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军统问题》李朝元

6、第六章 第六章

　　第六章
　　一九四七年。
　　国共内战正酣。国军处于攻势，共军处于守势。广西方面，当年百色起义的红军被桂系镇压，未能站稳脚跟，战略转移去了苏区。广西革命，一时低潮。
　　为数不多的革命者，转入了地下。韦老板，就是其中一个。
　　表面上，他还是对门镇那个笑眯眯的杂货店老板，逢人三分笑，童叟无欺。可夜深人静，杂货店后院常常亮着一盏灯，有人在灯下低声商议，一议就是半夜。父亲听不大全，却隐约知道，韦老板在做一件极危险、也极重要的事。
　　强势的国军到处招兵买马。这一年，对门镇出了件大事。
　　镇里出了个姓黄的中将，早年入黄埔，征北伐，杀敌寇，立下战功。这一回，他听□□召唤，回乡招募新兵。县政府全体动员，一场浩浩荡荡的征兵，就此展开。
　　黄将军招的，是有知识、有文化的青年军。应征者须经文化和体能两重考试，审核通过，才可入伍。
　　“青年军”三个字，父亲并不陌生。
　　这支队伍是抗战时期响当当的部队。当年□□号召“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兵”，面向全国大中专学生，招了一批“知识分子”兵种，号称蒋家“子弟兵”。队伍里，蒋氏两兄弟都曾任职。所以青年军装备优良，全美式；待遇优厚，提拔快，军阶高。
　　如今，黄将军回乡招收青年军第二期，招募告示贴到了对门镇。
　　告示贴在镇口老榕树的树干上，一张红纸黑字，被风刮得哗啦响。围看的人里三层外三层，有识字的摇头晃脑地念，不识字的伸长脖子听。念到“青年军，美式装备，军饷从优”，人群里“嗡”的一声议论开了。
　　那几天，镇里的年轻人像被捅了窝的马蜂，三三两两凑在一起议论。有的说：“当兵吃粮，还发洋枪，划算！”有的说：“打仗要死人，去不得！”还有的说：“黄将军是咱本地人，他招的兵，不会亏待老乡。”父亲躲在人群后头听着，心里像揣了面小鼓。
　　父亲也动了心。
　　他模模糊糊记得，当年吴伯阳先生曾建议他参军。这几年在米厂、在韦老板的杂货店，他渐渐看明白一些事：这世道，要靠自己去闯。学裁缝，做伙计，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想走出去，走到山外那个广阔世界里去。
　　他偷偷跑去看了告示，回来便坐不住了。几次想开口，又咽了回去。他知道，祖父不会答应。
　　那几天，父亲像丢了魂。在铺子里算账，算着算着，笔就停了，眼睛望着门外发呆。韦老板看出来了，也不问，只递给他一杯茶，笑了笑。父亲捧着茶杯，心里翻腾。他想起在米厂被开除时表舅那张失望的脸，想起祖父吊他打的竹条，想起祖母夜里给他上药时那双发抖的手。他得走。走到山外去，闯出一条路来。
　　谁知这一回，祖父竟没有阻拦。
　　祖父坐在裁缝铺里，一边踩缝纫机，一边头也不抬：“你要去当兵？”
　　父亲低着头，不敢应声。
　　祖父叹道：“手艺，你不学；表舅的米厂，你做到倒闭；韦老板的伙计，你做得也不安分。既然这也不愿，那也不愿，那就走吧。或许，你能在外头闯出一片天地。”
　　父亲没料到祖父会答应，一时愣住了。
　　裁缝铺里，缝纫机的踏板咯吱咯吱响。祖父低着头，双手推着一件半成的长衫，一针一针地扎。他的鬓角白了大半。父亲看着祖父的手——那双手做了三十年裁缝，粗糙，僵硬，指关节肿大，可每一针都还是那么稳。他想起小时候，祖父就是用这双手给他量衣裳，剪虎头鞋，缝书包。
　　如今，这双手的主人说：“走吧。”
　　他抬头，望见祖父花白的鬓角，心里一酸。他忽然觉得，祖父不是不懂他，只是这一辈子，被这把剪刀、这一家老小拴住了。如今儿子要走，祖父嘴上说“走吧”，心里怕是也舍不得。
　　可祖母坚决不同意。
　　“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祖母哭着说，“你去当兵，就是去送死！娘宁可你一辈子在镇上做裁缝，也不愿你去那炮火连天的地方！”
　　父亲跪在祖母面前：“娘，儿子不孝。可儿子不想一辈子窝在这山里。儿子想去看看，山外是个什么世界。”
　　祖母拉着他的手，垂泪大哭。她拦不住主意已定的儿子，只能一遍遍叮嘱：“到了外头，要照顾好自己……要写信回来……”
　　父亲含泪，重重点头。
　　招兵那天，对门镇热闹极了。黄将军亲自坐镇，把镇口老榕树下辟成了考场。
　　父亲站在应征的人群里，望着那棵他从小爬惯了的老榕树，百感交集。他想起那年红七军过境，祖父在灯下讲的那个下午；想起吴先生塞给他书时，那句没说完的“到共……”；想起韦老板床席底下那个印着红色人影的册子。他不知道自己这一走，究竟是走向光明，还是走向深渊。可心里有个声音在说：走出去，总比困死在这山里强。
　　黄将军坐在考场边的太师椅上，威严而和蔼。他年过半百，两鬓微霜，一身笔挺军装，目光炯炯。他回乡招兵，与其说是奉命，不如说是想给故乡子弟找一条“出路”。
　　黄将军身旁站着两个挎枪的卫兵，腰板笔直。太师椅旁摆着一张小桌，桌上放着一壶茶，一沓表格。考官们跑前跑后，喊号子，登记名字。围观的乡民踮着脚，伸长了脖子。年纪小的低声问：“这就是黄中将，打过日本人的。”有人说：“你看人家那军装，呢子的，多精神。”
　　黄将军不怎么说话，只端起茶杯慢慢地喝。偶尔，他的目光扫过应征的年轻人，在某个人身上停一停，又移开。父亲站在人群里，不敢直视，只觉得那目光扫过来时，皮肤上一阵发凉。
　　文化考试，父亲一挥而就。初中毕业的他，在这群应征者里算得上佼佼者。按招募规定，初中以上毕业的学生可以免试。父亲文化这关，稳稳过了。
　　考场设在老榕树下。一张八仙桌，两条长凳，考官是县政府派来的一个科员，戴一副金丝眼镜，拿着一摞表册。应征的年轻人排着队，一个一个上前，报姓名、年龄、籍贯，然后填表。表上有一栏问“愿往何处服役”，大多数人填了“听从调遣”。父亲提起笔想了想，也填了“听从调遣”四个字。他的字是莫外公教的，端端正正，一笔一划，像刻出来的。考官拿过表看了一眼，嘴角微微一动，没说什么。
　　体能考试，父亲更是大放异彩。
　　考官让他跑、跳、攀、爬，样样都行。轮到他打一套拳，父亲一亮相，便把那身瑶拳使了出来，拳拳带风，招招有力，腾挪闪转，虎虎生威。
　　先是跑。考官在地上画了个圈，让他们沿圈跑，越快越好。父亲在瑶山里翻山越岭，腿脚早练出来了。他跑得又轻又快，呼吸均匀，跑了十几圈，脸不红气不喘。考官点了点头。
　　再是跳。一根木杠架在两个人肩膀上，离地三尺。应征的人一个一个跳，有的跳不过，有的撞得杠子直晃。父亲助跑几步，纵身一跃，像一只燕子，轻轻松松过了杠，落地双脚稳稳站住。
　　最后是攀。老榕树的枝桠伸到半空，考官让他们爬上去，摘一片树顶的叶子下来。别人爬得慢，爬到一半就滑下来。父亲手脚并用，几下蹿到树顶，摘了叶子，又顺溜滑下来。树下围观的人鼓起掌来。
　　考官看得两眼放光，连连叫好：“好身手！这拳，跟谁学的？”
　　“瑶山里学的。”父亲答。
　　考官点头：“看你这身手，是个练家子。侦察兵，你愿不愿意干？”
　　侦察兵是青年军里最优的兵种，也是最能施展父亲这一身本事的地方。父亲想也没想，朗声答道：“愿意！”
　　就这样，父亲考取了青年军，当上了侦察兵。
　　消息传回对门镇，有人羡慕，有人担忧。祖母哭了好几天，眼睛肿得跟桃似的。祖父嘴上不说，却偷偷把家里最好的布料拿出来，给父亲做了一身新衣裳。
　　出发那天，镇口老榕树下站满了送行的人。被征走的青年有二十多个，排成一列，背着小包袱，胸前别着一朵大红花。他们的爹娘、婆娘、兄弟姐妹挤在队伍旁边，拉着手，哭的哭，叮嘱的叮嘱。祖母拉着父亲的手，一直不肯松。她的手枯瘦、粗糙，攥得父亲的手腕生疼。
　　“到了外头，饭要吃饱，衣要穿暖……”祖母一遍一遍地说。父亲低着头，只应“嗯”，不敢抬头看祖母的眼睛。他怕一抬头，自己也会哭出来。
　　祖父站在人群后头，远远地看着，没有上前。他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布长衫，双手背在身后，像一截老树桩。父亲远远望了他一眼，看见祖父的腮帮子紧紧咬着。
　　临行前夜，祖母坐在灯下，一件一件给父亲收拾行装。衣裳、鞋袜、干粮、几吊钱，一样一样，塞了又塞。她一边收拾，一边流泪，反复叮嘱：“到了外头，要照顾好自己，莫与人争强斗狠……记得写信回来，娘不识字，你念给街坊听，娘就知道你平安了……”
　　那天晚上，家里煮了一锅白米饭，割了两斤肉。祖父破例打了一壶米酒。三个人围坐在堂屋方桌旁，谁也不说话，只听见筷子碰碗的声响。祖父给父亲夹了一块肉，放在他碗里，嘴动了动，终究没说什么。祖母不停地往父亲碗里添饭，添了又添，直到碗里堆成小山。
　　油灯的火苗被穿堂风吹得摇摇晃晃。墙上的影子也跟着晃。父亲扒拉着碗里的饭，嚼在嘴里，尝不出什么滋味。他知道，这是他在家里吃的最后一顿安稳饭了。
　　父亲跪在祖母面前，泪流满面：“娘，儿子不孝。等外头太平了，儿子一定回来看您。”
　　祖父坐在一旁，闷着头，半晌才哑着嗓子说了句：“出门在外，凡事多长个心眼。别丢了你李家的脸。”
　　父亲看见祖父的手放在膝盖上，微微地抖。那双手做了三十年裁缝，量过无数的身，剪过无数的布，如今却在发抖。他想伸手去握一握，伸到一半，又缩了回来。祖父这一辈子要强惯了，不会在儿子面前露出软处。
　　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祖母用针挑了挑灯芯，火苗又亮了些。三个人围着方桌坐着，谁也不说话。窗外的虫鸣一声接一声，叫得人心慌。
　　父亲含泪，重重点头。
　　唯有韦老板，心里另有盘算。
　　韦老板起初对父亲参加青年军是有看法的，却不能明说。当初他劝祖父解下父亲身上的绑绳，收他当伙计，是看准了父亲身上那股凛然正气——在米厂同情罢工工人，参加反内战游行示威。他本想慢慢引导这个孩子，把他引到革命道上来。
　　可眼下广西革命处于低潮，身处桂系追杀的处境，韦老板只能任由父亲的选择。父亲要去当兵，他拦不住，也不便拦。
　　可在父亲临行前一天，韦老板计上心来。
　　他想：以父亲的品格，或许他能成为未来的“潜伏者”。
　　韦老板站在后院葡萄架下，望着天边那一抹晚霞，心里翻来覆去。他在这镇上隐姓埋名开了五年杂货店，见过太多年轻人，像父亲这样的——有血气，有正义感，却不知往哪里使。他本想慢慢引导父亲，可如今国民党到处抓革命分子，桂系耳目遍布乡里。他不能再等了。
　　他从柜子最底层翻出那个布包。青布的，包了一层又一层。他解开布包，露出里面那面小小的铜鼓。铜鼓在夕阳下泛着幽暗的光。他用袖口仔细擦了擦鼓面，像在擦一件传家宝。然后又把铜鼓包好，放进柜子里。
　　那天傍晚，韦老板把父亲叫到杂货店后院，关上门，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布包，郑重地递到父亲手里。
　　“耀书，”韦老板说，“你这一走，山高水远。这个布包，你收好。里头，有你路上行脚的花费。”
　　父亲接过布包，正要道谢，韦老板又取出一样东西，放到他掌心。
　　那是一面小小的铜鼓。
　　铜鼓不大，巴掌大小，乌黑油亮，鼓身錾着细细的纹饰。父亲在桂西北长大，见过壮族人家收藏的铜鼓，可这样小巧精致的，却是头一回见。
　　韦老板把铜鼓放在掌心，托给父亲看。油灯的光落在鼓面上，那一圈一圈的纹饰像水波一样漾开。鼓面中央是一个小小的太阳纹，周围一圈一圈扩散出去，最外圈蹲着几只蛙形的小饰。韦老板的手指轻轻摩挲着鼓沿，动作很慢。他的眼神也不像平时那样笑眯眯的，而是沉下来，深得像一口井。
　　父亲接过铜鼓，入手沉甸甸的，比看上去要重。铜是好铜，磨得发亮，敲一下，发出低沉的“嗡”声，余韵很长。
　　“这是韦叔特意给你做的临别礼品。”韦老板压低声音，“你把它保管好。将来，有机会，我们联系，以它为暗号。”
　　暗号。
　　父亲心头一凛。他脑子里立刻浮现出那个晚上韦老板屋里的窃窃私语，浮现出床席底下那个印着两个红色人影的册子。
　　他望着掌心里那面铜鼓，又望着韦老板那张和气的脸，忽然间，什么都明白了。
　　“韦叔，”父亲低声道，“您……”
　　韦老板摆了摆手，打断他：“莫多问。你只需记住：把这铜鼓收好，把心放正。外头的世界，腥风血雨，你自己要拿得定主意。”
　　父亲重重点头，把那面铜鼓贴身藏好。
　　夜里，他借着油灯，仔细端详那面铜鼓。灯光下，铜鼓上錾着的纹饰看得格外分明。鼓面中央是十二道光芒的太阳纹，像一朵盛开的菊花。太阳纹外面，一圈一圈，是云雷纹、几何纹，细细密密。最外圈，蹲着三只蚂拐，鼓着眼睛，张着嘴，前爪举起，后爪蹬地，像是要跳起来的样子。
　　他伸出食指，轻轻碰了碰那只最边上的小蛙。蛙的背上也刻着细细的花纹，和鼓身连在一起。父亲觉得那蚂拐特别好看，晃过一眼，好像有三只。
　　他虽不懂那纹饰的深意，却莫名觉得那三只蚂拐透着一种说不清的神秘。
　　这一走，走向何方？
　　部队的行军路线是保密的。父亲和同乡们一起，先被送到广州，然后上了船，渡海。
　　从对门镇到县城，再从县城到广州，一路走了十几天。先是步行，走了三天三夜，脚板磨出血泡。然后坐汽车，颠了两天两夜，五脏六腑都快吐出来了。到了广州码头，父亲头一回看见那么大的轮船——黑黝黝的船身像一座移动的山，烟囱里冒着黑烟，汽笛“呜——”地一声，震得人耳朵嗡嗡响。
　　同船的新兵都是从广西各地征来的，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清一色的灰布军装。有人兴奋，有人害怕，有人沉默。父亲站在舷梯上，回头望了一眼广州的方向——再往西北，就是他的家了。他知道，这一别，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来。
　　船离了岸，往海里开去。父亲站在甲板上，望着渐渐远去的陆岸，心里又是不舍，又是茫然。他头一回离开家，头一回见到海，也是头一回，把自己交给了一个完全未知的方向。
　　船上的新兵都是些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起初他们还新鲜，挤在甲板上看海，说笑打闹。过了两日，新鲜劲儿过了，船上便渐渐安静下来。有人望着海面出神，有人偷偷抹眼泪，有人低声哼着家乡的小调。父亲靠着船舷，望着海，想着对门镇的桂花树，想着祖母临别时红肿的眼睛，心里酸酸的。
　　船舱里弥漫着一股汗臭和晕船呕吐混合的气味。大通铺上一个挨一个，挤满了人。夜晚风浪大的时候，船身剧烈摇晃，有人从铺上滚下来，有人抱着桶子吐个不停。父亲也晕船，吐得胆汁都出来了。可他始终没躺下，一直靠在舷窗边，望着窗外那一片黑沉沉的海水。
　　有个同铺的同乡叫阿牛，才十七岁，头一回离家，半夜里偷偷哭出声来。父亲听见了，也不说破，只是把自己水壶里剩下的半口热水递了过去。阿牛接过水壶，捂着脸，肩膀一耸一耸的。两个人在黑里坐着，谁也不说话，听着船底海浪拍击船身的闷响，一夜就这么过去了。
　　几天几夜的航行，风浪颠簸。父亲肚子里翻江倒海，吐得昏天黑地。他蜷在船舱里，双手紧紧护着胸前那面小铜鼓。那鼓隔着衣裳贴着他的胸口，仿佛带着故乡的一点温度。
　　在一个借着月光的晚上，船停了。父亲被搀扶着踏上了岸。他往前往后看，竟看不到部队的头尾——他这才知道，这支部队兵强马壮。
　　驻扎下来，第二天，长官训话。父亲这才知道，他们驻扎的地方，是台湾的高雄。
　　军营在高雄港边上，一片灰色的铁皮营房，一排排，整整齐齐。营房外头拉着铁丝网，有岗哨。父亲跟着队伍走进营房，领到一床灰布军被、一套灰布军装、一个搪瓷碗。他把铺盖铺在硬板床上，手掌按了按床板，硬邦邦的。
　　下午，长官集合训话。操场上几百个新兵站得歪歪扭扭。长官站在台上，拿着铁皮喇叭，喊得嗓子都哑了。父亲大半没听进去，只听见“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为党国效劳”几个词。太阳毒得很，晒得人头皮发麻。有人站不住，晃了一下，被旁边的班长一把扶住。
　　高雄。
　　父亲去过县城，可高雄要比县城大得多。这个陌生的海岛城市，将他这个从桂西北大山里走出来的少年，一下子掷进了另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
　　头几天，父亲跟着队伍出操，站在军营门口，就能看见远处的海。海水是蓝的，深得发黑，和九万大山里的溪水完全两样。海面上有军舰，有货轮，有小渔船，来来往往，汽笛声此起彼伏。空气里带着一股咸腥味，吹在脸上，潮乎乎的。
　　街上的人说的话他大半听不懂。闽南语，呜噜呜噜的，像唱歌。可他听见有人说日本话——原来这岛上日本人占了五十年，刚刚才归还中国不久。街边的招牌，有的写着日文，有的写着汉字，还有的写着他看不懂的拼音。父亲走在街上，像一个聋子，又像一个瞎子，只觉得这个世界大得叫人害怕。
　　而他贴身藏着的那面小铜鼓，就那样静静地贴着他的胸口，跟着他，走进了那个未知的风雨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