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听风海是咸的》美女邱莹莹

5、第 5 章

　　第五章槟榔刀

　　十月，台风季过去了。

　　太平洋上的风不再带着暴烈的怒气，而是温驯地、懒洋洋地拂过西海岸。天空高远，云朵稀疏，阳光把柏油路面晒得发软，踩上去能印出浅浅的鞋印。庙街两旁的樟树开始落叶，枯黄的叶子在风里打着旋儿，落在槟榔摊的遮阳棚上，落在冰果室的冷气机外机上，落在来来往往的机车坐垫上。

　　但邱丽花的生活里没有“秋高气爽”这四个字。

　　十月是槟榔的旺季。台东的槟榔树在这个季节结出的果子最饱满，水分最足，纤维最嫩，嚼起来口感最好。货车司机们从花莲跑到屏东，从台东跑到高雄，漫长的滨海公路上，槟榔是吊命的神器。一颗菁仔塞进嘴里，嚼得满嘴通红，瞌睡就醒了，疲惫就散了。他们不在乎一颗槟榔多少钱，只在乎槟榔西施的裙子够不够短。

　　阿水伯的槟榔摊生意忽然好了起来。

　　阿水伯的摊子开在省道边上，一间铁皮搭的小屋，前面是玻璃橱窗，后面是操作台。邱丽花每天放学后在这里打工，帮着洗槟榔、包荖叶、刷石灰。槟榔摊不缺生意，但阿水伯老了，一个人忙不过来。他没有儿女，老婆前年走了，只剩他一个人守着这个摊子。他给邱丽花开一小时三十块的工钱，还管一顿晚饭，已经是后街上最厚道的主顾了。

　　但今天不一样。

　　邱丽花放学后背着书包跑到槟榔摊，发现阿水伯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一张老脸皱成了核桃壳。他面前停着一辆蓝色的货车，车身上印着“双龙货运”四个大字。司机站在车旁边，胳膊肘搭在车窗上，叼着烟，一脸不耐烦。

　　“阿伯，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货车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壮汉，肚子把T恤撑得老高，脖子上挂着一根小指粗的金链子。他的门牙被槟榔染得发黑，一开口就露出一排暗红色的牙床，“我上个礼拜就跟你说过了，这次跑长途，要五十包。你现在跟我说做不出来？我等了你三天了！”

　　“实在是对不住……”阿水伯搓着手，声音里的歉意浓得化不开，“我一个人实在是忙不过来。昨天光是包石灰就包到了后半夜，这把老骨头实在是扛不住了。要不这样，我去隔壁摊子帮你调货，你宽限一天——”

　　“隔壁？”司机冷笑一声，“隔壁小丽的摊子，一包比你家贵五块钱。你以为我开的是银行？再说了，我跟你们这些槟榔摊打交道这么多年，就数你家的荖叶最实在，石灰调得最好。别人家的槟榔嚼着没味。我信你的手艺，但你不能让我等三天啊！”

　　邱丽花站在旁边，看着阿水伯佝偻的背影，看着他花白的头发被风吹得乱七八糟，忽然觉得心酸。阿水伯对她好，从不嫌她手脚慢，也不嫌她身上有怪味，每次她干活到很晚，他都会多塞一个便当让她带回家给阿嬷。他是后街上为数不多的、把她当人看的长辈。

　　她咬了咬嘴唇，走过去。

　　“我帮你包。”她站在阿水伯旁边，对货车司机说，“五十包，明天早上给你。”

　　司机上下打量她。一个瘦得跟豆芽菜似的小丫头，穿着洗得发白的国中制服，袖子挽到手肘上，露出来的小臂细得能看见青筋。额前的刘海被汗水粘在脑门上，看起来还是那副土里土气的样子，但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不躲闪。

　　“你？”司机的语气里满是怀疑，“你一个小孩，会包槟榔？”

　　“会。”邱丽花说，“我看阿水伯做了快两年了。”

　　其实她没亲手做过。她的工作只是洗槟榔和刷石灰。包槟榔的最后一个步骤——用荖叶把槟榔裹好，捏紧，装袋——她只站在旁边看过。阿水伯不让她碰，说这是手艺活，包不好会影响口感。

　　但今天晚上，阿水伯需要这五十包槟榔。

　　司机走后，阿水伯拉着邱丽花的手，老眼红红的：“阿花，你不会包，别逞强。我大不了不做这笔生意了，反正这么多年也过来了……”

　　“阿伯，我学。”邱丽花把书包放在地上，卷起袖子，走到操作台前，“您教我。我学得快。”

　　那天晚上，槟榔摊的灯亮到了凌晨。

　　阿水伯站在邱丽花旁边，一步一步地教她。第一步，选荖叶。荖叶要选嫩的，颜色鲜绿，叶片完整没有破洞。第二步，抹石灰。石灰膏要抹得均匀，不能太厚也不能太薄。厚了烧嘴，薄了没味。第三步，放槟榔。槟榔要选个头适中的，剖成两半，切口朝上。第四步，用荖叶把槟榔裹起来，捏紧，让石灰均匀地粘在槟榔上。最后用橡皮筋扎好，装袋，抽真空。

　　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全是功夫。

　　邱丽花包的第一颗荖叶就破了。石灰膏挤得太多，荖叶被撑裂，白色的石灰粘了她一手。她又试了一颗，这次石灰太少，荖叶裹上去松松垮垮的，像穿了大人衣服的小孩。她又试了一颗，荖叶裹反了，光滑面朝外，粗糙面朝里——这样的槟榔嚼着不香。

　　“慢慢来，别急。”阿水伯在旁边说。

　　但邱丽花急。不是急自己学不会。是急着帮阿水伯把这五十包做出来。货车司机说得很明白了——明天早上。做不出来，阿水伯丢的不仅是一笔生意，还有在省道上的信誉。司机的嘴最碎，一个好的评价能带来十个客人，一个坏的评价能劝退二十个。

　　她从工具箱里翻出一把备用的槟榔刀——刀片已经有点钝了，刀柄上缠着的布条磨得发黑。她把它拆开，换了新的刀片，重新缠了刀柄上的布条。她把布条缠得很紧，缠完之后在掌心握了握，找到最适合发力的角度。然后她深吸一口气，拿起了第三颗槟榔。

　　这一次，荖叶没有破。石灰不多不少。槟榔裹得紧紧的，像一颗绿色的蚕茧。

　　“就是这样！”阿水伯的眼睛亮了，“阿花，你有天分！”

　　邱丽花没有抬头。她又包了第四颗，第五颗，第六颗。

　　到第十颗的时候，她的手开始酸了。包槟榔用的不是蛮力，是巧劲，手指要一直保持同一个姿势，拇指和食指捏住荖叶的边缘，中指压住槟榔的底部，无名指和小指控制橡皮筋的张力。一个动作重复几十遍，手就开始抖。但她没有停，甩了甩手，继续包。

　　到第二十颗的时候，刀片割破了她的手指。血珠从虎口渗出来，滴在翠绿的荖叶上，把叶片染出一小块暗红。她只是把手指放进嘴里吸了一下，吐掉带血沫的口水，撕了一条胶带缠在伤口上，继续包。

　　到第三十颗的时候，她已经不需要过脑子了。手自己知道怎么做。选叶、抹灰、放槟榔、裹叶、扎筋——五个动作一气呵成。她的手指在操作台上翻飞，像五只白色的蝴蝶在绿叶间穿梭。速度越来越快，质量越来越稳。每一颗槟榔都裹得紧实饱满，石灰均匀，荖叶的纹理朝外，像一颗颗精心包装的糖果。

　　阿水伯在旁边看着，嘴张了张，想说“歇一会儿”，但看到邱丽花的样子，又把话咽了回去。这孩子干活的时候，眼睛里有光。不是那种被人夸了才有的高兴，而是更深处的东西——在证明自己配得上什么。那个什么，阿水伯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他只知道，那个东西很重要。

　　凌晨三点四十五分，第五十包槟榔扎上了橡皮筋。

　　邱丽花把最后一颗槟榔放进袋子里，抽掉空气，封好口。五十包槟榔整整齐齐地码在桌上，像一列等待检阅的绿色小士兵。每一包都鼓鼓的、紧紧的，荖叶的翠绿透过透明塑胶袋泛出来，在日光灯下显得格外鲜亮。

　　她这时候才感觉到疼。

　　疼是铺天盖地涌上来的。在包的时候被她屏蔽在意识之外的东西，此刻一股脑儿地反扑回来，疼得她几乎站不住。两只手都在发抖，手指僵硬得伸不直，拇指和食指的指腹被荖叶的汁液染成了墨绿色，洗都洗不掉。虎口上缠着的胶带早就掉了，伤口还在渗血——不是一道，是五道。左右手加起来，五道刀口，新的旧的叠在一起，像一幅画错了的地图。最深的在大拇指根部，刀片割进去两三毫米，血结了痂又被新动作崩开，结了痂又崩开，反反复复，最后裂成一道歪歪扭扭的暗红色口子。

　　她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把手指慢慢收拢，握成一个拳头。然后松开。再握紧。

　　这双手，握过笔，端过屎尿，搬过菜筐，发过传单，骑过机车。现在又多了一样——拿过槟榔刀。

　　她忽然想起王鹏鳅说过的那句话——以后我罩你。他说那话的时候，语气随意得像在承诺天气。但她不需要被罩着。她想跟他并肩，站成两棵树。一棵是木棉，一棵是橡树。而想并肩站在一起，光会读书是不够的。她要能进入他的世界。他的世界里有冰果室，有机车，有庙街，有后港帮，有赌场和槟榔摊。她不会打架，不混道上。但她可以学会一切她能学的东西。比如包槟榔。

　　她从桌上拿起一颗包好的槟榔，放在手心里端详。这颗槟榔裹得紧实，荖叶的纹理排列整齐，透过塑胶袋能看到石灰膏的白色痕迹——均匀、细腻，没有一点溢出。跟阿水伯包的放在一起，连阿水伯自己都分不出来。

　　窗外的天色从漆黑变成深蓝，又从深蓝变成灰白。省道上开始有早班的货车驶过，引擎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像一阵一阵的海浪。

　　第二天早上六点，货车准时停在了槟榔摊前。

　　司机下了车，看见邱丽花站在门口。她的脸色苍白，眼眶底下挂着两团青黑，嘴唇干裂得起皮。两只手缠满了创可贴，最外面一层已经被血浸透了，变成了深褐色。但她站着，脊背挺得笔直。

　　“五十包。”她把装满槟榔的纸箱递过去，纸箱的边缘顶在她的小腹上，手臂在微微发抖——那箱槟榔比她想象的重，也或许是她一夜没睡，力气已经耗尽了。

　　司机打开箱子，拿出一包，拆开。槟榔的清香混着荖叶的草香扑面而来。他仔细端详那颗槟榔——荖叶裹得紧，石灰抹得匀，橡皮筋扎在正中间，不多不少。

　　他把槟榔塞进嘴里，嚼了几口。汁液溢出来，他把头一仰，噗地吐出第一口红汁，咂了咂嘴。

　　“不错。”他脸上终于露出一个笑，露出那排被槟榔染黑的牙齿，“小丫头，有两下子。跟阿水伯的手艺一模一样。”

　　邱丽花笑了。

　　手上的伤口在突突地疼，但她笑得很开心。那种开心不是考试考了第一名的那种开心——她从来没考过第一名。是忽然发现自己原来这么有用的开心。发传单换五十块的那个下午，她觉得自己卑微得像一颗灰尘；此刻手里攥着装槟榔的纸箱，上面还带着凌晨的露水，她觉得自己像一棵树——不是那种被人种在花盆里精心养护的树，而是自己在石头缝里扎根、在台风中站稳的树。

　　“丫头。”

　　司机从驾驶室里探出头，手里多了一张名片。

　　“你要是想赚钱，”他把名片递过来，名片上印着“双龙货运·林金发”几个烫金字，“来找我。我认识好几家槟榔摊，都缺人。你这种手艺，不用只打零工。”

　　说完，货车发动，扬起一阵灰尘，汇入了省道上的车流。

　　邱丽花低头看着那张名片，把它小心地夹进了国文课本里。跟那张被揉皱又展平的传单夹在同一本书里。

　　她把另一颗槟榔揣进口袋，朝学校的方向跑去。

　　跑了两步，她停住了，转身朝阿水伯的摊子喊了一声：“阿伯——我下午再来！”

　　阿水伯站在摊子门口，花白的头发被晨风吹得竖起来。他看着那个瘦小的背影跑远，低头揉了揉眼睛，自言自语了一句“这孩子”，然后转身回去收拾操作台。他在操作台上发现了一颗多出来的槟榔——包得格外用心，荖叶上还贴了一小截创可贴的胶布。阿水伯把创可贴撕下来，下面是一道没来得及擦的血痕，细细的，弯弯的，像一弯红色的月牙。他把槟榔放进嘴里，嚼了嚼，仰头吐出一口红汁，笑了。

　　那天早上的第一节课，邱丽花迟到了。

　　她站在教室门口，喊了一声“报告”，声音沙哑。国文老师推了推眼镜，正要训斥，看见她两只手上缠满了创可贴，训斥的话卡在了嗓子眼里。

　　“进来吧。”

　　邱丽花低着头走向自己的座位。路过同学的课桌时，有人瞥见了她的手，发出一声低低的惊呼，然后被旁边的人用手肘捅了一下。她坐到自己位子上，把缠满创可贴的手放在课桌底下，但已经来不及了——同桌阿珍凑过来，一把握住她的手腕，翻过来看。

　　“丽花，你的手怎么了？昨天不是还好好的？”

　　“没事。帮阿水伯包槟榔，被刀片划了几下。”邱丽花把手抽回来，翻开课本，“上课了。”

　　阿珍不说话了，但她看着邱丽花的手，眼睛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情绪。那双缠满创可贴的手，每一根手指的关节处都有暗红色的印记。虎口的创可贴已经松了，露出底下结了痂又被崩开的伤口。手背上有石灰灼烧留下的细小白点，拇指和食指的指腹被荖叶汁染成了洗不掉的墨绿。那不是一双十三岁女孩子应该有的手。但那双手的姿势很稳，翻开课本的动作没有丝毫颤抖。

　　下课后，邱丽花去了三年级那栋楼。她站在三年三班的门口往里看了看，没看到王鹏鳅。竹竿从教室里晃出来，看见她，嬉皮笑脸地打招呼：“哟，找鳅哥？今天又翘课啦，在——”

　　“冰果室。”邱丽花接过话，“谢谢。”

　　竹竿愣了一下，看着邱丽花跑开的背影，挠了挠头：“这丫头，什么时候这么了解鳅哥的行程了？”

　　邱丽花跑到庙街的时候，天已经完全亮了。庙街的早晨跟晚上完全是两个世界。夜里的喧嚣退去，摆摊的推车还没推出来，街上只有几只流浪狗在翻垃圾桶。阳光斜斜地从骑楼的柱子间穿过来，在地面上画出一格一格亮晃晃的方块。冰果室的铁卷门还半掩着，才叔正在里面拖地，看见邱丽花在门口探头，用拖把杆指了指角落的位置。

　　王鹏鳅果然在。

　　他靠在墙上，面前还是一碗没动过的蜜豆冰，手里夹着根烟。看见邱丽花进来，他正要开口说什么——大概又是“你来干嘛”之类的——然后他看见了她的手。

　　他的眼神变了。

　　那个变化很细微。眉骨压低了不到一毫米，瞳孔缩了一下，嘴角的弧度从松弛变成平直。但邱丽花注意到了，因为她已经学会了在暗处观察他脸上的每一个细节。那种变化不是愤怒，也不是心疼，而是一种她没见过的神情——像有人在他胸口最硬的地方打了一拳，他没喊疼，但那一拳的震动还在身体里回荡。

　　“怎么回事。”声音冷了一度。

　　“没什么。”邱丽花把手往后藏了藏，“就是帮阿水伯包了几包槟榔。他是我的主顾，每个月给我开很多工钱。我不能让他丢了生意。”

　　王鹏鳅没有追问。他把烟叼在嘴里，站起来，从冰果室的柜台上拿了一瓶没开过的养乐多，插上吸管，推到她面前。他自己没喝，就那么叼着烟看着她喝。等她喝到第三口的时候，忽然伸出手，把她的手从桌上拉到面前。

　　这个动作太突然，邱丽花手里的养乐多差点洒了。她下意识想把手抽回来，但王鹏鳅的力道很稳，不是那种让人挣脱不了的力道，而是那种让人挣脱了就会后悔的力道。他翻过她的手，手背朝上。创可贴缠得毫无章法——竖着贴的、横着贴的、折了角翘起来的——胶布上透出深深浅浅的褐色，分不清是旧血还是新伤。他数了数。五道。那个最深的伤口在大拇指根部，创可贴已经松了，伤口裂着口子，像一张没来得及说出话的嘴。

　　王鹏鳅沉默了好一会儿。他的拇指在她手背上方停了一下，没有碰伤口，只是悬在那里。邱丽花能感觉到他指腹的温度——隔着空气，隔着那层薄薄的、看不见的距离，他手掌的暖意还是传了过来。像是想替她把伤口按住，又怕按疼她。

　　然后他放开了她的手。他站起来，走到冰果室后面的水龙头前，拧开冷水，把自己那根还在冒烟的烟头伸到水柱下。滋的一声，火灭了。他把湿漉漉的烟头扔进垃圾桶里。

　　“走。”

　　“去哪？”

　　“阿水伯的摊子。”

　　邱丽花跟在王鹏鳅身后，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他走得很快，帆布鞋踩在磨石路面上，几乎没有声音。邱丽花小跑着才能跟上他的步伐。一路上他一句话都没说，只是把嘴里叼着的那根烟从左边换到了右边。他只有在想事情的时候才会这么做。

　　到了槟榔摊，阿水伯正在门口清洗槟榔。他看见王鹏鳅，手里捧着的槟榔差点全撒了。王鹏鳅这个名字，在庙街上没有人不知道。阿水伯虽然金盆洗手多年，但对后港帮的鳅哥还是有所耳闻——他听说过这个少年是怎样单枪匹马砸了对头帮派的赌场，也听说过他那次独闯大湖帮地盘谈判的传言。这样一个道上的人忽然出现在自己摊位前，任谁都要心里打鼓。

　　王鹏鳅拉开玻璃门走进去。他站在操作台前，低头看着台面上残留的石灰痕迹和几片破掉的荖叶，还有那把邱丽花昨晚用过的备用槟榔刀。刀片上还残留着一道淡淡的血迹。

　　“阿伯，”他说，语气跟平时完全不一样——不是威胁，不是命令，而是一种邱丽花从来没在他身上见过的、接近“礼貌”的东西，“她手伤了。这几天，我替你顶。”

　　邱丽花呆住了。阿水伯也呆住了。

　　王鹏鳅已经卷起了袖子。他拿起一颗槟榔，放在砧板上，手起刀落。剖成两半，干净利落。然后选荖叶，抹石灰，动作一气呵成。他包槟榔的速度不如邱丽花快，但每一个动作都很稳。手指修长，骨节分明，捏住荖叶边缘的时候，力道恰到好处。

　　“鳅……鳅哥，这不合适，你……”阿水伯在旁边手足无措，一会儿看看王鹏鳅，一会儿看看邱丽花，布满老年斑的脸上写满了困惑和不安。

　　“我包得不好。”王鹏鳅把一颗包好的槟榔放在桌上，那颗槟榔裹得不算好看，荖叶的边缘有点毛，橡皮筋扎得稍微偏了一点，但石灰均匀，分量实在，“但比她现在的手好。”

　　邱丽花站在旁边，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她看见王鹏鳅的手指上也有伤疤——不是刀片划的，是更粗粝的东西留下的。指节上有一道旧刀疤，手背上有几个圆形的烫痕。这双手打过架，拧过别人的手腕，掰过酒瓶口。但现在这双手在包槟榔。笨拙地、认真地、一颗一颗地包。

　　日光灯下，他垂着眼，睫毛在颧骨上投下两道弧形的阴影。额前的头发落下来，挡住了他眉骨上那道浅浅的疤痕。他没有说话，但沉默本身就是最响亮的语言。

　　“鳅哥，你的手也……”

　　王鹏鳅包完第五颗，放在桌上排好。他的荖叶开始服帖了，石灰的用量也找到了感觉，跟邱丽花昨晚走的是同一条学习曲线。

　　“我不怕这个。”

　　邱丽花没有再说什么。她没有说谢谢，也没有推辞。她只是站到操作台的另一边，用没有受伤的那只手帮着洗槟榔、分荖叶。他们隔着三尺宽的操作台，一个在剖槟榔，一个在洗荖叶。日光灯下飘着荖叶的草香和石灰淡淡的碱味，两个人各自埋头干活，沉默在玻璃橱窗里蔓延开来——不是尴尬的沉默，而是一种默契在慢慢成形。

　　阿水伯站在门口，把玻璃门拉上，退到外面，把摊子整个交给了他们。他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点了一根长寿烟，看着庙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烟雾把他的脸遮得朦朦胧胧。

　　那之后，每天傍晚六点半，王鹏鳅会准时出现在槟榔摊。邱丽花问他晚自习怎么办，他说他跟校长达成了一项交易——他负责让三年级的那帮小混混不在晚自习期间闹事，作为交换，学校对他翘课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管纪律这事，老师拿着教鞭敲断三根都做不到的事，他往教室门口一站，一个字不用说，所有人都会乖乖翻开课本。校长不傻。

　　邱丽花没有再追问。她知道这是另一个世界的事，一个她还没完全进入的世界。她只是把泡好的蜜豆冰推到操作台另一头，继续低头洗槟榔。

　　第五天，一个穿花衬衫的中年男人骑着机车停在槟榔摊门口。男人四十出头，身形精瘦，留着小胡子，手腕上挂着一串佛珠。他走进来，看了一眼正在包槟榔的王鹏鳅，把墨镜摘下来，在衬衫上擦了擦。

　　“我没看错吧？后港帮的鳅哥在包槟榔？”

　　王鹏鳅没抬头：“阿发叔。今天要几包？”

　　“老样子，三十。”阿发叔靠在玻璃橱窗上，目光在邱丽花身上扫了一圈。他的眼神很利，像刀子划过皮肤，不是色眯眯的那种看，而是审视——在判断这个人是谁，值不值得在意。

　　“这小妹是……”

　　“跟你没关系。”王鹏鳅的声音淡得像白开水，但手里的槟榔刀在砧板上敲了一下，咚的一声，正好卡在阿发叔话落的尾音上。那一声不重，但意思很明确——这个话题到此为止。

　　阿发叔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姿势，脸上挂着意味深长的笑：“行行行，不说就不说。三十包，老规矩，礼拜五要。”

　　他走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邱丽花一眼。

　　“小妹，你叫什么名字？”

　　“邱丽花。”

　　“邱丽花，”阿发叔把这个名字在舌尖上滚了一遍，点了点头，像是记住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他把佛珠在手腕上绕了两圈，跨上机车，引擎发动之前又丢下一句，“不错。能让鳅哥替你包槟榔的人，这世上还没第二个。”

　　机车驶远了。邱丽花看着那道逐渐消散的青烟，手心微微出汗。阿发叔那句话听起来像夸她，但那个眼神不是夸。那是一种标记——像在暗处眯起了一只眼睛。

　　她没有深想。操作台上还有三十颗槟榔等着包。

　　到了十月中旬，邱丽花的手已经完全好了。

　　五道刀口都愈合了，最深的那个留下了一道细细的疤痕，淡红色，弯弯的，像一弯极小的月牙印在虎口上。她握拳的时候，那道疤痕会微微凸起，像一条细细的线绳。她有时候会下意识地用拇指去摸那道疤，指腹摩挲过凸起的纹路，像是在阅读一句还没学会的暗语。

　　放学后，她照例去阿水伯的摊子。王鹏鳅已经到了，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嘴里叼着根没点燃的烟。天气转凉，他在白T恤外面套了件深蓝色的牛仔夹克，袖子还是挽到手肘，露出那截青色的纹身——一条青龙的尾巴，盘绕在小臂上，鳞片在夕阳下泛着淡淡的光泽。

　　“手好了？”他看了一眼她的手。伤口愈合之后，墨绿色的荖叶汁也洗掉了，手又变成了原来的样子——细细瘦瘦，骨节分明。

　　“好了。”邱丽花摊开手掌给他看，想了想，又补了一句，“但留疤了。”

　　王鹏鳅低头看了一眼那道疤，没有说话。他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沉默了几秒，忽然把自己的右手伸出来，放在她手边。

　　他的虎口上也有一道疤。比她的更旧、更深，颜色已经变成了浅褐色，从虎口一直延伸到食指根部。那道疤的形状跟她的不一样——是被更钝的东西割的，边缘不整齐，愈合之后像一道被缝合后又拆了线的山脉。

　　“我也有。扯平了。”

　　邱丽花低头看着两只并排放在操作台上的手——一大一小，一只粗糙一只纤细，虎口上各有一道疤。不同的刀留下的，不同的时间留下的，却偏偏在同一个位置，像是被同一枚看不见的印章盖过。

　　操作台上堆着今天要包的一百包订单。邱丽花拿起槟榔刀，王鹏鳅拿起荖叶。他们没有分工，但配合已经默契到了不需要开口的地步。她剖槟榔，他抹石灰；她放荖叶，他扎橡皮筋。有时候同时伸手去拿同一颗槟榔，指腹在光滑的槟榔壳上轻轻碰一下，又各自收回。谁都不看谁，但两个人都知道对方在做什么。

　　阿水伯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收音机里放着台语老歌，陈芬兰的《港都夜雨》被电波干扰拉出沙沙的杂音。他看着满墙的槟榔刀在日光灯下泛着银光，最大的那把刀片已经磨得只剩一半宽度了。然后他的目光落在操作台前那两个低头干活的身影上，叹了口气，又笑了。

　　那天收工后，邱丽花把最后一包槟榔码进纸箱，封好胶带。王鹏鳅在水龙头下冲手，把指甲缝里的石灰冲干净。她忽然发现，他们一起在操作台前站了十几天，配合了上百包槟榔，她却没有好好看过他包槟榔的样子。

　　现在她看到了。

　　他冲手的动作跟做别的事一样——不慌不忙，每个指缝都洗到。指甲剪得很短，指尖的皮肤被石灰泡得有点发白。手腕上的皮绳被水打湿了，那颗银色珠子贴在突出的腕骨上，她这才第一次看清那颗珠子——很小，上面刻着一个字。笔画太多，被水影折射得模糊了，她没认出来。

　　“王鹏鳅。”

　　“嗯？”

　　邱丽花张了张嘴。想说“谢谢”，想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想说“你以后还会来吗”。但这些话堵在喉咙里，怎么都说不出口。她觉得一旦说出来，有些东西就会变——会从“自然而然”变成“刻意为之”，会从“默契”变成“承诺”。而她还没有做好接受承诺的准备。或者说，她怕自己做好了准备，他却只是随口一提。

　　最后她说的是：“你的手也留疤了。”

　　王鹏鳅关上水龙头。水声停了，铁皮屋里忽然变得很安静，只有收音机还在沙沙地响。

　　“早就有的事。不差这一道。”

　　他说完这句话，就把手在牛仔裤上蹭干，拿起安全帽走了。走之前，他的目光在她虎口的疤痕上多停了一秒。那个眼神像是笑，又像是叹气——但她还没分辨清楚，他就已经转身了。

　　（第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