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军统问题》李朝元

2、第二章 第二章

　　第二章
　　父亲进了小学堂，教国文的是一位姓莫的老先生。莫老先生原是位私塾先生，识得满肚子的四书五经，对门镇开办小学后，便到这里来教书。他年过五十，清瘦，戴一副老花镜，讲起书来摇头晃脑，极是认真。镇里的孩子见了他，都像耗子见了猫，远远地就躲。
　　莫老先生偏偏对父亲格外严格。别的学生背不出书，莫老先生至多训斥几句；父亲要是错了一个字、漏了一句话，那是万万不行的。戒尺高高举起，啪地落下来，打在手心上，一下比一下响。父亲挨了打，咬着牙不吭声，眼泪在眼眶里转，愣是不肯掉下来。
　　有一回，父亲背诵《论语》，错了一个字。莫老先生沉着脸：“伸出手来。”父亲把手心摊开，老先生抬手就是三戒尺，打得又红又肿。放学回家，祖母看见他肿起来的手心，心疼得直掉泪，问他为什么挨打。父亲却摇摇头说：“先生打我是为我好，是我背书背岔了。”
　　祖母叹口气，一边给他揉着肿胀的手心，一边说：“莫老先生就是这样的性子，他待你严苛，是盼着你将来有出息。”乡民都知道，莫老先生对学生一向严格，但对父亲却格外器重。他看出这孩子天资聪颖又肯用功，将来绝非池中之物。教了一辈子私塾，他见过太多学生，深知这李家孩子眼里有股旁人没有的光——那是属于读书人的灵光，寻常孩子极少有这样的神采。他舍不得这道光灭下去，便把毕生所学加倍往这孩子身上倾注。也正因这份器重，他才肯将自家女儿许配给这个倔强的外乡少年。
　　父亲也没有辜负他。小学几年，父亲的书读得极好，作文常常被莫老先生拿出来，贴在墙上当范文。算术也是一等一的好，算盘打得噼啪响，账目心里一过就能算清。镇里的人都说，李家的耀书，是个读书的种子。
　　父亲读书，是真下苦功的。每晚吃过晚饭，他便搬个小板凳，坐在灶屋的火塘边，就着一粒桐油灯，摇头晃脑地念。火苗子黄豆大，灯烟子熏得他鼻孔发黑，他也不在乎。祖母催他睡，他总说“再读一段”。那一段，往往就读到了半夜。九万大山是雨的故乡，那大雨说来就来，夏雨如注，冬雨路滑，父亲踩着雨水上学。不知他摔过多少跤，书包里的书，却从没湿过一页——他总把书揣在怀里，捂着。
　　可读书种子，也有发不出芽的时候。
　　小学毕业那年，父亲眼巴巴地等着升初中。可对门镇没有初中。想读书，就得翻山越岭，到县城去。祖父把父亲叫到跟前，摊开了双手——不是不给你读，是实在供不起。
　　“家里什么光景，你不是不知道。”祖父叹道，“你爹没本事，供不起你读县城。你又是长子，底下还有四个弟妹，他们也要吃饭，也要上学。依我看，你就跟爹学裁缝。手艺学到手，走到哪儿都饿不死。”
　　父亲梗着脖子，一句“我想读书”堵在嗓子眼，怎么也说不出口。他看着祖父花白的鬓角，看着祖母在一旁偷偷抹泪，心里头万般不甘，却也只能把那股不甘咽下去。
　　可他到底不甘心。
　　那年秋天，十四岁的父亲做了件胆大包天的事。他瞒着全家，偷偷跑到县城，报考县立中学。
　　放榜那日，县城中学的照壁前人山人海，刚张贴出来的红榜墨迹未干，弥漫着一股松烟的味道。父亲穿着一身打补丁的粗布衣裳，混在一众城里学生中间，踮起脚尖，先从榜尾往前搜寻，一遍看过去，没有看见自己的名字，心里顿时凉了半截。他不甘心，又反过来从榜首往下看，目光猛地顿住——头一个位置，端端正正写着：李耀书。
　　全县第一。
　　周遭有人认出这个少年是从乡下对门镇来的，交头接耳窃窃议论。父亲呆呆立在原地，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有一窝蜂在盘旋。心底涌起一阵狂喜，眼眶却先泛起酸涩。这份金榜题名的欢喜近在眼前，可他心里清清楚楚：这份荣耀，他没有福气去享用。
　　消息很快传回对门镇，整个镇子都炸开了锅。邻里纷纷赞叹，说李家出了个文曲星。可祖父脸上，却不见半分喜色。学费、书本费，再加上往返县城的路费，是一笔沉重的开销。家中本就拮据，父亲身为长子，底下还有四个弟妹要拉扯。
　　父亲按下升学的念想，拿起剪刀，跟着祖父学做裁缝。只是那把剪刀握在掌心，每一次触碰都沉甸甸的，始终压着一份难以磨灭的不甘。
　　学徒的日子是苦的。天不亮就要起来扫地、打水、穿针引线。祖父的规矩大，量错一分、剪歪一寸，就是一记戒尺。父亲手稳，心却不在这上头。他常常一边踩着缝纫机，一边望着窗外发呆——窗外是对门山，山上云卷云舒，像他那些没处去的心思。
　　也是天无绝人之路。父亲还没有把剪刀捂热，对门镇便传来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镇上要兴办初中了。
　　那是一九四二年。那时候，祖国大好河山，大半被日本鬼子的铁蹄践踏。敌占区的许多大中学校，或解散，或被迫西迁，许多读书人背井离乡，流落四方。就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对门镇忽然住进了一批特殊的客人——逃难来到这里的学者和大中学老师。他们风尘仆仆，有的拖家带口，有的孤身一人，怀里都护着几卷书。
　　对门镇的乡贤们，看准了这个机会。他们商议：镇里正缺学校，眼前这许多饱学之士，何不请他们留下来，为对门镇兴办一所中学？乡贤们登门拜访，言辞恳切。这批爱国知识分子，正愁无处安身，见乡民如此敬重读书人，又一心为家乡子弟谋教育，便爽快地答应下来。
　　乡贤们联合了附近几个乡镇，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物。大家烧砖瓦的烧砖瓦，砍木头的砍木头，盖校舍的盖校舍，打课桌的打课桌。不到一个月功夫，几间简陋的校舍便盖成了。盖校舍那阵子，祖父也去帮了工。他不会砌墙，便给工匠们烧水、送饭，夜里守着砖瓦堆。他嘴上不说，心里却比谁都盼着这学校办成——儿子那团压下去的火，他是晓得的。一个月下来，祖父人黑了，也瘦了，可他站在新校舍前，背着手，看了又看，嘴角那点笑，压都压不住。
　　看着新盖起来的校舍，父亲心里那团熄灭的火，噌地又燃了起来。他偷偷跑去看了好几回，抚摸着还带着木屑味的课桌，眼眶都红了。
　　杂货店的韦老板，也是出资办学的乡贤之一。
　　韦老板本名韦朗晴，在镇中街开了一间杂货店，卖些油盐酱醋、针头线脑。他年约四十，方脸，眉毛浓，说话慢条斯理，见人三分笑，是镇里有名的厚道人。祖父和韦老板都是生意人，一个裁缝，一个杂货，平日里往来颇多，交情很深。
　　韦老板很欣赏父亲。他常对祖父说：“李裁缝，你家耀书这孩子，是块好料。我看他眼里有书，心里有正气，将来错不了。”祖父听了，只是苦笑：“书是好书，可他要是肯好好学手艺，我也不操这个心了。”
　　两人虽看法不同，可在这件事上，意见却不谋而合——父亲该去读这个新办的初中。
　　父亲参加入学考试，一举考中，成了对门镇联立速成初级中学的第一届学生。
　　开学那天，父亲背着新书包，走进新校舍，看着崭新的课桌，看着满屋子的同龄孩子，心里那口憋了几年的气，总算吐了出来。他伸手摸了摸松木桌面，光滑，温手。他在心里对自己说：这一回，谁也别想再把书从他手里抢走。
　　开学那天，桂花正盛，满院子飘着甜香。学生们在树下排成两列，听校长训话。校长是本地的乡贤，讲话朴实，只说了几句：孩子们，国难当头，读书不易，望你们珍惜。父亲站在人群里，望着那几间新校舍，望着校长身边那几个戴着眼镜的先生，心里涌上一阵说不清的激动。从八岁进小学到今天，他盼了多少年，才盼来这一天。
　　如今终于得以坐在初中的课堂，父亲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他像一块干透的海绵拼命汲取知识，国文、算学、地理、历史，门门功课成绩名列前茅。那天散学，他没有直接回家，一个人绕到校舍后头，站了许久。新翻泥土的气息混着桂花香一阵阵飘来。他伸手摸了摸教室尚带余温的土墙，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李耀书，这一回，万万不能再把书读丢了。
　　可他那时还不知道，那位常来家中走动、笑眯眯的鼓动我上学的那位杂货店韦老板，竟还有另一重身份。
　　原来，他是个革命者。当年，他掩护百色起义的红军向苏区转移时，在半路上掉了队。他和几个同伴一路追赶，追到对门镇，一问，才知红七军路过对门镇，已经是一个多月前的事了。追不上队伍，几个人便在镇上采卖中草药，贩卖水果，攒下些钱，索性开了间杂货店，当起老板来。
　　韦老板在对门镇扎根多年，乐善好施，威望极高，深得乡民爱戴。他一面做他的杂货生意，一面暗暗留心着镇里的动静，等一个时机。而这个时机，和那个爱读书的李家少年，后来竟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刻的韦老板，还是那个笑眯眯的杂货店老板。他看着父亲欢天喜地地去上学，隐隐觉得，这个孩子，将来或许会走到一条不寻常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