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岸听风海是咸的》美女邱莹莹

11、第 11 章

　　第十一章各自的路

　　一九九六年的秋天，台东的天气好得不讲道理。

　　台风季过去了，太平洋上的风终于收起了暴烈的脾气，变得温驯而干燥。天空高远得像是被谁往上提了一截，云朵稀稀疏疏地挂着，像被撕碎后又随手洒在蓝色画布上的棉絮。省道两旁的释迦田开始挂果，青绿色的果实沉甸甸地垂在枝头，农人们在田里忙着套袋，白色的纸袋在阳光下闪闪发光，远远望去像落了满树的鸽子。庙街上的樟树开始落叶了，枯黄的叶子在风里打着旋儿，落在槟榔摊的遮阳棚上，落在冰果室门外的塑胶椅子上，落在来来往往的机车坐垫上。

　　但邱丽花没有心情看风景。

　　国二上学期的生活比国一更忙碌。升学班的课表排得满满当当，周六上午要加课，周日下午还有模拟考。老师们在讲台上轮番轰炸，每一科都在赶进度，每一科都在强调“这是会考的重点”。邱丽花把课表贴在铅笔盒里，每次打开都能看见那一排密密麻麻的格子——国文、英文、数学、理化、历史、地理、公民，周六上午三节课连上，中间只有十分钟休息。但她已经不觉得苦了。比起国一那时候天不亮就要去市场搬菜、放学后发传单换纸尿裤的日子，能坐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地听课，已经是一种奢侈。

　　槟榔礼盒的生意也在稳步扩张。林金发每个月跑两趟台东到台北的线路，每次都带一批礼盒上去。他在台北的旅行社老板又介绍了两个下游零售商，其中一家是做伴手礼连锁的，在台北车站附近有三家分店。订单量逐月增长，阿水伯一个人忙不过来，又舍不得请外人——他说外人不会像阿花那样用心包。最终还是才叔介绍了一个靠谱的人手：一个叫阿忠的中年男人，以前在冰果室后厨帮忙，后来冰果室生意淡了就闲在家里。阿忠不爱说话，但手脚麻利，包槟榔的手艺学了几天就上手了。虽然荖叶有时候还是会裹破，石灰的用量偶尔会偏多，但阿水伯说他是个老实人，教得出来。邱丽花把操作流程写在一张海报纸上贴在墙上——选叶、抹灰、放槟榔、裹叶、扎筋、装盒，每一步都配了简单的示意图，用不同颜色的签字笔标注了关键要点。阿忠说这是他这辈子见过的最清楚的“员工手册”。

　　邱火旺的身体也在好转。他在货运公司仓库的夜班管理员岗位上已经做了快半年，虽然还是瘦，但脸上有了些血色，走路的时候瘸腿拖得没以前那么厉害了，有时候甚至不用扶着墙也能走完一整条巷子。医生说他肝功能指标稳住了，只要坚持戒酒、定期复查，短期内不会有生命危险。他每个月把工资的一半交给邱丽花，另一半留着给阿嬷买药和营养品。邱丽花把那笔钱单独存进铁盒子里，用橡皮筋扎好，在账本上工工整整地记下每一笔日期和金额。铁盒子里的借据清单上，每一笔待还款后面都多了一个新的备注——“阿爸本月工资扣还”。邱火旺第一次看到那张清单的时候，沉默了很久，然后拿起笔，在“阿爸本月工资扣还”后面写了两个字：收到。他写字的力道很轻，笔画歪歪扭扭的，但“到”字的最后一笔竖弯钩拖得很长，像是用尽了全力才把那一笔写完。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往好的方向发展。但邱丽花心里有一块地方，从九月开学那天起就一直悬着。

　　王鹏鳅回后港帮已经快两个月了。

　　他从堂口传回来的消息屈指可数，每一条都是竹竿带来的。开学后第一周，竹竿在走廊上拦住她，说鳅哥在堂口安顿好了，后港帮内部的事比他想象的复杂——他大哥虽然被王进发发配去管后山的养鸡场，但大哥的人还在堂口里，明的暗的都在给他使绊子。第二周，竹竿说鳅哥跟大湖帮的人谈了一次地盘线的事，没谈拢，回来的路上被人堵了。第三周，竹竿手里多了一张照片——王鹏鳅坐在堂口的红木椅上，穿着黑色唐装，胸前别着后港帮的徽章。照片里的他没有叼烟，眉骨上的疤比毕业典礼时更深了，眼神跟以前不太一样——不是深海里的阴鸷，也不是沙滩上的放松，而是一种邱丽花从没在他脸上见过的神色。像是在算一盘很复杂的棋，走一步要看三步。

　　竹竿说这是鳅哥托他带给阿花看的，证明他没事。邱丽花接过照片，拿在手里看了很久。他的头发长了，额前的刘海快要遮住眉毛。她把照片夹进国文课本里，跟那张传单残片放在一起。传单上那首《致橡树》的墨迹又淡了一层，“凌霄花”三个字快看不清了，但照片上他的轮廓很清晰。她把课本合上，问竹竿有没有英文作业要带给他批改。竹竿说有——从书包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活页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英文字母练习，从A到Z，每个字母写一行，最后一行是“Wednesday”，拼对了。“鳅哥说他现在每天写一页，让你放心。”竹竿挠了挠头，“他还让我问你，他什么时候才能开始背第二个单词表。”邱丽花把活页纸收进书包里，从铅笔盒里拿出一张新的单词表递给竹竿，上面是她昨晚刚写好的十个新单词。她没有多说什么，但竹竿走之后，她在自己的英文笔记本最后一页画了一颗五角星——这是她从国一开始跟自己的约定，每收到他一次作业，就画一颗星。现在最后一页已经有六颗星了。

　　十月，学校里发生了一件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事。

　　国中部新来了一个转学生。男生，从台北来的，姓简，叫简世杰。他爸爸是县政府新调来的都发局局长，据说是直接从台北的中央部会空降下来的，来头不小。简世杰被安排在国二升学班，坐在邱丽花隔壁排最后一个位置。他长得斯斯文文的，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发用发蜡梳得整整齐齐，校服熨得没有一丝褶皱。开学第一天，他背的书包是日本进口的，铅笔盒里有全套的德国制图工具，运动鞋是耐吉的限量款，连便当盒都是双层保温的。在这个连福利社买一瓶麦香奶茶都算奢侈的学校里，他像是一只误闯进野猫群里的纯种猫。

　　同学们一开始对他敬而远之——太精致了，精致得格格不入。但简世杰不是那种仗着家世就盛气凌人的人。他说话轻声细语，对谁都客客气气，借橡皮会双手接，还回来还会说谢谢。体育课跑三千公尺他跑了倒数第一，但没有停下来走，跑到终点的时候满脸通红、眼镜歪到了耳朵上，扶正了之后笑着说“台北没有这么多上坡”。一周后，大家发现这个台北来的“少爷”其实不讨人厌。两周后，他已经能叫出全班每个人的名字。

　　他第一个记住的名字是邱丽花。

　　起因是英文课。英文老师让大家轮流朗读课文，轮到邱丽花的时候，她站起来，把一段关于环境保护的短文念得流利而清晰。她的发音不是最标准的——带着一点点台语的尾韵，“th”的音咬得不太准——但她的语调里有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笃定。每一个单词都不犹豫，每一个句子都像是她真的理解了而不是在背发音。念完之后，英文老师难得夸了一句“Good job”，在全班同学的起哄声中，邱丽花坐回座位，翻开下一页课文，脸上的表情平静得像什么都没发生。但她握着笔的手指微微发白——她知道自己的“th”音不准，在“the”和“they”这两个词上各卡了半拍。

　　下课后，简世杰走到她座位旁边。他站着的姿势很规矩，跟她保持着一张课桌的距离，双手垂在身前，没有像其他男生那样一屁股坐在她桌上或者拍她肩膀。

　　“你的英文发音很好。”

　　邱丽花抬头看了他一眼，把他从头到脚扫了一遍——不是那种打量男生的看，是那种评估对方来意的看。然后她低下头继续整理笔记：“谢谢。”

　　“我英文还可以，”简世杰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书，封面是黑色的，上面印着烫金的英文字，书脊上的字是“The Old Man and the Sea”——《老人与海》，英文原版，不是中英对照的那种节选本，是完整版，“我爸爸从台北寄来的，说这是美国高中生必读的书。我还没看完，但里面有句话我很喜欢——‘A man can be destroyed but not defeated。’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我觉得很适合你。你身上有那种感觉。”

　　邱丽花的笔顿了一下。笔尖在纸上停了一拍，留下一个比平时稍大的墨点。她抬头又看了简世杰一眼，这次看的时间比第一次长了一点。不是因为他说了那句话——那句话她其实在《致橡树》的课文解析里见过类似的，国文老师讲舒婷的时候提到过海明威。是因为他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不是恭维，也不是讨好，而是在陈述一个他观察到的现象，就像在说“今天是晴天”一样自然。

　　“我不是客气。”简世杰把书放在她桌上，“你这学期好几次第一名了，你都没有主动说过。我是听阿珍说的——她到处跟人讲你的事，说你以前在庙会上发传单，后来在槟榔摊打工，手被刀片割了五道口子还包了一整夜的槟榔。她说你书包上那朵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送的。”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刚好够她听见，不会被旁边的人注意到。金边眼镜后面的眼神是认真的，但不过分热情，带着一点恰到好处的距离感。说完他把书又往她面前推了半寸，然后走回自己座位，拿起他那把德国圆规继续画几何图形。

　　邱丽花没有翻开那本书。她把书放在课桌抽屉里，跟便当盒放在一起。但放学后，她把书装进了书包，骑车到海边，坐在礁石上，借着夕阳读完了第一章。书的第一章有一句话被她用铅笔轻轻划了一条线——“He was an old man who fished alone in a skiff in the Gulf Stream and he had gone eighty-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但他还是每天出海。她把这句话抄在了笔记本上，在空白处画了一个小小的问号。合上书之后，她从书包里拿出那张单词表——给王鹏鳅准备的下一批十个新单词，最上面一个正好是“sea”。她盯着那个单词看了很久，然后在“sea”旁边补了一个例句——“The old man and the sea。”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王鹏鳅破天荒地出现在槟榔摊。阿忠在操作台后面包槟榔，阿水伯坐在门口听收音机。王鹏鳅进来的时候，阿水伯愣了一下，差点没认出他来——穿着黑色唐装，脖子上多了道还没结痂的刀痕，不深，细细一条，像是被什么锋利的东西擦过去的，从左耳下方一直划到锁骨。阿水伯把收音机关了，站起来想说什么，但王鹏鳅摆了摆手，示意自己只是来看看。他在冰果室里坐了一会儿，才叔给他倒了一杯冬瓜茶，他端起来没喝，杯壁上凝结的水珠顺着手指往下淌。直到傍晚邱丽花放学来了，两个人才在省道边上的榕树下站了不到五分钟。竹竿站在远处望风，手里拿着一根狗尾巴草逗路边的黄狗。他瘦了，颧骨比毕业时更突出了，眉骨上的疤上面多了一道新的细小划痕。但那双沉黑的眼睛跟以前一模一样，在暮色里看着她的时候，所有的疲惫和防备都卸掉了，像深海里终于透进来一束光。

　　“你受伤了。”邱丽花看着那道刀痕。她的声音很轻，但手已经抬起来了——抬到一半又收了回去，攥成拳头垂在身侧。因为他穿着后港帮的唐装，而她是升学班的学生。榕树的落叶飘下来，卡在她的辫子上，她不知道。

　　“没关系。大哥的人搞的小动作。在堂口后巷堵我，带了人。他没占到便宜。”王鹏鳅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没点。这个动作她已经很熟悉了——他在说严重的事情之前会先换烟，但这次他换得很快，像是急着把烟换到另一边，好腾出左边那只手做别的事。“听说升学班来了个转学生，送你英文书？”

　　“你怎么知道的。”

　　“竹竿说的。竹竿是听阿珍说的。阿珍是听你们班同学说的。”他把烟从右边又换回左边，这次换得更快，“听说家里很有钱，台北来的。爸爸是局长。”

　　“简世杰。他送的是《老人与海》。”

　　“讲什么的。”

　　“一个老人出海捕鱼，八十四天没捕到一条鱼，但他还是每天出海。”

　　王鹏鳅沉默了一会儿。榕树的叶子掉在他肩上，他没有拨掉，任那片枯叶停在唐装的黑色缎面上，像一枚偶然落下的徽章。

　　“然后呢。”

　　“然后他捕到了一条大鱼。跟他的船一样大。他跟那条鱼斗了三天三夜，最后虽然鱼被鲨鱼吃光了，但他把鱼骨头拖回了港口。”

　　“值得吗。”

　　“书里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

　　王鹏鳅把这句话在舌尖上过了一遍。他想起自己最狼狈的日子——在堂口厕所的地板上，被大哥锁在里面一整夜；在卡拉OK后面的出租屋里，妈妈把他丢给王进发，留下的只有一张字条；在学校的后门围墙下，竹竿告诉他大湖帮的人在后街贴了传单。他被毁灭过很多次，但他还站在这里。

　　“不错。你替我谢谢他。但是让他别再送了。”他把停在肩膀上的落叶拨掉，又加了一句，“书你可以看。人别走太近。台北来的人，迟早要回台北。你是要去台北的人。”

　　这句话的后半句他没有说出口，但她听出来了——台北来的人迟早要回台北，而她也是要去台北的人。他要留在台东，后港帮在这里，堂口在这里，他的地盘在这里。她和那个转学生一样，迟早要离开这条省道、这座庙街、这片海。但他不是在阻止她交朋友，他是在担心——担心她离台北越近，离他就越远。他把这种担心藏得很深，藏在他那套用“地盘”、“关系”、“人情”搭建起来的话语体系里，不熟悉他的人根本听不出来。但邱丽花听得懂。

　　“我爸是邱火旺。”邱丽花说，“我妈在我五岁的时候跑了。我阿嬷在床上瘫了两年多。我在庙会上发过传单，被同学叫土花。他爸爸是不是局长跟我没关系。我认识你的时候，你连二十六个字母都不会。现在你会写英文作业了。”

　　“那个简世杰——”

　　“简世杰英文很好，但他不会包槟榔。他不会骑机车。他不知道台风天去哪里躲。他没有看过庙会上的八家将。他读的是《老人与海》，我读的是《致橡树》。《老人与海》是别人推荐给他的，《致橡树》是我自己抄在传单背面的。”

　　她一口气说完这些话，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像是用槟榔刀刻在砧板上的。

　　王鹏鳅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又从右边换到左边。然后他做了一个很轻的动作——抬手把她辫子上那片枯叶拿下来，随手扔进风里。跟去年在走廊上拿掉她头发上的枯叶时一模一样。那片叶子在暮色里翻了几圈，落在榕树的气根上，又被下一阵风吹走了。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他手腕上的皮绳已经不在了——去年冬天他把那条串着银色珠子的皮绳卖掉换了医药费，珠子上的字她始终没认出来。但手腕上那一圈比周围肤色浅一点的印痕还在，像一道褪了色的疤。

　　“英文作业带了吗。”

　　“带了。竹竿说你现在每天写一页字母。”

　　“不止了。我现在写单词。你上次给的十个，我背了八个。”

　　“哪两个没背出来？”

　　“‘umbrella’和‘Wednesday’。”

　　“‘Wednesday’你练了一百多遍。”

　　“那是拼写。我现在说的是默写——不看着书，自己写。‘umbrella’少了一个‘l’，‘Wednesday’写到一半又忘了‘d’在前面还是‘n’在前面。默写和拼写不一样。拼写是照着抄，默写是脑子里自己排。”

　　邱丽花低下头，从书包里翻出那张单词表，在“umbrella”和“Wednesday”旁边各画了一颗小星星。这是他第一次主动告诉她哪些单词没背出来——以前他只会把写对的给她看，写错的偷偷藏起来，第二天重新抄十遍再给她看对的。现在他愿意告诉她哪里没做好了。不是不怕丢脸了，是觉得在她面前不需要藏了。

　　“下次我考你默写。二十个单词，错两个以内算及格。及格的奖励是一碗挫冰。”

　　“不及格呢。”

　　“不及格就再来一碗。”

　　他的嘴角动了一下。那个弧度已经很接近笑了，比去年在沙滩上说“早呢”的时候更像笑。他转身朝机车走去，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有回头。

　　“那个简世杰。他送你书可以，但不能送你回家。这是底线。”

　　他说完跨上机车，引擎在暮色里发出一声低吼，尾灯亮起来，在省道上拖出一道红色的弧线，拐过庙街口就看不见了。榕树下的狗追着他的车跑了半条街，被竹竿吹了声口哨叫了回去。

　　邱丽花站在榕树下，手里握着那张画了两颗星星的单词表，风把她额前的碎发吹起来。简世杰送不送她回家根本不重要——因为从她家巷口到学校这段路，她骑脚踏车骑了好几年了，从来没有男生送过她。唯一一次有人接她，是台风天晚上他骑着机车来铁皮屋窗口找她，安全帽是干的，自己的头发全湿了。他把简世杰当作假想敌，不是因为他觉得简世杰比他强。而是他正在后港帮的堂口里跟他大哥的人斗得你死我活，脖子上被人划了一刀还没结痂，他不知道下一次被堵是在什么时候。简世杰的出现提醒了他——她身边会有更多像简世杰这样的人。干净、体面、不用躲仇家。而他正在泥潭里越陷越深。

　　但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认识他的时候，他连二十六个字母都不会。现在他会默写单词了。她看人的标准，从来都不是谁更体面。

　　十一月，学校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校庆运动会。台东县立国中的校庆向来办得隆重，操场四周挂满了各色旗帜和横幅，主席台上摆着一排铺了红布的桌椅，校长、家长会长、地方议员轮番上台致辞。三年级的学姐们穿着统一的啦啦队服在操场中央跳热舞，音乐震得凤凰木的叶子直颤。各班在跑道边上搭了帐篷，摆摊卖炒面、弹珠汽水、戳戳乐，家长们出钱出力，把校庆搞成了全镇的庙会。

　　邱丽花作为升学班的班长，负责班级摊位。她组织大家卖红豆牛奶冰——手艺跟张伯学的，挫冰机是才叔借的，红豆是阿水伯赞助的，炼乳是阿旺叔从批发市场带回来的。简世杰负责收银。他戴着那副金边眼镜，面前摆着一个装钱的铁盒子，找零的时候会习惯性地把钞票一张张捋平，把十块硬币按年份排好。邱丽花在旁边挫冰，抽空瞥了一眼，发现他排硬币的方式跟她记账的方式一模一样——都是把数字对齐，把每一笔分清楚。她没有说什么，只是把下一碗挫冰推到他手边。简世杰接过去说了声谢谢，没来得及吃，红豆就化了，粉红色的糖水顺着刨冰的弧度淌进碗底。

　　下午，田径比赛开始了。重头戏是三千公尺接力赛，国二升学班对战国二普通班。普通班的最后一棒是个短跑选手，爆发力很强，升学班前三棒累积下来的优势在最后一圈被追上了。普通班的最后一棒跑得飞快，差距一点点缩小，最后五十公尺几乎要反超。观众席上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加油声，普通班的人在跑道边上跳着喊“超过去”，升学班这边阿珍嗓子都喊劈了，举着加油牌蹦得老高。

　　升学班最后一棒是简世杰。他一开跑就被拉开了距离，跑到最后一圈的时候已经落后了十几公尺。但他没有放弃，咬着牙往前追，金边眼镜在鼻梁上不停地往下滑，每次推上去又滑下来，最后干脆摘下来扔在跑道边上，然后第一个冲向了终点——不是冠军的终点，是旁边的水龙头。他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冷水哗哗地浇在他头发上，把他精心打理的刘海淋成了一缕一缕的。然后他抬起头，水珠从鼻尖滴下来，他哈哈大笑，跑过去跟最后一棒的选手击掌，两个人抱在一起。

　　邱丽花站在跑道边上，手里还拿着挫冰的勺子，看着那个浑身湿透的台北男孩跟普通班的同学勾肩搭背地走回来。旁边几个女生在交头接耳，说简世杰人挺好的，一点架子都没有，跑步不行但人缘好。阿珍凑到她耳边说：“丽花，你有没有觉得简世杰有点……不错？”邱丽花把勺子放进冰桶里，没有回答。但她心里知道，简世杰确实不错。他不是那种需要用恶言恶语来彰显自己存在感的人。他只是跟她一样，在用自己的方式融入这个小镇——他用的是跑步，虽然跑了倒数第一；她用的是什么，她自己也说不太清。也许是在庙会上发的传单，也许是槟榔摊上被割的五道口子，也许是台风夜的天台上看的那场星星。

　　运动会结束后，简世杰把收银的铁盒子交还给邱丽花。钞票捋平了，硬币按年份排好了，每一笔账都记在小本子上，跟她的账本格式一模一样。他大概是在收银的时候偷偷看了她的账本，然后照着做了。邱丽花接过铁盒子，翻开账本对照了一下数字，分毫不差。

　　“你以后想做什么？”简世杰忽然问。

　　“考师大。去台北。”邱丽花把铁盒子锁好，没有抬头。

　　“我也是。我想考台大法律。以后当律师。”

　　“为什么？”

　　“我爸说，不管政坛怎么变，律师都有饭吃。”简世杰笑了一下，摘下眼镜用衣角擦着镜片上的水雾，“但我想做的不只是有饭吃。我们台北老家那里有个老社区，住了很多老兵和外来媳妇。他们的权益经常被侵犯。我想帮他们。”

　　邱丽花抬起头看了他一眼。这是她第三次认真看他。第一次是他送书的时候，她说“谢谢”。第二次是他提到《老人与海》的那句话时，她的笔顿了一下。这一次，她看他的时间比前两次都长。他说的不是“赚钱”，不是“社会地位”，是“帮他们”。这跟她想的有些类似——她想去台北，不是为了逃离台东，是为了让自己变得足够有力气之后，回过头来拉那些还困在原地的人。阿嬷、阿爸、阿水伯、才叔、竹竿。还有那个正在后港帮堂口里跟她大哥的人斗得你死我活的人。

　　“你呢？”简世杰把眼镜戴回去，镜片上还残留着没擦干净的水渍，把他的视线模糊成一片柔光，“你去台北想做什么？”

　　“读书。”

　　“读完书之后呢？”

　　“回来。”她的声音很轻，像是在对谁做出一个还没有到期的承诺，“或者在台北。做生意。我不一定要考师大——那是以前的计划。我后来想了想，也许考商学院更适合我。我把阿爸的低收入户补助办下来之后，发现我不怕填表格，不怕跑公所，跟人打交道也不紧张。阿水伯的礼盒生意，我可以做得更大。不只是槟榔礼盒——台东有很多好东西，释迦、池上米、初鹿牧场的牛奶，都可以做成伴手礼。我把‘阿水伯槟榔’注册下来，做品牌，不是只卖货。但这个想法太大了，我现在还说不清楚。”

　　简世杰没有说话。他摘下眼镜擦镜片的动作顿了一下。他被这个回答震住了——不是因为这个想法有多宏大，而是因为这个女孩子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语气跟在课堂上念英文课文时一模一样：笃定，平静，每一个字都不犹豫。她不是在说梦，她是在列计划。就像她在操作台上把每一包槟榔码整齐一样，她也在脑子里把未来的每一步都码好了。

　　“下次你回去，帮我一个忙。”邱丽花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信封里装着一张折叠好的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最近一个月来竹竿转交的每一份英文作业她都批改好了，在下面用红笔标注了错误和改正建议，最后还附了一张新的单词表和五道选择练习题，“帮我带一批新的礼盒样品去台北，给林金发大哥那个朋友——姓陈的，在台北车站开伴手礼店的。顺便把这个交给他。”

　　“这是谁的英文作业？”简世杰接过信封，看见封面上没有写收件人，只画了一只乌龟。乌龟画得比去年那只好看多了——龟壳的弧线很均匀，四条腿的长度差不多，尾巴翘起来打了一个卷。但这只乌龟的风格很眼熟，跟去年课本上那只被反复摩挲褪了色的乌龟明显是同一个作者的。

　　“一个朋友。”邱丽花收回目光，手不自觉地摸了一下书包上的九芎花徽章。这个动作很轻、很快，如果不是特别注意根本看不到。“他已经毕业了。在学英文。你回台北之前帮我把作业给他。他知道是什么意思。”

　　简世杰看了看那只乌龟，又看了看邱丽花脸上的表情——那个表情跟他第一天看到她读英文课文时一模一样。笃定，平静，但眼角有一个极细微的弧度，像是想起了某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玩笑。他把信封收进书包里，什么也没多问。他在台北见过太多纠缠不清的关系——父辈官场上的那些叔叔伯伯，表面上称兄道弟，背地里互相使绊。但在这个小镇上，他看到了另一种关系：一个女生替一个已经毕业的男生批改英文作业，每一道错题都用红笔写了改正建议；一个男生在后港帮堂口里打着地盤战，却托人带来他每天写的一页英文字母。不需要送书，不需要请吃饭。只要在台风的夜晚，把安全帽捂在雨衣里，让她的头不被淋湿。

　　十二月初，简世杰回台北了。他爸爸的借调期结束，全家搬回台北。临走前，他到槟榔摊来找邱丽花。邱丽花正在操作台上画礼盒的商标，新版本的槟榔树画得比之前好多了——树干用了两种绿色，加了光影，树冠上的叶子不再是锯齿状的简单线条，而是一片一片勾勒出来的。旁边用英文印着“Mr。A-Shui Betel Nut”，字体是她从一个旧报纸广告上剪下来描了好几次才写好的。

　　“这是新的商标设计。还没定稿。你觉得怎么样？”

　　“好看。比以前那个像多了。”简世杰站在操作台旁边，把那棵槟榔树端详了好一会儿，“但这个树的品种……在台北没人认识。台北人只认识棕榈树。”

　　“所以要教育市场。第一波客户是台东人——那些已经北上工作、逢年过节想念家乡味道的人。台北光台东同乡会就有好几千人。林金发大哥说他在台北跑车的时候，每个礼拜至少遇到三个台东人，每个人都在问台北哪里能买到台东的荖叶槟榔。第二波才是一般台北人。先让台东人买了送礼，台北人收到之后觉得稀奇，就会来找。到时候我会写一份产品说明书，印在盒子内侧——槟榔的历史、吃法、台东的槟榔为什么特别。用故事卖产品，不是用价格。”

　　简世杰沉默了半晌，然后在操作台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认真地看着她。金边眼镜后面那双眼睛，没有了第一次见面时那种“台北人看乡下”的好奇，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被说服了之后微微发亮的光。

　　“邱丽花，你以后一定会来台北的。”

　　“当然。但不是现在。”她把圆珠笔搁下，拿起一个刚画好的礼盒翻来覆去地检查边角的胶水有没有溢出来，“我阿嬷还需要我照顾一段时间。我爸的身体还在恢复。礼盒的生意也要再做稳一点——阿忠刚学会包槟榔，阿水伯的橡皮章又用秃了一个。等他学会了所有流程，我才能放心走。”

　　“我不是说现在。我是说以后。”简世杰顿了顿，推了推眼镜，“到台北，告诉我。我带你去吃台北最好吃的牛肉面。不是那种观光客排队的名店，是巷子里只有在地人知道的那种。老板是老荣民，煮面的时候会哼京剧，汤头熬了四十年。”

　　“好。”

　　“还有你那个朋友。”他指了指操作台上那只画着乌龟的信封，“他是不是就是那个……送你徽章的人？我没有打听的意思，只是想说——他英文进步了。他上个月交的作业，二十个单词默写只错了两个。‘umbrella’还是少了一个‘l’，但‘Wednesday’终于全对了。”

　　简世杰说完这句话，站起来背上书包，朝她摆了摆手，走出了槟榔摊。他在庙街上走了一段，在冰果室门口碰到竹竿。竹竿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嗑着瓜子，脚边蹲着那只黄狗。

　　“你告诉她的？‘Wednesday’全对了。”

　　“对。”竹竿把瓜子壳吐在地上，“鳅哥默写二十个单词只错了两个。那个‘umbrella’其实也写对了，是我抄的时候少抄了一个‘l’。鳅哥的作业，每次都是他先在堂口写一遍，我誊一遍带出来，因为有时候东西带在身上会被大哥的人截走。为了不出错，我都会核对三遍，第三遍的时候打了个喷嚏，漏抄了一个字母。阿花前天把我堵在冰果室，拿着抄写本和原稿一个字一个字对，发现了。她罚我把一整页单词表重抄十遍。我今天抄到凌晨四点才抄完。”竹竿把手上的瓜子壳拍掉，两手一摊，露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

　　简世杰站在冰果室门口，看着竹竿那副生无可恋的表情，忽然笑了。他想起自己刚从台北转来的时候，觉得这个小镇太破旧了——省道上的槟榔摊、庙街上的冰果室、骑楼底下打盹的黄狗，一切都跟他熟悉的台北天差地别。但在这里待了快一个学期，他发现这个破旧的小镇底下有一条暗河，看不见的水流在所有人和人之间流动。邱丽花考全班第一，全班给她凑医药费；王鹏鳅在后港帮打地盤战，竹竿帮他抄英文作业；邱丽花发现作业少抄了一个字母，罚竹竿抄十遍单词表。这不是交易，不是人情债，是一种他在台北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人与人之间不需要明说、不需要兑现、不需要公证、却比任何契约都牢固的连接。

　　“竹竿，帮我一个忙。”简世杰从书包里拿出一个信封，那是他临走前邱丽花托他带给王鹏鳅的，“把这个给鳅哥。跟他说，我在台北等他。他上次问台北的烤鱿鱼摊好做不好做——我回去帮他在庙东夜市考察一下。他英文考及格，我给他租个位子。”

　　竹竿接过信封，收起了平时嬉皮笑脸的表情。他注意到简世杰说的是“考察”，不是“问问”；是“给他租”，不是“帮他找”。这个台北来的少爷，说话的方式跟阿花越来越像了。他把信封放进外套内侧的口袋里，拍了拍。

　　“他说不用。位子阿花帮他找好了。庙东夜市入口第一家，捷运站出口对面。但他让我告诉你——台北最好吃的牛肉面不要带阿花去。那家店留给他。”

　　竹竿说完这句话，抄起板凳上的报纸卷成的“教鞭”拍了一下黄狗的屁股，狗弹起来追着他跑进了庙街深处。简世杰站在原地，看着竹竿那条被狗追得歪歪扭扭的背影消失在骑楼下，忽然觉得鼻梁上有点酸。不是因为伤感。是因为刚才那一瞬间，他意识到自己在这个小镇上遇到的每一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同一样东西。而那个东西，他在台北活了十六年从来没有见到过。

　　十二月的台东进入了短暂的冬季。省道上的风变得又干又冷，阿嬷的风湿病又犯了，膝盖肿得比去年还大。邱火旺用林金发送的旧轮椅把阿嬷推到卫生所，打了一针止痛，又配了两个月的药。他现在学会了怎么填健保卡上的表格，把阿嬷的基本资料都背熟了——身份证字号、健保卡号、常用药名、过敏史。当年那个连自己的生日都记不清的人，如今把阿嬷的病历用一个大夹子夹好，挂在铁皮屋门后面，每次去卫生所之前都会检查一遍有没有漏带的单子。

　　阿爸的转变，邱丽花看在眼里，但嘴上什么都没说。她只是默默地把铁盒子里的借据清单更新了一遍——每一笔还款后面都打上了勾，最新的一笔备注写着：“利息扣完。本金还差一万二。预计明年三月前还清。”她在日期栏里多填了一行——“阿爸本月工资扣还，多还五百。”

　　圣诞节前夕，学校放了两天假。庙街上挂起了一串串小彩灯，阿水伯在槟榔摊门口摆了一棵用啤酒瓶堆成的“圣诞树”，外面缠了一圈绿色的塑胶藤蔓，树顶插了一颗红星——是从旧日历上剪下来的。才叔说这是台东最丑的圣诞树，但每天早上经过的时候都会顺手往啤酒瓶里塞一根仙女棒。林金发从台北带回来一个消息，说之前那家旅行社的老板看了新版的槟榔礼盒设计，拍案叫绝——“‘Mr。A-Shui’这个名字好，有台湾味又洋气”——当场签了一整年的供货合约。合约是传真过来的，纸张还是热敏纸，边角已经卷起来了，但上面盖了公司的正式大小章。阿水伯拿着那张传真纸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然后把它锁进收银台的抽屉里，跟地契和存折放在一起，钥匙贴身带着。

　　邱丽花把合约复印了两份，一份留档，一份寄给了王鹏鳅——她不知道他在堂口能不能收到，但还是寄了。信封上写的地址是“后港帮堂口转王鹏鳅收”。她在信封背面多写了一行字——“九芎花开了一朵。今年冬天太暖，它开错了季节。但很好看。”

　　她不知道他有没有收到那封信。竹竿说他最近很忙，后港帮跟大湖帮的地盘谈判进入了关键阶段，两边都绷着一根弦。他的英文作业还是每周托竹竿带来，但她注意到最近几页的字迹越来越潦草，有时候连自己名字的笔画都写不全，“王”字最后一横断在了半路。她每次收到作业都会先翻到最后一页——看他有没有写什么额外的字。最近几页的页脚多了一些她没问的问题，他用很小的字写在单词表最下面，像是怕她看到了担心，但又忍不住想写——“人累了怎么拼”“trust的过去式加ed还是直接加”“明天见怎么说”。她回答完之后，在下面加了一句：“你问的问题都跟心情有关。你是不是有心事？”

　　他没有回答。

　　十二月二十四日，平安夜。庙街上的小彩灯全亮了，省道上的货车司机们在阿水伯的槟榔摊前排队买槟榔，阿忠一个人忙不过来，邱丽花也上手帮忙。那天晚上的天气格外冷，海风裹着太平洋上的水汽吹过来，湿冷刺骨。她穿了两件毛衣，外面套着围裙，手指还是冻得发僵，包槟榔的速度比平时慢了一半。阿水伯把摊子里唯一一台暖炉搬到操作台旁边，对着她的方向吹。她干到晚上九点多才收工，骑车回家的路上，发现巷口的路灯亮了——那盏坏了快一年的灯，终于有人来修了。新灯泡的光很白，把整条巷子照得亮堂堂的。她站在巷口仰头看了一会儿那盏灯，然后推着脚踏车走进巷子深处。

　　铁皮屋的门虚掩着。她推开门，阿嬷靠在床头上，腿上盖着电热毯，手里捧着那本她看了几十年、封皮都掉了的《望春风》歌本。邱火旺坐在地铺上，用针线缝着一只裂了口的旧布鞋，线穿了好几次都没穿进针眼，最后是阿嬷接过去帮他穿的。屋里的小收音机里放着一首台语老歌，歌声沙沙的，带着电波干扰的杂音，但阿嬷跟着哼得很认真。那个画面让邱丽花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

　　她把脚踏车停好，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用牛皮纸包好的小包裹，放在桌上。

　　“阿爸、阿嬷，这是给你们的圣诞礼物。”

　　阿嬷拆开牛皮纸，里面是一双新棉袜。不是去年那种最便宜的款式，是厚棉的，脚底加了一层防滑胶粒。阿嬷把棉袜翻来覆去地看，手指摸过防滑胶粒的时候停住了，像是摸到了一种她没有预料到的体贴。邱火旺拆开他的那一份，里面是一双新布鞋。不是什么名牌，是庙街杂货店里最结实的那种，橡胶底，鞋帮加厚，适合他那只瘸了的脚。鞋底的花纹很深，踩在湿滑的路面上不会打滑。

　　“阿花……”邱火旺把布鞋抱在怀里，低着头，肩膀在发抖。他这辈子收到过很多东西——赌场里的筹码、酒摊上的账单、别人施舍的零钱。但这是他有记忆以来第一次收到礼物，不是别人不要了转送的，是专为他买的，装在牛皮纸袋里，扎着歪歪扭扭的蝴蝶结。

　　“仓库夜班要走很多路。你的旧鞋鞋底磨平了，下雨天会滑。”邱丽花坐在床沿上，把自己的那份牛皮纸也拆开——是阿水伯偷偷塞进她书包里的，一双新的工作手套，掌心涂了防滑橡胶，专门给包槟榔的人用的。手套很厚，但指尖的部分特意做得薄了一些，方便拿捏荖叶。她把围裙口袋里的碎贝壳掏出来，放在窗台上，然后把脚缩起来坐进椅子里，看着阿嬷试新棉袜，看着阿爸试新布鞋，看着桌上那碗阿爸给她留的热粥还在冒着最后一丝热气。

　　“阿花，你给自己买了什么？”阿嬷问。

　　“我不用。我的旧手套还能用。”她把手套戴上试了试大小，防滑橡胶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淡淡的反光。她没有说这手套是阿水伯塞给她的，也没有说礼盒合约的定金她全部存进了铁盒子，只留了买礼物的几百块。账本上的待还金额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近了，每一笔还款后面都打上了勾。

　　外面有人在唱平安夜的圣歌，声音隐隐约约从庙街方向传来。听不清歌词，但旋律很熟悉。她坐在床沿上，看着阿嬷穿着新棉袜的脚在被子里轻轻动了动，看着阿爸把新布鞋试了一遍又一遍，想到那个在堂口的人——他在做什么？他的平安夜是怎么过的？有没有人在后港帮的铁皮堂口里挂一盏小彩灯，有没有人给后山上的九芎树缠一圈仙女棒？

　　她站起来，走到窗边。窗外，巷口那盏新修好的路灯很亮，把整条后街照得跟白天一样。九芎花在窗台上安安静静地开着，白色的花瓣在夜风里轻轻颤动。她看了很久，然后从书包里翻出一张新的单词表——明天要托竹竿带给他的。单词表的最下面，她用很小的字写了一句英文。

　　“Silent night，holy night。All is calm，all is bright。”

　　平安夜，圣善夜。万暗中，光华射。

　　他在堂口里，她在铁皮屋里。同一个月亮，同一片海。

　　新年第一天，竹竿骑着机车冲到槟榔摊门口，手里挥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信是王鹏鳅写的，信封上只有“邱丽花”三个字，字迹比以前更潦草，但每一个笔画都还在——横平竖直，没有一笔省略。信封背面贴了一小片压干的九芎花瓣，已经褪了色，从白色变成了淡褐，但叶脉还清晰可辨。

　　她拆开信。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就一行字。

　　“The best way to predict the future is to create it。新年快乐。王鹏鳅。1997年1月1日。P.S。：英文作文拿给竹竿。这次没有写错predict。P.P.S。：平安夜的歌我听到了。堂口对面有一家教堂。”

　　她把这行字读了三遍，然后把信纸翻过来，背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小到她差点忽略了。

　　“P.P.P.S。：新商标的槟榔树画得不错。但树冠上的叶子少了两片。左边那根树枝应该是七片叶子，你画了五片。我数过。”

　　邱丽花把信纸放下，走到门口，仰头看着那棵老榕树。冬天，树叶快落光了，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左边那根最粗的树枝上，她数了数。一二三四五六七。七片叶子。真的。她从来没有数过那棵榕树有几片叶子，他数了。他把商标画上那棵不像槟榔树的树，跟后山上的九芎树比过了，跟庙街上的老榕树也比过了，然后告诉她少画了两片。

　　“竹竿。”

　　“嗯？”

　　“你回去告诉他。”她把信纸折好放进书包，转身走进操作台。新商标的草稿搁在砧板上，左边那根树枝确实只有五片叶子。她拿起圆珠笔，在那根树枝上添了两片新叶子。这两片叶子比之前的五片都大，叶脉画得格外仔细，每一道纹路都像在描一张地图。

　　“九芎花开了第二朵。商标改好了。七片。”

　　竹竿跨上机车，引擎声在庙街上渐渐远去。

　　邱丽花站在操作台前，把修改好的商标贴在下一个礼盒上。这一年，她十四岁。书包上别着九芎花的徽章，课本里夹着传单残片和烤焦鱼的照片，铁盒子里存着快要还清的账单和一面墙的英文作业。

　　窗外，一九九七年的第一缕阳光从海岸山脉的方向照过来，把整条省道染成金色。海风从太平洋上吹来，把庙街上的小彩灯吹得轻轻摇晃。阿水伯在门口挂了一串新的风铃，贝壳是邱丽花用去年碎掉的那些重新串的，少了两片，她从海边捡了两颗白色的鹅卵石补上了。风铃叮叮咚咚地响着，声音比以前的更脆，也更沉。

　　（第十一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