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83、第 83 章 大学

　　罗森的电话是礼拜五下午打来的。

　　燕伯刚放学，书包还没有放下，站在门口就接了。

　　“今天上午，人已经放出来了。” 罗森说。

　　燕伯握着听筒，没有出声。罗森在那头等了一下，接着往下说。

　　检察官那边同意了，保释也谈下来了，移民局那边的事还要等，等多久，她说不准。

　　在那以前，华龄儿不能回东边来，也不能去坚尼街，梁耀祖的人没有抓干净，他现在是证人，要住在律师安排的地方。

　　她在西边找了一家教会，教会后面有一栋旧楼，专收没有地方去的年轻人，有床，有饭，晚上九点锁门，按礼拜续，住到安置那边定下来为止。

　　她把地址念给他听，燕伯记在电话旁边那张纸上。

　　“我现在过去。” 他说。

　　“他说，你礼拜二来。”罗森说。

　　燕伯拿着笔，停住了。

　　“他是这么说的。” 罗森说，“我问他要不要给你打电话，他说不用，他说你礼拜二会来的。”

　　“他怎么样？”燕伯问。

　　罗森想了一下。“瘦了。” 她说，“出来的时候，他把看守所那管药膏也带出来了，揣在口袋里。发的东西，别人出来都扔了，他没有扔。”

　　燕伯握着听筒，没有出声。

　　“他还问了一句，” 罗森说，“问你礼拜二下午有没有课。”

　　“有。”

　　“他说，那你上完课再来。”

　　挂了电话，燕伯在电话旁边站了很久。

　　他想今天就去，想得手都发痒。

　　可是他知道华龄儿为什么说礼拜二。在白街，每个礼拜二下午三点，他坐在第七格，华龄儿从那扇门里走出来。那是两个人说好的日子，说好了的事，华龄儿不改，他就也不改了。

　　那天夜里，他把厨房的灯开着，躺在外面那一半，算了一下，离礼拜二还有四天。

　　他睡不着，又起来了，走到书桌跟前，拉开抽屉，把压在最底下的那个厚信封抽了出来。

　　信他已经看过好几遍了，第一行写着祝贺他，底下一行请他在五月一号以前回复。

　　他把信摊在桌上，又看了一遍。看完了，他想起拗九节那天夜里，华龄儿坐在桌子对面，看了一眼电话旁边那一沓东西，说学校好，就去吧，过了一会儿又说，等你放假回来，我再给你煮。

　　那时候华龄儿是想他走的。想他走得远远的，放假才回来，回来了，还有一碗面等着。

　　燕伯坐在那里，拿手指在“五月一号”那几个字上按了一下。

　　他把信装回信封里，没有放回抽屉，放在了书包里。

　　礼拜六上午，他给华龄儿收拾了一包东西。

　　衣柜里华龄儿的衣服不多，叠在最底下一格，占不满半格。他拿了两件衬衣、一条裤子、几双袜子，又拿了那件灰毛衣。毛衣是他自己的，去年冬天华龄儿穿过，穿得袖口都起了球，后来就一直放在华龄儿那一格里，谁也没有提要还。他把毛衣叠好，放在最上面，又下楼去街口的药房买了两管药膏，跟镜子底下那管一样的，用一只塑料袋装了，塞在毛衣底下。

　　别的东西他没有动。枕头还在靠墙那一边，压出来的窝也还在。

　　他把那只运动包拉上拉链，放在门边，出门进门都看得见。

　　礼拜天上午，母亲从慕尼黑打电话来。

　　她先问律师的事，问华龄儿出来了没有，住在哪里，有没有人管。燕伯说出来了，罗森安排的，有人管。母亲在那头嗯了一声，拿笔记了几个字，燕伯听得见笔尖划在纸上的声音。

　　“大学那边，” 她说，“你回信了没有？”

　　“明天回。” 燕伯说，“我打算不去那一所了。九月读亨特，在纽约。”

　　母亲没有马上说话。

　　“你自己决定的？”

　　“我自己决定的。”

　　“那就好。” 母亲说，“钱够不够？”

　　“够。不够的话我会自己想办法。”

　　母亲又嗯了一声，没有再劝，也没有再问，聊了几句慕尼黑下雨的事，说完了，照旧说照顾好自己，就挂了。燕伯把听筒放回去，站在电话旁边，心里松了一口气。

　　这件事他跟母亲提了，跟阿尔瓦雷斯也要去谈，只有一个人还不知道。他想，礼拜二当面再说吧。

　　礼拜一中午，他去了辅导室。

　　阿尔瓦雷斯正在吃三明治，看见他进来，把三明治放下了，拿纸巾擦了擦手。燕伯在她对面坐下来，把那个厚信封放在桌上，推过去。

　　“录取了。”他说。

　　阿尔瓦雷斯把信抽出来看了，看完了，抬起头来笑了，笑得眼睛都弯了。

　　“Jan！这是好学校啊！”她说，

　　“你怎么到今天才拿给我看？礼拜六就是五月一号了。”

　　“我不去。”

　　阿尔瓦雷斯脸上的笑停住了。

　　“我想留在纽约。”燕伯说，“我想问一问，现在报亨特学院，还来不来得及。”

　　他把书包里那个练习本也拿出来，翻开，推到她面前。本子上一行一个数目，前面写着日子，后面写着是什么钱，最后几行是罗森的钟点费，前面写着父亲。最底下他昨天夜里加了一行，是他这一年多存下来的钱，数目不大，写得很清楚。

　　阿尔瓦雷斯没有马上答。她看着他，看了一会儿，又低头看那封信，把信叠好，装回信封里，放在桌子当中。

　　“为什么？”她问。

　　燕伯想了一下。“这边有事。”他说，“我得在这边。”

　　阿尔瓦雷斯没有再问。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厚册子，翻到中间，手指顺着从上面一行一行往下走，停住了。

　　“亨特还在收。” 她说，

　　“晚是晚了，表格我这里有。成绩单我会替你去教务处要。至于推荐信，我今天晚上就写。”

　　听到这里，燕伯喉咙有点发紧。胸中有一块闷闷的，感觉像是被锁住了一口气。

　　“亨特的学费，比你那所学校少很多。” 她说，“可是也要钱。书要钱，地铁要钱。你算过没有？”

　　“算过。” 燕伯说，“我记着账呢。”

　　阿尔瓦雷斯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写。她写字很快，写到推荐信那一行，停住了，问他上学期历史课那篇报告还在不在，她想附上。燕伯说在，明天带来。

　　她又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码，说得很快，谈了几句，捂住话筒问燕伯的社会安全号码，燕伯报了，她又说了几句，挂了。

　　“他们说，表格礼拜四以前交上去就行。” 她说，“礼拜四中午，你拿到我这里来。”

　　记完了，她拿着笔，看着他。

　　“你这一年，”

　　她说，

　　“你长大了很多，Jan。”

　　燕伯没有说话。

　　“你那个表哥，” 她又说，“他还好吗？”

　　燕伯愣了一下，才说：“他出来了。”

　　阿尔瓦雷斯大概没有听懂“出来”是从哪里出来，可是她也没有问，只是点了点头，说那就好，替我问他好。

　　放了学，他去了邮局。

　　那所大学寄来的表格里有一张回执，一格是入学，一格是不入学。他在柜台边上把那一格勾了，签了名字，又把日期写上，装进信封，贴好邮票，交了进去。窗口里的女人把信封往身后的筐子里一扔，就喊下一个了。

　　他站在邮局门口，站了一会儿。他以为自己会难受，可是没有。

　　他心里很空，又很稳，跟那天在霍根广场一号的台阶上一样。

　　回到四楼，他把那个厚信封里剩下的表格拿出来，叠整齐了，又装回去，放回抽屉最底下。信封是空不了的，里面那封祝贺他的信还在。他想，留着就留着，以后也许要拿出来看一看，看自己那年春天是怎么下定决心的。

　　然后他坐到桌边，翻开那个练习本，在最后一行底下另起了一行，写了亨特，后面空着，等阿尔瓦雷斯把学费的数目告诉他。又写了一行，暑假，打工，后面也空着。

　　他看着那两行空着的地方，看了一会儿，觉得心里踏实。想着空着的地方，后面他自己会一点一点填上。

　　晚饭他自己煮了一点面，没有放鸭蛋。吃完了，他把碗洗了，碗口朝下放在碗架上，放在那两只厚底玻璃杯旁边。

　　两只杯子还挨着，在最里面一格，谁也没有动过。

　　礼拜二下午，他在学校上完最后一节课，就背着那只运动包坐地铁去了西边。

　　教会是一座红砖的老房子，门口挂着一块木牌，后面那栋旧楼要从旁边的小铁门进去。

　　铁门里是一个小院子，地上铺着方砖，砖缝里长着草，靠墙放着两张木头长椅。

　　一楼的门开着，门里摆着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黑人女人，五十多岁，戴着老花镜在织毛线。

　　燕伯说了华龄儿的名字，说的是WAH LING，她看了看墙上的钟，说还差五分钟三点，叫他在院子里等。

　　他在长椅上坐下，把运动包放在脚边。

　　院子三面都是墙，只有朝着楼的那一面有窗户。燕伯抬头看了一眼，二楼、三楼、四楼，一扇挨着一扇，都挂着一样的白窗帘。四楼靠边上那一扇，窗帘动了一下，拉开了一道缝，又合上了。

　　燕伯看着那扇窗户，没有挪开眼睛。

　　那道缝没有再拉开。他把手放在运动包上，等着。

　　三点整，楼梯上有了脚步声，下得很快，到最后几级，又慢了下来。

　　华龄儿穿着一件不知道是谁捐的灰色运动衫，太大了，肩膀那里塌下来一截，袖子挽了两道。头发又长了，刘海遮着眉毛。他在门口站住了，看着院子里的燕伯，看了一会儿，才走过来。

　　燕伯站了起来。

　　两个人隔着一步站着。中间没有玻璃，没有听筒，也没有那一格一格的铁框子，燕伯一伸手就碰得着他，可是他的手抬起来了，又放下了。

　　“你来了。” 华龄儿说。

　　“礼拜二。” 燕伯说。

　　华龄儿嘴角动了一下，在长椅的另一头坐下来，燕伯也坐下了。

　　院子里很静，墙外头有车开过去，按了两声喇叭。那个织毛线的女人在门里探出头来看了一眼，又缩回去了。

　　燕伯把运动包拎起来，放在两个人中间，拉开拉链。“你的衣服。” 他说，“还有药膏，两管，在毛衣底下。”

　　华龄儿低头看了一眼，看见了那件灰毛衣，手伸进去，摸了摸袖口上的球，摸了一会儿，又把手拿出来了。

　　“我自己会擦。” 他说。

　　“我知道。”

　　“够得着的地方擦，够不着的地方，就贴着墙蹭。”

　　燕伯看着他。“那蹭得匀吗？”

　　“不匀啊。” 华龄儿说，“蹭一蹭，总比不蹭好。”

　　燕伯没有再说话。华龄儿把拉链拉上了，手搁在包上，没有拿开。

　　“这里怎么样？ ”燕伯问。

　　“有床。” 华龄儿说，“一间屋子睡四个人，上下铺。早上七点开饭，晚上九点锁门，出去要登记，回来也要登记。”

　　“同屋的是什么人？”

　　“一个波多黎各的，一个黑人，还有一个不说话。” 华龄儿说，“那个不说话的，夜里总是哭。”

　　燕伯看着他。

　　“没有人管他。” 华龄儿说，“我也没有管。”

　　他说完了，低下头去，拿鞋尖在砖缝上蹭了两下，蹭掉了一点土。

　　燕伯想问他夜里睡不睡得着，话到嘴边，又没有问。白街那几个礼拜，他每回问，华龄儿每回都说睡得着。

　　“饭呢？” 燕伯又问。

　　“能吃饱。” 华龄儿说，“没有味道，盐也舍不得放。”

　　“下礼拜我带点东西来。”

　　“带什么？”

　　燕伯想了一下。“叉烧。”

　　华龄儿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你会买？”

　　“会。” 燕伯说，“我指给他看。”

　　“老郑去做了笔录。” 华龄儿过了一会儿说，“罗森说的。他说，要是用得着他，他就来。”

　　“我知道。罗森跟我说了。”

　　“他问了一句我是谁。” 华龄儿说，“检察官跟他说了，他就没有再问。”

　　他说完了，看着院子里的方砖，砖缝里的草让风吹得歪到一边。燕伯等着他往下说，他没有往下说。

　　后来是华龄儿先转过脸来。

　　“你那封大学来的信，” 他说，“回了没有？”

　　燕伯手搁在膝盖上，没有动。

　　“回了。”

　　“什么时候走？”

　　“不走。”

　　华龄儿看着他。

　　“我不去了。” 燕伯说，

　　“昨天回的信。九月我读亨特，在六十八街，坐地铁就到。辅导员替我报，推荐信也是她写。钱我自己出，不用我爸的。”

　　他一口气说完了，说得很快，说完了，心才咚咚地跳起来。

　　华龄儿没有出声。他把搁在包上的那只手收回去了，揣进运动衫的口袋里，口袋里有一样东西碰了一下，很轻的一声，铁的。

　　“昨天。” 他说。

　　“昨天。”

　　“信是昨天寄的。” 华龄儿说，“我问的是，你什么时候做决定的。”

　　燕伯张了张嘴，没有马上答。

　　院子里静得能听见门里那个女人织毛线，针碰着针，嗒，嗒。

　　“三月。” 他说。

　　“三月几号？”

　　“十七号。” 燕伯说，“那天早上，我拆了信。”

　　华龄儿看着他，看了很久。

　　燕伯知道他在算。三月十七号，是那个吻之后的第二天早上，是他醒过来、华龄儿还睡在他怀里的那个早上。

　　那时候还没有罗森，没有霍根广场一号，没有白街，也没有那块玻璃。

　　“你那时候就决定了啊。” 华龄儿说，

　　“一个月了。我在里面，你在外面，你去了检察官那里，打了九个电话，跟那个人在楼道里讲刑法。这些罗森都跟我说了。就唯独这一件，没有一个人跟我说。”

　　“我想等你出来，当面说。”

　　“当面说？” 华龄儿说，“说的都是你已经决定好了的事。”

　　燕伯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了。

　　“我那天审讯室里面说我在利用你，” 华龄儿说，声音低下去了，

　　“当时你在外面坐着，一句也插不进来。后面，你自己走进去，跟他们说那不是真的，也没有问我，对吗？我在里面气了一夜。”

　　他停了一下。

　　“后来我想明白了，你做得对。那一句“利用”，是我一个人决定的，不该我一个人决定。” 他说，“但是这一回，学校的事，是你一个人定的。”

　　燕伯坐在那里，手心里全是汗。

　　他想起三月里那个晚上，华龄儿问他，你问过我一句没有？他那时候答不上来，现在也答不上来。

　　“我不是为了等你。” 他说，“我是真的想留下来。”

　　“我知道。”

　　“坚尼街那个中心，礼拜五晚上有人排到八点。有个男人的手指头弯成钩子，伸不直，说到船，声音就低下去了。鱼铺里来了一个新的男孩，比长乐仔还小，拎着冰水桶倒，冻得两只手通红。”

　　燕伯说，“我想在这边，把这些事弄明白。”

　　华龄儿听着，没有打断他。等他说完了，院子里又静了。

　　“你留下来，” 华龄儿说，“我也变不成你。”

　　燕伯转过头去看他。

　　“你要去念大学了，什么都记在本子上，你说的话，无论说什么吧，人家都会信。” 华龄儿说，

　　“我不是那样的人。你陪我再久，我也变不成那样。”

　　他停了很久，才把后面那半句说出来。

　　“你在这里待久了，只会慢慢变成我。”

　　燕伯看着他。

　　“一个人决定。” 华龄儿说，“决定了，谁也不说，自己扛着。你今天干的事，我自己干了七年。”

　　他说得很平，一个字也不重，可是燕伯听着，胸口那一块，楼道里那只手按过的地方，又疼了一下。

　　他把手伸过去，伸到运动包上面，停住了，停在离华龄儿那只揣在口袋里的手一寸远的地方。

　　“那你说给我听。” 他说，“我哪里像你了，你就说。”

　　华龄儿低头看着那只手。

　　“下一回，” 燕伯说，“我先跟你说，再去决定。”

　　“你说了，我要是不让呢？”

　　燕伯想了一下。“那我们就吵。” 他说，“吵完了，再决定。”

　　华龄儿看着他，看了一会儿，嘴角又动了一下。

　　这一回他笑出来了，笑得很短，鼻子里出了一口气。

　　“你吵得过我？”

　　“吵不过。” 燕伯说，“可以吵很久。”

　　华龄儿把揣在口袋里的那只手拿了出来，搁在包上，搁在燕伯那只手旁边，两只手没有碰着，中间隔着一道拉链。

　　“亨特，” 他说，“在六十八街？”

　　“六十八街，莱辛顿大道。”

　　“坐几号线？”

　　“六号。”

　　华龄儿点了点头，没有再说什么。燕伯知道他是在记，记下来了，就不会忘。

　　“你爸知道？” 华龄儿过了一会儿问。

　　“还不知道。”

　　“他肯定会生气。”

　　燕伯想了一下。“他气他的。” 他说，“又不用他的钱，他气也就气一阵。”

　　华龄儿看着他。“你上回也是这么说的，说律师的钱你自己还。”

　　“我是要还。”

　　“我知道你要还。” 华龄儿说，“你什么都记着。”

　　他停了一下，低下头，看着两个人中间那道拉链。

　　“我那一页，” 他说，“梁叔也记着。记了七年。”

　　燕伯没有说话。他知道华龄儿说的是哪一页，那一页上记着船钱三万二，一个月扣四百，扣了七年，扣得比三万二还多。

　　“我的不一样。” 燕伯说。

　　“我知道不一样。” 华龄儿说，“我就是想起来了。”

　　门里那个女人又探出头来，喊了一声WAH LING，说四点了，四点要点名。

　　华龄儿站起来，把运动包拎在手里，拎起来的时候往下坠了一下，他换了一只手。走到门口，他回过头来。

　　“礼拜二？”

　　“礼拜二。” 燕伯说。

　　门关上了。燕伯在长椅上又坐了一会儿，才从小铁门里出去。

　　他没有马上坐车，沿着那条街往东走，走到第五大道，又往北拐，一直走到六十八街。亨特学院的楼就在路口，几栋灰色的大楼，楼跟楼中间架着一条带窗户的天桥，天桥底下站着几个抱着书的学生，在等红灯。他在马路对面站住了，看着那几栋楼，看了很久。

　　九月他就要在那里面上课了。从下东区坐六号线，二十分钟。他算了一下，又算了一下，从西边那家教会过来要多久，他不知道华龄儿九月会在哪里，也不知道那时候还有没有礼拜二。

　　红灯变了绿灯，那几个学生走过马路，从他身边过去，有一个回头看了看他的头发。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本子，翻到最后一页，在那一行车牌底下，写了一行：四月二十七号，礼拜二，下午三点到四点。

　　写完了，又写了一行：先商量，再决定。

　　那天夜里，他把厨房的灯开着，进了卧室。

　　靠墙那一半还空着，枕头上那个窝浅了一点。

　　他躺在外面那一半，想着柜子里那件灰毛衣留下的空格子，才想起来毛衣已经让华龄儿拎走了，在西边那栋旧楼里，大概就叠在他的枕头边上。

　　他闭上眼睛，算了一下，离礼拜二，还有七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