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河清漾临安雨》夏虫语冰40

8、咸平盛世澶渊定盟 至道三

　　至道三年（997年）三月的汴梁城，雨丝裹着春寒，打湿了长春殿朱红的檐角。檀香绕着雕龙柱转了三圈，没入棺木旁的纱帐里，那棺椁里躺着赵光义，大宋在位二十一年的第二任皇帝，昨夜三更还在批阅西北边防的奏折，今日卯时便咽了气，手里攥的半块玉佩，映得宫人的脸泛着青白。
　　一、真宗即位，君臣共治
　　“怎么办？”李皇后的指甲掐进青锦缎的掌心，御座后的珠帘晃得人心慌。她膝下的皇子年纪尚幼，先帝遗诏上写着“传位襄王恒”，可她偏疼被废的庶长子赵元佐，昨夜拉着王继恩的袖子哭：“元佐是太祖嫡孙，立他才稳，那个赵恒……看着就柔弱。”
　　王继恩的手在袖管里抖，密信被洇出半圈汗渍。他是太宗潜邸旧人，当年烛影斧声时替着传过话，此刻却不敢违逆皇后，长春殿的禁军换了三波，是他昨夜趁乱安排的，就等吕端来了给个说法。
　　辰时三刻，吕端的马车碾着积水停在宫门外。这位年近八十的老臣，胡须白得像冬雪，靴底沾着城外的泥，进门时扶着宫人的肩膀喘了半分钟。他是太宗留给新君的顾命大臣，昨夜接了密报说“宫中有变”，连夜冒雨入宫，刚跨进长春殿的门槛，就看见王继恩躲在丹陛侧，眼神躲躲闪闪。
　　“吕相来了。”李皇后的声音发颤，抬眼时正撞进吕端的目光，那目光比殿外的雨还冷，扫过遗诏，又扫过王继恩攥着的袖管，忽然笑了笑，“先帝归天，立嗣当立长，襄王年幼，还是元佐合适吧？”
　　殿内的烛火晃了晃，王继恩的身子一僵，刚要开口，就见吕端猛地转身，对着身边随侍的孙儿吕藩低声道：“把王将军请去偏殿，好好待着。”吕藩是禁军指挥使，年轻力壮，上前一步就扣住王继恩的手腕，那力道疼得王继恩喊了声“吕相”，却被他压着出了殿，只留下一声闷响。
　　李皇后的脸瞬间白了。吕端捧着遗诏，递到她面前，声音像浸了雪的铜铃：“先帝遗诏，明明白白写着‘传位襄王’，臣的眼睛没花，皇后的脑子也该清楚。太祖托先帝的事，先帝托臣的事，都是要守正位的。”他顿了顿，偏头看向御道尽头，“赵恒殿下，该进来了。”
　　赵恒站在殿门后，龙袍的下摆沾着泥，他刚从东宫赶来，还在哭先帝，此刻听见吕端的话，腿都在抖，他知道自己这个皇位来得悬，当年太祖传位太宗，如今自己若立不住，怕是要步大哥赵德昭的后尘。吕端扶起他时，他的手还在哆嗦，吕端却攥着他的手，压得他指尖泛白：“殿下，先验玉玺。”
　　那玉玺还带着先帝的体温，赵恒接过来，手指触到玉面的刻纹，忽然就定了神。他望着吕端的白发，又看着殿外的雨，忽然就懂了：这位老臣，是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了大宋的皇位上。
　　百官在辰时四刻入殿，山呼“万岁”的声浪撞在殿壁上，把棺木旁的纱帐吹得晃了晃。赵恒站在御座后，第一次觉得自己是个皇帝，窗外的雨小了，阳光透过殿顶的琉璃瓦，照在他的龙袍上，也照在吕端的白胡须上，像一场迟到的暖阳。
　　咸平元年（公元998年）的麦浪，滚过汴梁城外的黄土地，比去年高了半头。刘老汉把新收的麦子装进陶瓮，瓮沿上还沾着麦芒，他摸着瓮口的笑意，比麦芒还亮。去年冬天，仁宗赵恒改元下的第一道诏书，是“河南、河北减免半税，流民归乡者免徭役三年”。这是吕端临死前递上的遗奏，老臣说“百姓苦了二十年，该喘口气了”。
　　赵恒没忘。他亲自去汴河的堤坝上劝农，骑的马没带仪仗，只带着几个贴身太监，到了河堤就把马拴在柳树上，帮着农夫挖泥。有个老农递给他一个糠团子，说“官家尝尝，这是我们去年的干粮，现在能吃白面了”，赵恒接过，咬了一口，糠壳刮着嗓子，他却没吐，说“朕在宫里吃惯了细粮，该看看百姓吃的是什么”。
　　河堤上的柳树抽了新芽，赵恒和老农坐在田埂上聊天，听他说“之前的赋税重，一年要交三分之二的粮，现在减了，能留一半给儿子读书”。他想起自己小时候在东宫，父皇对他严，给他的俸禄只够买笔墨，那时候他也盼着有个皇帝能让百姓吃饱饭。
　　“官家，汴河的漕运今年能多运两百万石。”漕运使跑过来报告，手里的奏折沾着尘土，“疏浚河道的钱，是从宫里省下来的。去年裁了乐坊的一半人，今年又省了皇后的脂粉钱。”赵恒笑着点头，他知道，这是吕相当年说的“与民休息”：兴水利、减赋税、裁冗官，这三样是他即位后做的头三件事。
　　咸平三年，汴河发大水，冲了河北的三个县，赵恒派李沆去治理。李沆的轿子到了灾区，看见百姓在泥地里逃，他从轿子里出来，踩着积水走，手里的奏折被雨水打湿，还在写“流民安置点要设粥棚，每家发两升麦种”。他的官袍肘部磨出了补丁，是他自己缝的，他说“宰相不该浪费布料，该给百姓修房子”。
　　有个小孩拉着他的袖子哭，说“我爹被水冲走了，我娘生病了”，李沆从怀里摸出几个铜板，塞给小孩，又让随从去请郎中。他没吃灾区的粥，说“我是宰相，应该和百姓同甘共苦”，晚上在破庙里歇着，油灯的烟呛得他咳嗽，却还在看各地送来的奏折，河北的水退了，陕西的旱灾，还有南唐旧地的流民，他要一件一件处理，不能让百姓再受苦。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李沆病逝的消息传到汴梁，赵恒哭了一整天。这位和他一起守了六年咸平之治的宰相，是他最信任的人，也是他最怕的人，李沆总是把四方的水旱、盗贼、官员的过错写成折子摆在他的案头，每次他想修宫殿，李沆就拿出唐太宗的宫殿图，说“官家该做百姓的榜样”，他想给岳父升官，李沆就说“外戚不能掌权，要选贤才”。
　　“官家，李相的遗奏。”内侍把一个布包递过来，里面是李沆写的最后几句话：“官家要记住，百姓是大宋的根本，不能让他们再受苦。王旦可任宰相，他是忠臣，能守得朝堂清明。”
　　赵恒按照遗诏，任王旦为宰相。王旦的官袍比李沆的更旧，他住在汴梁的旧宅里，房子只有三进，后院的枣树都结了果，他和家人一起摘枣，分给邻居。真宗想给王旦加俸禄，王旦推辞说“我已经够了，该留给百姓”，他的儿子王雍说“父亲，我们的儿子要读书，需要钱”，王旦说“读书的钱我有，但是百姓的孩子更需要”。
　　王旦和寇准的关系，像朝堂上的一面镜子。寇准是个直性子，总是在真宗面前说王旦的坏话，说“王旦的学问不如我，他只会讨好官家”，真宗笑着说“王旦是忠臣，他知道谁是忠臣”。后来，寇准因为和另一个大臣吵架，被外放做知府，王旦为他求官，说“寇准是个好人，只是太直了，该让他去地方历练”。真宗同意了，寇准后来听说了，很惭愧，说“我以前错了，王旦是真的忠臣”。
　　咸平年间的清明，是藏在细节里的：汴河的漕运每年增加两百万石，让都城的百姓能吃饱饭；减免赋税让农民能留一半粮食；李沆、王旦的节俭让朝廷的钱能用来修水利、救灾民；朝堂上没有党争，大臣们都为了百姓做事，这是赵恒和李沆、王旦一起打造的治世，也是吕端临死前想看到的：大宋的百姓，能有一口饱饭，能有一个安稳的家。
　　赵恒站在宣德楼上，看着街上熙熙攘攘的百姓，手里拿着一杯酒，对着王旦笑。窗外的麦浪滚过汴梁，阳光洒在百姓的脸上，没有战争，没有饥饿，只有笑声。这是咸平之治的样子，也是他作为皇帝的样子。
　　二、澶州鼓角与百年盟书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的汴梁，秋风吹得相国寺的银杏叶卷成碎金，宣和门的石狮被落叶盖了半头。守门将王继恩攥着第三十封告急文书，声音颤抖得像清扫落叶的婆娑：“北界契丹军，已破祁州、瀛州，贝州知州战死，辽军前锋距黄河仅百里！”
　　（一）狼烟过黄河：汴梁城的秋寒与告急
　　殿内的烛火晃了晃，真宗赵恒的龙袍下摆沾着从西苑带回来的菊香，手里的茶盏却抖得连茶汤都洒在御案的舆图上。舆图上，契丹的骑兵印子正从幽州（今北京）沿着河北平原，像毒蛇一样缠到澶州（今河南濮阳），再往下就是黄河渡口，过了黄河就是汴梁。
　　“朕……朕去年还让曹利用去契丹纳岁币，怎么说翻脸就翻脸？”赵恒的声音发涩，脑子里还闪着太宗时高粱河的噩梦：自己的叔父宋太宗乘驴车仓皇逃遁，胸口的箭伤疼了半辈子。
　　“官家，”参知政事王钦若的官袍绣着仙鹤，语速慢得像在给皇帝踩刹车，“契丹南下，势若破竹，不如幸金陵（今南京），那里有官家的旧宅，还有十万禁军水师，可退可守。”
　　话音刚落，枢密副使陈尧叟也凑过来：“臣以为，幸成都更稳妥，蜀地天险，契丹不擅骑射，可保万无一失。”
　　赵恒盯着舆图上的“金陵”“成都”四个字，像在看两条逃生的路，可心里却发慌，他知道大宋的禁军不堪战：上次太宗征契丹，十几万大军在高粱河全军覆没，如今河北的守军一触即溃，真宗甚至记得，去年李继隆（北宋最后的宿将）在定州的奏折里写“士兵见契丹旗，未战先溃”。
　　“把同平章事召来。”赵恒的声音带着哭腔，内侍连忙应着跑出去，同平章事是宰相寇准，此刻正抱着酒葫芦在东华门的酒肆里啃胡饼，听见传召，把饼渣塞给店小二，拍了拍衣摆就往宫里走，鞋上还沾着酒渍。
　　寇准路过朱雀桥时，看见卖“避兵符”的小贩把刻着“平安”的木牌喊成了“救命符”，一个妇人抱着孩子在哭，旁边的行李堆成了山，有人在喊“契丹来了，再不走就没路了”。他摸了摸怀里的酒葫芦，里面的酒还剩半壶，心里骂了句“鼠辈”。太祖时的契丹，不也被杨继业打回过？怎么现在的文臣，只会想着逃跑？
　　进了文德殿，寇准把告急文书扔在赵恒的案上，墨汁溅到了赵恒的龙袍上：“官家，您看见这些文书了吗？一天五封，都是河北的百姓在哭着求救！王钦若、陈尧叟这两个软蛋，只想把您拖到南方，然后他们自己做宰相，让官家变成第二个南唐后主！”
　　赵恒皱着眉，指了指舆图上的金陵：“寇爱卿，朕……朕也不想逃，可万一澶州失守呢？”
　　“官家，澶州是黄河的门户，若弃澶州而逃，河北的军民会作鸟兽散，契丹军会像洪水一样，淹到汴梁！”寇准的酒气混着他的吼声，震得殿角的铜铃晃了晃，“臣请官家亲征，到澶州的北城去，河北军民看见您的黄龙旗，必然奋勇杀敌，契丹军必退！”
　　王钦若见赵恒动摇，连忙插话说：“寇准这是把官家当赌注，万一契丹兵临城下，官家就成了他们的人质！”
　　“臣愿以死担保！”寇准一把推开王钦若，指着他的鼻子，“官家若亲征，臣在敌楼上指挥，若有半点差池，臣当场自刎！”
　　赵恒盯着寇准的眼睛，那是一双喝过酒却又亮得吓人的眼睛，里面没有恐惧，只有要把契丹赶回去的狠劲。他想起太祖时，太祖在亲征北汉时，也是这么看着臣下的，那时候的大宋，还没有这么多胆小的人。
　　“就依寇准。”赵恒咬了咬牙，把茶盏砸在地上，“朕亲征，去澶州！”
　　王钦若的脸瞬间白了，陈尧叟也低下了头。他们知道，这一仗，再逃的话，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二）韦城的犹豫与北城的鼓角
　　景德元年十一月，赵恒的亲征大军走到了韦城（今河南滑县南），离澶州只有一百里路。此刻，汴梁的群臣里，一半人在偷偷收拾行李，一半人在劝赵恒折返，甚至连禁军统帅李继隆都来找寇准：“相公，官家的龙驾不宜深入敌阵，不如再等等，等河北的援军到了再走。”
　　“李将军，你是太祖的旧部，你忘了太祖在白马坡（今河南滑县）的故事吗？”寇准的酒葫芦挂在腰间，他对着李继隆吼，“太祖亲征后唐时，也是走到韦城，离汴梁只有两百里，群臣劝他回去，太祖直接把劝他的人斩了，继续往前！你现在劝官家回去，是想变成第二个劝降的吗？”
　　李继隆的脸涨得通红，他知道寇准说得对，太祖的军威，是打出来的，不是退出来的。可他又怕赵恒出事，毕竟赵恒是皇帝，是大宋的象征，万一他有个闪失，大宋就乱了。
　　赵恒在韦城的驿馆里，听着外面的风声，心里的恐惧又上来了，他甚至能想象出契丹军的马蹄踩在汴梁的城砖上的声音，他看着窗外的枯叶，问内侍：“王钦若呢？他怎么没来见朕？”
　　内侍低着头：“王参政……王参政已经收拾好行李，准备去金陵了。”
　　赵恒的手攥紧了，他知道，自己选的这条路，是一条窄路，要么战死，要么赢回来。他拿起御案上的宝剑，拔剑出鞘，剑刃的光晃得他眼睛疼：“去，把寇准叫来。”
　　寇准刚到驿馆，就看见李继隆陪着赵恒在看地图，他走过去，直接把赵恒的宝剑拿了起来，对着地图上的澶州画了个圈：“官家，就在这里，离澶州还有五十里，您的龙驾可以坐马车去，臣先去北城准备，您要是怕，就站在北城的城楼上，看看河北的军民是怎么打仗的！”
　　赵恒看着寇准手里的宝剑，又看着他的眼睛，点了点头：“好，朕去澶州。”
　　赵恒的亲征大军到了澶州的南城时，守城的士兵看到了黄龙旗，瞬间爆发出欢呼声。那些曾经一触即溃的士兵，此刻握着刀，喊着“万岁”，眼泪都掉了下来。可寇准不放心，他说“官家，南城是黄河的南岸，万一契丹兵渡河，官家就危险了，不如去北城，北城有黄河的天险，而且离契丹的营帐更近，能鼓舞士气”。
　　赵恒犹豫了，他看着北城的方向，那里的敌楼上，寇准正站在那里，穿着朝服，拿着酒葫芦，对着契丹的方向喊着什么。他想起自己刚即位时，寇准在文德殿的拍案声，想起他说“臣愿以死担保”的样子，心里的恐惧慢慢消了。
　　“走，去北城。”赵恒说完，就上了马车，后面的禁军跟着，喊着“万岁”，声音震得黄河的水都晃了。
　　到了北城的敌楼上，赵恒往下看，契丹的营帐像密密麻麻的蚂蚁，在黄河的另一边，炊烟袅袅，战马嘶鸣。他的腿软了，靠在敌楼的柱子上，不敢往下看。可寇准却在旁边，拿着酒葫芦喝了一口，对着契丹的方向喊：“官家看，那些士兵，都是您的子民，他们在等您的命令！”
　　就在这时，一个士兵跑进来，激动的指着城墙外：“相公！契丹的统帅萧挞凛，被床子弩射中了！”
　　寇准顺着士兵手指的方向看去，萧挞凛在地上躺着，他的战马惊恐的站在一边，刨着浸满血红的土。他深深的吐了一口气，对着赵恒说：“官家，契丹的顶梁柱倒了，他们不敢再打了！”
　　赵恒看着萧挞凛的尸体被抬走，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他知道，这一仗，赢了。
　　（三）澶渊盟书与百年弦歌
　　萧挞凛的死，是契丹的转折点。萧太后（辽圣宗的母亲）在辽营里哭了一夜，韩德让（辽军的副统帅）劝她：“萧挞凛是我们的大将，他死了，我们再打下去，也是吃亏，不如和大宋议和。”
　　萧太后擦了擦眼泪，点了点头，“此事由你去办，不可使我勇士白白赔了性命。”
　　曹利用是真宗派去的和谈代表，出发前，赵恒给他下了底线：“岁币的话，百万以下都可以。”曹利用心里有数，他知道，真宗想尽快结束这一仗，不想再打了。
　　曹利用刚出大帐门口寇准就追出来私下把他叫到了敌楼的角落里，给他下了死命令：“岁币不能超过三十万，超过的话，我斩了你！”曹利用吓了一跳，连忙点头：“相公放心，臣一定照办。”
　　曹利用到了辽营，萧太后劈头就问：“大宋每年给我们多少钱？”
　　曹利用咬了咬牙：“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
　　萧太后的脸沉了下来：“太少了，当年后晋给我们的是三十万，你们要给更多！”
　　“娘娘，”曹利用的声音很稳，“我们是兄弟之国，大宋是中原的正统，给您的岁币，是兄弟的情谊，不是进贡。如果您不同意，我们的禁军还有几十万，黄河的天险还在，我们再打下去，谁赢谁输，还不一定。”
　　萧太后看着曹利用的眼睛，知道他说的是实话，契丹军长途跋涉，已经打了一年，再打下去，士兵们也受不了了。她叹了口气：“就依你，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约为兄弟之国，宋真宗称我为叔母。”
　　景德元年十二月，宋辽在澶州的北城签订了盟约：
　　1. 宋辽为兄弟之国，宋真宗称萧太后为叔母；
　　2. 宋每年给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
　　3. 两国沿边境的州县，各守旧界，不得互相侵犯；
　　4. 双方不得收留对方的逃犯，不得在边境增加防御工事。
　　盟约签订的那天，赵恒在北城的敌楼上，对着萧太后的方向拜了拜，心里的石头彻底落了地。他想起自己刚即位时，太宗的遗命“收复燕云十六州”，现在，他用一纸盟约，换来了百年的和平，比收复燕云十六州更重要，因为百姓能种地了，商人能做生意了，战士能回家了。
　　赵恒回到汴梁后，给曹利用升了官，给百姓减免了两年的赋税，还在相国寺立了“澶渊之盟”的石碑。可王钦若却在背后说寇准的坏话：“寇准把官家当赌注，孤注一掷，万一输了，官家就成了契丹的人质！”
　　赵恒听了，想起战场上的危险，他知道寇准是为国为君的忠臣，可他每次想起自己被寇准一步步架上战场，心里就像扎进了一根刺。慢慢的他看到寇准，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内心就生出烦闷，渐渐的这烦闷变成了积怨。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把他罢了相，贬到了陕州。可不管怎么说，澶渊之盟的好处是实实在在的，从景德元年到靖康之变，一百二十年的时间里，宋辽之间没有发生大的战争，边境的百姓安居乐业，商人的马车能在边境自由通行，甚至还出现了“榷场”（边境贸易市场），卖茶的、卖丝绸的、卖马的，熙熙攘攘，比汴梁的朱雀桥还热闹，那些岁币还不如边境贸易收入的一半。
　　几十年后，苏轼在《定州谢到任表》里写：“臣窃见河北自澶渊之盟，凡百余年，兵戈不用，民物富庶，虽汉唐之盛，未有此也。”这就是澶渊之盟的意义：它不是一个屈辱的条约，而是一个理性的条约，大宋用少量的岁币，换来了百年的和平，让经济文化能蓬勃发展，为后来的“仁宗盛治”奠定了基础。
　　寇准的酒葫芦，后来被大宋的百姓放在了相国寺的碑亭里，上面刻着“寇莱公督战处”。汴梁的街头，说书人把澶渊之盟的故事编成了话本，说“当年的寇相公，敢骂王钦若，敢劝皇帝亲征，才有了这百年的太平”。
　　赵恒晚年的时候，看着澶渊的石碑，想起了当年的亲征：“朕当年怕契丹，怕得要死，可寇准却比朕还狠，硬把朕推到了北城，才有了这百年的和平。”他叹了口气，对着身边的内侍说：“要是没有寇准，大宋就没有今天的太平了。”
　　而在辽的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萧太后也在看着澶渊盟约的抄本，想起了萧挞凛的死：“当年我们南下，只是想抢点东西，可寇准把他们的皇帝推到了北城，让我们不得不退兵，这也是天意。”
　　就这样，一百二十年的和平，在黄河的两岸，在燕云的边境，慢慢延伸成了弦歌，那是百姓的笑声，是商人的叫卖声，是士兵的归乡声，是文化的歌声，是大宋最繁荣的篇章。
　　二、大宋封禅记
　　咸平六年（1003年）的汴梁，麦香还飘在朱雀桥的上空，宣德楼的琉璃瓦反射着正午的阳光，李沆的灵柩停在相国寺的偏殿里，青布幔帐裹着他那一辈子补丁的官袍。
　　（一）咸平末年的阴影
　　“相公安息，臣必守好这大宋的规矩。”王旦攥着李沆留下的奏折，指尖的墨渍还沾着老宰相的余温，那是李沆临死前最后一笔：“官家若问边事，当用李继隆；若问朝政，当守‘与民休息’四字，切勿因小功而兴大役。”
　　真宗赵恒站在灵堂外，龙袍的袖口沾着灵堂的香灰，看着李沆的棺木，心里却翻腾着另一件事：去年冬天，契丹萧太后派韩德让来贺岁币，宴席上的韩德让指着赵恒的龙椅笑：“官家若肯让燕云十六州，我愿做官家的马前卒。”那笑声像针一样扎在赵恒的心上，澶渊之盟的“城下之辱”，他当了三年皇帝，还是没摘掉“靠岁币换和平”的帽子。
　　“王爱卿，”真宗拍了拍王旦的肩，语气里带着讨好，“当年太宗伐辽，没收回燕云；太祖定天下，只到了河北。朕若能封禅泰山，祭告天地，也算给大宋挣个‘神武’的名头，你觉得如何？”
　　王旦的手顿了顿，他知道真宗的心思，这位皇帝这辈子最在意的，就是“超越祖宗”。咸平年间的轻徭薄赋、李沆的刚直不阿，都没让他有底气，只有封禅，能让他在史书上留一笔“大宋神武皇帝”的字样。
　　“官家，”王旦的声音很低，“封禅是旷古大典，耗银数千万，还要征发数万民力，如今河北刚定，百姓还在休养生息，不宜动此大役。”
　　真宗没说话，只是转身吩咐内侍：“把朕的御酒拿来，赐给王相。”
　　内侍捧着一坛用黄绸封好的御酒进来，王旦接过，觉得分量不对，他打开一看，酒坛里根本没有酒，全是白花花的银子，上面贴了张便签：“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宋史·王旦传》）
　　王旦的脸瞬间白了，他懂了，这是皇帝的“拉拢”，也是“敲打”：要么顺着朕的心意，要么你这个宰相就别当了。他攥着银子，指尖的冰冷顺着胳膊传到心里，像李沆临死前说的：“官家刚愎，若有人撺掇，必生大患。”
　　（二）王钦若的“封禅妙计”
　　王钦若是在当天下午进来的，他的官袍绣着仙鹤，笑容像春天的柳絮飘在风里，这位当年澶渊之盟时还劝真宗南迁金陵的主逃派，如今已经摸透了真宗的心思，一进门就直接跪在地上：“官家，臣有一计，可让大宋不用兵、不用钱，就能‘显神功’。”
　　“说。”真宗的眼睛亮了。
　　“官家，”王钦若的声音压得很低，“澶渊之盟是城下之盟，不是神武之举。若能‘得天书降于泰山’，再封禅告天，天下人就会说官家是天命所归，比太祖、太宗还厉害。而且，天书是‘天降’，不用花钱，只要……只要有人配合就行。”
　　“配合？”真宗的眉头皱了起来，“谁配合？”
　　“百官，还有百姓。”王钦若笑了，“臣已经安排人在泰山刻了‘天书’的字样，再让地方官献‘嘉禾’‘白鹿’，到时候官家派人去接天书，百官会哭着贺喜，百姓会跪着喊‘万岁’，这就成了。”
　　真宗盯着王钦若的脸，心里的阴影散了，他知道，这是欺君，可只要能让他留名青史，这点欺君算什么？“就依你，”真宗拍了拍王钦若的肩，“此事由你全权负责，任何人敢反对，斩！”
　　王钦若走后，真宗坐在御书房里，看着舆图上的泰山，心里盘算着：封禅的费用，只要把盐税加一点，把地方官的俸禄扣一点，就能凑够，反正李沆死了，没人再敢谏言了。
　　（三）承天门的天书闹剧
　　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月初三，汴梁的承天门上，一只乌鸦落在鸱吻上，叫了三声，内侍忽然跑进来，手里举着一张黄绸：“官家！左承天门的鸱吻上，有天书降下来了！”
　　真宗立刻带着百官跑到承天门，只见那黄绸上写着：“赵受命，兴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续资治通鉴长编》）
　　百官瞬间跪了一地，王钦若带头喊：“官家万岁！天书降世，官家是天命所归！”
　　真宗接过天书，手都在抖，他知道这是假的，可看着百官的谄媚，看着百姓在承天门下围着天书哭拜，他忽然觉得，这就是真的。“改元大中祥符，大赦天下，赐百姓酒肉三天！”
　　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祥瑞”像雨后的蘑菇一样冒出来：兖州献了“三千棵嘉禾”，郓州献了“白鹿”，河南府献了“天书”的副本，甚至连黄河都清了三天，那是地方官雇人把黄河的泥淘干净，故意做的样子（《铁围山丛谈》）。
　　汴梁的百姓一开始还有怀疑，可官员们把“祥瑞”刻在石碑上，贴在城门上，又赐了酒肉，大家就信了，咸平年间的朴素渐渐没了，街上的茶馆开始卖“祥瑞茶”，酒店开始用“嘉禾酒”的名字，连说书人都开始讲“天书降世，官家封禅”的故事，说“我们大宋要做千年盛世了”。
　　可没人注意到，洛阳的刘老汉，他的儿子被拉去修天书的石碑，家里的麦子烂在地里，他拿着儿子的工票，在朱雀桥的角落里哭，“咸平年间，朝廷免税，现在倒好，拉我儿子去修碑，连饭都不给吃”。
　　（四）泰山封禅的千里尘烟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真宗的封禅队伍从汴梁出发，旌旗遮天蔽日，绵延三百里，光是仪仗队就有十万士兵，沿途州县的百姓都被赶去修路，路边的庄稼被踩成了泥，官员们把百姓的房子拆了，用来做行宫的围墙，连地里的树都被砍了，用来做仪仗的旗杆。
　　队伍走到山东兖州时，王钦若已经安排好了：泰山脚下的百姓，都要穿上新衣服，跪在路边喊“万岁”，甚至连乞丐都要给他们发银子，让他们跟着喊，“官家看到这么多人，一定会高兴”。
　　“相爷，”王旦跟在队伍里，看着路边的百姓，心里发慌，“这样下去，山东的百姓要饿死了”。
　　“王相，”王钦若笑着拍了拍王旦的肩，“官家要封禅，是大事，这点百姓的付出，算什么？当年太祖定天下，也征了民力。”
　　王旦没说话，他知道，自己已经不是当年的“太平宰相”了，他被真宗的银子拉拢，被王钦若的谄媚裹挟，只能跟着走下去。
　　到了泰山，真宗穿着龙袍，登上山顶，在岱庙祭祀天地，祭品是用黄金做的玉圭，用丝绸做的玉册，上面刻着“大宋神武皇帝封禅”的字样，他望着山下的云海，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他觉得，自己终于超越了祖宗，终于成了“千古一帝”。
　　封禅回来，真宗在汴梁的大庆殿举行庆功宴，官员们喝着酒，看着歌舞，互相攀比着谁的衣服更华丽，谁的玉器更珍贵，甚至有个知州，把自己的家传玉佩送给王钦若，求他在真宗面前美言几句，“相爷，我想做转运使，求您成全”。
　　（五）佞臣的上位与朝廷的腐坏
　　封禅之后，王钦若成了枢密使，丁谓也入了政事堂，这两个佞臣开始排挤异己：当年力主亲征的寇准，因为想做宰相，也参与了天书的伪造，可后来被丁谓弹劾，说他“伪造祥瑞，欺君罔上”，贬到了雷州；当年反对封禅的陈尧叟，被降了官，调到了广州；李继隆的儿子，因为说“天书是假的”，被发配到了边关。
　　丁谓的手段更狠，他在政事堂公开卖官，明码标价：“知州出钱五千贯，通判出钱三千贯，知县出钱一千贯”，甚至连科举的进士，都要出钱买“状元”的名头，有个叫范仲淹的寒门士子，因为凑不出钱，只得了个“同进士出身”，后来他在《岳阳楼记》里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看不惯朝堂的腐坏。
　　王旦越来越后悔，他晚年的时候，躺在床上，看着墙上的李沆的画像，哭着对儿子说：“我平生不做坏事，却参与了天书的伪造，参与了封禅的奢靡，是大错，死后我要把自己的官袍脱了，穿回布衣，去见先帝”。（《邵氏闻见录》）
　　而真宗呢？他封禅之后，觉得自己是“天命所归”，开始沉迷于道教，在汴梁建了玉清昭应宫，耗费了数千万两银子，每天和道士们一起炼丹，求长生，把朝政交给王钦若和丁谓，自己躲在宫里，再也不问政事。
　　（六）百年盛世的裂痕
　　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到天禧四年（1020年），真宗在位的最后十几年，朝政越来越腐坏，官员们卖官鬻爵，地方官盘剥百姓，盐税、茶税涨了三倍，百姓的负担越来越重，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情况，河南的流民，逃到汴梁的城外，被守军拦着，不让进城，因为城里的官员怕流民抢粮食。
　　而当年咸平年间的治世气象，再也看不见了：汴梁的朱雀桥，当年是“麦香满街”，现在是“酒香飘十里”，茶馆里的人，再也不会说“去年的麦收不错”，只会说“今年的祥瑞更多，明年的官会升得更高”。
　　仁宗即位那年，王旦已经死了，寇准也回到了京城，他看着汴梁的街道，对身边的范仲淹说：“当年咸平之治，是大宋的黄金时代，现在的朝廷，已经烂了，要想救大宋，必须先杀了王钦若和丁谓，恢复当年的规矩”。
　　范仲淹点点头，他知道，自己要做的，是和当年李沆、王旦一样的人，要把大宋从奢靡的深渊里拉回来。
　　而泰山脚下的刘老汉，他的儿子从边关回来了，身上带着伤，说“朝廷要打契丹，征兵，我不得不来”，他看着窗外的泰山，想起当年咸平年间的麦香，心里的悔恨像泰山的尘烟一样，飘在风里。“要是当年官家不封禅，不搞天书，这日子，该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