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88、第 88 章 柜中之页

　　九月头一个礼拜二，那个德国孩子来了。

　　中心在坚尼街一栋旧楼的二楼，楼梯窄，扶手上缠着一圈一圈的胶布。那天下午排队的人从办公室门口一直排到楼梯拐角，有拿着法院传票来问日子的，有拿着房东的信来问能不能不搬的，有一个阿伯什么也没拿，只说儿子让人带走了，带到哪里去他不知道。黄律师从里间出来叫号，看见队伍边上站着那个白头发的男孩，手里拿着一张志愿者登记表，填得满满的，一个空格也没有留。

　　表上写着亨特学院，一年级。语言一栏写着英文、德文。中文一栏空着，旁边用铅笔写了一行小字：会认几个，不会说。

　　她认得他。

　　那年春天，她跟他一起去过陈姨家。四月里罗森律师打电话给她，说有一个少年的身份案子要她接，刑事那一头罗森管，移民那一头归中心义务办。案卷她看过不止一遍，证据清单最后附着一页说明，写着这些收据、复印件和封好的信封是谁收起来、谁排好日子的。

　　“你知道我在办谁的案子吧。” 她说。

　　“知道。”

　　“那你还来这里？”

　　“我想......来做文书。罗森律师说你这里缺人。”

　　黄律师把登记表折了一下，夹进本子里。“他的案卷放在里面那只灰柜子里，第三层。你别碰就行。”

　　“嗯。”

　　他的钥匙串上有一把钥匙，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拴，齿口亮亮的，一看就是新配的。

　　黄律师头一回注意到它，是他掏钥匙锁抽屉。一串钥匙找半天，每回先碰到手的都是那一把，每回都让他拨开了。

　　中心的门，抽屉，他住的那间屋子，估计都用不着它。

　　但是黄律师也还是什么也没有问。

　　他做事她挑不出毛病。

　　表格他一看就懂，哪一栏要写原名，哪一栏要写在美国用过的名字，哪一栏不能空着、空着就要退回来，到了第二个礼拜，来了半年的义工有拿不准的，也来问他。

　　来的人说广东话、福州话、台山话，他一句也听不懂，就把表格摊开在桌上，一格一格拿手指点给人看，点一下，等人点头，再写下一格。日子他问得最细，哪一年哪一月来的，坐的什么，从哪里上的岸，有一个说不清，他就把日历翻出来，一个月一个月往回数，数到那个人自己想起来为止。

　　有一个阿婆只记得她来的那年冬天下过一场大雪，雪停那天她头一回在衣厂领到工钱。他把墙上的日历摘下来往回翻，翻到一九九六年一月，找到那个礼拜五，在表上写了十二号。

　　阿婆看了看，说对的。

　　复印机是一台旧的，三天两头卡纸。

　　要是卡了，他就把侧面的盖子打开，蹲下去，把卷在里面的纸一点一点抽出来，抽破了的拿指甲抠干净，再把那一叠码齐，从头印。

　　十月头上，她去法院交材料，回来得早。

　　办公室里只有他一个人。

　　灰柜子的第三层拉开着，他站在柜子前面，手里拿着一只卷宗，翻开了，眼睛落在其中一页上。

　　她站在门口没有出声。安置的地址写在那一页的右上角，是一个外区的门牌，区号、街名、楼层，她自己用打字机打上去的。

　　他把它合上，按原来的样子插回第三层，插齐了，把柜子推上。

　　然后他转过身来。

　　“抱歉，我打开了他的卷宗，” 他说，“看到了地址。”

　　“我看见了。”

　　“我已经......已经放回去了。”

　　黄律师看着他。“你记下来了没有？”

　　“没。”

　　“记住了没有？”

　　窗户外面坚尼街上有一辆货车在倒车，嘀嘀嘀地响，响了很久才停。

　　“记住了。”

　　“那你就把它忘掉。”

　　他点了一下头。“嗯。”

　　那天下午他照旧做完了所有的表格，五点钟下班，把桌子擦干净才走。

　　十月底有一个礼拜四，华龄儿来签字。

　　礼拜四燕伯下午有课，不会来中心，这是黄律师早就查过的。

　　华龄儿两点钟到的，一分钟也没有晚，在门口把帽子摘下来，攥在手里。他的头发剪短了些，额头露出来了点，眉毛里那道疤还能看见点痕迹。人瘦，坐下来，没靠着椅子。

　　她把表格一张一张推给他。他签名签得很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写完了，拿手指在那个名字底下按了一下。

　　签到最后一张，他停了笔。

　　“我住的那个地方，纸上写着的，谁看得到？”

　　黄律师看着他。“我，罗森律师，法院。”

　　“中心里的人看不看得到？”

　　“柜子是锁着的。”

　　他点点头，没有再问，把笔帽套上，放回她手边。

　　起身的时候他侧过脸咳了一声，拿袖子挡着，咳得很轻，咳完说了声对不起。

　　他走了以后，黄律师把那只卷宗从灰柜子里拿出来，放进她自己办公桌底下的抽屉，上了锁。

　　又过了几天，陈姨来签她丈夫的申诉材料。

　　那份材料是燕伯整理的。

　　陈姨的丈夫三月里在梁叔楼下那家饭馆的后厨让人带走，关在新泽西，案子拖了七个月。

　　材料里要写明那一天的经过：几点钟，在哪里，谁先进的门，谁被叫了名字。燕伯把清场那天的报纸、拘留名单、饭馆的营业执照一样一样找齐了，按日子排好。

　　黄律师翻到中间，看见夹着一页别人的材料，是一个姓林的鱼铺工人，同一天被带走的。燕伯在那一页边上什么也没有写，只把那个人哪一年来、坐的哪一条船、在哪里上的岸，拿铅笔轻轻划了一道线。

　　陈姨坐在桌子对面，一张一张签了名。签完了，她把笔放下，抬头看着燕伯。

　　她说的是福州话。黄律师一句一句翻给他听。

　　陈姨说，她最后一回见华龄儿，是拗九节那天，三月十六号，礼拜二。他来她家里，喝了一碗粥，听她把话说完。她说的是他阿爸阿妈的事，说了很久，他没有哭，只是坐在那里，坐了一阵。

　　燕伯坐着没有动。他的两只手放在桌面上，一只压着另一只。黄律师看见他压在上面的那只手的指节一点一点发白。

　　陈姨看着他，又说了一句。

　　黄律师没有马上翻。陈姨就自己用英文说了，一个字一个字的。

　　“清场那天。也是你。”

　　“是。”

　　陈姨点了点头，又说：“阿华最近好吗？”

　　“我不知道。”

　　她把笔推回给黄律师，站起来，把手提袋挎上，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她回头看了燕伯一眼，然后下楼去了。

　　燕伯还是一直坐着，坐到楼梯上没有了脚步声。

　　那个月中心里还来过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白人，穿着一件熨得很平的衬衫，问中心能不能替他写一封信给医院。他的朋友在圣文森特医院住了三个礼拜，医院说他不是家属，不能进病房。

　　燕伯替他把信写了，写完了，男人问他，这封信有没有用。

　　“我不知道。” 燕伯说。

　　男人把信折好，说谢谢，走了。

　　十一月头一个礼拜，中心接了一个女人的案子。

　　女人是长乐人，三十出头，在新泽西伊丽莎白那个拘留所里关了四个月。她丈夫来中心，带着两岁的孩子，孩子在他怀里睡着了，口水流在他肩膀上。他说他老婆在里面不吃饭，说里面的人说的话她一句也听不懂，说她签了一张纸，不知道签的是什么。

　　黄律师看了那张纸的复印件。是自愿离境。

　　那天下午，五点钟燕伯本来该下班了。他没走，坐在外间，把那张纸一个字一个字翻成中文，又照着那男人的话写了一份说明，一直写到八点。

　　第二天是礼拜六。

　　礼拜一上班，那男人又来了，黄律师这才知道：礼拜六一大早，那个德国仔一个人坐了两个钟头的车去伊丽莎白，先坐地铁到宾州车站，换去新泽西的火车，下了车又走了二十分钟。他在拘留所门口排了半天队，登了记，把皮带和钥匙交出去，隔着玻璃见到他老婆，跟她说，你不要再签任何东西。

　　“谁让你去的？” 黄律师问他。

　　“我自己去的，没人让。”

　　“那不关你的事，明白吗？你是做文书的。你去了，人家问你是她的什么人，你怎么说？”

　　“我说我是中心的。”

　　“你不是中心的律师。你这样去，出了事，是中心的事。”

　　燕伯站在她桌子跟前，低着头，过了一会儿说：“她签那张纸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跟她说那是什么。”

　　黄律师看着他。

　　过了半天，她说：“下回要去，先跟我说。我给你写一封信，你拿着。”

　　后来，那个女人十二月放出来了。她丈夫抱着孩子来中心，手里拎着一袋橘子，放在了燕伯桌上。

　　十二月里有一天，燕伯坐在外间填表。

　　黄律师从里间出来倒水，看见他填的是一个福建孩子的入学表。生日那一栏，他写得很慢，写完了，又拿尺子压着，把那一行看了一遍。

　　她倒了两杯，一杯放在他桌角上，转身回里间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