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82、第 82 章 证词

　　那两个字是礼拜二。

　　华龄儿挂上听筒，走到门口，回过头去，隔着那块玻璃看见燕伯还坐在圆凳上，手还按着玻璃，听筒还贴在耳朵上，好像线那头还有人。他就对着燕伯讲了那两个字。讲完了，他自己也不知道燕伯听没听见，门就在他身后关上了。

　　那以后的一个礼拜，他每天早上去医务室排队，排到了，就把左边的袖子褪下来，让那个胖胖的黑人女护士给他擦药。护士擦得很快，手是凉的，擦完了拍一下他的胳膊，叫下一个。晚上没有人给他擦，他就跟护士多要了一小管，揣在裤子口袋里，等熄了灯，坐在铺上，一只手拧开盖子，挤一点在指头上，伸到后面去，够着肩胛骨那一块，一点一点地抹开。够不着的地方，他就把背贴在墙上，蹭一蹭。

　　那块新皮还是硬的，比旁边的皮低下去一块，摸上去滑溜溜的，好像不是自己的肉。以前每天夜里，是燕伯坐在床沿上，拿棉签蘸着药膏，一圈一圈地往外抹，抹得很慢，抹完了，拿嘴对着吹一吹，才把衣服给他拉上。他那时候趴在枕头上，一声也不出，心里嫌他慢。

　　现在他自己抹，抹得一点也不慢，三两下就抹完了。

　　饭他也有好好在吃。看守所的饭是装在一只塑料盘子里的，一格米饭，一格不知道是什么的肉，一格煮烂了的豆子。他一格一格地吃，吃干净了，把盘子送回去。同一间屋里睡上铺的是个多米尼加人，比他大几岁，看他吃得那么干净，笑着讲了一句西班牙话，他听不懂，也没有搭理。

　　他就这样过了一个礼拜。

　　四月八号那个礼拜四，罗森来了，隔着探视室的铁栏杆坐着，把公文包搁在膝盖上。燕伯在检察官那里讲了些什么，他是这一回才从她嘴里听全的。她讲得很慢，怕他听漏了哪一句。

　　她讲燕伯自己约了检察官，自己找了律师。律师是坚尼街一个礼拜五晚上坐班的女人，不收钱。

　　她讲燕伯把那只枕套从床底下拖出来，没有打开，装在一只牛皮纸信封里，封口上写了日期，写了自己的名字，又另外写了一张纸，一样一样写明白，那只枕套什么时候放进去，谁碰过。

　　她讲燕伯坐在那张长桌边上，讲了四十分钟，一句多余的话也没有，检察官问他你们是什么关系，他说我们一起过日子。

　　她讲检察官后来打电话给她，说他做了十几年，头一回看见一个证人自己把证据链给他排好了送上门来，排得比警察还齐。

　　她讲到老林，讲燕伯坐在电话旁边，一个号码一个号码地打，打了九个，才问出老林关在瓦里克街，礼拜五早上就要送去机场。检察官那天下午发的传真，人扣下来了。

　　她又讲到那个穿皮夹克的，梁盼。

　　“那个梁盼堵在陈姨门口，” 罗森说，“跟她讲，她要是敢开口，她老公就别想回来。燕伯就站在楼梯上，拿着一个本子，把那个人长什么样、讲了什么、几点钟、楼下的车牌，一样一样记下来。记完了，当面告诉那个人，礼拜一上午九点，他要去霍根广场一号。礼拜一上午九点，他真的去了。礼拜二，梁盼在坚尼街一家茶楼里吃早茶的时候，让警察带走了。”

　　华龄儿坐在铁栏杆后面，一句话也没有说。

　　他认得那个人。去年十月，梁叔叫这个人去燕伯楼下的五金铺门口站着，一站就是好些个下午。

　　那一回是他上楼去跟梁叔讲的，讲那栋楼他自己看着，用不着别人，那个人才不去了。那个人在梁叔那间屋子门边上坐着的时候，看见他上楼，就拿脚尖把他的小腿踢一下，讲一句阿华，又去哪里收数啦。街上没有一个人敢去记那个人的样子。

　　“燕伯是怎么跟那个人讲的？” 华龄儿问。

　　“英文。” 罗森说，“讲的是刑法上怎么算。黄律师讲，那个人后来推了他一把，他没有还手，就看着那只手，讲你再推我一下试试。”

　　罗森讲完了，看着他，等他开口。他坐在那里，过了很久，才说了一句。

　　“他要是会讲中文就好了。”

　　罗森没有听懂。他也没有再讲。他是想，燕伯要是会讲中文，那个人讲的那些话，他就全听懂了，听懂了，还会不会那样站着？后来他又想，会的。他就是听懂了，也还是那样站着。

　　那天夜里他坐在铺上，一直没有睡。

　　他心里是气的，气燕伯不听，气他把笔录里那句“我利用他”自作主张推翻了，他费了那么大的劲讲出来的那一句，燕伯走进那间屋子，坐下来，四十分钟，就说没这回事。

　　可是气着气着，他又想起罗森讲的那只牛皮纸信封，封口上写着日期，写着名字，碰过的人写了两个，一个是他，一个是燕伯。

　　燕伯就连这个都没有改。

　　礼拜二下午，燕伯又来了，还是坐在第七格。两个人拿着听筒，讲的都是些不要紧的话。药擦了没有，擦了。饭吃了没有，吃了。夜里睡不睡得着，睡得着。燕伯问一句，他答一句，答完了，两个人就隔着玻璃看着，看到狱警在后面喊时间到了。他再也没有讲利用的事，燕伯也没有问。走的时候燕伯把手按在玻璃上，按了一下，他也按了一下，按完了，他就走了，没有回头。

　　第二天就是礼拜三。

　　天不亮就有人来开门，叫他的名字，叫的是WAH LING，念得很怪，好像两声狗叫。

　　他跟着另外几个人上了一辆大巴，大巴的窗户上焊着铁丝网，从铁丝网里往外看，街上的灯还没有灭，一盏一盏地往后退。

　　车开到中央街，停在一栋大楼的后门，他们一个接一个地下来，又进了一间屋子，屋子里只有靠墙一圈木头长凳，一个不锈钢的马桶，人都在长凳上坐着，没有人讲话。

　　十点多，罗森来了。

　　她隔着铁栏杆跟他讲了十分钟。她讲的话跟这几个礼拜讲过的差不多，讲大陪审团是什么，二十几个普通人，坐在一间屋子里，检察官问，他答，没有法官，也没有梁叔的律师，她自己也不能进去，只能在外面等。

　　跟他叮嘱，要是有哪一句听不懂，就讲听不懂，要是有哪一句想不起来，就讲想不起来，不要编。讲完了，她停了一下。

　　“你还可以不讲。” 她说，“现在讲不讲，还是你自己定。”

　　“我会讲的。” 他说。

　　罗森看着他，点了一下头。“检察官叫我告诉你一件事。” 她说，“皇后区那个姓郑的，他们找到了。他上个礼拜去做了笔录，说要是用得着他作证，他就来。”

　　华龄儿握着铁栏杆的手紧了一下。

　　“他问了一句你是谁。” 罗森说，“检察官跟他讲了。他就没有再问。”

　　华龄儿低下头，没有说话。

　　罗森走了以后，他在长凳上坐着，一直坐到中午。

　　他想起老郑那只手。他按住那只手的时候，老郑没有喊，那个女人也没有喊，靠墙那张小桌上那个男孩，铅笔停在半空中。是他叫那个女人给老郑脸上贴纱布的，贴三天，三天别开门。

　　是他拿走了那块结婚的表，回去跟梁叔讲人已经打过了，脸上。那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在帮那一家人。他替他们定了，挨一回打好，还是装一回挨打好。他替梁叔定了，看见纱布就够了。他谁也没有问，什么都替人家定好了，定完了，一句话也不讲。

　　那家人后来是怎么过的，他也不知道。那个男孩现在多大了，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老郑上个礼拜去了检察官那里，自己坐下来，自己讲了，讲完了，还说愿意来。

　　那是老郑自己决定的。

　　下午一点半，有人来带他。

　　上了几段楼梯，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两边都是门，门上镶着磨砂玻璃，跟检察官办公室那扇门差不多。

　　带他的人在其中一扇门前面停住了，敲了两下，门开了。

　　屋子比他想的小。

　　前面是一张桌子，桌子后面是一面墙，墙上挂着一面美国国旗。

　　桌子这一边，地上一层一层地垫高，像教室，又像戏院，一排一排的椅子上坐着二十几个人。

　　有男人，有女人，有白人，有黑人，有一个戴头巾的女人，有一个穿西装的老头，有一个年轻男人嚼着口香糖，看见他进来，嘴停住了。

　　那二十几双眼睛都转过来看着他。

　　那个打领带的助理检察官站在桌子旁边，记录员坐在角落里，面前还是那台机器。屋子当中摆着一把椅子，带他的人叫他坐在那里。

　　一个女人站起来，叫他举起右手。他举起来了。女人念了一段话，念得很快，问他愿意不愿意讲真话，他说愿意。

　　“讲一下你的名字。” 检察官说，“全名。”

　　“Wah Ling。” 他说，“W，A，H，L，I，N，G。”

　　记录员的手指在机器上咔嗒咔嗒地动了一阵。

　　“这是你证件上的名字。” 检察官说，

　　“上回你跟我讲过，你还有一个名字。讲给陪审员听听。”

　　他坐在那把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那三个字他已经念过很多回了。

　　在陈姨那里，他看着那张红纸，拿福州话在心里念过。在罗森的办公室，他拿笔写在本子上，一笔一笔地写。在看守所里，熄了灯以后，他躺在铺上，拿福州话在嘴里念，念得很轻，怕上铺那个人听见。

　　可是罗森讲，这里要讲普通话，要讲拼音，记录员要打下来，以后所有的纸上，都是这么写。罗森替他查了拼音，写在一张卡片上，他在看守所里看了一个礼拜，看到闭上眼睛也看得见。

　　他张开嘴，嗓子是干的。

　　“郑。” 他说。

　　那个字出来了，硬邦邦的，跟他平时讲话一点也不像。他在唐人街七年，讲广东话，讲福州话，讲英文，普通话只在老家的学校里念过几年，后来就不念了。这个字从他嘴里出来，不像他自己的，硬硬地落在那间屋子的地上。

　　“连。”

　　“生。”

　　他停了一下，又把三个字连起来，念了一遍。

　　“郑连生。”

　　屋子里很静。那二十几个人看着他，大概谁也没有听懂。嚼口香糖的那个年轻男人张着嘴，一动也不动。

　　“请你拼出来。”检察官说。

　　“Z，H，E，N，G。”他说，“郑。L，I，A，N。连。S，H，E，N，G。生。”

　　他拼得很慢，一个字母一个字母的，拼完了一个字，就把那个字的中文再念一遍。记录员一下一下地打。

　　“郑是我阿爸的姓。” 他说，换回了英文，

　　“连是连江，我家在连江县鹤屿村。生是生出来的生。我阿妈姓陈。这个名字写在一张红纸上，是我阿妈留下的。我十一岁到纽约，七年了，没有人叫过这个名字。我自己都快忘了。”

　　检察官点了点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纸，问下一句。

　　后来他就讲了。

　　从十一岁那年冬天讲起，讲饭馆后门的台阶，讲仓库里的纸箱，讲梁叔跟他讲的船钱三万二，讲十三岁去外州洗碗，一年多，工钱一分也没有见过，梁叔讲都记在簿子上了。讲那几本簿子，讲最后几页他自己那一页，一个月扣四百，七年扣下来，扣掉的比三万二还多。讲他阿爸阿妈在家里就把三个人的船钱交清了，交到了梁叔手上。讲后面那条船，讲他阿爸阿妈没有到。讲九六年老林来找梁叔，梁叔从抽屉里数了两千块，叫老林把船上的事烂在肚子里，又叫人给他在这条街上找了一份杀鱼的工，天天放在眼皮底下。讲梁叔知道了船上的事以后，还一年一年地跟他讲，福建那边托的人还在问。讲他攒了三百块送上楼，讲给托的人饮茶，梁叔接过去，掂了掂，放进了抽屉。

　　检察官问，梁耀祖每一回讲这句话的时候，在做什么。

　　“剥橙子。” 他说，“他剥完了，把白筋撕干净，推一半给我。”

　　有一个陪审员低下头，在本子上写了一个什么。

　　然后讲收账，讲假长途卡，讲那张楼面图，讲背面那个日子，讲那张疏散的硬纸，讲失火那天晚上梁叔把他叫上楼，剥橙子，对账，十点多电话响了，才放他走。讲火比纸上的日子早了三天。讲他赶到亨利街的时候，火已经烧起来了。

　　讲完了梁叔，检察官看着他，问：“你自己做过什么？”

　　他知道这一句是要来的。

　　罗森讲过，检察官也讲过。他在看守所的铺上，把这一段在心里排过很多遍，排到后来，一句也不想排了。

　　“我收账。” 他说。

　　然后他一家一家地讲。洗衣店，坚尼街卖鱼丸的男人，东百老汇开麻将馆的女人。讲到皇后区那家郑记，他停了一下。

　　“我按住了他的左手。” 他说，“按在柜台上。梁叔叫我在他身上留点东西，留在看得见的地方。我没有打他，我拿了他的表，叫他太太给他脸上贴纱布，贴三天，三天别开门。我回去跟梁叔讲，打了，脸上。”

　　检察官问：“为什么这么做？”

　　他想了一下。这一下想得很久，屋子里那二十几个人都在等着。

　　“我那时候想，这样对他们好。” 他说，“我替他们决定的。我没有问他们。他们也没有办法讲。”

　　他停了一下，又说：“他也姓郑。”

　　那二十几个人里，有几个抬起了头。他没有再往下解释，检察官也没有问。

　　讲到长乐仔，他把他的年纪讲了，十五岁，讲那四十块，讲他的拳头落在哪里，讲缝了四针。

　　讲到阿顺，讲四十二街的车站，讲他放阿顺上了车，回去以前进了厕所，拿刀在自己胳膊上划了一道，跟梁叔讲阿顺有刀。讲那张楼面图他看熟了，那个日子他记住了，他没有报警。

　　“为什么没有报警？”

　　“我以为我能把人带出来。”他说，“我以为我一个人能办的了。”

　　检察官看了一眼手里的纸，又问：“你住的那套公寓，跟你住一起的那个人。上一回你说，他什么都不知道。”

　　华龄儿坐在那把椅子上，没有马上答。

　　“他知道。” 他说，“簿子是他拿去复印的，复印件是他送到分局去的。我上一回说他不知道，是假的。”

　　“为什么讲假的？”

　　“我想护着他。”

　　“那现在？”

　　他想了一下。

　　“他不让。” 他说。

　　那二十几个人里，那个戴头巾的女人抬起头来，看了他一会儿，又低下头去，在本子上写了一个什么。

　　“你现在怎么想？”

　　他坐在那把椅子上，看着前面那二十几个人。嚼口香糖的年轻男人，戴头巾的女人，穿西装的老头。他一个也不认得，他们也一个都不认得他。他讲的这些，他们要回去想，要商量，要举手，要定梁叔有没有罪，也要定他自己。

　　以前这些都是他自己定的。在那家郑记的柜台上，在鱼铺后面那间屋子，在四十二街的厕所里，在那张楼面图跟前，他一个人站着，一个人定，定完了，咽下去，谁也不告诉。连燕伯的事，他也替燕伯定了。

　　那天在检察官的门里面，他讲他利用燕伯，讲得那么清楚，也是他一个人定的。燕伯在门外面坐着，听着，一句话也插不进来。

　　可是过了六天，燕伯自己走进了那间屋子，坐在他坐过的那把椅子上，把他定好的那一句拿掉了。燕伯没有跟他商量，也没有跟他吵，只是去做了，做完了，隔着玻璃跟他讲，我讲的是真的。

　　后来燕伯隔着玻璃，把手按上来，讲那你再利用我一次。

　　他到现在也不知道该怎么接那句话。他只知道这一个礼拜，药是他自己擦的，饭是他自己吃的，夜里是他自己睡着的。没有人替他定，是他自己要的。

　　“我现在想，” 他说，“不该我一个人决定了。”

　　检察官看了他一会儿，没有再问，低下头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他从那把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腿是麻的，站了一下，才站稳了。带他的人走过来，站在他旁边。他走到门口，回过头去看了一眼。

　　那二十几个人有的在写字，有的在看他，那个穿西装的老头把眼镜摘下来，拿手绢慢慢地擦着。

　　门开了，走廊里很亮。罗森在走廊那头的长椅上坐着，看见他出来，站了起来，没有走过来，就站在那里，冲他点了一下头。

　　他也冲她点了一下头。

　　回去的大巴是从那栋楼的后门开出来的。

　　车拐上街的时候，他看见街对面的路灯底下站着一个人，个子很高，瘦，头发在灯底下白得发亮，手里拿着一个本子。那个人没有往车上看，在看手表，看完了，就低下头去，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

　　他不知道燕伯写的是什么，大概是时间，几点几分，车从哪个门出来的。燕伯什么都要写下来。

　　车开过去了。他没有回头，也没有把手按到窗户上去。

　　大巴开得很慢，天又黑了，铁丝网外面的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

　　他坐在靠窗的位子上，额头抵着那层铁丝网，在心里把那三个字又念了一遍。这一回他没有用福州话念，用的是今天下午那个硬邦邦的音，郑，连，生，念完了，又拼了一遍。

　　那天夜里，他熄了灯以后坐在铺上，把裤子口袋里那管药膏拿出来，拧开盖子，挤了一点在指头上，伸到后面去，够着那块新皮，一圈一圈地往外抹，抹得很慢，像燕伯那样慢。

　　抹完了，他把药膏拧上，揣回口袋里，躺下来，往右边侧着，左边肩膀朝上，脸朝着外面。靠墙那一边是空的，外面那一边也是空的。

　　他闭上眼睛，在心里算了一下，离礼拜二，还有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