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听风海是咸的》美女邱莹莹

8、第 8 章

　　第八章寒假

　　一月中旬，寒假开始了。

　　台东的冬天在这一年格外温和。寒流过后，气温回升到了二十度上下，海风吹在脸上凉丝丝的，不刺骨，反倒像一把看不见的梳子，把人的困倦和疲惫都梳走了。邱丽花在放假前一天拿到了升学班的课表——下学期的课比上学期多了三门，周六上午还要加课。她把课表折好夹进国文课本里，跟那张传单残片和货车司机的名片放在一起，像在攒一叠通向台北的通行证。

　　寒假的第一天，邱丽花一早就去了槟榔摊。阿水伯说寒假期间槟榔摊的生意会好很多，因为跑长途的司机多了。阿水伯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一边给荖叶分拣，一边跟她说，元月的槟榔最贵，每包能多赚两块，这两个月做好，能顶淡季三个月的收入。

　　“阿花，”阿水伯犹豫了一下，“你要是忙得过来，我想让你学怎么跟司机打交道。这摊子以后……我也不可能一直守着。你看我这腰，今年比去年又弯了。”

　　邱丽花正在洗荖叶的手停了一下。她知道阿水伯没有儿女，老伴走了之后，这个槟榔摊就是他唯一的牵挂。他说“以后”，不是指明天，也不是指下个月。是指他不在的那一天。她不知道怎么回答，只是把荖叶洗得更认真了，每一片都对着光看，有虫眼的挑出来搁在一边。

　　“阿伯，您腰不好，今天荖叶我来搬。您坐在门口收钱就行。”

　　阿水伯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把收音机调到了台语老歌的频道。陈小云的《爱情的恰恰》沙沙地从喇叭里传出来，在清晨的庙街上飘得很远。

　　邱丽花在槟榔摊忙到中午，回家给阿嬷做了午饭，喂阿嬷吃完，又把晚上的菜洗好切好搁在灶台上。然后她换上干净的衣服，把那本画着乌龟的英文课本塞进书包里，骑着脚踏车出了门。

　　她在庙街口跟王鹏鳅约好了。寒假补英文。

　　这件事是她提的。期末成绩出来后没几天，她在槟榔摊上把一本借来的国一英文课本放在他面前，说：“寒假我帮你补英文。你上次不是说要拿毕业证吗？毕业考英文不及格可不行。你总不能在考卷上画乌龟吧——那只乌龟还画得不像。”

　　王鹏鳅叼着烟看了她半天，然后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你寒假不用打工？”

　　“早上在槟榔摊，下午有空。你有空吗？”

　　他没有说有空，也没有说没空。但寒假第一天下午一点，他的机车准时出现在了庙街口。

　　补习的地点选在了阿才冰果室。才叔听说鳅哥要补英文，先是以为自己听错了，然后大笑了三声，把角落那张最大的桌子留给他们，还免费供应养乐多——“鳅哥念书，我这个做阿叔的不能小气，传出去庙街上哪个人信？”

　　那张桌子靠着墙，面朝门口，跟王鹏鳅平时坐的位置只隔了两张桌子。但今天他不是来抽烟发呆的。邱丽花把英文课本摊开，翻到第一课。课本是借来的，上学期用过的旧书，书页上还有前任主人用荧光笔画的重点和空白处歪歪扭扭的中文注音——“good morning”旁边写着“古的摸你”。

　　“今天学这个。”她指着课本第一页的对话，“‘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这是英文里最基本的问候语。人家问你好不好，你就说我很好，谢谢你，你呢。”

　　王鹏鳅低头看着那几行字母，表情像是在看一堆蚯蚓打架。他把烟叼在嘴里，没点。这是他在槟榔摊养成的习惯——操作台上有荖叶和石灰，她手上有刀疤，后来他在她面前就不点烟了。

　　“How……are……you.”他一字一顿地念出来，发音生硬得像在用台语的音调套英语的单词，把“How”念得像台语的“好”。

　　“‘How’的发音要再轻一点，”邱丽花纠正他，“不是‘好’，是‘How’——嘴巴张开一点。”

　　“‘How’。”

　　“好一点了。再来一遍。‘How are you?’”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王鹏鳅沉默了两秒。然后他抬起头，一脸不耐烦：“为什么一定要问回去？人家好不好关我什么事。在庙街上问‘你好不好’，下一句就是‘借钱’。”

　　邱丽花深吸一口气：“因为这是课本上的对话。考试会考。你先背下来再想别的。”

　　“考试会考这个？”

　　“国中毕业考会考。”

　　他皱着眉，低头继续看课本。嘴唇翕动着，无声地重复那几个单词，像是在心里默默反驳着什么。他的手放在桌上，手指无意识地比划着字母的形状——那只手拧断过别人的手腕，现在在桌上画着“H”的笔画。

　　“I am fine，thank you。And you。”他终于把整句念出来了。还是带着台语腔，还是硬邦邦的，但比刚才好了很多。至少“fine”没有念成“饭”。

　　邱丽花笑了：“你念对了。”

　　王鹏鳅看着她脸上的笑，把课本翻到了下一页。

　　冰果室外面，庙街的寒假午后懒洋洋的。有几个隔壁班的小弟路过，从玻璃门外面看见鳅哥在念英文，其中一个“噗嗤”笑出声来。王鹏鳅头都没抬，抬手朝玻璃门的方向弹了一下。那个小弟的笑容瞬间冻在脸上，捂着嘴一溜烟跑了。才叔在柜台后面假装在算账，肩膀一耸一耸的。

　　补习持续了四十分钟。到后面，王鹏鳅的耐心显然快要耗尽了。他念“goodbye”的时候把课本合上，站起来说今天就到这里，明天再说。邱丽花也没有勉强他。四十分钟，对于一个连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的人来说，已经很难得了。

　　第二天，他准时到了。

　　第三天，他也来了。

　　第三天学的是数字和颜色。第四天学的是自我介绍——“My name is Wang Pengqiu。”他把“Pengqiu”念了三遍都没念对，因为“q”的音他总是发不出来。邱丽花把手指放在自己嘴唇前面，让他看舌头的位置，他看了半天，试了第四遍，终于把“q”的音从喉咙里挤了出来。

　　“My name is Wang Pengqiu。”他把句子完整地念了一遍，然后立刻加了一句，“这句我一辈子都用不上。”

　　“你怎么知道？万一以后你去——”邱丽花说到一半，把“台北”两个字咽了回去。王鹏鳅看了她一眼，没有追问，只是把课本翻到了下一页。

　　从第四天开始，来冰果室“路过”的小弟越来越多。有的假装来买冰，在柜台前磨蹭半天，眼睛直往角落那张桌子瞟；有的从门外经过，故意放慢脚步，侧着耳朵听玻璃门里面传出来的英文朗读声。竹竿干脆搬了张凳子坐在门口，翘着二郎腿嗑瓜子，说是帮鳅哥“护法”——其实是看热闹。但不管是买冰的、路过的还是护法的，没有一个人敢笑出声。因为鳅哥的规矩他们都知道——他念英文的时候，谁要是出声干扰，下场比在课堂上被老师罚站严重得多。

　　一周后，邱丽花给他做了一次小测验。她念英文单词，他在纸上写下中文意思。十个单词，他写对了七个。“book”是“书”，“pen”是“笔”，“apple”是“苹果”，“goodbye”是“再见”。错的那三个，他把“teacher”写成了“老师傅”，把“student”写成了“小弟”，把“school”写成了“那个地方”。

　　邱丽花看着“老师傅”那三个字，趴在桌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她笑得那么大声，冰果室的吊扇嗡嗡转着，把她额前的碎发吹得飘来飘去。才叔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继续假装擦杯子。

　　“你笑够了没有。”王鹏鳅的声音闷闷的。

　　“没有——‘老师傅’——你是怎么想到的——”她抹掉眼角的泪，深吸了好几口气才缓过来，“不笑了不笑了，我认真讲。‘teacher’是老师。‘师傅’是Master。你写‘老师傅’，是老师加师傅，比teacher厉害多了，校长都得叫你一声老师傅。”

　　王鹏鳅把那张小测验翻过来扣在桌上，耳根有一点点发红。

　　一月下旬，寒假过半，庙街迎来了过年前的最后一波大集。

　　对邱丽花来说，这个寒假是她有记忆以来最充实的一段日子。每天早上六点起床，给阿嬷换纸尿裤、擦身、喂早饭；七点到槟榔摊，洗荖叶、剖槟榔、包石灰，帮阿水伯应付过年返乡的大批货车司机。省道上排起了长队，喇叭声从早上响到晚上。下午两点，她骑着脚踏车去冰果室，给王鹏鳅补习四十分钟英文；三点半去市场帮阿旺叔收摊，年前菜价好，阿旺叔给她多结了不少工钱；傍晚回家做饭，给阿嬷炖药；晚上在灯下写寒假作业——升学班的作业量比普通班多一倍。

　　她瘦了一些，但精神出奇地好。阿珍来她家送年糕的时候吓了一跳，说丽花你眼睛怎么这么亮，是不是偷擦了什么眼药水。她笑着把年糕收下，转身给阿嬷切了一小块，剩下的分成两份——一份自己吃，一份用油纸包好，第二天带去了槟榔摊，搁在王鹏鳅的操作台上。

　　有一天下午补习结束后，王鹏鳅把她叫住了。

　　“下礼拜过年。你怎么过？”

　　邱丽花想了想。过年对她来说一直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阿爸多半不会回来，即使回来也是醉醺醺的。阿嬷每年除夕都会勉强坐起来，让她扶着到门口看看烟花。她们的年夜饭通常是白斩鸡——阿水伯每年都会送一只，吃不完的分好几顿，鸡骨架留着熬汤。去年她给阿嬷买了一双新棉袜，阿嬷穿了一整年，脚跟磨破了还舍不得扔。

　　“陪阿嬷。”她说，“包槟榔。写作业。跟平时差不多。”

　　王鹏鳅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

　　“除夕晚上。来海边。”

　　“干嘛？”

　　“到了就知道。”

　　“可是阿嬷——”

　　“你阿嬷也来。”

　　邱丽花愣住了。她张了张嘴，想问“阿嬷坐机车不方便”“海边风大她受不受得了”，但王鹏鳅已经站起来了。他走到冰果室门口才丢下一句——“不用担心，我来接你们。”不是“我来接你”，是“我来接你们”。

　　大年三十那天下午，阿水伯早早收了摊，把一袋年糕和一包红包塞给邱丽花。红包摸着不厚——阿水伯自己也赚得不多，但每个帮他做事的孩子他都会给。回到家，她给阿嬷换上那件最厚的棉袄，又裹了一条围巾。阿嬷问她要去哪里，她笑着说有人请吃年夜饭。阿嬷将信将疑，但看到阿花脸上那个笑，就把满肚子的疑问咽了回去。

　　傍晚六点，巷口传来一阵低沉的引擎声。不是机车的引擎——是更大的。邱丽花推开铁皮屋的门，看见巷口停着一辆白色的厢型车，车身侧面印着“双龙货运”四个大字。那个叫林金发的货车司机坐在驾驶座上，胳膊肘搭在车窗外面，露出手腕上一条新的金手链。竹竿从副驾驶跳下来，笑嘻嘻地朝她招手。

　　“鳅哥让我们来接你。说阿嬷不能坐机车。找金发哥借了辆车——金发哥听说请的是鳅哥的‘小老师’，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油都自己加满了。”

　　邱丽花站在原地，看着那辆货车，看着竹竿那张嬉皮笑脸的脸，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来没有跟她说过他要怎么接阿嬷。他甚至没有说过阿嬷行动不便、坐机车危险——但她上次随口提过一句“阿嬷的风湿病膝盖肿得走不了路”，他记住了。就像创可贴一样——不是问她需要什么，是自己把一切都安排好，然后站在旁边，等她发现。

　　她转身进屋，小心翼翼地把阿嬷扶到轮椅上，推出巷口。竹竿连忙跑过来帮忙，两个人一起把阿嬷连轮椅抬上了货车车厢。车厢里已经铺好了一张旧沙发垫，阿嬷坐上去，轮椅被竹竿用绳扣固定住，纹丝不动。货车发动的时候，阿嬷在车厢里喊了一声：“阿花，我们这是要去哪里？”

　　“去海边吃年夜饭！”邱丽花提高嗓门回答。

　　“海边？大年三十哪有人在海边吃——”

　　货车拐了个弯，阿嬷的话被甩在后面的巷子里。

　　到了海边，邱丽花才发现，来的不止是“他们”。

　　沙滩上被布置过。几盏露营灯挂在礁石上，暖黄色的光把整片沙滩照得柔和而温暖。灯是用蓄电池供电的，电线用防水胶带仔细缠过，在沙子上盘成一道道黑色的曲线。烧烤架上的炭火烧得正旺，火星被海风吹起来，像一群小小的萤火虫。烤架上摆满了东西——虾、花枝丸、猪肉串、玉米、青椒，还有几只整条的鲭鱼，鱼皮被烤得滋滋冒油，焦香顺着海风飘出去老远。

　　竹竿带着五六个小弟在烤肉，手忙脚乱的，有人把玉米烤成了炭，被旁边的人一巴掌拍在后脑勺上。才叔搬来了冰果室的老式手摇刨冰机，正在礁石边上挫冰，冰花飞溅，在露营灯下闪着细碎的光。阿水伯系着围裙，站在一口冒着热气的锅前面，锅里是红豆汤——他在槟榔摊上煮了一下午，加了桂圆和红枣，说阿花阿嬷不能吃冰，喝碗热汤暖胃。

　　王鹏鳅站在烧烤架旁边，没抽烟。他穿着一件深色的防风外套，袖子卷到手肘上，手里拿着烧烤夹，正在翻一条鲭鱼。他的动作不太熟练，鱼翻面的时候差点掉进炭火里，被他眼疾手快捞了回来。他脸上的表情跟她第一次看他包槟榔时差不多——不自在，但很认真。

　　邱丽花推着阿嬷的轮椅走在沙滩上，轮子在沙子里陷得推不动。竹竿机灵，跑过来把轮椅抬到礁石旁边一块硬沙地上。阿嬷裹着棉袄和围巾，眯着眼睛打量这群人——这些她以前只在邻居的闲话里听过的“庙街上的”——有人在烤焦玉米，有人在挫冰，有人差点把鱼翻进炭火里。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围巾往下拉了拉。

　　“那个高的，就是阿花的男生？”

　　竹竿噗嗤笑出声，被阿水伯用勺子敲了一下后脑勺。

　　王鹏鳅走过来。他看着阿嬷，把烧烤夹交给竹竿，在裤子上蹭了蹭手上的炭灰。

　　“阿嬷。我叫王鹏鳅。”他说。他从来没有主动跟长辈打过招呼。从小到大，所有的长辈留给他的只有白眼和鸡毛掸子。但此刻他站在这位瘫痪在轮椅上的老阿嬷面前，声音有些紧，像是把这几个字在嘴里排了好几次队才放出来。

　　阿嬷仰着头，看着这个比自己高出两个头都不止的少年。她的眼神不是害怕，也不是嫌弃。是一种审慎的、慢慢的打量——像一棵经历了七十多年台风的老树，在估量另一棵树的根基。她看他的眼睛，看他的下巴，看他肩膀上被海风吹乱的头发，看他手腕上那条皮绳串着的银色珠子。然后她看到他手臂上的纹身——青色的龙尾从袖口露出来——眉头轻轻皱了一下。

　　“你家做什么的？”

　　“阿嬷！”邱丽花急了。

　　但王鹏鳅没有回避。

　　“我爸是后港帮的。”他说，“但我不是。我念国三，明年毕业。毕业后考驾照。然后……”他顿了顿，看了一眼邱丽花，又转回来看着阿嬷，“然后去台北卖烤鱿鱼。”

　　邱丽花差点咬到自己的舌头。那个回答，几个月前在渔港码头他说的时候还像一句玩笑。但现在，他站在阿嬷面前，把这句话说得跟承诺一样郑重——不是对阿嬷的承诺，是对自己。他把一个本来可以永远不回答的问题，用最诚实的方式回答了。

　　阿嬷沉默了很久。海风把她的花白头发吹得乱七八糟，她把被风吹散的碎发别到耳后，那双浑浊的眼睛里翻涌着太多复杂的东西——有担忧，有心酸，有回忆。也许她想起了自己年轻时，她的丈夫也是跑船的，也是浑身风浪的腥味。后来船翻了，人没了，她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儿子却成了赌鬼。

　　“阿嬷，我没有别的本事。但我答应您——她在台北读书，我就在台北烤鱿鱼。她考到哪里，我把摊子推到哪里。不打扰她念书，不让道上的人靠近她。她毕业之前，我不会让她分心。”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跟他在天台讲自己妈妈回来时一样——不是在博同情，不是在表决心，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阿嬷没有说话。她的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然后她伸出那只枯瘦的手，在王鹏鳅的手背上轻轻拍了一下。

　　一下。就一下。很快，很轻，手掌的力道因为风湿已经很不稳了，落在他手背上像一片枯叶。但那是阿嬷这辈子第一次主动碰一个“道上的人”。拍完之后她就把手缩回去了，重新拢在棉袄袖子里，别过头看着海面。

　　“阿花。冷。给我那条围巾。”

　　邱丽花赶紧把围巾给阿嬷围上，在低头系围巾的时候，阿嬷的嘴唇几乎没动，用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的气声在她耳边说了一句话。

　　“这个男生，比阿爸强。”

　　然后阿嬷把脸埋在围巾里，不再说话，只是看着那群在烧烤架前手忙脚乱的庙街少年，看着炭火在夜风中明灭，把每个人的脸都映成了暖红色。

　　年夜饭正式开始了。竹竿把烤好的虾和肉串分给大家，才叔挫了一碗又一碗的蜜豆冰，阿水伯的红豆汤在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小弟们搬来一张从不知哪里捡来的折叠桌，铺上一块印着“双龙货运”的旧塑料布当桌布，菜就一盘一盘往上摞。没有山珍海味，但每个人都在笑。

　　邱丽花端着一碗红豆汤坐在阿嬷旁边，王鹏鳅坐在不远处的礁石上，手里拿着一串烤花枝丸。他们的目光隔着篝火对上了。她没有说话，只是举了举手里的汤碗。他也举了举手里的竹签。远处有人在放烟花，一朵接一朵地炸开，映在海上，像一面碎掉了又重圆的镜子。

　　吃完饭，才叔不知道从哪里变出了一把老旧的木吉他。弦少了一根，琴身上贴着一张泛黄的贴纸，上面印着“中华民国七十二年”。他说这是他年轻时候在民歌餐厅驻唱用的，二十多年没碰了。他坐在礁石上弹了一首《港都夜雨》，跑调跑得厉害，但没有人笑他。阿水伯跟着哼了两句，声音沙哑而低沉，像一艘老渔船在夜雾里拉响汽笛。

　　然后才叔弹了一首《望春风》。这首他没有跑调。前奏一响，阿嬷忽然停下了喝汤的动作。她把汤碗放在膝盖上，眯起眼睛看着夜空。邱丽花知道这首歌——阿嬷年轻时候爱唱的歌。阿嬷的嘴唇动了动，没有出声，但她在跟着哼。调子很准。那些被岁月和病痛压在喉咙底下的字眼，在夜风中浮了起来，一个接一个，像碎掉的珍珠重新串成了链。

　　午夜，鞭炮声从远处的镇子里传来，噼里啪啦的，宣告新年的到来。阿水伯放下勺子，走到每个人面前，往每人手里塞了一个红包。邱丽花的、王鹏鳅的、竹竿的、才叔的，每个帮忙做事的孩子都有。王鹏鳅想把红包塞回去，阿水伯按住他的手，说：“你就是二十岁了，在我眼里也还是个孩子。拿着。”

　　王鹏鳅低头看着手里那个红包。红色的纸袋，封口贴着一张金色的小福字，背面有被人用圆珠笔写的四个字——“平安顺利”。他盯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红包折好，放进了外套内侧的口袋里。那是他这辈子收到的第一个红包——王进发每年给的是白色信封，上面没有字，里面是冷冰冰的钞票。

　　沙滩上的人渐渐散了。阿水伯搭才叔的货车先走了，才叔抱着吉他坐在副驾驶上，嘴里还哼着那首《望春风》。竹竿带着小弟们收摊，把烧烤架和露营灯搬上货车，炭灰被海风吹起来糊了他们一脸。最后走的是竹竿，他把最后一盏露营灯留给邱丽花，压低声音说了句“我们就先走了”，然后跳上货车后斗，一群人消失在夜色里。

　　海边只剩下两个人。王鹏鳅把邱丽花送到巷口。机车的引擎声在除夕夜里显得格外清晰。她把安全帽还给他，头盔上还残留着她额头的温度。阿嬷已经被竹竿他们先送回家了——他说怕太晚了老人家着凉，提前让货车先跑了一趟。

　　“今天谢谢你。”邱丽花说，“阿嬷很开心。她很久没有出门了。很久很久。上次出门还是去医院。”

　　“嗯。”

　　“那个烤鱼……下次我教你翻面。”

　　“你又不比我烤得好。”

　　“我一定比你烤得好。你看你今天把鱼翻到炭火里去了。”

　　“那是意外。”

　　“三次都是意外？”

　　王鹏鳅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不说话了。

　　邱丽花笑了笑，转身走进巷子。走了几步，她停下来，转过身。

　　“王鹏鳅。”

　　“嗯？”

　　“新年快乐。”

　　他看着她。巷子里的风把她额前的碎发吹起来，露出的额头被巷口路灯照得光洁明亮。她书包上那枚九芎花的徽章在昏暗的灯光下泛着淡淡的银光。她站在那里，脊背挺得很直，就像一个学期前在这同一个巷口对他说“我不是凌霄花”时一样。

　　“新年快乐。”

　　他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声音很轻，像是在念一个刚刚学会的英文单词——笨拙，但认真。把每一个声调都咬住了，没有让任何一个字滑过去。

　　邱丽花走进铁皮屋，阿嬷已经躺在床上了。床头的小灯亮着，阿嬷的眼睛睁着，看着天花板，嘴角还挂着一点微笑。

　　“阿嬷，你今天开心吗？”

　　阿嬷没有说话。她只是伸出手，握住邱丽花的手，握了很久。她的手上还残留着红豆汤的甜香味，指缝里还夹着一点点细沙——大概是刚才在沙滩上被海风吹进去的。

　　“开心。”阿嬷终于开口了，“那个男生，烤鱼烤得不好。但人好。”

　　邱丽花把脸埋进阿嬷的肩膀里，笑了。

　　窗外，远处的烟花还在响，把铁皮屋的窗户映得一明一灭。新的一年到了。

　　几天后，大年初三，庙街上的年味还没散。

　　省道上的货车还没有恢复往日的频次——司机们大多回家过年了，要过了元宵才陆续出车。邱丽花趁着清闲，把冰果室角落那张桌子变成了固定的补习台。才叔过年期间冰果室只开半天，下午铁卷门拉下来，店里空无一人，他就把钥匙交给王鹏鳅，说“你们自己用，冰箱里的养乐多随便喝”。王鹏鳅接过钥匙的时候没有说谢谢，但那天下午他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把新的门锁——把才叔那把用了十几年、经常卡住的旧锁换掉了。才叔第二天来开店的时候发现锁换了，新钥匙用胶带贴在铁卷门上，他骂了一句“死囝仔”，然后把钥匙揣进口袋，一整天都哼着歌。

　　到元宵节前后，王鹏鳅已经能把课本第一课的对话完整地背下来了。“How are you？”“I‘m fine，thank you。And you？”虽然发音还是带着改不掉的台语腔，虽然每次念到“And you”的时候都会下意识皱眉——大概还是在想“人家好不好关我什么事”。但他确实背下来了。一个字都没有错。

　　作为奖励，邱丽花答应教他骑机车——正式的。

　　“你上次教过我。”

　　“上次只是在沙滩上绕圈，而且绕的还是歪的。不算正式的。”她站在冰果室门口，手里拿着安全帽，“这次我教你正规的——离合器切到底，换挡回油，过弯减挡，上坡半离合。你在沙滩上教我的那些是‘不要摔’，我现在教你是‘怎么骑得好’。”

　　“你什么时候学会的？”

　　“阿旺叔教的。他以前跑过机车行，他教的比你好多了。”

　　“那让他教你不就行了。”

　　“不行。你是我教的第一个学生。”

　　王鹏鳅看着面前这个比他矮一个头的女生，她手里拿着安全帽，站在寒假午后的阳光里，棉袄袖子卷到手肘，露出手腕上从阿嬷旧毛线拆下来重新编的那条红绳，脸上带着一种“我说了算”的表情。他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站了起来。

　　“走吧。”

　　地点还是那片秘密海滩。沙滩上的篝火残骸已经被潮水冲干净了，只剩几块烧黑的礁石还留着那晚的痕迹。

　　邱丽花跨上机车，左脚踢开脚撑。她的腿还是不够长，脚尖将将够到地面。但她踢脚撑的动作已经不是半年前那样用整条腿往下蹬，而是一抖脚踝，啪，清脆利索。她发动引擎，左手捏紧离合器，右手轻轻给油，引擎在她身下发出平稳的、有节奏的轰鸣。

　　“看好了。换挡的时候，左脚脚尖勾挡杆，同时右手回油。离合器不要猛松，松到结合点停半秒，感觉到齿轮咬合了再继续松。”她边说边做，挂一挡，松离合，机车平稳起步。在沙滩上绕了一圈，然后换二挡，再绕一圈，换三挡。整个过程行云流水。

　　王鹏鳅站在沙滩上，看着她绕圈。她的姿势比以前更稳了，过弯的时候身体微微侧倾，膝盖夹着油箱，手腕放松，油门控制得很平顺。她不再是那个摔了二十次才学会直线的小土花。这半年来，她在所有人看不到的地方练过无数次——阿旺叔去送货的时候让她帮忙挪车，她就抓住每一次机会在停车场的空地上绕圈。

　　“你来。”她停下车，让出驾驶位。

　　王鹏鳅跨上去，机车被他压得往下沉了一截。他的腿够长，双脚稳稳踩在地上，但他的姿势——邱丽花围着机车转了一圈，皱着眉头。她走过来，用手背敲了敲他的手背。

　　“手腕太高了，放低。过弯的时候手腕僵着，车子会推头。你不是在骑机车，你是在骑牛。”

　　王鹏鳅把手腕放低了一点。

　　“再低。”

　　他又放低了一点。

　　“肩膀放松。你肩膀上的肌肉硬得像石头。放松。”

　　他深呼吸了一下，肩膀往下沉了一点。

　　“好。现在换二挡。记得回油。”

　　他换二挡，忘了回油。引擎发出一声刺耳的嘶吼，转速表猛跳了一下。邱丽花在旁边站着，双手抱在胸前：“回油。”他又试了一次，这次记得回油了，但离合松得太快，机车往前窜了一下就熄火了。

　　“离合慢一点。松到结合点的时候停半秒。你用打架的力道在松离合，离合器跟人不一样，不吃硬的。”

　　他第三次发动引擎。离合器切到底，挂挡，回油，松离合——在结合点停了半秒。机车平稳地滑了出去，在沙滩上划出一道流畅的弧线。二挡，三挡，他绕着沙滩跑了一圈，在她面前停下来。

　　“怎么样？”

　　“及格。”邱丽花说。然后她笑了——那种压了很久没压住的笑，从嘴角溢出来，比她自己考第三名时还开心。因为他在学。英文也好，机车也好，这些他本来可以一辈子不碰的东西，他都因为她的一句话去碰了。

　　王鹏鳅看着她脸上的笑，又把烟从左边换到了右边。这次他换得很快，像是在掩饰什么。

　　“还有什么要学的？”

　　“有。你下来，我教你过弯降挡。降挡的时候要补油，不然后轮会打滑。”

　　她从机车上拿起安全帽递给他，他接过去。两个人都戴着安全帽，在海边的沙滩上，一个教一个学。海浪在远处重复着他们共同的节奏——推上来，退下去，再推上来。像离合器的结合点，松到一半停住，等齿轮咬合了再继续。

　　那天下午他们骑到天黑才离开。王鹏鳅学会了降挡补油，学会了上坡半离合，还学了一招——原地掉头，不放下脚的那种。他用这招在沙滩上画了一个完美的圆，停下来的时候，邱丽花低头看了一眼那个圆，说：“圆的。下次你可以在省道上画了。”他没说话，但在回程的路上，她的后视镜里能看见他还在单手调整手腕的角度。

　　二月中旬，寒假结束的前一天，邱丽花在槟榔摊做完了最后一包订单。

　　她把手洗干净，跟阿水伯说开学后只能周末来。阿水伯点点头，从操作台底下拿出一个纸袋，纸袋里是一套新衣服——件淡蓝色的针织开衫，款式简单，料子很软。

　　“阿伯？”邱丽花愣住了。她知道阿水伯自己都舍不得买新衣服，身上那件Polo衫领口都洗得发毛了，每年过年还是穿同一件。

　　“开学穿。升学班的人，不能穿得太寒酸。我们阿花也要漂漂亮亮地去上学。”

　　邱丽花接过纸袋，把脸埋在柔软的针织衫里，深吸了一口气。新衣服的味道——干净的，带着一点点樟脑丸的清香，还有庙街上永远挥之不去的海风咸味。她没有推辞，因为她知道这是阿水伯的心意。推辞反而会让老人家难过。

　　“谢谢阿伯。”

　　阿水伯摆了摆手，转过身去整理荖叶，耳朵有点红。收音机里又换了一首歌，这次是陈小云的《爱情的骗子我问你》，节奏欢快，阿水伯跟着哼了两句，把荖叶码得整整齐齐。

　　寒假最后一天晚上，邱丽花收拾书包。她把升学班的课表夹在国文课本里，把英文课本放进书包——下学期她还要继续教他，直到他能自己读完一整篇课文为止。她把那枚九芎花的徽章从旧书包上取下来，别在新书包的同一个位置。桌上放着一叠寒假作业，每一本都写完了。最上面是英文作业本，第一页的对话填空——“How are you？”——“I‘m fine，thank you。And you？”她在空白处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发音有进步。继续加油。”这是她明天要给王鹏鳅看的，但又觉得写在作业本上不太正式，拿起橡皮准备擦掉。

　　她忽然听见窗户外面的巷子里有声音。

　　很轻。不是石子打在玻璃上，不是机车的引擎声。是人走路的声音。脚步声很重，一只脚拖着地——沙——沙——像是鞋底磨穿了，脚后跟直接蹭在水泥地上。然后是铁门被推动的声音。

　　邱丽花放下铅笔，走到窗边。巷子的路灯还是坏的那盏，只有月光照着地面。铁皮屋的铁门虚掩着，有个人影靠在门框上，矮矮的，瘦瘦的，一条腿站不直，往一边歪着。然后那个人影慢慢滑了下去，发出一声沉闷的响。一瓶没喝完的米酒滚到巷子中央，月光下，瓶口还在往外淌着透明的液体，在地上漫开一小片潮湿。

　　邱丽花站在窗前，手指攥紧了窗帘。夜很冷，她呼出的气在玻璃上凝成一小团白雾。巷子里又安静了，只剩下远处庙街方向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吠和那瓶米酒最后几滴液体滴落的声音。

　　（第八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