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听风海是咸的》美女邱莹莹

9、第 9 章

　　第九章邱火旺

　　邱火旺是被邻居老陈抬进屋的。

　　老陈住在巷口那间用货柜改的房子里，每天早上五点出门扫街。他发现邱火旺倒在铁皮屋门口的时候，天刚蒙蒙亮。邱火旺蜷在门槛上，嘴里冒出来的白沫糊了一下巴，混着米酒和胃酸的酸臭味，整个人像一条被潮水冲上岸的鱼，嘴巴一张一合，嗓子里发出含混的咕噜声。那条瘸腿蜷在身下，另一条腿直挺挺地伸着，脚上只有一只鞋，另一只不知道丢在了哪里。

　　“阿花！阿花！”老陈把铁门拍得震天响。

　　邱丽花打开门的时候，看见邱火旺那张灰败的脸，心脏猛地沉了一下。但她没有慌。她帮老陈把邱火旺抬进屋，谢过老陈，关上门。然后她跪在地上，解开邱火旺的衣领，检查他的瞳孔，摸他的脉搏。阿嬷瘫在床上的这两年，她学会了太多不该在这个年纪学会的东西——怎么给昏迷的人翻身防止呕吐物呛进气管，怎么判断瞳孔有没有放大，怎么数脉搏是快还是慢。她的手很稳，把邱火旺的头偏向一侧，用手指抠出他嘴里的呕吐物，然后拿一条湿毛巾擦干净他的脸。

　　邱火旺的脉搏很快，嘴唇发紫，指甲也是灰紫色的。不是单纯的酒醉。他已经连续喝了至少一周——庙街上有人告诉她，邱火旺除夕夜在赌场门口跟人讨钱被赶走，从那以后就一直泡在酒摊上。长期酗酒的人突然身体垮掉，大概率是肝出了问题。肝硬化，肝腹水，或者是更严重的——肝癌。

　　邱丽花托阿旺叔帮忙，把邱火旺送进了台东医院。阿旺叔开着那辆破货车，把邱火旺抬上后车厢，一路上骂骂咧咧——“这个夭寿的，丢下女儿和老母不管，喝死在外面倒干净”——但他的动作很轻，把邱火旺放在后车厢的旧沙发垫上，还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垫在他头底下。到了医院，他帮邱丽花挂了急诊，垫了挂号费，然后蹲在走廊上，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嘴里还在骂。

　　诊断结果出来了。跟邱丽花猜测的一样——肝硬化晚期，并发肝腹水和食道静脉曲张。医生的原话是：“这种程度的肝损伤，不是一两年喝出来的。十年。至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奇迹。”医生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不带感情，像是在陈述一条已经被反复验证过的公式——酗酒十年，肝硬化，死亡。每一家公立医院的急诊室里，都有这条公式的无数个变体。然后他顿了顿，从病历上抬起头看了邱丽花一眼，看见这个国中女生安安静静地站在那里，手里攥着挂号单，身后推着坐在轮椅上的阿嬷，脸上没有慌张也没有眼泪，只是嘴唇有点白。

　　医生的语气软了下来。他说如果戒酒、好好配合治疗，也许能拖个一两年。

　　一两年。邱丽花把这三个字在心里过了好几遍。她低头看着病床上的邱火旺。他躺在白色的床单上，闭着眼睛，瘦得颧骨高高凸起，手背上的针眼青紫一片。一个多月前，他站在校门口，隔着铁栅栏递给她五百块，说“是干净的，没有赌”。那时候他虽然瘦，但还能站着。现在他连睁开眼睛都费劲。

　　“能治吗？”

　　“治是能治。但费用不低。腹水要定期抽，药不能停。如果有医保的话能报销一部分，但他……”医生翻了翻病历，“他没有健保。”

　　没有健保。因为邱火旺这辈子从来没有正正经经上过一天班。码头扛货是零工，捡破烂是零工，只有在农会那几年还算有个名分——但那也是十几年前的事了。邱丽花谢过医生，推着阿嬷走到走廊尽头的窗边。窗外是台东冬天的阳光，照在对面的白色大楼上，反射过来刺得人眼睛疼。

　　“阿嬷，阿爸要住院。”她说，“医生说能拖一两年。住院要钱。”

　　阿嬷坐在轮椅上，沉默了很久。她看着窗外，眼神空空的，像是穿过那栋白色大楼看到了很远的地方。也许她看到了年轻时的邱火旺——那个在码头扛货的年轻人，一身的腱子肉，下了班会把当天的工钱全部交给她，然后抱起小阿花，让她骑在自己脖子上。那时候他的眼睛还没有被酒精泡得浑浊，喊“阿母”的时候声音洪亮，整条巷子都能听见。后来码头裁员，他失了业，开始喝酒。再后来开始赌。把老婆赌跑了，把自己赌瘸了，把那个一肩能挑两百斤的年轻人赌成了巷口垃圾堆边上缩成一团的影子。

　　“治。”阿嬷的声音沙哑，但很稳，“他再坏，也是阿爸。不能死在路边上。”

　　邱丽花点了点头。她握着轮椅把手的手指微微发白，但她没有哭。不是不难受，是她知道自己没有资格崩溃。阿嬷需要她，现在阿爸也需要她。她如果倒了，这个家就真的散了。

　　关于住院费的事，她只跟一个人提起过。

　　开学前一天的下午，她在冰果室的补习结束后，把英文课本合上，说了一句话。

　　“开学后我可能没办法每天来给你补英文了。”

　　王鹏鳅正在把课本翻到下一页，手指停住了。

　　“为什么。”

　　“我阿爸住院了。肝硬化。要多打一份工。”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跟他说“我考了第三名”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不是开心，也不是难过。是一种在生活里浸泡了太久之后才会有的平静——把坏消息当成待办事项来处理，不是因为不痛，是因为痛过了那道坎之后，剩下的就只有“接下来怎么办”。

　　王鹏鳅没说话。他把课本合上，站起来走到冰果室门口，点了一根烟。才叔正在擦杯子，隔着柜台看了他一眼，又把目光移开了。才叔认识他三年，知道他在想事情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不坐，靠着门框，抽烟的速度比平时慢一半。烟快烧到滤嘴的时候，他把烟头摁灭在墙上的烟灰缸里，转过身来。

　　“多少钱。”

　　“什么？”

　　“住院费。多少钱。”

　　“你不能——”

　　“我不是白给。”他打断她，“借你的。跟上次二百块一样。利息照算。”

　　邱丽花站在冰果室角落里，手里还攥着那本画着乌龟的英文课本。上次他给了她一百块，她还了二百；他用她的两百块在她需要的时候又递了回来。他们之间的账，从来都不是钱。但她知道，他不想让她说“不”。因为他知道被施舍是什么滋味，所以他把每一笔都定义成“借”，给她一个不伤自尊的台阶。

　　“我不知道要多少。”她说，“医生说至少要住两周。加上药费，大概要两三万。我手上有阿水伯给的过年红包和寒假攒的工钱，还差一半。”

　　“我明天给你。”

　　“你哪来的钱？”

　　“王进发每个月打生活费。”他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我从来不花。”

　　邱丽花看着他。王进发的生活费——那个从来不认他的父亲每个月固定打一笔钱进他的账户，算是对这个私生子最后的、冷冰冰的“交代”。他从来不花那些钱，宁愿自己在槟榔摊包槟榔，给才叔看店抵饭钱，翻墙逃课吃一碗二十块的卤肉饭。他把每一分王进发的钱都攒着，像是在攒一笔随时可以用来买回自己自由的赎金。现在他要把这笔赎金拿出来，借给她。

　　她不该要。但她没有说“不”。因为她知道，如果躺在医院里的是王进发，他大概一分钱都不会出。但他愿意为邱火旺出。不是因为邱火旺值得，是因为她是邱丽花。

　　“好。”她说，“等我攒够了，连本带利还你。”

　　“不急。”

　　开学了。

　　台东的春天来得早，二月下旬气温就回升到了二十五度。但邱丽花的世界里没有季节。她的每一天都被切割成精确的小块，像阿水伯操作台上抽真空的槟榔包，一包一包码得整整齐齐。早上五点半起床，给阿嬷翻身、擦身、喂饭，做好一天的饭菜搁在阿嬷床头的保温盒里。六点半去槟榔摊，帮阿水伯把当天的荖叶洗完、石灰调好。七点半到学校上课。放学后去市场帮阿旺叔收菜摊。傍晚去台东医院给阿爸送饭——医院不包餐，她每天从家里带白粥和炒青菜，偶尔炖个蛋，用保温壶装着，骑四十分钟脚踏车送到病房。然后在病房的日光灯下写作业，写到晚上九点探视时间结束。回到家给阿嬷换纸尿裤、擦身、喂药。等阿嬷睡着，她再打开课本复习当天的功课。

　　周末没有课，她去槟榔摊顶全班，从早站到晚。王鹏鳅也来，但他现在很少待在操作台前了——他说他的手艺不如她，怕砸了阿水伯的招牌，所以只负责搬货和招待熟客。她包槟榔的时候，他就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用她留给他的英文课本自己复习。他现在认得将近一百个单词了，虽然“Wednesday”还是拼不对——每次都会把“d”和“n”写反。他念“Wednesday”的时候会不自觉地皱眉，那个表情跟他在医院走廊上偶尔发呆时一模一样。

　　有一天下午，阿珍来医院找她。阿珍站在病房门口，看着邱丽花一边给邱火旺喂饭，一边背英文单词，眼圈红了。邱火旺已经能坐起来了，靠在摇起来的床头上，脸色还是灰败的，嘴角因为肝病有些溃烂，但眼睛恢复了一点神采。他吃得很慢，每咽一口都要喘好几口气。

　　“丽花，你……你这样累不累？”

　　“不累。”邱丽花把一口粥送到邱火旺嘴边，头都没抬，“升学班的功课比上学期重，但我跟得上。”

　　阿珍走的时候，把一个信封塞进邱丽花的书包里。里面是五百块钱，还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字——“大家凑的。不多。你不收就是不给我面子。”落款是阿珍的名字，但后面还跟了好几串其他人的签名，三年级的竹竿、隔壁班的班长、甚至连被邱丽花抢了第三名排名的那个女生都捐了钱。邱丽花在病房的走廊上把那张纸条看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小心地叠好，夹进了国文课本里——跟传单残片、货车司机的名片、升学班课表放在一起。

　　三月初，邱火旺出院了。

　　医生说病情暂时稳定住了，但不能再喝酒，一滴都不能碰。要定期回医院复查，要吃低盐低脂的饮食，不能再干重活。出院那天，邱丽花推着轮椅来接他，轮椅上坐着阿嬷。两个老人面对面，一个坐在病床上，一个坐在轮椅里，隔着几十年光阴互相对视。

　　“阿母。”邱火旺开口，嗓子像被砂纸磨过，“我对不住你。你瘫在床上这几年，全是阿花在照顾。我是废物。我连给你买纸尿裤的钱都赌掉了。”

　　阿嬷看着他，沉默了很久。然后她伸出手，在邱火旺脸上打了一巴掌。很轻，没什么力道，因为她的手已经没什么力气了——骨节因为风湿变了形，连握拳都握不紧。但邱火旺哭了。眼泪顺着瘦削的脸颊往下淌，滴在病号服上，洇开一圈圈深色的水渍。那个当年能单手把他扛在肩上走过庙会人潮的母亲，现在连打他都打不疼了。

　　“以后别喝了。再喝，就别叫我阿母。”阿嬷的声音沙哑，手还停在半空中，手指微微发抖。

　　“不喝了。”邱火旺低着头，像个做错事的小孩，“再也不喝了。医生说我再喝一口，肝就彻底坏了。我还不想死。我想看阿花上大学。”

　　那天晚上，邱丽花把邱火旺接回了后街的铁皮屋。她把阿嬷床边的位置腾出来，铺了一张地铺给邱火旺睡。她没有叫王鹏鳅帮忙，因为王鹏鳅那天下午被王进发叫去了堂口，说有要事商量。她自己推着邱火旺走了四十分钟的路——医院到后街没有公车，她舍不得叫计程车——邱火旺坐在轮椅上，腿上搭着一条旧毯子，父女俩穿过庙街，穿过省道，穿过那些他喝醉酒跌跌撞撞走过无数次的街巷。

　　回到家，邱火旺看着阿嬷床头的药盒，看着桌上那本翻到卷边的国文课本，看着墙上贴着的升学班课表，还有窗户上被台风吹歪了又自己正过来的铁皮补丁。这些都是他不在的时候，他的女儿一个人撑起来的。

　　他躺在地铺上，看着铁皮屋顶上的锈迹，很久没有睡着。

　　住院费总共花了两万八千块。邱丽花把自己攒的所有积蓄拿了出来——阿水伯的过年红包、寒假双倍工钱、阿旺叔多给的菜钱、阿珍和同学们凑的五百块。还差九千块。她把钱摊在桌上数了好几遍，每次算出来都是同一个数字。她没有开口再跟王鹏鳅借，因为她知道他已经把王进发这几个月的生活费全部给她了——剩下的那笔钱，他只留了最基本的生活开销，连摩托车加油都舍不得加满。

　　但第二天下午，王鹏鳅出现在槟榔摊门口，手里多了一个牛皮纸信封。他把信封放在操作台上。

　　“九千。够了。”

　　“你哪来的？”

　　“跟才叔借的。他听说你阿爸住院，主动给的。说不用急着还，等你有钱了再说。”他说这话的时候低着头，在翻那本英文课本，翻到了“Wednesday”那一页，手指在“d”和“n”之间来回划拉，像是在对照什么。他撒谎的时候会低头看同一个地方——这是她观察了很久才发现的小毛病。才叔的冰果室冬天生意清淡，一个月的利润连房租都快付不起，哪来的九千块？但她没有戳穿他。也许他卖掉了什么东西——那辆机车是王进发给的，不能卖；但他手腕上那条皮绳已经不在了，只留下手腕上一圈比周围肤色浅一点的印痕。

　　她把信封收下，没有说谢谢。他们之间的规矩——是借，不是给。利息照算。她在心里默默加了一笔账，跟之前的钱加在一起，列了一张清单，压在枕头底下。每一笔都写了日期、金额、还有她准备还的时间。

　　三月中旬，省道上的野花开了。不是那种人工种的景观花，是野生的——黄色的蒲公英，紫色的藿香蓟，白色的鬼针草。车轮碾过它们的时候，花粉溅起来，在空气里留下淡淡的草香。公路局的人在省道两侧立了新的告示牌，上面印着“台东县县长陈明通关心您”。阿水伯说选举快到了，每到这时候就会立新牌子，等选完就又倒了。但邱丽花没有注意到这些，她每天往返于学校、槟榔摊、市场、医院、家里，脚踏车的链条掉了好几次，她用发夹撬回去，弄得满手都是黑色的机油。

　　一天晚上，邱丽花在槟榔摊收工后，坐在操作台前整理这个月的账本。开学后的收入少了很多——她只能周末来，王鹏鳅一个人顶不了全部，阿水伯不得不推掉了一部分订单。她很仔细地把每一笔收入都记在本子上：阿水伯的工钱、阿旺叔的菜钱、阿爸的低收入户补助申请——她帮邱火旺办了低收入户证明和健保恢复手续，在公所和医院之间跑了四趟，填了十几张表格。虽然补助还没下来，但至少健保恢复了，下次住院不用再自费。她在每一项后面画一个勾，画到“低收入户补助”的时候，笔尖顿了一下，把勾画得特别认真，像一个仪式。

　　“你怎么还在。”

　　王鹏鳅从门口走进来。他今天去了后港帮的堂口——上午竹竿来找他，说王进发让他回去一趟，有地盤上的事要谈。他去了三个多小时，回来的时候表情淡淡的，在门口就把外套脱了，抖了抖袖子上的灰，像是想把堂口的气味全抖干净才进来。

　　“算账。”邱丽花头也不抬，“下个月阿爸要复查。如果低收入户补助能下来，就不用再借钱了。阿旺叔说他认识一个养鸡场的老板，需要人喂鸡，可以让阿爸去试试。坐着喂的，不用站。等他身体再好一点，就能去。”

　　王鹏鳅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他看着邱丽花的侧脸，看着她低头算账的样子——眉头微微皱着，嘴唇翕动着，一边默算一边在纸上写数字。他发现她算账的时候会把数字写得很小很小，挤在账本格子里，像在节省每一分钱包括纸张。她的手指上还有包槟榔留下的淡黄色印记，虎口那道疤已经完全褪成淡白色了，不仔细看的话几乎看不见。

　　“你阿爸……现在怎么样？”

　　“不喝了。至少到现在为止没喝过。”邱丽花把账本合上，揉了揉眼睛，“他昨天跟我说，等他能走路了，想去码头看看，看有没有轻活能干。我说你先活着，别想着干活。”

　　“他听你的。”

　　“他现在不敢不听。”邱丽花顿了顿，抬起头看着他，“你今天去堂口了？你爸找你什么事？”

　　“大湖帮那边又不太平。”王鹏鳅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没有点，“阿发叔的人在省道上抢了我们几个老主顾的货，还贴了传单，说后港帮明年就要换老大了，让大家趁早站队。王进发想让我提前回去。我拒绝了，说一年之约还差半年。他说……”他停了一下，“他说半年后不管国中毕业证有没有拿到，我都要回去。”

　　邱丽花沉默了。半年后是九月。九月，她就升国二了。九月，王鹏鳅就要回后港帮了。不是回去看看，不是回去帮他爸跑腿，是回去跟两个虎视眈眈的大哥争一个帮派老大的位置。她想起去年夏天，在庙会的硝烟里第一次见到他。那时候的他十八岁，留了好几级，靠在墙上，嘴里叼着烟，用懒洋洋的眼神打量她。才不到一年，却像过了很久很久。

　　“那你要好好考毕业考。”她说，“拿到毕业证，考到驾照。然后你答应我的——台北。”

　　“台北的烤鱿鱼摊，你帮我找位置。”他回答的时候没有犹豫，好像这个计划已经在他脑子里转了很多遍，转到了滚瓜烂熟的地步。

　　“庙东夜市。我查过了，租金最便宜，离师大最近。”

　　“你去师大，我去庙东。”

　　“你英文先学好。台北人点餐会说英文的。”

　　“‘I am fine，thank you。And you？’——这句够不够？”

　　“不够。至少要学会‘鱿鱼’怎么说。不然台北人不知道你卖的是什么。”

　　“怎么说？”

　　“Squid。”

　　王鹏鳅皱着眉重复了一遍。他把“Squid”念成了“死贵的”。邱丽花笑了，笑完了，又低下头继续算账。但她写字的力道比刚才轻了些，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也变得柔和了。因为他说台北的时候，没有再在前面加“如果”。他说的是“我去庙东”，而不是“万一我去庙东”。

　　三月下旬的一个周日，槟榔摊难得清闲。

　　省道上车辆稀疏，阿水伯说每年三月都这样——不是旅游旺季，也不是送货旺季，是一年里最“淡出鸟来”的时候。但阿水伯的表情并不轻松，他一边翻着账本一边念叨：最近附近新开了一家槟榔摊，老板从高雄来的，请了三个槟榔西施，裙子比省道上的限速标志还短。老主顾被分流了不少。照这个势头下去，今年淡季会比往年难过。

　　邱丽花正在洗荖叶，听到这话抬起头来，沉默了一会儿。

　　“阿伯，我们包礼盒吧。”

　　“礼盒？”

　　“上次那个林金发司机说，台北有一些槟榔专卖店，卖的都是精包装的礼盒，一盒卖好几百块。我们可以试试做礼盒——用最好的槟榔，加石灰和荖叶分开包装，外面用纸盒装好，印上‘台东阿水伯’的字样。包装漂亮了，价格就能往上提。不用跟那些槟榔西施抢老司机，卖给游客和送礼的人。”

　　阿水伯怔怔地看着她。这个女孩，才十四岁，已经会替他想生意上的出路了。

　　“礼盒……谁会买槟榔送人啊？”

　　“有的。”邱丽花把荖叶放在篮子里沥干，在围裙上蹭了蹭手，“上次王鹏鳅说，台北的上班族谈生意的时候会带伴手礼。凤梨酥太普通了，槟榔礼盒反而特别——中南部上来的人看见会亲切，北部人觉得新鲜。省道上跑的不只是货车司机，还有很多业务员。他们的钱比司机好赚——司机嚼的是提神的菁仔，业务员要的是面子。”

　　阿水伯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站起来，走到操作台后面，弯腰翻了半天，从一堆纸箱里找出了几张没用完的牛皮硬卡纸。他把卡纸放在操作台上，用手掌抚平边角的褶皱。

　　“做。”

　　那天下午，槟榔摊提前打烊。邱丽花和阿水伯两个人趴在操作台上，裁纸、折叠、设计包装。他们用牛皮纸做纸盒的底胚，把摊子上的旧印章翻出来——“台东阿水伯”，字是阿水伯年轻时候自己刻的橡皮章，木柄已经松了，印泥也干了一半，蘸了好几次才把字印清楚。用这个做商标，边上画一颗槟榔树的图案——那棵树是邱丽花用圆珠笔画的，比例不太对，树干画粗了，树冠画小了，但看着很亲切，像庙街老榕树的表亲。他们还做了小卡片放在盒子里，介绍槟榔怎么吃、荖叶怎么裹、石灰的用量怎么控制，全是邱丽花手写的，一笔一画，横平竖直。

　　第一个礼盒做好的时候，邱丽花把它捧在手里左看右看。硬卡纸边缘裁得不够齐，印泥的颜色有点糊，圆珠笔画被手指蹭花了一小块，但她觉得这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包装。她把它放在操作台正中间，退后两步看了看，又走近把印泥蹭糊的那一小块用指尖抹匀。

　　“阿伯，我们试试。先做十个，让林金发司机带到台北去试试。卖不掉就当试成本了。”

　　“十个不够。做二十个。”阿水伯说，“卖不掉我吃。反正我嚼了四十年，够本了。”

　　傍晚王鹏鳅来的时候，看见操作台上摆满了手工做的纸盒。他拿起一个翻来覆去地看，看了很久。纸盒折叠处有反复试折的痕迹，印泥在牛皮纸上洇开的深浅不一，圆珠笔画被手汗蹭得有点模糊。

　　“这你画的？”

　　“当然是我画的。”

　　“槟榔树画得不像。”

　　“那你自己画。”邱丽花伸手去抢。

　　王鹏鳅把手举高，她把纸盒从半空中夺了回来。他叼着那根没点燃的烟，嘴角弯了一下。

　　“我订二十盒。送人。”

　　“你哪来的人送？”

　　“才叔、阿水伯、竹竿、林金发、阿发叔。”他顿了顿，“还有你阿爸。”

　　邱丽花瞪着他。她的眼眶有一点湿，但她低下头去摆弄那些纸盒，把圆珠笔重新捡起来，继续画那棵画了十几遍还是不像的槟榔树。

　　“二十盒是要付钱的。一盒一百二，不打折。”

　　“成交。”

　　三月三十一日，季末的最后一天。

　　庙街上的选举宣传车一大早就开始跑了，高音喇叭循环播放着候选人的政见，声音大得连省道上的货车喇叭都盖不住。阿水伯说下周就是县议员选举，每年的这个时候最吵，等投完票就安静了。

　　下午，邱丽花在槟榔摊接待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是林金发。他今天没有开货车，骑着一辆老旧的机车来的，车后座绑着一个大纸箱。他把纸箱搬进来搁在操作台上，打开给邱丽花看——空了一半。里面还剩几盒槟榔礼盒，包装完整，但盒子上的“台东阿水伯”印章比之前更模糊了——被他跑了不知道多少公里的路程颠的。

　　“卖了十二盒。”林金发笑呵呵地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钞票，拍在桌上，然后又从皮夹里抽出几张，“台北人还真吃这套。有个开旅行社的老板买了五盒，说放在店里给大陆客当伴手礼。他问你有没有兴趣做长期供货？还问能不能在盒子上印英文，说大陆客觉得有英文的包装更高级。我说回去问问阿花。”

　　邱丽花愣了好几秒。然后她拿起一个还剩在箱子里的礼盒，翻开盒子里面手写的小卡片，看着自己用圆珠笔一笔一画写的那些字，忽然笑了——笑得跟那天早上货车司机第一次夸她包槟榔手艺好时一样。不是因为赚了钱，而是因为发现自己原来这么有用。从传单的五十块到槟榔摊的三十包，从五十包连夜的订单到二十个手工做的纸盒，她每往前走一步，那个世界就往后退一步。台北从她嘴里说出来的时候不再是天方夜谭，而是一张可以摸得到的货单。

　　“阿伯！”她回头喊，“林金发大哥说台北人要长期供货！还要印英文！”

　　阿水伯正在后院搬货，听到喊声差点把一筐荖叶打翻。他走进来，拿起那叠钞票数了数，又翻了翻空盒子，最后看着邱丽花手上那个画着不像槟榔树的小纸盒，眼眶微微泛红。

　　“英文……”他挠了挠头，看向门口刚走进来的王鹏鳅，“鳅哥，你最近不是在学英文吗？‘槟榔’怎么说？”

　　王鹏鳅刚掀开玻璃门的珠帘，一只脚还在门槛上，被这个问题问得顿了一下。他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沉默了三秒。

　　“Betel nut。”

　　全屋安静了。邱丽花、阿水伯、林金发三个人同时扭头看过来，目光齐刷刷地落在他身上，像是从来没见过他。那个连“Z”念成“二”、把“teacher”写成“老师傅”的人，咬着那个词从门槛边走过来，拿起操作台上邱丽花画的那棵不像槟榔树的小纸盒，手指点了点那颗被画得太粗的树干。

　　“B-e-t-e-l n-u-t。Betel nut。”他一字一顿地拼出来，然后把纸盒放回她面前，语气淡得像在说今天的天气，“是你上礼拜教的。课本第三课的水果单元。你写在小卡片背面让我背的。”

　　邱丽花把那张小卡片翻过来，背面确实有她用铅笔写的单词表。Apple, banana, orange, betel nut。她写的时候是随手加上的，想着万一以后台北的客人真问起来，他说不定用得上。但那是十天前的事了，她根本没指望他记住——“betel nut”不像“apple”，不在考试范围内，不会出现在毕业考的卷子上。

　　但他记住了。因为有一天她可能真的需要在礼盒上印英文，所以他记住了。

　　林金发在旁边喝了口水，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最后拍了拍阿水伯的肩膀，压低声音：“这两个孩子，什么时候在一起了？”

　　阿水伯没有回答。他只是把橡皮章蘸了新买的印泥，在一张空白的牛皮卡纸上，慢慢地、稳稳地盖了一个章。印泥太湿了，“台东阿水伯”五个字有点洇，他把洇开的边用指甲小心地刮掉。

　　窗外，选举宣传车又绕回来了，高音喇叭里传来候选人声嘶力竭的承诺——“照顾基层、改善民生、发展观光”——声音被海风吹散，飘进槟榔摊的玻璃橱窗，落在操作台上刚盖好印的牛皮纸盒上。没有人去听，因为庙街上的人都懂，选前说得再多，选后还是老样子。真正在改变的东西，从不上宣传车的喇叭。

　　邱丽花把林金发带来的钞票分成两份。七成给阿水伯——这是材料钱、摊租钱、荖叶和槟榔的成本。剩下三成是她自己的——不是工钱，阿水伯说这是“分成”，以后礼盒的利润都按这个比例分。她把那几张钞票仔细地展平，放进铁盒子里的存钱罐里。存钱罐是阿嬷用过的旧饼干盒，铁盒盖上印着“义美夹心酥”，打开盖子，里面有几张百元钞和一些硬币，还有一张她写了半年多的借据清单。她把今天新赚的钱压在借据上面，想了想，又把借据翻出来，在王鹏鳅那笔九千块后面加了一个括号，括号里写上——“Betel nut，拼对了。利息少算一百。”

　　做完这一切，她重新拿起圆珠笔，在明天要出货的二十个新礼盒上一笔一画地画槟榔树。这次画得比之前好一些了，树干不再画那么粗，叶子也学会了用锯齿线代替直线。她画到第十个的时候，林金发已经走了，阿水伯在外面收摊，王鹏鳅坐在角落里复习英文，嘴里叼着根没点燃的烟，手指在桌上无声地比划着“Wednesday”的拼写，桌边搁着一杯她给他倒的冬瓜茶——已经凉了，一口没喝。

　　“王鹏鳅。”

　　“嗯。”

　　“谢谢。那个单词，你真的记住了。”

　　王鹏鳅没有抬头。他把“Wednesday”写完了最后一遍，合上课本，站起来走到门口。经过操作台的时候，他从她面前那一排刚画好的纸盒里拿起一个——恰好是她画坏了又舍不得扔、搁在最边上的那个。他把盒子翻过来，在背面空白处写了一个歪歪扭扭的英文单词，用的是圆珠笔，力道太轻，笔画断断续续。

　　“Squid。”

　　他把盒子放回她面前，推门走了出去。邱丽花低头看着那个被他写错的“Squid”，字母“q”的尾巴拖得太长了，看起来像“Squid——”。

　　她拿起圆珠笔，在那个单词下面，一笔一画地写了两个很小的字：“正确。”

　　三月结束了。台东的春天在四月第一天开始之前就已经开满了整条省道两侧的野花。邱丽花从槟榔摊走回家的时候，路边的鬼针草已经结出了针状的种子，粘在她的裤腿上，拍都拍不掉。她索性不拍了，就这样带着一路的野草种子推开铁皮屋的门。

　　屋里，邱火旺坐在地铺上，正在帮阿嬷削苹果。他的手还在抖，苹果皮削得断断续续，但他削得很认真，削完之后把苹果切成八小片，放在碗里，插上一根牙签，端给阿嬷。这大概是邱丽花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看到阿爸给阿嬷削苹果。

　　“阿花回来了。”邱火旺抬头看她，眼睛比出院那天清亮了些，“医生今天打电话来，说复查结果出来了。肝功能指标没继续恶化。他说只要我坚持戒酒，也许能拖得更久一点。”

　　“那就好。”

　　她坐下来，拿起一片阿爸削的苹果放进嘴里。苹果有点氧化了，边缘已经泛黄，但很甜。

　　“阿花，”邱火旺低着头，用手掌摩挲着那只削了一半的苹果皮，一圈一圈的，断掉的地方用指腹慢慢捻起来，“以前的事……阿爸……”

　　“阿爸。”邱丽花打断他。她很少叫他“阿爸”，大半年来，她对别人说起他的时候用的都是“邱火旺”三个字，就像在说一个跟自己关系不大的陌生人。但现在她把这三个字咽回去了。不是原谅了，是她太累了，累到没力气继续恨。

　　“你先活着。别想着干活。欠的住院费我已经还了一半了。等我礼盒生意做好了，全部都能还上。你只要活着就行了。”

　　邱火旺把头低得更深了，肩膀微微发抖。阿嬷从碗里拿起一片苹果，塞进他的嘴里。他没嚼，只是含着那片苹果，眼泪滴在碗沿上。

　　窗外，四月的第一阵海风从太平洋上吹来，带着野花的草香和铁皮屋顶被太阳晒热的金属气息。远处庙街的选举宣传车终于收工了，高音喇叭关掉之后，世界忽然变得很安静。这个春天，有人出院，有人戒酒，有人在牛皮纸上画不像的槟榔树，有人在作业本上反复拼写一个永远拼不对的单词。所有的事情都在缓慢地、艰难地、但确实地——变好。

　　（第九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