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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第 12 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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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暗涌
一九九七年的春天来得很早。
才刚过完农历年，台东的气温就回升到了二十五度。省道两旁的释迦田里，农人们开始采收最后一批晚熟果实，白色的套袋被一个个摘下来，露出底下饱满圆润的青绿色果实。庙街上的樟树冒出了嫩绿的新芽，阿水伯说今年的春天比往年早了半个多月，槟榔树的花期也跟着提前了——后院那棵老槟榔树的树冠上冒出了一串串细碎的白色花苞，引得蜜蜂整天围着它嗡嗡打转。
邱丽花在开学前把槟榔礼盒的账目做了一次彻底的盘点。过去半年的利润远超预期——林金发在台北铺开的销售渠道稳定增长，伴手礼连锁店的订单从月均五十盒涨到了一百二十盒，台北车站那家分店的店长甚至主动打长途电话来催货，说年后有一批新加坡游客把店里的槟榔礼盒一扫而空，隔天又回来问了三次。加上省道上两个分销点的固定出货，总收入几乎翻了一倍。她把账本誊写得工工整整，每一项都分门别类——原材料成本、人工费、运输费、包装材料、分销抽成、阿水伯的摊租和水电。最后一行数字被红笔圈了起来，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感叹号。她在总利润的旁边用铅笔写了一行字：“新顶棚基金：已足额。四月换。”阿水伯的槟榔摊顶棚终于可以换了。不只是修修补补，是彻底换成新的——不锈钢骨架加双层隔热铁皮，夏天不再像蒸笼，台风天不用再拿水桶接漏。
阿忠的手艺也练出来了。他现在包槟榔的速度虽然还赶不上阿水伯，但质量已经稳定了——荖叶不破、石灰均匀、橡皮筋扎在正中。阿水伯说他可以独立看摊了，这让邱丽花有了更多的时间复习功课。国二下学期的课业压力比上学期更大——升学班要在暑假前把国三的数学和理化都提前上完，为会考留出更充裕的复习时间。她每天放学后在槟榔摊待一小时，核对当天出货单、检查礼盒包装质量、把阿忠弄混的订单重新整理好，然后回家写作业。她的成绩稳定在班级前三，英文依然是最好的科目，理化稍微弱一些——方程式配平总是出错——但总体排名没有掉出过升学班的前五名。阿珍说她太拼了，应该多睡觉。她说没关系，现在的生活已经很好了——不用发传单，不用担心没钱给阿嬷买纸尿裤，阿爸还活着，礼盒的生意在上轨道。比起国一的时候，现在的日子简直像是偷来的。
但生活从来不会让人舒舒服服地“偷”太久。庙街上的变化，从年后就开始悄悄酝酿了。
先是省道边上新开的那家槟榔摊在过年前换了招牌。原来的“小丽槟榔”不见了——那个被大湖帮砸过一次橱窗的高雄老板终于扛不住，过年前把摊子盘出去了。接手的人姓洪，叫洪文通，四十出头，据说以前在大湖帮的地盘上经营过好几家槟榔摊。新招牌刷成了大红色，上面用烫金的字写着“金大亨槟榔”，招牌右上角还有一个小小的标志——一个金色的虎头，虎口的牙齿被刻意画得很尖。邱丽花第一次路过的时候就觉得那个虎头很眼熟，但她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直到后来她整理王鹏鳅托竹竿带来的堂口文件时，在一份大湖帮的地盘划分图上看到了同样的图案——那是大湖帮的堂口徽记。
“金大亨”不只是新开的槟榔摊。它是大湖帮插在省道上的一枚钉子。
二月开学后，情况变得更明显了。庙街上陆续出现了好几张新面孔。有人在冰果室门口晃悠，既不进去吃冰也不走，就靠在骑楼的柱子上抽烟，一抽就是一下午。有人在阿水伯的槟榔摊对面站着，假装在等公车，但公车来了又不上。才叔说最近晚上收摊的时候，经常看到有陌生人在庙街尾的暗巷里聚着，人数不多，三五个，但每次出现的人脸都不一样。他把冰果室打烊的时间提前了一个小时，铁卷门落下来之后还从门缝里往外看了好几眼才放心上楼。竹竿被王鹏鳅派来庙街蹲点，他每天下午扛着一把折叠椅坐在冰果室门口，表面上是在嗑瓜子逗狗，实际上是在盯人。他把每一个经过庙街的陌生人都在心里登记了一笔——身高、体型、特征、出现时间和停留时长。偶尔他会把折叠椅挪到省道边上，坐在那里晒着太阳假装看报纸，实际上是在观察“金大亨”门口进出的客人。他说有些客人不像来买槟榔的——进去了半天不出来，出来了也没拿槟榔，两手空空上车就走。他在庙街上混了这么多年，能分得清谁是来买槟榔的，谁是来递消息的。
“不是要动手，”竹竿说，把瓜子壳吐在地上，眯着眼睛看着“金大亨”门口一个正在擦玻璃窗的男人，“是探路。他们想知道后港帮的反应速度。鳅哥说这是大湖帮的老套路——先插旗，再探路，再切货，最后才是砸场子。每一步之间隔的时间越来越短。以前每一步隔三个月，现在隔三周。说明他们在赶时间。”
“赶什么时间？”
“赶在鳅哥站稳脚跟之前。他大哥被发配到后山之后，堂口里那些原本跟着大哥的人虽然明面上不敢动，但背地里都在看风向。鳅哥要是压不住大湖帮，堂口里就会有人倒戈。这帮人跟政治人物一个德行——谁赢他们帮谁。”竹竿把折叠椅换了个方向，正对着“金大亨”的门口，翘起了二郎腿，“鳅哥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白天跟大湖帮的人周旋，晚上批改你寄来的英文作业。他把你批的每一道错题都用红笔重新抄一遍。我说你英文都及格了还抄什么，他说不是抄给自己看的，是替你留一份底。万一有一天他手上的被你批过的原稿丢了，你以后来检查的时候还有一份备用的。他把那些重抄的错题本锁在堂口仓库的铁柜里，钥匙贴身挂着。堂口的文件他都不锁，就锁你那几本。”
邱丽花站在操作台前，手里握着的圆珠笔顿了一下。她没有问那个铁柜有多大、里面存了几本错题——她怕自己一问就绷不住。她只是一言不发地把手里的圆珠笔握得更紧了些，将当天最后一张出货单填完，然后从书包里拿出了新批好的作业让竹竿带回去给他。
三月，冲突终于发生了。
不是大湖帮动手，是后港帮内部先出了事。王鹏鳅的大哥——王进发的大儿子——在后山养鸡场待了半年之后，终于忍不住了。他趁王进发去医院复诊的机会，带了几个人从后山跑回来，在堂口里拉拢了一批对王鹏鳅不满的老人，想趁王进发不在的时候夺权。他放话说王鹏鳅是外人——一个卡拉OK小姐生的野种，凭什么坐上后港帮第二把交椅？说王鹏鳅的“一年之约”根本是缓兵之计，等他拿到了实权，就会把后港帮卖给外人。堂口里那些原本跟着大哥的人被他的话煽动起来，当天下午就封锁了堂口的议事厅。
竹竿是在傍晚骑机车冲到庙街上的。他浑身是泥，裤子上摔破了一个大洞，膝盖在流血，头盔的防风镜不知掉在了哪条路上。他把机车直接骑进了冰果室门外的骑楼，刹车的时候轮胎打滑，整个车身侧过来擦着水泥柱子停住，在地上拖出一道长长的黑色刮痕。才叔刚把铁卷门拉到一半，听见动静回头一看，竹竿已经一瘸一拐地冲进来了，黄狗跟在他脚边狂吠。
“阿花！”他的嗓子哑了，嘴唇干裂出血，声音嘶哑得几乎听不清，“鳅哥被他们堵在堂口后山了！他大哥带了十几个人，从后山仓库那边抄小路进去的。鳅哥身边只有四个人，被围在那几棵老九芎树底下。他们不敢动枪——王进发定的规矩，堂口内斗不能用枪——但十几个人打五个人，摆明就是要废了他！”
邱丽花当时正在冰果室里给王鹏鳅批改最新一份英文作业。他这次的二十个单词默写全部写对了，连“Wednesday”都没有写反，每一个字母都整整齐齐地排在活页纸上。她正要用红笔在页脚写一个“excellent”，听到竹竿的话，笔在纸上划了一道长长的红痕，把“excellent”最后一个字母“t”的横线拖出去了两公分。她没有慌，把红笔放下，站起来，先跑到阿水伯的摊子上借了急救箱，又问阿旺叔借了他那辆货车——阿旺叔问都没问就把车钥匙丢给了她。竹竿瘸着腿爬上副驾驶，用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泥，血滴在林金发上个月刚换的新椅套上，他嘴里骂骂咧咧地说“这帮人没良心”，但手在发抖。是愤怒，也是担心。他跟着鳅哥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过鳅哥被人堵在后山上。后山是老九芎树的地方，是鳅哥小时候被锁在仓库里唯一能从窗户看到的东西。大哥选在那里堵他，不是巧合。是故意的。
邱丽花开着货车一路飙到后港帮堂口的山脚下。她没有驾照，但阿旺叔教过她开货车——跟骑机车的原理差不多，离合器踩到底、挂挡、松离合、给油，只是车子大了好几圈，方向盘比机车把手重十倍。她把货车停在路边，让竹竿在车上等着——他的腿伤得不轻，膝盖肿成了平时的两倍大，走路都困难。她一个人绕过堂口的围墙，从后山的小路往上走。路很陡，是以前纺织厂运煤渣的旧路，碎石铺的，踩上去脚下直打滑，路两旁的杂草被踩倒了一大片，显然刚才有很多人从这里走过。她手里只拿着急救箱，急救箱很沉，里面除了纱布和碘酒之外，还有阿水伯塞进去的一把槟榔刀——不是包槟榔用的小刀，是剖槟榔用的大刀，刀片是新换的，刀柄上的布条是阿水伯亲手缠的。阿水伯塞给她的时候什么都没说，只是把刀插进急救箱的夹层里，然后拍了拍箱盖，手掌搁在上面停了一秒。那个眼神邱丽花见过——在他讲到“金盆洗手”的时候。
后山那几棵老九芎树下面，十几个人围成了一圈。地上躺着几个人，有人蜷着身子捂着肚子，有人靠坐在九芎树干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嘴角挂着血丝。王鹏鳅站在九芎树最粗的那棵前面，背靠着树干，挡住身后通往堂口后墙的那条小路。他的黑色唐装袖子被撕掉了一只，露出来的手臂上全是青紫色的淤伤和还在往外渗血的擦伤，指节上全是血，分不清是他的还是别人的。他脸上有一道新口子，从颧骨斜拉到下颌，跟王进发那道旧刀疤几乎在同一个位置——像是有人故意想在他身上刻一道跟他父亲一模一样的标记。他面前站着一个比他矮半个头的中年男人，国字脸，身形魁梧，手里拎着一根钢管。
大哥。王金龙。
“你比你妈还贱。”王金龙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用钢管指着王鹏鳅的脸，钢管的端口还滴着不知道是谁的血，“她跑到我爸床上，生了你这个野种。现在你跑来抢我的东西？后港帮是我阿公创的，不是你这种卡拉OK贱种能碰的。”
王鹏鳅没有回答。他的右手垂在身侧，小臂上那条青龙纹身被血糊住了一半，龙头的鳞片被一道擦伤剖成了两截。但他的左手还护着胸口——不是护心脏，是护着唐装内侧那个贴胸的口袋。那个口袋里装着他今天早上刚收到的最新一份英文作业，邱丽花用红笔批改过的，二十个单词全部写对，页脚还画了一颗五角星。他说过每一份被批改过的原稿都不丢，最新的这份还没进铁柜，还在他身上。
邱丽花站在山坡上，离人群还有十来公尺。她蹲在一棵九芎树后面，手指攥着急救箱的把手，指尖冰凉。她想冲过去，但她知道自己冲过去什么用都没有。她不是竹竿，不会打架；她不是王进发，没有号令后港帮的资格；她甚至不是后港帮的人，连出现在这里都是越界的。她是一个国二升学班的学生，书包上别着九芎花的徽章，怀里抱着急救箱，箱子里有一把剖槟榔的大刀。她唯一的武器，是站在这里不被吓跑。她掏出竹竿的摩托罗拉手机——那部手机是林金发从台北带回来给竹竿的，说跑腿的小弟用得着——拨了王进发的号码。王进发留给王鹏鳅的紧急联络电话，王鹏鳅一次都没用过，但邱丽花把它存在了急救箱内侧的标签纸上，以防万一。
电话接通了。那头很吵，大概是医院病房里的背景音——心跳监测仪的滴滴声、隔壁床老人的咳嗽声、护士推车的轱辘声。她的声音很小，但每一个字都很稳，像是把槟榔刀落在砧板上一刀一刀切下去：“王先生。你大儿子带了十几个人在后山堵王鹏鳅。就在你以前关他的那个仓库后面。那几棵九芎树底下。他用钢管指着他的脸，说他比他妈还贱。”
电话那头沉默了大概三秒。然后王进发的声音响起来，跟去年在槟榔摊谈判时截然不同——不是冷漠，不是威严，是震怒。像一头老狮子在病床上忽然睁开了眼睛。他让她把电话给王金龙，语气不容置疑。邱丽花从九芎树后面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碎石和草屑，抱着急救箱走进了人群。她的出现太突然了——一个穿着学校制服、戴着九芎花徽章的小女生，抱着一只急救箱，走进了一群正在搏命的男人中间。围住王鹏鳅的人全都愣住了，有人甚至往后退了半步，大概以为她是堂口里哪个干部的家属。王金龙也愣住了，然后认出了她——去年在槟榔摊门口，王进发多看了她一眼的那个小女孩。他的瞳孔缩了一下。
“你他妈是谁——”
“王进发的电话。”她把手机举起来，按下免提键。王进发的声音从扩音器里传出来，带着病房里特有的回音，像隔着一层水。他的身体还很虚弱，但声音里的威压不减当年。
“金龙。把钢管放下。我现在血压很高，医生说我不能生气。但你要是敢动你弟一根手指头，我今天就从医院爬回去，用家法亲手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你妈在世的时候，后港帮是她在撑着。她死了之后，是你弟在撑着。你在哪？你在赌场，在酒店，在外面欠了一屁股烂账。现在你有脸说他抢你的东西？那十几个人是你的人吗？他们吃的是谁的饭？是后港帮的饭。后港帮的饭是你爸我挣的。你这个当大哥的拦不住外人，倒是对自己人先动了手。你太让我失望了。”
王金龙握着钢管的手在发抖，指节一寸一寸地泛白。他咬着牙，腮帮子上的肌肉一鼓一鼓的。他的目光在手机和王鹏鳅之间来回扫了好几次，最终还是把钢管摔在了地上。钢管落在碎石上弹了一下，发出咣当一声脆响，在整片后山上回荡了好几秒。他冲着手机喊了一句话，声音在发抖——是愤怒，是羞辱，也是恐惧。“爸，你迟早会后悔。这个野种，迟早会把后港帮卖了。”
他转身走了。十几个人拖起地上的伤者，稀稀拉拉地跟在他后面，踩着那条碎石路往下走。脚步声渐渐远了，邱丽花关掉免提，把手机放进急救箱里。她的手指在微微发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从山坡上走到这里的每一步都把力气用在了让自己挺直脊背上。现在走完了，脊背松下来了，手才开始抖。她深吸了一口气，把急救箱放在地上打开，夹层里的槟榔刀还在原处，刀锋上倒映着头顶九芎树叶缝里漏下来的光。她拿出纱布和碘酒，走向王鹏鳅。
“坐下。”
王鹏鳅看着她，然后慢慢滑坐在九芎树根上，背靠着树干。他没有说“你怎么来了”，也没有说“这里危险”。因为他知道她不会听。去年台风天晚上她翻出窗户来跟他看星星的时候他就知道了——这个女孩子，想来的地方，谁都拦不住。她现在就站在他面前，蹲下身，用纱布蘸了碘酒，擦他脸上的伤口。伤口很长，从颧骨一直延伸到下颌，深度不均匀——前半段是钢管擦过去留下的擦伤，后半段是钢管边缘割开的切口。她用棉签一点一点地把伤口边缘的泥沙和碎石屑清理干净，动作跟他以前教她包槟榔时一样轻。他龇了一下牙，没有出声。
“你哥说你妈的事。”她继续擦伤口，没有抬头，“跟你没关系。你是你，她是她。你不是野种。你有名字。王鹏鳅。你爸承认你了。你毕业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你驾照上贴的是你的照片。你是谁不是你哥说了算的。”她把纱布翻了一面，蘸了更多的碘酒，碘酒的颜色在纱布上晕开，像一朵一朵淡褐色的云，“他说你迟早会卖了后港帮。你不会。你连人家多找的零钱都会退回去。你连才叔一碗蜜豆冰的钱都要压在碗底。你大哥不了解你。他不了解你，才会觉得你会卖后港帮。我了解你。你不会。”
王鹏鳅没有说话。他的喉结动了一下。他看着她把纱布按在他的颧骨上，用医用胶带一条一条固定好。她的动作很熟练——给阿嬷处理褥疮处理出来的。胶带的间距很均匀，每一小截都事先剪好了长度，贴在纱布边缘的时候刚好压住纱布的边角，不多不少。贴完之后她用指尖把胶带的尾端按平，确认没有翘边。
“你那个急救箱里怎么有槟榔刀。”
“阿水伯放的。他说剖槟榔的大刀比纱布有用。”
“他以前混过。十几年前的事。金盆洗手之前，他替后港帮守过地盘。那把刀就是他当年用的。”王鹏鳅闭上眼睛，仰头靠着树干。九芎树的叶子在他脸上投下细碎的阴影。有一片嫩绿的新叶还没完全展开，卷成一小管，被风吹得一晃一晃，像在轻轻敲他的额头。“累。”
邱丽花把急救箱合上，坐在他旁边的九芎树根上。树根很粗，树皮粗糙得像阿嬷的手背，但很温暖——被春天的太阳晒了一整天，现在还在缓缓地散着余热。她把急救箱放在脚边，抱着膝盖，看着山坡下后港帮堂口的铁皮屋顶。从后山看下去，堂口比她想象的要小——几排铁皮房子，一个水泥院子，院子中间立着一根旗杆，旗杆上挂着后港帮的旗子，被风吹得猎猎作响。仓库在院子的最深处，铁皮墙上有一扇小窗，正对着山上这几棵九芎树。
“你小时候被关在仓库里，就是看这几棵树？”
“嗯。那时候窗户还没被封死。我趴在窗口往外看，这几棵九芎就在眼前。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落叶，冬天光秃秃的。一年四季都在那里。我在仓库里关了不知道多少次，每次都觉得这辈子完了，但每次看到九芎还站在石头缝里，就觉得我还能撑。”
“九芎活多久了？”
“不知道。我小时候它们就这么大了。王进发说他小时候它们也这么大了。可能比堂口的房子还老。后港帮换了几代人，它们还是那几棵。我爸说九芎的树皮每年换一次，旧的掉了，新的长出来。所以台风打不倒它，火烧不死它，石头压不住它——因为它不靠那一层皮活着。它每年都把旧的自己脱掉，重新来。”
邱丽花仰头看着树冠。九芎的叶子在春风里轻轻晃动，嫩绿的新叶混着深绿的老叶，层层叠叠的，把阳光筛成无数细碎的光斑落在他们身上。
“你爸肯接那通电话。”她说。
“他最近经常提到你。”王鹏鳅睁开眼睛，看着堂口的铁皮屋顶，但没有转头看她，“他说那个小妹胆子很大。敢在他谈判的时候躲在巷子里偷听。他说他这辈子没怕过什么人，但他有点怕你——因为你什么都敢，而他不知道你的底气是从哪来的。”
“从你来的。”她这句话说得很轻，轻到春风差点把它吹散了。她说“从你来的”时没有看他，而是看着仓库墙上那扇小窗——从那个角度看这几棵九芎树是怎样的，她想知道。一个被锁在黑暗里的小孩，透过窗户看到这些永远站在石头缝里的树，然后告诉自己，他也能撑。他就是她底气的最初来源。不是钱，不是地位，不是学英文、骑机车、包槟榔。是一个在所有人都说他是野种的时候依然活下来的人，教会她的第一件事——被嫌弃、被抛弃、被孤立、被全世界看衰，都可以活下来。而且可以活得很好。
王鹏鳅把那只完好的手从唐装内侧口袋里抽出那份英文作业。纸被折叠了好几次，边角被汗水浸湿了一点，但字迹完好无损。她用红笔画的五角星还在，五角星的左下角被他的体温焐得有点潮。
“二十个全部写对。”
“我知道。我看到了。你‘Wednesday’终于写对了。”
“练了很多遍。把作业放回口袋之后，他从裤兜里掏出一样东西——一个深蓝色的小盒子，绒面的，边角磨得有些发白。盒子很小，刚好能放进掌心。他把它放在她的手掌上。
“什么？”
“生日礼物。你下周三满十五岁。”
“你怎么知道我的生日——”
“去年你填低收入户补助申请表的时候，我在旁边看到的。你写在草稿纸上：邱丽花，1977年3月19日生。我当时在复习英文，看到你的生日，就拿笔在你名字旁边画了一颗五角星。然后我把那个日期背下来了。March 19，1977。”
邱丽花低头看着那个深蓝色的绒面小盒子。她今年的生日连自己都快忘了——阿嬷从不记日期，阿爸以前喝了酒连自己叫什么都记不住，最近虽然清醒了，但他这辈子大概从来没给任何人过过生日。她自己的计划是那天在槟榔摊多包两盒礼盒，把多赚的钱给阿嬷买一双新棉袜，就当是生日了。
“打开看看。”
她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支钢笔。不是全新的——笔身上有细微的使用痕迹，笔夹的镀金微微褪色，笔帽顶端刻着两个小小的字母，已经有些模糊了。但笔尖是新的，铱金笔尖，在树叶缝隙漏下来的阳光中泛着细密的银光。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唯一一件东西。不是字条——字条我扔了。这支笔是她走之前放在我枕头底下的。我后来才知道，这支笔是她当年在纺织厂当优秀员工时发的奖品。就是那个徽章的同一批——优秀员工奖，第一名发徽章，第二名发钢笔。钢笔和徽章是同一家文具行订制的，厂里的老人后来告诉我的。”他顿了顿，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没点，“徽章给了你。笔也给你。这样它们就凑成一套了。本来就应该是一套。我留了十几年。现在给你。你用这支笔去台北考试。考上师大，或者商学院，随便你考什么。用它填会考答题卡、写大学联考作文。你用它写的第一封信，不用寄给我。你自己留着。等你以后当了经理，签合同，就用这支笔。签‘阿水伯槟榔’的合同。”
邱丽花把钢笔从盒子里取出来。笔身很轻，触感温润，笔帽上的刻痕已经被多年的摩擦磨得圆滑。她把笔帽旋开，看见笔尖上刻着一行小字——“台东后港纺织厂·1972”。铱金笔尖在阳光下泛着细密的银光。
“这只笔是1972年的。你哪一年出生的？”
“1974年。”
“所以她怀孕的时候还在纺织厂上班。用这支笔，写了多少张订单。然后她把笔留给你。她也许不是一个好妈妈，但她把这支笔留给了你。不是给王进发，不是给她后来的男人，是给你。她走的时候把你放在王进发家门口，枕头底下压着这支笔。”她把笔帽旋回去，小心地放回盒子里。手指在绒面上轻轻划过，指腹摩挲着盒子边缘被磨白的那个小角，像是在抚平一个被时间反复撕扯过的伤口。
王鹏鳅没有回答。但他的喉结又动了一下。他低头看着邱丽花把盒子关上，放进书包的夹层里——那里最安全，跟她放借据清单和传单残片的地方是同一个夹层。钢笔碰到了一张硬纸的边缘，她用手指探进去把两者隔开——那张硬纸是他烤焦鱼的照片，去年除夕林金发拍的。她的指尖碰到了照片背面她涂掉的那团黑色墨迹。她不知道他有没有对着光看过那团墨迹底下的字。她没有问。
“生日快乐。提前说的。周三那天我可能回不来。王进发约了大湖帮的人在堂口谈判，要我陪。”
“那就提前过。”她把书包拉链拉好，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树皮碎屑，朝他伸出手。她的虎口上那一道道疤还在——最深的在大拇指根部，已经变成了淡白色的细线，不仔细看几乎看不见，但摸上去还是能感觉到一道微微凸起的纹路。跟他虎口上那道旧刀疤一样。两个人用不同的刀，在同一个位置，留下了同样永远不会消失的印记。“走。下去。我爸今晚炖了鸡汤。林金发从台北带回来一包新竹米粉，说煮鸡汤最配。”
“你爸知道我？”
“他知道。他说那个鳅哥烤鱼烤得不好，但人好。他还说——”她顿了一下，唇角浮起一个极小的弧度，眼睛却没看他，往下山的路上走了一步，把后背对着他，“他说你要是再受伤，就让你来我家住。他睡地铺，把床让给你。他那条瘸腿反正伸不直，睡地铺跟睡床上没差。”
王鹏鳅从树根上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枯叶。袖子只剩一只，露出那只满是淤青和擦伤的手臂。他把急救箱拎在手里，跟在她后面往山下走。晚霞把整片后山染成了橘红色，九芎树的叶子被照得像是镀了一层铜。有几朵白色的九芎花落在地上，被踩碎的花瓣混在碎石里，在夕阳下闪闪发光。
“你爸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好说话了。”
“自从他发现我书包里的借据清单之后。他把那张清单从头看到尾，然后说你欠人家的比我还多。我说对。他说那你打算怎么还，我说我已经还了大部分了，剩下的慢慢还。他说——”她故意模仿邱火旺的语气，压低了嗓音，带着那种大病初愈后还有点沙哑的调子，“那个男的对你比我对你还好。以后他来家里吃饭，多摆一双筷子。”然后她恢复了正常的语调，“所以你现在在我家有两双筷子——一双是阿嬷放的，一双是阿爸放的。阿嬷放的在你毕业典礼之后就一直在那里，竹筷子，刻着福字的那双。阿爸放的是上礼拜新买的，塑料的，黑色的。他说竹筷子容易发霉，怕你用着不习惯。”
他们没有走碎石路下山——那条路太陡，竹竿开来的机车还停在堂口后巷。两个人绕过堂口的围墙，从后巷里把那辆侧倒在骑楼柱子边上的机车扶起来。机车的后视镜歪了，他用袖口擦了擦镜面上的灰，把角度调正。她没有问他要去哪里——他只剩一只袖子，手臂上全是伤，但他还是把安全帽递给她，自己光着头。安全帽是干的，衬里是干净的。他把自己的外套垫在机车后座上让她坐，她坐上去的时候发现外套下面还压着一个揉得皱巴巴的空烟盒——已经空了不知道多久了，大概是从去年来槟榔摊之后就一直没有扔。他受伤的那只手拧油门时手腕在微微发抖，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抓着他腰侧的手稍微收紧了一点。车子骑得很慢，比平时慢了将近一倍。庙街上的小彩灯已经亮起来了——大概是才叔今天下午挂上去的新灯，说是春天来了要应景。骑过才叔冰果室门口时，才叔正站在骑楼下面逗狗，看见他们，只是朝机车远去的方向举了举手，手掌摊开又握紧，像是在虚空中按下了什么开关。他没有叫住他们，只是低下头继续逗狗，揉了揉黄狗的后颈。
那天晚上，后街的铁皮屋里多摆了一双筷子。邱火旺把炖好的鸡汤端上桌——汤底是土鸡，加了枸杞和红枣，米粉是新竹的细粉，吸饱了汤汁之后变得透明晶莹。他给每个人都盛了一大碗，包括王鹏鳅。两个男人隔着桌子面对面坐着，一个瘸腿，一个满身是伤，都没有说话。但筷子都没停过。阿嬷坐在轮椅上，腿上盖着电热毯，手里捧着碗，看看阿花，看看阿花的那个男生，又看看自己那个戒了酒的儿子，忽然开口说了一句话。她的声音很沙哑，但很稳——在年夜饭的沙滩上听过他讲“我答应您”之后，她就一直在等这一天。
“阿花说你英文及格了。还拿到驾照了。你明年是不是要去台北？”
“是的，阿嬷。明年。”王鹏鳅放下筷子，用那只没有受伤的手把嘴擦干净。他说话的时候，邱火旺给他碗里又夹了一块鸡肉。那块肉是鸡腿上的，最嫩的部分，邱火旺自己碗里还没有。
“去台北做什么？”
“摆摊。庙东夜市。卖烤鱿鱼。”王鹏鳅说这四个字的时候，语气跟在毕业典礼上从校长手里接过毕业证书时一模一样——不卑不亢，没有不好意思，也没有刻意骄傲。他只是在陈述一个计划。
“鱿鱼要先学会怎么烤。”阿嬷说，“我年轻时在庙口吃过一家烤鱿鱼，老板用炭火烤，刷一层蒜蓉酱油，再撒白芝麻。鱿鱼不能烤太久，久了会缩，缩了肉就老了，咬起来像橡皮筋。”
整个饭桌都安静了。阿花从来没跟阿嬷说过王鹏鳅要去台北卖烤鱿鱼。她从年夜饭之后就没提过“烤鱿鱼”三个字。阿嬷是自己记住的——在沙滩上，他蹲在阿嬷轮椅前，说“她去台北读书，我就在台北烤鱿鱼”。过了快半年，阿嬷还记得。不但记得，还翻出了她年轻时在庙口吃过的烤鱿鱼配方。
“是那种味道吗？蒜蓉酱油加白芝麻。”王鹏鳅问。
“对。鱿鱼要新鲜，炭要烧到通红再放。鱿鱼刚放上去的时候不要翻，等一面微微卷起来了，再翻另一面。烤完两面之后刷第一层酱油，翻两次面，撒芝麻。”阿嬷把碗放在膝盖上，手指无意识地比划着翻鱿鱼的动作。她年轻时候在庙口卖过水果，隔壁摊就是烤鱿鱼的。她每天收摊前会买一串吃，就站在路边，烫得左右手倒来倒去，但舍不得凉了再吃。那时候她还能站着。
“谢谢阿嬷。我记住了。”
阿嬷点了点头，把碗重新端起来，继续吃米粉。她喝汤的时候嘴角有一点上扬——那个弧度很小，但邱丽花看到了。那是除夕夜在海边，阿嬷打了一辈子交道的“道上的人”之后，第一次露出安心的微笑。不是担心“那些人”会不会把外孙女拖下水，而是笃定“那个人”会在水里托着她。不是救命稻草的托，是并肩游的托。
吃过饭，邱火旺收拾碗筷。他现在洗碗的手法很熟练——先用热水冲掉油渍，再用丝瓜络蘸洗碗精刷一遍，最后用冷水冲干净，倒扣在沥水篮里。王鹏鳅站在门口抽烟——这是他从后山下来之后第一次点烟。他靠在铁皮屋的门框上，面朝巷口，看着巷口那盏修好的路灯。巷子里的流浪猫在他脚边蹭了一下，他低头看了一眼，没有赶它。他嘴里的烟头在夜色中明明灭灭，频率比平时慢了一半，大概是在想事情。
邱丽花坐在门口的小凳子上，手里拿着那支1972年的钢笔。她把笔帽旋开又旋上，旋开又旋上，旋了五次，然后旋开笔帽，在阿水伯送的新账本的扉页上写了第一行字——“三月十七日。晴。今天收到了一支钢笔。1972年的。笔尖很细，适合记账。”她写完停了一下，又加了一句——“也适合写信。”然后她把笔帽旋回去，小心地把钢笔放进了书包夹层里。
“邱丽花。”
“嗯？”
“周三你生日。想要什么礼物。”
“你已经送了钢笔。”
“那是补去年的。去年你生日的时候，我们在庙会上刚认识。我以为你是发传单的小妹。现在你不是了。给你补去年的。今年的，另算。”
邱丽花低着头想了想。想了很久，久到巷子里的野猫都从墙头跳下来，蹲在巷口的路灯底下舔爪子。
“我想要你教我打架。不是真的打架。就是——怎么用劲。怎么站位。怎么不被对方吓倒。你上次在我家巷口说的那些话，我记住了。谁欺负我，告诉你。但我不能每次都等你来救我。我要自己会。你跟大湖帮在省道上推地盘线，我帮不了你。但我可以帮你守住庙街的后方。守住阿水伯的摊子，守住才叔的店，守住这条巷子。竹竿盯的是前门，后门总得有人看。”
王鹏鳅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门框上捻灭。巷口的路灯灯光在他侧脸上切了一道锐利的明暗交界线，把他嘴角那个弧度衬得分外分明。这次不是“像笑”——是真的在笑。眉骨上的疤被笑意往上推了半毫米，跟九芎树干上被风化的树皮裂缝重叠在一起。
“第一课。站位。不要站在对方正前方。站偏一点，右脚在前左脚在后。这样重心不容易被推倒。”
邱丽花站起来，把凳子搬到一边。她走到巷子中央，面对着路灯，右脚在前，左脚在后，双膝微微弯曲。巷口的野猫被她的动作惊得抬起头来，歪着脑袋看了几秒，又低头继续舔爪子。她练习的时候，巷口尽头有个人影晃了一下——是阿水伯，打着手电筒正在锁槟榔摊的铁门。他远远看见巷子里两个人在比划什么，眯着眼睛认了一会儿，认出是阿花和鳅哥。他摇了摇头，把手电筒夹在下巴底下，掏出钥匙锁好了铁门，又弯腰检查了一遍铁门底部的插销有没有卡紧。然后他没有往自己家走，而是在原地站了一会儿，对着巷子深处喊了一声。
“阿花！新顶棚的师傅我约好了。下周三。你生日那天。别迟到。到现场挑颜色！”
王鹏鳅听到“下周三”三个字时嘴角又动了一下，但没有转头。他继续纠正她的站姿——“膝盖再弯一点。对。手抬起来，护住下巴。”他用手背轻轻碰了碰她的手肘，调整角度。动作很轻，像是怕碰到她手臂上的什么东西，但她的手臂上没有伤口，只是一层薄薄的春衫底下，起了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不是冷的，是紧张的。第一次学打架，跟第一次学骑机车一样紧张。
“周三上午换顶棚，下午我去堂口。晚上回来请你吃挫冰。”
“下午我陪你去堂口。”
“不用——”
“谈判不是打架。你爸说了，是谈判。你爸也在，不是只有你一个人。你爸血压很高，身边需要一个清醒的人。你跟你大哥刚打完，手还在抖。你现在去跟大湖帮谈判，万一对方出言挑衅，你可能会中招。你爸也会中招。你们两个都需要一个不会被激怒的人坐在旁边。那个人可以不说话，但必须看着你们每个人的手。”她把手从护住下巴的位置放下来，收势站直，看着他。她的呼吸还没平复——练站位练了七八遍，每次都被他纠正，每次纠正之后都能在下一次改过来——但此刻她站在他面前，喘着气，眼睛在路灯底下亮得惊人，“我坐在旁边不会被激怒。我可以安静到你们注意不到我在场。而且我见过大湖帮的人。我知道陈金水长什么样。你跟王进发谈的都是后港帮内部的事，但上次陈金水来我家巷子讨债的事他到现在都不知道。你们后港帮的账，你们自己算。但大湖帮越界收账骚扰的不是你，是住在这条巷子里的人。我有资格坐在那里。”
王鹏鳅沉默了一会儿。巷子里的风吹过来，把她的刘海吹乱了。她没有拨。她还在等他的回答。
“好。你坐旁边。有人挑衅你别出声。”
“我不会出声。我出声你会分心。你分心他就得逞了。”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上次在巷口看到简世杰送书给我，你把烟换了八次。”她说完这句话，重新站回格斗式。这次比上次更标准——右脚在前、左脚在后、膝盖微曲、重心下沉、手肘内收护住肋骨，所有他纠正过的细节一个都没有漏。
王鹏鳅看了她一会儿，然后把烟从左边换到右边。这一次只换了一次。他把没点燃的烟塞回口袋里，走到她面前，用脚轻轻踢了踢她的左脚尖，让她把脚往外多开了几度。
“脚再开一点。对。这样不会被侧推。下周三，下午两点，堂口门口等我。不要穿校服。”
“好。”
“现在继续练。第二课——怎么挣脱被抓的手腕。”
“你示范。”
他伸出手，握住她的手腕。力道很轻，跟她扯他袖子时完全不一样——那时候他还不认识她，随手就能挣脱。但现在他握她的手腕时用的是握荖叶的力道。她按他教的方法反手一转，挣脱了。又练了几遍，每次都能挣脱。他的嘴角又弯了一下。她忽然想起去年在庙会上，她扯住他的袖子喊“不给就不许走”，那时候他随手就挣脱了。但她不知道他有没有真的想挣脱。
周三早上六点，阿水伯槟榔摊的新顶棚工程正式开工。两个铁工师傅开着货车来，车上装着不锈钢骨架和双层隔热铁皮。阿水伯站在摊子门口，指挥师傅们把旧顶棚拆掉——那顶棚跟着他快二十年了，铁皮锈得跟蕾丝一样，到处都是台风修补的痕迹，颜色从银灰变成深褐，又从深褐变成铁锈红。拆下来的时候，一片锈透的铁皮从屋顶滑下来砸在地上，断成三截，断面全是岁月的层次感。阿水伯弯腰把最大的那片捡起来放在墙边，摸了最后一把。他没有说话，但他的手掌在那片锈铁皮上贴了好几秒。
邱丽花选的新顶棚颜色是浅灰色的——不是那种鲜亮的银白，而是九芎树树皮一样的灰白。她说灰色耐脏，省得台风过后又要洗。浅灰能反射阳光，夏天摊子里会凉快一些。她站在梯子旁边，帮师傅递螺丝和垫片，帆布鞋底沾满了从旧顶棚上剥下来的铁锈屑，每走一步都在水泥地上印出一个褐色的脚印。
中午十一点四十五分，新顶棚全部安装完毕。师傅把最后一块包边铁皮用铆钉打紧，收拾了工具开车走了。阿水伯站在摊子门口，叉着腰，仰头看着崭新的不锈钢骨架在正午阳光下闪闪发光。他看了很久，然后搬出那把用了半辈子的操作台，放在新顶棚下面的老位置上。操作台的边角被他用了几十年磨得圆润光滑——那是这些年所有槟榔刀落在台面上的印记，是所有货车司机趴在上面签单时留下的烟灰烫痕，是阿花国一那年手肘撑在上面抄传单背面那首诗时磨出的木纹。他把那棵用啤酒瓶堆成的“圣诞树”搬到后院，换成了一个空花盆，打算种一棵真的九芎苗。
阿忠从冰果室借来才叔的傻瓜相机，说要拍照留念。他让阿水伯站在新顶棚底下，胸前挂着围裙，手里拿着最新一批礼盒的样品。阿水伯一开始推辞，说一个老头子有什么好拍的，但邱丽花把他的衣领整了整，后退几步站在阿忠旁边，他就老实了。快门按下去的时候，他的嘴角还在微微发颤。照片拍完之后他别过头去假装咳嗽，手在脸上胡乱蹭了两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