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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第34章 关怀名单 表格里的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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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与相关同事在正式安排的沟通中再次见到沈澜书。讨论涉及平台层面的配合、现有退款安排和一部分需要继续提供的业务材料。他仍然清楚地把自己知道与不知道的内容区分开,律师、法务和业务经办人员分别说明。谈到有人借退款干扰陈述时,他的神情很严肃,表示不会要求参与者放弃依法说明事实的权利。如果具体执行中有人越界,应该核实处理。
听起来,没有错。沟通结束,离开前他与我在公共走廊里站了几分钟。工作人员在不远处等,玻璃外是灰白的天。“顾警官,我知道现在谈善意,很容易被理解为公关。”他说。
我看着他:“善意也好,公关也好,不影响事实需要查清。”
“我同意。”他答得很快,随后声音低了些。
“但等结果的人,未必有那么多时间。有人今天就需要交钱,有人只想把事情结束,回家睡一觉。你希望他们坚持,我希望他们眼下能好过一点,这两件事未必冲突。”这话我没法简单反驳。因为它确实可能不冲突。我不该为了证明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就希望受害者一直拿不到钱,好让某个我已经开始警惕的人显得更坏。
“他们愿意尽快恢复生活,我理解。”我说,“也不会要求他们为了某种姿态,拒绝合法合理的退款。但不能把眼前的帮助,变成由谁决定过去发生了什么的资格。”沈澜书看了我一会儿,慢慢点头。
“你很认真。”他没有用“认真”来讥讽,也没有接着说年轻人不懂变通。恰恰相反,像真心肯定一种自己也认可的品质。我一时很难判断,他究竟是过分擅长应对,还是我已经过分希望他露出破绽。
临走时,他问了一句:“手恢复得怎么样?”
“按医嘱处理。”
“阿离那天很担心。”我抬起眼。他仿佛只是说一件普通的事:“她问过我,能不能帮着联系一个更方便复诊的安排。我说她自己更懂这些,别急着替你做决定。她后来没有再提。”我不知道这句话是否完整,更不打算据此回去质问苏离为什么向别人说起我。她有自己的朋友,也有权向熟悉的人表达担心。但我看得出,他知道这句话会落在我哪里。
“她担心我,我会自己跟她说。”我答。沈澜书点头,神色仍然温和。
“好。”沈澜书说完关心,伸手替助理接过一份材料。对面的电梯到了,两名工作人员走出来,与他打招呼。他一一回应,再转头看我,仍像在等我把话说完。我却已经没有更适合这条走廊的回答,只朝他点头,拿着自己的文件离开。直到走到楼下,我才发现手里的塑料封套被捏出了一道白印。
回到队里,先把工作部分如实整理,再去处理其他事。关于打印资料与费用的一条新线索也来了:一笔列为咨询服务的付款,其合同约定内容与实际提交的服务证明存在不一致,需要经侦方面进一步核实。赵牧看着金额,忍不住说,这服务挺贵。
旁边协作的经侦同事摇头:“贵不是问题本身。要看有没有真实服务,资金来自哪里,谁知道什么,为什么这么安排。别拿我们的直觉替合同和流水说话。”我把那份材料重新放到应该的位置。它是问题,不是结论。
邵元随后送来一份阶段性说明。部分旧联系人名单确实经过多次转交,但目前只能确认几个现时环节。所谓“十五年品牌积累”的展示素材里,有一批医疗公益活动的旧照片和卡片,其来源说明不足,不能直接证实与现在的项目存在连续关系。
“他们把以前出现过的东西,全叫自己的历史。”邵元说,“可能只是用过同一个设计师,也可能另有关系,得拆开看。”
“先找原始来源。”
“在做。有一份文件只写‘同心援助’,没具体机构说明。不是你一搜这四个字,出来的每个结果都能往里塞。”他特意看了赵牧一眼。赵牧举起手:“我今天不命名任何组织。”
晚上,我和苏离在社区食堂碰面。墙上的电视开着,没有声音,屏幕里的人不断鼓掌;窗边一排老人正在挑鱼刺,服务员把最后一筐馒头端出来,问还有谁要。她给我留了靠墙的位置,说这里不用频繁挪动受伤的手臂,随后把自己的汤碗往里推,给我的托盘腾地方。我讲起空仓,没有涉及不能对外谈的内容,只说自己看见结果便急着替它安排原因,差一点把一次正常搬迁当成对方逃走。她听完,夹起一块萝卜,看了看,又放回汤里。
“硬。”她说。
“我还是萝卜?”
“都需要再等一会儿。”我笑了。等汤凉了一点,我问起沈澜书那天提到的复诊。她说师兄打电话时,自己还在急诊外面,确实想过能不能找个更方便的安排;后来又觉得没有必要换掉正在负责的医生,也就没有再提。
她说完看着我,眼神很直。我告诉她,我有些不舒服,倒不是因为她找别人说过话,而是那份担忧绕到另一个人嘴里,再递回来,已经像一种能够交换的位置。她没有马上替谁解释,低头喝了两口汤,说她会自己与师兄说明。
食堂快打烊时,一位老太太把剩下的半个馒头包起来,先问老伴有没有带干净袋子。两个人为了袋子放在哪儿拌了几句嘴,最后老太太从自己的口袋里找到了。苏离看见,悄悄笑了一下。我想,往后即使能查清许多大事,也未必能查清家里的袋子究竟是谁收的。想到这里,今天在办公室积下的那股闷气终于散了一些。
她后来到我家坐了半个钟头,没有谈案子。一本借来的旧书放在膝上,看到一半她便睡着,指尖还夹在书页间。我把桌边会碰响的钥匙挪开,坐在另一头等。窗外传来垃圾清运车倒车的提示,远处有个孩子哭着不肯回家,又被一袋不知道什么零食哄住。她在这些声音里睡得很沉。临走前,她收到母亲的消息,说旧房那批东西已到北京,放在约好的寄存处,周末能去拿。苏离看着屏幕,脸上的松弛慢慢收起来。
“很多?”我问。
“三个箱子。主要是我爸的东西。”我没有说那太好了,也没有说该去看看。一件被压在心里很久的事重新变得具体,有时并不值得马上高兴。她抬起眼,像在犹豫要不要开口。我等着。
“顾砺,”她说,“周末能陪我去一趟吗?”
“能。”这回我没问是什么事、有没有需要我帮忙核实的东西。我很清楚,她不是来找一名警察。她只是要去打开几个一直不敢打开的箱子,希望我站在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