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军统问题》李朝元

5、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五章
　　抗战胜利，父亲却没能回到学堂。
　　他尚不明确自己未来的志向。可要说让他从此安心做个乡间裁缝，他绝对心有不甘。只是祖父心意已决，父亲不好明目张胆反对，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人在裁缝铺里，心却不知飘到了哪里。
　　裁缝铺开在对门镇老街的转角，门板是老旧的杉木板，推开时吱呀作响。铺子当中一张宽大的案板，上面铺着浆洗得发硬的蓝布，旁边摞着剪刀、尺子、粉线袋和一把笨重的铁熨斗。熨斗是烧炭的，炭烧透了夹出来，塞进熨斗肚子里，烫衣时隔一会儿就得翻面。父亲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生火，把熨斗烧得通红，再把案板擦干净，等着祖父来开工。
　　祖父做衣裳极讲究，量体裁衣，差一分都不行。他教父亲用软尺量肩宽、量袖长、量腰身，量完了，拿粉线在布上画记号。画错一线，整件衣裳就走了样。父亲手是巧的，可心思不在这上头。他常常拿着粉线袋，眼睛却望着铺子门外那条石板路，望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望着远处九万大山那一道青苍苍的轮廓，出了神。
　　那天，祖父不在家，让父亲独自守着铺子。一个姓刘的地主的管家，送来了一匹府绸料子，要做一件长衫。父亲心里正烦，量布裁衣时走了神，一剪刀下去，竟把料子裁错了。
　　管家来取衣时，父亲硬着头皮，却死活不肯认错，只一口咬定：“这料子送来的时候，你就是这么说的，要这么裁。”
　　管家气得脸色铁青，回去一禀报，地主家大怒。不一会，四五个短打扮的汉子，手里拎着棍棒，凶神恶煞地闯了进来。为首的正是那个管家，他指着父亲的鼻子骂：“你个小裁缝，也敢讹诈我家老爷？今日不打你个半死，你不晓得马王爷三只眼！”
　　父亲还没来得及分辩，一根木棍已经兜头打了下来。他一偏头，棍子砸在案板上，木屑飞溅。几个人一拥而上，拳打脚踢。父亲抱着头，缩在案板底下，只觉得背上、腿上、胳膊上，到处是棍子落下的钝响。案板被掀翻了，浆洗好的蓝布被踩得满是泥脚印。那把祖父用了二十年的铁熨斗，被一个家丁拎起来，哼都不哼一声，就扔进了铺子门口的河沟里。剪子、尺子、粉线袋，也跟着一股脑儿飞了出去。
　　父亲被打得鼻青脸肿，躺在铺子里，心里又委屈又憋火。委屈的是自己不该走神裁错了料；憋火的是那地主家仗势欺人，连问都不问一句，就动手砸店打人。
　　“欺人太甚！”父亲狠狠一拳，捶在那张被掀翻的案板上。
　　他那一身瑶拳，可不是白练的。
　　父亲没有去找地主拼命，他晓得那是以卵击石。他蛰伏着，等着，等一个合适的机会。
　　那天，那个最凶恶的家丁，独自一人出现在村口。父亲拦住他，两人动起手来。
　　那汉子生得五大三粗，一身横肉，见是父亲一个半大孩子拦路，先是一愣，随即咧嘴笑了：“怎么，小裁缝，挨打的滋味还不够？还想再尝一顿？”
　　父亲不答话，脚下一沉，摆开瑶拳的架势。那汉子抡起蒲扇大的拳头，兜头就砸。父亲侧身一闪，让过拳头，右手顺势一格，左拳已经抵在那汉子肋下。那汉子“哎哟”一声，恼羞成怒，飞起一脚，踹向父亲膝盖。父亲纵身一跳，避开这一脚，随即欺身而上，一个贴身靠，把那汉子撞得连退三步，一屁股坐在泥地里。
　　他三拳两腿，便把那家丁制服在地，反剪双手，按在泥里。
　　“服不服？”父亲喘着气问。
　　那家丁趴在地上，先是嘴硬，被父亲又拧了一记胳膊，终于服了软：“服了，服了！好汉饶命！”
　　打那以后，这个家丁竟成了父亲的“莫逆之交”，见面三分亲。他常悄悄给父亲透些地主的动静，也算不打不相识。
　　祖父回来，听说了这事，气得直跺脚。他把父亲按在凳上，抄起扫帚就是一顿痛打，一边打一边骂：“你反了天了！连地主的家丁也敢打！你是要害死一家老小吗？”
　　“爹！”父亲梗着脖子喊，“他们砸了我的铺子，打了我的脸！我打他一个，是替我自己的脸出气！”
　　“你还敢犟！”祖父下手更重了。
　　打完之后，祖父把父亲关在家里，命他寸步不许离开裁缝铺，老老实实学手艺。
　　父亲被关在铺子里，门外上了闩。他坐在翻倒的案板旁边，看着满地狼藉——撕碎的布片、断了柄的剪子、踩扁了的粉线袋。日头从门缝里斜斜照进来，照见地上一层细细的灰尘。他把脸埋在膝盖上，一声不吭。
　　他不是怕疼。从小到大，祖父的扫帚、竹条、鸡毛掸子，他都挨过。他是不甘心。他觉得自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按在了这张案板上，按死了，动弹不得。他想起在瑶山里，瑶王教他打拳时说过的话：拳是用来护身的，不是用来出气的。可如今，他连自己都护不住。
　　偏偏祸不单行。那天，父亲就着一盏油灯给客人赶一件衣裳。他心不在焉，一个走神，油灯的火舌燎着了手边那叠布料，一下子烧出个大窟窿。
　　祖父回来一看，登时暴跳如雷。他抄起一根绳子，把父亲吊在房梁上，一顿痛打，直打得父亲后背青一块紫一块，才肯住手。
　　祖母站在一旁，哭得跟泪人似的，却不敢上前拦。
　　夜里，祖父睡下了。祖母蹑手蹑脚来到父亲屋里，借着月光，看他后背上累累的伤痕，眼泪扑簌簌地掉。她从柜子里翻出一个小陶罐，里头装着草药熬成的膏子，黑糊糊的，带着一股苦艾味。她用手指蘸了药膏，往父亲背上抹。药膏触到破皮的地方，一阵刺痛，父亲咬紧牙关，一声不哼。祖母的手抖得厉害，一边抹，一边掉眼泪，泪珠砸在父亲背上，凉凉的。
　　父亲咬着牙，闷声道：“娘，我晓得的。可我不想当裁缝。”
　　祖母沉默半晌，轻轻叹了口气：“娘知道。娘在想办法。”
　　祖母果然有办法。她想起城里有个开米厂的远房表弟，是父亲的表舅。祖母连夜进城，找到表舅，含泪把父亲的处境说了，求他给父亲一条出路。
　　表舅是个厚道人，听罢叹了口气：“表姐，耀书这孩子，我见过，是块读书料，不是做裁缝的料。也罢，就让他到我米厂来，学些机械修理的活路，总比在家挨打强。”
　　就这样，父亲被送进了城里的米厂。
　　那是父亲头一回离开对门镇，到县城里来。县城比镇子大得多，一条青石板铺的主街，两旁铺面一家挨着一家。街上有黄包车，有挑担的小贩，有穿制服的警察。父亲背着一个小包袱，跟在表舅身后，东张西望，只觉得眼睛都不够用。
　　米厂在县城东头，靠着一条河。厂房是青砖砌的，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子，写着“永丰米厂”四个大字。一进门，便是一股子稻谷和糠皮混合的气味。几台碾米机摆在厂房正中，皮带从马达上接出来，嗡嗡地转个不停。机器一响，整个屋子都在震，说话都得扯着嗓子喊。
　　老师傅姓周，五十来岁，背有些驼，一双手粗得像老树皮，指节上全是油污。他是米厂的开国功臣，从建厂那天起就在这厂里修机器。他话不多，教徒弟却耐心。他带着父亲，一台机器一台机器地拆，一个零件一个零件地认。哪个螺丝是几号的，哪个齿轮配哪个轴，哪根皮带松了要紧、紧了要松，他都手把手地教。
　　父亲学东西快，心又细。别人要学三个月才能上手的活路，他一个月就摸得门儿清。锤子、扳手、螺丝刀，到了他手里，都像长了眼睛。他肯吃苦。别人下了工就去街上闲逛、喝茶、赌钱，他却留在厂房里，对着拆开的机器琢磨。有时候，一个齿轮卡了壳，他能趴在地上看一两个时辰，直到听出那机器里头“咔哒”一声，知道毛病出在哪了，才肯爬起来。周师傅嘴上不说，心里却喜欢得紧，常跟表舅说：“这孩子，是个有心的。将来，这厂里的机器，离不了他。”
　　没两年功夫，父亲便完全掌握了修理的技巧。机械上的大小毛病，他听一听、看一看，就能找出门道来。
　　表舅看在眼里，动了心思。他想让父亲撑起修理这个门面，便寻了个由头，把周师傅给辞退了。
　　父亲听说，登时就急了。他找到表舅，据理力争：“表舅，老师傅在咱米厂干了一辈子，你一句话就辞了他，让他去哪儿吃饭？他还有一家老小要养啊！”
　　表舅摆摆手：“我这米厂，讲的是效益。你比他强，我用你，有什么错？”
　　父亲急了：“我比他强，是他教出来的！做人不能忘本！”
　　可表舅主意已定，哪里肯听。
　　父亲争不过，心里过意不去。他把自己几个月的工钱，一分不少地塞给那位被辞退的师傅，说：“师傅，徒弟对不住你。这钱，您先拿着过日子。您教我的本事，我一辈子记着。”
　　老师傅握着那叠钱，老泪纵横。
　　好景不长。米厂所在的城里，一天比一天乱。
　　先是学生的反内战示威。一队队学生，打着小旗，喊着口号，浩浩荡荡从米厂门口路过。父亲起初只是跟在后面看热闹，可看着看着，他心里的血就热了。他想起吴先生讲的那些道理，想起那些为劳苦大众求解放的话，竟也跟着学生们，喊起了口号。
　　“反对内战！”“要和平！要民主！”
　　口号声此起彼伏。忽然，警察冲了过来，见人就抓。父亲躲避不及，也被一并抓走了。
　　表舅得到消息，急得团团转，连夜备了厚礼，托人上下打点，才把父亲捞了出来。表舅板着脸训他：“你是米厂的工人，跟学生掺和什么？他们要闹，让他们闹去，你跟着凑什么热闹？”
　　父亲低着头，没敢吭声。可他心里那团火，不但没熄，反而更旺了。
　　从拘留所出来那天，天阴沉沉的，下着毛毛雨。表舅撑着一把油纸伞，站在门口等他。他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把一件干衣裳递给父亲，让他换上。那张脸，皱得像一块拧干了的抹布。父亲低着头，跟在表舅身后，踩着湿漉漉的青石板路，走回米厂。一路上，他看见街墙上贴满了标语，红底黑字，写着“反对内战”“拥护和平”。雨水把标语的边角泡烂了，字却还清晰。
　　接着，是城里的工厂工人大罢工。风潮很快波及到表舅的米厂。工人们联合起来，要求增加工资，提高待遇。
　　那天清早，父亲刚进厂门，就觉得不对劲儿。一个叫老陈的碾米工，把父亲拉到墙角，压低嗓子说：“小李，今天要停工了。大伙商量好了，找表老板讲理去。”
　　老陈是厂里的老工人，家里五口人，全靠他一个人的工钱养着，婆娘病了半年，抓药的钱都凑不齐。还有个叫阿桂的女工，才十九岁，每天在机器旁边筛米，灰尘呛得她直咳嗽，一个月的工钱，买两升米就没了。这些人，父亲都认得，他们的难处，父亲看在眼里。
　　表舅毫不退让：“加薪？他们想得美！我要是开了这个口子，以后还怎么管？”
　　父亲上来劝说：“表舅，工人们不容易，如今米价涨了，日子难过。您稍微让一让，大家心里也好受些。”
　　表舅不听，反倒指派父亲：“你领着几个护厂的青壮，上前阻止他们进厂！”
　　父亲为难，却拗不过表舅，只得带着几个人守在厂门口。谁知工人们情绪激动，一拥而上。父亲等人被围在中间，拳脚相加，被打得头破血流。混乱中，表舅也被打伤，一条腿落下了残疾。
　　伤好了，表舅却再也站不稳了。他看着父亲，长长叹了口气：“耀书，表舅老了，残了，这米厂，往后就靠你了。你替表舅打理吧。”
　　父亲成了米厂的准厂长。
　　可这“厂长”并不好当。工人们的诉求得不到满足，怨气越积越重。有人放出话来：要冲进米厂，哄抢粮食。
　　父亲住进了表舅从前那间小账房，白天管着全厂十几号工人的活儿，晚上还要对账、算米价、算工钱。他头一回知道，管一个厂，比修一台机器难得多。修机器，毛病找对了，一拧螺丝就好；管人，人的心思，比机器的齿轮复杂一百倍。
　　老陈见了他，不再像从前那样笑，只是低头叹气。阿桂见了他，干脆绕着走。父亲知道，他们怨他，觉得他如今站在表舅那一边了。那几天，米厂门口，总有几个工人的家眷，远远地站着，抱着孩子，往厂里望。她们不进来，也不说话，就那么望着。父亲每次从门口经过，都不敢抬头看她们的眼睛。
　　父亲顶不住压力了。他整夜整夜睡不着。他晓得，真要让工人哄抢，米厂就完了，表舅一辈子的心血就毁了。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祖母常常叨念的这句话，忽然在他耳边回响。
　　父亲下了决心。他召集工人，宣布：加薪，提高待遇。
　　工人们欢欣鼓舞。米厂保住了，人心也稳了。
　　可表舅却恼了。他觉得父亲是拿他的钱去讨好工人，胳膊肘往外拐。一怒之下，把父亲开除了。
　　父亲卷起铺盖，没有争辩。他给表舅磕了个头：“表舅，您待我恩重如山。可工人们的难处，我不能不管。我走了，您保重。”
　　父亲又回到了对门镇。
　　祖父的性子是倔的，他笃信“棍棒底下出孝子”。父亲一进门，祖父便不由分说，将他捆绑起来，吊在厅屋的房梁下，痛打一顿。
　　“你在城里，都干了些什么！”祖父边打边骂，“怂恿工人闹事，给表舅惹祸，还把他的米厂搞垮了！你还有脸回来？”
　　父亲咬着牙，一声不吭。他任祖父打，任祖父骂，心里却一片清明。他晓得，自己没做错。
　　祖母望着父亲身上的伤痕，只是哭。她这一回，没有替儿子开脱。在她看来，父亲确实辜负了亲戚的栽培，给米厂造成了损失，还连累表舅被打致残。她没有理由，再为儿子说话。
　　屋子里，只有祖父的怒骂声，和祖母压抑的哭声。
　　就在这时，杂货店老板韦朗晴，路过门口，听见动静，走了进来。
　　韦老板问明事由，看了看吊在房梁上、遍体鳞伤的父亲，又看了看怒不可遏的祖父，沉吟片刻。
　　“李裁缝，”韦老板开口了，“这孩子，我看着长大的。他在米厂同情工人，跟着学生游行反内战，这是他的毛病，可也是他的好处。这样的孩子，眼里有穷苦人，心里有正气，是块好料子。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就饶他这一回吧。”
　　祖父冷哼一声：“他这样的，还敢出门闯祸？”
　　“李裁缝，”韦老板又劝，“你听我一句。这孩子，你关是关不住的。你把他交给我，我让他在我店里做个伙计，我看着他，管教他。总比他四处闯祸强。”
　　祖父沉默了半天，终于松了口。他冲父亲吼了一句：“还不谢谢韦老板！”
　　父亲挣扎着跪下，给韦老板磕了个头：“谢谢韦老板。”
　　祖父一边解开父亲身上的绳索，一边还在数落。父亲垂着头，听着，心里却涌起一阵说不清的感动。他望着韦老板那张和气的脸，忽然觉得，这位杂货店老板看他的眼神里，藏着一些旁人看不懂的东西。
　　那天夜里，父亲躺在杂货店后间的小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起韦老板说的那句话：“眼里有穷苦人，心里有正气。”他长这么大，父亲只会打他、骂他，说他不争气；表舅只会嫌他多管闲事。唯有这个韦老板，头一回，把他身上那股“毛病”，说成了“好处”。他想着想着，鼻子一酸，眼眶就湿了。
　　窗外，对门镇的夜，静得很。远处有狗吠，一声接一声，拖得很长。父亲望着黑乎乎的屋顶，心里那团被祖父打下去的火，不知怎的，又悄悄地燃了起来。
　　父亲跟着韦老板，做起生意来。
　　韦老板教他认货、算账、待客，也教他做人的道理。韦老板的杂货店，卖的都是日用杂货——盐、糖、灯油、草纸、针线、头巾、火柴、旱烟。铺子不大，货架却摆得满满当当，分门别类，井井有条。韦老板打算盘打得极快，噼里啪啦一阵响，账就算清了。他教父亲认算盘，教他记账，教他如何看秤、如何找零。父亲聪明，学什么都快，不几天，便把杂货店的一应事务，打理得井井有条。韦老板看着，脸上总是挂着笑。
　　白天，铺子里人来人往。韦老板做生意，从不缺斤短两，遇到实在穷苦的，还常常赊账。父亲看在眼里，心里暗暗佩服。他觉得，韦老板不像个生意人，倒像个教书先生——说话温和，待人厚道，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沉静。
　　父亲渐渐发现，韦老板的杂货店，似乎不只是卖货的地方。
　　有一回，父亲夜里起夜，路过韦老板的屋子，听见屋里有人压着嗓子在说话。他停住脚步，凑近一听，竟是韦老板和几个乡民，在商议什么。
　　那夜没有月亮，后院黑黢黢的。韦老板的屋门虚掩着，窗纸上透出一线昏黄的油灯光。他贴着墙根站定。屋里的人，他认得两三个。一个是镇上教书的覃先生，平日里斯斯文文，见了人总是点头哈腰；还有一个是河边撑渡船的老周，脸膛黑红，沉默寡言。他们凑在韦老板的桌旁，桌上好像铺着一张纸，几个人的脑袋凑在一处，指指点点。
　　“……组织乡民，参加都宜忻游击队……”“……派人去桂南，找共产党的组织……”“……时机还不成熟，要沉住气……”
　　父亲心头猛跳。他屏住呼吸，不敢作声，悄悄退回房里。
　　那一夜，他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他万万没想到，那个笑眯眯的杂货店老板，竟然和革命，和共产党，有着这样的关联。他替韦老板担心，也替自己担心。他知道，这样的秘密，一旦泄露，是要掉脑袋的。可与此同时，他心里又隐隐地，有一种说不出的激动。他仿佛觉得，自己已经站在了一道门槛边上。那道门槛后面，是一个他想了很久、盼了很久，却始终没有勇气迈进去的世界。
　　又过了些日子。有一天，父亲帮韦老板整理床铺，在床铺的席子底下，发现了一个册子。
　　那册子不大，比巴掌大不了多少，封皮是粗糙的土纸，印工也粗，颜色发暗。父亲把它从席子底下抽出来的时候，手是抖的。封面上印着两个红色的人影——一个拿长枪，一个拿镰刀。颜料是朱砂调的，红得发暗，像是干了的血。
　　他认得这图案。在学校里，吴先生在黑板上画过类似的记号。他当时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吴先生只是笑了笑，说：“等你长大了，就懂了。”如今，他长大了一些，眼前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他隐隐约约地，好像懂了一点。
　　他很想看，看那册子里边究竟写了些什么。他几次想动手，走到床边，又胆怯地缩回了手。
　　他没有翻动别人东西的习惯。
　　他急忙掀开床布，按原样将那小册子遮挡好，像是没动过一样。可那封面上两个红色的人影，却像烙铁一样，烙在了他的心里，再也抹不掉了。他隐隐觉得，有一扇门，正在他面前，缓缓地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