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的军统问题》李朝元

1、第一章 父亲误入军

　　《关于父亲的军统问题》故事梗概
　　《关于父亲的军统问题》以第一人称视角，追忆父亲李耀书跌宕坎坷的一生：一名旧时代山区青年被时代洪流裹挟，卷入军统情报系统，历经审查磨难，最终守正本心。
　　李耀书出身桂西北九万大山对门镇，少时聪慧好学，受进步人士吴伯阳、杂货店老板韦朗晴启蒙，心中种下同情劳苦大众的种子。战乱年代，他阴差阳错报考青年军，远赴台湾，进入军统下属励志训练班，习得了格斗、密码、侦察等全套特工技能。
　　北平解放前夕，他随部队调往华北，任国军侦察连副排长。有不明身份的地下人员两次暗中交给他情报：一份军事布防地图、一卷胶卷。他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将情报递到解放军手中。可两次接头的上线都未透露真实身份，这个谜团从此埋在他心底。
　　北平和平解放，李耀书选择加入人民军队，考入军政大学，成长为战术教员，独创实战化教学方法，教案广受军校推广。然而军统受训的旧历，在特殊运动中给他带来灭顶之灾，被定性为“军统潜伏特务”，隔离审查两年。他据实交代全部经历，专案组多方走访核实，当年情报传递的细节一一印证，终还他清白。
　　平反后他重返教学岗位，潜心研究战术情报。多年后进京调研，机缘巧合见到当年接收情报的老首长，才知晓自己送出的情报确已发挥作用，可两名接头人早已为革命牺牲，身世谜团仍无法完全解开。
　　晚年他回到故乡，得知赠送自己三蚂拐铜鼓作为革命信物的韦朗晴，早已在剿匪战斗中壮烈牺牲。那面陪伴他一生的铜鼓，成了那段峥嵘岁月仅存的物证。他虽误入军统阵营，却从未做过伤害人民的事，始终守住“守正”二字，用一生践行祖辈卦词里的做人信条。

　　第一章
　　在我懂事以后，父亲很少提及自己的从前。他像许多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一样，把那些年月锁在肚子里，锁得很紧。只有逢年过节，多喝了两杯桂花酒，才会在灯下漏出三两句来。等我要细问，他又摆摆手，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不提也罢。
　　可是有些事，是藏不住的。它们就像种子，早在他还没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埋在土里，等着春风一吹，就发出芽来。
　　父亲出生在桂西北一片密密麻麻的大山里。那片山统称九万大山，横亘在云贵高原的边沿，山连着山，岭压着岭，抬头是山，低头还是山。人走在山路上，常常要走大半天，才看得见一户人家的炊烟。山里的日子，是拿山泉煮的，拿云雾泡的，慢得像山崖上滴下来的水。至于九万大山究竟是真有九万座山，还是乡人估摸的一个数目，没有人说得清。九万就九万，多一座少一座，山里人不在乎，它归老天爷管。
　　可是有一个孩子，偏偏不肯这么含糊。那是许多年前的事情。山脚下有户彭姓人家，养了个男孩，送去私塾读书。那天，私塾先生讲到“九万大山”这个名字，随口问了一句：你们谁知道，这片山为什么叫九万大山？
　　满屋子的学生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敢吱声。只有彭家那个男孩，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高高举起了手。
　　先生点他起来。他朗声答道：“我爸爸叫玖萬——彭玖萬。所以这片大山就取我爸爸的名字，叫玖萬大山。”
　　满堂哄笑。先生也笑了，连连点头，说这孩子有胆识，敢想、敢说，将来是块读书的料。
　　这话竟应验了。后来，彭家这个男孩一路苦读，考中了进士，成了山里多少年不曾出过的读书人。那功名虽是前清时得来的，可在这片大山里，“进士”二字，依旧是沉甸甸的分量。再后来，他的女儿长大成人，出落得端庄秀丽，嫁进了一户人家。那户人家姓李。
　　我叫那位进士的女儿——祖母。换句话说，那位考中进士的彭姓学子，是我的曾外祖父。而我，就是那个和李家血脉相连的后人。往后的许多故事，都从这条血脉里生发出来。
　　再说那片山。九万大山深处，有一座峭崖如壁的小山，乡人叫它对门山。山前有一片开阔的河谷，水田阡陌，慢慢聚起人烟，成了个村镇，就叫对门镇。是先叫对门山，还是先叫对门镇，依旧没人说得清楚。山和镇，就这么相依相守，过了不知多少代。镇口有一棵老榕树，枝繁叶茂，绿荫能盖住半个晒场，是乡人歇脚、议事、说古的去处。往来的货郎挑子，到了对门镇，也都要在榕树下坐一坐，喝碗凉茶，听几句闲话，再赶路。
　　对门镇不大，一条青石板街，从镇口的榕树底下，一直铺到镇尾的土地庙。街两旁是泥墙瓦屋，屋檐压得低低的，雨天里，行人要侧着身子走。街上开着十几家铺面：卖油盐的，打农具的，碾米的，剃头的，还有一家卖米粉的小摊，天不亮就冒起热气。镇里人守着这条街过日子，谁家宰了猪，半条街都闻得见香气；谁家孩子哭了，隔壁阿婆不请自来。
　　河谷里的水田，一年种两造。春水涨时，灌满了田，亮堂堂的，像一面面碎镜子；秋收过后，稻草垛子堆在田埂上，黄澄澄的，一直堆到山脚。村边、山脚长着很多树木和毛竹。杉树卖了换油盐，桐油树榨出的油，往那竹伞上一抹，油亮亮的，撑着它走在雨里，水珠儿就在伞面上打滚。挖来的毛竹笋，配着挑担菌下锅炒，透出来的鲜味溢满街巷。吃不了的竹笋，挖出来去换布匹。蜜蜂在山崖、土坎上筑巢，采回来的蜂蜜是山里最值钱的山货。山民日子虽苦，却也过得有滋有味。
　　对门镇李家，也出过一个爱举手的男孩。有一回，镇里的国文先生讲起地名的来历，问谁晓得“对门”二字打哪儿来。别的孩子都低着头，只有李家这个男孩举手，说：“旧时候官兵在这里排兵布阵，一个阵对着一个阵，那个'阵'叫'对门阵'。后来人多了，由村改成镇，就叫成对门镇，再叫对门山。”
　　先生拈着山羊胡子，打量这孩子半晌，叹道：此子灵慧，将来必成才器。
　　这个姓李的男孩，就是我的父亲——李耀书。
　　父亲的名讳，来得颇有些意思。他出生满百日那天，祖父照桂西北的风俗，在堂屋床上铺一块大红布，摆了剪刀、算盘、笔墨、书本、糕点、铜钱，满满当当，让襁褓里的孩子自己爬过去抓，抓着什么，便预示着他将来的营生。一家老小围着床沿，屏着气，看那孩子会往哪儿爬。曾外祖母也来了，拄着拐杖，颤巍巍地坐在床边，那双看过一辈子字的眼睛，死死盯着襁褓里的父亲。
　　谁也没想到，那孩子不抓剪刀，不抓算盘，偏伸长了两只小手，去够床那边那位彭进士——也就是他的外祖父——手里攥着的一本书。满屋子人先是一静，随即哄堂笑起来。曾外祖母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拍着床沿说：“好，好！咱们彭家的种，到底是要书的！”
　　祖父又惊又喜，当场给他起了个名字：李要书。要书，要书，这孩子生下来就要书。
　　后来父亲上学，国文老师嫌“要”字太直白，不雅，便给他改成“耀书”。耀，光耀的耀；书，诗书的书。一字之差，意思却大不相同：一个是被动的“要”，一个是主动的“耀”。而那位给父亲改名的国文老师，姓莫，后来把他的女儿嫁给了父亲——那便是我母亲。莫老师，也就成了我的外公。
　　父亲出生的那个年代，正是国家最动荡的时候。朝廷早就倒了，各省的军阀你争我夺，今天你打过来，明天我打过去，闹得民不聊生。桂西北这片大山，天高皇帝远，可也躲不过兵灾匪祸。稻子刚扬花，也许就被一队兵马踏平了；辛苦攒下的几串钱，也许一夜之间就被过路的“绿林好汉”顺了去。对门镇的人，守着几亩薄田，一间铺面，心里头悬着的，始终是“今天”二字。
　　那年冬天，对门镇西去一两百里的百色、东兰一带，忽然闹起革命，拉起了一支队伍。这支队伍声名很响，说是要打土豪、分田地，为穷苦人谋幸福。因着桂系的第七军北伐时名声响亮，这支队伍便借了“七军”的威名，自称“红七军”。它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
　　后来，红七军从对门镇路过。祖父亲眼看着那支队伍开过来。那是个下午，日头刚往西斜，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开进对门镇，住进小学校的校场。队伍里有个长官，中等个头，略胖，浓眉大眼，腰里别着一支手枪。他站在校场那棵大榕树下，给全体官兵训话。他说：我们此去路途遥远，会遇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可再大的困难，也难不住我们共产党人，难不住我们这支为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的革命队伍。同志们，努力吧！党中央、毛主席，在瑞金等着我们……这支队伍不止路过，在镇子里驻扎的那几天，打土豪、分田地，实实在在给了对门镇乡民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穷人家的孩子第一次分到了过冬的衣裳；佃户们第一次知道，地还能归自己种。共产党、红军、打土豪、分田地、劳苦大众、翻身求解放。这些新鲜词，像被风卷起的一粒粒种子，从山外刮进九万大山，落到对门镇，生了根。有的人把它们当笑话讲，说那不过是穷鬼们造出来的虚名；有的人把它们记在心里，悄悄咂摸，咂摸出不一样的滋味。
　　父亲长到四五岁时，才从对门镇老人口中听到这些故事，听到这些新鲜词。他听得半懂不懂，只觉得那长官讲话很威风、很有气派，可那股威风，又和县里那些作威作福的官老爷不一样。多年以后，父亲在人生的几道关口上，每每想起那个下午，想起大榕树下训话的长官，心里便像有一盏灯，在暗夜里亮着。他能几次三番作出正确的抉择，都是那盏灯在冥冥中照着他。

　　祖父的一生，也有他自己的缘法。他本是湖南桃江人，姓李，名贤。民国初年，为着一家人活路，他带着族中兄弟五人，从桃江启程，向外谋生。临行前，祖父特意去寻了个算卦的先生。先生把卦筒一摇，手一甩，卦签蹦出签筒，咣当一声，落在桌上，签头朝向西南。
　　先生拈起卦签，眯着眼念道：
　　“路引财星照门庭，儿孙守正福泽深；远行是你发迹本，后代坚持业自成。”
　　祖父把这几句偈语一字一句记在心里，更认定了西南是发迹的方向。他揣着卦签上那句“远行是你发迹本”，凭一把尺子、一把剪刀，一路走，一路替人裁衣缝裳，竟是越走越远，走进了桂西北这片大山。
　　那一路，五兄弟走了大半年。从桃江出发，过湘西，进广西，草鞋磨破了一双又一双。祖父背着包袱，包袱里就是那把尺子、那把剪刀，还有半本翻烂了的历书。夜里住破庙，白日里替人缝衣换口吃的。遇见土匪，五兄弟抱成一团，把钱塞给人家，只求留一条命。走到桂西北时，五兄弟散了两个：一个病死在半道，一个半路改了行，去了别省。祖父常对父亲说：“你莫看咱们家如今在镇上有间铺面，你父亲我，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说这话时，他眼里没有怨，只有一种走过长路的人才有的平静。
　　也该命中有缘。祖父来到对门镇，发现这镇里竟没有裁缝。他往镇口一坐，支起一架缝纫机，收了几家衣料，手艺好，价钱公道，生意便做得风生水起。这一来，祖父对那卜卦更是深信不疑了。
　　裁缝铺的铺面不大，临街开了一扇木窗。窗下摆着一架脚踏缝纫机，乌漆的机身，踩起来咔嗒咔嗒响，是镇里数一数二的新鲜物件。墙上挂满了布样子：青布、蓝布、士林布，逢年过节还要挂出几尺大红缎子，喜气洋洋的。祖父量衣时，总爱把软尺往脖子上一搭，眯着眼，在客人肩头量来量去，一边量一边念叨：“抬抬手——哎，好。”
　　父亲小时候，最爱趴在缝纫机旁边看。看祖父走线，针脚又匀又密，像一行行写得端正的小楷。他那时还不懂，这一行行针脚，在祖父眼里，就是天底下最正经的“字”。
　　尤其那句“儿孙守正福泽深”——守正，守正，祖父认定，这是要他李家的后代子子孙孙，都守住裁缝这门手艺，一代代传承下去，才可以谋得富贵和幸福。他常对家里人念叨：“咱们家的根，就在这把尺子上。尺子正，人心就正；人心正，福泽就深。”
　　可祖父哪里晓得，他这个命中要书的儿子，偏偏是最不肯守他这份“正”的人。
　　父亲长到六七岁的样子岁，就已经显出了倔强的性子。镇里的孩子都怕山上的野猪、怕夜里叫的狼嚎，父亲不怕；镇里的孩子都乖乖听大人的话，跟着大人学手艺，父亲却偏不。他最喜欢的事，是溜到镇口那棵老榕树下，听过往的货郎讲山外的故事，讲县城，讲铁路，讲大海，讲那些他从来没见过的稀罕事。听着听着，他出神眼睛亮亮的。
　　逢三逢八的圩日，是对门镇最热闹的时候。对门镇虽然偏僻，却也不是与世隔绝。圩日，四乡八里的山民挑着山货下来，换些油盐布匹；货郎们摇着拨浪鼓，也常把山外的消息带进来。四乡的山民天不亮就上路，挑着柴、扛着笋、提着野鸡野兔，一步步上坎下梯出山来。对门镇大街的青石板街上，一下子挤满了人。卖狗皮膏药的扯开嗓子喊，卖糖人的担子围满了孩子，杀猪案上的刀锋亮闪闪的。父亲挤在人堆里，东瞅瞅，西看看，一颗心像被什么牵着，总也不够用。
　　有一回，那个货郎又来了，父亲粘着他追着问：“火车长什么样？”“拉的东西比牛车多吗？”“跑这么快，人坐在上头，会不会掉下来？”
　　货郎被他问得哭笑不得，摆摆手说：“你这娃娃，问的尽是我不懂的事。”转头对祖父道，“李裁缝，你家这位公子，心思不在裁缝上啊。”
　　祖父要把裁缝手艺传给他，父亲却说什么也不肯学。父子俩为这件事，不知闹了多少回。祖父气得吹胡子瞪眼，抄起戒尺就要打；父亲梗着脖子，眼泪在眼眶里打转，就是不肯低头。
　　“裁缝有什么不好？”祖父嗓门老大，“你老子凭这双手，养活了一家老小！你倒好，生在福中不知福！”
　　父亲低着头，闷声闷气地回了一句：“我想读书。”
　　“读书？”祖父一愣，随即把戒尺往桌上一拍，“读了书能当饭吃？能当衣穿？”
　　这一老一少，一个要子承父业，一个要读书远行，谁也说服不了谁。

　　祖父落籍对门镇，是桩很有些讲究的缘分。他一个外乡人，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靠的是一手好裁缝活儿，先站稳了脚跟。镇里人看他手艺地道，人又厚道，便渐渐把红白喜事的衣裳都交给他做。日子久了，祖父在镇上有了名气，铺面也从一截墙根，挪到了镇中街的一间瓦屋里。也就是那时候，祖父结识了镇上的体面人家——彭家。彭家的书香门第，在四乡八镇仍是响当当的。祖父敬重读书人，常到彭家走动，帮忙量裁衣裳，一来二去，两家的交情便深了。
　　有一回，彭家夫人瞧着祖父年轻能干，便起了牵线的念头，要把女儿说给他。祖父起初推辞，说自己一个外乡手艺匠人，高攀不起。彭家夫人笑道：你手上一把尺，走遍天下都饿不死，什么高攀不高攀的。就这样，祖父娶了彭家的女儿，在异乡扎下了根。
　　祖母性子温厚，识得几个字，知书达理，把家料理得井井有条。她从小跟着彭进士读过几年书，虽说不上满腹经纶，却也能念得通《女儿经》，算得清柴米账。她性子软，手可不软，家里一家老小的衣裳鞋袜，全是她一手赶出来的。她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句话，后来竟成了父亲在一次次难关里的护身咒。祖母识大体，也心疼父亲。祖父要打要骂，她拦不住，只能背过身去抹眼泪，又把省下的鸡蛋、米糕，悄悄塞给挨了打的父亲。
　　曾外祖母最疼父亲。老人家晚年眼花，做不得针线，却每天要把父亲叫到跟前，从枕下摸出一块糖，塞给他。那块糖，往往是放了许久的，硬邦邦的，可父亲含在嘴里，却觉得比镇上任何点心都甜。老人家常把父亲搂在怀里，摸着他的头说：“你外祖父是个举手的，你也是个举手的。咱们彭家李家，出的是读书的种。”这话，父亲记了一辈子。

　　要说祖父这一生，最信的就是卜卦。他常把卦签上那四句话翻来覆去地讲：“路引财星照门庭，儿孙守正福泽深；远行是你发迹本，后代坚持业自成。”末一句“后代坚持业自成”，他认作是要子孙守住手艺；可头一句“路引财星照门庭”，他却又隐隐觉得，或许应的是旁的事——他李家，兴许要靠读书的路子，才能照得门庭发亮。这念头一闪而过，祖父自己也不敢深想。毕竟在这片大山里，读书是件极奢侈的事。能识得几个字、会算几笔账，已经是体面人家的本事了。至于正经进学堂，读圣贤书，那是有钱有势人家的孩子才有的福分。
　　父亲却偏偏不信这个邪。
　　对门镇的日子，说慢也慢，说快也快。春天里，满山的杜鹃开了又谢；夏天里，榕树下的蝉叫了整整一个晌午；秋天里，稻田黄了一茬又一茬；冬天里，镇口的溪水瘦了，山上的云却浓了。对门镇的四季，是用颜色记的：春天是满山的红杜鹃，夏天是榕树叶深得发暗的绿，秋天是稻田翻过来的金黄，冬天是河滩上裸露的灰白石头。父亲就在这样的山水间，一天天长起来。他个头不高，身子却结实，一双眼睛黑亮亮的，透着机灵劲儿。他爬树比猴快，趟水比鱼灵，镇上的孩子没一个跑得过他。祖父常骂他野，可骂归骂，眼里却是笑的。
　　许多年后，父亲常对我们说，他这辈子信的那些道理，不是哪本书上读来的，是从小在这座山里，一粒一粒拾起来的：红七军过境的那个下午，货郎说的那列火车，后来吴先生灯底下的那番话，还有瑶山上那一场轰隆隆的滚石。它们凑在一处，才凑成了后来那个他。

　　父亲八岁那年，春天来得特别早。对门镇的桃李还没开尽，镇里的小学便贴出了招生的告示。祖父把父亲叫到跟前，破天荒没有提裁缝的事，只说：“镇上办了个小学堂，你也八岁了，去认几个字也好，省得将来记账算钱抓瞎。”
　　父亲一听，高兴得差点蹦起来。他做梦都想进学堂，想读书，想看看那些印在纸上的字，究竟藏着怎样的天地。
　　祖父看着儿子欢天喜地的样子，心里也软了几分。
　　此刻，春风吹过对门镇，吹过那棵老榕树，吹过裁缝铺门口晾着的布匹。父亲背着祖母连夜缝的小书包，第一次走进学堂的门。他回头望了一眼站在门口目送他的祖父祖母，咧嘴笑了笑，转身，一头扎进了那个满是墨香的屋里。
　　那间学堂，原是镇上的旧祠堂改的。门槛很高，父亲跨进去时，绊了一下，险些跌个跟头。堂屋里摆着十几张旧课桌，黑板是刷了墨的木板。先生站在讲台上，穿一件灰布长衫，手里拿着一支粉笔。父亲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闻着屋里的墨香和旧木头味儿，心里像揣了只兔子，咚咚直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