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80、第 80 章 被否认的家

　　礼拜五学校放春假。燕伯早上八点就坐到了电话旁边，把法援处那个女人写的两个号码拨了一遍。

　　头一个号码接通了，是录音，一个女人的声音，讲英文，讲完了又讲西班牙文，叫他按一，按二，按三。他按了二，又是一段录音，又叫他按。按到第四回，音乐响起来了，一支听不出调子的曲子，翻来覆去地放。他把听筒夹在肩膀和耳朵中间，手里拿着笔，等了四十多分钟，才有一个男人接起来，声音很不耐烦，问他要找谁。

　　燕伯说要找一个上个月让移民局带走的人，男人问他编号，他说没有，男人问他全名和生日，他说也还没有，男人说那你打过来做什么，就把电话挂了。

　　他从头到尾没有讲华龄儿的名字。

　　第二个号码，一直占线。

　　燕伯把听筒放下，在那份纸上记了一行：要全名，要生日，编号最好。记完了，他又翻到去年那叠复印纸的最后一页。页边上有那个女人手写的一句话，他用铅笔描过一遍：别让他自己去移民局问。

　　下午，他去了四十二街的公共图书馆。

　　他以前只在那里写过学校的报告，从来没有去过放法律书的阅览室。管理员是个戴毛线背心的老头，听他讲要看纽约州的刑法，就领他到一排书架跟前，抽出一本绿皮的书。

　　书又厚又重，书脊上烫着金字，是一整套里的一本。

　　燕伯抱着书在长桌边坐下来，旁边摆着一本字典。他一条一条地往下找。他找的是两样东西。一样是窝藏，书上不叫窝藏，叫妨碍起诉，他把那一条抄下来，在要紧的地方画了一道：

　　知道对方犯了罪，还存心帮他躲开抓捕，才算。

　　另一样是恐吓证人，在二百一十五条。这一条底下又分了好几款，哪一种算轻罪，哪一种算重罪，他都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在本子上。

　　他抄了三个多钟头。

　　字典翻得太勤，书页让他的手指头磨得发软。抄完了，他把那几页纸叠起来，从头看了一遍。他这才明白过来，那本绿皮书他看得懂。书上的话绕得很，一个意思要拐三四个弯才讲完。可是一句一句拆开了，每一句都有门道。跟罗森那天坐在桌子后面讲的一样：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做了什么，就该怎么样。

　　天黑以后，他去了坚尼街的华人社区服务中心。

　　中心门面不大，挨着一家烧腊铺，隔壁橱窗里吊着一排油亮的烧鸭。中心的玻璃门上贴着中文和英文的告示，有教英文的，有帮人报税的，最底下一张写着，每礼拜五晚上六点到八点，有义务律师坐班，不收钱。

　　上个月他给陈姨送米，路过这里，看见了这张告示。那时候他就站住了，把时间记了下来。

　　里面一排塑制椅子上坐满了人。

　　有带着孩子的女人，有穿着厨房白褂子的男人，大概是刚下工，有一个老太太抱着一只塑料袋，袋子里装满了信封。

　　燕伯一进门，满屋子的人都抬起头来看他的头发。

　　他觉得有些不自在，快步走到最后面，找到一把空椅子上坐了下来，前面一个小男孩一直扭过头来看他，让他妈妈拍了一下后脑勺，才转回去了。

　　排在燕伯前面的是那个穿白褂子的男人。轮到那个男人，他坐到桌子跟前，讲了几句，就把右手伸了出来，搁在桌上。燕伯坐在后面，看见那只手的无名指和小指是弯的，弯成一个钩子，伸不直了，指节上鼓着两个硬疙瘩。男人讲得很急，一边讲，一边拿左手去扳那两根指头，扳直了，一松手，又弯回去。坐班的律师听着，在本子上写，写完了，抬起头来问了一句什么，男人摇摇头，把那只手收回去，揣进了白褂子的口袋里。

　　燕伯听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他只听见那个男人讲了两回钱，讲了一回船，讲到一个地方，声音低了下去，左右看了看，才又讲。

　　男人走的时候，从燕伯的椅子旁边过去，那只手还揣在口袋里。

　　一直等到快八点，才轮到他。

　　坐班的律师姓黄，是个三十岁上下的女人，头发扎在脑后，穿一件灰色的毛衣，桌上摊着一个本子，本子旁边放着一杯凉了的茶。

　　她看见燕伯，先是愣了一下，用英文问他是不是走错了地方。

　　“没有。”燕伯说。

　　他把那份纸摊在桌上。

　　他讲得很短，先讲他自己：

　　十八岁，一个人住，有一个朋友是检察官那边的证人，昨天在霍根广场一号录了口供，现在羁押在白街；

　　朋友在口供里讲他什么都不知道，那一句不是真的，检察官迟早要来问他，他要有一个律师陪着。

　　再讲老林：一个关键的证人，上个月让人带走了，可能是移民局。

　　他要找到这个人关在哪里，要赶在他让人送走以前。

　　最后他把那几页抄来的刑法也推了过去。

　　黄律师听完了，没有马上开口。她把那几页刑法一张一张地翻了一遍，翻到妨碍起诉那一条底下那道线，停住了，抬起头看着他。

　　“这是你自己抄的？”

　　“下午抄的。”

　　“你要是跟检察官讲了真话，他们就要拿这一条来问你。这个你知道吧？”

　　“我知道。”燕伯说，“可是书上写的，得是存心帮人躲开抓捕才算。我没帮他躲。账簿是我自己送到警察那里的。”

　　黄律师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你......想要我怎么帮你？”

　　“我去见检察官的时候，你陪我去，坐在我旁边。” 燕伯说，“还有，我得找到老林。我不会讲中文，自己找不到。”

　　黄律师在本子上写了几行字，把笔帽套上了，说她白天在中城一家律师行做事，礼拜五晚上来这里，别的时间要请假，下个礼拜四上午她能空出来。至于老林，她说，要先有全名。

　　“陈姨知道。” 燕伯说，“她住在东百老汇后面。明天上午我去找她。”

　　“几点？”

　　“十点。”

　　黄律师想了一下，说：“我跟你一起去。”

　　礼拜六上午十点差一刻，两个人在东百老汇的街口碰了头。黄律师换了一件旧夹克，手里拎着一袋橙子，说空着手去不好。燕伯接过那袋橙子，拎在手里，橙子在袋子里一碰一碰的。

　　陈姨那栋楼的楼门开着，门口没有人坐，门里面停着一个人的影子。燕伯走上台阶，就听见楼梯上头有人讲话，声音压得很低，讲的是燕伯听不懂的广东话，一句一句的，讲得很慢，像是怕对面的人听不清似的。

　　他上了楼。楼梯上的灯坏了一盏，他摸着扶手往上走，扶手上黏糊糊的。

　　走到最里面那扇门跟前，他看见了那个人。

　　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中国人，穿一件棕色的皮夹克，拉链一直拉到胸口，一只手撑在门框上，半个身子挡在门口。门只开了一条缝，链子还挂着，缝里是陈姨的半张脸，瘦得颧骨都支了出来，脸是白的，嘴唇抿着，一句话也没有讲。

　　黄律师在燕伯身后站住了。燕伯听见她吸了一口气，没有吐出来。

　　燕伯认得这件皮夹克。

　　去年十月，这个人在他楼下洗衣店隔壁那家五金铺门口站过好些个下午，靠着卷闸门抽烟，眼睛跟着他进进出出。那时候他在化学笔记本的最后一页一天一天地记过他。

　　那个男人回过头来，看见了燕伯的头发，就笑了。

　　他把撑着门框的手放下来，上上下下地把燕伯看了一遍，看他手里那袋橙子，看了很久，然后换成了英文，讲得很溜。

　　“你就是那个鬼佬。” 他说，“四楼那个。”

　　他又笑了一下，笑得很慢，

　　“梁叔养了阿华七年，管他吃，给他地方睡。他倒好，一转身就爬上了你的床。睡你的床，他睡得惯吗？喂熟了的狗也会咬人，你当心点，哪天他也反咬你一口。”

　　燕伯站在那里，没有动。

　　他听着这些话一句一句地过来，脸上却什么表情也没有。他手里还拎着那袋橙子，拎得很稳，袋子一下也没有晃。等那个人讲完了，他才把橙子递到身后，交给黄律师，然后从外套口袋里掏出那本化学笔记本和一支笔。

　　这个本子他三月起就揣在身上，最后几页记的是收据、警号、电话号码，再往前翻一页，就是去年十月那几行：十月一号，礼拜四，下午三点四十到六点二十，五金铺门口，棕色皮夹克。

　　他翻到那几行底下，低头看了一眼手表。

　　十点零七分。

　　他把时间写了下来，又抬起头，看着那个人，从头发看到皮鞋。他看得很慢，跟那个人刚才看他一样慢，看一样，就低下头写一样：三十多岁，中国人，棕色皮夹克，拉链拉到胸口，右手两根指头让烟熏黄了。

　　又写了一行：就是上面这个人。

　　那个人脸上的笑收了一点。“你写什么呢？”

　　“你叫什么名字？” 燕伯说。

　　那个人没有答，又笑起来，这一回笑得没有刚才那么松了。

　　燕伯也不等他答，回过头来问黄律师：“他刚才在门口跟陈姨讲的那些，你听见了？”

　　黄律师站在他后面，脸也惨得发白，可是她点了点头。“听见了。” 她说，

　　“他叫陈姨别去给检察官作证，说她要是敢讲一个字，她老公就别想从移民局回来了。还说亨利街那把火是梁叔叫人放的，放得了一回，就放得了第二回，下一回就烧陈姨住的这栋楼。”

　　燕伯把这几句也写了下来，写完了，又写了一行：在场，黄律师，坚尼街社区服务中心。

　　然后他合上本子，看着那个人，用英文讲，讲得很平，一个字一个字的，不快，也不慢。

　　“这位女士是检察官的证人。亨利街失火那天，她就在楼里。你刚才跟她讲的那些话，在纽约州算恐吓证人，是重罪。拿她家里人吓她，说还要再放火，这些都算。”

　　他停了一下，又说，“礼拜一上午九点，我去霍根广场一号找管这个案子的助理检察官。你长什么样，讲了什么，现在几点，楼底下那辆车的车牌，我都交给他。去年十月你在我楼下站了好些个下午，哪一天，从几点站到几点，我本子上都记着。那个助理检察官叫什么，我知道。跟着他的警探叫什么，警号多少，我也知道。”

　　那个人看着他，一下子就不笑了。

　　“你他妈的吓唬谁呢？”他说。

　　“我没有吓唬你。” 燕伯说，“我只是告诉你，我礼拜一要去做什么。”

　　那个人往前走了一步，抬起手来，按在了燕伯的胸口上，按得很重，把他往后推。

　　燕伯让他推得退了半步，后背差一点就碰着了楼梯栏杆。他站稳了，没有抬手，也没有往旁边让，只是低下头，看着按在自己胸口上的那只手，看那两根熏黄了的指头。

　　“你再推我一下试试？” 燕伯丝毫不惧。

　　他看着那个人。那双灰蓝色的眼睛还是很淡，很静。

　　楼道里一下子也安静了下来。天井对面不知道谁家开着收音机，在放粤剧，咿咿呀呀的，一句一句地传过来。

　　那只手停在燕伯的胸口上，停了一会儿，拿开了。

　　那个人往地上啐了一口，从燕伯身边挤了过去，挤得很重，肩膀撞在燕伯的肩膀上。燕伯没有回头。他听着那双皮鞋一级一级地下楼，下到底，楼门咣当一声，才转过身来，走到楼梯拐角那扇脏窗户跟前，往下看。

　　街边停着一辆灰色的旧丰田，那个人拉开车门坐了进去。燕伯看着那块车牌，一个字母一个数字地念出来，念了两遍，记在本子上那一行底下。车开走了，开到街口，又停了一下，才拐了过去。

　　他把本子揣回口袋里，这时候才觉得两条腿是软的，手心里全是汗，胸口让那只手按过的那一块，一跳一跳地疼。他站在窗户跟前，等着那一阵过去。

　　黄律师走过来，站在他旁边，看着他，过了一会儿，用英文说：“你刚才讲的那些，法律上一条都没错。” 她停了一下，“谁教你的？”

　　燕伯没有出声。

　　门链哗啦响了一下，门开了。陈姨站在门口，看着他们两个。

　　屋里还是华龄儿讲过的那个样子，一扇窗朝着天井，大白天也开着灯，上下铺，折叠桌，墙角一台缝纫机。

　　陈姨让他们坐，自己没有坐，站在桌边，两只手在衣襟上擦了又擦。黄律师用普通话跟她讲，讲了很久，讲一句，陈姨点一下头。燕伯坐在折叠桌边上，一句也听不懂，只看见陈姨的眼睛一直往他这边转，转过来，又转回去。

　　后来陈姨走到供桌跟前，从观音像底下压着的一叠纸里抽出一张，是福州同乡会的什么单子，上面一行一行印着名字。她拿手指在其中一行上按住了，按了很久，才递给黄律师。

　　黄律师接过来，看了一眼，念给燕伯听，林德水，一九四六年生，连江人。她又指着底下一行说，这是陈姨的老公，也在上面。燕伯拿出本子，让黄律师把两个人的名字一笔一画写在上面，旁边再写上拼音和生日。

　　陈姨看着他写，开口讲了一句话，讲的是福州话，黄律师听了两遍才听懂。

　　“她说，老林叫人带走了，我老公也叫人带走了，在哪里，到今天也不知道。”

　　燕伯抬起头来，看着陈姨。

　　“我去找。” 他说，“两个都找。”

　　黄律师把这句话讲给陈姨听了。陈姨站在那里，没有说话，看着他，看他的头发，看了很久，又讲了一句。

　　黄律师这一回笑了一下。“她说，你就是放米的那个白头发后生仔。”

　　下午两点，他到了上东区。

　　父亲的电话是早上打来的，那时候他已经出门了，留言机里只有一句，叫他下午两点回去一趟。他从东百老汇坐车过去，在车上把本子翻开，把上午写的那几页又看了一遍，看到那一行车牌，手指在上面按了一下。

　　开门的是艾琳。

　　她抱着那个小孩，小孩一岁多了，穿着一件蓝色的连体衣，脸哭得红红的，鼻涕挂在上嘴唇上。艾琳一边拍他的背，一边冲燕伯笑了一下，笑得很勉强，说你爸爸在书房，又说孩子从早上就开始哭，牙在长，怎么哄也哄不好。

　　燕伯说没关系。小孩看见他，哭声停了一下，睁着两只泪汪汪的眼睛看他的头发，看了一会儿，又扯开嗓子哭起来了。

　　书房的门开着。父亲坐在写字台后面，穿着一件灰色的毛衣，面前摊着一叠纸。燕伯走进去，父亲抬头看了他一眼，指了指写字台对面那把椅子。

　　燕伯这一回坐下了。

　　“礼拜四有个助理检察官打电话到我的诊所。”父亲说，“问东边那套公寓是不是我的，一月底以后住在里面的是什么人，我知不知道。”

　　“你怎么讲的？”

　　“我说住的是我儿子，别的我不知道。” 父亲说，

　　“然后他跟我讲了一些事。那个中国男孩在他们那里做了笔录，承认自己替一个叫梁耀祖的人收账、打人。那个男孩也讲到了你，说你什么都不知道，是他看你一个人住，没人管，才找上你的。那个男孩还说，他就是在利用你。”

　　燕伯坐在那里，两只手放在膝盖上。

　　“检察官问我，这些话跟我知道的对不对得上。” 父亲说，“我说对得上。”

　　燕伯看着他。“账本是我交给警察的。” 他说，“上个月我在电话里跟你讲过。”

　　“我知道。” 父亲说。

　　他没有往下讲，燕伯也没有再问。两个人隔着那张写字台坐着，谁都明白了。

　　“我儿子十六岁就一个人住，我一年见不了他几回，他交了什么朋友，我不知道。” 父亲过了一会儿才说，

　　“这些都是真的，扬。别的，我没有讲。”

　　他往椅背上一靠。

　　“那个男孩这么讲，算是他做过的最理智的一件事。”

　　燕伯一下子就想起上个月那个礼拜六，他靠在电话亭的玻璃上，脚边放着一袋印着红公鸡的米，跟父亲要请律师的钱。父亲在那边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吐出来，说这是你这一年做的最理智的一件事。

　　“他替你把事情挡下来了。”

　　父亲说，“你知道窝藏是什么罪？你今年十八了，不是小孩子了。这事要是沾上你，学校会知道，你以后做什么，都会有人翻出来。他让你干干净净地脱身，你该领他这个情。”

　　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名片，推到桌子边上。“这是我一个病人的弟弟，做刑事案子的律师。检察官要是再找你，你叫他陪你去。钱你不用管。”

　　燕伯看着那张名片，没有去拿。

　　他把手伸进外套口袋里，拿出另一张名片，是昨天晚上黄律师给的，上面印着坚尼街那个中心的名字和电话，背面是她手写的一个号码。他把这一张放在父亲那一张的旁边，也推到了桌子中间。

　　“我有律师了。”他说。

　　父亲低头看了一眼。“什么地方的？”

　　“坚尼街。礼拜五晚上有义务律师坐班。”

　　“免费的？”

　　“免费的。” 燕伯说，“她会讲广东话，也会讲普通话。今天上午她陪我去了一个证人家里，那个证人讲什么，只有她听得懂。”

　　父亲看着他，没有说话。

　　“检察官下回再打给你，” 燕伯说，“你叫他打这个号码。我十八了，我的事我自己讲。你别再替我说话，也别替我撒谎。”

　　“扬。”

　　“还有罗森的钱。” 燕伯说，“我会还你。”

　　父亲愣了一下，又像是要笑。“你拿什么还？”

　　“我存的钱。” 燕伯说，“这一年多你每个月寄来的支票，我花不完，都存了一些。不够的，我以后自己挣。每一笔开销我都记了账。”

　　“那套房子，租约是我签的。”

　　父亲说，声音低了下去，“房租也是我交的。”

　　“我知道。” 燕伯说，“你要退的话，跟我说一声就行，我马上搬。”

　　父亲没有再说话。

　　外面的哭声高了起来，艾琳抱着小孩从书房门口走过去，又走回来，嘴里哼着一支什么歌，哼得断断续续的。

　　过了好一会儿，父亲才开口，声音放平了。

　　“那你想怎么样？去检察官那里，告诉他们那个男孩讲的是假话？扬，你要是去了，他那些话就白讲了。”

　　“华龄儿那句话保不住我。” 燕伯说，“也保不住他自己。”

　　他把那张收据从钱包里拿出来，摊在桌上，推到父亲面前。

　　“三月二号我去分局送账簿，这是警探给我开的收据。上面有他的签名和警号。复印件是谁送去的，他那边也记着。礼拜四华龄儿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个警探就坐在桌子那头。”

　　他停了一下，“华龄儿的律师说过，检察官会一句一句去查。只要查出一句是假的，华龄儿讲的别的话，也就没人信了。这一句，一查就查得出来。到时候梁叔的律师会对陪审团说：这个人连这个都撒谎，他讲梁叔的那些，你们还信吗？”

　　父亲低头看着那张收据，没有出声。

　　“我去讲实话，不是跟他对着干。” 燕伯说，“我得抢在梁叔的律师前头，自己把假话先说了。我先讲了，检察官就知道，华龄儿那么说是为了护着我。但是要是让别人查出来，那就成了他在撒谎。”

　　“这些......这些都是谁跟你讲的？”父亲说。

　　“没有人跟我讲。”燕伯说，“我去图书馆翻了刑法。”

　　父亲抬起头来看着他，看了很久，好像头一回看清楚坐在对面的是谁。

　　“你知道我怕的是什么吗？” 燕伯说。

　　他把收据收回来，夹回钱包里，两只手撑在写字台边上。

　　“我怕的不是他撒谎。他以前也撒过，他说他不喜欢男人，他说他利用我，我都当过真，当完了，也就过去了。我怕的是他真的这么想。”

　　“他觉得要对一个人好，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己跟那个人的事全部毁掉，毁得干干净净的，让那个人什么都没有，然后自己一个人去担。”

　　“我倒是知道他怎么想的，他以为这样才叫好。”

　　他停了一下。

　　“他跟检察官讲，我那里有床，有饭，有暖气。他讲得很清楚，一样一样讲，讲完了，那间屋子里就只剩下床，饭，暖气。”
　　“然后呢？所以呢？”
　　“碗架上倒扣着的两只杯子呢？没了门上的链子呢？没了，厨房那盏灯呢？也没了。”
　　“我要是也跟着这么讲，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外面的哭声停了一下，又响起来，这一回近了。艾琳抱着小孩站到了书房门口，脸上有一点慌，说孩子是不是发烧了，你来摸摸看。

　　父亲站起来走过去。他先把手在毛衣上擦了一下，才伸过去，拿手背贴了贴小孩的额头，又把手掌翻过来，托在小孩的后颈上，托了一会儿，拇指在那里抹了两下。小孩的哭声小了下去，抽抽搭搭的。父亲说没烧，是牙，给他一点凉的东西咬着。

　　燕伯坐在那里，看着那只手。

　　那只手很干净，指甲剪得很短，指节有点发红，是一天洗几十遍手洗出来的。那只手托在小孩的后颈上，托得那么轻，好像底下是一样一碰就要碎的东西。

　　燕伯看着看着，忽然想起礼拜四以前的那些夜里，自己把手放在那个人后颈上，也是这样放的，放了一夜，也不敢用力。他以前从来没有想过，这些习惯，是从哪里来的。

　　艾琳抱着孩子走开了。父亲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背对着他，才转过身来，走回写字台后面，坐下。

　　他把自己那张名片拿回来，放回抽屉里，又把黄律师那张拿起来，看了看，夹进自己的皮夹里。

　　“如果下回，他们打电话来，” 父亲说，“我叫他们打这个号码。”

　　“谢谢。” 燕伯说。

　　父亲点了一下头，低下头去，过了一会儿，又说了一句，声音很低，燕伯差一点没有听清。

　　“你妈妈那个人，也是这样的。”

　　燕伯从书房里出来。艾琳坐在客厅的沙发上，那个小孩趴在她肩膀上，嘴里咬着一只冰过的塑料圈，已经不哭了，眼睛半睁半闭的。看见燕伯，他把那只塑料圈从嘴里拿出来，朝燕伯伸了一下手，伸得歪歪扭扭的，口水亮晶晶地挂在手指头上。

　　艾琳说，他喜欢你的头发。

　　燕伯走过去，弯下腰来，让那只手在自己头发上抓了一把。小孩抓住了，攥得很紧，攥了一会儿才松开，咯咯地笑了一声，又把塑料圈塞回嘴里去了。

　　出了楼门，天阴了下来，风从中央公园那边刮过来，带着一股潮气。他没有坐车，沿着公园往南走，走了二十多条街，胸口让那个皮夹克怼过的那一块，走着走着就不疼了。

　　回到四楼，他挂上门链，开了厨房的灯，在桌边坐下来，把那份折了好几折的纸摊开。第一行，律师，后面他打了一个勾。第二行，老林，他把林德水三个字的拼音和生日抄了上去，又在底下添了陈姨老公的名字。然后他另起了一行，写下那辆旧丰田的车牌，写下十点零七分，写下二百一十五条。

　　写完了，他坐在那里，看着那一张纸，看了很久。

　　那天夜里他躺在床上，躺在外面那一半，靠墙那一半空着，那只枕头上压出来的窝还在。

　　他侧过身子，把一只胳膊伸过去，平平地搁在那一半的床单上，手心朝下，就那样搁着。

　　床单是凉的，搁了很久，也没有焐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