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第 89 章 开庭（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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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头上开庭。头一天是礼拜一，天阴着，法院门口的台阶湿了一半。
法警带梁叔从地下一层上来，走的是侧面那条走廊。走廊很长，一边是窗，一边是一排木头长椅。等着作证的人坐在长椅上，不许进去，也不许跟别人说话。
长椅尽头坐着一个男孩，高个子，白头发，穿一件旧的蓝外套，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梁叔的脚底下慢了一步。法警在后面推了他一下。
那个人没有抬头。
梁叔进门的时候，先看见的是证人席那一圈木栏杆。
栏杆漆成深褐色，扶手的地方磨亮了，齐腰高，围着一张椅子。他在被告席坐下来，手铐卸了，两只手放在桌面上。
赵六坐在被告席的另一头，隔着两个律师。头发白了一半，背弯着，一句话也没有。梁叔看了他一眼，就不再看了。
西装是律师替他买的，深灰色，袖子长了一截，盖住半个手背。他把扣子扣上，又解开，又扣上。
书记员念起诉书，念的是他的全名，梁耀祖。
开赌档，放高利贷，勒索，非法拘禁，强迫□□，伪造证件，纵火，谋杀。一共三十一条。偷运人口，联邦检察会另案起诉。
梁叔把两只手的手指交叉起来，放在桌面上，放得很稳。
头三天一直在放录音。
一月里，法院批了窃听令，警察在饭馆楼上那部电话上装了窃听，一共录了二十三天。检察官把挑出来的录音一通一通放，每放一通，翻译就念一遍英文。
梁叔听见自己的声音从一只黑盒子里出来，比他想的还要老态。
一月二十五号，晚上九点十二分。
“亨利街那间衣厂，后门的铁链从外面锁上。” 录音里他说，“前门不要动，留给救火的人进。”
电话那头的人问，要是楼上还有人在睡觉，怎么办。
“衣厂半夜哪里有人睡觉？” 他说，“你锁好就行。”
接着是茶杯放回碟子上那一下。
第二天消防局的调查员上来，带了一张三楼车间的图。说后门外面的把手上缠着一条铁链，一把挂锁，锁是锁上的。
门内找到一具尸体，是林秀珍，三十四岁，长乐人。他把一张照片递给陪审团。照片是那扇门，门板里面靠下的地方有几道印子，是指甲抓的。
照片从第一排传到第二排。有个男人看了一眼后就递给旁边的人。
礼拜四下午传了燕伯。
走廊上那个白头发的进来，举手，宣誓，坐下，坐得很直。检察官问他三月一号夜里那只枕套，复印了几份，几点钟放回去，第二天交给哪个警探，收据上写了几样。他一样一样答，每一句都有日子，有具体的时间。
从坐下到站起来，七分钟。他走过被告席，一眼也没有往这边看。
法官问检察官还要不要再传他，检察官说不用了，这个证人可以走了。
第二个礼拜一，检察官传了祥哥。
祥哥瘦了一圈，手腕上那串沉香珠子没有了，空着一圈白印子。他是三月在布鲁克林让人抓的，夏天认了罪。检察官跟陪审团讲得很清楚，只要他说实话，就可以少坐十几年。
祥哥说话不看被告席，看着检察官的领带。
他说九出十三归，说哪几家铺子每个月交多少。说到一九九五年冬天，台山来的厨师阿德欠了一万一跑去波士顿，让人找回来，带到饭馆地下室。
“老板说，带下去教一教他。” 祥哥说，“我们打到半夜。第二天早上，人已经不动了。”
“后来呢？”
“老板叫我们把赵六的车开去新泽西。” 祥哥说，
“过了一个礼拜，老板往台山寄了五百块帛金，买了一副好棺材，叫那边的人给阿德做了七天。每年到那一日，他都叫我去银行再寄一回。”
检察官问他阿德是个什么样的人。
祥哥想了一阵。“广东台山来的，好像四十一岁。” 他说，
“女儿在台山读高中。他跑去波士顿，是要在那边做工，把女儿的学费寄回去。”
赵六在被告席那头把头埋下去了。
检察官把副账里的几页递给陪审团。
那几页没写钱数，写的是名字，名字后面写着几岁，写着欠多少，写着一个地址，法拉盛，日落公园，还有两个在新泽西。
“这些地址是什么地方？”
“是按摩院。” 祥哥说，“船上下来的女仔，欠着船钱的，老板叫我送到那里去，说等她们还清了再接回来。”
“后来接回来过几个？”
祥哥喝了一口水。
“我记得的，只有一个。”
检察官把副账翻到后面，一页一页递给陪审团。一页一个名字，名字旁边是欠数，欠数旁边还有一小栏，用红笔写着月日。检察官问那一栏是什么。
“生日。” 祥哥说，“老板记得每个人的生日。到那一日，给一封利是，五十块。”
“这五十块记在哪里？”
“也记在欠数里。”
检察官问他钱是怎么算的。
祥哥说，船是从长乐那边开的，那边的人先收一半定金。人到了纽约，就交到老板手上，老板再收另一半，收不上来的，就记成欠数。
男的送去外州的餐馆后厨，或者送去新泽西的衣厂；女的送去那几个地址。
工钱都交到老板这里，老板扣下来，每个月往福州那边寄一份。
楼下饭馆收的那一份另外算，交给关老板。关老板逢年过节往公所捐钱，给同乡会修祠堂。
副账里有几页，名字上面拿红笔画了一道杠，后面什么也没有写。
“名字上画一道红杠，是什么意思？”
“那是转走了。” 祥哥说，“转到别的地方去，卖给别的人。”
“卖给谁了？”
“簿上不写。” 祥哥说，“老板说，不写下来，就当没有这个人。”
检察官问到他去年四月伊丽莎白街那一回突袭。
“那天下午，老板就知道要来抓人了。” 祥哥说，
“有人打电话到楼下饭馆报信，是第五分局里面一个管社区的文员，华人，报一回给他两百。老板叫我先把三楼的账和钱拿走，货不要动。他说货总要有人认，阿顺嘴松，就让阿顺去认。”
“那天夜里，二楼库房里有没有人？”
祥哥没有马上答。
“阿华睡在那里。” 他说，“老板知道他睡在那里。”
辩方律师站起来，扣上西装。他问祥哥阿德那一夜，是谁先动的手。
“是老板叫我们打的。”
律师又问了一遍，是谁动的手。
祥哥看着律师的领带，过了一阵，说是他跟另外两个。
律师问那些女仔是谁开车送过去的，是谁收的介绍费，祥哥说是他。律师问他手上还有没有别的人命。检察官站起来反对，法官准了。
祥哥的汗从鬓角流下来。他第一回往被告席看了一眼。
梁叔看着他，口气还是饭馆楼上说家常话的口气，用的是广东话：“阿欣读初二了吧？法拉盛那间学校，每天上学要走好远。”
翻译站起来，看了看法官，没有翻。法官叫被告不许出声，叫书记员记下来。
祥哥再没有往这边看。
律师最后问他：“那个文员把电话打到饭馆，是谁接的？”
“关老板。” 祥哥说，“饭馆挂的是关老板的名字，钱是两个人一起分的。关老板接了电话，再上楼告诉老板。”
梁叔交叉着的手指动了一下。
“今年三月四号，清场那天，有没有电话？”
祥哥想了一会儿。
“有。下午三点，也是关老板接的。” 他说，“关老板接完电话，开了保险箱，拿了一只袋子，从后门走了。他没有上楼告诉老板。”
梁叔坐着，一动不动。过了很久，他才把交叉着的手指松开，平放在桌面上。
礼拜二，传上来一个女人，二十二岁，穿一件白衬衫，扣子扣到领口。她叫阿英，长乐人，十五岁下的船。她说福州话，翻译在旁边一句一句翻。
她说船钱四万，然后在法拉盛那间屋子里住了三年，说门是从外面锁的。老板就来过一回，然后叫别的人都出去。
检察官问她，那间屋子里还有谁。
“阿娟。” 她说，“福建平潭的，十六岁，会唱闽剧，夜里小声唱给我们听。她阿妈每个月往那个地址寄信，信都是我拆的，我念给她听。”
“阿娟现在在哪里？”
阿英摇了一下头。
检察官问那一年她几岁。
“十五岁。”
她只说了这几句，不看被告席，说完了两只手按在膝盖上，等法官叫她下去。
陪审团第一排那个老太太把眼镜摘下来了。
华龄儿是礼拜三上来的。
那天梁叔从侧廊上来，又看见了长椅上那个人，还是那件旧的蓝外套，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他已经作完证了，不用再来，也不进旁听席，就坐在门外面。
华龄儿进来，穿一件灰毛衣，黑头发铰短了，眉毛里那道疤露在外面。他瘦了，毛衣的领口空出来一截。他坐下以前，先拿手把椅子往后拉了一点，拉到离栏杆一拳远。
“请你说你的名字。”
“郑连生。”
检察官拿起副账最前面的一页，日子是一九九一年十二月，请他念一行。
“连江，郑，大人两个，细仔一个。” 他念，“船钱收足。细仔，元旦，后门。”
“一九九二年元旦那天晚上，饭馆的后门是谁开的？”
“梁叔。”
他把那张纸翻过去，扣在栏杆上，手按着。
检察官按了一下那只黑盒子。
“一月二十七号，傍晚六点四十一分。”
录音里梁叔在打电话，说今天晚上就动手，去两个人就够了。
听筒放下去，咔的一声。接着又是他的声音，离话筒远一点。
“阿华，过来吃橙。”
“录音里这个阿华，是谁？”
“是我。”
“那时候你在做什么？”
华龄儿的手在栏杆上动了一下。
“吃橙子。”
梁叔把交叉着的手指握紧了，指节一个一个白起来。
辩方律师站起来，拿着四月一号那份笔录，同一个问题换着法子问了好几遍。那孩子每一遍都只答一句：那一回说的是假的。多一个字也没有。律师问不出别的，跟法官说，他没有问题了。
他从栏杆里出来，在过道上站了一下，往旁听席第三排看了一眼。
穿黑衣服的女人低着头。接着，华龄儿走出去了。
散庭以后，法警带梁叔从侧门出去。走廊当中有一个饮水机，华龄儿站在那里喝水。
他弯着腰，喝了很久。
喝完了，直起身，拿手背擦了一下嘴，咳了一声。他马上把手捂在嘴上，转过身去，背对着走廊，又咳了两声，很闷，肩膀一耸一耸的。
法警推了梁叔一下，梁叔没有动。
那孩子咳完了，喘了两口气，才把手放下来。他回过头，看见了梁叔。
两个人隔着走廊看了一眼。
梁叔张了一下嘴，没有出声。法警又推了他一下，他往前走了。
长椅那头，那个白头发的男孩还坐在那里，眼睛看着饮水机那边。
梁叔从他面前走过去，他还是没有抬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