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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去西边 总务处的窗 ...
总务处的窗子朝北。十月里的风从窗缝钻进来,把桌上一张预算单吹到地上。沈清梅弯腰捡起来,掸了掸,放回原处。
邵主任戴着袖套,正在给一支毛笔套笔帽。他把预算单推回来,用食指一项一项往下点。
“显微镜一架,折旧三十元。干板玻璃二十打,四十元。显影药水……”他停了停,“桂花糖四斤,一元二角。这是什么?”
“试剂。”
“试剂要四斤?”
“分四批用。”
门口有人笑了一声。周慕云赶紧把头缩回去。
邵主任把单子推得更远一点。“沈先生,院里的意思,这一趟不批。”
“理由。”
“三条。”邵主任伸出三根手指,“一,经费紧。二,川边路断,出了事没人担得起。三……”
“三是什么?”
“三是名不正。”邵主任把袖套往上拉,“一个副研究员,跑到川边去查一函经,查什么?查谁?”
“查一函被换过的经。”
“这话你跟我说没用。”邵主任叹了口气,语气倒不凶,“你连一张正式的公函都没有。院里派人出差,总得有个由头。”
“我有聘书。”
“聘书上写的是女士。”
沈清梅把眼镜往上推了推。
“名册上的字错了,可以改。”
“改字容易。”邵主任笑了一下,“可报上已经登了两回。你这一路往西走,走到哪儿,人家都认得这张脸。你让我怎么给你开介绍信?写沈清梅先生,还是沈清梅女士?”
“写沈清梅。”
“三个字,人家不认。”
“那就写职务。”他把预算单推回桌子中间,“边疆文物研究室副研究员。职务没有性别。”
邵主任沉默了一下,把笔帽扣上。
“还有一条,你听着别恼。”他把声音压低,“你要是按女眷随队报,旅费能报一半。”
沈清梅看着他,看了三秒。
“请把这句话写在纸上。”
“做什么?”
“存档。”他用食指敲了敲桌面,“将来有人问起院里为什么不批经费,我好有个凭据。”
邵主任没写。他把预算单叠起来,叠得很齐,压在砚台底下。
当铺在四马路的拐角,门楣上一个“当”字,漆掉了一半。朝奉是个瘦老头,眼睛很毒,手很慢。
沈清梅把一只绒布盒推过去。盒里是一枚显微镜头,德国货,铜圈上刻着细字。
朝奉捏起来,对着光转了半圈。“八元。”
“这个镜头在德国值四十马克。”
“那您去德国当。”
“二十元。”
“十元。”
“十五。”
“十二。多一个铜板我也不要。”朝奉把盒子推回来,“先生,我这儿收的是能当的东西,不是好东西。”
沈清梅把盒子收进口袋,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又回来。
“十二就十二。写票。”
朝奉写票的时候,他站在柜台前,把白手套的边一寸一寸抻平。
姜雁回是在这时候推门进来的,风衣上带着江风的味道。她把一张纸拍在柜台上,又从一个牛皮纸袋里倒出一叠钱。
钱在柜台上摊开,她按面额排,十元的一摞,五元的一摞,一元的压在最边上。
“《沪上日报》特派状。”她说,“川边访员,期限半年。旅费预支,稿费另算,千字八元。”
沈清梅看了一眼那张特派状。红章很新,日期是三天前。
“报馆肯放你走半年?”
“不肯。”姜雁回说,“我跟主编讲,雪门驿死人的稿子,上海滩没有第二个人能写。他想了半个钟头,问我能不能顺路带点茶叶回来。”
“你怎么说?”
“我说我是记者,不是脚夫。”她把钱往前推了推,“后来他添了一句,说茶叶可以报销。”
沈清梅低头数钱。他数得很快,手指在钞票边上点,像数载玻片。
“七百四十二元四角。”
“你怎么知道?”
“我数过。”
“我还没说数呢。”
“你排钱的时候,十元的六十二张,五元的二十张,一元的二十二张,角票四张。”他抬起头,“四角是你自己添的,怕我嫌数目不整。”
姜雁回愣了一下,随即笑了。“沈小姐,你这个人真没意思。”
“请叫我先生。”
“钱算我借你的。”她把钱摞好,“到了重庆再算。”
沈清梅从公文包里抽出一张纸,拧开钢笔,写了一张借据。写明数额、日期、月息一分,还写了还款期限。
姜雁回看了一眼,把借据推回来。
“月息一分?你当我是放印子钱的?”
“亲兄弟明算账。”
“那你这张纸上还差一样。”她拿起他的钢笔,在末尾添了三个字:无利息。写完把笔一放,“按手印吧。”
沈清梅看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字是你改的。”
“手印是你按的。”
他按了。按完把借据折好,放进公文包最里层,跟那张没有落款的土纸隔开一格。
码头上风大。江顺轮靠在三号浮码头,烟囱冒着淡灰色的烟,跳板一晃一晃。脚夫扛着箱子从上头过,号子喊得很短。
仪器箱过磅的时候,沈清梅站在秤边,盯着秤杆。
“这秤不准。”
“官秤,天天校。”过磅的老头把秤砣拨了拨。
沈清梅放下公文包,站上秤台。
“我五十九公斤。”
老头看了看秤,又看了看他。“一百一十斤。”
“一百一十斤是五十五公斤。”沈清梅从秤上下来,“差四公斤。你这秤,一百斤要少算七斤。”
老头张了张嘴。
“所以我的箱子,单子上要加七斤。”沈清梅说,“写上去。”
“先生,单子是给公司看的。”
“公司看单子,我看箱子。”
周慕云抱着酒精炉过来,被茶房拦下。
“这个不能带上船。”
“这是炉子。”
“炉子更不能带。”
“它不烧煤,烧酒精。”周慕云解释,“酒精一烧就没烟,比您那壶开水还干净。”
“干净也不能带。”茶房把炉子往边上一推,“船上二百多口人,一炉子火,出了事谁担?”
周慕云还要争,沈清梅过来,把炉子接过去,塞回仪器箱,压在老黄的镜筒旁边。
“先生,这是火。”
“这是减震材料。”沈清梅把箱盖扣上,“到了重庆再拿出来。”
茶房张了张嘴,看看箱子,又看看他那一身三件套,最后什么也没说。
上船是下午三点。茶房姓陈,五十上下,肩上搭一条白毛巾,手里捏着舱位单,站在舷梯口迎客。
“沈清梅,沈小姐——”他拖着长音,“二等八号房,这边请。”
沈清梅站住。
“我是男的。”
陈茶房把单子举到眼前,又举远一点。“票上写的是小姐。”
“票是报馆买的。”
“报馆也是照名字买的。三个字,一个不差。”
“字不错。”他指了指陈茶房手里的舱位单,“性别错了。”
“先生,”陈茶房很有耐心,“船上分舱,不分字。”
姜雁回从他背后上来,忍着笑。“陈师傅,他是我同事。”
“同事更不能同舱。”陈茶房把毛巾往肩上一甩,“八号房里还有一位张太太,带着孩子。您要进去,张太太夜里怎么睡?”
“我可以睡甲板。”
陈茶房以为他开玩笑,笑着摆手。“小姐说笑了。”
沈清梅没笑。他回舱房拿了铺盖,一卷薄褥,一只枕头,一件大衣,抱在怀里,从舷梯上又走了一层,走到前甲板救生艇底下。
陈茶房追上来。“小姐,甲板上潮。”
“我知道。”
“夜里冷。”
“我带了温度计。”
“小姐——”
“请叫我先生。”沈清梅把褥子铺开,“还有,这不是赌气。八号房里有个三岁的孩子,我进去,孩子哭一夜,张太太也睡不成。甲板上没人。”
陈茶房站在那儿,毛巾在手里绞了两圈。
“那我给您多拿一条毯子。”
“谢谢。”
“您这人,”陈茶房嘟囔着走了,“讲道理讲得跟算账一样。”
船出吴淞口,江面一下子宽了。水是黄的,天是灰的,两边都看不到头。
沈清梅站在栏杆边,站了不到十分钟,脸就白了。
周慕云端着一碗粥过来。“先生,吃点东西。”
“碳水化合物会加重胃的负担。”
“您还没吃呢。”
“我知道会加重。”
话没说完,他扶住栏杆,把中午那两只包子交还给了长江。
周慕云赶紧把碗放下,给他拍背。“您看,我说让您少吃点。”
“这不是少吃的问题。”沈清梅直起腰,脸色发青,声音倒还稳,“船的横摇周期是七秒,我的前庭固有频率跟它接近,产生了共振。”
“先生,说人话。”
“我想吐。”
姜雁回在几步外按下快门。咔嚓一声。
“这条能上头版。”她说。
“不许登。”
“不登。我自己留着。”
沈清梅从袖口摸出一颗桂花糖,剥了纸,含进去。过了一会儿,脸色好了些。
“糖治晕船?”姜雁回问。
“糖治一切。”
周慕云也晕了。他趴在另一边的栏杆上,两个人一左一右,像两根晾在船边的竿子。姜雁回站在他们后头,隔一会儿按一下快门。
下午风顺,一群江鸥跟着船尾飞。沈清梅缓过来了,扶着栏杆,开始跟一只停在舷边的鸥讲话。
“你们飞,靠的不是力气。”他说,“翅膀上头的空气走得快,压力就小,下头的压力把你们托起来。这叫升力。”
鸥歪着头看他。
“所以你不必扇得那么急。扇得急,费力气,反而飞不远。”
鸥往前跳了一步。
“你看,”沈清梅很有几分得意,“它听懂了。”
鸥一低头,把他摊在掌心的半块饼干叼走了,连糖纸一起。
沈清梅看着空手,站了三秒。
“这不科学。”
姜雁回笑得相机都拿不稳。“它听懂了,它只是不服从。”
第二天早上,张太太抱着孩子上来道谢,塞给他一只咸鸭蛋。他把鸭蛋收下,等她走了,转手递给周慕云。
“先生不吃咸的?”
“不吃。”
“那您收它做什么?”
“人家抱着孩子走三层甲板。”他看着周慕云怀里那只鸭蛋,“我要是推回去,她还得再走三层。”
周慕云把鸭蛋揣进怀里,没再问。
沈清梅每天记两回江水的温度,早上六点,傍晚六点。
“先生,这有什么用?”
“上海的水十九度,过了镇江十八度半,到了九江十七度。”他甩了甩温度计,“一路降下去,说明上游下过雨。山里下雨,路上就不好走。”
“那我们走快点?”
“走不快。”沈清梅把温度计收进木盒。
夜里江风转凉。他把救生圈套在胳膊上,垫在褥子底下当枕头。
陈茶房提着一壶开水路过,看见,脚就迈不动了。
“先生,那是救生圈。”
“我知道。”
“那是应急用的。”
“我现在就在应急。”沈清梅把大衣盖到胸口,“甲板硬,我的颈椎需要一个有弹性的支点。救生圈是这个甲板上唯一合格的东西。”
陈茶房张着嘴,半天说了一句:“您要是掉下去,它可不一定还在您胳膊上。”
“所以我套在胳膊上。”
天黑透以后,他把褥子往舱壁那边挪了又挪。挪到第三回,周慕云抱着自己的铺盖过来了。
“先生,您叫我?”
“嗯。”
“您怕黑。”
“我不怕黑。”他把大衣往身上拉了拉,“甲板上有露水,两个人睡,可以互相挡风。”
“先生,现在是十月,江上没露水。”
“有。”
周慕云蹲下来,看了看他的脸,把铺盖往旁边一铺。“行,有。我睡外头。”
“你睡里头。”
“为什么?”
“外头风大。”沈清梅说,“你瘦。”
第二天上午,头等舱那边有动静。
四个脚夫抬一只木箱从后舱往前舱走,扁担压得弯成一张弓,走两步歇一步。箱子是新的,四角包铁,箱盖上刷着黑字,一个向上的箭头,旁边一行洋文。
沈清梅站在楼梯口,看他们抬过去。
“那箱子多少斤?”他问陈茶房。
“报关单上写的六十磅。”
“六十磅,一个人背得动。”沈清梅说,“他们用了四个人。”
“洋人的东西,金贵。”
“金贵的东西才怕摔。”沈清梅看着箱角,“可你看那箱子,四个角都有磕痕,铁皮都卷了。一个怕摔的箱子,不会磕成这样。”
陈茶房听不懂,赔着笑走了。
沈清梅绕到前舱的货梯边。箱子已经抬进去了,舱门关着。他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看见门框上蹭了一点白灰,箱底留下的那道印子,比旁边的地毯深。
他回甲板,从公文包里取出本子,写了一行:头等一号,英人一名,测绘器材一箱,报六十磅,实重不知。四脚夫抬,扁担弯,箱角有旧磕痕。
写完,他把本子合上,又添了四个字:不像测绘。
半夜里起了雾。船慢下来,汽笛隔一会儿响一声,声音闷在雾里。
沈清梅坐在马灯底下,膝上摊着姜雁回那件风衣。风衣下摆撕了一道口子,是前天在鱼市里钩的。
他戴着白手套,用镊子夹着针,一针一针地缝。针脚很密,走得很直,每一针的间距几乎一样。
姜雁回上来的时候,他正缝到一半。
她没有立刻出声。她站在离栏杆三尺远的地方,手插在口袋里,看了他很久。上船以后,她一直跟栏杆保持着这个距离。他注意到了,没有说破。
“你会缝衣服?”
“会。”
“缝得不好看。”
“缝得不好看,但受力均匀。”他把线拉紧,“这道口子在下摆,走路的时候一直在扯。缝密一点,能多穿两年。”
她走过来,蹲下,看那排针脚。
“比我妈缝得还齐。”
“齐不难。难的是不让布起皱。”他把风衣翻过来给她看,“你看这里,我把线走在布纹里,外面看不出针脚。”
“你什么时候拿走的?”
“你摔相机的时候。”
“我摔相机的时候,你在追麻子。”
“我追上了他的袖子。”沈清梅说,“回头的时候,看见你的风衣挂在鱼筐钉子上。”
姜雁回没说话。雾从江面上漫上来,把马灯的光圈压得很小。
“补完给我。”她说,“别叫人看见,人家当我是叫花子。”
“补完我放你门口。”
“不用。”她站起来,把手从口袋里抽出来,“我自己来拿。”
她没走。她在他旁边坐下来,坐在离他两步远的地方,背靠着舱壁,脸朝着雾。
“冷不冷?”她问。
“冷。”沈清梅说,“比上海冷三度。江上的风带湿气,体感还要再低两度。”
“那你回舱里去。”
“舱里有人打呼。”
“女客舱也打呼?”
“张太太的孩子打呼。”他把最后一针收了线,打了个结,用牙咬断线头,“小孩子打呼,声音细,可是频率高,穿透力强。”
姜雁回笑了一声,很短。
雾里什么都看不见。船身在慢慢地走,汽笛又响了一声,比刚才近。
“沈清梅。”
“嗯。”
“你为什么要去西边?”
他把风衣叠好,叠成一个方块,压在膝上。
“因为那封信是在西边写的。”
“信上只有一句话。”
“一句话里有三样东西。”他把手按在风衣上,“川边土纸,掺了酥油的墨,一个看不清的邮戳。写字的人知道雪门驿在哪儿,却不知道我会不会去。他不是在约我,他是在试我。”
“试你什么?”
“试我怕不怕。”
姜雁回看了他一眼。“那你怕不怕?”
“怕。”他答得很快,“但我的怕是有顺序的。我怕黑,怕高,怕狗,怕打雷,这些排在前头。雪门驿排在后面。”
雾散了一点。船头的灯照出去,照见一小片黄水。
第二天傍晚,船过汉口,江面开阔起来,两岸的灯一盏一盏地亮。沈清梅在甲板的小桌上摊开本子,把一路记下的数字抄成一张表。
有人从楼梯上下来,皮鞋踩在铁板上,一步一步,不快。
沈清梅抬起头,看清了那张脸。白克礼端着两杯酒,在他对面站住,笑得很客气:“沈小姐,介意拼个桌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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