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听风海是咸的》美女邱莹莹

7、第 7 章

　　第七章暗流

　　十二月，台东的冬天来得悄无声息。

　　没有北部的寒流，没有山区的霜降，只有海风里的咸味变得更冷了，像是被太平洋深处的冷水洗过一遍。庙街上的樟树叶子终于落尽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在清晨的薄雾里像一幅水墨画。阿水伯在槟榔摊门口挂的风铃被冷风吹得叮咚响，声音比秋天时更脆，像冰碴子互相碰撞。

　　邱丽花换上了冬天的制服。长袖的白衬衫，深蓝色的长裤，外面套一件阿嬷的旧毛衣——毛衣太大了，袖子卷了两圈还是长，但很暖。她每天早上出门前会给阿嬷灌一个热水袋，放在阿嬷的膝盖底下。台风天之后，阿嬷的风湿病一直没有好利索，走路更困难了，有时候疼得整夜睡不着。邱丽花把槟榔摊的工钱攒下来，托阿旺叔从高雄带了一台二手的电热毯，阿嬷嘴上骂她乱花钱，但每天晚上都把电热毯开到最大，蜷在里面像一只心满意足的老猫。

　　十二月也是期末前的冲刺月。

　　对邱丽花来说，期末考试意味着很多事情。不只是成绩单上的数字——国中一年级的期末排名会影响下学期的分班，分到升学班还是就业班，对一个想考台北师范大学的人来说，是决定性的分岔口。升学班的进度更快，考纲更多，推甄名额也更充裕；就业班也不是没有考大学的可能，但那条路更窄、更陡、更孤单。她必须进升学班。没有退路。

　　她开始减少去槟榔摊的时间。从每天去变成了隔天去，再变成只有周末去。王鹏鳅什么都没说，但他把原本她负责的那部分活全接了——洗荖叶、刷石灰、扎橡皮筋，他一个人做了两个人的份。阿水伯说他有时候包到凌晨一两点，第二天早上照样出现在摊子上。阿水伯想给他加工钱，他不要，只说“她那份我先顶着，等她考完试再说”。

　　周三下午，学校没有课。邱丽花在教室里自习到傍晚，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庙街的夜市正在布摊，摊贩们推着推车从各个巷口涌出来。她路过阿水伯的槟榔摊时，远远看见操作台前有个人影在动。日光灯把他的剪影投在玻璃橱窗上——肩膀很宽，低着头，手里拿着槟榔刀，砧板上传来均匀的咚咚声。

　　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有进去。

　　她知道如果进去了，他一定会让她坐下复习，然后自己继续包槟榔。她欠他的已经太多了——不是钱的那种欠，是没法还的那种。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考好这场期末考。不是为他考的，但一定要考好。因为他在用他的方式给她争取时间，她就得用她的方式把这段时间用出价值。

　　一月，期末考试如约而至。

　　台东的冬天在这一周忽然发了威。一股罕见的寒流从大陆方向南下，越过中央山脉，直扑花东纵谷。气温骤降到十度以下，这在亚热带气候的台东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学校里冷得待不住人，老旧的教学楼四面漏风，窗户关不严，同学们在考场里一边答卷一边搓手哈气。邱丽花穿着一件洗得起了毛球的旧毛衣，外面裹着校服外套，手指冻得发僵，握笔的姿势比平时更用力，写到一半就要停下来搓搓手。

　　但她考得很好。

　　她觉得自己考得很好。语文的阅读理解题刚好是《致橡树》的节选，她把那道题写满了整整一页，连老师上课随口提到的舒婷的生平背景都写了进去。数学最后一道大题她在考前做过类似的题型，虽然算到最后几步手冻僵了，字迹有些歪扭，但思路是对的。英文作文她用了好几个刚学会的长句，其中有一个是王鹏鳅在槟榔摊上翻她课本时无意间念出来、她纠正过发音的——“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她写作文的时候，窗外在飘细雨，冷风从窗缝里灌进来，但她写着写着就笑了。

　　那个连“Z”都念成“二”的人，大概不知道自己无意中帮了她一道英文作文题。

　　考完最后一科那天下午，邱丽花走出教室，发现天空放晴了。寒流终于过去了，阳光从云层缝隙里漏下来，把操场上湿漉漉的跑道照得闪闪发光。

　　她站在教学楼门口，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然后她看见操场对面那棵凤凰木下，有一个穿黑色机车皮衣的身影，正靠在树干上抽烟。他不知道等了多久——烟头在他脚边攒了好几个，排成一排，像是用烟蒂在计时。

　　邱丽花跑过去。跑到他面前的时候，她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

　　“考完了。”她说，声音里带着如释重负的笑意。

　　“嗯。”王鹏鳅把烟头扔在地上碾灭，上下看了她一眼，“看你的表情，考得不差。”

　　“我考得很好。”她第一次敢这么说。不是因为骄傲，而是因为这几个月来她拼了命地复习，每一分钟都没有浪费。

　　王鹏鳅看着她。她那张冻得通红的脸仰起来对着他，眼睛在夕阳下闪闪发光。他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弧度她已经很熟悉了——他笑之前会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这次烟已经扔了，所以他的嘴角只是往上弯了弯。

　　“走。庆祝。”

　　“去哪里？”

　　“上车就知道。”

　　机车驶出台东市区，沿着省道往南开。这条路邱丽花认识——每次去海边都是这个方向。但今天王鹏鳅骑得更远，过了他们学骑机车的海滩，过了那座废弃的灯塔，一直骑到省道尽头的一条小路上。小路两旁是光秃秃的释迦田，冬天的释迦树只剩下骨架般的枝干，但枝头上已经开始冒出嫩绿的新芽。

　　他们在一个邱丽花从没来过的小渔港停下来。

　　渔港很小，只有几艘渔船停泊在码头边，船身刷着蓝白相间的油漆，被海风侵蚀得斑斑驳驳。码头尽头有一家小小的海产店，铁皮搭建的，门口挂着红色的塑胶灯笼，灯亮着，映在傍晚深蓝色的海面上。店里有三张桌子，其中两张已经坐了人——一桌是刚上岸的渔民，穿着防水围裙，桌上摆满了啤酒瓶；另一桌是一对年轻情侣，正在分食一盘烤鱼。

　　王鹏鳅显然早就打过招呼了。老板看见他来了，笑眯眯地迎出来，把他们引到最里面靠窗的位置。窗户推开就是海，晚潮正在上涨，浪花拍打着码头的水泥墩，溅起细密的水雾落在窗台上。

　　“鳅哥好久没来了！今天吃什么？”

　　“老样子。加一份鱼汤。”

　　老板应声去了后厨。邱丽花坐在窗边，看着窗外渐渐变暗的海面，远处的渔船亮起了渔火，星星点点的，在海平线上连成一条断断续续的线。海风从窗户缝里钻进来，带着炸蒜和九层塔的香气。

　　“你怎么知道这个地方？”

　　“以前跑路的时候，在这里躲过半个月。”王鹏鳅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次普通的旅行，“高二那年，我大哥的人要动我。王进发把我藏在这里。每天就吃这家店的烤鱼和鱼汤，吃到后来老板都认识我了。他说我不像后港帮的人。”

　　“为什么？”

　　“他说我吃饭不吧唧嘴。”

　　邱丽花愣了一下，然后笑了出来。笑完了，她又觉得那层笑意底下压着什么东西，酸酸涩涩的。跑路。躲藏。被自己同父异母的大哥追杀。这些事情从他嘴里说出来，像在讲别人的故事。但那半个月里，一个人坐在这张桌子前，窗外是一样的海，一样的渔火，他当时在想什么——她没有问。

　　菜端上来了。烤鱼是现捞的鲭鱼，肉质紧实，鱼皮被炭火烤得焦脆，挤上柠檬汁之后香气直往鼻子里钻。鱼汤是味噌汤底，加了豆腐和海带，热气腾腾的，在冬夜里格外暖胃。还有一盘烫白虾，虾壳被烫成了橘红色，蘸料是姜丝白醋。

　　邱丽花埋头吃了起来。她已经很久没有正经吃一顿好的了。期末复习那几周，她每天都是白粥配咸菜，偶尔阿珍分她半个便当算是加餐。她吃得很快，王鹏鳅还是那句话——“吃慢点，没人跟你抢。”

　　吃到一半，邱丽花停下筷子，看着他。

　　“你怎么不吃？”

　　王鹏鳅面前的鱼几乎没有动。他手里夹着烟，烟灰积了一截，他看着窗外黑漆漆的海面，眼神有些空。

　　“王鹏鳅？”

　　他把烟灰弹掉，回过头来。然后他说了一句跟她期末考试毫无关系的话。

　　“我爸要我回去。”

　　邱丽花的筷子停在半空中。“回去”这两个字，从一个私生子嘴里说出来，意思跟普通人不一样。不是回家吃饭，不是回家过年。是回后港帮——回堂口，回那个他从小被锁在厕所里的地方，回那个他大哥随时可能找机会弄死他的地方。

　　“什么时候说的？”

　　“上个月。陈金水上个月越界收账那事压不住了，大湖帮的人来后街踩点，在庙街口贴了传单。后港帮和大湖帮之间的地盘线，从我来这里之前就定了。今年大湖帮换了新老大，不认旧账，想往南推这条线。王进发想让我回去帮他守。”他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碾灭，“他说他老了。”

　　邱丽花放下筷子。她知道王进发不止两个儿子——大房生的两个，后港帮的人叫他们“大少爷”“二少爷”。但道上的人都知道，那两个人一个只会赌，一个只会嫖，后港帮能撑到现在，靠的是王进发还活着。王进发一死，后港帮分崩离析只是时间问题。

　　他想让王鹏鳅回去，不是因为他终于承认了这个儿子。是因为他那两个废物儿子撑不起后港帮。不是“回家”，是“回堂口”。不是“认祖归宗”，是“接班”。

　　“那你怎么想的？”

　　“不知道。”王鹏鳅又点了一根烟，烟雾模糊了他的表情，“后港帮里恨我的人比服我的人多。大哥的人巴不得我回去好找个机会废了我。但老头子的意思很明确——我不回去，后港帮就散了。散了之后，大湖帮会吞掉整个台东，庙街、后街、省道沿线，全部变成他们的地盘。”

　　他顿了顿，吐出一口烟：“包括阿水伯的槟榔摊。”

　　邱丽花没有说话。她忽然意识到，王鹏鳅所面对的选择，从来都不是“想不想”。一个十八岁的少年，在学校里被记了七次大过，连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却要决定一个帮派的存亡。而他没有可以商量的人。王进发是他的父亲，也是把他丢在暴力和冷眼里长大的始作俑者。大哥要杀他。二哥当他是空气。手下的小弟们，敬的是“鳅哥”这个名号，不是他这个人。他坐在那张靠着墙的椅子上，背对所有的退路，面前是满桌的菜和一碗快要凉掉的鱼汤。

　　除了她，没有人会问他“你怎么想的”。

　　“你最想做什么？”她问。不是“你应该做什么”，不是“王进发想让你做什么”。是“你最想做什么”。

　　王鹏鳅沉默了很久。久到桌上的鱼汤彻底凉了，表面的油脂凝成一层薄薄的膜。

　　“我想把国中念完。”他说，“然后考驾照。”

　　考驾照。十八岁的少年，机车骑得比谁都好，却没有驾照。因为考驾照要国中毕业证书。他留级了三年，连国中都没有毕业。

　　“那就先把国中念完。”邱丽花说，声音很轻，但每一个字都很稳，“你爸的事情，等你毕业了再想。说不定他还能多撑一年，说不定他的两个儿子忽然变好了，说不定大湖帮的新老大明年就下台了。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但你不能现在就走。你连国中毕业证都还没有。”

　　王鹏鳅看着她。这个瘦瘦小小的女孩子，穿着旧毛衣，袖口磨出了线头。她用那双在槟榔摊上磨出茧子的小手，把一个他以为永远没有资格去选的选择，放在了他面前的桌子上。

　　“你说话怎么越来越像校长了。”

　　“因为我在升学班。”邱丽花一本正经地说，“升学班的人都这样。”

　　王鹏鳅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不是那种一闪而逝的笑，而是真的笑了——眼睛弯下来，嘴角往上翘，连带着他眉骨上那道浅疤也跟着动了动。那个笑很短，但邱丽花看到了。

　　他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但烟已经灭了。

　　吃完饭，王鹏鳅去柜台结账。老板摆摆手说“鳅哥免单”，王鹏鳅还是把钱压在碗底，跟他在冰果室做的一模一样。他从来不占这些老街坊的便宜——才叔的蜜豆冰、阿水伯的槟榔、渔港老板的烤鱼，他每次都给钱。不是大方，是一种小心翼翼的保持距离。好像只要他付了钱，这些关系就只是“生意”，不会变成“人情”，不会让他在乎的人因为他而惹上麻烦。

　　走出海产店的时候，邱丽花忽然站住了。她看着码头边停泊的渔船，船舷上的油漆被海风侵蚀得斑斑驳驳。她的呼吸在冷空气里化成白雾，把她脸上的表情模糊成一片。

　　“王鹏鳅。”

　　他回过头。

　　“你把国中念完，考上驾照，然后呢？你有没有想过五年后，你想变成什么样子？”

　　五年后。对于十八岁的王鹏鳅来说，是一个从来没有想过的问题。他连明天的事都不太想——明天大哥会不会找人来动他，明天王进发会不会又改变主意，明天大湖帮会不会越过那条线。他的生活里没有“五年后”这个概念。

　　他沉默了一会儿，开口的时候语气像是在开玩笑，但眼睛没有在笑。

　　“不知道。卖烤鱿鱼吧。”

　　“那好。”邱丽花站在渔港的码头上，身后是黑沉沉的大海和无数的渔火，站得笔直，像一棵被海风吹斜了又自己正过来的树，“五年后，我要在台北看到你。”

　　王鹏鳅的喉结动了一下。他想问“你去台北，你阿嬷怎么办”，但他没有问。因为他知道，这个女孩子说出来的话，就一定会在心里把每一步都想好了。她会带阿嬷一起去台北，她会申请公费，她会半工半读，她会在台北的某个巷子里租一间小小的公寓，窗外看不见海，但能看见101大楼的顶端。

　　“台北的烤鱿鱼好卖吗？”他问。

　　“应该不错。台北人什么都吃。”

　　“那我去。”

　　这句听起来像是玩笑的回答，他说得很认真。两个人站在码头上，谁都没有再说话。浪在脚下轻声拍打，渔火在远处明明灭灭。

　　两天后，期末成绩出来了。

　　邱丽花站在公告栏前面，手指攥着书包带子，攥得指节发白。公告栏上的排名表刚贴上去，糨糊还没干。一群人挤在前面，嗡嗡嗡地议论着。她个子矮，踮起脚尖也看不见，只能从人群缝隙里往里面挤。

　　她看见了一年级的排名表。从下往上看。不是倒数第一，不是倒数第二——她的心放下来一半。然后她从上往下看。第一名，不是她。第二名，不是她。第三名——

　　邱丽花。三年一班。升学班录取。

　　她愣在原地，把这三个字看了一遍又一遍，确认班级没有写错、名字没有写错。糨糊顺着公告栏往下淌了一滴，正好落在她名字的最后一笔上，她把那滴糨糊用指尖抹掉，然后攥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里。疼。是真的。

　　周围的人在议论，有人羡慕，有人不服——“邱丽花是谁？”“就是那个土花啊，跟鳅哥混的那个。”“她怎么考到第三名的？”“作弊吧？”她一句都没有反驳。她只是站在那里，仰着头，把排名表上的每一个字都刻进脑子里。

　　然后她从人群里退出来，转身朝庙街的方向走去。开始走得很快，后来跑了起来。书包在背后一颠一颠地拍着她的后背，旧毛衣的袖子灌进冷风，像两只灌满了风的小气球。

　　槟榔摊的灯亮着。

　　王鹏鳅正在洗荖叶。袖子卷到手肘上，手上全是泡沫，水管里的水哗哗响，把水池里的荖叶冲得打转。他听见脚步声，抬起头。

　　“第三。”邱丽花站在门口，气喘吁吁的，脸红扑扑的，被冷风吹出了两团高原红，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升学班。我进升学班了。全校第三。”

　　王鹏鳅关掉水龙头。甩了甩手上的水，转过身来面对她。嘴角还是那个若隐若现的弧度，但她现在能从很多细微的不同里分辨出他此刻是真的在笑——左边眉骨挑得比右边高一毫米，耳后那根筋放松了，肩膀的斜度从平时紧绷的三十度变成了慢悠悠的十五度。

　　“请客。”他说。

　　“什么？”

　　“上次我请你挫冰，这次你请我。你考前三名，当然是你请客。”

　　“我没有钱——等一下。”邱丽花想起口袋里有阿旺叔今天给的两百块工钱。她本来想攒着给阿嬷买药，但阿嬷的药上个月已经买过一个疗程了。她犹豫了不到一秒，就把钱从口袋里掏了出来，“两百块，够不够？”

　　“够了。”王鹏鳅把手在牛仔裤上蹭干，朝她身后扬了扬下巴，“你先去挫冰摊等我。我把这几盆荖叶洗完，半小时。”

　　邱丽花拿着两百块，昂首挺胸地走向夜市。这是她这辈子第一次用自己赚的钱请客。不是阿嬷给的零花钱，不是谁塞给她的施舍，是她帮阿旺叔搬菜、帮阿水伯包槟榔挣来的。她走路的姿势都比平时更有底气，每一步都踩得很实。

　　挫冰摊的老张看见她，笑呵呵地问今天怎么一个人来。她说王鹏鳅马上到，然后点了两碗最大份的红豆牛奶冰——加双份红豆，加炼乳，加脆煎饼卷。老张挑着眉毛说“这可不便宜”，她把两百块拍在桌上，声音清脆：“够不够？”

　　“够。加两杯冬瓜茶都够。”

　　王鹏鳅到的时候，看见桌上摆着两碗堆得像小雪山一样的红豆牛奶冰。碗比平时大一号，冰沙上浇的炼乳也比平时多，淋成了一个歪歪扭扭的笑脸图案——大概是老张即兴创作的。

　　“这什么？”

　　“庆祝我考第三名。”邱丽花把勺子递给他，眼睛亮晶晶的，“快吃，化了就不好吃了。”

　　他们就这样坐在夜市的角落里，一人一碗红豆牛奶冰。头顶还是那串黄色的小灯泡，背后还是那棵老榕树，跟三个月前他第一次请她吃冰时一模一样。但很多东西都不一样了。那时候她连“谢谢”都不敢说，手心里全是汗，吃冰的速度快得像怕被人抢。现在她把腿盘在椅子上，讲着考试的时候隔壁班有人作弊被抓的糗事，讲到一半冰水呛进鼻子里，咳得眼泪直流。

　　“你们升学班的人，吃相都这样？”王鹏鳅把自己那碗往她那边推了推，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放在桌上。

　　一枚小小的徽章。铁的，镀了一层银色的漆，有些地方已经磨掉了色，露出底下暗灰色的金属。上面的图案是一株草，叶子是锯齿状的，茎很细，顶端开着一朵小小的花。

　　“这是什么？”

　　“九芎花。”他的手指在徽章上轻轻点了一下，指尖落在花瓣的位置，“后港帮的堂口后山上长了很多。冬天开得最好。那些树长得不漂亮，根扎在石头缝里，台风打不倒。我小时候……有一次被大哥锁在堂口后面的仓库里，窗户外面有一棵九芎，开了满树的白花。我看着那些花，觉得如果能从这里出去，我就不要做人了，做一棵九芎，长在他们砍不到的地方。”

　　他把徽章推到她面前。

　　“今天下午在堂口翻到的，老头子说是我妈留下的。她以前在后港帮的纺织厂上过班，这个徽章是厂里的优秀员工奖。我不想要她的东西，但我想，你可能会喜欢。”

　　邱丽花拿起那枚徽章。铁质的表面凉凉的，锯齿状的叶子和细茎上的小花朵被磨得有些模糊。她小心地把它别在书包上。

　　然后她低头，继续吃冰。没有说谢谢。因为她知道，“谢谢”太轻了。就像在天台上的那个夜晚，他搭在她后脑勺上的那只手，不是施舍，不是保护，是并肩。

　　头顶的小灯泡轻轻晃动，把两个人的影子投在榕树的气根上。冰沙慢慢融化，炼乳渗进底下的红豆里，被搅成粉粉白白的一圈。他们吃着吃着，忽然同时抬头，看着对方，然后笑了——像是忽然意识到，从庙会那张传单到现在，不过短短半年，却像已经认识了一辈子那么长。

　　那天晚上，邱丽花回到家，书包上别着那枚九芎花的徽章。阿嬷一眼就看见了。

　　“书包上多了什么东西？”阿嬷眯着眼睛，招手让她过来。

　　邱丽花走过去，坐在床沿上，把书包放在膝盖上，让阿嬷看清那枚徽章。铁片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暗淡的银光，九芎花的花瓣磨得几乎平了，但叶子的锯齿还清晰可辨。

　　“人家送的。”她说。然后她深吸一口气，把期末成绩单从书包里抽出来，摊开在阿嬷面前，“阿嬷，我考了第三名。进升学班了。”

　　阿嬷接过成绩单，手在发抖。她不识字，把成绩单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其实她根本看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但“第三名”这三个字她听得懂。“升学班”她也听得懂。她把成绩单贴在胸口，浑浊的眼睛里慢慢蓄满了泪。

　　“升学班，”她的嘴唇哆嗦着，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升学班好。阿花要读书，要考大学。阿嬷的阿花要考大学……”

　　邱丽花蹲在床边，把脸埋在阿嬷的膝盖上。阿嬷的手搭在她的头发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抚着，像在摸一件珍贵的瓷器。她想起了很多年前，阿母刚跑的那阵子，阿嬷也是这样摸着她的头，说“阿花不怕，有阿嬷在”。那时候她不理解阿嬷为什么哭。现在她懂了。阿嬷不是因为高兴才哭，是因为这半年来，阿花变了，有了她看不懂的东西——书包上别着别人送的徽章，台风天跑出去看星星，成绩单上印着“升学班”。她的阿花正在长大，正在离开。而离开，是阿嬷这辈子最怕的事情。

　　窗外，冬天的月亮又圆又大，挂在铁皮屋顶上，把整条后街照得亮堂堂的。

　　成绩公布后的第三天，学校来了一个不速之客。

　　邱丽花正在教室里收作业本，阿珍从外面跑进来，脸上带着一种说不清是害怕还是兴奋的表情。

　　“丽花，你阿爸来了。在学校门口。”

　　邱丽花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她把作业本放在讲台上，整整齐齐地码好。

　　邱火旺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上次见面还是九月，他回来翻箱倒柜找钱，把阿嬷藏在枕头底下的几百块翻走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出现过。邱丽花不担心他——他不回来，反而是好事。

　　她走到校门口。邱火旺站在铁栅栏外面，比上次见到时更瘦了，眼窝深陷，颧骨高耸，瘸着的那条腿拖在地上，裤管空荡荡的。头发乱得像鸟窝，身上穿着一件不知道从哪里捡来的旧夹克，散发着一股酸臭味。

　　但今天他没有喝酒。

　　他的眼睛是清醒的。清醒得有些反常。他看见邱丽花，第一句话不是骂人，也不是要钱。

　　“阿花，你考了第三名？”

　　邱丽花没有说话。她不知道这个消息是怎么传到邱火旺耳朵里的——大概是在庙街赌场里听人说的。赌场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什么消息都会在牌桌上传播。

　　邱火旺看了她一会儿。那双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翻涌。不是愤怒，不是贪婪。是一种邱丽花从来没在他脸上见过的表情。

　　“你阿母走那年，你还那么小。”他说。声音沙哑，嗓子像是被砂纸打磨过一样粗糙，每说一个字都要用力往外推。他没有走近，隔着铁栅栏，手攥着栅栏的竖杆，那双手曾经在码头扛过两百斤的货，后来赌输了就打老婆打孩子，现在只剩下骨头和青筋。“阿爸对不住你。”

　　邱丽花的手指攥紧了校服的下摆。她站在那里，脊背挺得很直，但嘴唇在微微发抖。她不知道该怎么回应。她等这句话等了很多年。从五岁等到十三岁。等到她已经不再等了。然后他来了，没有喝酒，没有骂人，没有伸手要钱。只是站在校门口的铁栅栏外面，像一棵被台风连根拔起又随手扔在路边上的老树。

　　“这个。”邱火旺把手从栅栏缝里伸进来，手心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钞票，被汗浸得潮乎乎的——五百块，“是干净的。我帮人家搬了三天货。没有赌。”

　　邱丽花看着那张钞票。五百块，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月的生活费。她没有接，邱火旺也没有把手缩回去。父女俩隔着铁栅栏僵持着，上课铃响了，走廊里的学生都散尽了，操场上只剩下旗杆上的国旗被风吹得啪啪响。

　　“拿着。”邱火旺的手在抖，“你阿爸没用。这辈子就做了一件事——把你生下来。但你比我有出息。你好好读书，去台北，走得越远越好。”

　　邱丽花伸出手。她的手也很瘦，手指上还有包槟榔留下的茧子和快要褪尽的刀疤。她的手穿过铁栅栏，跟那只她从小到大只学会了怎么躲避的手，在相隔八年的空白里碰了一下。钞票从一只手挪到另一只手里，轻飘飘的，被风差点吹走，她下意识捏紧了。

　　邱火旺转身走了。瘸着腿，一步一步，走得很慢。他的背影在午后的阳光里显得又矮又小，跟多年前那个把她扛在肩上去看庙会的男人完全不是同一个人了。

　　邱丽花站在原地，攥着那五百块，站了很久。她没有叫住他，也没有说“阿爸你回来吧”。因为她知道，有些伤口，不是一句对不起就能愈合的。但这一次，她至少没有再恨他。

　　放学后，她没有去槟榔摊。她去了市场，买了一只老母鸡，让阿旺叔帮忙杀了剁好。回家炖了一锅鸡汤，把一半盛出来给阿嬷，另一半装进保温壶里，骑着她那辆链条生锈的脚踏车去了槟榔摊。保温壶是阿水伯借给她的——旧的，外壳上印着“台东县农会赠”的红字，保温效果已经不太好了，她用一条旧毛巾裹了好几层。她骑得很快，冷风灌进毛衣的袖子里，但她顾不上冷。

　　槟榔摊的灯亮着，但门口没有人。

　　操作台上收拾得干干净净，荖叶码得整整齐齐，砧板上放着一把刚换过刀片的槟榔刀。日光灯亮着，水管里的水滴答滴答地落进水槽里。

　　王鹏鳅坐在那张靠墙的椅子上，面朝门口，手里没有烟。

　　他面前站着一个男人。

　　四十多岁，身形高大，肩膀宽得像一道门板，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唐装。男人的国字脸棱角分明，眉骨很高，眼睛的形状跟王鹏鳅几乎一模一样——沉黑的，深邃的，像深海里的暗流。但他的脸上多了一样东西——一道从眉骨斜拉到下颌的刀疤，旧伤，颜色已经发白，但疤痕很宽，愈合的时候皮肉外翻过，像是被一把钝刀慢慢锯开的。

　　王进发。

　　邱丽花在巷口就停住了。她站在暗处，隔着玻璃橱窗，看到王进发站在那里，身后还跟着两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站得笔直，双手交叉在身前。

　　王鹏鳅坐在椅子上，仰着头，跟他的父亲对视。那个姿势看起来是仰视，但他脸上的表情不是服从，也不是恐惧。是那种深海鱼在暗流里一动不动、等着猎物自己撞上来的沉静。他手里没有烟。他只有面对真正在意的事情时，才会把烟放下。

　　“大湖帮的阿发，上周在北上的滨海公路上截了我们的货。”王进发的声音很低，但隔着一道玻璃门都能听清楚，“三辆车，全部扣了。损失至少两百万。”

　　“跟我有什么关系。”王鹏鳅的声音很淡。

　　“你在这里包槟榔，一天能赚多少？五百？一千？”王进发的目光扫过操作台上的荖叶和槟榔刀，嘴角往下撇了撇，“我的儿子，在槟榔摊打零工。传出去，后港帮的面子往哪搁。”

　　“你的面子。不是我的。”

　　王进发的脸色沉了沉。他身后的两个黑西装绷紧了肩膀，但王进发没有发作。他看着自己的儿子——这个从小被他扔在角落里任人踩踏的儿子——用一种他从没见过的眼神。不是看狗的眼神。是看一个棋逢对手的人。

　　“我知道你恨我。”王进发说，“你有资格恨我。但你那两个废物哥哥守不住后港帮。这点你比我清楚。我不求你认我这个爸。我是替堂口上上下下几十号人求你——回来帮我。后港帮要是散了，阿发第一个会吞掉的就是这一带。你护着的那些摊贩、那些老街坊，全部要交保护费，双倍的。你知道大湖帮的手段。”

　　王鹏鳅没有说话。

　　邱丽花看见他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慢慢蜷起来，握成了一个拳头。他的手背上有那五个圆形的烫痕，有包槟榔留下的新茧，有教她骑机车时被刹车把手磨出来的硬皮。

　　“给我一年。”王鹏鳅说。

　　“什么？”

　　“一年。我拿到国中毕业证，把驾照考了。然后我回去。”

　　王进发看着自己的儿子，沉默了很久。他身后的黑西装不安地动了动——大概是从来没有见过有人敢跟王进发谈条件。但他最终点了点头。

　　“一年。我等你。”他说。然后从唐装内袋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操作台上，“这是这个月的生活费。别拿槟榔刀了。”

　　王进发转身走了。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那个小妹。成绩很好？”

　　王鹏鳅的身体微微僵了一下。邱丽花站在暗处，心脏猛地一跳。王进发怎么会知道她？然后她想起那天阿发叔在槟榔摊门口多看了她一眼——他回去一定说了什么。庙街上没有秘密。

　　“跟她没关系。”王鹏鳅的声音忽然变得很冷，跟方才谈判时截然不同，不是防备，是匕首出鞘前的最后一声摩擦，“你要是动她，一年之约作废。”

　　王进发没有说话。他站在那里，背对着儿子，像一尊沉默的石像。然后他推开门，走了出去。黑西装的随从一左一右跟上。他在巷口停了一步，没有朝邱丽花藏身的暗处看，但她觉得他知道她在那里。他的脚步只顿了一秒，然后继续往前走。

　　等脚步声彻底消失，邱丽花才从暗处走出来。

　　王鹏鳅坐在椅子上，操作台上的日光灯把他的影子投在身后的墙壁上。他看见她进来，没有意外，好像早就知道她在外面。

　　“你听到了？”

　　“一部分。”邱丽花把保温壶放在操作台上，“我给你带了鸡汤。老母鸡的，炖了一下午。”

　　她打开保温壶，汤还是热的，金黄色的油花在液面上轻轻晃动。蒸汽升上来，带着姜片和枸杞的香气。她把汤倒进壶盖里，推到他面前。

　　王鹏鳅看着那碗汤。鸡汤的油脂在灯光下泛着金色的光泽，枸杞的红点浮在汤面上。他已经记不得上一次有人给他炖汤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三岁之前。在卡拉OK后面的出租屋里，妈妈还没跑的时候。他把壶盖端起来，喝了一口。烫了舌尖，但他没有吹。

　　“你们刚才说的一年之约，”邱丽花在他旁边坐下来，把自己的那碗汤也端起来，捂在掌心里暖手，“是真的吗？”

　　“嗯。”

　　“那你要好好念书了。”她说，“英文二十六个字母还认不全，毕业考可不好过。”

　　王鹏鳅端着碗，看着她。这个女孩子，刚刚听到了后港帮老大的谈判，听到了“保护费”“扣货”“两百万”，听到了他爸那句关于她的暗示。但她坐下来的第一句话是二十六个字母。不是“你怕不怕”，不是“你会不会有危险”，是“你要好好念书”。

　　“明天开始。”他说。

　　“什么？”

　　“英文。你教我。”

　　邱丽花低下头喝汤，汤的热气糊了她一脸，把她笑得弯弯的眼睛遮住了。

　　窗外，庙街的夜市正在收摊。摊贩们推着推车从巷口经过，车轱辘在磨石路面上发出轱辘轱辘的声音。有人在唱台语老歌，歌声断断续续，被海风吹散又聚拢。

　　十二月的台东，冬天很深了。但槟榔摊的日光灯还亮着，操作台上放着两碗鸡汤和一本画着乌龟的一年级英文课本。

　　（第七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