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军统问题》李朝元

3、第 3 章 第三章

　　第三章
　　流居对门镇的逃难学者里，有两位格外引人注目，他们都当起了联立速成初级中学的教师。
　　一位是著名数学家吴伯阳，祖籍湖南益阳，是全国抗日后援会的副会长。他身材清瘦，戴一副金丝眼镜，讲起数学来，两眼放光，仿佛那些枯燥的公式在他眼里，都是跳动的音符。另一位是著名文学家陈鸠翼，祖籍湖南湘乡，专攻国文。他留着山羊胡，性情沉静，讲起文章来，抑扬顿挫，极是动人。巧得很，这两位，都是祖父的故乡人。
　　祖父李贤本就是湖南益阳桃江人，凭一把尺子、一把剪刀，一路替人裁衣，走到桂西北驿山县的对门镇。离家久了，故乡的山水、乡音，都成了心头的念想。如今见着吴先生、陈先生这两位故乡人，祖父那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一见面，便拉着两位先生的手，用一口浓重的湖南家乡话，问长问短。
　　“吴先生是益阳哪一县的？”
　　“桃江？”
　　“桃江好啊，桃江出好水，出好酒，也出读书人。”祖父说着，眼睛都亮了。他回头对父亲道：“耀书，你听听，这是咱们湖南话。吴先生是咱们益阳桃江的老乡！”
　　祖父隔三差五，便请吴先生、陈先生到家里做客。灶上炖一只鸡，温一壶酒，几个人围着桌，用湖南家乡话天南地北地聊。聊故乡的山水，聊逃难路上的见闻，也聊国事，聊时局。两位先生见祖父豪爽厚道，也乐意亲近，来往得十分融洽。祖父讲到得意处，便用筷子敲着碗沿唱一段桃源小调；吴先生笑着和，陈先生在一旁捋着山羊胡，眼睛眯成一条缝。祖母在灶上添柴，听着屋里的乡音，也跟着抹眼泪——她晓得，丈夫这是想家了。
　　吴先生的数学课，是学校里最叫座的。他讲课不照本宣科，拿根粉笔，在黑板上画个圈，便从圆周率讲到了天上的星辰。学生们都爱听，连隔壁班的也翻墙过来挤。父亲坐在头一排，眼睛瞪得圆圆的，生怕漏掉一个字。他那时还不懂那些公式有多深，只觉得，这位先生一开口，天地就宽了。
　　父亲的湖南家乡话，说得也不差。他自小听祖父讲湖南话，虽在桂西北长大，那口音却也学得七分像。他常到吴先生宿舍去玩，帮先生们做些打水、扫地、搬书的杂事，顺便蹭些课听。吴先生很喜欢这个机灵的年轻人，见他勤学好问，便格外多照拂几分。
　　吴先生的宿舍，是祠堂边上的一间小偏房。一张木板床，一张掉漆的书桌，床头堆着一摞书。父亲常去，去了就帮着扫地、打水、整理书卷。吴先生也不拦他，只在他干活的当儿，有一搭没一搭地跟他说话。有时谈到深夜，吴先生便从床下摸出一个小煤油炉，煮一碗盐水花生，两人就着一盏灯，一边剥花生，一边说话。吴先生讲他在北平见过的学生游行，讲他在长沙见过的轰炸，讲着讲着，声音就低下去。父亲捧着花生，听得忘了剥。
　　“耀书，你可晓得，这世上，除了你看见的这片山，还有一座山，叫'民生'。”吴先生有一次这样说，“山下的百姓，一年到头，累死累活，可日子还是那样苦。你说，这是为什么？”
　　父亲想了想，答不上来。
　　吴先生也不急着解释，只笑着说：“你慢慢读，慢慢想。等你把书读透了，自然就懂了。”
　　父亲那时十六七岁，正是爱想事的年纪。吴先生那句话，他嚼了好久。每次看到田里弯腰插秧，收割稻谷的农人，就想起“民生”两个字。那些人，一年忙到头，稻子割了一茬又一茬，可饭桌上，总不见白米饭。这是为什么？他答不上来，可这个问题，从此就像一根刺，扎在他心里，拔不出来。
　　“你看这世道。”吴先生有一次说，“千百年改朝换代，受苦最多的终究还是普通百姓。寻常人只求安稳度日，可安稳日子，却总是难得。”
　　父亲听得入了神。这些思考，祖父从没跟他讲过，书上也很少直白写到。它们像一束微光，从吴先生的书案上漫开，照进了他十几岁的心坎里。
　　“可是，”父亲小声问，“外头流言很多，各方说法都不一样，听着叫人分辨不清。”
　　吴先生笑了，轻轻摇头：“旁人说的是传闻，是非对错要靠自己眼睛去看、心里去掂量。耀书，不必急着下定论。只需记住，多体谅底层百姓的难处，总不会错。”
　　父亲似懂非懂，却把这话，牢牢记在了心里。
　　那夜，吴先生讲了很久。聊铁路工人做工的艰辛，聊乡间佃户租种田地的难处，聊各地百姓流离逃难的见闻。父亲大多只是似懂非懂，心里牢牢记住的，是普通人过日子的那份不容易。他想起镇上那些弯腰劳作的佃户，想起那些一年到头难得温饱的乡人，忽然觉得，这些现实见闻，比他读过的许多圣贤空话，要真切得多。
　　吴先生的宿舍里，书案上摆着几本书。父亲一眼就瞧见，最显眼的，是几本与寻常书籍大不相同的册子。他好奇，拿过来翻看。那几本书，一本叫《中国的红星》，一本叫《中国共产党的外交理论和分析》，还有一本叫《中国共产党抗日时期的任务》。这些书，封面都不是寻常书店里的样子，有的是土纸印的，有的是油印的，边角卷着，纸也发黄。父亲拿在手里，觉得分量格外沉——不是纸重，是他晓得，这样的书，是不能叫别人看见的。
　　他就着书案上那盏小油灯，灯芯结了灯花，一跳一跳的，一页一页翻，直看到窗外天色泛白。他不知道自己看了些什么，可那种被什么东西击中的感觉，他记住了——像闷了十几年的屋子，忽然被人推开了一扇窗。他捧着那几本书，舍不得放下。
　　有一回，吴先生讲完几道繁杂的算术题，忽然问他：“耀书，你说，一个人读书，读到最后，是为了什么？”
　　父亲想了半天，说：“为了找个好差事，养家糊口。”
　　吴先生摇摇头：“这只是读书的小用处。往大处说，读书是教你看清事理，看得明白世间哪里有缺憾；看得清楚，做人做事才不会糊涂盲从。”
　　父亲把这句话，默默地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
　　从那以后，父亲夜里常点着一盏油灯温习功课。纸页发黄，习题密密麻麻，他演算得慢，却格外仔细。遇到算不通的题目，就一笔一笔记下来，第二天跑去请教吴先生。夜深人静，窗外是虫鸣和远处的犬吠，屋里只有灯芯的哔剥声。他那时不晓得，这些挑灯苦读的夜晚，正在一点点打磨他的心性与见识。
　　有一回，他正埋头演算，忽然被身后的脚步声吓了一跳。回头一看，是祖父。祖父站在门边，就着灯光扫了一眼桌上摊开的杂书，脸色忽然就变了。
　　“哪来的书？”祖父压低嗓门问。
　　“吴先生借我翻看的。”父亲答。
　　祖父沉默了片刻，才叹了口气：“现下世道纷乱，很多杂书议论时势，极易惹祸上身。你少碰这些，收起来吧。”
　　父亲低着头，没有应声。祖父也不再多说，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停住，没有回头，只说了一句：“你自己掂量着。莫要连累一家人。”
　　那几夜，父亲翻来覆去睡不着。他躺在床上，听着山下远远传来的狗吠，反复琢磨祖父的告诫。他不是不怕，也清楚一家人安稳有多重要。可他也不愿就此闭目塞听，对周遭人间疾苦视而不见。天快亮时，他拿定主意：课业照常钻研，闲书也还会读，但一定要加倍谨慎。末了，他把那几本杂书，用一块油布裹好，藏到了床板底下。
　　祖父对这两位流落此地的外乡先生，是打心眼里亲近。每逢赶圩或节令，祖父便备上一桌家乡菜，把吴先生、陈先生请到家里来。桌上摆着坛子菜、腊肉、米酒，满屋子都是湖南味道。祖父夹着菜，用家乡话念叨：“吴先生，尝尝这个，这是按桃江的法子腌的腊肉，想家的时候，就嚼两口。”
　　吴先生笑着尝了一口，连声说好。几个人围着桌子，酒喝到微醺，话便多了起来。说到愁处，祖父叹口气：“这乱世，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吴先生便劝他：“李裁缝，乱世不会永久。总会有苦尽甘来的时候。眼下最要紧的，是保全一家人，守住本心。”
　　有一回酒罢，吴先生临走，拍了拍父亲的肩，笑道：“耀书，你爹常说，你是块读书的料。你要记得，读书不光是学算术文字，更要懂得体恤世间百姓，心里装着旁人，才算真正读明白了书。”
　　父亲望着吴先生，似懂非懂，却重重地点了点头。
　　陈鸠翼先生教授国文，是少年父亲另一处精神滋养。陈先生讲授历代人物兴衰，诵读文天祥的《正气歌》，品读陆游“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反复告诫学生：读书人最要紧的，是守住一身骨气。他讲《正气歌》，读到“时穷节乃见”一句，声音忽然就哽住，扶着讲台，半天说不出话。底下的学生，也都跟着红了眼。父亲后来常说，他这一生，最初懂得何为“气节”，便是在陈先生这堂国文课上。
　　“如今山河破碎，百姓流离。”陈先生抚着书卷，叹道，“你们后生赶上这样的年月，境遇是好是坏，全看自己如何立身做人。”
　　父亲坐在底下，把那话一字一句，记在了心里。
　　陈先生的书房，也是父亲最爱去的地方。四壁藏书，从地板一直顶到房梁。陈先生见他好学，便时常从架上抽出书册，说“你拿去看看”。有《古文观止》，有《史记》，也有不少新出的报刊文集。父亲捧着书回住处，像捧着宝贝，一页一页细读，走路的时候也舍不得放下。
　　豫湘桂战役的战火，终于还是烧到了桂西北的山边。
　　那阵子，对门镇的空气，一天比一天紧绷。先是传来自长沙失守、衡阳告急的消息，接着，逃难的人潮一波接一波涌进山里。对门镇街上的店铺，一家接一家地关了门。韦老板的杂货店，值钱的货物早搬进了地窖；祖父也把裁缝铺里的好料子，连夜收进了夹壁。
　　山外逃难的百姓，源源不断往九万大山涌来。有背着包袱的老人，有抱着孩子的妇人，还有打断了腿、拄着木棍的伤兵。他们路过对门镇时，个个面色灰败，满眼惶恐。镇上人家，会端出粥、递上水，却不敢长久收留。父亲跟着祖父在镇口施粥，望着一双双伸过来的枯瘦手掌，心里一阵阵发酸。
　　有个逃难的书生，坐在榕树下歇脚，和父亲闲谈。他原本是长沙城内的教书先生，一座城池转瞬陷落。说着说着声音哽咽，从怀里掏出半本被火烧过的旧书递给父亲。书页边角卷曲焦黑，上面的字迹尚且清晰。父亲捧着这半本书，手微微发颤。
　　祖父整夜整夜睡不着，坐在堂屋就着油灯愁闷出神。祖母坐在一旁缝补衣裳，也不敢出声。
　　“爹，”父亲鼓起勇气说，“要不，咱们躲进深山里去吧？”
　　祖父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叹了口气：“躲，又能躲多久？倘若敌人真的过来，深山也未必能保全。”
　　那几天，父亲心里乱糟糟的。既为动荡时局忧心，也舍不得即将逃难离开的吴先生、陈先生。一有空，他就跑去先生住处帮忙收拾行李。他帮吴先生捆扎书籍，一本本垫上棉纸，捆成整整齐齐的摞。吴先生站在一旁看着，忽然开口：“耀书，知道我为什么无论多难，都要把这些书带走吗？”
　　父亲摇了摇头。
　　吴先生拍拍那堆书册：“书留存下来，道理学识就留存下来。学识道义还在，人就不会彻底垮掉。”
　　父亲听着，手上捆扎的动作越发轻柔。
　　没过多久陈先生上国文课，讲到文天祥、岳飞、苏武牧羊这些国难守节的古人，情绪激昂，眼中含泪，拍着讲台说道：“读书人读圣贤文章，要养一身浩然正气。如今家国蒙难，正是我辈砥砺气节的时候！”
　　父亲坐在台下，听得心绪激荡。从前他以为读书只为谋求生计，此刻才慢慢懂得，读书亦是为修己立身，涵养心中的道义。
　　夜里，父亲到吴先生住处帮忙誊抄数学讲义，二人对着一盏油灯闲谈。吴先生聊起远方有支长途辗转跋涉的队伍，说他们一路历尽饥寒艰险，依旧顽强前行。
　　“耀书，”吴先生问道，“你觉得，是什么支撑着这群人，甘愿承受这般苦难，长途跋涉？”
　　父亲答不上来。吴先生缓缓说道：“是心中的信念。心里存着一份想要普通人过上好日子的期许，再难的路途，也有人愿意走下去。”
　　父亲听得入神。少年的他尚不能完全理解其中深意，只是默默记下这番见闻。吴先生见他默然沉思，也没有再多讲，只是轻声道：“你年纪尚轻，很多世事不必急于求懂。慢慢看，慢慢体会，等你把世间百态看得多了，自然会明白自己该如何做人行事。”
　　那夜，父亲辞别吴先生出来，月亮已经升上山头。山风袭来，他打了个寒颤，内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他尚且说不清自己未来要走什么样的道路，只是心里隐隐明白，自己未必就要一辈子守着裁缝铺度日。
　　对门镇联立中学，终于还是解散了。先生们四散逃生，学生作鸟兽散。那几天，对门镇像被捅了的马蜂窝。先生们连夜打点行装，学生们哭着道别。有的先生，把自己的书分送给学生，说“书比命重要，带着走”。吴先生要走的那天，父亲天不亮就醒了，翻来覆去，心里头堵得慌。
　　他赶到先生住处时，吴先生已经把行装收拾停当。几卷书，一个藤箱，就是这位全国抗日后援会副会长、名满天下的数学家，在这乱世里的全部家当。父亲看着那只小小的藤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
　　吴先生看见父亲，温和地笑了笑，从藤箱里取出那本《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郑重地递到他手里。那本书，薄薄的一册，封皮是灰布面，角上已经磨白了。吴先生递书时，用两只手，像递一件什么了不得的东西。父亲接过来，触手处，书页被翻得起了毛，可见吴先生自己，是读了多少遍的。他低头一看，扉页上还题着一行小字，笔锋瘦硬：“读书为苍生。伯阳。”
　　“耀书，这本书送你。”吴先生说，“你好好读。读完了，你就懂了许多事。”
　　父亲接过书，指尖微微发颤。他低低唤了一声：“吴先生——”
　　吴先生看着他，目光温和而郑重，顿了顿，忽然压低声音，说道：“耀书，你还年轻。如今山河破碎，正是男儿报国之时。你应该参军，到共……”
　　话到此处，忽然被一声高喊打断。
　　“吴先生——！”
　　是祖父。祖父一路小跑着赶来送行，远远地就扯着嗓子喊。这一嗓子，把吴先生没说完的半句话，生生截断了。
　　吴先生只好转过身，去招呼祖父。
　　父亲心里一急，想问那句“到共……”到底是什么意思。可吴先生已经被祖父拉住了，两人正寒暄道别。他张了张嘴，终究没有问出口。
　　祖父握着吴先生的手，眼里满是不舍：“吴先生，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你在对门镇这些年，照拂我们李家不少，我李贤记着这份情。”
　　吴先生拍了拍祖父的手背，又转头看了父亲一眼。那一眼，很深，很沉，像要把这个少年的样子，刻进心里去。父亲站在原地，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他想说“先生保重”，喉咙却像被什么堵住了，一个字也吐不出。
　　吴先生笑着拍拍他的手：“李裁缝客气了。都是故乡人，应该的。”
　　他转身，又看了父亲一眼，忽然补了一句：“耀书，有机会，我联系你。”
　　说完，他拱了拱手，转身，随着人流，走向山外的方向。
　　父亲站在原地，手里攥着那本书，望着吴先生和陈先生渐行渐远的背影，心里翻江倒海。
　　山路上，逃难的人像一条灰线，蜿蜒着往山外去。吴先生的长衫，陈先生的长衫，在那灰线里越来越小，小成一个点，终于被山坳遮住了。父亲站在原地，站了很久，直到祖父拍他的肩，他才像从梦里醒过来。手里那本书，被他攥得发烫。
　　那句没说完的话，成了他心头一个解不开的结。“到共……”到共什么？这个悬念，在他心里搁了许多年，直到很久以后，他才终于明白，吴先生当年想说的，究竟是什么。
　　而那本书，父亲一直带在身边。翻旧了，磨破了边，他也舍不得丢。许多年后，当他在军营里、在军校里，在那些身不由己的岁月里，一次次翻开它，都会想起吴先生那天下午的目光，和那句没说完的话。那点星火，就这样，在父亲心里，烧了一辈子。
　　许多年后，父亲坐在灯下，摩挲着那本磨破了边的旧书，对我们说：“吴先生没说完的那句话，我后来用了大半辈子，才猜出个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