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第 92 章 两个鸭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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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馆开在东百老汇，门面很窄。
进门左手边是柜台，右手边摆着六张小桌子，最里面挂着一道布帘子，帘子后面是后厨。
老板娘在这里做了九年线面。面是她自己拉的：一早起来和面、抹油，把面绕在两根竹竿上，一点一点往下拉，拉到细得透光，再挂到后院去晒。整条东百老汇，做线面的只有她这一家。福州人过生日要吃线面，出远门要吃，坐完月子也要吃。有人专门从新泽西开车过来，一次买十把。
每张桌子靠墙那一头都放一瓶醋，这是她的规矩。醋是黑醋，瓶口拿一块红布扎着。
那个白头发的男孩是去年十一月头一回来的，一进门就问生日面怎么做。他不会说中国话，她的英文也只会几句，两个人一半靠说、一半靠比划，比划了一个钟头。
她问他做给谁吃，男的还是女的。他想了一下，说是男的。她点点头，没有再问，多塞给他两个鸭蛋。
后来他常来，有时候两个人来，有时候一个人来。今年五月以后，就一直是他一个人了。
十一月十号，礼拜三。
这天中午天阴着，东百老汇的鱼铺门口在冲地，水顺着马路牙子流进阴沟。报亭里的老头缩着脖子，开着收音机听粤剧。
她在柜台后面算账，听见门口有人说话。抬头一看，玻璃门外面站着两个人，一个是那个白头发的男孩，一个是阿坚。
阿坚她是认得的。他以前在梁老板那条街上跑腿，三月里清场以后不见了一阵，到夏天又回来了，在一家海鲜批发行搬货。他身上的工作服还是湿的，腥味隔着玻璃都闻得到。
白头发的男孩推门进来，阿坚跟在后面，也进来了。
男孩在靠墙那张小桌子跟前坐下，那是他坐惯了的位子。阿坚没有坐，站在桌子边上，两只手插在工作服口袋里，看着他。
老板娘走过去。男孩抬头看她，伸出两个手指头。
“还是线面加两个鸭蛋？”
他点点头。她又看看阿坚。阿坚摆摆手，说他不吃，就来说两句话。
她回后厨去下面。面下进锅里，滚了两滚就捞出来。鸭蛋是早上煮好剥了壳的，放进汤里烫一烫就行。
她掀开帘子把面端出来的时候，阿坚正弯着腰跟那个男孩说话。他说的是英文，说得磕磕绊绊，一个词一个词地往外挤。
阿坚的英文她听不大懂，只听出他说了好几回“box”，还竖起一根手指头，在男孩眼前晃了晃。
她把面放在桌上。男孩没有看面，他在看阿坚。
阿坚直起腰来，看了老板娘一眼，又换成福州话：
“我跟他说，阿华跟赵六讲去他那里是藏货，藏个屁，统共就放过一箱，还是清街以前的事。”
老板娘没有接话。
阿坚又转过去，对着男孩，这一回说得慢了，一个词一个词的：“Ten days. You know? Ten days. For Ah Shun.”
他拿手在后脑勺上抓了两下，又用福州话跟老板娘说了一句：
“那十天，阿华是替阿顺挨的。阿顺跑了，账总要有人认。这个他一直不知道。”
说完他就走了。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他出了玻璃门往左一拐，就看不见了。
老板娘站在桌子边上，手里还拿着端面用的抹布。
男孩坐着，没有动。
他看着阿坚刚出去的那扇玻璃门。门外就是东百老汇，有人推着一车白菜走过去，有人在等公共汽车。他看了很久，碗里的热气都淡了一层。
然后他低下头，拿起筷子。
老板娘回到柜台后面去了。她把账本翻开，拿起笔，笔尖停在纸上，一个字也没写。
男孩没有马上吃。
他拿筷子在汤里拨了拨，把浮在上面的葱花一点一点挑出来，放在碗边上。从五月以后，他就不挑了，今天又挑了起来。挑得很仔细，挑干净了，在碗边上堆成一小堆。
挑完了，他把筷子搁下，看着对面那把空椅子。
他看了很久，像是在等什么。
那一小堆葱就在碗边上，没有人伸筷子过来。
他又拿起筷子，夹起一个鸭蛋，分成两半，一半留在自己碗里，一半拨到碗边上，挨着那堆葱。
然后他埋下头吃面。他吃得很急，一筷子接一筷子往嘴里送，嘴里的还没咽下去，下一筷子又跟上了。腮帮子鼓着，嚼得很用力，下巴上的筋一棱一棱地动。
吃着吃着，他的肩膀抖了一下。
他停了停，把那口面硬咽下去，又去夹。筷子在碗里夹了两回都没夹住，面从筷子缝里滑下去。他换了个手势，攥紧筷子，再夹，夹起来就往嘴里塞。
肩膀又抖了一下，接着是第二下、第三下。
他的背弓起来，越弓越低，脸都快挨到碗沿上了。热气扑在他脸上，看不清他是在流汗还是在流眼泪，只看见有水一滴一滴往碗里掉。
他还在吃。嚼着嚼着，嗓子里憋出一点声音，很闷，像是有什么东西卡在那里。
他赶紧又塞进一口面，把那点声音压了回去。
他放下筷子，两只胳膊往桌上一架，把脸埋进胳膊弯里。
他一回也没有朝对面看，可是那半个鸭蛋，他一直没有碰。
老板娘拿起柜台上那一卷纸巾。
她走过去，把纸巾放在他桌子靠墙的那一角，挨着醋瓶。转身回了后厨。
帘子落下来。她站在帘子后面的灶台边上，锅里的水还开着，咕嘟咕嘟地响。
外面的哭声一阵紧一阵松，到后来低下去了，只剩下吸鼻子的声音，还有筷子碰在碗边上，很轻的一下，过一会儿，又是一下。
她想起他头一回来的时候，比划了一个钟头，问她鸭蛋为什么要放两个。她跟他说，两个鸭蛋是压乱、压浪，讨个平安。他听不懂，拿笔在一张纸上画了两个圆圈，指着问是不是两个。她说是，两个。他把那张纸叠得很小，收进了口袋。
过了很久，她听见外面碗底碰了一下桌面，接着是椅子往后挪的声音。
她掀开帘子。
他已经站起来了。从口袋里摸出几张钞票，压在醋瓶底下。
接着转身就往门口走。
她没有追出去。
他推门出去了。铃铛又响了一声。
她走到门口，隔着玻璃往外看。
他在门口的人行道上站了一阵，然后往右走，走到街角停住了。
街角是个十字路口：往北是坚尼街，往东是去地铁站的路，往南、往西各有各的去处。他站在路口左右看了看，又往北看，看了很久。红灯变成绿灯，旁边的人都过去了，他没有过。绿灯又变回了红灯。
老板娘的手按在玻璃门上，玻璃是凉的。
她看见他一只手插在口袋里，像是攥着什么东西，攥得很紧，连胳膊上的毛衣都绷起来了。
后来他把那只手从口袋里拿了出来，手里是空的。
他转过身，往东朝地铁站那边走去，走到第二个路口，一辆货车挡住了他，等货车开过去，人已经看不见了。
老板娘回到桌子跟前，把醋瓶底下那几张钞票拿出来数了数，付一碗面还多出两块。
她还记得从前他们两个一起来的时候。
他们总是坐靠墙那张桌子，要两碗面，头挨着头吃。小的那个吃得快，吃完了就看着高的那个吃。高的那个不吃葱，每回都把葱一根一根挑出来，放在碗边上。小的那个就伸过筷子去，把那一小堆葱夹到自己碗里，就着汤吃了。
两个人谁也不说话，一个挑，一个夹，等挑完了、夹完了，碗边上也干干净净了。
去年冬天有一回下大雪，店里没有别的客人，两个人吃完了也不走，坐着看窗外的雪。她没有赶他们，灯一直给他们留着，留到了十点。
今年五月以后，就只有高的那个一个人来了。
晚上七点多，店里的人少了。
门上的铃铛一响，进来一个男孩。他个子不高，很瘦，穿一件灰毛衣，外面套着一件旧夹克，袖口上有一块黑的，是机油。头发剪得很短，露出额头，眉毛里有一道疤。
老板娘认得他。
前两年他还在梁老板那条街上做事，有时候一个人来，有时候跟那个白头发的男孩一起来，来了就坐靠墙那张桌子，吃得很快，一粒葱花都不剩。去年除夕晚上，是那个白头发的男孩一个人来的。她盛了一碗太平燕让他带回去，跟他说过年要吃这个。
后来这孩子就再没来过。今年三月以后，街上有人说他进去了，又有人说他已经出来了，在给人作证，说什么的都有。
他站在门口，把店里看了一圈，看到靠墙那张小桌子时，停了一下。
他没有坐那一张，在靠门的一张桌子坐下了。
他说的是福州话：“线面。两个鸭蛋。”
老板娘说好。
她去后厨下面。面下进锅里，她站在灶台跟前看着那锅水，拿长筷子在锅里搅了一下，又搅了一下。
她把面端出来，放在他面前。他说了声谢谢，拿起筷子。热气一冲，他偏过头去咳了两声，拿手背挡着嘴，咳完了才低头吃。
老板娘没有走开，在旁边拿抹布慢慢擦着邻桌。
“现在在哪里做工？”
“修车，在皇后区。”
“远不远？”
“坐七号线，要一个钟头。”
她嗯了一声，抹布在桌面上来回擦着。
她说：“今天中午有个白头发的男孩来过，也要了两个鸭蛋。”
他的筷子停住了。
“你们这些男孩，今天都过生日？”
他没有抬头。
他的筷子在碗里停了很久。
热气从碗里升起来，扑在他脸上，他也不躲。老板娘看着他拿筷子的那只手：手指头上有洗不掉的黑印子，指节上有一道旧疤。
他把筷子攥得很紧，指节都白了。
那个人什么时候来的，往哪里去了，坐的哪张桌子，他一句也没有问。
过了一会儿，他说：“好吃。”
他接着吃面，一筷子一筷子吃得不快。鸭蛋他用筷子夹成两半，一半一半地吃。
吃完以后，他两只手放在桌面上，对着那只空碗坐了一阵。
他站起来，走到柜台跟前付钱，钱给得正好，一分也不多。他把钱放在柜台上推过来，说了声谢谢阿姨，转身往门口走。
走到门口，他停了一下，回过头，看了一眼靠墙那张小桌子。
桌上什么也没有，只有醋瓶立在靠墙那一头，瓶口扎着红布。
接着推门出去了。
老板娘看着他走到人行道上。
那天晚上收了档，她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坐在柜台后面算账。
算完账，她拉开柜台底下的抽屉，把中午那个红纸包拿出来放在柜台上，又把晚上那个男孩付的钱数出来，放在红纸包旁边，看了一会儿。
她没有打开那个红纸包，也没有把两样钱合在一起。
走过靠墙那张小桌子的时候，她才看见醋瓶底下还压着一张叠得很小的纸。是中午那个男孩留下的，她先前拿钱的时候没有注意到。
她打开一看，纸上一个字也没有，只画着两个歪歪扭扭的圆圈。
铅笔印子已经淡了，纸也磨软了，看得出在口袋里揣了很久。
老板娘把纸叠好，照原样压回醋瓶底下。她去关灯，一盏一盏关过去，关到靠墙那张桌子上头那一盏，手停了一下，终究还是没有按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