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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19章 活人的灯 她从经名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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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离看了图,先问能不能保存原始发送记录,随后才说:“胎光、爽灵、幽精,《云笈七签》卷五十四有这三个魂名。可它不是一张重症监护分级表,也没把医院里的三声呼叫铃排成这种次序。”
“他还念了经。”老人急着找下一段,“报了老董的名字,真报了。”
视频很暗,画面里有几盏灯,主诵的人不露脸,名字是字幕,在底部慢慢走。苏离没有凭听到两个字就断定。我看着她把进度退回,重新听了一遍,问老太太是否还有完整的片段。对方把收到的都找出来,其中一段起头很短,露出桌上的科本题签:黄箓五苦轮灯。
“这一种灯仪的文献,属于荐亡的内容。”苏离说,“他给您介绍的,却是替正在治疗的董叔续住阳寿。你先问他,为什么这段在讲荐拔亡灵,又为什么要拿病危谈话当作已经知道生死的凭据。”
“是不是,念这一种,就把他……”
她的声音陡然变了。苏离马上摇头,手轻轻扶住她正在往回缩的手机。
“不是。看见某段经文,不会让您的丈夫因此死亡。我也不是说,一切供灯只能荐亡。我们在看他具体发给您的这一段,是怎样介绍、怎样收费的。不要再替他找一个理由,怪您自己付错了钱。”
我请她暂时坐下。刚才我只想查清声音,此刻才明白,揭穿也可能带来另一种惊吓。老人不是一个等我们订正答案的学生。她丈夫仍在里面,她听见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变成自己做错过的一件事。
许岑将相关内容与另一位自愿提供资料的家属分别核对。两人的视频前景相同,连某盏灯旁掠过的衣角也出现在同一位置,但姓名字幕不同。究竟是重复使用素材、使用什么性质的服务来收费,需要再向制作者调查。我们没有在手机上加个圈,就宣布所有仪式都是假的。
有一条消息却更直接。另一名家属保存的转发里,露出了发送前没有删干净的一句工作提示:谈话之前发第三档。它所利用的,是家属早先在群里说过的约谈时间。
那句工作提示只有短短一行。它不懂三魂,也不懂病情,只懂得一个家属什么时候最容易把手机攥紧。
曹淑芸却仍站在椅子旁,像一下失去了最后一根可以攥紧的绳。“所以我花的钱,什么也没帮到他?”
我没有立刻回答。她低声说:“至少让我以为帮到了,也好。”苏离正好走出来,听见这句,在她面前停下。“您给医生说明了他的既往情况,按要求准备了东西,也联系了家人。”她说,“这些都是在帮他。”
“可是里面的事,我什么都不能做。”
“里面有团队在做。您不需要再额外证明,自己有多想让他活。”曹淑芸的脸慢慢皱起来。那不是一个要开口争辩的表情,是已经累了太久的人,终于听见有人允许她歇一下。苏离陪她坐了几分钟。没有拿铃,没有念咒,也没有让她做一套必须完成的动作。只等她能把下一句话说出来。
曹淑芸说,丈夫年轻时脾气不好,做饭也只会下面条。她总嫌他把汤煮得太咸,他说是她口味越来越淡。后来退休了,丈夫去学了做菜,学会第一道像样的菜,是烧茄子。“我那天忙着跟女儿打电话,没夸他。”她望着门,“他在桌边坐了半天,问了两次咸不咸。”
苏离听着,没有插话。“我要是早知道……”
说到烧茄子,她的拇指在桶盖上来回摩挲,声音慢慢低下去。医院门外的小摊此刻应该已经开了,茄子就码在塑料筐里,便宜时一买一大袋。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东西,被她带到了这种不准随意生火、不准大声说话的地方;她说完丈夫学做菜的经过,看看苏离,像等她告诉自己,还有哪一天能回去吃。苏离替她把凉下来的水杯往远处挪了一点。很久之后,她轻声问,那道菜里还放什么。
两人又说起他住院前吃剩的那半碗茄子。曹淑芸慢慢解开袋口,拿出一只没洗净的饭盒,指给苏离看,盒边还有她后来才注意到的一点油迹。后来家属被通知去与医疗团队沟通,我们退出走廊,把空间留给他们。午后,我在医院楼下看见陆秀英的丈夫。他带着一袋换洗衣服来找她,先向保卫处解释,说妻子也是被人骗了,不是坏人。
许岑和他交代目前能够说明的情况,没有让他围着患者家属请求谅解。他急起来,说他们家也有老人,也知道在医院花钱有多快。“她只是想赚点介绍费。”
许岑看着他:“所以更应该知道,什么钱不该这样赚。”男人低下头,手里那袋衣服慢慢垂下去。我忽然想到自己以前对“共情”这个词的理解太简单。经历过痛苦,不一定就会对别人的痛苦温柔。有的人会珍惜,有的人会觉得,这么好用的办法,为什么不能换自己用一次。这不是一句“她也很苦”就能抹平的。
下午四点多,我回到队里处理手续。有关收费与话术的调查交由同事继续,院方也在提醒家属,不要向身份与服务不明的人交钱。声音的来源说明得越清楚,越有人问,既然不是铃,那那些不好的事为什么仍然会发生。我们无法让世界为了证明骗局是骗局,就变得不再残酷。晚上七点,苏离给我打来电话。她很少直接打电话。我看到名字时,先以为有需要协助的情况,接通后却只听见她问:“你下班了吗?”
“快了。怎么了?”那边沉默了几秒。
“董叔没抢救过来。”我握着手机,没出声。
下午的治疗仍在进行,相关风险团队此前已经向家属说明。可“已经说明风险”,从来不意味着一个人死去时,家属就能少疼一点。“曹阿姨……”
“她女儿回来了。现在有人陪。”
“你呢?”她似乎没听明白。我又问了一遍:“你现在在哪儿?”
“楼梯间。出来站一会儿。”我没有立刻说我过去。先问她需不需要有人陪,还是想自己安静。电话那端很久只有轻微的风声。
“你要是方便,”她说,“等会儿下班,可以一起走一段。”我把手里的笔放下。
“好。”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告诉我,她也需要一点什么。我到医院时,她还在完成工作交接和记录。等候区的家属换了几张脸,旧薄毯已经收走,那只写着床号的保温桶也不在了。人走了,椅子很快又有人坐下。医院没有办法替每一场告别停下来。我在楼下站了二十多分钟,看她从侧门出来。她穿着那件灰风衣,脸有些白,手里拿着一个没有扣好的帆布包。
“没吃饭?”我问。
“吃了几口。”
“现在还想吃吗?”她摇头。
“那走走。”我们沿医院外墙走到街口。入秋后,路边开始卖烤红薯,推车上盖着一块旧棉布,掀开就有热气冒出来。她本来走过去了,闻到味道,又回头看了一眼。我没有问是不是想吃,径直停下买了两个小的。递给她的时候,她接得很慢,像一时不太习惯手里有个温热而又与工作无关的东西。
“我是不是不该给你打电话?”她问。
“为什么?”
“你也很忙。”
“忙完了。”
“还没忙完呢?”
“就告诉你还没忙完。晚一点,或者换一天。我不会因为你问过一次,就被迫放弃人生。”她抬起眼,终于有了一点笑意。
“你说话有时候挺不客气。”
“对自己也一样。”我们在街边一张长椅上坐下来。旁边有一家理发店,店员正在扫落到门口的碎发,灯箱上的笑脸亮得不合时宜。城市里这么多人,并不知道今天谁在医院里失去了丈夫,谁在回家路上忽然不敢再听某一段铃声。苏离慢慢剥开红薯的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