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听风海是咸的》美女邱莹莹

10、第 10 章

　　第十章夏天的尾声

　　一九九六年的夏天，是从一场突如其来的雷雨开始的。

　　六月初的台东，闷热了整整一周，海风湿答答地贴在皮肤上，像一层怎么洗都洗不掉的盐霜。省道上的柏油路面被太阳晒得发软，踩上去能印出浅浅的鞋印。庙街的樟树叶子被灰尘蒙得灰扑扑的，阿水伯挂在槟榔摊门口的风铃纹丝不动，连太平洋吹来的风都懒得推它一把。阿嬷说，这是憋着雨。她这一辈子见过太多台东的夏天——越闷，雨越大。她的膝盖提前三天就开始疼，比气象局还准。

　　然后，在六月第一个周三的下午，天忽然裂开了。

　　没有前奏，没有渐渐变大的过程。前一秒还是晴空万里，下一秒，豆大的雨点就从天上倒下来，砸在铁皮屋顶上，声音大得像是有人在用铁锤敲鼓。省道上的货车纷纷打亮双闪灯，雨刷疯狂摆动，司机探出头骂了一声“干”，把槟榔渣吐进雨里。庙街上的摊贩手忙脚乱地收摊，塑胶布被风吹得啪啪响，有人追着被吹跑的遮阳伞跑了半条街。一个卖水果的阿婆把一整筐莲雾打翻在积水中，粉红色的果子顺着水流漂出去老远。阿婆蹲在骑楼底下，一边捡一边骂天公伯没良心。

　　邱丽花在槟榔摊里，正把最后一盒槟榔礼盒装进纸箱。她听见雨声，抬头看了一眼窗外，然后放下胶带，走到门口，伸出手去接了一把雨水。

　　雨很凉。她把湿漉漉的手在围裙上蹭干，回头看了一眼墙上的日历。

　　一九九六年六月五日。星期三。

　　距离王鹏鳅的毕业考，还有九天。距离他的毕业典礼，还有二十一天。距离他跟王进发的一年之约到期，还有不到三个月。

　　她把纸箱封好，在上面用签字笔写上“台北·林金发转交”，然后整整齐齐地码在墙角。那里已经摞了五个箱子，每一个都封得严严实实，每一个上面都写着同一个地址。槟榔礼盒的生意在过去三个月里翻了倍——林金发介绍的旅行社老板又介绍了两个下游零售商，现在她每周要出三批货，阿水伯的橡皮章已经用秃了三个，她画槟榔树的手法也终于从“不像”进步到了“有点像”。上个月她还在盒子上印了英文——Betel Nut Gift Box，王鹏鳅帮她校对的，虽然他的英文字迹还是歪歪扭扭的，但至少没有一个字母拼错。

　　阿水伯说照这个势头，到年底就能把摊子的顶棚换了——现在的铁皮顶棚被去年那场台风掀飞了一角，修了好几次都没修好，下雨天操作台靠窗那一块总要摆个水桶接漏水。阿水伯嘴上说“修修还能用”，但每次弯腰倒水桶的时候都要扶着腰龇牙咧嘴。邱丽花把这事记在心里，在账本上单独列了一栏，用红笔写着“新顶棚基金”。

　　雨越下越大。省道上的积水漫过了路面，货车驶过的时候溅起半人高的水花。阿水伯说这种天气不会有客人了，让她早点回去。邱丽花把围裙挂好，从书包里拿出那本画着乌龟的英文课本——现在这本课本已经翻到了最后一课，书页的边角都被翻得起了毛，乌龟的眼睛被反复摩挲得褪了色，变成两个空洞的白点。

　　“我去冰果室。”

　　阿水伯挥挥手，意思是“知道了”。她走到门口的时候，阿水伯忽然叫住她。

　　“阿花，鳅哥最近是不是有心事？”

　　“怎么了？”

　　“没什么。就是觉得他最近来摊子上的时候，不太说话。”阿水伯把石灰桶的盖子拧紧，放在架子上，动作慢吞吞的，像是在边做边想，“以前他也不爱说话，但最近不一样。以前不说话是没什么想说的，现在不说话是有什么不想说。你能分出来吧？”

　　邱丽花站在门口，雨声填满了她的沉默。她当然能分出来。他只有在被什么事情压着的时候，才会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的频率变高。最近他在冰果室补习的时候，一节课要换七八次。

　　“可能是在想毕业考的事。”

　　她撑开伞，走进雨里。阿水伯在她身后嘟囔了一句什么，被雨声盖住了。她听不到，但她知道阿水伯大概在说什么。这个老槟榔摊主在金盆洗手之前也在道上混过。他看人的眼神，比他包槟榔的手艺还准。

　　冰果室的铁卷门半掩着。

　　才叔站在柜台后面擦杯子，看见她进来，朝角落那张桌子努了努下巴。才叔的表情有些微妙——不是担心，也不是高兴，而是一种“我知道他今天不对劲，你别惹他”的暗示。邱丽花收了伞，在门口抖了抖雨水，走过去坐在王鹏鳅对面。

　　他面前摊着英文课本，翻到最后一课。这页讲的是“未来式”——will和be going to的区别。课本上的例句被人用红笔划了线，空白处密密麻麻写满了中文注释。字迹是他的——横不平竖不直，力道忽轻忽重，像被海风吹得东倒西歪的电线杆。但她注意到，他把“I will go to Taipei”这句话圈了三次，最外圈那层笔迹是今天刚画上去的，墨迹还没完全干透，被指尖蹭花了一小块。

　　“你爸又找你了？”邱丽花问。

　　王鹏鳅没有回答。他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盯着课本上那一页，好像在钻研“be going to”的用法。但他的手指出卖了他——右手的食指在桌面上轻轻敲着，节奏是乱的。不是那种不耐烦的、快节奏的敲击，而是时快时慢，像是在脑子里反复排演同一段话却一直排不顺。雨声砸在铁皮屋顶上，把他的沉默衬得更沉。

　　“他说什么？”

　　“毕业后马上回去。”王鹏鳅的声音很平，但说到“马上”两个字的时候，手指的敲击停了一拍，“大湖帮上个月越界收了省道上三家槟榔摊的保护费。包括阿水伯隔壁那家新开的。王进发说再不动手，后港帮的招牌就要被人拆了。”

　　“那你跟他怎么说？”

　　“我说我还有毕业考。”

　　“然后呢？”

　　“他说考完当天就回去。”

　　雨声忽然变大了。冰果室铁皮屋顶上的排水管发出咕噜咕噜的吞咽声，把积蓄了一下午的雨水一股脑儿往地上倒。才叔在柜台后面把收音机调到了中央气象局的频道，女主播用平板的语调播报着豪雨特报，声音被雨声切得断断续续。

　　邱丽花沉默了一会儿。她的手指在英文课本的边角上轻轻摩挲着，摸着那只已经褪色的乌龟。去年冬天，她把这本书从学校图书馆借来的时候，乌龟还画得很清楚——圆圆的壳，四条短腿，尾巴打了个卷。现在它已经快看不见了，只剩两个空洞的白点和一圈淡淡的水笔轮廓。

　　“那我给你做考前冲刺。”她说，“最后九天。英文作文、数学方程式、国文默写。把所有可能考的都过一遍。你毕业考过了，拿到毕业证，驾照考试的笔试部分也能过——驾校笔试的国文程度跟国中毕业考差不多。两项都拿到，你跟你爸的约定就完成了一半。”

　　“另一半呢？”

　　“另一半是我说的。”邱丽花合上课本，看着他的眼睛，“你说过——台北的烤鱿鱼。不是问你爸答不答应，是你自己答不答应。”

　　王鹏鳅没有回答。他把课本翻回第一页，看着那一行用荧光笔画了又画、已经有点褪色的句子——“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这是他唯一一句发音完全标准的英文。不是因为他练得最多，是因为这句话是她在期末考作文里写过的。她写完之后，在槟榔摊上给他讲过这句话的意思——“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他把这句话又默念了一遍。然后拿起笔，在课本封面的内侧，用他那种歪歪扭扭的字迹，把这句话抄了一遍。英文字母一个都没错，大小写也对，只是“predict”的“i”和“r”黏在了一起，看起来像“pred ict”。

　　“开始吧。”他说。

　　毕业考前最后一周，邱丽花把自己的生活节奏压缩到了极致。她把槟榔礼盒的订单提前做完，跟林金发打了招呼，说这周不接新单。阿水伯二话不说准了她的假，还多塞给她几百块，说“鳅哥考毕业考是大事”。才叔把冰果室每天下午两点到四点的时段留给他们，那段时间店里最清净，连卖冰的小弟都不会来打扰。

　　她给他制定了详细的复习计划。周一到周三：国文默写和阅读理解；周四到周五：数学公式和方程式；周六：英文作文和听力；周日下午：总复习，查漏补缺。她把每一科的考点都整理成一张张巴掌大的手写卡片，用不同颜色的橡皮筋扎好。国文是蓝色的，数学是红色的，英文是黄色的。每张卡片上都只有最核心的内容——不是从参考书上抄的，是她自己先做了一遍历届毕业考题，然后把必考的知识点提炼出来。

　　第一天，国文。邱丽花发现王鹏鳅的默写能力比她想的好得多。他记不住英文单词，但对中文句子的记忆力惊人——一首七言绝句，他看两遍就能默出来。她说这是因为中文是他从小听到大的语言，肌肉记忆比视觉记忆更靠谱。他写字的姿势依然不太标准，握笔的力道太重，纸的背面全是凹痕，但每一个字都写得很认真，横平竖直，没有一个字是糊弄的。她翻着他默写的《春望》，忽然在最后一行停住了。他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破”字写错了，右边的“皮”多了一点，但她没有用红笔打叉，只是在旁边写了一行小字：“‘破’字的右边是‘皮’，没有那一点。但你的字写得比上学期好太多了。”

　　第二天，数学。这是最艰难的部分。王鹏鳅的数学基础停留在国小四五年级——分数和小数的运算勉强能做，但一到一元二次方程式就完全卡住了。邱丽花从最基本的代入法开始教，用槟榔摊的账目做例题——“一盒槟榔礼盒成本八十五，售价一百二，你卖二十盒的利润是多少？”这种题目他能算得飞快。但同样的题目换成“x²+5x+6=0，求x”，他就皱眉头。她耐心地讲了三遍，把每一遍都拆得更细、更慢。第四遍的时候，他忽然“哦”了一声，在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下了正确答案。

　　“你不是不会。你是没人这么教过你。”她说。

　　王鹏鳅没有说话。他低头看着自己写下的那个“x=-2”，用笔尖在数字外面描了好几圈，描成一个粗粗的黑点。

　　第四天，英文。在复习到“Wednesday”的时候，王鹏鳅终于拼对了。他把课本翻到单词表那一页，指着那个单词，语气平淡得像在说天气：“这个。我练了一百多遍。才叔可以作证，他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我在冰果室后门的墙上拿粉笔写这个。他说我把整面墙都写满了。”

　　邱丽花看着那个被拼对的单词。字母排列整齐，没有再写反“d”和“n”。她想起半年前第一次教他二十六个字母的时候，他把“Z”念成“二”，把“teacher”写成“老师傅”，把“school”写成“那个地方”。那时候她觉得他能考过毕业考就算奇迹了。现在他练了一百多遍，把一面墙写满了，就为了把一个单词拼对。

　　她把英文课本合上，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用牛皮纸包好的小包裹，放在他面前。包裹不大，巴掌大小，外面用麻绳扎了一个歪歪扭扭的蝴蝶结——她扎了好几次才扎成。

　　“什么？”

　　“毕业礼物。提前给你。我怕考完那天太忙了，没时间好好给你。”

　　王鹏鳅拆开牛皮纸。里面是一本新的英文词典，不是那种厚重的牛津词典，而是一本袖珍的、可以放进口袋里的小词典。封面是深蓝色的，书脊上印着“英汉双解小词典”的字样。她在扉页上写了一行字——“给王鹏鳅。1996年6月。台北见。邱丽花。”字迹跟她抄《致橡树》时一模一样——横平竖直，像是用尺子量过。但这行字的最后一个句号写得格外用力，墨迹在那个小圆圈里洇开了一小片，像是把很多没说完的话都压进了那个句号里。

　　王鹏鳅低头看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冰果室的吊扇嗡嗡转着，把他额前的头发吹得一晃一晃。他的表情被头发遮住了，但她看见他把烟从左边换到了右边，然后又从右边换回左边——手抬了两次，指间的烟始终没有点燃。

　　“还没考完呢。万一没过怎么办。”

　　“你一定会过的。”邱丽花说。不是安慰，不是鼓励。是笃定。就像她说“我考得很好”时一样的笃定。

　　六月十四日，星期五。国中毕业考最后一天。

　　台东的天气在这一天格外好。下了快两周的雷雨终于停了，天空蓝得像被洗过一样，太平洋上吹来的海风带着淡淡的盐味和野姜花的清香。操场上的积水还没全干，凤凰木被雨洗过的叶子在阳光下泛着油亮的光。

　　邱丽花一整天都心神不宁。上午的国文课，老师让她朗读课文，她把“夕阳西下”念成了“西洋西下”，全班哄堂大笑。阿珍用手肘捅了她一下，压低声音问她怎么了。她说没事。但她一上午看了不下十次手表——每一次都觉得分针没有动。中午吃饭的时候，她把便当里的卤蛋夹起来又放下，放下又夹起来，最后被阿珍抢过去吃掉了。下午第一节课，她把数学课本拿成了国文课本，老师站在她面前敲了三下桌子她才反应过来。

　　下午三点半，最后一科考完的钟声响起。

　　邱丽花坐在教室里，握着笔，盯着黑板上的考试日程表。三年级今天考的是英文和数学——王鹏鳅最弱的两科。英文本学期从头学起，数学方程式才刚找到感觉，这两科连在一起考，体力消耗最大，注意力最难保持。她不知道他能不能撑住，不知道他考试的时候有没有紧张到手抖，不知道他有没有把“Wednesday”的“d”和“n”写反，不知道作文题目会不会刚好是他唯一会写的那句“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

　　她等了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后，升学班加了一节自习课，老师说期末快到了，要抓紧复习。她坐在座位上，翻开课本，一个字都看不进去。窗外的凤凰木被风吹得沙沙响，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课桌上晃来晃去。她盯着那片光斑，忽然想起去年夏天在庙会上第一次见到他的场景——那时候他也是站在逆光里，她眯着眼，看不清他的脸，只看到一个高大的轮廓。

　　她把课本合上，呼地站起来，跟老师说肚子疼要去保健室，然后抓起书包跑了出去。阿珍在她身后喊了一句什么，她没有听见。

　　毕业班的气氛跟平时完全不同。三年级那栋楼里闹哄哄的，有人把考卷折成纸飞机从窗口扔出去，白色的纸飞机在操场上空盘旋了好几圈，落在湿漉漉的跑道上。有人站在走廊上大声对答案——“数学最后一题是不是3？”“不是吧，我算的是负2。”——然后互相推搡着笑骂对方不及格。有人从书包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拉炮，在走廊上砰砰砰地拉开，彩色的碎纸屑洒了一地，被风吹得满走廊飘。有人已经换上了便服，女生的裙子、男生的花衬衫，三三两两聚在教学楼门口合影留念。几个平时从来不哭的男生，肩膀互相搭着，眼眶红红的，嘴里骂着“靠北，终于毕业了”，但骂完之后又抱在一起哭。

　　邱丽花在人群里穿来穿去，找那个穿校服从来不好好扣扣子的身影。她的心脏跳得很快，比她自己考期末考时还快。路过三年级三班的教室时，她从后门的窗户往里看了一眼——桌椅已经搬空了，黑板上被人用彩色粉笔写满了毕业感言。有人在角落画了一只乌龟，旁边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英文字：“Goodbye and good luck——鳅哥的英文课代表留。”署名是竹竿，后面还画了一串笑脸。乌龟画得比去年课本上那只还丑，龟壳画成了方形，四条腿长短不一。

　　她笑了。然后她继续找。

　　她找到他的时候，他在天台上。不是她以为的地方——她以为他会在冰果室，或者在后门的围墙下面抽烟。但他在天台上。他大概是第一个考完出来的人，因为天台上只有他一个。他靠着那面半人高的围墙，嘴里叼着一根烟。这次是点燃的。烟雾被风吹散，他的表情看不清楚，但她能看到他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张纸。

　　“考得怎么样？”她走过去，站在他旁边。天台的门敞着，那把被他换过的铜挂锁挂在门把手上，在风里轻轻晃动。地上的烟头只有两根，比以前少很多——他在控制自己，连焦虑的时候都记得她说过的话。

　　“英文作文。”他把那张纸递给她。

　　邱丽花接过来。那是考卷的草稿纸，背面被他写满了。不是单词，不是语法。是一句话，写了整整一页。同一句话。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

　　他写了几十遍。有的字迹工整，有的字迹潦草——大概是在等交卷的空白时间里一遍遍写的。最下面一行，字迹最稳，力道最匀，没有一处涂改，连“predict”的拼写都没有错，大小写也全部正确。下面用铅笔画了两道横线，像是给这句话打了一个着重号。

　　“作文题目是‘My Dream’。我写了三句话就写不下去了。”他把烟灰弹掉，看着远处的海平线，“后来我把这句话写上去了。写了半页纸。不知道阅卷老师会不会给分。”

　　“会的。”邱丽花把草稿纸小心地折好，“这句话比你写的任何一篇作文都好。你说，你想去台北卖烤鱿鱼。这是你第一次写英文作文，写的是你的梦想。而且你没有抄课本——课本上的例句是‘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你是真的会了。”

　　王鹏鳅把烟头捻灭。天台的地上已经有几个旧烟头了，被雨水泡过，烟纸涨开，露出里面深褐色的烟丝。

　　“邱丽花。”

　　“嗯？”

　　“我十八岁才初中毕业。”他说，“跟我同一年进国中的人，现在都在念大学了。我连二十六个字母，是一年前才学会的。”

　　“那又怎么样。”邱丽花把手里的草稿纸折成一个小小的正方形，塞进他的校服口袋里，拍了拍那个口袋，“你十八岁国中毕业。你十九岁考到驾照。你二十岁学会烤鱿鱼。你二十五岁在台北夜市开自己的摊子。你已经比很多人都厉害了。我爸今年四十二，连戒酒这件事都才刚刚学会。你比他早了二十四年。你大哥三十岁，连一句英文都不会说。你比他早了十年。”

　　王鹏鳅沉默了一会儿。天台上的风很大，把他额前的头发吹得竖起来。他看着远处的海平线，太平洋的尽头有一艘货轮在缓缓驶过，船身被夕阳镀成金色。

　　“他在台北吗。”

　　“谁？”

　　“你上次说的。你妈。在台北嫁了开餐厅的人。”

　　邱丽花愣了一下。她不知道他为什么忽然问这个。她点了点头：“听邻居说的。不知道真假。”

　　“那我去台北，说不定能碰到她。”

　　“碰到她你要干嘛？”

　　“跟她说谢谢。谢谢她把女儿留在台东。”

　　邱丽花没有接话。她的手搭在围墙上，指节微微发白。过了很久，她把脸别开，声音很轻：“你这句英文没有语法错误。老师会给你分的。”

　　王鹏鳅没有追问。他只是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然后把邱丽花送的袖珍词典从口袋里掏出来。词典的边角被他用透明胶带仔细包过了——大概是怕放口袋里蹭坏。扉页上那行字还在，一个句号都没有少。

　　一周后，成绩出来了。

　　公告栏前人山人海，三年级的毕业生挤成一团，有人在欢呼，有人在叹气，有人把成绩单举过头顶从人群里挤出来，一边跑一边喊“我妈会杀了我”。竹竿带着一群小弟在公告栏前面开道，一个个凶神恶煞地推开前面的人，嘴里喊着“让开让开，鳅哥要看成绩”。但他们挤到最前面的时候，发现王鹏鳅根本没有跟他们一起挤。他站在人群最外面，嘴里叼着烟，没有点。

　　“鳅哥！”竹竿的声音从公告栏前传来，尖得破了音，“鳅哥！你过了！你全过了！英文六十二分！国文八十一分！数学刚好六十！你毕业了！”

　　公告栏前的人群忽然安静了一秒。然后所有人齐刷刷地回过头，看着人群最外面那个穿着校服、扣子只系了两颗、嘴里叼着没点燃的烟的人。他站在那里，被几十双眼睛盯着，脸上的表情纹丝不动。

　　他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又从右边换到左边。然后他转过身，双手插在裤兜里，朝校门口走去。

　　“鳅哥你去哪里？”竹竿在后面喊。

　　“冰果室。”

　　“去冰果室干嘛？”

　　“复习英文。”

　　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没有回头。竹竿挠了挠头，正要问“你都毕业了还复习什么英文”，被才叔从背后捂住了嘴。才叔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大概也是来看成绩的。

　　“你闭嘴。他不是去复习英文。”才叔看着王鹏鳅远去的背影，那个背影在夕阳里拉得很长，比三年前第一次走进阿才冰果室时更宽、更沉、更像一个大人了，但走路的姿势还是那副懒洋洋的样子，像是在跟整个世界赌气。才叔把手从竹竿嘴上松开，在裤子上蹭了蹭手心的汗，“他是去等阿花放学。”

　　七月，毕业典礼。

　　台东县立国中的毕业典礼在礼堂举行。那天早上又下了一场雨，但很快就停了。太阳从云层后面钻出来，把湿漉漉的操场照得像一面巨大的镜子。凤凰木上挂着雨珠，每一颗都折射着七彩的光。礼堂里挂满了彩带和气球，家长席上坐满了人，有的妈妈捧着花束，有的爸爸举着相机。台上校长正在致辞，语速一如既往地慢，每句话之间的停顿够学生们打完一轮瞌睡。台下毕业班的学生们穿着熨得笔挺的制服，排排坐着，有人眼眶红了，有人悄悄在下面传纸条。

　　王鹏鳅坐在最后一排最角落的位置。校服扣子难得全部扣上了，但领带歪歪扭扭的——竹竿帮他打的，打了好几遍都没打对。他的头发刚理过，耳朵后面剃得很短，能看见头皮。竹竿说毕业典礼要精神点，硬把他拖去了庙街的理发店。他坐在角落里，手里没有烟。这大概是他在学校里待了这么多年，唯一一次把烟留在了校门外。

　　家长席的最后一排，坐着几个不应该出现在学校礼堂里的人。才叔穿着他唯一一件没有油渍的白衬衫，袖口的折痕还是新的——大概是刚从包装袋里拆出来。阿水伯系着围裙就来了，围裙上还有石灰的印子，他手里捧着一束花——不是花店买的，是从自家后院砍的几枝九芎花，用牛皮纸和麻绳扎在一起，纸边剪得不太齐，麻绳的结打成了死疙瘩。竹竿带着一群小弟挤在家长席后面的走道上，穿得比参加庙会还隆重，头发用发胶抹得锃亮。有人手里举着一张自己画的横幅，上面写着“鳅哥毕业快乐”，字是用彩色粉笔写的，笔画粗细不匀，“乐”字的最后一点拖了老长，底下画了一只乌龟。

　　林金发也来了。他把货车停在礼堂外面，引擎没熄，人站在门口，手里举着一台傻瓜相机。阿旺叔站在他旁边，手里捏着一包纸巾。

　　邱丽花坐在家长席的第三排，挨着阿水伯。她今天穿的是阿水伯送的那件淡蓝色针织开衫。她把头发扎起来了，辫子扎得比平时高，刘海也撩上去了，露出整张脸。她胸前别着两个徽章——一个是学校的校徽，一个是那枚九芎花。阿嬷也来了，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一条薄毯，邱火旺站在轮椅后面。邱火旺穿了一件干净的格子衬衫——这大概是十几年来他最体面的一件衣服。他的腿还是瘸的，但他站在轮椅后面，双手扶着阿嬷的肩膀，站得很稳。

　　校长念到三年三班的时候，轮到王鹏鳅上台领毕业证。司仪念出他的名字时，话筒忽然啸叫了一声，尖锐的回授音刺得所有人捂住了耳朵。竹竿后来跟人说，那是话筒知道鳅哥要出场了，吓的。台下安静了半秒，然后爆发出一阵比任何优秀毕业生都响亮的欢呼声。

　　王鹏鳅站起来。他从座位走到台上的这段路，走了整整五年。有人鼓掌，有人吹口哨，有人站起来喊“鳅哥好样的”。他面无表情地走上台，从校长手里接过毕业证书。校长把证书递给他之后，多看了他一眼——大概是在确认这个在朝会上被点了无数次名的名字跟眼前这个人是不是同一个。然后校长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手来。

　　王鹏鳅握住了。台下又是一阵尖叫，竹竿的嗓子在这一声里彻底劈了，横幅差点被他甩飞出去。

　　他转过身，面对台下。他的目光在人群里搜寻，然后停在了邱丽花身上。她坐在第三排，仰着头，眼睛亮晶晶的。她胸前那枚九芎花的徽章在礼堂的灯光下泛着淡淡的银光。他看着她，然后举起手里的毕业证书，朝她的方向微微点了一下。

　　那个动作很轻，轻到除了她之外大概没有人注意到。但邱丽花看到了。她也点了下头，然后低下头，把脸埋在阿水伯送的那束九芎花里，肩膀轻轻颤了一下。阿水伯在旁边假装在看校长，手里攥着一张揉成团的纸巾。阿嬷坐在轮椅上，枯瘦的手指攥着毯子边，嘴唇翕动了一下，声音轻得只有她自己听得见——“他毕业了。”邱火旺在阿嬷身后微微弯下腰，凑到阿嬷耳边重复了一遍：“阿母，他毕业了。”

　　竹竿吹了一声响亮的口哨，被才叔一巴掌拍在后脑勺上，但才叔自己也没绷住，笑着笑着就背过身去抹眼角。林金发在门口举起傻瓜相机，对着台上的鳅哥连按了好几下快门。闪光灯亮了一次又一次，把他的轮廓一张张定格在底片上。

　　毕业典礼结束后，大家在海边的秘密沙滩上办了一个小小的庆祝会。没有篝火——夏天太热了。竹竿搬来了几箱汽水和啤酒，才叔把冰果室的刨冰机又搬来了，阿水伯煮了一大锅绿豆汤。林金发用货车拉来了烤架和半头猪，说是旅行社老板赞助的。阿旺叔带来了一整箱早上刚摘的释迦，个头比市场上卖的还大。小弟们把西瓜泡在海水里冰镇，捞上来切开的时候，刀刃刚碰到瓜皮瓜就自己裂开了，红瓤在夕阳下冒着凉气。

　　邱丽花坐在礁石上，看着王鹏鳅被竹竿他们围着灌汽水——他坚持不喝酒，因为答应了阿嬷。竹竿端起一杯啤酒碰他的汽水瓶，汽水溅出来洒了他一手。王鹏鳅难得没有骂人，只是用湿淋淋的手在竹竿后脑勺上拍了一巴掌。竹竿一边躲一边举着汽水瓶喊：“敬鳅哥！国中毕业！毕业证书是拿到手了，接下来——”

　　“驾照。”王鹏鳅说，“下个月考。”

　　“考驾照干嘛？”

　　“去台北。”

　　沙滩上忽然安静了。竹竿把举到嘴边的啤酒瓶放下来，其他小弟也停下了手里烤着的花枝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面面相觑。竹竿张了张嘴，把没问出口的话咽回去了——“你不是要回后港帮吗？”他没问，因为他知道鳅哥的回答一定不是他想听的。

　　王鹏鳅没有解释。他端着汽水瓶走到礁石边上，站在邱丽花旁边。她侧过身，礁石很宽，两个人并肩站着。夕阳已经沉到了海平线以下，只剩最后一抹橘红色的余光涂抹在云层底部。海水从金色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墨黑。远方的渔火亮起来了，一颗一颗，像有人在海上撒了一把碎星星。

　　“九芎花。”邱丽花手里还拿着阿水伯扎的那束花，低头看着白色的小花瓣，“你小时候在后山看到的，是这种吗？”

　　“是。后山上有几棵老九芎，长在石头缝里，台风打不倒。有一年台风把堂口后墙吹倒了，那几棵九芎连根都没动一下。”他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没点，“我没告诉你——那个徽章，其实不是我妈妈的。”

　　邱丽花转过头看他。

　　“那是我在堂口仓库的抽屉里翻到的。优秀员工徽章是真的，后港帮以前有纺织厂也是真的。但那个抽屉不归我妈——纺织厂的旧物早在她跑路那年就被王进发清理干净了。翻到它的那天下午，我在堂口待了很久。王进发在隔壁房间跟人谈事情，我坐在仓库地板上，从一堆废纸箱底下翻出了这个。不认识它的主人是谁，可能是某个纺织厂的女工，早就不在了。我妈留给我的只有那个字条——‘这是你儿子’。那张字条我早扔了。”

　　他顿了顿，把烟夹在指间，看着那颗橘红色的太阳没入海平面以下最后一丝余烬。

　　“但我想送你一个东西。不是买的，不是借的，是跟我有点关系的。那个徽章是我这辈子第一次翻仓库翻出来的东西。我想让你带着它去台北。”

　　邱丽花低头看着胸前的九芎花徽章。铁片在暮色中泛着暗淡的银光，花瓣磨得几乎平了，叶子的锯齿还清晰可辨。

　　“所以它跟后港帮没有关系。跟那个纺织厂女工也没有关系。”她用手指轻轻摩挲着徽章边缘磨旧的漆面，“它就是你的。”

　　“嗯。”

　　“那我带着它去台北。”

　　她转过头看着他。暮色把他的侧脸切成明暗两半，眉骨上的疤在阴影里几乎看不见。他在看海，她在看他。

　　“王鹏鳅。”

　　“嗯。”

　　“你答应过我的——台北。不是台北的后港帮，不是台北的大湖帮。是台北的庙东夜市。”

　　“嗯。”

　　“鱿鱼要先学会怎么烤。不能烤焦了。台北人嘴刁。”

　　“嗯。”

　　她顿了一下，把手里的九芎花分了一半，递到他手里。那一半只有三枝，花瓣被风吹掉了两朵，剩下的几朵蔫蔫地垂着头。

　　“给你。你给我的九芎，现在还你一半。你先带去后港帮。等你去台北的时候再还给我。”

　　王鹏鳅低头看着那三枝九芎花。花茎被她握得温热了，麻绳上还沾着阿水伯石灰桶里的石灰印。他把花小心地放进毕业证书的纸筒里，纸筒内侧的硬纸板刚好护住花枝，花瓣不会被压坏。

　　天色完全黑了。沙滩上的庆祝还在继续，竹竿在跟阿旺叔掰手腕，两个人都涨红了脸，林金发在旁边当裁判，吹了三次黑哨。才叔用刨冰机做了好大一碗红豆牛奶冰，撒了比平时多一倍的红豆。阿嬷坐在沙滩上的折叠椅里，腿上盖着邱火旺的外套，正在喝绿豆汤。阿水伯站在她旁边，弯着腰给她讲今天毕业典礼上校长念错鳅哥名字的糗事。阿嬷笑得呛了一口绿豆汤，邱火旺连忙递纸巾，递完之后自己也笑了。

　　邱丽花看着那群人，忽然觉得这个画面应该被拍下来。她跑去找林金发借了相机，把镜头对准沙滩上那群人——阿水伯弯腰站在阿嬷旁边，阿嬷嘴角挂着绿豆汤的汤渍正在笑，邱火旺一手递纸巾一手在擦自己眼角，才叔专心致志地挫冰，冰花溅起来被闪光灯照成一团白雾，竹竿和阿旺叔还在僵持，两个人的脸憋得像庙会上的红龟粿。她按下快门。

　　她往后退了几步，想找一个能拍到全景的角度。礁石、沙滩、篝火、人群。她要把这张照片带去台北。在退到礁石边上时，她忽然想起一件事，转身跑回放书包的地方，从书包里翻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给你的。毕业礼物。”

　　王鹏鳅接过信封。里面是一张照片——去年除夕在海边拍的，用的是林金发的傻瓜相机。照片里他站在烧烤架前，正在翻那条被他烤焦的鱼。火光映在他脸上，把那双沉黑的眼睛照得很亮。照片背面写了一行字，字迹跟《致橡树》一模一样。

　　“给王鹏鳅。国中毕业，1996年7月。台北见。邱丽花。PS：这条鱼你烤焦了。”

　　他看完，把照片翻过来又翻过去，然后把照片放进了那本袖珍词典的扉页里。照片的大小刚刚好，正好遮住她写的那行字，但遮不住那个用力过猛的句号——句号洇开的那一小片墨迹从照片边缘露出来，像一个被压扁的、不肯消失的月亮。

　　几天后，暑假正式开始了。

　　省道上的温度计在某天下午飙到了三十八度，柏油路面被晒得冒出了油光。林金发说这是他跑车二十年来最热的一个七月。槟榔礼盒的订单在这个月达到了最高峰——暑假是旅游旺季，旅行社那边催货催得一天三通电话。邱丽花把开学前的时间几乎全部投入在槟榔摊。她把操作台当成流水线，设计了分工流程：阿水伯负责选槟榔和调石灰，她负责包装和写字，竹竿和几个小弟被她拉来当免费劳动力——负责裁纸、折盒、搬货。竹竿一边折盒子一边嘟囔“我一个后港帮的在这帮人折纸盒，传出去怎么混”，但手上的活从来没停过，折坏一个还知道主动返工。她甚至在庙街上发展了两个固定的下游分销点——一个在阿才冰果室门口（才叔不收摊租，条件是每个月送他两盒自己嚼），一个在省道加油站旁边的小卖部。小卖部的老板娘是个外配，越南人，嫁来台东十几年了，国语说得比当地人都溜，看了邱丽花做的礼盒之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代销，说“这包装比我老公在胡志明市买的伴手礼还好看”。

　　阿爸也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不是码头的苦力——他的身体已经扛不住那种活了。是林金发介绍的，在货运公司的仓库里做夜班管理员。活不重，就是守夜、登记进出车辆、喂仓库里的两只虎斑猫。邱火旺从下午六点待到早上六点，下了班回家正好给阿嬷做早饭。他学会了煮粥、蒸蛋、炒高丽菜——最简单的几样菜，每一道都是邱丽花手把手教的。出院后他再也没有碰过一滴酒。有一次仓库卸货的司机递给他一罐啤酒，说“老邱，天热，来一罐”，他把啤酒接过去，在手里掂了掂，然后放回了司机的车斗里。他掂罐子的那只手在发抖，但放回去的动作没有犹豫。这件事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但林金发看见了，然后告诉了阿旺叔，阿旺叔又告诉了阿水伯，阿水伯在槟榔摊上说漏了嘴。

　　邱丽花听到的时候，正在画礼盒上的槟榔树。她的笔顿了一下，把树冠多画了一片叶子。那片叶子的纹路，画得比之前任何一片都好。然后她低下头继续画，什么都没有说。

　　八月中旬，王鹏鳅拿到了驾照。

　　他去监理所考试那天，谁都没告诉。一个人骑着机车去了台东监理所，笔试满分，路考一次过。考官说他“技术娴熟，但骑得太快”，在成绩单上扣了两分。他把驾照拿回来的时候，第一个给邱丽花看。两个人站在槟榔摊门口，她拿过那张塑胶卡片看了又看——上面有他的照片，照片里的他没有叼烟，头发梳得很整齐，嘴角没有笑，但眼神比以前柔和了一些。不像深海里的鱼了，更像终于游到了浅海、看见光的人。

　　“现在你可以合法骑机车了。”她把驾照还给他。

　　“嗯。”

　　“去台北也可以骑。”

　　“台北用不到机车。台北有捷运。”

　　“你怎么知道台北有捷运？”

　　“阿发叔上次从台北回来，说台北人在地下坐火车。叫捷运。”他顿了顿，把驾照塞进皮夹里，“烤鱿鱼的摊子不需要机车。摊子是要推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随意，但他的手指在皮夹边缘停了一秒——那是新皮夹，才叔送他的毕业礼物。皮夹里夹着她写的那张借据，借据上的数字从九千变成了一万两千，又从一万两千变成了一万五。每一笔都有日期，每一笔后面都有括弧备注——“住院费”“阿嬷的药”“礼盒原材料垫款”。最新的一笔备注写着：“利息再扣一百。英文及格。”

　　八月底，台风又来了。

　　这次台风比去年那次更大。气象局说是中度台风，但从太平洋上扑过来的势头像一头失控的巨兽。省道封了，庙街的摊贩全部收了摊，家家户户门窗紧闭。铁皮屋在风中摇摇晃晃，阿嬷说这个声音跟去年的不一样——去年是敲鼓，今年是有人在用铁锤砸墙。邱丽花把阿嬷的轮椅推到屋子最中间的角落，用棉被把窗户堵死，又往窗台上多压了几块砖。

　　台风过后的第二天早上，邱丽花推开铁皮屋的门。巷子里全是断枝和碎瓦，阿水伯槟榔摊门口的风铃被吹掉在地上，贝壳碎了好几片。她弯腰把没碎的贝壳捡起来放在窗台上，准备等阿水伯来了再帮他串回去。

　　王鹏鳅出现在巷口。他的机车停在巷口外面的大路上，引擎没熄。雨还在下，是台风过后那种细密的毛毛雨，他的头发和衣服全湿了，裤腿上全是泥。他看着邱丽花，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

　　“我昨天去堂口了。”

　　邱丽花站直了身子。手里还攥着那几片碎掉的贝壳，碎片的边缘硌得她掌心有点疼。

　　“王进发说大湖帮的人上个月越界收了省道三家槟榔摊的保护费。阿水伯隔壁那家高雄人开的槟榔摊被砸了玻璃——他们老板不肯交双份，说交了后港帮的还要交大湖帮的，哪有这种道理。大湖帮的人就把他橱窗砸了。隔壁摊的阿香妹吓得不干了，说裙子再短也顶不住玻璃碴子。”他的声音很平，跟去年在天台上讲他妈妈回来时一样平，“昨晚大湖帮在省道边上贴了新的告示，说从九月起，省道以南全部是大湖帮的地盘。包括这条巷子。”

　　邱丽花的手指慢慢收紧了。

　　“你要提前回去了。”

　　这不是一个问句。

　　“明天。”

　　“一年之约还差不到一个月。”

　　“等不了了。老头子昨晚血压飙到两百二，被送去了医院。大哥已经背着老头子私底下跟大湖帮的人见面了——他准备把省道沿线的地盘让出去，只求保住后港帮的堂口。等我回去，不是接班，是跟大湖帮打、跟我大哥打。先跟我大哥打，再跟大湖帮打。也可能两边一起打。”

　　“那毕业证呢。”

　　“拿到了。”

　　“驾照呢。”

　　“也拿到了。”

　　“英文呢。”

　　“还在学。”

　　雨停了。巷子里的积水上漂着被台风打落的树叶。隔壁家的黄狗从骑楼底下钻出来，抖了抖身上的水。

　　邱丽花把手里的碎贝壳小心地放在窗台上，然后转过身来面对他。她的眼眶红了，但她没有让眼泪掉下来。跟去年在槟榔摊上被刀片割破手时一模一样——咬着嘴唇，忍着。那时候他问她“手怎么回事”，她说“没什么”。现在他还没开口，她已经知道他要说什么了。但她也在等他告诉她，不是从别人嘴里听说，是他自己来说。

　　“那你去吧。”她说，“你不是凌霄花，不用攀任何人的高枝。后港帮是你爸的烂摊子，不是你的。但你想替他收拾，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不是因为你姓王，是因为你欠他的——不是因为他是你爸，是因为你想证明你比他所有的儿子都强。”她深吸一口气，“你去证明。证明完了，回来。”

　　王鹏鳅看着她。她站在铁皮屋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T恤，头发被台风过后的雾气打得微湿，手里还攥着那片碎贝壳。她今年十四岁，但说出来的话像一株被台风反复吹倒又站起来的九芎。他想起去年夏天的庙会，她扯着他的袖子喊“不给就不许走”。那时候她才十三岁，浑身土气，狼狈寒酸，但眼睛里的光跟现在一模一样。

　　“台北的烤鱿鱼摊，位置给我留着。”他说。

　　“我给你留最好的位置。庙东夜市入口第一家。就在捷运站出口对面。人流量最大。租金可能贵一点，但你英文及格了，能多赚外国人的钱。”

　　“好。”

　　“王鹏鳅。”

　　“嗯。”

　　“我等你。”

　　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眼泪终于掉下来了。但她没有擦，就让它挂在脸上，被台风过后的第一缕阳光照得发亮。不是“别走”，不是“带我去”，是“我等你”。不是凌霄花的攀援，是木棉站在橡树旁边，各自扎根，各自生长，根系在地下相握。

　　“我知道。”他说。

　　然后他跨上机车，引擎发出一声低吼。他最后看了她一眼——她站在铁皮屋门口，窗台上搁着那几片碎掉的贝壳，书包上别着那枚九芎花的徽章。她没有追上来，只是站在那里，站得笔直，像一棵被海风吹得微微倾斜、但根深叶茂的小树。

　　他拧了一下油门，机车消失在巷口的拐角处。这一次他没有回头。因为他不敢。他怕自己一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

　　邱丽花站在原地，看着尾灯一点一点消失。巷子里的积水映着天空，云正在散开，露出一小块一小块的蓝色。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那个牛皮纸信封——她给他的毕业礼物。那张烤焦了鱼的照片背面，她在写“台北见”的时候，其实有一句话她写上去又涂掉了。涂得很用力，黑乎乎的一团，把纸张都擦出了一道毛边，什么也看不清。她不知道他有没有把照片举起来对着光看过，有没有透过那团黑色辨认底下的字迹。

　　那句话是——“不管多久。”

　　她把碎贝壳一片一片捡起来，放进围裙口袋里。阿水伯的风铃可以重新串起来。贝壳碎了，但线还在。

　　八月三十一日，暑假的最后一天。

　　邱丽花在槟榔摊里整理账本。她把过去三个月的账目重新誊写了一遍，收入比去年翻了三倍——礼盒的利润占了大头，下游的分销点每个月都有稳定的回款。阿爸的工资虽然不多，但够他自己的医药费和家里日常开销。低收入户补助上个月终于批下来了，附带着一张健保卡续期的确认单。她把所有债务列了一张清单——阿珍和同学们的五百块（已还）、阿旺叔垫的挂号费（已还）、林金发借的应急钱（已还）、才叔的九千块（待还，但这个数字她知道是王鹏鳅借的，不是才叔）。每一笔账后面都有一个日期，每一笔已还款后面都有一个勾。

　　“阿伯，我有个事跟你商量。”

　　阿水伯正在擦操作台，闻言抬起头。

　　“我想把礼盒的生意正式注册。叫‘阿水伯槟榔’。商标就用您那个橡皮章。经营权归您，我负责设计和销售。等我去了台北读书，可以在台北跑业务——林金发大哥说他在台北认识很多做伴手礼的店家。货还从台东出，您在这里做，我在那里卖。利润对半分。”

　　阿水伯沉默了一会儿。他把手里的抹布放下，走到后院，站在那棵老九芎树下面。树枝上还挂着台风过后的水珠，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九芎的花期已经过了，但叶子还是绿油油的，树皮剥落的地方露出底下光滑的新皮，灰白相间，像一幅天然的山水画。

　　“你要去台北？”他背对着她，声音有点沙哑。

　　“嗯。我要考师大。公费的，不用交学费。”邱丽花走到他旁边，“但还有两年多。我要先考高中，再考大学。阿伯，你教我包的槟榔，我不会丢。到了台北，我还做这个。只是不在操作台前做——我在桌子前面做。设计包装、跑客户、谈订单。阿伯，您知道‘品牌’是什么意思吗？”

　　阿水伯转过身看她。这个老人，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年轻时在道上混，后来金盆洗手开了槟榔摊，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每天洗荖叶、调石灰、包槟榔，做到做不动为止。他从来没想过他的槟榔有一天会卖到台北去，更没想过他的橡皮章会变成商标。

　　“我不懂什么品牌。但我知道你的主意没错过。”他看着邱丽花，老眼有点发红，眼角的皱纹在阳光下像晒干的海带丝，“从你第一次跟我说要做礼盒，到今天刚好半年。半年里你让我这个老头子赚了比过去三年都多的钱。我不是说钱——我是说，你让我觉得我这摊子不是个破摊子。它是个……它是个你刚才说的那个什么来着。”

　　他搓了搓手背上的老年斑，像是给自己打气。

　　“品牌。阿伯，它是个品牌。”

　　“对。品牌。阿水伯槟榔。”他把这四个字念了一遍，声音很轻，像是在掂量一个贵重物品的重量，然后又念了一遍，更响了，“阿水伯槟榔。你到了台北，记得把牌子挂在店里。挂得高一点，让那些台北人也看看，我们台东的槟榔不比谁差。”

　　邱丽花把账本合上，站起来，走到后院的那棵九芎树下，伸手摸了摸树干。树皮粗糙而温热，被太阳晒了一整天，摸上去像人的体温。她仰头看着树冠，阳光从叶子缝隙里漏下来，落在她脸上。

　　“阿伯，这个商标我不但要挂在台北的店里，我还要在盒子上印英文。Betel nut。”

　　“对。Betel nut。鳅哥教的。”阿水伯也笑了，笑完之后转过身去继续擦操作台。他擦了一遍又一遍，把台面上已经干了的石灰印擦得干干净净，然后拧开水龙头洗抹布，把头埋得很低，不想让阿花看见他的脸。

　　九月一日，开学日。

　　台东县立国中的校门口又热闹起来了。新生穿着崭新的制服，背着新书包，怯生生地站在校门口东张西望。家长们蹲在地上给小孩整理衣领，嘴里念叨着“要听老师的话”。凤凰木的叶子还是绿的，但枝头上已经开始冒出细小的花苞——再过几个月，整棵树就会变成一片火红。

　　邱丽花站在校门口，穿着国二的新制服。制服比去年那件大了一号——阿嬷说她在长身体，买制服的时候特意让老板娘多放了两寸。她胸前的名牌上还是印着那三个字——“邱丽花”。书包上还是别着那枚九芎花的徽章。

　　她站在校门口，没有马上进去。她的目光穿过操场，看向三年级那栋楼。三年三班的窗户敞开着，窗帘被风吹得飘起来，像在跟她招手。去年这个时候，她站在同一扇窗户底下，踮着脚尖找那个叼着烟的高大身影。今天是开学日，三年级的教室里坐满了新生，没有一个留级了三年的老学生了。

　　竹竿从校门口探出头来，手里拎着两个书包——一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空瘪的，大概是替谁领的新书。他的头发剃短了，露出后脑勺一颗圆圆的旋。他朝邱丽花挥了挥手，书包带子差点打到旁边的新生。

　　“阿花！鳅哥让我告诉你——他在堂口安顿好了。他大哥被老头子发配去管后山的养鸡场了，这几天都回不来。让你好好读书，别担心他。还有——他让你帮忙检查一下他的英文作业，说过几天让人带来给你。他说他自己查了一遍，但‘Wednesday’还是不确定拼对了没有。”

　　邱丽花接过竹竿递来的那本画着乌龟的英文课本。竹竿朝她挤挤眼睛，背着他自己的书包跑进了校门。她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把课本翻开到第一页——那只褪了色的乌龟还在原来的位置，封底内侧他写的“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多了一个括弧备注，看墨迹是最近才加上去的：“（邱丽花教的。）”

　　她笑了一下，把课本装进书包，走进了校门。

　　课堂上，邱丽花坐在国二升学班的教室里，翻开崭新的国文课本。第一课是一首唐诗，李白的《行路难》。国文老师站在讲台上，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标题，然后转过身来。

　　“同学们，新学期第一课，我们来学李白的《行路难》。大家先默读一遍，看看能不能理解诗人想要表达的情感。”

　　邱丽花低头看着课文。她的目光落在那几行字上，手指不自觉地在桌面上轻轻画着横线。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她在“长风破浪会有时”这句上停了很久。然后她拿起笔，在课本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王鹏鳅，今天学的新诗。很难，但最后一句很好。你也读一读。”写完之后她愣了一下，把那一行用铅笔轻轻划掉了。因为他现在不在冰果室等她放学了，她没法把课本推给他看。但划到一半她又停住了——划掉的痕迹很轻，底下那行字还能看清楚。她想了想，没有擦干净。留着吧。

　　窗外，凤凰木的叶子被风吹得沙沙响。九月的第一天，天空很蓝，蓝得像被水洗过一样。远处的海岸山脉在晨光里泛着淡淡的紫色，像一幅没有裱框的水墨画。

　　她的书包里，那张传单残片还在国文课本里夹着。传单正面“巨人补习班”的字迹已经模糊了，反面的《致橡树》还在——“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旁边多了一张新的卡片，是阿水伯今天早上塞给她的，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一行字——“阿花。商标的事，我想好了。就叫‘阿水伯槟榔’。你帮我画个新商标，要比上次那个槟榔树画得更好看一点。不急，你什么时候有空什么时候画。阿伯。”

　　她把那张卡片也夹进了国文课本里，跟传单残片、货车司机的名片、升学班课表、阿珍那张写满捐款人名字的纸条放在一起。

　　放学后，她骑车去了海边。

　　不是那片秘密沙滩——那里太远了，天黑前赶不回来。是省道旁边那片礁石区，他第一次带她看海的地方。她把脚踏车停在路边，踩着礁石走到最靠近海水的位置。涨潮了，浪花拍在礁石上，溅起白色的泡沫落在她的鞋面上。

　　她从口袋里掏出那张传单残片。纸张已经被折叠了无数次，边角全裂了，字迹褪了色。但她还能看清那句诗——“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她对着海风把这句话念了一遍。然后她把传单重新折好，放回口袋。

　　邱丽花转过身，礁石上刻着的字迹在斜阳下泛着淡淡的光，已经不太看得清了，但她记得每一个笔画。她走回脚踏车旁边，跨上去，链条嘎吱响了一声。她的腿现在够得着地面了，不需要再踮着脚尖。

　　她没有回头。海风从背后吹来，把她的辫子吹得飘起来，像一面小小的旗。

　　（第十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