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不渡她》黄蝉蝉

3、第3章 逃亡 继续逃还是

　　车开了两个钟头，张焕楠吐了第一回。
　　吐在塑料袋里，扎紧了搁在脚边。旁边坐了个抱孩子的大嫂，看了她一眼，说“妹子晕车啊”。张焕楠点了点头。大嫂从兜里摸出一片晕车药递过来，她接了，攥在手心里，没吃。她不敢吃别人给的东西。
　　车窗外头是黄土塬，一道一道往后退。冬天的塬上光秃秃的，坡面上裂着干纹，偶尔几棵枣树戳在天上，枝桠黑黢黢的，跟烧火棍一样。张焕楠看着那些土坡，想起来小时候跟她姐去塬上挖荠菜。她姐挎个竹篮子走前头，她跟在后头，手里攥着把豁了口的铁铲子。塬上的风硬，刮得脸生疼，她姐就把自己围巾解下来给她裹上，说“你走我后头，我给你挡风”。挖满一篮子回家，她妈挑嫩的剁了拌馅包饺子，第一锅出来先给弟弟张振兴盛一碗，第二碗给她爸，第三碗她和她姐分。她姐总把碗里那几个皮薄的往她这边拨，说“我不爱吃馅多的”。她那时候信了，后来有一回看见她姐在灶房里偷吃剩下那几个破皮的饺子，吃得急，烫得直吸气。
　　她把手搁在肚子上。三个多月了，其实还摸不出什么，但她总觉得能感觉到点什么。她把手拿开，搁在膝盖上。旁边大嫂的孩子哭了，大嫂撩起衣服喂奶，张焕楠把脸别过去看窗外。
　　到陕省北塬是当天下午。她在车站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看街上的路牌。北塬，两个字写得明明白白。她在心里头盘算了一下：北塬离梁城，地图上看着近得很，火车一夜就到了。太近了。
　　她转身回了汽车站，又买了一张票。这回她问了售票员：“最远能到哪？”售票员翻了个本子，说“往南走，湖省汉城，明早六点”。她说“行，就汉城”。
　　从北塬到汉城，她换了三趟车。第一趟到西京，第二趟到江口，第三趟才到汉城。车上人挤人，过道里都坐满了，她三天没洗脸，头发油得打绺，棉袄前襟上沾着干了的呕吐物。没人多看她一眼。春运期间，车上像她这样邋遢的女人多得是。
　　第三趟车上，对面坐了一家子。妈带着两个孩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七八岁，女孩五六岁。妈从包里掏出一个煮鸡蛋，剥了壳，掰成两半，大的那半给了男孩，小的那半给了女孩。女孩说“妈我还要”，妈说“你哥是男娃，要长个子”。女孩不吭声了，小口小口地啃那半块鸡蛋，啃完了把指头尖上那点蛋黄渣也舔了。
　　张焕楠看着那个女孩，想起了自己。她七岁那年，家里过年杀了一只鸡。两只鸡腿，一只给了弟弟张振兴，一只给了她爸。她妈把鸡翅膀夹给她，说“招娣爱啃翅膀，你也啃翅膀”。她姐张招娣在旁边笑了一下，把自己那个鸡翅膀又掰了一半给她。她妈看见了，说“你倒是大方”。她姐说“我不爱吃肉”。张焕楠知道她姐爱吃——她姐每次啃鸡翅膀都啃得干干净净，连骨头缝里的髓都嘬出来。但她姐把半个翅膀给了她，还冲她挤了挤眼。
　　她姐比她大两岁，叫张招娣。招娣，招弟，名字里带着家里头一个念想。她妈生了她姐之后盼儿子，第二胎又是个闺女，她爸说“换了吧，换一个”，她妈说“不换了，养着吧，叫换楠，下回换个男的”。第三回果然换了个男的——张振兴。她五岁那年她妈领她去村小学报名，老师问叫什么名字，她说“张换楠”。老师笑了笑说“这名字好，换了个楠木回来”。她听不懂，后来才明白。
　　她读一年级，她姐读三年级。每天早上她姐领着她走二里地去学校，路上经过一片枣树林，她姐给她打枣吃。她姐个子高，能够着高枝，她在底下兜着衣襟接。枣掉在衣襟里，青的红的混一块，她边走边吃，到学校嘴唇都是红的。
　　她爱画画。没有纸，就在地上拿树枝子划拉。她姐看见了说“你画得挺好”，她说“我想画在纸上”。过了几天她姐从学校捡了一摞用过的作业本回来，背面是空白的。她姐说“你在这上头画”。张焕楠把那摞作业本当宝贝，天天趴炕上画。她爸看见了说“画那干啥，能当饭吃”，她说“我就画画”。她爸没再管，但也没给她买过一张新纸。
　　她小学毕业。她姐张招娣那年初中毕业，家里说“女娃读到初中行了”，不让她姐再念了。她姐没说什么，但那天晚上她看见她姐坐在灶台前面哭，不敢出声，拿袖子抹眼睛。张焕楠蹲在旁边，也不知道说什么，就拿树枝在地上画了个小人，推了推她姐的胳膊。她姐低头看了看说“你画得真像”。她说“姐你别哭了，等我长大了我养你”。她姐噗嗤笑了，说“你先把你自己养活了再说”。
　　小学毕业要拍证件照，升初中报名用。她妈说“让你姐带你去”。她姐领着她走了五里地到镇上照相馆。照相馆在供销社旁边，一间门面，门口挂块木板，上头红漆写着“红星照相馆”。她姐给她整了整衣裳，是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褂子，她姐的旧衣裳改小了给她穿的。她姐又拿手沾了点唾沫把她翘起来的头发抿平。照相师傅从黑布后头探出脑袋说“小闺女坐直了，笑一笑”。她坐直了，没笑。她姐在旁边说“换楠，笑一个”。她咧了咧嘴。师傅说“行了”，咔嚓一声。照片洗出来她姐从照相馆取回来，塞进家里相框的夹层里，说“等你长大了再拿出来看”。
　　到汉城是第五天早上。
　　她出了汽车站，站在广场上愣了一会儿。汉城比梁城大得多，车站广场上乌泱泱全是人，拉客的、卖早点的、扛着蛇皮袋赶车的，喇叭声和叫卖声搅成一锅粥。她缩在棉袄里，觉得每一双从她身上扫过去的眼睛都带着钩子。
　　她往车站外头走了几步，看见对面巷子口挂着一块白底红字的灯箱，上头写着“红星旅社”，底下还有一行小字“24小时热水”。灯箱旁边是一道窄门，门框上贴着褪色的对联，半边被雨淋得起了皮。她站在门口犹豫了半天，没进去。省会人多，车多，警察也多。她刚才出站的时候看见广场角上停着一辆警车，车顶上灯没闪，但她还是绕着走了。汉城这种地方，查得肯定比小地方严。她一个没身份证的人，住旅馆要登记，万一赶上查房，跑都没地方跑。
　　她转身回了车站，又买了一张短途票。窗口上贴着一溜地名，她挑了个看着不起眼的——安平县，票价八块。她问售票员“安平县远不远”，售票员说“一个多钟头”。她说“行”。
　　大巴车出了汉城，往北开了一个多钟头，到了安平县。县城不大，一条主街从车站通到县政府，街两边是些两三层的铺面，卖化肥的、卖种子的、卖手机的，中间夹着几家小饭馆。街上人不多，骑自行车的比开车的多，偶尔过一辆三轮蹦子，突突突地冒黑烟。张焕楠下了车，在车站门口站了一会儿。这地方看着就小，就土，就没人会多看她一眼。她松了口气。
　　她沿着车站旁边的巷子往里走，看见一家旅馆，门脸不大，玻璃门上贴着“住宿”两个字，红纸黑字，贴歪了。她推门进去。前台是个四十来岁的女的，烫着卷发，正嗑瓜子看电视。听见门响，抬头看了她一眼。
　　“住宿？”那女的问，把瓜子壳往桌上一掸。
　　“嗯。”
　　“身份证。”
　　张焕楠的心跳停了一拍。她站在前台跟前，手插在棉袄兜里，攥着那卷零钱。她张了张嘴，说：“没有。”
　　那女的看了她一眼。张焕楠觉得那一眼特别长，长得她都能听见自己后槽牙打颤的声音。她脑子里已经开始想跑了——门在背后，转身就能推门出去，巷子窄，出去往左拐，几步就能混进人流里。
　　那女的把瓜子往桌上一搁，说：“逃难来的啊？”
　　张焕楠没说话。那女的又说：“发大水过来的？这几天好几个了，都没身份证。没事，先住吧，登个名字就行。”她从抽屉里摸出一张登记表，一支圆珠笔，推过来：“名字，哪来的。”
　　张焕楠愣了两秒。她喉咙里堵着一团东西，好半天才说出来：“张红。隔壁县来的。”
　　那女的唰唰写了，给了她一把钥匙，往走廊里一指：“208，上楼右拐，热水在走廊尽头。一晚十五，押金二十。”
　　张焕楠交了钱，攥着钥匙上了楼。进了房间，反锁了门，靠着门板滑到地上坐着。她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咚的，撞得胸口疼。逃难来的。那女的说“逃难来的”。她可不是逃难来的吗？只不过她逃的不是水，是两具尸体。
　　她在那个房间里待了三天。头一天她连灯都没开，窗帘拉着，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水渍，像地图上的一条河，她从这头看到那头，又从那头看到这头。外面走廊里有人走路的声音，每一步都像踩在她太阳穴上。有人敲门——是对面房间的客人找错了门——她从床上弹起来，把枕头底下的饼干袋子攥在手里当武器，蹲在门后头等了半天，脚步声远了才站起来。
　　她想过自首。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去派出所，说清楚，是李金福先动的手，是李金福把她往死里打，她实在受不了了。但转念一想：郝梅花呢？她把郝梅花也砍了。郝梅花再怎么嘴贱，没动手打过她。她砍了郝梅花的脸，砍了郝梅花的腿。这算什么？这算故意杀人。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有一股廉价洗衣粉的味道。她想她姐。她姐在川省，不知道她出了事。她想给姐姐打电话，手都摸到前台那部座机的拨号盘上了，又缩回来了。打了说什么？“姐，我把李金福砍了”？她姐本来就胆小，听了这话还不得吓死？再说电话能查出来，她在西省干的事，警察肯定盯着她姐那边。她不能连累她姐。
　　第二天晚上她做了个梦。梦见她小时候在灶台前面烧火，灶膛里的火苗一跳一跳的，她把画了土坡的那张纸往灶眼里塞。火苗舔到纸边，纸卷起来，黑了，灰了。她盯着火看，突然发现火里头有个人脸——是李金福的脸，从火里头往外看她，嘴一张一合，说“你倒敢砍我”。她吓醒了，一身冷汗，被子蹬到脚底下去了。
　　她起来洗了把脸。水龙头里出来的水冰得扎手。旅馆房间墙上钉了一面小镜子，镜面有水锈，照出来的人影灰蒙蒙的。她凑近了看自己——头发乱着，眼睛肿着，嘴唇干得起了皮，颧骨上不知道什么时候蹭了一块灰，整个人像从土里刨出来的。她拿手指头蘸水把头发抿了抿，又拿袖子擦了擦脸上的灰。镜子里那张脸跟七天前灶台前头那张脸对不上号了。七天前她脸上溅着血点子，眼睛里头是空的。现在眼睛里头是慌的。她盯着镜子里那个自己，说了一句话：“你咋就把日子过成这样了？”
　　第三天早上她下楼去前台续房费。前台那个大姐正在吃米粉，见她下来，说“住得还习惯不”，她说“挺好”。大姐又说“没事别老闷在屋里，出去走走，晒晒太阳”。她说“嗯”。
　　她出了旅馆门，沿着巷子走到大街上。安平县的街上虽然人来人往的，但是跟汉城比还是冷清多了，她缩着肩膀在人群里走，反倒觉得自在些。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看见路边有个摆摊卖画的——一个老头在地上铺了张塑料布，上面摆着几张画，画的是山水花鸟。旁边围了几个人在看。张焕楠站住了。
　　她蹲下去看了半天。老头画得不算好，但颜色调得挺舒服，荷花的粉调子里头掺了点白，不艳。她看着看着手就有点痒。她已经好几天没碰画笔了。走之前她把画室里的笔都扔了，就留了一截铅笔头揣在兜里。
　　她掏了掏兜，摸出那截铅笔头，跟老头说：“大爷，借张纸行不？”
　　老头看了她一眼，从画摊底下抽了张旧报纸递给她。她把报纸铺在地上，拿铅笔头在空白边上画了几笔。画的是旅馆前台那个大姐——烫卷发，嗑瓜子，眼角有笑纹。画完了她自己看了看，觉得手没生。
　　老头凑过来看了一眼，说：“画得挺好。学过？”
　　她说：“学过几年。”
　　老头说：“你这手艺摆摊都够用了。”
　　张焕楠把报纸叠起来揣兜里，冲老头笑了一下。那是她这些天来头一回笑。笑完了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铅笔灰。她心里头有个念头，模模糊糊的：她还得画画。她这条命是捡来的，可她不能光捡着命不干活。她得找个地方落脚，找个能画画的地方。哪怕挣得少，哪怕得藏着掖着，她得把手艺捡起来。
　　她往回走的时候路过一个报刊亭，玻璃窗上贴了一张报纸，日期是正月初八。她扫了一眼——头版右下角有个小方块，标题是“西省梁城发生一起恶性凶杀案”。她的脚像被钉子钉住了。她盯着那行字看了三秒，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她没敢细看。她把棉袄领子往上竖了竖，低下头快步走了。
　　回到旅馆，她把那张旧报纸上的画剪下来，叠好，塞进棉袄内兜里。然后她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上的水渍。她没再去想自首的事。那行字已经印出来了，全西省都看得见。她不能回去。
　　她摸了摸肚子。肚子里那团东西还在。她想：得先把这个处理了。然后找个地方，画画。能画一天是一天。
　　她把被子蒙在头上。被面上有股潮味。她想她姐，想那张碎花褂子，想枣树林子里打下来的青枣。想着想着，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她退了房。前台大姐说“走了啊”，她说“嗯”。大姐说“路上小心”，她说“好”。
　　她出了旅馆门拐上大街。太阳刚出来，照在她脸上暖烘烘的。她把棉袄解开了一个扣子，露出里面那件碎花里子。她往南边看了一眼，长长的一条街，不知道通向哪。
　　她抬脚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