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军统问题》李朝元

8、第八章 第八章

　　第八章
　　一路风大浪高。几天几夜之后，船在天津塘沽靠了泊。队伍紧急上岸，马不停蹄，向北平挺进。
　　船还没靠稳，码头上的喧嚣就隔着水飘了过来。塘沽的冬天，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生疼。码头上挤满了人：挑着担子的脚夫、抱着包袱的逃难百姓、裹着大衣缩头缩脑的伤兵，还有一车一车不知运往何处的弹药。尘土和煤烟混在一起，呛得人直咳嗽。队伍一上岸，连口气都没喘，就被催着往北开。
　　父亲背着枪，夹在队伍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脚下的土地冻得硬邦邦的，踩上去咯吱作响。沿途的村庄十室九空，门板被拆了去做了工事，田地里荒着，没人收。偶尔遇见几个老人，佝偻着背，站在土坯墙根下，呆呆地望着这支开过去的队伍，眼神里说不上是盼，还是怕。
　　父亲后来常跟我们说，他那时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山河破碎”。书里读来的句子，到了中原这片黄土地上，一下子就落到了实处。
　　此时的青年军第25师，已经扩编为第25军。父亲归队之后，因为受过特种训练、身手又好，被升任为侦察连的副排长。那个神秘的黄教官，则在军部任上校参谋。
　　副排长的肩章，是父亲在这支队伍里升到的最高位置。他手下管着七八号人，都是些二十上下的棒小伙子。训练的时候，他手把手地教他们化装、跟踪、耳语传递，也教他们遇见盘查时怎么沉住气。他常跟手下的兵说：“干咱们这行，嘴要严，心要细，腿要快。真到了节骨眼上，命可以不要，嘴上不能漏一个字。”
　　兵们都服他。一则他身手好，二则他不端架子，夜里站岗换岗，他常替新兵站。只是没人知道，这位年轻的副排长心里头其实揣着一桩说不出口的心事。
　　一路上，父亲骑在马上，望着北方苍茫的原野，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是中原大地，是他从书里、从吴先生嘴里听说过无数次的古战场。只是如今，这片土地正被一场内战撕裂着。
　　马是从军部马厩里分来的，性子烈，父亲驯了半个月，才肯驮着他跑。骑在马上，视野开，望出去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秋收早过了，地里只剩一片片翻起的土垄，灰蒙蒙的，一直铺到天边。偶尔有一列火车从远处的铁道上慢吞吞地爬过，冒着黑烟，像一头喘着粗气的老牛。
　　父亲望着那火车，就会想起桂西北的山。九万大山里，山是一座压着一座的，出门就要爬坡；可这里不同，这里地平得叫人心慌。他在心里默默算着日子：离家，快一年了。
　　北平，到了。
　　那是父亲头一回进北平。城墙又高又厚，灰砖缝里嵌着陈年的草。城门洞里岗哨一个挨一个，枪上的刺刀在冬天的日头底下闪着冷光。进城要盘查，父亲凭着侦察连的证件，领着人过了卡子。一进正阳门，眼前忽然就热闹起来：街两旁是一色的灰瓦铺面，幌子挑得高高的，卖糖葫芦的、卖爆肚的、拉洋车的，吆喝声此起彼伏。
　　可这热闹里总透着一股说不出的紧绷。家家店铺的门板都卸了一半，伙计们站在柜台后头，眼神往街心瞟。街头巷尾时不时跑过一队跑步的兵，皮靴踩得青砖路咯咯响。父亲留意到，市民们见了当兵的，都下意识地往墙根让一让，低下头，快步走过去，仿佛多看一眼都要惹出事来。
　　那时的北平，正处在一场风暴的中心。青年军208师在北平镇压学生运动，逮捕知名教授和进步学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名声很臭。傅作义将军在社会各界的压力下，被迫将他们移防天津。北平的防务空白，便由第25军来填补。
　　接防那天，父亲跟着连部，从前一辈军人手里接下了前门到宣武门这一段的岗哨。换岗的军官耷拉着脑袋，一句话也不愿多说——208师在北平的名声烂透了，谁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多待一刻。父亲他们接了岗，沿着城墙根一站，寒风里，百姓远远地站着看，眼神里有好奇，也有怀疑。父亲站在岗台上，把枪拄在地上，心里默念：这一回，可不能再叫百姓们看不起当兵的了。
　　父亲所在侦察连的任务，是刺探解放军的军力部署、火力配备、战略意图和战斗方向等军事情报。
　　具体的活多是夜里干的。父亲常化装成走街串巷的小贩，挎一个篮子，里头装着花生、烟卷，顺着解放军围城的外围，一村一营地摸过去。哪一处新添了帐篷，哪一条路上夜里过了马车，哪一处土坡后头架起了大炮的炮口，他都暗暗记在心里，回来画成图，标上方位，交给连长。
　　有一回，他混在赶集的人堆里，离解放军的一个哨位不过十来步远。哨兵端着枪挨个盘查。轮到他时，他篮子一放，陪着笑，递上两根烟，一口一个“老总”。哨兵打量他两眼，见是个其貌不扬的小贩，挥挥手，放他过去了。走出半里地，父亲才发觉，自己后背的衣裳已经被冷汗浸透了。
　　侦察兵是个危险的差事。要在两军防地之间来回穿梭，稍有不慎，便是尸骨无存。父亲凭着他过人的身手和机敏，一次次完成任务，一次次化险为夷。可他心里却始终有一个解不开的结。
　　他常常会想起吴先生，想起那句没说完的“到共……”，想起韦老板赠他铜鼓时那句意味深长的“把心放正”。
　　那铜鼓用蓝布包着，一直压在他箱底。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取出来，摩挲那三蚂拐的纹饰，心里就反反复复地想：韦老板到底是什么人？黄教官抽屉里为什么也摆着一面一模一样的铜鼓？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中间究竟牵着一根什么样的线？
　　他想不明白。想不明白的时候，他就把铜鼓重新包好，压回箱底，告诉自己：莫急，时候到了，自然会明白的。
　　那天，父亲执行任务返回途中，经过城里的街道。忽然，他看见前面停着一排轿车。几个头戴礼帽、绅士模样的人，从轿车里出来，在几个长官的陪同下，向傅司令官邸走去。
　　为首的，正是那位曾参与和谈的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荪先生。而张先生的身侧，有一个身影，让父亲心头猛地一震。
　　那身影像极了一个人——吴伯阳先生。
　　父亲揉了揉眼睛，几乎不敢相信。他多方打听，才知道那个身影果然就是吴先生。此时，吴先生的身份已是燕京大学数学系的教授。
　　那一眼，父亲一辈子都忘不了。吴先生穿一件藏青的棉袍，外面罩着大衣，围巾拢到下巴。他比从前清瘦了，背却挺得直，走路不快，一步一步，很稳。跟在那些长袍马褂的要员中间，他既不趋前，也不落后，恰在一个不显眼的位置上。
　　父亲站在街对面的人堆里，腿像钉住了一样。他多想喊一声“吴先生”，可他知道，这个场合，这个身份，他一个小小的侦察兵，万万不能上前。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一行人说着话，走进了傅司令官邸那扇朱漆大门。
　　父亲的心怦怦地跳起来。他太想见吴先生一面了。他想告诉先生，自己遵从先生的建议，保家卫国，当兵来了。他想问问先生，当年那句“到共……”，究竟想说什么。
　　可吴先生是随傅作义部要员出入官邸的人，父亲一个小小的侦察兵，哪里够得上？
　　父亲想见吴先生，却苦于没有门路。他想来想去，忽然想起了黄教官。
　　黄教官是军部参谋，门路广。父亲鼓了鼓勇气，找到黄教官，把心事说了。他自然不会说想听“共”什么，只说，北平有位故乡的先生，是燕京大学的教授，他想见一见。
　　黄教官看了他一眼，没有多问，竟真的通过关系，让父亲的想法得成了。
　　父亲从黄教官那里出来，心里七上八下。他原以为这位高深莫测的上校参谋会盘问他半天，甚至会呵斥他“不务正业”。没想到，黄教官只是抬眼看了他一下，那一眼深得像两口古井，什么情绪都读不出来。末了，他只淡淡说了句“后天，午后，西四牌楼那边”，便低下头，继续看他桌上的文件，仿佛这事根本不值一提。
　　父亲退出军部大门，回头望了一眼那扇紧闭的窗户，心里又添了一层疑云：黄教官这路子怎么来得这样容易？一个军统上校，随随便便就能安排一个小兵去见一位跟傅长官坐一条板凳的教授？这里头的水，怕是比他想的还要深。
　　见面的地点，在一处僻静的茶馆。吴先生依旧是那副清瘦的模样，只是鬓角添了些风霜。他见着父亲，先是惊讶，继而，眉头微微蹙了起来。
　　茶馆是黄教官安排的，在一条僻静的胡同深处，门脸不大，里头倒干净。靠窗的一张小桌，桌上一壶茶，两只粗瓷杯。跑堂的上了茶，识趣地退了出去。
　　吴先生端起杯子，吹了吹浮沫，呷了一口，目光一直在父亲脸上打转。他没有问父亲这些年去了哪里、受了什么苦，只静静听着。窗外，胡同里有卖烤白薯的吆喝声，一声长，一声短。
　　“耀书？你怎么跑到这里来当兵来了？”
　　父亲行了个礼，笑道：“吴先生，我当年听了您的话，保家卫国，参军来了。”
　　他心里正想陈述当年吴先生的嘱托，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么多年过去了，先生怕早就忘了那件事。父亲便转而问道：“先生，您怎么也在北平？”
　　吴先生道：“燕京大学在这里，我就在这里教书。”他看着父亲，问，“你在哪个部队？”
　　父亲答道：“青年军25军，侦察连。”
　　吴先生闻言，沉默了片刻，末了缓缓说道：“耀书，你在北平，人生地不熟。往后，你有什么困难，或是想法，可以去找一位姓刘的团长。他是我的学生，人靠得住。”
　　“姓刘的团长？”父亲记下了，“他在哪个部队？”
　　吴先生道：“25军75师，二团。你去找他，就说是我让你去的。”
　　父亲郑重地点了点头，把“刘新宏”三个字，记在了心里。
　　走出茶馆，日头已经偏西。胡同口的风卷着地上的枯叶打旋。父亲把那件借来的旧棉袍裹紧了些，脚步却比来时轻快。他一路走，一路把“25军75师二团”几个字在心里默念了七八遍。他不知道这一趟登门会把自己引向哪里；他只是信吴先生——先生这辈子从未骗过他。
　　其实父亲不知道，吴先生是记得当年让他当兵这件事的。只是吴先生当年的想法，是让他参加共产党的军队。可能是自己当时没说清楚吧。也可能是父亲那时还小，还没弄懂，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人民的军队。
　　的确，那时父亲还小，既弄不懂国共两党的性质，更分不清国军和共军的区别。他只是模模糊糊地觉得，吴先生说的道理是对的；韦老板做的事是对的；而眼前这支军队里，有些东西是不对的。
　　他这些念头说出来是糊涂的；可他凭着一个山里孩子的直觉，把一件件事在心里排了个序。吴先生讲书时眼里的光是真的；韦老板深夜屋里的密谈是真的；城外那些分粮给穷人的兵，也是真的。至于自己头顶上这支部队，长官们嘴上喊着“戡乱建国”，私底下克扣粮饷、敲诈百姓，也是真的。真真假假，他辨得未必清，可那杆秤早已悄悄偏了。
　　父亲按照吴先生的嘱咐，找到了25军75师二团团长刘新宏。
　　团部设在一所从前的四合院里，正房门口站着双岗。父亲递上吴先生的话，门岗进去通报，不多时，就有人掀帘子请他进去。屋里生着炭火盆，暖烘烘的。墙上挂着一张北平周边的大地图，地图旁却贴着一张毛笔写的字条，上头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那两句。父亲一眼扫过，心里暗暗纳罕：国军的团部里贴这样的字条，他是头一回见。
　　刘团长三十出头，国字脸，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他是吴先生早期的学生，读过书，见识过世面。父亲第一次见他，便觉得这人说话不像一般的国军军官。
　　两人聊起天来。父亲发觉，刘团长说起学生、说起时局，言语间总透着几分同情与忧虑。
　　“这仗，打得没意思。”有一回，刘团长望着窗外，忽然说了这么一句，“自家兄弟，打来打去，流的是自家的血。”
　　父亲心里一动，试探着道：“刘团长，您觉得，这仗，该不该打？”
　　刘团长看了他一眼，笑了：“你倒是个爱问的。这话，我不好说。你自己看，自己琢磨。”
　　父亲从刘团长那屋里出来，心里那杆秤又沉了一分。他见过的国军军官，多是满嘴“剿匪”，见了百姓鼻子朝天；像刘团长这样肯说一句“自家兄弟，流自家的血”的，他是头一个遇见。他私下里跟同连的兵闲聊，旁敲侧击地打听二团的事，听回来的话，倒也都说那位团长待兵厚道，不喝兵血，打仗也肯身先士卒。父亲听着，心里那个“靠得住”的分寸就又加了一分。
　　或许是刘团长有意给父亲流露出他的政治倾向吧。临走时，刘团长拍了拍父亲的肩，低声说了一句：“耀书，今后，有些事情，可能还需要你帮个忙。”
　　父亲心头一跳，忙问：“刘团长，什么事？”
　　刘团长却只是摆摆手：“现在不急。你记着我的话就行。”
　　父亲怀着一肚子疑惑，回了营。
　　一个多月后，父亲再去找刘团长，门卫却告诉他：刘团长已调往别的部队，去向不详。
　　父亲站在团部门口，怅然若失。他想不通，刘团长临走前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又是什么事，需要他帮忙？
　　他又托人侧面打听，得到的说法五花八门。一说是调去上头的参谋部了，一说是南边吃紧调往前线了，还有人压低了声音说，这人脾气犟，得罪了上头，明升暗降，打发走了。父亲听着，越听越糊涂。
　　那几天，他夜里躺在铺上，睁着眼睛看房梁。刘团长那双英气的眼睛，那句“现在不急，你记着我的话就行”，翻来覆去地在他眼前、耳边转。他隐隐觉得，自己是被卷进了一桩天大的事里，可这桩事的边角，他连摸都摸不着。
　　这个谜，在他心里埋了很久。
　　父亲认真执行着连长交给的各项侦察任务，来回穿梭于两军防地。有时候，他直接化装成老百姓，混进解放军的驻地和军营里，收集情报。
　　这些侦察的日子，父亲过得比谁都小心。白天，他是连长手下听话的副排长，出操、讲评、打靶，样样不落；夜里，他是另一个人，背着一身不能让人看见的心思，在城根底下、在两军的缝隙里来回地走。他把自己活成了两个人，一个给别人看，一个留给自己。时间久了，连他自己都快分不清哪个才是真的。
　　那天晚上，父亲和同事在大街上溜达。忽然，有个身材消瘦的长官从暗处快步走过来，叫住了他。
　　“李耀书？”
　　父亲一愣：“是我。您是——”
　　那长官没有答话，只飞快地塞给他一个纸卷，压低声音道：“把这个，送到附近解放军那边。”
　　也没做什么保密交代，便匆匆离去了。
　　父亲四下看了看，把那纸卷揣进怀里，快步回了营。他回到住处，关上门，展开那纸卷一看——竟是一张军用地图！
　　那地图上，用红、蓝、黄、绿各种颜色做了密密麻麻的标记。父亲是学过情报的，只稍一看，便知道这是一份军事布防图。那不同颜色的标记，代表的是国军驻扎的大概人数。
　　父亲的手微微发颤。
　　“是谁？”他在心里问自己，“是黄教官？还是刘团长？”
　　他猜不出。可他记得刘团长临走前那句“今后有些事情，可能还需要你帮个忙”。他也记得黄教官抽屉里那面铜鼓。
　　他觉得，这两位长官都是很好很好的人。可他们为什么要把这样的机密，交给他这个小小的侦察兵？
　　那一夜，父亲几乎没有合眼。他先把那地图在枕底下压了又压，怕压坏了，又取出来，夹进一本《步兵操典》的书页中间。外头，巡逻的哨兵隔一阵走过一次，皮靴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每一回，父亲的心都跟着提起来，直到那脚步声远了，才敢重新躺下。
　　他把两个长官在心里一遍一遍地比。黄教官是他进军统的引见人，高深莫测，抽屉里供着铜鼓；刘团长是吴先生的学生，明里暗里都透着“同情”二字。可那一晚塞地图给他的，是个身材消瘦的身影——黄教官不瘦，刘团长是国字脸，壮实。父亲想着想着，又糊涂了：既然不像这两个人，那又会是谁呢？
　　父亲再结合当前的形势一想：政府腐败无能，全国反内战的声浪一浪高过一浪。他忽然觉得，自己似乎应该做点什么。
　　或许，眼前这张地图，就是他应该做的事情。
　　那天夜里，父亲想了很多。他想起吴先生讲的那些道理，想起韦老板那意味深长的叮嘱，想起那位在北平城下为穷苦人说话的解放军。
　　他做出了决定。
　　第二天，父亲带领几个侦察兵，去到了解放军驻防的营区旁边侦察。他让几个同行的士兵先往前去侦察，自己则瞅了个空子，钻进一处刺蓬里。
　　他从怀里掏出那张地图。几层树叶将那地图仔细包裹好，又捆上一根藤蔓，使劲一撂。
　　那包着地图的树叶，划出一道弧线，落进了解放军的军营。
　　解放军那边忽然发现远处树丛里有人跑动，放了几枪。
　　父亲心头一紧，随即招呼士兵们：“共军发现我们了，快跑！”
　　几个人撒开腿，一路狂奔，跑回了国军防地。
　　这是父亲第一次，给解放军递送情报。
　　回程的路上，几个同行的兵还在咂摸刚才那阵枪声，七嘴八舌地说共军的岗哨怎么灵。父亲走在最后，一句话也没接。他的手心一直是湿的。他既怕刚才那一枪真打在谁身上，又怕那包树叶落偏了，落进自己人的哨位里——那就是捅了马蜂窝。直到回到防地，看见自己人哨卡的灯笼，他悬了半天的心才“咕咚”一声落回肚里。
　　回到营里，父亲的心久久不能平静。他既紧张，又有些说不出的畅快。他觉得自己，终于做了一件“对”的事。
　　那几天，他格外留心连长和战友们的神色。可一切如常，没人提起那一夜城外的枪声，没人追问那包落进军营的树叶。他这才慢慢明白：这世上，有些事做了就是做了，从此天知地知，对面那个人知，他自己知，再没有第四个人会知道。这种隐秘的“知”，让他觉得，自己和城外那支队伍之间，悄悄系上了一根谁也看不见的线。
　　第二次，仍然是一个长官。
　　那天，父亲在街头的饭店吃饭。一位高个头、身板硬朗的长官向他走来，在他对面坐下，不动声色地递给他一个胶卷。
　　长官只说了一句话：“交给对面。”又指了指解放军驻扎的方向。
　　父亲会意，把胶卷收好。那长官便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
　　那胶卷不大，黑黢黢的一小卷，攥在手心却沉得很。父亲要了一碗炸酱面，慢条斯理地吃着，眼角却一直留神着门口。那高个长官出门，拐进人流，几步就不见了，连个背影都没留给他。父亲把胶卷裹在一块烙饼里，又用油纸包了两层，揣进贴身的口袋。面吃完了，他算过账交了钱，不紧不慢地走出饭馆，像是这一辈子都没经历过什么要紧事。
　　事后，父亲心里多少有些埋怨：“都是些什么人？糊里糊涂地给他们做事，什么名堂都不说。”
　　可过后再想，他又释然了。不说，就对了。如果说了，双方都有可能暴露。
　　父亲是学情报的。他知道，对方坚信他懂得规矩，也坚信他会为他们办事。
　　父亲利用化装进入解放军防地的机会，悄悄地将那个胶卷，塞进了一个城防军官的口袋里。
　　那军官当时正忙着盘查过往人员，根本没留意。直到回了营，才发觉口袋里多了个胶卷，自己也发愣。
　　父亲躲在暗处，看着那军官错愕的神情，心里涌起一阵隐秘的满足。
　　说起来，这第二次接头，与头一回处处都不一样。头一回是夜里，是暗处，是一个塞过来就走的纸卷；这一回是大白天，是饭桌上，是一个递过来便起身的胶卷。接头的人，个头、身板、说话的腔调，也全然不同。父亲是吃侦察这碗饭的，他心里清楚：这世上，单线联络，最忌让一个人知道另一头；两件事，两个不同的面孔，多半是两条互不相干的线。
　　这个念头，让他夜里又睡不着了。他想起黄教官，想起刘团长，又想起那个不曾露过面、只在暗处递过地图的消瘦身影。两线并行，互不通气——那上头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他越想，越觉得这潭水深。
　　父亲就这样，多次不明不白地给解放军递送情报。可直到北平和平解放，他都不知道，让他送情报的究竟是哪个人。是黄教官？还是刘团长？
　　这个谜，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
　　他后来无数次地回忆这两次接头，想从每一个细节里抠出一点答案来。可那两个人，一个在暗处，一个在灯下，都像是预先商量好了似的，连一点破绽都不留给他。父亲越是推敲，越觉得这背后站着的绝非等闲之辈——那是一张他看不见的网，而他这只小小的侦察兵，不过是网上被随手拨弄了两下的一根线头。
　　时间，来到一九四九年一月。
　　传来消息：天津失守，陈长捷长官被俘，青年军208师被歼。
　　父亲听到这个消息，心里竟暗暗觉得庆幸。第一，庆幸自己的部队没有驻防天津；第二，也算是替共产党解放军出了一把力。
　　消息是从前线退下来的伤兵口里传出来的。食堂里，几个天津下来的弟兄一边扒饭，一边红着眼圈说，城破那天，城里城外全是枪声，他们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父亲端着碗，坐在角落里，一声不响地听着。他没有去幸灾乐祸，只是觉得心里堵得慌——那都是些跟他一样年纪的中国人。
　　可他又有些怅然。他仍然身处国军，仍然是个“军统”出身的军官。
　　父亲隐隐地萌生出一种期盼。他期盼着，将来有一天，自己也能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他更期盼着，那个让他送情报的人能出现在他眼前，告诉他，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
　　然而，那个人始终没有出现。
　　那些日子，父亲常在值夜的时候，一个人走上城墙。北平的城头风大，吹得人睁不开眼。脚下是黑沉沉的城，偶尔几点灯火，像撒在黑缎子上的碎金。城外就是解放军的围城阵线，那边的篝火一簇一簇，隔着十几里地都能看见。
　　父亲望着那些篝火，心里反复掂着两件事：一张红蓝黄绿的地图，一卷轻飘飘的胶卷。这两样东西，如今大概都已经变成了对面司令长官案头上的一张纸、一只底片盒了吧？他做过的事，没有白费。可做这些事的那个“他”，到如今连一句明白话都没听见过。
　　北平的冬天很冷。父亲望着城头渐渐亮起的灯火，心里却像烧着一团火，又像悬着一块石头。
　　他等着一个答案，等着一个他不知道是什么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