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91、第 91 章 汽修厂

　　托雷斯在铁三角修了二十六年车，一双手怎么洗都洗不干净，指甲缝里总是黑的。

　　铁三角就在谢伊球场后头。那一片十几条街，没有一条铺过柏油，一下雨，车轮子就陷进泥里，得四个人一起推。街两边全是修车铺、轮胎铺、拆车场，拆下来的车门、引擎盖、排气管一摞一摞往上堆，堆得有二楼那么高，到处是一块一块的锈。七号线从头顶上开过去，每过一趟车，铁皮屋顶就跟着嗡嗡响一阵。

　　他的铺子在一百二十七街，有三个工位、一个喷漆间，连他自己一共五个人。

　　九月里，法律援助中心一个姓黄的律师打电话给他，问他要不要收一个学徒。

　　黄律师说，那孩子十九岁，不怕脏，英文不太会说，可是肯学。

　　托雷斯问他犯过事没有。黄律师说没有，他在一个案子里给人作过证。

　　托雷斯说，作证的我不怕，你叫他礼拜一过来。

　　礼拜一早上七点，那孩子已经站在卷帘门外面等着了。

　　他很瘦，个子不高，穿一件灰毛衣，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个饭盒。托雷斯拉起卷帘门，他往后让了一步，用英文说了一声早上好。他说得很硬，一个字一个字地咬着。

　　托雷斯问他叫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递过来，纸上打着几个英文字母。托雷斯念了一遍，念错了；又念了一遍，还是不对。

　　“叫我阿华就行。” 那孩子说。

　　头一个礼拜，托雷斯什么都不让他碰，只让他递工具、扫地，再把换下来的旧零件分开：铁的放一堆，铝的放一堆，橡胶的扔掉。他分得很快，分完了就站在旁边，看托雷斯怎么拆刹车片、怎么放机油，眼睛一眨也不眨。
　　扳手、千斤顶、扭力杆，每样工具的名字他都要问，问一样，就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一样，英文底下拿中国字注上音。字写得歪歪扭扭，托雷斯拿过来看，一个也不认得。

　　第二个礼拜，托雷斯让他自己换了一回机油。换完了，他把油底壳的螺丝拧紧，又拿抹布把螺丝周围擦了一遍，一点油星都看不见了。

　　中午，大家坐在门口的轮胎上吃饭。

　　他的饭盒里是白饭和一点青菜。他低着头吃得很快，吃完了，又拿筷子把盒子里剩下的几粒米一粒一粒拨进嘴里，才盖上盖子，放回塑料袋。

　　每个礼拜五，托雷斯的老婆都做一锅鸡肉饭带来给大家吃。

　　头一个礼拜五，那孩子不肯吃。

　　到了第二个礼拜五，托雷斯盛了一盘，直接放在他面前。他看着那盘饭，看了一会儿，说了声谢谢，吃完了，把盘子拿到后面的水池去洗，洗了两遍。

　　后来每个礼拜五，托雷斯的老婆都给他多盛半勺。他照样吃得干干净净，最后还拿勺子把盘子边上的米粒一粒一粒刮到中间，吃掉。

　　吃完饭离上工还有半个钟头，那孩子从来不坐着歇。

　　他出了卷帘门往北走，走过那一排卖轮胎的铺子，走过废车场的铁丝网，一直走到地铁站。

　　托雷斯跟去看过一回。

　　那孩子上了天桥，站在桥中间，两只手搭在栏杆上，看着底下的轨道。往曼哈顿去的七号线从底下开过，一节一节车厢，窗户里亮着灯。他看着车开过去、开远了，又等下一趟。

　　半个钟头里，他看过去五趟车。看完了，他就走回来，钻到车底下接着干活。

　　有一天下大雨，铺子里没有活。那孩子坐在长凳上，拿一块砂纸磨一把旧扳手，磨得很仔细。

　　托雷斯的小女儿放了学过来，坐在他旁边写作业。她要写一篇作文，题目叫《我的家》。写了一行，她抬头问那孩子：“你的家在哪里？”

　　那孩子手上的砂纸停了一下。

　　“在海那边。”

　　“那边有什么？”

　　那孩子想了想。“有一棵大树。” 他说，“我小时候爬上去过，下不来。”

　　小女孩笑了，把这一句写进了作文里，只是写成了她自己爬树。

　　十月中旬，铺子里来过两个人。

　　托雷斯手底下有一个也是福州来的后生，叫小陈，来了半年，在外面欠着人家的钱。那天下午，一辆黑色的本田停在门口，车上下来一个人，穿着皮夹克，嘴里嚼着东西，一进门就喊小陈的名字。小陈的脸一下子白了。

　　托雷斯从车底下滑出来，还没有站起来，就看见华龄儿已经站在那里了。

　　他挡在小陈前面，脸冲着那个穿皮夹克的。一只手垂在身边，另一只手往裤子口袋里伸，伸到一半停住了。

　　托雷斯看见他的手在口袋里摸了摸。口袋是空的，他又摸了一下。

　　穿皮夹克的认得他，脸上的笑一下子没了，很快地说了一句中国话。华龄儿也回了一句，声音不高。托雷斯听不懂，只听得出那句话很短。

　　穿皮夹克的看了他一会儿，往地上啐了一口，转身上车走了。

　　华龄儿在原地站了很久，才把那只手从口袋里拿出来，五个指头张开，在裤子上擦了擦。

　　然后他走到墙上那部电话跟前，拿起听筒，回头问托雷斯：“报警是打911吧？”

　　托雷斯说是。

　　“我认得那个人，他还会再来。” 华龄儿说，“我留下来跟警察说清楚。”

　　来了两个警察，问了一个钟头。华龄儿一句一句地答，遇到不会说的英文，就停下来想一想，想好了再答。小陈缩在角落里，一句话也不敢说。

　　那天晚上托雷斯关门关得晚，看见他一个人坐在门口的轮胎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心朝上，一直低头看着自己的手。

　　第二天一早，卷帘门还没拉起来，小陈头一个到了，手里拎着两个肉包子，要塞给华龄儿。华龄儿说不用。小陈也不说话，把包子放在他的工具箱上，转身扫地去了。

　　到了中午，两个包子还在工具箱上。华龄儿吃了一个，另一个拿纸包好，放到了小陈的饭盒旁边。

　　喷漆间是托雷斯后来才让他进的。

　　那天要给一辆出租车的车门补漆。华龄儿戴上口罩进去调漆，进去不到十分钟，托雷斯在外面就听见里面咚的一声，像是有人撞到了什么东西上。

　　他推门进去，看见那孩子一只手扶着车门，弯着腰，口罩扯到了下巴底下，正在大口喘气。他喘得很急，使劲往里吸，又吸不进去，肩膀一耸一耸的。

　　托雷斯把他扶出来，让他坐在门口。外面风大。他坐了一阵，气慢慢喘匀了，脸色还是灰的。

　　“你的嘴唇一点血色都没有。” 托雷斯说。

　　“没事。”

　　“以前也这样？”

　　“去年冬天碰上过一场火，让烟呛的。早就好了。”

　　嘴上说早就好了，那只手却一直按在胸口上，没有拿下来。

　　托雷斯从口袋里摸出烟盒，抽出一根递过去。

　　那孩子看了那根烟一眼，摆了摆手。

　　“不抽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他又站在卷帘门外面等着了。托雷斯叫他以后别再进喷漆间。他说了声好，就去换机油了。

　　十一月头上，工作许可下来了。

　　那天上午，黄律师把电话打到铺子里。托雷斯接了，喊华龄儿过来听。他接过听筒，听了一会儿，连着说了好几声好。挂了电话，他在电话跟前站着，半天没有动。

　　下午他请了两个钟头的假，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他走到托雷斯的工位跟前，把信封打开，抽出一张卡片，递给托雷斯看。

　　卡片上有他的照片，照片上他的头发剪得很短，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照片旁边印着一行英文字母，底下是生日：一九八〇年二月二十七日。

　　托雷斯拿着卡片，照着那行字母念，怎么念都不对。

　　“郑。”那孩子说。

　　“郑。”

　　“连生。”

　　托雷斯跟着念。他舌头转不过来，念得怪腔怪调，自己先笑了。那孩子没有笑，听完了，点点头说：“对，差不多。”

　　“这是你的真名？”托雷斯问。

　　“我妈写给我的。”

　　他从托雷斯手里拿回卡片，放回信封。信封里还有一张叠着的纸，他也拿出来，打开看了一眼，又叠好。托雷斯看见那张纸最上面印着医院的名字，底下有几行字，最下面是医生的签名。

　　“是体检单。办这个卡要先体检。”

　　“医生怎么说？”

　　“说我贫血。” 他想了一下，“肺上还有旧伤，叫我过一阵子再去拍一回片子。”

　　说完，他把信封折起来，塞进毛衣里面贴身的口袋，拿手按了按，回去干活了。

　　傍晚收工的时候，托雷斯看见他把信封拿出来，又看了一遍，然后放进一只旧铁盒子里。这只铁盒子他每天都带着，跟饭盒放在一起。他把信封放得平平的，拿手掌压了压，才合上盖子。

　　礼拜一早上，他来找托雷斯，说礼拜三想早走一个钟头。

　　托雷斯问他有什么事。他说要进城去吃一碗面。

　　“吃一碗面要一个钟头？”

　　“要坐车，去东百老汇。”

　　托雷斯说，跑那么远干什么，皇后区也有中国面馆，法拉盛满街都是。

　　那孩子想了一下。“那一家不一样。”

　　托雷斯没听明白，也就没再问。他在排班本上礼拜三那一格里写了个4，又画了一个圈。

　　“礼拜三是什么日子？”他问。

　　“十一月十号。”

　　“是你生日？”

　　那孩子看着本子上那个圈，看了一会儿。

　　接着他拿起扳手，去拆一辆道奇的轮胎。七号线从头顶上开过去，屋顶嗡嗡响了一阵，又静下来。托雷斯听见他在车底下拧螺丝，一颗接一颗，拧得很稳，一直没有停。

　　十一月十号那天，那孩子早走了一个钟头。

　　托雷斯没问他去哪里，只站在卷帘门底下看着他。他把工作服脱下来叠好，放进柜子，换上那件旧夹克，拿肥皂把手洗了三遍。还有一点黑洗不掉，他又拿刷子刷了一遍。

　　他走了。托雷斯看着他往地铁站那边走去，走到天桥底下，上了楼梯。

　　第二天早上七点，他又站在卷帘门外面了。

　　托雷斯开了门，问他昨天去哪里了。

　　“去吃面了。”

　　托雷斯看了他一会儿，转身进了铺子，从自己的柜子里拿出一副新的皮手套，扔给他。手套上还挂着标签，本来是他买给自己戴的。

　　那孩子接住了，拿在手里，看着他。

　　“干活去吧。”

　　那孩子戴上手套，钻到车底下去了。那天他螺丝拧得很慢。

　　铺子门口有一个公用电话。

　　十一月里有一天，托雷斯在铺子里修化油器，看见那孩子站在电话跟前，投了硬币，拨了号，然后把听筒贴在耳朵上，站着不动。

　　那边还没响，他就挂了。硬币叮的一声退了出来，他拿出来攥在手里。

　　过了几天，他又来了一回：拨号，把听筒贴在耳朵上，挂掉，硬币退出来。

　　他打给谁，托雷斯没有问。有一天，托雷斯在那孩子的工作服口袋里找扳手，摸到一张叠得很小的纸。纸上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区号是下城的。

　　字不像是那孩子写的，是别人用钢笔写的，写得很工整。

　　托雷斯照原样叠好，放了回去。那几个退出来的硬币，那孩子一个也没花，都压在饭盒底下，攒了一小摞。

　　十二月初，一个中国老头从法拉盛开来一辆旧福特，说刹车有响声。

　　那孩子钻到车底下看了看，出来跟老头说了几句，说的是福州话。老头愣住了，看着他，也用福州话回了几句。两个人在铺子门口站着说了很久，托雷斯一个字也听不懂。

　　老头临走，从车里拿出一包东西塞给那孩子。那孩子推了几回，推不掉，只好收下了。

　　托雷斯后来问他是什么。

　　“是线面。我们老家的面，过生日的时候吃。”

　　他把那包线面放在柜子最里面，放了很久也没吃。有一回托雷斯看见他开柜子拿手套，手碰到那包面，停了一下，又把它往里推了推。

　　年底结账的时候，托雷斯学唐人街的规矩，给他包了一个红包。那孩子拿着红包看了很久，说这是他头一回收到不用还的红包。托雷斯叫他打开看看。他没有打开，把红包放进夹克里面的口袋，跟那张写着号码的纸放在一起。

　　天冷以后，铺子里四面透风，扳手拿在手里冰得粘皮。卷帘门一拉开，风就往里灌，大家都穿着两层棉衣干活。

　　那孩子的手背裂了一道一道的口子，沾上机油，都是黑的。

　　托雷斯的老婆给了他一管护手霜。他道了谢收下了。

　　后来托雷斯看见他躲在后面，挽起左边的袖子，一直挽到胳膊上头，把那点白膏子一点一点抹在那块发亮的新皮上，抹得很仔细，手背上的口子却一下也没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