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84、第 84 章 钥匙和灯

　　礼拜四下午，燕伯刚走出校门，就看见罗森站在街对面。

　　她穿着那件深色的大衣，公文包夹在胳膊底下，眼镜挂在胸口的链子上，站在一家杂货店的遮阳棚底下等他。燕伯过了马路，她也没有寒暄，说她的车停在前面，有件事要跟他说，在车里说。

　　车里很闷，有一股旧皮座椅的味道。罗森没有发动车子，两只手搁在方向盘上，看着前面的挡风玻璃。

　　“社工那边定下来了。” 她说，“礼拜一早上，他搬走。”

　　燕伯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没有出声。

　　“搬到外区一个长期的安置所，住到开庭以后。” 罗森说，

　　“教会那边只是临时的，人来人往，门口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礼拜二下午，有人到教会门口打听过一个福建后生仔，问是不是住在这里。看门的女人说不知道，那个人就走了。”

　　燕伯的手在膝盖上攥了起来。

　　礼拜二下午。他想，那就是他坐在院子里的那一个钟头。

　　“梁耀祖还在里面。” 罗森说，“可是他外面的人没有抓干净。他们知道华龄儿要作证。”

　　“哪一区？”

　　罗森转过脸来看着他。

　　“这个我不能告诉你。” 她说。

　　燕伯看着她。

　　“不是我不信你。” 罗森说，“这是规矩。地址只有我、检察官那边和社工知道。知道的人多一个，他就多一分危险。”

　　车外有个小孩拍着一只篮球走过去，球打在人行道上，咚，咚，过去了。

　　“我能写信给他吗？”燕伯问。

　　“写给我。我想办法给他。”

　　“打电话行不行？”

　　罗森摇了摇头。

　　燕伯低下头，看着自己攥着的那只手。

　　他想起自己打的那九个电话，一个号码接着一个号码，问到最后，总有一个人会翻开一本册子，告诉他人在哪里。这一回他不能打了。那个地址就写在某一张纸上，压在某一张桌子上，他知道有，可是他不能去问。

　　“开庭是什么时候？” 他问。

　　“还没定下来。” 罗森说，“夏天？也许秋天。梁耀祖的律师在拖。”

　　“开庭以后，他会去哪里？”

　　罗森看着挡风玻璃，没有马上答。

　　“开庭以后，看他自己。” 她说，“到那时候，他就不是谁的证人了。”

　　燕伯低下头，又看着自己那只手。

　　“我知道了。” 他说。

　　罗森看了他一会儿，把手从方向盘上拿下来。

　　“还有一件事。” 她说，

　　“他跟社工要求，走以前回你那里住一晚，收拾东西。社工不同意，我去说了，说了两回。礼拜天晚上六点送过去，礼拜天晚上六点送过去，礼拜一早上七点去接。就一晚。楼下会停一辆车，警局的人在车里坐一夜，你别下去跟他们说话。”

　　燕伯抬起头来。

　　“他自己要求的？”

　　“他自己要的。” 罗森说，

　　“明天下午你去趟教会，他说，有东西要给你。”

　　燕伯下了车，站在人行道上。罗森的车开走了，开到路口，等了一个红灯，拐过去了。他在那里站了很久，才想起书包还背在肩上，想起亨特的表格今天中午已经交上去了，阿尔瓦雷斯在走廊里冲他竖了一下大拇指。那时候他还在想，下礼拜二要带一盒叉烧去。

　　下礼拜二没有了。

　　那天夜里他坐在桌边，把罗森那几页纸又翻出来，翻到最后一页，空白的地方很多。他拿笔在上面写了礼拜天，六点，又写了礼拜一，七点。写完了，看着那两行，看了很久，把笔放下了。

　　他进了卧室，在床沿上坐下来。靠墙那一半的枕头上，那个窝已经浅了。他伸手按了一下，按下去，松开，枕头又慢慢鼓了回来。他又按了一下。

　　礼拜天夜里，这里还会有一个窝。礼拜一早上七点以后，就不会再有了。

　　他坐了很久，才起来去关客厅的灯。厨房那一盏，照旧开着。

　　他想写一封信，写给罗森代交给华龄儿。他拿了一张纸，写了华龄儿的名字，写了一个逗号，就写不下去了。

　　他不知道华龄儿看不看得懂那么多英文。华龄儿的英文是在街上学的，说得快，看得慢，长一点的字，要拿手指头点着看。燕伯想了一会儿，把要写的话都换成短字，一句只写一件事。

　　我在4B。

　　亨特，六十八街，坐6号线。

　　药膏一天两回。

　　写到第三行，他停住了。这些话华龄儿都知道，用不着写。他想写的不是这些，可是那些话写不成短字，一写长了，就成了要他等，要他回信，要他记着。

　　礼拜二在院子里，两个人说好了先商量再决定，这一件，他还没有跟华龄儿说过，就不能先写下来。

　　于是他把那张纸折起来，夹进了本子里。

　　礼拜五中午，食堂里人很多，燕伯端着餐盘找位子，德韦恩在靠窗那一桌朝他抬了一下下巴。

　　他走过去坐下了。德韦恩没有问他什么，低着头吃他的通心粉，吃了一半，才说：“你这礼拜一直在看表。”

　　燕伯低头看了一眼手腕。

　　“下午有事。” 他说。

　　“要紧的事？”

　　“很要紧。”

　　德韦恩点了点头，又吃了几口，把叉子放下了。“要是得跑，” 他说，“最后一节课你别管，我会跟老师说你去辅导室了。”

　　燕伯看着他。

　　“阿尔瓦雷斯会帮你圆的。” 德韦恩说，“她现在什么都帮你。哈哈。”

　　燕伯想说谢谢，德韦恩已经端着空盘子站起来走了，走到垃圾桶那里，回头冲他摆了一下手。

　　下午第一节是历史课。凯茜坐在他前面，老师转过身去写黑板的时候，她也转过身来，压低了声音问他，大学定下来没有。

　　“亨特。” 燕伯说。

　　凯茜睁大了眼睛看着他，好一会儿才说：“我也报了亨特。我妈不让我去外州。”

　　“那九月见。”

　　“九月见。” 凯茜说，又转回去了。

　　过了一会儿，她又回过头来，把一张小纸条放在他桌上。纸条上写着她家的电话号码，底下一行字：要是你想做那个口述，找我。

　　燕伯把纸条夹进了本子里，夹在那封没写完的信旁边。

　　最后一节课他没有去上。

　　三点差十分，他到了那个小院子。

　　还是那两张长椅，砖缝里的草长高了一点。门里那个织毛线的女人认得他了，抬头看了一眼，没有问名字，朝楼梯上喊了一声WAH LING。

　　华龄儿下来得很快。他穿着那件灰毛衣，袖子长，盖着手背，下摆拉得平平的。

　　燕伯看见那件毛衣，心里动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两个人在长椅上坐下来，还是一人一头。

　　“罗森跟你说了。” 华龄儿说。

　　“说了。”

　　“礼拜一。”

　　“礼拜一。”

　　华龄儿点了点头，看着院子里的方砖。过了一会儿，他说：“我不知道去哪一区。她也不告诉我，说到了就知道了。”

　　燕伯转过头去看他。

　　“我想过了，” 华龄儿说，“不知道也好。不知道，人家问我，我就说不出来了。”

　　燕伯没有说话。他知道华龄儿这句话是说给他听的，说给他听，他心里就能好过一点。可是他心里一点也没有好过。

　　“礼拜二那个打听的人，” 他说，“你知道了？”

　　“嗯。” 华龄儿说，“看门的那个女人跟我说了。她说那个人穿得很干净，皮鞋擦得亮亮的，说话很客气。”

　　他停了一下。

　　“越客气的，越难缠。” 他说，“梁叔那边，都是这样的。”

　　院子里很静。

　　墙外头那条街上有人在卸货，铁板子哐当哐当地响。

　　华龄儿把手伸进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握在手心里，没有马上张开。

　　燕伯看着那只手。他知道是什么。礼拜二那天，那只手揣在运动衫的口袋里，口袋里碰了一下，铁的。

　　华龄儿把手张开了。

　　是那把钥匙。前年冬天燕伯在德兰西街那家五金店配的，没有牌子，齿口磨得不那么亮了。华龄儿原来把它跟另一把旧钥匙串在一起，现在旧的那一把不见了，只剩下这一把，单单地躺在他的手心里。

　　“这个，还你。” 华龄儿说。

　　燕伯没有伸手。

　　华龄儿就那样托着，托在两个人中间，托了很久，手一点也没有抖。

　　“我说过的，” 华龄儿说，“拿了，就要还。”

　　燕伯看着他。前年冬天，钥匙放在那件洗干净的衬衣上，华龄儿不肯拿，说的就是这一句。

　　“我也说过。” 燕伯说，“不是送给你的。”

　　“我知道。” 华龄儿说，“所以还你。”

　　燕伯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接不上来。

　　“为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才问。

　　“我要走了。”

　　“走了也可以带着。”

　　“带着做什么？” 华龄儿说，“带着，我就要想。”

　　燕伯看着他。

　　“到了那边，人家问我，家在哪里。” 华龄儿说，“我只会说一个地方。”

　　他停了一下。

　　“七年，我说家是梁叔那里。后来我不说了，心里想的是你那里。” 他说，“我不想再这样了。”

　　“我那里不好？”

　　“好。” 华龄儿说，“就是太好了。”

　　燕伯张了张嘴，什么也没有说出来。

　　“我不是不要你了。” 华龄儿说。

　　他的声音低下去了，低得燕伯要侧过头去才听得清。

　　“我是不想，我只有你那里一个地方。你那里没有了，我就什么也没有了。那天在霍根广场一号，我就是怕这个。”

　　他把托着钥匙的那只手往前伸了伸。

　　“我想自己有一个地方。” 他说，“不是梁叔给的，也不是你给的。我自己的。”

　　燕伯看着那把钥匙，又看着那只手。手心里有几道旧印子，颜色比别处深，是收账的时候磕出来的，是火场里抓防火梯的铁栏杆抓出来的。他认得这些印子，他给这只手换过药，在那块玻璃上隔着一层凉，也按过这只手。

　　他把手伸过去，把那把钥匙拿了起来。

　　钥匙是热的。华龄儿一直揣在口袋里，揣了一路，也许揣了好几天，那一小片铜被他的身子焐透了，拿在手里，烫手心。

　　燕伯把它攥住了。

　　“礼拜天，” 他说，“你回来，我给你开门。”

　　“我敲门。” 华龄儿说。

　　“好。”

　　华龄儿看着他，嘴角动了一下。

　　两个人谁也没有再说话。燕伯攥着那把钥匙，攥得很紧，齿口硌着他的指头。院子外头卸货的车开走了，街上静下来，门里那个女人的毛线针碰着，碰得很轻。

　　他觉出手心里那把钥匙慢慢凉下去了。

　　先是齿那一头凉了，后来连中间也凉了，凉得跟他自己的手一样，分不出哪一块是铜，哪一块是肉。他还是攥着，没有松开。

　　“你那件灰毛衣，” 华龄儿忽然说，“我带走了。”

　　“好。”

　　“你不要说还给你。”

　　“我永远也不会这么说。”

　　华龄儿低下头，拿手指头把毛衣袖口上的一个小球捻了下来，捻在指头肚上，看了看，又弹掉了。

　　“陈姨那边，” 华龄儿说，“你帮我说一声。”

　　“说什么？”

　　“说我走了。” 华龄儿说，“叫她不要找。她老公的事，有黄律师，她要是不会填表，叫她去坚尼街。”

　　“我不会说中文。”

　　“你叫黄律师说。” 华龄儿说，“陈姨认得你。放米的那个。”

　　燕伯点了点头。

　　“还有老林，” 华龄儿说，停了一下，“老林那边，你不要去。”

　　“为什么？”

　　“他是证人，你也是证人。” 华龄儿说，“罗森说的，证人跟证人，不要见面。”

　　他说完了，自己先低下头去。燕伯看着他，知道他还有半句没说出来。他跟燕伯，也是证人跟证人。

　　“到了那边，” 燕伯说，“药膏还抹不抹？”

　　“抹。”

　　“够不着的地方——”

　　“贴着墙蹭。” 华龄儿说，“我说过了。”

　　燕伯不问了。

　　他攥着那把钥匙，坐了一会儿，又开口了。

　　“我先跟你说一件事。” 他说。

　　华龄儿转过脸来看着他。

　　“4B的租约是我爸签的，房租也是他交的。” 燕伯说，“他要是退了，我就搬出去，自己租一间小的，打工付房租。九月以后，我住学校。”

　　华龄儿听着，没有说话。

　　“还没定下来。” 燕伯说，“他还没有说退不退。我先跟你说。”

　　华龄儿看了他很久，嘴角动了一下。

　　“你说了。” 他说，“我听见了。”

　　“那你让不让？”

　　“我没有不让。” 华龄儿说，“那是你的地方。”

　　燕伯把那把钥匙在手心里翻了个面。

　　他想说，那也是你的地方，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钥匙已经在他手里了。

　　门里那个女人喊了一声，四点了。

　　华龄儿站起来，往门口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

　　“礼拜天，” 他说，“你做饭。”

　　“做什么？”

　　“你会做什么，就做什么。”

　　门关上了。

　　燕伯坐在长椅上，手里还攥着那把钥匙。钥匙已经凉透了。他把手张开，看了一眼，手心里让齿口硌出了一排红印子，一个挨着一个，跟钥匙的齿一样高低。

　　他站起来，把钥匙放进外套里面的口袋，跟自己那把放在一起。两把钥匙碰了一下，当的一声。

　　回去的地铁上人很多，他站在车门边上，一只手拉着扶杆，一只手揣在口袋里，摸着那两把钥匙。一把拴着白塑料牌子，是他自己的；另一把光秃秃的，是凉的。车到了坚尼街，他没有下，坐过了一站，又坐回来。

　　出了站，他去了东百老汇那家面馆。

　　老板娘看见他，没有问，从柜台底下拿出一把线面，又拿出两个鸭蛋，放在面旁边，拿手掌在柜台上按了两下。燕伯摇了摇头，竖起两根手指，又指了指那把面。

　　老板娘愣了一下，明白了，又拿了一把线面，两个鸭蛋，一起包在旧报纸里，拿红绳子扎好，推给他。

　　两把面，四个鸭蛋。燕伯付了钱，抱着那包东西走了出来。

　　天还没有黑。他看了一眼手表，五点四十，就抱着那包面，往坚尼街走过去。

　　华人社区服务中心的玻璃门还是那样，告示贴了一层又一层，最底下那张还在，礼拜五晚上六点到八点，义务律师坐班。燕伯进去的时候，椅子上已经坐了一半的人。他没有去排队，在最后面一把椅子上坐下来，把那包面搁在膝盖上。

　　六点过五分，黄律师从里面那间小屋出来，看见了他，愣了一下，朝他招了招手。

　　她把他带到里面，关上了门。屋里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一本月历，月历上画着一棵桃树。

　　“罗森跟我说了。” 她说，“礼拜一。”

　　燕伯点了点头。

　　“他的身份那件事，以后我来办。” 黄律师说，“罗森管刑事那一头，移民那一头归中心。要填的表很多，要证明他没有父母，要证明他在这边没有人管，要一个法官签字。办下来，他就能拿工卡，以后也许还能拿绿卡。”

　　燕伯听着，手在那包面上按了一下。

　　“那他住在哪里，你知道吗？”

　　黄律师看着他，看了一会儿。

　　“我不知道。” 她说，“我也不去问。以后他的案卷，中心这里也有一份，放在那边那个柜子里。有一页上会写着地址。”

　　燕伯看了一眼墙角那个铁皮柜子，灰色的，四个抽屉，每个抽屉上贴着一张白纸条，纸条上写着字母。

　　“我知道了。” 他说。

　　黄律师点了点头，又看了看他膝盖上那包东西。“你买了面？”

　　“礼拜天他回来，我做饭。” 燕伯说，“我只会做这个。”

　　黄律师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笑了一下。

　　燕伯站起来要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

　　“还有一件事。” 他说，“你会说广东话么？”

　　“会。”

　　“灯，”燕伯说，“广东话怎么说？”

　　黄律师看着他，没有问为什么。她伸手指了指头顶上那根日光灯管，说了一个字。

　　燕伯跟着念了一遍。

　　“差一点。” 黄律师说。

　　她又念了一遍。燕伯又跟着念了一遍。

　　“还差一点。”

　　燕伯站在门口，看着头顶上那根灯管，嘴里又念了两遍，念得很轻。黄律师没有再纠正他，拉开门，外面排队的人都抬起头来看他。

　　回去的路上，他一直在心里念那个字。到了楼下，他抬头看了一眼四楼，厨房的窗户亮着，是他早上出门的时候没有关的。

　　礼拜六，他把屋子收拾了一遍。

　　他没有拿牙刷刷瓷砖缝，那是华龄儿才会干的活。他只是把地拖了，把桌子擦了，把碗架上那两只厚底玻璃杯拿下来洗了，擦干，放回去，还是挨着放在最里面。枕套换了干净的，旧的那一只他拿在手里看了看，靠墙那一边压出来的窝还在，他把它叠好，放进了衣柜最底下那一格，华龄儿的衣服原来放的地方。

　　收拾到餐桌的时候，他把那本账簿拿了起来。

　　账簿还放在老地方，挨着碗架，挨着那两只杯子。他翻开来，往后翻，翻到最后写了字的那一页。最后几行是三月底的，牛奶，面包，药膏，是他写的英文。再往上一行，日子那一栏是阿拉伯数字，歪歪扭扭的，东西那一栏写的是中文，两个字，燕伯认不得。后面钱那一栏写着一块九毛五。

　　那是华龄儿记的最后一笔。

　　燕伯认不得那两个字，可是他认得那个笔画，横写得短，竖写得长，最后一笔往下一拖。他看了很久，拿手指头在那两个字上照着描了一遍，描得很慢，描完了，也还是不知道是什么。

　　他想，礼拜天问他。

　　他把账簿合上，放回原来的地方。

　　下午他去街口的药房，又买了一管药膏。

　　回来的时候，电话正在响。是父亲。

　　父亲问他检察官那边有没有再找他，燕伯说没有，黄律师那边都知道。父亲又问那个男孩怎么样了，燕伯说礼拜一搬走，搬到哪里，他不知道，律师不能说。

　　父亲在那头没有出声。

　　“明天来吃饭。” 过了一会儿，父亲说，“艾琳做了烤肉。孩子会叫人了，叫得不清楚。”

　　“明天不行。” 燕伯说。

　　“有事？”

　　“有事。”

　　父亲又停了一下。燕伯听得见那边孩子在叫，叫的不知道是什么，叫一声，笑一声。

　　“那下个礼拜。” 父亲说。

　　“好。”

　　父亲没有再问明天是什么事。燕伯拿着听筒，等着他问，他没有问，说了一句照顾好自己，就挂了。燕伯站在电话旁边，想起这一句是母亲常说的，父亲以前从来不说。

　　那天夜里，他把那把光秃秃的钥匙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在电话旁边那张纸上，压在礼拜天、六点那一行上面。

　　厨房的灯开着，照得那一小片铜发黄。

　　他躺在外面那一半，没有算日子。礼拜天就是明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