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山无灯》迟燃

79、第 79 章 笔录

　　母亲是礼拜天下午回德国的。走以前她又来了一趟，在桌边坐了半个钟头，把罗森律师的电话、事务所的地址、检察官办公室的地址，一样一样抄在一张纸上，压在电话底下，又跟燕伯说了几句德语。说的什么，华龄儿听不懂，燕伯也没有讲给他听。她走到门口，跟上回一样替燕伯把衣领翻好。

　　跟上回不一样的是，她又转过身，对华龄儿点了一下头，说了一声保重。

　　华龄儿说，谢谢太太。

　　那以后的几天，两个人谁也没有提罗森讲的那句话。燕伯照常去上学，华龄儿照常去东百老汇后面看陈姨，天黑以前回来，进门先把门链挂上。晚上吃了饭，燕伯在桌边写作业，华龄儿坐在对面，把罗森那边寄来的那几页纸拿出来，一行一行地看，看到不认得的字，就拿笔在底下画一道，画完了也不问。燕伯看见了，就伸过手去，把那个字念给他听，告诉他是什么意思。华龄儿听完了，点一下头，接着往下看。

　　礼拜一下午燕伯没有回家，放了学就去了钱伯斯街，在法援处那间屋里排了一个多钟头的队。轮到他，接待他的还是那个戴银耳环的女人，她大概不记得他了。他没有讲华龄儿，只问了一件事：一个人要是让移民局带走了，外面的人怎么才能知道他关在哪里，什么时候会让人送走。

　　女人拿笔在一张便条纸上写了两个电话号码，说要先有那个人的全名，生日，最好还有移民局给他的那个编号，没有这些，电话打过去也没有人理你。燕伯把这几样一样一样记在那张折好的纸上，记在L，I，N后面。

　　那天晚上他问华龄儿，老林叫什么名字。

　　华龄儿抬起头来看着他。“你问这个做什么？”

　　“找他。”

　　华龄儿看了他一会儿，说：“我只知道叫老林。街上的人都这么叫。” 他停了一下，又说，“陈姨应该知道。”

　　燕伯就在那张纸上写下了陈姨的名字，是照着罗森那几页纸上的拼法写的，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写完了，又在旁边画了一个圈。

　　夜里两个人睡在一张床上。

　　华龄儿还是往右边侧着，左边肩膀朝上，脸朝着外面，燕伯就睡在外面那一半，把胳膊垫在他脖子底下。华龄儿比以前睡得快了，有时候燕伯还没有关灯，他的呼吸就已经沉下去了。燕伯不关灯，就那样看着他，看他眉毛里那道疤，看他压在枕头上的那半边脸，看到后来，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礼拜四是四月一号。

　　这天他们去了霍根广场一号的检察官办公室。

　　那是一栋灰色的大楼，门口有安检，跟学校的一样，要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进一只塑料盒子里，从机器里过一遍。华龄儿掏出来的是那只塑料皮夹和几个硬币，那把折刀早就不在他身上了，是前几天他自己交给罗森的，用一张报纸包着，包了三层。

　　燕伯掏出来的是钥匙和钱包。

　　守门的警察看了他一眼，看的是他的头发，然后挥挥手，叫他们过去。

　　罗森在楼上的电梯口等着他们。她把华龄儿叫到走廊的另一头，两个人站在窗户底下讲了很久，讲的什么，燕伯听不见，只看见罗森一直在说，华龄儿一直在听，后来华龄儿说了一句什么，罗森摇了摇头，华龄儿又说了一句，罗森就不摇头了，看着他，看了一会儿，把眼镜摘下来，挂回胸口。

　　她走回来，对燕伯说：“你在这里等。里面只能进律师和他本人。”

　　燕伯说好。

　　走廊里靠墙摆着一排木头长椅，燕伯就在离那扇门最近的一张上坐下了。门是木头的，上半截镶着一块磨砂玻璃，玻璃上印着一个房间号。华龄儿跟着罗森进去以前，在门口停了一下，没有回头，就进去了。门关上了，没有关严，留着一条缝。

　　里面有好几个人。

　　燕伯从那条缝里看见一张长桌，桌子一头坐着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穿白衬衫，打着领带，是助理检察官；
　　他旁边坐着一个女人，面前摆着一台机器，是记录员；
　　桌子另一头坐着那个警探，还是那件灰夹克，腰上别着呼机。

　　华龄儿坐在长桌的这一边，背对着门，罗森坐在他旁边。

　　开头问的都是燕伯礼拜四在罗森那里听过的。名字，生日，什么时候到的，跟着梁叔做什么。华龄儿一样一样地答，答得跟那天一样短，一样平。检察官问得很细，一件事要问好几遍，从前面问一遍，又从后面问一遍，要看他两遍讲的一样不一样。

　　燕伯坐在长椅上，听着门缝里漏出来的声音。走廊里有人走过去，皮鞋底踩在水磨石地上，嗒嗒地响，他就听不清了，等那个人走远了，才又听得清。他把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坐得笔直，眼睛看着对面墙上的一张地图。

　　问了一个多钟头，检察官把话头转了。

　　“你说你从一月底起，就住在东边那栋楼的四楼。”

　　“是。”

　　“那间公寓是谁的？”

　　“一个学生。他爸爸的房子，他一个人住。”

　　“你跟他是什么关系？”

　　门里面静了一下。燕伯坐在长椅上，手心一下子就湿了。

　　“没有关系。” 华龄儿说。

　　“没有关系，他让你住在他家里？让你把梁耀祖的账簿放在他家的枕套里？”

　　“他不知道那是什么。”

　　“他不知道？”

　　“他看不懂中文。” 华龄儿说，“我跟他讲是我的东西，叫他不要动，他就没有动。”

　　燕伯坐在那里，脑子里嗡的一声。

　　“你们怎么认识的？”

　　“前年冬天，我在他家窗户外面躲过一回。” 华龄儿说，“我看见他一个人住，屋里什么都有，没有人管他。后来我就常去。”

　　“为什么常去？”

　　“他那里有床，有饭，有暖气。” 华龄儿说，

　　“警察不会去查那种地方。他是白人，他爸爸是医生。东西放在那里，比放在哪里都安全。”

　　检察官停了一下，又问：“他知不知道你在替梁做事？”

　　“知道一点。我跟他讲，我在街上帮人看摊子。”

　　“他有没有帮你藏过东西？有没有替你做过什么？”

　　“没有。” 华龄儿说，

　　“是我利用他。他一个人，没有朋友，我对他好一点，他就让我住。他什么都不知道。”

　　燕伯坐在长椅上，一动也不动。

　　这句话他听过的。不是这句，是跟这句一样的话。十二月里赵六站在门口，拿烟指指华龄儿，再指指地板，一个词一个词地说他天天来这里，华龄儿看着赵六，用英文说他不喜欢男人。燕伯那时候当真了，夜里躺在沙发上想了很久，想的是自己到底算什么。一月里他问他你有没有利用我，华龄儿看着他，说有。那一回他也当真了，坐在桌边，两只手攥在一起，攥得生疼。

　　他当真了好几回，每一回都当真。

　　这一回他知道是假的。

　　华龄儿刚才在走廊那头跟罗森讲的是什么，罗森为什么摇头，又为什么不摇了，他现在都猜得到了。他知道他讲这些话，是为了让检察官把他燕伯从这件事里拎出去，让他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有做过，只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孤单小孩，让人骗了。他知道这是在护着他。他全都知道。

　　可是他坐在那里，那句话还是一个字一个字地钉进他心里。他一个人，没有朋友，我对他好一点，他就让我住。

　　燕伯把两只手从膝盖中间抽出来，平平地按在长椅的木板上，按得很用力。他想站起来，推开那扇门，走进去，对那个打领带的人说不是这样的。他知道那几本账簿是什么，那张楼面图是他亲手复印的，复印了两份，一份交给了那个穿灰夹克的人，就是坐在桌子那一头的那个人，收据现在还夹在他的钱包里。

　　他想说，那天夜里在床和门中间的地板上坐了一夜的是他，每天晚上给他换药的是他，等门的是他，留灯的也是他。

　　他想说他不是不知道，恰恰相反，他什么都知道。

　　他没有站起来。

　　他要是推开那扇门，华龄儿刚才讲的那些就白讲了。他坐在那里，按着那块木板，一直按到手腕都酸了。

　　门里面，检察官又问了几句，问的是日子，华龄儿答了。然后是记录员那台机器咔嗒咔嗒地响了一阵，停了。

　　“你知道他在外面吗？” 检察官问。

　　燕伯的手一下子攥紧了。

　　过了好一会儿，华龄儿才说话。

　　“知道。”

　　“你刚才讲的这些，他都听得见。”

　　“我知道。” 华龄儿说，声音一点也没有变，“我讲的是真的。”

　　燕伯低下头，看着地上的水磨石。水磨石上有一块一块的白点子，黑点子，他一块一块地看过去，看到眼睛都花了。

　　他听得见。华龄儿知道他听得见。门是他自己没有关严的吗？还是罗森？燕伯不知道。他只知道华龄儿坐在那里，背对着这扇门，背对着他，一句一句地讲，讲给检察官听，也讲给他听。

　　那些话不是要骗他，是要他记住，到时候有人问起来，他就照这个讲。

　　又过了半个多钟头，门开了。

　　先出来的是警探。他看见燕伯，脚步停了一下，好像想起了什么，冲他点了一下头，没有说话，往走廊那头去了。燕伯看着那件灰夹克的背影，想起分局那天下午，就是这个人坐在柜台后面，拿圆珠笔在那张表格上写，账簿复印件一份，楼面图复印件一份，手写名单复印件一份，最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个人知道簿子是谁送过去的。刚才华龄儿讲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个人就坐在桌子那一头，一句话也没有说。

　　跟着出来的是罗森，脸上什么也看不出来。她走到燕伯跟前，弯下腰，把声音压得很低。

　　“他今天不能跟你回去了。”

　　燕伯抬起头来看着她。

　　“检察官要先把他留下。” 罗森说，“他自己讲了那么多事，有几件够得上起诉，检察官不能当没听见。还有移民局那边，已经知道他了。我会去谈，谈保释，看看能不能换个地方。今天估计是不行了，这个礼拜大概也不行。估计一直要等到大陪审团那边排好了日子才行，在那以前，他得一直呆在里面。”

　　“在哪里？”

　　“下城的看守所，白街上。” 罗森说，“过几天我替你问探视。你不是家属，要另外申请。”

　　燕伯点了点头。他想问那要多久，嗓子却紧得说不出话来。

　　罗森直起腰来，看了看那扇门，又低下头。

　　“他让我跟你讲一句话。” 她说，“他说，你家里那些东西，什么都不要动，有人问，你就说不知道。”

　　燕伯坐在那里，过了很久，才说：“我听见了。”

　　他没有说好。罗森看了他一眼，也没有再讲什么。

　　门里面又出来两个人，是穿制服的法警，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中间是华龄儿。

　　他的两只手垂在身前，手腕上什么也没有，可是那两个法警一边一个，跟得很紧。他身上还是早上出门时那件旧棉外套，领口那颗扣子扣得好好的，刘海挡着半边眼睛。

　　他从燕伯跟前走过去，没有停，也没有看他。

　　燕伯站了起来。

　　走到走廊拐角的时候，华龄儿回过头来，看了他一眼。只有一眼，很短，燕伯还没有看清楚，他就已经转过去了，跟着那两个法警拐进了另一条走廊。那边有一扇门，开了，又关上了。

　　燕伯站在长椅前面，站了很久。

　　罗森在他旁边说了几句话，说她明天打电话，说叫他先回去，说别做傻事，他都说好。

　　罗森又说，他自己也要有一个律师，她是华龄儿的律师，两个人的事她不能一起管，要是他愿意，她可以去问问他父亲那边有没有认识的人。

　　“不用。” 燕伯说，“我自己找。”

　　“找谁？”

　　“我知道去哪里找。”

　　罗森看了他一会儿，没有再问，从包里拿出一张名片，在背面写了检察官的名字和电话，递给他，说找到了，叫那个人直接打这个号码。

　　他是一个人坐地铁回去的。

　　出了站，天已经暗了，街上的灯一盏一盏地亮了起来。他上了四楼，开了门，伸手要去挂门链，手抬起来了，停在半空中，又放了下来。

　　屋里跟早上走的时候一样。桌上摊着罗森那几页纸，纸上有好几个字底下画着一道，是华龄儿画的。卫生间的镜子底下放着那管药膏。卧室里那张床收拾过了，被子叠好了，两只枕头并排放着，靠墙那一只上面有一个压出来的窝。

　　燕伯没有开大灯，只把厨房那盏开了，然后进了卧室，在床沿上坐下来，坐在外面那一半。

　　他坐了很久，才伸手把靠墙那只枕头拿过来，放在膝盖上，两只手按着，按得很轻，好像底下还压着那只铁盒，一用力，就会当的一声。

　　他一个人，没有朋友。我对他好一点，他就让我住。

　　燕伯把那只枕头抱起来，脸埋在上面，闻见了一点肥皂味，还有一点那个人头发上的味道。

　　他就那样埋着，一动也不动。他没有哭，只是喘不上气来，喘一口，停一下，再喘一口，跟那天夜里在桌边压着那口气的时候一样，压了很久，才压下去。

　　等胸口稍微平复了一点，他才把枕头放回原来的地方，按了按那个窝，站起来，走到外面桌边坐下了。

　　他从钱包里抽出那张收据，摊在桌上，又把外套口袋里那份折了好几折的纸拿出来，一起摊开。收据底下是那个警探的签名，旁边是警号，再旁边是日期。燕伯看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一个念头才慢慢地清楚起来。

　　那句话是保不住的。

　　罗森上礼拜四讲过，检察官会去查，查出来一件没有讲的，讲的别的话就都没有人信了。他什么都不知道，这一句就是查得出来的。警探手里有这张收据的另一半，上面写着复印件是谁送去的；那家复印店的店员也许还记得一个白头发的人，夜里在最里面那台机器跟前站了一个多钟头。

　　等到哪一天梁叔的律师坐下来翻卷宗，翻到这一页，再翻到那一页，就会站起来对陪审团讲，你们看，这个人连这一句都撒谎，他讲梁叔的那些话，你们还能信吗？

　　到那时候，华龄儿替他挡下来的这一句，就会掉过头来，砸在华龄儿自己身上。那时候就什么都完了。

　　燕伯把那份纸翻过来，在背面空白的地方，用英文一行一行地写。

　　一，律师，自己找。

　　二，老林，全名，生日，关在哪里，什么时候送走。去问陈姨。

　　三，收据。警探知道。

　　写到第四行，他的笔停了一下，才写下去。

　　四，不跟着他讲假话。

　　他把这四行又看了一遍，把纸折好，跟收据一起放回钱包里，放在最里面那一格。

　　今夜，厨房那盏灯，他一夜都没有关。