战时期，傅作义因与八路军合作良好，被蒋嘲讽为“七路半”。蒋对他是“用而不信”，所以派出大量嫡系部队驻扎平津，暗中监视。
　　青年军被称作蒋氏“子弟兵”。此时把青年军出师北平，是一步好棋：一来可以监视傅作义的一举一动；二来可以堵那些离间嫡庶的流言蜚语。
　　于是，青年军第25师整装待发，启程前往高雄港，马不停蹄，向大陆开拔。
　　开拔那天，高雄港天阴沉沉的。码头上密密麻麻站满了当兵的。背包、行囊、枪械、弹药箱，一箱一箱地往船上搬。军号声、哨子声、喊口令的声音混作一团。父亲背着背包站在队伍里，回头望了一眼高雄城的方向。那些霓虹灯、那些高楼、那些小吃店，渐渐地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模糊成了一片。
　　父亲他们受训尚未期满，便匆忙“毕业”了。所有受训士兵，即行归队。
　　临行前夜，父亲望着窗外高雄的灯火，心里五味杂陈。他不知道自己这一走什么时候才能再回来。他更不知道，那个神秘的黄教官，和那面藏在抽屉里的铜鼓，究竟藏着怎样的秘密。
　　同屋的学员，有的已经睡了，打着呼噜；有的在收拾行囊，把东西翻来翻去。莫点点——他后来也被选进了训练班——坐在铺上，呆呆地望着墙壁，不说话。父亲知道，他在想家。莫点点参军的时候，他娘在码头上哭晕过去两回。
　　父亲从枕头底下摸出那封信——他写给家里的那封。他本来已经托人寄了，可后来又舍不得，自己留了个底稿。他把底稿展开，就着窗外透进来的路灯光，又看了一遍。纸上歪歪扭扭几个字：娘，我很好，勿念。
　　他把底稿叠好，重新塞回枕头底下。然后，他把韦老板给他的那面小铜鼓从枕头底下取出来，用油布重新裹好，小心翼翼地贴在了贴身的地方。
　　船又要开了。这一次，它载着父亲，载着满船的青年军，朝着北方，朝着那座他从未去过的古城——北平，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